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视教师的作用的。唐朝的韩愈做了篇文章,叫《师说》,一开始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柳宗元也有一篇文章,叫《师友箴》,一开始也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我国古代有成就的学者,他们不仅善于自己刻苦自学,而且善于向教师学习。在这里,我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是怎样向教师学习的,以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参考。
一、古代从师非常困难,
从名师更加困难
远在原始共产社会,为了要把前一代的生产经验传授给后一代,公社里的长老就承担着教师的责任。那时是没有固定的教学形式的。开始设学校以进行教育,大概是在奴隶社会,《孟子》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序”“庠”便都是学校的名称。这些都是官办的学校,只有奴隶主的子弟才能进学校读书。系于奴隶,要把子弟送进学校读书,那是难以想象的事。这时从师求学是统治阶级特有的权利。春秋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的时代,当时除了官学以外,开始有了私学。孔子就是私人讲学的大师,相传他的学生先后有三千人,其中成就较大的有以颜回为首的七十二人。私学兴起以后,受教育的限制比以前稍稍放宽了一些;但是,私人讲学要收“束修”(一束十条的干肉,算是礼节),送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以孔子的学生为例,就出身成份来说,包括着奴隶主的子弟、新兴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以及一些所谓””的小生产者的子弟,但主要的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士阶层的子弟。因此,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争取到从师求学的机会,不得不备尝艰辛。至于求得名师,那就更不容易。古书上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如《文苑》上说汉朝的苏章“负笈求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 》上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汉的承宫,八岁就替人家放猪,当时乡里中有一位名叫徐子盛的教师以《春秋》经教授学生,承宫放猪经过这学塾的旁边,就躲在窗外听讲。他的主人不见他回来,便到处寻找,找到以后要狠狠地鞭笞他,经学塾里的学生出来讲情,才算作罢。后来,承宫就请求徐子盛收留他,替学生拾柴禾,劳动之余也一起听课,就这样,他“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终于学通了经书。三国时,魏国有个邴原,十一岁就死了父亲,他经过学塾,听到读书的声音,哭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哭,邴原说:能够读书的都是有父兄的人,我羡慕他们有父兄,羡慕他们能学习。老师说:你也可以来读书呵!邴原说:家里穷,拿不出钱,老师说:只要你有志向,我可以不要你的“束修”来教你读书。于是,邴原便进了学塾,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但是在古代,象承宫、邴原遇到
这样的好老师的情况是不多的,那时曾埋没了多少的人才啊!
二、古代学者从师,是为了老师能“传道、授业、
解惑”
古代的教师,如韩愈《师说》中所说的,有“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这是童子之师;有“传道、授业、解惑者”,这是学习已有基础的人的老师。我国古代学者“千里从师”的人,一般年纪都此较大,就是韩愈“‘作师说以贻之”的李蟠,当时也已十七岁,“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已有了一定的成就时,为了继续学习,仍不辞千里跋涉,去投名师,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后汉书郑玄传》说,郑玄是北海高密人,因为那时山东没有可以请益的老师,于是他就向西到了关中,找了涿郡卢植的关系,师事扶风马融。马融有门徒四百余人,郑玄在他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老师的面,马融是叫程度好的学生教郑玄的。郑玄并不因为老师不直接教他而表示不满,仍是日夜苦读。有一天,马融和他的学生考论***纬,听说郑玄会计算,于是召见郑玄。郑玄就借这个机会提出许多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来请教,问答既毕,就辞别马融回山东。马融感叹地对他的学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这说明郑玄的师事马融,是为了要马融“传道、授业、解惑”。
古代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一些好的传统。
首先,他们都重视因材施教。如孔子认识到高柴的质地愚笨,曾参的天性迟钝,子张少诚实,子路性粗鲁,就掌握了他们个性的差异施以不同的教育。后来的孟子也重视因材施教。他在《尽心篇》中就谈到因人而异的教法,他认为学生有几种,第一种是修养最好的学生。只须稍加引导,好象时雨加诸草木,便会滋长发育起来;第二种是长于德行方面的学生,再加熏陶后,便能长为德行很好的人;第三种是长于才能方面的学生,再经指导后,便能成为通达多能的人;第四种是一般的学生,则可用问答的方式进行解惑、释疑的工作;第五种是因地点和时间的关系不能及门受业的学生,可用“闻道以善其身”的方法进行教育。
其次,他们要求自己很严格,重视以身作则。荀子曾在《致士篇》中提出教师应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尊严的威信;第二,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信仰;第三,要能循序渐进,诵说不凌不乱;第四,要能了解精微的道理而加以发挥。此外,还要广泛地学习,有高深的学问。
再次,他们都热爱学生。如孔子就很热爱学生,颜回死的时候,孔子为之痛哭,并料理颜回的后事。宋朝的朱熹在教学工作中也有“诲人不倦”的热情,正如他的学生黄干所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病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照常以为忧。”
正因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国古代有许多很有名的教师,他们的学生常常多至几百人、几千人,培养出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
三、古代学者善于多方面从老师学习
获得从师的机会,在古代不容易;有了从师的机会,如何去利用这个机会,也并不简单。韩愈在《师说》中告诉我们唐朝的情况:当时有一些士大夫,听到人家称呼“老师”“弟子”就群聚而笑,他们的逻辑是:老师和弟子的年纪一般大,这怎么相称?从地位低的人为师,他们感到耻辱;从官职高的人为师,他们又以为近于诏媚。对于这种错误思想,韩愈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