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1934年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创办的《音乐教育》杂志在中国近代音乐期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刊物持续时间长，期数多，内容广泛，撰稿人几乎包括20世纪30年代所有知名音乐家和音乐学者。《音乐教育》杂志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思潮、音乐热点问题的一份重要文献。本文的研究从《音乐教育》的定价、广告、稿费稿源、封面、分栏入手，并对杂志所反映出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界的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20世纪30年代；《音乐教育》；研究
中***分类号：J6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1.010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创办了第一本中文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开启了中文音乐期刊的出版历史。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音乐类期刊层出不穷，共有150种音乐类期刊相继出版发行①。这些刊物为宣传音乐主张和学者阐释音乐思想提供了平台，但由于经费和战争等原因，绝大多数期刊持续时间不长。如：北大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不定期出版了2卷，每卷10期，中华美育会的《美育》共出版了7期，北平爱美乐社的《新乐潮》共出版了10期，北平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出版了10期。在众多音乐期刊中，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②（简称音教会）创办的《音乐教育》杂志是中国近代期刊出版史上持续时间较长、期数较多的一份由地方***府资助的音乐类期刊。1933年4月《音乐教育》创刊，1937年12月迫于战争形势停刊，历时五年，共出版57期，其中10期为合刊③，实际共出版了52期，七个专号④。这份刊物在创刊之初的定位主要着眼于音乐教育领域，但随着稿源质量的提高，定户数量的增加，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音乐教育，而是成为讨论音乐热点问题的平台。以下对《音乐教育》杂志进行研究，包括杂志的定价、广告、稿费稿源、封面、分栏及《音乐教育》杂志所反映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界的思潮和讨论的热点问题。⑤
一、《音乐教育》杂志概况
1933年4月，音教会主办的《音乐教育》第一期刊物正式出版，此后每月一期，杂志主编缪天瑞。刊物的主旨是“普及音乐知识，提高欣赏程度，纠正错误观念，供给适用作品”。刊物定价较低，发行量曾达到一千册。撰稿人几乎涉及当时音乐界所有知名音乐家和音乐学者，封面设计是著名的书画家、装帧艺术家钱君匋。杂志内容广泛，涉及音乐教育、音乐史学、音乐欣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分栏包括乐谱栏、论著栏、调查、乐评、通讯、音乐新闻、音教会要闻、工作报告、规程。
1.定价
《音乐教育》杂志的定价较低，1933年4月《音乐教育》定价为每期大洋二角，含外埠邮费。1934年起音教会将杂志价格减低为每期一角，并征求定户，价格为全年十二期共一元，含邮费在内。每期一角的价格是非常低廉的，1937年有读者希望《音乐教育》出合订本，缪天瑞在回复读者意见时说：“出合订本很难办到，因为每本书所卖得的书价，只够印刷成本的一半光景，所以多印多卖，非但不能增加收入，反而多了一批开支！”[1]可见《音乐教育》杂志的仅凭售价是入不敷出的，之所以能够维持出版57期，得益于地方***府长期的经费支持。
2.广告
1933年4月《音乐教育》第一期中刊登了征集广告的价目表（见表1），刊登全页广告，每期五元。至1935年随着《音乐教育》杂志的定户不断增加，在国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行量大约是一千份[1]，1935年9月《音乐教育》编辑部对广告价位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整，价格有所增加，最高价的前封面背页广告价格为每期十元（见表2），并规定广告的内容以音乐书报、乐器，与音乐相关的物品为限。《音乐教育》杂志内刊登的广告以音乐教材为主，艺术书店的《小学活页歌曲》、开明书局《唱歌》教材都在《音乐教育》上刊登过广告，也有一些乐器广告，如：上海的国产精艺钢琴、商务印书馆的孔雀牌风琴、乐府牌风琴、国光牌口琴、真善美牌口琴等。
3.稿费及稿源
《音乐教育》杂志对稿费进行过几次调整，1933年《音乐教育》杂志创刊时的稿费为每千字二元，未满千字者赠刊物若干期。1933年第8、9合刊改为每千字一至四元。1934年第2期改为每千字酬洋一元至三元，歌曲每首二元至十元。1936年9月编辑部对稿酬进行了修订，一万字以内的文章，每篇稿酬一元至十五元，或赠送本刊半年至一年，一万字以上的另议。
为《音乐教育》杂志撰写文章的有许多当时著名的音乐学家，如：萧友梅、赵元任、柯***和、青主、李抱忱、陈洪、李惟宁、周淑安、唐学咏、丰子恺、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李树化、邱望湘、钱君匋、陈啸空、蔡继琨、张贞黻、李元庆，吕骥、刘已明、刘天浪、廖辅叔、章枚、穆天澍等。从《音乐教育》的稿件质量及撰稿人的学术水平可以看出《音乐教育》杂志的稿源很好，在全国影响越来越大，订阅数量不断增加，在“中国音乐问题专号”（1934年第8期）中缪天瑞提到稿源及订阅的问题，“月刊前途是很乐观的。第一，特约长期的撰稿诸君，与从前一样地源源寄稿来，新近柯***和先生又介绍了几位专家来，这是很可感激的。这样，内容就不怕空虚下去。第二，定户增加之速，出于意料之外，近来几乎每日都有三四处来函定阅，这使我们很感安慰，觉得我们的气力不是白用了。从这些定户的地址看来，订阅者大半为小学音乐教师，所以我们以后格外注意小学方面的教材与理论，关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理论，我们已预备好一种长稿，名为“音乐教育论”，不久即可发表。”[3]可见，《音乐教育》的特约撰稿提高了杂志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这也使得杂志的定户群不断扩大。
4.封面设计
《音乐教育》创刊时是由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题字“音乐教育”作为封面（第一卷第1-3期）。钱学森在《美国通信》中曾经给杂志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其中提到《音乐教育》的封面装帧问题。自1934年第二卷第1期，《音乐教育》杂志请到开明书店的音乐美术书籍编辑兼装帧设计钱君匋⑧为《音乐教育》做封面设计，钱君匋组织过“春蜂乐会”，在《新女性》上发表过一些抒情歌曲，曾经编写《唱歌》等音乐教材。同时钱君匋在当时的装帧艺术界名气很大，素有“钱封面”之称。书商甚至刊登广告，凡作家求得钱君匋画书衣，稿酬多付。《音乐教育》杂志从1934年第1期开始由钱君匋设计封面，直到1937年12月《音乐教育》停刊。钱君匋设计的封面较之前的设计更加艺术美观，其中有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如：1934年第9期的封面设计风格简约，与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的设计风格极为相近。1934年第10期是湖滨音乐堂落成纪念特刊，这期封面以湖滨音乐堂为***案，蓝色白云映衬下的音乐堂十分美观，同时这帧封面也留下了音教会创建湖滨音乐堂的历史信息。1935年第9期的封面下方一位指挥站在舞台上手执指挥棒的背影，自上而下的幕布褶皱位于指挥的旁边，给人壮丽之感。（见插***1；***2；）
资料来源：《音乐教育》（1934年第9期）、《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新年号）。这两帧封面均由钱君匋设计，可以看出《音乐教育》与由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的设计风格极为相似。
资料来源：《音乐教育》（1935年第9期、1934年第5期）。这两帧封面同样出自钱君匋之手，一副给人庄严肃穆之感，一副则巧妙的以“音”的开头字母“Y”将版面分隔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用五线谱点缀，简洁明快同时也与杂志的内容相吻合。
5.分栏
《音乐教育》杂志虽然定名为音乐教育，但杂志内容非常广泛，涉及音乐欣赏、音乐美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音乐评论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杂志分栏包括乐谱栏、论著栏、调查、乐评、通讯、音教会要闻、工作报告、规程、音乐新闻。杂志从创刊开始每期都刊登适合音乐教学的作品，共计274首（部）。其中儿童歌曲27首、小学歌曲77首、中学歌曲68首、一般歌曲47首、合唱轮唱8首、器乐曲15首、中国器乐曲1首、儿童节奏乐队29首、学校乐剧2部。这些音乐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音乐教材缺乏的情况下，为中小学音乐教学提供了参考。音乐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外国儿歌，也有一部分是中国作曲家为中小学生创作的音乐作品，如老志成、陈洪、陈田鹤、江定仙、唐学咏、赵元任、刘雪庵、邱望湘、贺绿汀等人为中小学生创作的音乐作品。两部学校乐剧，分别是程懋筠、坪内逍遥、周作人创作的《猴儿酒》，陈田鹤、钱光毅、廖辅叔创作的《皇帝的新衣》。
此外，《音乐教育》杂志持续刊登了音教会要闻、工作报告和相关规程，这些内容十分详尽的记录了音教会战前在南昌的工作情况。内容包括音教会的各种规章、音教会每月的会议记录、管弦乐队练习的曲目、民众娱乐指导委员会视察娱乐场所记录、音教会举办音乐会的节目单等。借助大众传媒记录***文本的情况在中国期刊出版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杂志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形式，由于其发行量大，所以即便是经历了战火、***治运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仍能流传于世，作为档案形式的***文本相对期刊来说较容易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遭到破坏。有关音教会工作的***文本由于记录在刊物中被十分完好的保存下来。《音乐教育》杂志除了为今天的学者们提供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的相关作品、文章之外，还是研究音教会战前活动的重要文献。
二、《音乐教育》杂志内容研究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各种音乐思潮十分活跃的时期，学习西方音乐、改进国乐及救亡音乐思潮先后产生，国乐与西方音乐的关系、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如何振作国民精神成为音乐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些主要的音乐思潮与音乐界的热门话题在《音乐教育》杂志内都有所反映，《音乐教育》杂志为音乐学者讨论音乐热点问题提供了平台。
1.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
清末至民国时期，以音乐为工具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思潮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冯长春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中将这一思潮称为“音乐启民思潮”。⑨音乐启民思潮中，人们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予以强调和重视，这一思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在不同的阶段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启民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清末民初表现为文化启蒙，20世纪20、30年代表现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抗战时期则体现为用音乐来宣传抗日，救亡***存。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启民思潮在《音乐教育》杂志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音乐人就音乐社会功能的论述不时出现在《音乐教育》中，唐学咏的《音乐的社会作用》、艺轻的《音乐救国》、萧友梅的《音乐的势力》、沈隐痕的《由音乐艺术谈到社会文化》、青主的《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蔡脱妲的《音乐的效用》和《谈谈音乐的功用》、章枚的《歌唱艺术的复兴》等文章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从音乐启蒙到音乐救国都是对音乐启民的一种理解与认同，唐学咏在《音乐的社会作用》一文中回答了什么是音乐的社会作用？即“一人受了这化育便迁善一人，一民族受了这化育便迁善一民族。无以名之，名之曰音乐的社会作用。”[4]艺轻在《音乐救国》中则将音乐与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谈到音乐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作用，“凡是一个文明的国家，音乐教育，一定是很发达的，西洋人士，以为高尚的人，非平素接近音乐，不能营养精神生活，和每日不吃饭，不能营养身体一样，故谓‘音乐，乃精神的食料’，我们屡屡经验过；在电影院里，或是京戏台下，未开幕以前，嬉笑，怒骂声，五香瓜子声，鼓掌辟拍声，站着，坐的，走的，放纸箭的……形形，乱七八糟，种种无秩序无组织的表现，真是难以描写，试问当时，有那种力量，可以镇压下来？但是等到音乐片子一开，锣鼓一响，便寂然无声的一个个注目贴耳。”[5]沈隐痕在《由音乐艺术谈到社会文化》中对音乐的社会作用作了如下阐释：“在一个沙漠似的人生，我相信，只有藉着艺术之花来收获些慰藉；就是人类的自私，自利，虚伪，残酷……等，这些恶习，也许只有艺术的力量，可以澄清扫减吧！我更相信，假若人类的生活与精神的文明相隔绝的话，可以说便与下等动物毫无分别了；”[6]在《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中青主说：“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是指那些同音乐以外的一切主题服务的音乐来说，以别于那些为音乐的本身而创作的音乐。比方一首民歌，不问它是***歌，国歌，或是用来书写市民生活的歌，都属于前一种，因为它是同某一个***，某一个国家，或一般市民服务的。如果是一首艺术乐歌，那么，除了创作艺术的意义之外，它是不同音乐以外的任何一个主体服务的；音乐它不肯受到外界任何一种的限制，所以亦叫做自由的艺术。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没有属于自由的艺术的音乐产生，换句话说；没有这一类音乐的作曲家的产生，那么，这一个国家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是得不到任何一个地位的。”[7]与强调音乐有强大社会作用的观点相比，青主的观点显得独树一帜，青主对于将音乐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化进行了批判，强调了音乐的***性。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音乐的社会作用随之变化为用音乐宣传抗日救国，章枚在《歌唱艺术的复兴》一文中说到：“在现阶段中国的环境，更把歌唱艺术造成了在音乐上是最主要的音乐，在艺术上也占着颇重要的位置，在民族***运动上更是不可少的斗争工具。这完全是客观环境的需要使然，不是什么人提倡的结果，他也不需要人去提倡。游行示威时少不了他。为了这个，各地风起云涌地组织了民众唱歌团，一面预备演奏给大众听，一面另外开班教他们唱，使他们学会了这新工具，同时又无形中组织了他们，教育了他们。”[8]
1934年萧友梅在《音乐教育》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音乐的势力》[9]阐释了他的音乐改造社会观，文章最初是一篇上海教育局举办的通俗学术播音演讲稿，后来被多份杂志登载，包括《音乐教育》、《艺声》和良友出版社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联合出版的《音乐杂志》。文章对音乐社会作用的夸大早有外国学者琼斯的文章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在其著作《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一书中将萧友梅对音乐的社会作用的夸大及音乐与***治活动结合的观点作了分析和批判，作者甚至将萧友梅颂扬音乐的强大势力与***美学联系在一起。按照琼斯的说法萧友梅是“音乐现代化工程的首席工程师”，其实如果考虑到这一身份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所处的环境，就不难理解以萧友梅为代表的受过专业西方音乐教育的精英阶层，在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里为音乐争得一席之地而发出的实用主义的呐喊。
与萧友梅的这篇《音乐的势力》如出一辙，程懋筠于1934年在江西省立南昌女子中学校的讲演稿——《女性与音乐》也发表于《音乐教育》杂志[10]，与萧友梅同属于受到过西方专业音乐教育的精英阶层，文章的主要观点与论调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篇文章不像《音乐的势力》在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作无限的延伸，仅从音乐对于人的德行、对于人生的作用方面解释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
在不同的***治和社会环境下，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所要达到的社会影响的内容不尽相同。20世纪20、30年代以音乐来营造新的社会秩序改造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抗日战争爆发时期以音乐来宣传抗日。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对音乐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同阐释，但在音乐启民思潮下，音乐作为工具和“技术” ⑩的品性及其依附地位都不曾改变。
2.关于国乐改进
20世纪30年代关于国乐思潮也体现在《音乐教育》杂志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国乐研究与活动的社会团体B11，如上海的国乐研究社、北大国乐改进社、北平国乐改进社、大同乐会等。20世纪30年代关于国乐改进引发的争论日渐高涨，在声势浩大的学习西乐的思潮背景下，关于什么是国乐，如何创作国乐的争论难以避免的以西方音乐为参照系。在发展国乐的途径上面意见不同，各抒己见。《音乐教育》杂志内出现了一些关于国乐改进的文章，如：青主的《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陈洪的文章《国乐的定义》、萧友梅的《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吾国旧乐不振之原因》、柯***和的《新国乐的建设》等。1934年第8期《音乐教育》杂志特别出版了“中国音乐问题专号”。
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国乐的理解不尽相同，一场关于什么是国乐的争论，围绕着国乐是古代中国音乐还当代中国音乐，是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还是由中国人创造的音乐展开争辩。[11]廖青主认为音乐只有美与不美之分，无中西之分。陈洪、萧友梅等音乐家对国乐的理解则淡化了民族特征，认为只要是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中国音乐，即便形式完全是西化的也可称之为国乐。
1934年青主在《音乐教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的文章，青主认为音乐只有美与不美之分，音乐是灵魂的语言，所以没有所谓的国乐与西乐的分别，凡是中国创作的音乐都可以称为国乐。青主在文中发出感慨：“由中国人仿造出来的啤酒，不管它是叫上海啤酒，亦或烟台啤酒，一律都可以说是国货，一律都可以在国货公司里面发卖，为什么有中国人依照西方的音乐艺术做出来的音乐，不可以说是国乐呢？”[12]此后，陈洪发表文章《国乐的定义》反对青主关于国乐的说法，陈洪针对国乐与国籍的关系反驳青主，认为国乐并不是以是否中国人创作出来的音乐为衡量标准，陈洪在文章中说：“可以看作曲的人是不是中国人，来决定他所作的曲是不是中国的国乐，是不对的。青主先生的错误便是在于忽略了国乐的内容，而把一切的条件都放在作曲者是什么人的问题上面。这个错误，青主先生自己也很知道，待我们再引他的另一段话，便可明白。他在‘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里头继续说：‘我们要知道：音乐的艺术是和寻常的日用品不同。’他又说：‘音乐是建筑在美的基础上面的一种艺术，和寻常的日用品是不可以拿来相比的。’”[13]
在西乐思潮的影响下，一派的观点认为国乐较之西方音乐是落后的和需要改进的，萧友梅在《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吾国旧乐不振之原因》（该文同时在《音乐杂志》1934年第三期发表）一文中提到西方音乐千年来发展的历史，及中国旧乐不发达的原因“1、吾国乐师无发明制键盘乐器与用五线谱的能力；2、吾国乐师过度墨守旧法缺乏进取的精神，所以虽有良器与善法的输入，亦不愿意采用或模仿；3、吾国向来没有正式的音乐教育机关，以致音乐教授法未加改良，记谱法亦不能统一。”[14]
在一片中国音乐落后和改良的巨大声浪中，一位读者来信质疑国乐真的那么不堪吗？针对裘德煌《改良旧剧之我见》中的一些观点，他指出“旧剧竟如此土化吗？”，“萧笛固无半音，岂无其自然经济之简妙乎？”[15]这位读者反对将戏曲中的锣鼓取消或轻敲轻打，这种国乐保护的声音在声势浩大的国乐改进思潮中显得十分微弱。
3.关于黎派音乐
20世纪30年代，音乐界对于黎派音乐的批判体现了中国近代音乐的雅俗之争。音教会成立后开始禁止地方学校及娱乐场所演唱黎派音乐，审查学校音乐教材，视察娱乐场所的音乐活动，将黎派音乐置于被禁之列。在《音乐教育》杂志内曾发表多篇关于禁止黎派音乐的文章，如：罗亭（贺绿汀）的《关于黎锦晖》、程懋筠的《黎锦晖一流剧曲何以必须取缔》、光毅的《从部颁小学音乐教材说到黎锦晖》、章枚的《爵士音乐黎锦晖一流音乐与广东剧的检讨》等。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渗透了中国民间小调的黎派音乐代表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学者宫宏宇认为“如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黎锦晖的音乐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小市民层’的音乐（聂耳语），这也正是以萧友梅为首的西方学院派音乐教育所要面对、争取的阶层。”[16]贺绿汀在《音乐教育》上发表文章《关于黎锦晖》，从阶级划分的角度抨击黎锦晖的音乐使人堕落，“他所代表的是流氓无产阶级，他抓住了***妓与***客的心理。他不单是可以引诱无产阶级堕落，在这社会经济日行破产的中国，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女孩们，读了几句书，略识几个字就学会了黎锦晖这一套，于是穿着奇装异服，打扮出一幅鬼脸到处卖唱，美其名曰交际花，其实就是变相的。……假如黎锦晖真是代表中国民族性的艺术家，那么一般外国人称中国民族是世界上最堕落的民族，一定是千真万确的了。”[17]对于黎派音乐的屡禁不止，巴淑说：“说到情歌流传的迅速，实在是惊人，一调制出，不论好坏，立刻就风靡一时，看近来制出的‘桃花江是美人窝’之类，虽经教育局明令禁止，但市上还是如何的流行！在反转来和***府严令颁行的‘***歌’对照一下，其流播的程度相差多远！”[18]
除了黎派音乐外，流行于城市内的爵士乐也属于俗乐，中国音乐界的精英同样认为爵士乐是一种浅薄的表现，1933年《音乐教育》向丰子恺约稿，《爵士音乐》刊登于《音乐教育》1933年第8、9合刊内，丰子恺在文章中说“江西音乐教育月刊社向我征稿，我久不从事音乐教育了，愧无可观的贡献，只能略写些感想：近来为病所困，蛰居乡间，难得到都市去走一遭。自己虽早就不弄音乐，然别人的唱歌奏乐，常常把音浪送到我的耳中来。在乡间时，常常送到我耳中来的，是一班小学生或工人们所唱的一种柔媚圆滑的歌声；到都市时，常常送到我的耳中来的，是无线电或蓄音机所发的一种粗噪激昂的音乐，前者是我国流行的一种小歌剧，后者是外国传来的‘爵士音乐’ 我初听到这两种音乐时，都感到“浅率”。[19]
在对黎派音乐及爵士乐的一片反对声中，也有学者保持沉默。1934年在一篇通信里，一位音乐教师给《音乐教育》杂志主编缪天瑞写信，表达了对于黎派音乐等世俗俚曲流传于学校的深恶痛绝，作者希望缪天瑞赶快作篇文章，来拯救这种恶劣的现象。缪天瑞在复信中说：“你提出问题，要我作文答复，却实使我很为难。我已有四五年不写这种议论的文字了。在四五年以前，我确是写过好些这类文字，散载在音乐潮、阿波罗、开明音乐专号等刊物上。事后想起来，觉得自己未免过于大胆妄为，……从这种大胆妄为觉醒过来以后，我就转向了翻译方面。我不能担保我的翻译会怎样有裨于他人，但比起胡说八道的谈论来，总要较为切实的了。”[20]正如缪天瑞在复信中所说，除了作《音乐教育》的主编外，缪天瑞在刊物内发表大量的翻译和作曲理论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音乐批评的文章。
4.对音乐教育及音乐课程标准的关注
1928年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在《确定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教育标准案》中提到民国初期***颁布的教育宗旨“不适于国情，不切合实际”，欲重新确定教育宗旨及教育标准，1929年4月，国民***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确立了三民主义在教育中的地位[21]，1931年9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了全部课程的编制，“应以三民主义重要的观念，为编订全部课程之中心”。[22]在这一背景下，***于1932年公布了《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施行办法》、《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初中音乐课程标准》、《高中音乐课程标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这些课程标准被认为不切实际而遭到尖锐的批评，1934年陈洪针对中学音乐课程标准撰写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一文发表于《广州音乐》（1934年第11期，此文又见于《音乐教育》1936年第1期），在文中陈洪认为课标的制定没有考虑到中国音乐教育的实际情况，标准过高而授课时间过少，目标难以实现。针对***颁布的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也有人撰写文章，钱光毅的《部颁小学课程标准内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发表于《音乐教育》（1936年第6期），文章论述的问题包括：1、我国的昆曲平剧是否有使儿童欣赏的价值？2、我国各种普通乐器的选择及独奏合奏的欣赏。3、应否在演奏的作业内增列“作曲练习”一项？
1932年***颁布了学校音乐课程标准之后，出现了一批依据新颁布的音乐课程标准编写的音乐教科书，如：《小学音乐教材初集》、《开明音乐教本》、《初中模范音乐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这批教材改变了之前学校音乐教材混乱的状况，规范了教学内容，剔除了一些与黎锦晖的音乐有关的内容，关于剔除黎锦晖的音乐，光毅和曾杰在文章《从部编小学音乐教材说到黎锦晖》一文中指出：“数年前，黎氏一流作品非常流行，不单是在金迷纸醉的歌舞场里，就是在以教育为本旨的中小学校内也十分盛行，充满着黎派的歌声。音乐界有不少人起来反对，在报章杂志上批评，说黎氏一流的作品如何不良，如何有害青年，但那时***并没有一些明白的表示，好像默认黎氏一流作品可以作中小学的音乐教材似的。闹了好久，***才下一道通令，禁止学校选唱歌曲，但仍并不指明应取缔的是黎氏一流作品，所以黎氏一流歌曲也仍然在各中小学校里走运，当作必修的教材。现在，***在所编的音乐教材内不把黎氏一流作品编选进去，对于黎氏一流作品，至少可说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表示，告诉教育界说黎氏一流作品是不配被选为教材的。所以，这也是可喜的地方。”[23]
5.对音乐救亡思潮和民间歌曲的关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各种音乐思潮在抗日救亡的巨大声浪中逐渐失去了声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音乐思潮是救亡音乐思潮。救亡的歌声弥漫了中国，抗日救亡呼声日益高涨，救亡音乐的思潮逐渐发展壮大，音乐成为民族***的重要精神武器，“大众化”和“民族化”是救亡音乐的两大美学要求。在抗日救亡时代背景下，《音乐教育》杂志受到救亡音乐思潮的影响，先后刊登了章枚的《音乐艺术往哪儿去》、高中立的《论民歌》、裴回的《民歌记录法》、陈必宗的《大众的歌声弥漫了厦门》等文章。章枚在文章中呼吁用音乐宣传抗日，充满了音乐参与抗日救亡的激情，在文章中章枚号召：“学音乐的艺术家们，有眼睛的就看吧！有耳朵的就听吧！看看这是什么时代？听听前线是什么声音？朋友，如果你那支《秋怨》还未作好，就不必作下去了，我们需要一支《马赛曲》。”[24]
章枚在《音乐教育》上的另一篇书评文章批判了青主在《乐话》中表现出来的艺术至上论，反映出章枚以音乐为现实服务的实用主义音乐美学观，青主在《乐话》中反对将音乐作为工具的实用主义音乐美学观，他认为“如果乐艺真是能够救苦救难，那倒简单。我们不必讲什么‘自由平等’，不必研究社会问题，只让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学唱歌，那旱灾水灾也没有了，失业问题也解决了，‘友邦’也把失地奉还了，天下岂非就太平了吗？”[25]章枚则针锋相对的批评青主的观点，认为青主所持有的“表现主义是必定要流于艺术至上主义及观念论的，并且他的特徵是歪曲现实，逃避现实而以求精神上的安慰为目的。”[26]章枚讽刺《乐话》“书中的理论太深奥玄秘了，只有神仙可以领略，世间的俗人那里懂得？所以最好还是留着自己孤芳自赏，或焚烧寄予‘上界的情人’吧！”[27]章枚与青主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救亡音乐思潮下的现实主义美学观与音乐至上论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之间的冲突。
以歌唱作为主要手段，以民间音乐作为创作的基础，是成为救亡音乐两大美学要求的重要体现。1936年12月《音乐教育》杂志开始征集各地民间歌曲，并于1937年1月开始登载中国各地民歌。1936年11月《音乐教育》刊登了《本刊征集各地民间歌曲办法》，规定应征的歌曲歌词和曲调都要忠实地记出。如某部分有特殊的唱法（如滑音，或花音即装饰音）。要详细地说明，以期可能地保存原曲的面目。“歌词有猥亵之处，亦无妨，我们当加修改来发表。”歌曲都要写明产生于某省某地（最好并写明流行地），与采集者（或记录者）的姓名及详细通信处。发表后以本刊为酬。如集满五首以上，而且每首都具有各地方特别情调者当酌酬现金。
据缪天瑞先生回忆，当时征集全国各地的民间歌曲是采纳了吕骥的意见。在第5卷中共刊登了各地民歌30首，包括《十朵鲜花》（北平民歌）、《手扶栏杆》、《山歌三首》、《“唱春牛”歌五首》（均为广东小北江连景山歌，梁得灵采录）、《调兵三郎》（南昌民歌）、《打雷》（山东儿歌，均刘贵英采录）、《双种麦》（扬州民歌）、《要陪送》（河北乡间民歌，老志诚采录）、《短歌六首》（绥远民歌，吕骥采录）、《踏秧歌三首》（四川渠县民歌，廖正斌采录）、《小白菜》（北平民歌，章枚采录）、《十二步》（厦门民歌，李焕之采录）、《打骆驼》（江西修水民歌）、《十送》（江西修水民歌）、《桃竹树上开红花》（湖南平江民歌，均晏即曙采录）等。缪天瑞回忆说：“每期刊出后（指《音乐教育》），程先生（指程懋筠）都会很有兴味地拿来吟唱。他还要求乐队的演奏人员，如发现本地有好的民歌，要介绍给《音乐教育》连载。有一次，他听说当地工人‘打夯歌’唱得很好，就带我一起去听，学习工人们的演唱。”[28]
1937年南昌音教会组织全市抗日救亡音乐活动，《音乐教育》杂志于1937年底发行了最后一期“音乐教育情况专号”后停刊。在终刊号最后，音教会主任程懋筠与《音乐教育》杂志主编缪天瑞共同署名的一篇《写在终刊号之后》，总结了《音乐教育》杂志的历史，表达了被迫停刊的无奈和对日本列强入侵的愤恨，此后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离开南昌，开始了在偏远地区不断转移、颠沛流离的日子。
除了关注音乐启民、国乐改进、音乐教育、救亡音乐及禁止黎派音乐外，《音乐教育》杂志内还刊登了一些关于音乐译著文章，如：青柳善吾的《音乐教育论》、门马直卫《音乐解剖学》、Dr. Goetschius《曲调的转调及其他》、高野澍、曾葆的《音乐心理学概观》。
三、结 论
《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期刊出版史上十分重要的音乐期刊，1933至1937年间中国音乐界的主要思潮、重大事件在《音乐教育》中都有所反映，它是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思潮的一份重要文献。杂志提供的音乐作品为20世纪30年代学校音乐教师提供了教材，刊登的音乐教育理论译著丰富了音乐教师的理论知识。同时刊物以开放的姿态和对中国音乐的全面考量，为音乐学者讨论音乐热点问题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这份杂志记录了音教会在战前的工作情况，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
作者说明：1、本文是笔者博士论文《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研究1933-1946》中的一部分，较原文有所删减。在此感谢导师王安国教授对此部分内容的修改。2、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1E086），***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60087），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项目（项目号：SGB2009-35）阶段成果。
注释：
①根据《中国音乐书谱志》（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统计。
②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会）1933年成立于南昌，隶属于江西省教育厅，主任委员程懋筠。1938年因战争原因音教会向赣南等地转移，1944年因迁移困难，经费难以为继，在赣州解散。1946年1月音教会在南昌复建，同年***府实施***府紧缩案被裁撤。
③第一卷第4、5期，第6、7期，第8、9期，第五卷第9、10期，第11、12期为合刊。
④《小学音乐教育专号》（1934年第1期），《中国音乐问题专号》（1934年第8期），《乐曲创作专号》（1935年第1期），《特大号·全国音乐总动员》（1936年第1期），《救亡歌曲特辑》（1936年第11期），《苏联音乐专号》（1937年第7期）《音乐教学情况专号》（1937年第11、12期）。
⑤关于《音乐教育》杂志的相关研究有国华著《缪天瑞与》（《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及缪天瑞著《纪念程懋筠先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缪天瑞与》主要以主编缪天瑞为中心对《音乐教育》杂志进行研究；《纪念程懋筠先生》一文中也涉及《音乐教育》杂志的内容，但主要以追忆程懋筠为主要视角。这两篇文章都是从纪念某个人的角度对《音乐教育》进行研究，缺乏对杂志本身的研究。
⑥2009年缪天瑞先生在与笔者的通信中讲到《音乐教育》杂志的发行量大约是一千多份。
⑦根据《广告价目》（《音乐教育》1935年第9期）制作。
⑧钱君匋（1906-1998）书画家、装帧艺术家。190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1923年考入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师从于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学习美术和音乐。1926年钱君匋进入浙江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与沈秉廉、邱望湘、陈孝恭等人组织“春蜂乐会”，在《新女性》上发表抒情歌曲，反对封建礼教，倡导男女平等、恋爱自由。1927年钱君匋来到上海开明书店任音乐美术书籍编辑兼装帧设计，曾为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叶圣陶主编的《妇女杂志》、周予同主编的《教育杂志》、杨贤江主编的《学生杂志》画封面、题头、尾花。为鲁迅译文《艺术论》、《十月》、《死魂灵》等作书画，深得鲁迅奖掖。
⑨冯长春将以音乐为工具进行思想启蒙与锻造新的国民性的思潮称之为“音乐启民思潮”。他认为音乐启民思潮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人们对音乐社会功能的重视与强调，学堂乐歌既是这种思潮的产物，也被这种思潮赋予了沉重的历史大任。由于音乐对改造国民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学校更是塑造新民的重要场所，音乐教育也就成为担负改良社会、塑造新民之重大使命的最佳选择对象。参见冯长春著《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博士论文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5年。
⑩安德鲁·琼斯（AndrewF.Jones）认为“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左翼音乐家，都将音乐构想成一门进行“社会控制”和“***治动员”的“技术”，在头脑里藏着文化达尔文主义***形的音乐改良派的心里，中国音乐是落后但又闲置的一门自强救国的技术，亟需大力翻新一番。
B11“五四”后在西乐思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一股寻求国乐发展弘扬民族音乐的思潮，即国乐改进思潮。在这个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许多以研究和弘扬国乐为宗旨的国乐社团，仅上海市就有近30家具有影响的国乐社团，对国乐研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参 考 文 献］
[1]缪天瑞《写在读者意见之后》，《音乐教育》，1937（1）：97.
[2]《本刊广告价目表》，《音乐教育》，1933（1），封底.
[3]缪天瑞《编后》，《音乐教育》，1934（8）：96.
[4]唐学咏《音乐的社会作用》，《音乐教育》，1933（4-5）：25.
[5]艺轻《音乐救国》，《音乐教育》，1933（8-9）：115.
[6]沈隐痕《由音乐艺术谈到社会文化》，《音乐教育》，1933（8-9）：117.
[7]青主《音乐当作服务的艺术》，《音乐教育》，1934（4）：9.
[8]章枚《歌唱艺术的复兴》，《音乐教育》，1937（4）：12.
[9]安德鲁·琼斯（AndrewF.Jones）《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62-69.
[10]程懋筠《女性与音乐》，《音乐教育》1934（5）：23.
[11]可参见冯长春《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思潮研究》，博士论文 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142-144.
[12]青主《我亦来谈谈所谓国乐问题》，《音乐教育》1934（8）：13.
[13]陈洪《国乐的定义》，《音乐教育》1934（12）：25.
[14]萧友梅《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吾国旧乐不振之原因》，《音乐教育》1934（8）：26.
[15]《通讯》《音乐教育》1933（2）：59.
[16]宫宏宇《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向》（下），《音乐研究》2008（4）：105.
[17]罗亭《关于黎锦晖》，《音乐教育》1935（2）：34.
[18]巴淑《情歌的影响和使命》，《音乐教育》1934（12）：49.
[19]丰子恺《爵士音乐》，《音乐教育》1933（8-9）：40.
[20]缪天瑞《答仰衡兄》（通讯），《音乐教育》1934（8）：75.
[21]《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35）.
[22]《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宋恩荣、章咸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38.
[23]光毅 曾杰《从部颁小学音乐教材说到黎锦晖》，《音乐教育》1936（8）：15.
[24]章枚《歌唱艺术的复兴》，《音乐教育》1937（4）：15.
[25]章枚《音乐真是高于一切吗？——评青主：〈乐话〉》，《音乐教育》1937（3）：43.
[26]章枚《音乐真是高于一切吗？——评青主：〈乐话〉》，《音乐教育》1937（3）：44.
[27]章枚《音乐真是高于一切吗？——评青主：〈乐话〉》，《音乐教育》1937（3）：44.
[28]缪天瑞《纪念程懋筠先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3）：46.
Research on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LIN Yuan
Abstract： In 1934，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sic Education Committee of Jiangxi Province published Music Education， a journal lasted for a long time， content widespread， and the writers including almost all of the well known Chinese musicians and scholars in 1930s，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periodical public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Mus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to research both of the Chinese music thought and hot issues in China in 1930s.Starting from Music Education’s pricing， advertisement， payment for an article， source of writing， cover and column， this paper discussed and sort out the hot issues in the journals that reflect in the music circles in China in 1930s
Key Words： 1930s；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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