学文网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郁达夫、、、杨贤江、***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教育；外国教育
中***分类号：G5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214-02
一、单中惠教授的《走进世界一流大学》专题讲座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卓越影响
第一，崇高的学术声誉。在每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它们基本上都在前十位；第二，顶尖的国际知名度。这四所世界一流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顶尖的国际知名度，是世界学术的神圣殿堂；第三，悠久的学术传统，牛津大学最独特的传统就是学院制度和导师制，剑桥大学实行独特的学院制，哈佛大学培养各种精英人才，耶鲁大学以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而闻名；第四，不断增强的创新力牛津大学往往学科范围拓展到现代人文学科和现代科学领域。剑桥大学创立了“大学+企业”的教学新模式。哈佛大学在课程改革上、建立管理捐赠基金的商业公司上、任命女性校长上也不断变革。耶鲁大学在多元化的环境下，表现出较强的兼容性和适应性。
（二）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根本条件
世界一流大学在办学理念、学科发展、师资生源、教育资源、大学治理、校长职能、国际化、悠久历史等八个方面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牛津、剑桥、哈佛、耶鲁这四所大学的校训分别是：上帝乃知识之神（智慧之光的聚合点），此乃启智与求知之地，与真理为友，光明与真知；它们都重视重点学科的发展，并带动不同学科的全面发展；它们都拥有优秀的师资和生源；这四所世界一流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拥有卓越的校长；它们具有以培养世界领导者和不断发展人类知识为己任的使命感，在招生、课程、教授招聘等方面进行国际化，以顺应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经济和文化联系不断紧密的时代潮流；它们都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最长的牛津大学有800多年，最短的耶鲁大学也有300多年。
（三）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深刻启迪
这四所世界一流大学典范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历史的积淀，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种积淀转化为熏陶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无形动力，成为大学发展长盛不衰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支柱；他们需要秉承传统并形成发展特色，这不仅为它们的精英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且也为它们的高水平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确立学术自治地位，只有在学术自治下，新思想和新成果才能层出不穷，不断推动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它们需要跟随时代不断创新，创新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动力，随着时代和世界的变化，它必须跟随着变化，并加快其改革步伐；它们需要具有国际化，这四大学面向全球招聘一流教师和管理人才、招收国内外最优秀的学生、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同时在世界范围开展合作和研发，扩大在全球的学术影响力。
二、孙德玉教授关于2012年全国教育史年会总结报告
2013年5月25日下午，孙德玉教授就去年在湖南长沙举行的全国教育史年会的主要内容向大家做了详细的报告了。
（一）关于转型期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议题的研讨
北京师范大学郭法奇教授提出《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思考》，他认为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国际表达”和“国际合作”两个方面。16日第一场报告中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关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研究，指出中国教育史研究要逐步走向国际化，同时，需要将国际上的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引入中国本土。刘教授以科举研究为例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作了重点阐释，认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主要包括研究内容的国际化与学术活动国际化，并指出教育史学研究者要树立国际化意识、拥有国际化视野、选择国际化议题、引用国际化注释等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采关于《论全球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周教授指出：“全球史”是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全球史在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许多新观点，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有诸多挑战和启示。
（二）关于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问题研讨
1.关于教育史学科理论研讨
在16日的报告中关于教育史学科理论研究的主要有第一场报告中的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关于《教育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考》，第二场报告中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述胜关于《切近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教育史研究》，西南大学教授廖其发关于《论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路书红关于《论生活史研究对中外教育家研究的价值》。
在17日的讨论中关于教育史学科理论研究的主要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杜成宪教授提出了《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三次视角下移》，分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49年至“”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间。西南大学彭泽平教授把其对教育史学科状况的反思做了简要的汇报，认为目前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科体系的地位十分堪忧，并认为目前教育史研究不一定要有启示这一环节，不要硬性把过去和现实对接，而应着力保持教育史研究的原创性。张学强教授就教育史研究究竟是应该追求“真”，还是自己追求“启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教育史研究应着重追求“真”。
2.关于中国教育史的研讨
16日第二场报告中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建辉关于《“国学”发展三十年――基于1981―2010年间我国国学***书的统计分析》，第三场报告中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建***关于《区域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思考》，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王雷《转型期中国“社会教育”与“社会的教育”的论争及其破解》，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栗洪武《学校教育高于生活的品质及其教育学意义》。第四场报告的是中央教科院研究员方晓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提出与进展》，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元宵《略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失根于辛亥***》。
17日的讨论中关于中国教育史的有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黄仁贤教授从转型期中的本土化角度作了《社会转型视角下的福建船***教育研究》的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勇教授作了《作者考》的发言，通过多方考证认为该书作者是区适子，而非人们常说的王应麟。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商丽浩老师作了《教育财***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变迁》的发言，认为应加强教育财***史研究。江南大学蒋明宏教授作了《明清无锡华氏家庭教育探胜》的发言，认为无锡华氏家庭教育对我们现在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问题有着有益的启示。
3.关于外国教育史的研讨
16日第一场报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保星关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合”》，第二场报告中的河北大学副教授荣艳红《从“小众化”到兼顾“大众化”――试论外国教育史学科文化传播功能的重建》，第四场报告中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傅林《不能被忽略的一段历史：1607年以前的北美教育》，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易红郡《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大学的变革：以德、法、英三国大学为例》。
17日讨论中关于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有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单中惠教授以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四所著名大学为例，做了《试析世界一流大学典范的卓越影响及启迪》的发言。广西师范大学徐学莹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易红郡教授、浙江大学赵卫平副教授就如何推进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四）关于研究生教育的研讨
17日报告中洪明教授围绕如何培养教育史专业研究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相关教学应侧重方***的指导，应加强与历史学科的联系。安徽师范大学孙德玉教授从教育史在教育学专业中的学科地位提出了加强教育史研究与注重教育史学科教学的重要意义，介绍了安徽师大教育学本科专业导师制、读书指导、专业论坛等创新做法。
三、关于大会提交的论文分析
大会提交论文总结此次大会共提交了34篇论文，根据中外教育史分类，有16篇关于中国教育史，10篇关于外国教育史，5篇中学校长关于学校建设和校长成长，2篇中外教育比较和1篇关于高校教育招生问题。由于此次参会的有各个高校的教授、研究员、硕士研究生还有部分对教育史感兴趣的中学的校长，所以提交的论文除了关于中外教育史的，还有关于学校教育历史演进和学校建设发展的。
（一）关于安徽省历史名校与本土教育家研究
大会提交论文中关于中国教育史的文章中关注的是我们省内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杨克贵的《陶行知与安徽教育》，从他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原来我们都未曾了解的历史事件。还有安师大教授孙德玉《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及现代启示》，他介绍了陶行知生活德育目标论、内容论、过程论和途径论内容及对现代的启示，安师大研究生丁宇《论冯玉祥的大众教育思想》，郑梦雪《张治中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启示》，许露《再议孙家鼐“中体西用的教育思闲》。还有关于其他教育家的论述，如陆******官学院的副教授杨家余的《***事教育思想略述》等。
（二）关于其他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制度的研究
1.有关中国教育史的文章总结
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关于教育制度的论述主要是集中于对科举制的分析，安师大李宜江副教授的《论科举的精神》，科举制人才选拔的程序公正、唯才是举的标准适切、向民间开放的阶层间流动性和激励万众的***治凝聚力，夏益***老师的《袁世凯主张废除科举制度的原因》，研究生李晓雯的《浅析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
2.有关外国教育史文章的总结
有关外国教育史的文章主要也是集中在国外各高校的制度史与人物思想史的研究之上。首先就是我们省内专业委员会会长朱镜人教授与国内知名教育家善中惠教授合著的《〈伟大教育家的学说〉：一部西方教育思想史的经典之作》，不仅介绍了此书的内容还指出了其写作的优点。安师大姚运标副教授《中世纪教会教育的类型及影响》，文章内容翔实，介绍了中世纪教育的三种类型及其教育教学的详细内容，以及中世纪教会的影响等等。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治家杰斐逊、印度***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
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4]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5(2)：62—66．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治家杰斐逊、印度***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郑双阳．美国教育史学界最新研究动态考察——近五年《美国教育史期刊》刊***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6n1．um．m2004—3—11／2005—04—02．
[2]肖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考察——对近五年{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EB／OL]，http：／／jckc．2004-03—11／2005—04—02／
[3]周愚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J]．国立台湾师大学报(教育类)，2004，(1)：91—102。
[4]洪明．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基于外国教育史学科著作类出版物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05(2)：62—66．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学；中学教育
中***分类号：G6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01-0023-05
中学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是连接小学和大学的重要桥梁。中学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整体水平。我国的“中学”是在西方影响下而产生的，因为中国古代教育中只有大学和小学之分。民国时期有学者指出：“中学一名词为近代产物，至新教育时代方始采用；而‘大学’、‘小学’在上古时即为国都的学校之名称。”[1]122百余年来，中学教育的研究涌现出了大批成果，且关涉到中学的诸类专题。笔者试***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两个时期梳理、评述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的学术发展史，以期为当今的民国中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线索、指明研究方向、发掘新的研究疆域。
一、1949年以前中学教育的研究状况
（一）以“中学教育”为题的相关著作
民时期研究中学教育的学者，当首推廖世承。他编写了《中学教育》一书，该书是第一本专门论述中学教育问题的著作。在书的序中他发表了编写该书的缘由：“我国关于中学教育的讨论，尚没有刊行过什么书籍。研究的人，很少一种参考。”[2]1该论著分为两编，第一编专事讨论中学教育原理，第二编为中学教育行***及组织。张文昌《中等教育》[3]一书，是继廖世承所编写的《中学教育》之后一本系统论述中学教育的著作。该书分别对中等教育的意义、目标与功能，我国中等教育的沿革、欧洲苏俄国家的中等教育鸟瞰、中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的关系、中学生、课程、训育、课外活动、学业与就业、教师、校长、行***效率、经费等专题进行了细致介绍。邰爽秋编著了《中学教育之理论与实际》[4]，该书收集了著名的教育研究专家的论文，包括廖世承、舒新城、郑西谷等人，分别就中学教育通论、目标、史略、学制、组织、人员、课程、训育、各国状况、重要法令分别进行论述。1949年，袁伯樵的《中等教育》[5]出版，论述了中等教育的功用、目的、范围和使命、学制、中等教育的演进历程、中等教育之学制、中等教育课程、行***，并设置了五章的内容专论中学生的情绪卫生、身体生长、个性发展等，是一本比较系统论述中等教育的专著。
（二）以“中学教育”为题的相关论文
除了专门论述中学教育、中等教育的专著之外，关于中学教育的文章散见于期刊杂志抑或资料汇编。舒新城《中国中学教育之分期》一文，把1896-1926年中学教育发展史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期为中学启蒙期，第二期为建立学制统系期，第三期为清代教育积极推行期，第四期为文实分科期，第五期为民国教育革新期，第六期为添设工部注重职业教育期，第七期为三三制期，第八期为四二制期。”[6]陆殿扬的《民国十年之中学教育》[7]，从选课制、女子中学教育机会、求知欲发达三方面概括民国十年来的中学教育特点与概况。林励儒、程时的《中国之中等教育》[8]一文，梳理了1903-1922年期间中等教育之宗旨、中等教育之学制、中等教育之课程、中等教育之教授法、中等教育之训育、中等教育之师资。吴自强的《二十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9]从中学教育宗旨之变迁、治学制度之沿革、中学训导之趋势、中学毕业会考问题等方面评析中学教育发展概况。曾毅夫的《近代中国中学课程变迁之史的研究》[10]指出中国的中学教育胚胎于前清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之创办南洋公学，正式起源于光绪二十七年钦定学堂章程时，实行于光绪二十九年奏定学堂章程时。至宣统元年文实分科为一变，辛亥***后，取消文实分科注意普通陶冶又为一变，民六选科制度发生，至民国十一年新学制课程标准通过又为一变。中学课程也因中学教育之变迁划分为清末、民国两大阶段。1923年，廖世承编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一文，他把中学教育发展史划分为两大时期，“自清光绪帝二十七年，钦定学堂章程至满清灭亡之日为第一时期，自民国元年至于今又为一时期。”[11]他把这两大时期又具体分为五个小的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学校改革、学校统计、重大制度等进行详细总结陈述。之后他又发表了《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12]，主要探讨了三十五年来师范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女子教育问题、课程问题、普及体育、训练公众民众习惯等专题。1935年他发表了《十年来之中国中等教育》[13]，该论文从问题史的角度切入，从生产教育问题、教育宗旨问题、中学课程问题、中师合并问题等方面揭示十年来中学面临的教育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学者对抗战以来的中学教育发展史进行概述。如李之鸥《抗战十年来中国的中学教育》[14]，该文主要以1937-1947为时间段，从中学教育的目标与方针、学制与设置、课程与教材、训育、设备、师资、学生生活等方面系统揭示出十年来中学教育发展概况。朱有的《抗战时期我国之中等教育》[15]，则从教育目标、方针、课程、训育、师资等方面进行呈现。1937年以后，很多研究者以战时中学教育为题，抗战时期中学教育的性质、制度、课程等。戴应观的《抗战期中的中学教育》[16]，沈灌群的《战时中学教育之检讨》[17]，金以恭的《战时中学教育》[18]，林本的《战后中国的中学教育》[19]等。
由以上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一方面，关于中学教育发展史的成果零散单薄。中学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专著甚少，更多集中于论文的形式。另一方面，关于中学教育史的研究大多是以10年、20等短时期为时间段，对教育问题进行相关论述，并且多是从专题史的视角切入，如教育宗旨、教育制度、中学课程、中学教学、训育问题、教育问题、中学教育分期等。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学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较为深入细致、有理有据，探讨的同时多附以统计数据，但是更多集中于制度层面的解析，缺乏微观层面的描述。
二、1949年以后中学教育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学教育史的研究。如师唯三的《三年来的中学教育》[20]一文，主要对1949-1951年以来中学教育发展概况进行陈述，但带有很强的***治色彩。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教育史的研究基本处于起步、开展、恢复的阶段。研究的高潮期集中在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学教育史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况。
（一）中学教育发展史的研究
王伦信的《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21]一书，对于中学教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该书从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课程设置与实施、训育理论与实践及中学教育的发展状态等进行了系统考察。该书的局限性表现在仅选取了几个专题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教学、教材、管理等研究、微观层面制度尚未涉及。此外，该作者还编写了《新中国中学教育改革研究》[22]，对新中国之后的学制、课程、教师、高考等进行了梳理。谢长法主编的《中国中学教育史》[23]，可以称为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中学教育史专著。全书以“中学教育近代化”为线索，从中学的传入起笔，对民国时期中学教育曲折的发展、嬗变，就中学教育宗旨、中学教育体制、中学教育立法、中学“男女同学”，乃至中学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专题，作了全面的论述说明。刘虹、魏会茹的《近代中等教育的演进》[24]，论述了从清末民初中等教育的奠基到五四前后中等教育的变革的发展历史。叶健馨的《抗战前中等教育之研究（1928-1937）》[25]一书，主要集中于训***时期中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分别论述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中等教育的整顿计划、中等教育的改革等问题。卢红玲的《民国早期中学教育研究（1912-1927）》[26]，李松丽《南京国民***府时期中学教育研究（1927-1949）》[27]，解析了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的文实分科、男女同学、学制改革、学校经费等，总结出民国时期中学教育发展的得与失。
除了整本书专论中学教育史的著作外，一些断代史、通史当中也有部分章节论述中学教育的发展史。如李华兴的《民国教育史》[28]，专设“中等教育”一章，阐述清末民初、五四前后、抗战前国民***府时期、抗战时期及战后中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状况。熊明安的《中华民国教育史》[29]，记述了南京临时***府时期、北洋***阀***府时期、***府时期几个阶段的中等教育概况。在相关的教育通史中，也有少量关于民国中学教育的研究。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于述胜著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7卷[30]，在第三章三民主义教育制度中分设一节，论述中学教育制度。毛礼锐、沈灌群等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4、5卷，王炳照、田正平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6卷、王炳华、董宝良《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7卷等著作都有相关论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学教育的论述，受篇幅所限，对民国时期教育发展概况仅做扼要介绍，并未深入展开，如对某项中学制度学校实施的过程、落实的程度、师生的反应等涉及较少。
（二）个案中学、教育家办学的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名校丛书[31]，选取了20世纪20、30年代的著名中学，并对这些中学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描写。该套丛书全面记述了办学的指导思想、规章制度、课程教材教法、教育教学活动、学生活动等，生动活泼地反映了这些中学办学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教育家的中学教育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廖世承、张伯苓、舒新城、经亨颐等著名人物。王利霞的《廖世承中学教育思想初探》[32]一文，对廖世承中学教育思想的本体内容进行探源，并阐析廖世承中学思想形成的成因和影响。陈晗的《舒新城中学教育思想研究》[33]，从中学课程、中学教学、中学德育思想三方面解读舒新城的中W教育思想，并指出其思想的进步意义及缺陷。刘彦君的《张伯苓中学办学理念初探》[34]，主要从学制课程、学校管理、体育、训育、课外活动、校园生活、校园文化等方面展现了张伯苓中学教育思想的内容。李媛媛的《经亨颐和春晖中学：“纯正教育”思想观照下的办学实践》[35]，论述了经亨颐 “纯正思想”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以及其思想运用下的学校管理实践活动。吴战利的《蔡元培中学教育思想述论》[36]，分别从中学的性质和作用、德智体教育内容、中学教师的素质及中学教学法几方面总结蔡元培的中学教育思想。沈晴的《民国时期著名中学的办学实践研究》[37]选择了天津南开中学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两个案例，研究民国时期的著名中学办学实践状况，具体论述了如何解决德育中的“成德之教”与“求真之学”的矛盾。苏州中学研究主要有周勇的《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研究》[38]以及论文《文化名校之道――以汪懋祖时代的苏州中学为例》。[39]此外，文梅的《私立明德中学办学实践及对近代湖南的影响》[40]一文，选取了私立明德中学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该校的办学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湖南教育的影响。
（三）区域中学教育史的研究
很多研究者选定某一区域的中学作为研究对象。朱怡华的《试论上海近代普通中等教育的兴起（上、下）》[41]，阐述了上海近代普通中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及特点。林瑞华的《江西近代中等教育发展概述》[42]对江西20世纪前50年的中等教育发展概况进行了缕析，并总结出中等教育发展状况出现的原因。王艳的《1912-1927年北京地区的中学教育研究》[43]介绍了北洋***府时期，北京地区的中学教育的发展概况，进一步总结出现代中学教育体制在北京地区的逐步确立与初步发展的历程。王运明的《1928-1937年山东中等教育研究》[44]论述了山东中等教育发展的背景、概况、中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经费、学制、课程、师资及教学，并总结该时期山东中等教育发展的特点、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等。除此之外，还包括河南、贵州中学的研究，张百顺的《河南省中学教育研究》（1927-1937）[45]探讨了1927-1937年河南中学发展的内外动因，介绍了河南省立、私立中学的发展概况，总结出该省中学的教育经费筹集来源以及中学教师的来源和培养渠道，该论文资料翔实，分析深透，是区域中学史研究的一本力作。娄述之的《民国时期贵州私立中学考略》[46]对民国时期贵州地区的私立中学的创办与发展进行了历史梳理，并兼涉私立中学经费、分布等内容。
（四）中学课程、教学史的研究
课程改革一直以来都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相应探讨民国时期中学课程改革的成果不断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是吕达的《课程史论》[47]，该书以近代普通中学课程发展为线索，通过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和不同国别的横向比较，反映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缩影。也有部分学者专研某一年度的中学课程改革。如曲铁华、周晓红、熊梅的《1932：中国普通高中课程改革》[48]，对1932年高中课程改革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对当今课改的启示。曲铁华的《试论一九一二年普通中学的课程改革》[49]提出了1922年课程改革实施的背景、具体课程改革的内容、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当今课改的启示。此外，在东北师范大学曲铁华的带领下，出现了一批研究民国时期中学课程的学位论文。如王建E的《民国时期普通中学课程实施研究》[50]王丽丽的《清末民初普通中学课程改革研究》[51]，梁清的《我国普通中学课程近代化研究》[52]。田忠梅的《与民国二三十年代中学课程改革研究》[53]则以《教育杂志》为视角，从期刊内容解读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中学的课程改革研究。这些论文主要梳理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课程设置的背景、改革的方式和内容、具体实施等，对民国时期中学课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熊明安的《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54]一书，分别就民国时期的中学课程改革、教学改革试验进行了简述。熊明安、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55]具体深入地展现了近代的相关中学的教育实验。此外，也出现了一些中学学科教育史的成果。魏庚人《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56]，周星星的《民国中学物理教科书内容演变研究（1912-1937）》[57]，王伦信的《近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史》[58]分两个时期对中小学的科学教育进行缕析，并重点阐释了推士来华活动，以及对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影响。
（五）中学教师和中学生的研究
常静的《南京国民***府时期的武汉中学教师研究（1927-1937）》[59]一文，对南京国民***府时期湖北省武汉中学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并对武汉中学的师资、教师的工作和待遇、教师的***治生活等展开了细致阐释。许妍的《1927-1937年河南教师群体研究》[60]对河南中学教师的来源、学历结构及分布状况、学校活动、社会活动和工资水平、生存状况做了粗略的介绍。陈光春的博士论文《制度生成与实践失范――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管理制度研究（1912-1949）》[61]，对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基本状况、任用管理制度、审定检定制度、培训进修制度、薪给待遇制度、养老抚恤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是民国时期中学教师制度比较系统的著作。张明武的《经济***于生活变迁――民国时期武汉教师薪俸及生活状况研究》[62]，对民国时期教师薪俸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教师的经济状况、教师薪俸制度的内部效应、外部环境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探寻近代教师薪俸制度的近代化走向。中学生方面，出现了一些对中学生问题、中学生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邱锐的《中学生出路与国民***府教育改革（1930-1937）》[63]，对该时期中学生出路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并阐释了中学生出路与国民***府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该文是从小的教育问题窥探教育变革的成功尝试。杨国山的《路在何方：抗战前中学生出路探析》[64]一文，呈现了战前中学生出路的基本概况，并对无出路的影响、无出路的原因进行了论析。戴靖的《南京国民***府时期普通中学学生管理变革问题（1927-1949）》[65]，陈先福的《南京国民***府统治前期对私立中学的管理及其现代启示》[66]论述了中学的训育问题、师生管理、职业指导及毕I会考等问题。
纵观以上中学研究的相关文献，值得肯定的是，民国时期中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对中学的很多专题都有所涉猎。但是，相对于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的研究，中学教育的关注相对弱化，还有待深化加强。孙培青先生指出当前中学教育的研究现状：“近年来，在教育界有关专家和学者的努力下，关于中国近现代中学教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与一些邻近的领域如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的研究相比，中学教育制度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67]2通过以上文献梳理不难发现两大特征：一方面，论作更多聚焦于宏观维度上的中学教育***策和制度的研究，如中学学制的变迁、教育家办学、中学课程设置的演变、中学教师制度的流变等，对微观视域下的中学师生活动探求较少；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的采择上，研究者更偏好于著名中学，如南开中学、北师大附中、春晖中学、东大附中、扬州中学等，对普通中学的关注较少。然而，著名中学相对于当时全国中学而言，仅是冰山一角。若要全面呈现当时中学状况全貌，对普通中学的研究不能绕而避之。这也是民国时期中学研究的未来探索之域和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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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6篇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教育评论学
从上述教育科学体系看，该书述及的教育科学的21门学科仅是以交叉教育理论的大部分为主，涉及到了教育原理、教育哲学和教育史学的一部分，离涵盖教育科学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修改的话，还需补充较多的学科内容。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 马太效应 历史反思 方法创新
职业教育虽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发展远不能满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职业教育史的研究更是一个薄弱环节，难以适应职业教育的战略发展。随着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日益重视，如何总结中国职业教育的传统，发掘职教前辈们创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是教育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表现
通过对大量职教史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职教史研究中存在“马太效应”的表现。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相对狭窄集中以及忽视职教真正主体的现象。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受文献资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狭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对乏力的现象
“史论结合”是职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职教史研究离不开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中国古代社会的***治、文化环境却对职业教育十分不利，如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现存的历史文献不足以完整展现其历史原貌，这是因为：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因此，***资料的片面性很容易就限制了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真认识。由于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多集中在墨子、鲁班等少数人身上，今人研究由于历史久远，文献史料不足，自然更是聚焦于此。如吴玉琦著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提到墨子、扁鹊和鲁班等人在技艺传授中的历史地位。在李蔺田主编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中也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鲁班、扁鹊和墨子是当时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而蕴涵在***治家施***策略中的职教思想的相关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如齐桓公和管仲执***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该子就父学，弟从兄学，标志着家业父传型职业教育的出现。管仲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把齐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业聚居，且世代相承，从某种意义上直接促成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二）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现职教名人过度聚焦而临近人物备受冷落的现象
虽然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六经皆史”是中国学界近年来的普遍共识，但由于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职教史研究中存在严重“厚此薄彼”的现象。如近代对黄炎培职教思想研究相对系统完善，而黄炎培同时代的其他探索者张骞、蔡元培等人的职业教育思想也都有相当的价值，相关研究虽也有人涉及，但与黄炎培研究相比则较为偏少且零散。客观来讲，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推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有较多论述，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更有详尽的介绍。中华职业教育社亦出版有《黄炎培教育文选》，田正平编有《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书中收集有黄炎培一生中的重要文献著作。于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其他史学著作中基本上也都对黄炎培的生平活动及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如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李蔺田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中，都使用了较大篇幅对其进行研究表述。甚至有关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如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但凡涉及职业教育时，大多都会用一定篇幅来专门介绍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
（三）研究广度有余而深度有限，导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专史研究系统不够的现象
近年来，职教通史的研究相对系统扎实，职教专题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陆续出现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史中具体专题内容的论文，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历史反思的意味，洋溢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如宁欣、李凤仙的《中国专科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变迁》专门研究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专科教育学习机构，朱晓斌的《中国古代职业技艺传授的历史变迁》主要研究古代技艺传授的历史过程，孙越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张新民的《论清末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与特点》是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史和学制史的专题研究。但职业教育的史学观照不仅在教育通史或教育学概论等书籍中无法回避、不容忽视，还应有更多的专著阐述，否则必然缺乏系统完整性以及广度和深度。如职业教育学校史、制度史、学制史、管理史、实训史、女子职业教育史、教学思想史、教材发展史、师资史、职业培训史等研究，在各种书籍论文中或略有涉及，在多数职业教育学书籍中大都以专门章节的形式论及，在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绍，如毛礼锐著《中国教育史简编》、石伟平著《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主编《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主编《职业教育学通论》等，仅仅是以描述史实的方式出现。
（四）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出现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众忽略不计的现象
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是由研究资料的稀缺性和间接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抱残守缺造成的，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集体无意识地轻视或无视了对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通大众的研究。“历史人物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对于各个教育发展时期普通人物关注得不够，缺乏“平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研究的方法、思想以及模式上对教育史学科进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克服这种研究倾向”。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我国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史的研究也从零散的资料整理，逐渐拓展到专项研究领域，开始步入系统有序的研究时期；但至今缺乏对普通大众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处历史角色的翔实分析和仔细考证，致使无法更鲜活地展现他们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
二、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对策
通过对上述“马太效应”具体表现的历史反思，笔者归纳出了职教史研究的一些创新方法，可望为未来职教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一）系统梳理各类文献中散落的职教素材，让更多的职教主体进入研究视野
对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评价，或者说使用第一手材料的多寡和研究程度，直接决定着职教史研究的视野范围和整体水平。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可谓源远流长；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始终以儒学教育为主流，官办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和选拔官吏，职业教育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受到轻视，导致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相关记载更是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别类文献中。由于缺少对零散的别类文献的系统梳理，使得许多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做出一定贡献的个人或群体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从古代鲁班的终南山学艺，以及“班门弄斧”的流传等信息来看，古人对职业教育的思考与论述从未停止。“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方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
（二）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通过比较彰显我国职教史发展的本土特色
伴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职业教育研究者一度集体把研究重点投向对先进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引进，曾出现了一大批对国外职业教育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并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其中包括1979年出版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1984年出版的《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等。较早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著作是郝新生、袁吉林、钱怀智于1987年主编的《比较职业教育》，它为国人打开了职业教育的异域之窗，对美国等国家职业教育情形有所介绍。随着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有效开展，更多国外职业教育史相关知识和理论的输入，必将为我国职业教育史研究提供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并在比较研究中彰显我国职教史发展的本土特色。如吴式颖、阎国华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中第12章“中外近代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比较”，采用中外不同文化角度去比较和研究历史，就给人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会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三）广泛运用辩证思维，恰当把握通史（广博）与专史（精深）、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
职教史研究是职业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职教史研究应放到职业教育学乃至教育通史或教育学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定位和审视。当然，不作为专题史来研究的话，通常便是以描述史实为主的形式出现，难免篇幅所限，语焉不详，必然会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却在更为广阔的史学视野中，对职业教育加以观照，更有利于深入认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要恰当把握职教史上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对前者的深入系统研究固然有助于把握住职业教育史发展的主流思想和重要线索，对后者观照审视则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职业教育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职业教育人物的研究应两者兼顾，互为补充，这样才能真实展现职业教育的历史。如此一来研究视野便会更为宽广，知名人士中更多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过或多或少的专题论述，起到过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的人物都会引起重视，如古代的鲁班、扁鹊、墨子、管仲，近代的张之洞、严复、***、邹韬奋、陶行知、杨贤江等。特别是职业教育是如何为普通大众接受并传承的，普通大众的民间智慧在职业教育中曾起到过怎样的作用等，都将为研究者打开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阈。
（四）坚持以人为本，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去研究分析历史中的现象和人物
职教史研究要坚持以人为本，即强调对代表人物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分析，不仅要从哲学、***治立场出发，更要从产生其思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予以解析。“从墨子注重技能培养的踏实学风，闪现出既严谨又切实的科学精神和务实态度；颜之推提倡‘以技立身’的教育内涵，体现了技能对谋生的重要价值；王安石以‘致用于天下’为导向，重视‘实用’的教育目的；到黄宗羲，更强调‘学用一致’‘学贵适用’‘习行’等联系实际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颜元倡导‘习行’，具有在做中学、以行动为主导的实践倾向。”实践证明，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去研究分析历史中的现象和人物，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因为职业教育史研究不能纯粹是史实资料的汇总，更需要一种哲学理性的思考，用以史鉴今的态度去对待职业教育的历史和现实。如王炳照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问题的历史反思》、吴应彪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概况与现状分析》、胡幸福的《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史上的两次遗憾及思考》，等等，多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当前的职业教育现状，反思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挖掘。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数学教育 数学史 教育思想
中***分类号：G634.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数学教育之历史源远流长，成就斐然，对其准确地把握和客观地进行分析研究不仅能够充实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亦能够更加丰富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内容。
1初创时期
对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系统整理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晚的，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1933年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开创了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随后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作了许多专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严敦杰、马忠林、李迪和佟建华等学者对于这方面作了很好的研究。
1.1李俨的开创性工作――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奠基
李俨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至今尚未发现在李俨之前关于该领域的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的有关数学教育史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其《中算史论丛》第四卷中他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第一篇论文《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清代数学教育制度》他的研究重点在于隋唐以后的中国数学教育史。
1.2严敦杰的研究
严敦杰在《数学通报》上连载了《中国数学教育简史》。该文从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中国传统思维、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数学认识论等方面理性地考察了中国数学教育史。其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他首先把中国数学教育史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期为古代数学教育史；第二期为近代数学教育史；第三期为现代数学教史。其次，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教育的文化特征、数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目的、数学教育制度的性质、数学教育形式和数学认识论等问题。其三，在对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的论述中，主要论述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数学教育的影响、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和华衡芳的数学教育观点。严敦杰先生的研究与李俨先生不同，他更侧重于从中国文化、哲学思想等方面来考察中国数学教育史。
1.3马忠林等学者的研究
马忠林、王鸿钧、孙宏安和王玉阁合著的《数学教育史》也是一部力作。该著作内容包括中国数学教育史和外国数学教育史这两个部分。他们将中国数学教育史发展划分为7个发展阶段，即夏、商时代的萌芽时期；周、秦时代的成长时期；汉、魏时代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的繁荣时期；元、明、清时代的普及时期；清末民国时代的现代数学教育时期；1949年以后的迅猛发展）与国际接轨时期。该书对于中国的数学教育史的论述，主要是从宏观上详细论述了每一个发展时期的数学教育制度、数学教学内容、数学教科书、数学教育形式、社会发展和文化对数学教育的影响等。该书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对以后的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发展时期
李兆华、张奠宙等学者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境界，李兆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数学教育史的著作，该书从对晚清的数学教育的普及与制度、数学知识的传播两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晚清数学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张奠宙先生的《数学教育经纬》和其与曾慕莲、戴再平合著的《近代数学教育史话》这两部著作来阐述他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内容。
2.1李兆华的研究
李兆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在简要论述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他着重讨论了学校的数学教育和民间的数学传播。该书至少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从一个新的视角很好地梳理了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发展经纬。
（2）提出了不少新颖而且重要的观点。
2.2张奠宙的研究
张奠宙先生的《数学教育经纬》及他参与编写的《近代数学教育史话》的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关于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内容。他的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前瞻性研究。《数学教育经纬》第二部分中的《中国数学教育的文化传统和未来走向》和《近代数学教育史话》中的《中国数学教育应当走向世界》等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张奠宙先生还指出了数学家参与数学教育不够以及对数学教科书内容的取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专门史研究时期
专门史研究即为专门从事某一专题的研究。这里主要阐述魏庚人、俞子夷、李迪、王权等学者的主要贡献。
3.1魏庚人的研究
魏庚人（1901―1991）是中国著名数学教育家，自1924年到1989年，潜心研究数学教育达65年之久，撰写了极其丰富的论著，开辟了中国近现代中学数学教育史研究的道路。他的主要论著有《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和《魏庚人数学教育文集》。
3.2李迪的研究
李迪先生的两部数学史力作《中国数学史简编》和《中国数学通史》中也有相关的数学教育史方面的论述。其中前者的第二章中有《唐宋时期数学教育与中外交流》、《数学教育家杨辉》，第四章中有《清末时期的数学教育与研究》的研究。后者的“上古到五代卷”的第五章有《隋唐数学教育与李淳风的工作》、“宋元卷”中有《北宋的数学教育与刊印数学著作》，“明清卷”的第十章《清末的数学传播与交流》都是专门研究数学教育史的。在这三卷著作的其他章节中也涉及到不少数学教育方面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李迪.中国数学通史（宋元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2] 廖世承.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 李俨.中算史论丛（第四卷）[M].上海：中华学艺社和商务印书馆，1947.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9篇
在男权社会，历史由男子书写，女子成为历史中一个个模糊的背影。为女子立史、尤其是为女子立教育史，似乎成了奇特之举。女子教育虽然不是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笔。 拜读熊教授此书，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潜心研究、基础扎实
作者在撰写本书前，已与同仁（雷良波、陈阳凤）共同编写过《中国女子教育史》一书，积累了编写女子教育书籍的经验。在此之后，作者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女子教育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经元善的女子教育思想》、《中国女子教育的传承与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女子教育对辛亥***的贡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民国前期关于“男女同学”的激烈争论》。观看本书后记可知晓，此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经过长期潜心研究之作。
二、结构清晰、体系庞大
《中国女子教育史》以时间为主线，按朝代的更替将内容分为十二章。 此书系统地描述了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女子教育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分析了各个时期女子教育的社会***治、经济、文化背景。具体到每一章，又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主流女子教育思想等进行描述，个别章节还加入了个案研究：“蔡文姬的个案研究”（第二章）与“词人李清照个案研究”（第五章）。这既可以呈现整体的女子教育状况，又能捕捉到每一个体的独特之处，增加了内容的趣味性。
三、史料详实、理论支撑
“‘史论结合’是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史学的生命线。史料是基础，理论是灵魂，‘有论无史’只是空洞的说教，‘有史无论’也容易成为史料的堆砌。”该书的编写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其中不乏有第一手材料。主要参考文献分三类数目为69，除此之外，文中还多处引用了其他文献，如：《诗经》、《吕氏春秋》、《名媛诗归》（钟惺，万历刊刻本）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我们研究历史需遵循的方法，《中国女子教育史》一书的编写，既尊重历史事实又结合每一时代的特征，依据***治、经济等因素，紧密联系主流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进行分块解析；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统一：在中国古代父权社会、男权主义的背景下，教育似乎是男子的特权，女子是被忽略的一方。然而，天赋异凛的女子大有人在，其中不乏有别样风采的巾帼文人。针对这一特点，作者介绍了蔡文姬、左芬、谢道蕴、李清照等声名彪炳千史的女子典型，也阐述了平民教育。在“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思想统治下，才女确是凤毛麟角。
四、视角独到、注重普及
作者对每一时期的女子教育都做出了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可参考各章题目与章前语）。例如：第三章以“观念杂出：魏晋南北朝女子教育的繁茂”为题，初看题目，读者便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有了大致印象；读完章前语，更能进一步体会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多元、社会动荡境况下，女子教育观念迭出。作者对每一时期的女性教育都经过了仔细剖析，描写得入木三分。
“一般来说，学者的社会责任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的个人责任，言传身教，承载和传递国家文化和精神；第二个层次是所谓的学术责任，即传递和制造社会文化新知；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即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学术文化。因此，普及学术乃是学者义不容辞的工作。”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教授做出了以上陈述。教育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普及教育史知识义不容辞。
《中国女子教育史》一书在普及性方面做出了努力。它相较于前人所著同类作品，语言更加幽默、诙谐。如：“更多的是苛责妇女，对妇女横挑鼻子竖挑眼，设定种种条条框框，以***使妇女就范――都不是从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的。”“1844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犹如热油锅中加了一瓢水，立即炸开来，谣言四起：说她是魔鬼化身，杀死亲生骨肉后又来算计人家的孩子者有之；说她办学是假，为把孩子骗去挖眼珠炼药水是真者亦有之。”
五、通俗易懂、启示深刻
通读全书，可知从起初的《列女传》、《女诫》到后来的《闺门女儿经》、《闺门千字文》等，女子教材读物的言语修辞呈现出一个逐渐走向平实、易懂的过程。也因此使教育教化的范围扩大。这与每一时代的语言文学发展有关；也反映出***治上逐步对妇女教育教化的重视。
从先秦至民国，中国女子教育史是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起起落落；女子教育与时代的***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女性长期受到压抑，被套上“三从四德”的枷锁，欲求男女教育的平等，必须从女性自身思想上***入手。女性学者陈衡哲曾说过：“一个人的天性――天才与禀赋――是不能因为他是女的或是男的而发生不同的。”
《中国女子教育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女子教育的专著，也是集教育、历史、文学等为一体的学术作品。它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既可以当作教材补充女子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又可以当作常人闲暇读物增长见识。因此，笔者大胆地向读者推荐此书，希望对大家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1]王炳照.加强教育史专题研究服务于当代教育发展―读江铭、谢长法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J].教师教育研究，2009，（3）.
[2]王东.彭凯平：学者有义务普及学术[N].中国***书商报，2011-06-10.
[3]陈衡哲.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A].陈衡哲.衡哲散文集[C].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中国教育史论文范文第10篇
著名教育学家、教育史学家周洪宇教授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这样的关系，本刊开设“名家访谈”栏目，承周教授厚爱，答应接受本刊的采访。周教授身兼多种学术和社会职务，工作极其繁忙，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此，我们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
刘来兵（以下简称刘）：众所周知，您这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是十分独特的，诸如“上山下乡”、“知青”等字眼深深地烙印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作为其中的一员，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求学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周洪宇教授（以下简称周）：的确，“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正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的明显标志之一，而且对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出生在1958年，是“”时期的第一届小学生，当然也第一届初中生、高中生。“”时期的中学实行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我是1974年进高中的，1976年10月12日下放到湖北荆门的姚河公社。下放初期，我有点水土不服，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渐渐适应了农村的饮食、劳动生活等。在农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一久，在这种环境下，就产生了困惑，感到长期这么生活，那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上的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处于“”后期，因此，我呆在农村的时间实际上不算长。1976年底的时候，滞留在农村的知青达到了800多万，其实每年都有100多万的知青通过招工、招兵、招生的形式返城，当然也有一些非正规途径回城的。我当时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回城。但是不知道能以什么方式回城。忽然有一天，我记得是1977年10月12日，恰好是我下放一周年的那天，村里广播响了，说中央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知青可以报名，没有“出身”的限制，同等条件下自愿报名、单位审核，只要过了线和体检、***审合格，就可以读大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劳动，很激动，觉得机会来了。没想到我们下放才一年就恢复高考了，整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就这样恢复了。之后便是白天干活，晚上点着油灯复习备考的日子。应该说，知青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所有的生活都是之前不曾体验过的，在此过程中锻炼了身心，磨练了意志，学会了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也留下了异常深刻的乡土记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自我管理，尤其是时间管理。下乡期间，我每天记日记，制定时间记录表，记录每天所做的事情及所花费的时间。时刻提醒自己要抓住时间，要善于抓住机遇。因为机遇就是由很多时间构成的。我抓住了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年备战高考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幸运的是自己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为华中师范学院）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由此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之路。我觉得知青生活对我后来的大学学习最大的影响就是懂得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机遇，曾经躲着学、偷着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要拼命地把过去错过的东西都补回来，所以我们这届大学生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抱着不把过去损失的岁月夺回来就誓不罢休的劲头去疯狂学习。
刘：我们知道，77、78、79级三届同学，学习都非常刻苦，留下了许多佳话，您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吗？
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憧憬美好的大学生活，以为进了大学读书，学习就应该有明亮的教室、满屋的***书、众多满腹经纶的教授……没想到我们文科类的历史、***治、中文系三百多学生，第一个学期是在离武汉桂子山本部三百多公里的京山分院度过的。虽然这里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当时算得上学习佳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比晚”，想法很单纯，就是看谁睡得晚，谁睡得最晚谁才算最用功，谁最用功谁将来才最有可能有出息。由于比睡得晚，早上有时就起不来，影响到早操，各个系之间还在比赛，看哪个系做得好。为保证每个人都能按时出操，辅导员张老师晚上到学生宿舍查房。我们知道每天哪个点张老师会来查房，所以大家就按时熄灯睡觉，很安静。但张老师也有对付我们的办法，他过来后，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我们都以为他走了。大家有的就打开灯看书，有的就在一起开“卧谈会”。我是蒙着被窝打着手电筒看书，结果张老师进来后，他们都悄悄的不做声了，灯也都关了。我在被窝里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没感觉到变化，张老师就把被子一掀，也没作声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出操列队时，狠狠地训了大家一通，实际上主要是说我。到了4月份，天亮得早了，也不需要晚上熬夜打着手电筒看书了，我就改成早起读书。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来，天刚蒙蒙亮，就跑到校园里面的梭罗河畔叽哩呱啦地读外语、背单词、背古文。这个时候大家改换成比谁起得早了，生怕晚起了读书时，河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时确实是一种疯狂的状态，每天想的就是学习，争分夺秒，完全不想别的事情，想学习好就行了，一定要把学习搞好。
我们就这样在京山分院度过了大学生活的第一个学期，1978年9月回到了武汉桂子山。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京山分院这半个学期的学习生活，还是很有收获的，就像是我们从知青生活向大学生活过渡一样，仍然身在农村，而且学院有农场。我们还搞过收割比赛，但是这时劳动已经是生活的调剂了，读书才是生活的常态。当我们从京山分院回到桂子山的时候，每个人都比刚入学的时候成熟了很多。而那些一直在本部读书的理科学生，他们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与在学校还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之间相处得并不好，互相都不对眼，反倒是我们这些文史哲的同学在京山分院相处得特别融洽，彼此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友谊，这也算是一种意外的“补偿”吧！
刘：您是史学出身，毋庸讳言，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包括教育史研究在内的史学研究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缺乏实用性”，这就导致那些最优秀的人才不愿选择史学研究作为职业方向，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历史科学的发展。在您看来，历史学研究的最大功用是什么？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如何看待所谓历史学的“缺乏实用性”？
周：史学研究的功用问题是一个史学研究者常常被问及的问题。我们说“功用”一般包含功能和作用两个方面，功能是内在结构，而在社会活动当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作用。前者主要指向学术的功用，后者则指向现实的功用。现在很多人只看到史学研究的现实功能这一方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偏颇的甚至有点功利性的认识。在我看来，史学研究的功用问题跟历史学“缺乏实用性”不能划等号，它过度放大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作用，而没有看到它内在的学术价值。上述现象的产生，也与我们今天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功利主义对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来发展经济的现代经济体系，确立之初即是功利主义诞生之时，这种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新经济体系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始终保持活力。功利主义看到个体的利益满足必须首先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求，当其利益总是被最大化满足之后，人们也就习惯用市场需求来衡量一切，史学的功用问题也就沦为在市场中究竟有几许实用价值的追问。然而，市场经济是从西方发轫的，我们却很少看到两方人文学科在实用性问题上有如此热烈的讨论。即便用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任何学科都是由礼会需要决定的，会随着社会需要的转换而有相应的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术研究依然有文化传承的价值。
我从事教育史研究工作30余年，我理解的教育史研究的实用性就是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我的学术信念是“让历史之光观照现实，让现实之光洞烛历史”，使历史与现实相互观照，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人类理解和启发的智慧之桥。我时常这样跟我的学生讲史学观：“历史是曾经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现实”；“历史尽管过去千万年，但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总是前后连续，割舍不断，已逝的‘人事代谢’和‘古往今来’，是留给历史学家永恒的课题”；“历史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力量，、历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过去的一个个人物、思想和事件转化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一种生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力量”；“历史学家不应是具有某种技艺的工匠，而应是富有社会责任感、深刻洞察力和强大行动力的学问家、思想家和实践家。不仪应该描述历史、反思历史，更应该参与历史、创造历史”：“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要‘立志’‘立言’，更要‘立功’‘立德’，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并推动历史的发展”。我的学术信念就是“育才求真、经世致用”。
刘：正如学界所熟知，您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建树卓越、成就斐然，力倡建立“陶行知学”。请问，您是如何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的？建立“陶行知学”的基础和条件都足够成熟吗？建立“陶行知学”的意义何在？
周：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也是我国近现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自己的教育学说体系、富有世界影响的教育思想家。他创立和践行的生活教育不仅为人民大众送去了生活所需的教育，还培养了大批的师范人才，对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陶行知在教育事业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陶行知研究成为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我也是众多陶行知研究者中的一员，在陶行知研究领域不间断地做了一些探索。
当初走上陶行知研究的道路，是一个机缘。1982年1月，我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但没留在历史系，而是被分到了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对没留在本系，而被分到教育系，我还有点迷惘，就在这时所里接到的一个学术研究工作使我走上了陶研之路。湖南教育出版社听说我们华巾师大编了一部陶行知纪念文集，就委派曹先捷编辑来商谈编撰出版陶行知全集。学校科研处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科所，具体由副所长董宝良教授来负责，由我与同事喻本伐来搜集资料和编辑，后来陆续又有几位同仁加入编辑队伍中来。我们编全集第一卷的时候还不是公开的，编辑工作是在离单位很远的一间车站旅馆完成的。全集出版之后社会反响很大，获得了首届“国家***书奖”，这不是说我们的编辑工作有多好，而是陶行知先生本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巨大的价值。应该说，陶行知研究在过去是一个“现象”。至今天俨然成为一门学问，我近来提倡建立“陶行知学”正是觉得其基础和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陶行知研究如果从1920年北京大学缪金源所写关于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研究的文章算为正式起点的话，到现在已近百年历史，陶行知研究的发展为陶行知学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和队伍准备。陶行知研究是一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学问，它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之学。既然是本土之学，中国人自己首先要研究好，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与交流，增强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目前陶行知研究已经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不少学者在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建立系统、科学的“陶行知学”，加强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已经刻不容缓。
这里所谓的“陶行知学”，类似于一个研究领域，一个专门学问，而不能笼统地将之说成一门学科，陶行知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研究领域，谁都可以研究。即使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也可以研究，并不只是专家学者的事情。同时，从不同的学科专业和角度，如教育学、历史学、***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书馆学、自然科学等，也可以来研究陶行知，研究他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与贡献，而不必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陶行知学”如何定义，它又包括哪些内容呢？依我之见，所谓“陶行知学”，就是一门以陶行知的家世家庭、个人生平、事业贡献、思想学说、人格精神、历史作用、国际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涉及到陶行知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经历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所交往的重要人物等等，重点是研究陶行知的精神文化世界，对陶行知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进行历史反思。透过这种研究，来看在当时那种时代环境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走上一条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历史道路，我们今天怎样学习借鉴陶行知，推动当代的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陶行知学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历史研究、文本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比较研究、海外研究和研究史研究等。就其性质而言，它有应用研究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基础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的一个专门学问。
作为今天的陶行知研究者，有义务、有责任、也有条件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吸引学术界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共同研究，协同创新，使之系统化、科学化，以提高陶研水平，在学术界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为国家教育学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建立陶行知学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价值：其一，建立陶行知学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其二，建立陶行知学是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其三，建立陶行知学是发展本土学术，加强与西方学术界对话，建设学术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客观要求：其四，建立陶行知学是陶行知研究近百年发展的必然结果。
刘：近年来，您大力提倡教育活动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初步构建了这项研究的基本框架。请问，教育活动史研究是一种怎样的研究？您提出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动因何在？教育活动史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有何不同？
周：近年来，我们在教育史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探索，其中之一就是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它是一种旨在通过回归历史现场进而实现对教育历史活动的原生态研究，以此来真正体现人的活动是教育的中心这一本旨。我们所提倡的教育活动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微观具体活动历史，是对教育历史实况的微观回溯与具体展现。
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形成是学科内外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的结果。首先，是历史学理论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主张，应将历史看作人的历史，将研究的视线转向群体、下移民间，并倡导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去体认历史发展的规律。到60年代，又提出了要将***治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民间，将研究精英人物转向民众与基层。之后，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欧美各国的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纷纷将研究重心从精英人物和***层面转向广大民众和下层社会。在我看来，历史学所流行的“视野下移”或“眼光向下”的研究重心转移，是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经典向世俗、从中心向边缘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是教育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第一代教育史学家群体中有不少人已认识到研究教育活动史的重要性，或直接倡导研究教育活动史。王凤喈在其被***列为统编大学教材的《中国教育史》“绪论”中明确指出“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研究教育史，不能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而是应与***治制度、社会思想乃至社会之全部相联系、比照来进行，应将教育史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中也写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属于实际方面，***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属于理论方面。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史》中也强调，教育事实“包有两种要素，其一为教育理论方面，其二为教育实际方面。前者是关于教育理想或方案的一种思想学说，此乃构成教育事实之奥柢者，后者是根据上述的思想或学说而使其具体化者，如实地教学、教材、设备、制度等均是。……此等理论或实际，若为某教育家所倡导或实施时，须将其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与教育事实一并考究。”十分清楚，陈青之、雷通群所讲的“教育实际”，不仅包括教育制度，而且包括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而这些正是典型的人的教育活动。对其作历史的研究，正是教育活动史研究。
再次，从教育学研究来看，最能充分体现教育本质的是人的“教育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教育活动是教育现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正如前苏联学者休金娜所说：“人的活动是社会及其全部价值存在与发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作为个性的发展与形成的源泉。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第二，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培养人是教育所指向的最高目标。人的活动是教育的中心问题，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最高鹄的。人的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即活动的结果。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确定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仅不排斥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指明了努力方向。任何国家的教育学研究，都把人们教育活动的研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基于以上所述，教育活动史理应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活动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可以说，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如同教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就无法进行一样，教育史学不研究人们的教育活动史，仅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将会缺失其前提和基础，只能是一门“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行”的教育史学。因此，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十分必要且非常重要。只有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三者并存，才有可能构筑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史学。
教育活动史以往为什么没引起学界的注意并作为一个相对***的部分开展研究？估计这主要与人们对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的认识片面化、笼统化有关。人们以为教育活动史包容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中，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就是研究教育活动史。久而久之，沿袭下来，以至于习焉不察、司空见惯。应该看到，教育活动史是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并列的一个方面，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共同构成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往将教育活动史融化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中的理解和做法，是不妥当的。那不是重视教育活动史，而是忽视教育活动史、消解教育活动史。对于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作为一个相对***的内容来予以重视和强调。
教育活动史主要以历史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日常的、微观的、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参与教育过程，进行互动的各种方式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具体包括：分析教育史上教师、学生、教育行***管理人员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内外部活动及其表现形式和特征，探索这些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及作用；分析研究家庭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的演变历史及其规律等等。主要研究各类教育行为史、教育生活史、学校办学史、教学活动史、教师活动史、校长活动史、家庭教育活动史、民间教育活动史、教育社团活动史、科技教育活动史、宗教教育活动史、文化教育传播史，等等。教育制度史则主要是研究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机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迁，也包括对教育***策和法规产生、发展及演变历史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学校教育制度史、教育行***制度史、教育宗旨史、教育***策史、教育法规史、教育立法史等等。而教育思想史主要以教育历史上的教育理论思维为对象，研究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同时也兼及对教育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对社会阶层、学术流派、社会团体的教育主张和思想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教育流派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主要研究教育概念史、教育范畴史、教育主张史、教育思潮史、教育流派史等等。
刘：先哲曾言：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可见，公平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诉求，教育公平也是如此。教育公平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又是最难实现平衡的一环。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动，当前一些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高等院校资源，而有些地区又很少有国家层面的较好的院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有学者建议要适度调整高等院校布局，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种院校布局是否有适当的调整必要呢？
周：教育公平是近些年教育领域甚至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从2003年至今，每年我都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案，核心就是如何在我国实现教育公平。我认为教育公平应当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它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三个方面，只有做到这三个公平，才可能有教育结果的公平。教育公平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知名学者库姆斯（Philip H.coombs）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不平等一般是指由于差别而造成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平等，首要表现为地区的不平等。正如你所问及的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布局的现状就表现为一种地区的不平等，但我对于当前的高等院校布局调整，尤其是简单地高校从一个地区搬到另一个地区的提法是持谨慎态度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与***性，它与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紧密相关。就拿近代高校“西迁”那段历史来说，确实产生了像“西南联合大学”这样好的办学实例，但是绝大部分西迁高校的办学水平是大大降低了的，最终这些“西迁”的高校也都回到了原来的所在地。我认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不是刚性的将某些地区的高校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而是要通过柔性的***策调控来实现，我的建议是：
一是增强***府的高等教育宏观调控能力，协调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通过国家教育行***部门参考不同地区的人口总额和教育水平差异，合理分配招生指标，促进招生及在校生的跨域、跨校流动，适当向高等教育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及人口大省倾斜，推动东部地区或大城市高校加大对西部或中部人口大省的招生力度，尤其要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扩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招生数量，在推进人口转移中提高西部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也可以试行“支援中西部地区协作计划”，每年从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增量中专门拿出一定比例，安排给东部和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由其所属高校定向到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升学压力大的省份招生，以缩小区域差距，促进教育公平。
二是加大中央财***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专项及转移支付力度，大力支持西部地区高校围绕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围绕资源开发特色和产业发展特点，办出具有特色的高校或学科专业，形成一批培养实用能力的实训基地。通过开展特色人才培养和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开发研究来推进毕业生就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继续实施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进一步提高对口支援的强度，并将以人员、科研等“硬支持”为主进一步扩展到管理、扩大社会服务等“软支持”领域。同时，鼓励和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发挥自身高等教育资源优势，通过对对口支援地区提供师资、仪器设备、信息支持以及通过合作办校、合作科研、合作建设实训基地、联合招生、委托培养等途径，促进西部地区不断提高高校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对当地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在发展中不断缩小各地受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质量、教育水平的差距，努力使各地录取率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是合理投放高考指标，促进省际入学机会均衡。要调整高校招生分配计划，向高校入学机会少的地区增加名额。高校招生计划向高等教育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及人口大省倾斜。将新增招生指标全部用于高校入学机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推动东部地区或大城市高校扩大对高教资源少的西部省区和人口大省的招生名额。设立促进高教入学机会公平基金，鼓励对高教资源大省省属高校计划内招收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促进省际高校入学机会的平衡。规定部属高校属地招生上限，部属高校属地招生不得超过现有比例，并适当降低比例，压缩的比例和新增招生计划全部用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较少的地区，使中西部学生可享受到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四是应采取有力措施改善薄弱高校的办学条件。按照***制定的各类高校办学条件标准，通过各地采取专项支持、调整地区内高校招生数量等推进措施，改善薄弱高校办学条件。在教师队伍建设、办学条件配置方面消除不合格高校，以保证办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对于地方财力不足的省和自治区，需要中央财***通过转移支付加以解决。
五是应健全高校家庭贫困生资助体系，加大贫困生资助力度。国家要加大财***投入，改革和完善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策体系，结合目前我国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目前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策体系，建立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和基本生活补助为主渠道，辅之以学校其他多种形式的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资助措施，建立和完善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半工半读制度的***策体系。各级***府从财***安排的社保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在稳定目前高校收费标准的基础上，降低高职院校收费标准。研究制定民办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策。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从地区、行业人才需要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机制，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毕业生到艰苦地区或艰苦行业工作，只要服务期达到一定年限，就可以奖学金方式代偿其贷款的本息。
六是应加大对各地各校招生计划和生源计划安排、招生录取工作等环节的监管，加强对招生计划安排和执行全过程的督查。对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的执行情况、超计划招生、体制外招生和乱收费问题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完善高校自主招生。着眼于进一步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加强对部属高校生源计划安排科学合理性的研究，指导高等学校正确处理选拔优秀人才与促进教育公平的关系。适度加大部属高校对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的倾斜，使中西部学生可享受到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刘：有人说，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处于“殖民地化”的境遇，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框架基本上都是“舶来品”，而少有自己本土的东西。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我们的阶级分析法、社会阶段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等等，无一不是“舶来品”。请问，您是否同意此种看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何不能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请您以教育史研究为例，说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应该怎样进行理论或范式创新？
周：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明体系包括学术话语体系，并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了世界文明特别是东亚文明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武力的入侵，西方文明也强势进入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术上，伴随着近代西方各种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与建立，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理论与方法，都在中国进行介绍、传播与实验，跑马圈地，各领。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思想学术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学术界严重依赖于西方学术界，很难产生自己的学术思想，逐步沦为西方学术思想的实验场与殖民地。
对此现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清醒的中国学者就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建立本土化中国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的诉求。在哲学界，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张岱年等人的探索。在社会学界，有陶孟和、孙本文、李景汉、陈翰笙、陈达、吴景超、吴泽霖、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探索。而在教育界，陶行知、庄泽宣、梁漱溟、舒新城、陈鹤琴、邰爽秋等人更是积极开展探讨，大胆试验，试***建立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并形成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陈鹤琴的“活教育论”和邰爽秋的“民生教育论”等。可惜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围建国以后，在国际国内***治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势下，由于***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有益的探索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探索才重新赓续。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能够毫无愧色的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并对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还在形成之中。时至今日，构建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包括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已成刻不容缓之事。
关于学术话语体系的内涵及构建路径，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认为：“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准此，则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似亦应循着这一路径前行。”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组成部分的教育史学，如何遵循这一路径。站在国际学术的制高点，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信构建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而从世界学术边陲走向中心舞台？这不仅是学术之问，更是历史之间、未来之间、学科生命之问。我认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学术的逻辑和时代的逻辑从来都是同步的。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并非为重返故纸堆里去找寻那些我们曾引以为傲的历史注脚，也不是空洞的文字游戏的把玩，它的使命在于从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教育现实问题出发，从教育现实问题发现与之有着内在逻辑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的教育历史问题，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特有的问题域，进而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教育问题，服务于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因此，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于清晰的时代场域，致力于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
当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成为西方史学主流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仍方兴未艾，史家的目光已从精英转向大众、从中心移向边缘、从国家转到社会，其影响所及，造成***治史、***事史不再为学者所青睐，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心态史、口述史等逐渐成为显学。这些“源自西方、反映了西方文化焦虑甚至危机的史流”（王晴佳语）已开始为中国史学界所接受，并出现朝气蓬勃、日新月异之势。这一研究趋势本身没错，甚至具有重大而长远的学术意义，但我们必须对其产生根源和推行原因有一个清醒的洞察与反思，不能因此而盲目排斥和低估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忽视我们自身的现当代史学研究成果。从中国教育史学研究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返本与开新的学术实践中，依据当今教育实践过程中所提出的时代命题，逐渐开拓出“回归经典史学”、“现代化史学”、“叙事史学”、“活动史学”、“整体史学”、“全球史学”等学术研究范式，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研究态势，这些学术结晶不仅为教育史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还为学科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提供了广阔天地与时代场域，也是我们构建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是立足中国实践，着眼学科未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总是指向当今的“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即指向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形成的问题和经验。因此，立足中国实践解答中国问题，是构建教育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和源泉，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与呼声。中国教育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密切相关的，它一方面为当今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提供反思和借鉴，另一方面也从中国教育实践中探求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
中国教育史学是伴随着中国教育百年改革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我曾在《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指出：纵观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教育百年改革实践，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教育观念的变革。主要包括新思想的传播、新观念的形成、新理论的产生与新宗旨的提出。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首要内容；二是教育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学制、行***制度、办学制度和招生制度改革等，教育制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与重点：三是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学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而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是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四是师资培养改革。教师的教育和培训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师资来源和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这些教育改革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国教育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时代命题。
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伟大的实践呼唤着学术和理论的创新，中国教育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我们的教育史学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滞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中国教育史学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一批优秀学术成果，并在改革开放后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形成多种研究范式，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教育史学研究者仅满足于此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当今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实践有更为深刻的把握，并紧跟实践的步伐，倾听时代的呼声。当然，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应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学术体系，并在实践这一源头活水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完善，进而永葆青春活力。
三是立足本土资源，放开学术胸襟。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绵延不绝的优良学术传统。这些学术传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想追求，是中华民族特有智慧的集中体现，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是中国教育史学乃至整个教育学科摆脱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实现教育学科本土化的根本途径，这既是一种策略，也关涉学科长远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因此，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牢牢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土壤里，把富有民族学术传统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史学研究成果呈献给世界，让国际学术界了解和认同中国教育史学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从而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如何批判继承中国优秀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我认为，以下五个方面应是研究者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学术传统价值取向的合理因素。从古代文以载道、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到近现代的学以致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我们可以清晰分辨出中国学术传统价值取向的演变与发展轨迹，研究者应学会继承和发展这些优秀传统，学会从国情出发，力求古今贯通，学以致用：二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史学一贯注重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总是透过历史上繁芜的细枝末节之处，寻找历史的内核和本质联系。不过，传统史学也有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足，因此，新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学研究，也要善于从整体去思考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宏观上体认和把握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活动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并学会对各种细微的、日常的教育史料和教育现象进行整理和分析，以微知著，从具体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去窥见整个社会大众和社会潮流的动向；三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理论范畴。近年来，史学界和教育史界广泛引入与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这本无可厚非，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一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社会科学中搬运现成的理论方法，热衷于用抽象的理论、晦涩的术语来剪裁原本生动活泼的教育历史，使教育史学脱离了丰厚的沃土，失去了坚实的根基，偏离了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教育史学在未来的学科构建中，应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教育中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范畴，如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博精兼顾、知行合一等，这些均是流传千古的教育理论范畴，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四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传统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形成了一些专门的学问，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总结出了许多至今仍焕发活力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如辑佚、校勘、辨伪、考证等，这些学问和方法对教育史研究尤其是史料的辨伪考证方面具有永恒的使用价值。五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编撰体裁。章节体自西方引入后为中国学术包括史学编撰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编撰体例，但若一味用这一种形式来呈现学术研究成果，则难免有单调之嫌。因此，今后教育史学编撰体裁还应从诸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等中国传统史学的编撰形式中汲取营养，力求学术表达多元化。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提倡立足本土资源，并不是一味抱残守缺，而是放开学术胸襟，广纳世界学术成果，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入世界学术主流的教育史学。王晴佳在谈及西方新史学时曾指出：“我们了解西方新学术的原因，是为了‘知己知彼’，而了解的目的乃至手段，就在于如何找出其弱点并加以批评和克服。而持这样的态度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也许更能辩证地体现当今全球化的特点。因为全球化的开展，通常以其‘在地化’为前提、并与之互为表里的。”这一观点同样适用教育史学。中国教育史学只有放开学术胸襟，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优点，坚持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构建理念，以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内外已有的学术资源，才能把教育史学研究推向学术前沿，才能真正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有更大的作为。
四是联合两岸四地，共建学术家园。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华学人共同的学术家园，是两岸四地学人的文化纽带。构建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两岸四地教育史学工作者共同的历史使命，仅仅靠大陆学者是绝对难以完成的，需要海峡两岸四地教育史学同人共同努力。
如何构建学术家园？我有几点设想：其一，建立“中华教育史学研究共同体”，共展“繁荣教育史学、共造教育中国”之愿景，充分发挥两岸四地教育史学研究者在推动中国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其二，共同制定学术交流规划，积极促进两岸四地教育史学研究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重大学术课题研究，推出反映与体现两岸四地学者研究水准的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共同加强对教育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研究，形成可以与西方学术界开展平等对话并对西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教育学术话语体系：其三，完善学术交流机制与平台，定期轮流举办“两岸四地教育史学研讨会”，由目前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台湾师大、澳门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六所高校扩大到两岸四地更多的学校，争取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年轻人参与讨论交流，共同分享学术心得，促进学术发展。其四，联合定期举办“中华教育史学高级讲习班”，选聘两岸四地教育史学资深学者，编辑相关培训教材，大力培养年轻学人，着眼于教育史学队伍的长远建设与发展，使教育史学研究后继有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其五，联合设立“中华教育史学学术原创奖”，组织专家评委，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定期表彰潜心治学、作出重大原创性研究的优秀学者，鼓励学者安心治学，繁荣学术文化，为学术文化积累做贡献。其六，联合设立“中华教育史学经世致用奖”，定期表彰运用教育史学研究成果，推动两岸四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优秀学者，鼓励学者发扬中国学术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充分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我相信，不同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的教育史学研究者有许多宝贵经验可资借鉴。相互交流，就能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世界上没有无能的学科，只有无能的学者。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怨天尤人无济于事，苦干实干才会成功。只要全国教育史学界同人齐心协力，携手并进，教育史学研究就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另开新局写新篇。
刘：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惠予我们这个珍贵的采访机会！希望您的学术研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心帮助本刊的发展！
周：谢谢！今后我会继续关注贵刊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