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尽管10年前《福布斯》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抓住了中国人“喜欢听有钱人故事”的心理特点，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2000年有五六个人见，2001年有30~40人见，2002年约为60人，直至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
“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胡润说。
“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有充满阳光。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胡润把这个问题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胡润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尽管已过去多年，胡润仍记忆犹新。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藏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治家的会面、***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等，他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寻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除了公开的财富数字之外，还需要赋予这些富翁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胡润选定的内容包括年龄、出身、生肖、家庭状况、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主要涉足哪些行业、有什么趣闻。如同一个孩子在摆弄自己心爱的积木，脑中形成一个初步构架后，《百富榜》就像一座大厦在胡润的手中慢慢成型。
“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排榜工作基本就告一段落，从8月11日开始，我就着手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另立门户
为什么第一次榜单要选择在国外媒体上用英文?“制造这份财富榜是对我在中国数年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是回英国前为自己布置的一份回家作业。我的力量有限，因此它肯定不是最全面的。但我认为，这给外国人看绝对绰绰有余，也为他们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途径。”胡润解释说。
第一次制榜时，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所以，胡润选择了50位富豪入榜，希望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9月1日，胡润如期回到英国。9月10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先后收到了一份胡润发出的传真。上面写着：“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
《福布斯》是当初所有接到传真的媒体中反应最积极的，第二天就和胡润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
2000年初，胡润再次回到中国，希望为新的一年打造一份全新的榜单。
两年的榜单做下来后，胡润发现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于是在2000年9月，胡润毅然辞去在安达信的工作，希望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挖掘。
在顺利合作四年后，《福布斯》宣布将首次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福布斯》正式派往中国的首位雇员――范鲁贤也在公众面前亮相，成为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润与《福布斯》也就此分手。
有人说胡润是本地化的牺牲品，在胡润看来，分道扬镳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的好朋友、《福布斯》杂志总编Laury Minard在2002年突然去世了。除了他之外，其他人我就不是很熟悉了。其实，福布斯在中国为人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每年一次持续推出《百富榜》的功劳。而且福布斯这个中文名字还是我给定下来的，当时取这个‘福’字也是顺应中国文化讨口彩的说法。分手的很大原因是个人关系，没有了良好的沟通，很多事就没法沿着原有的轨道继续了。”
和《福布斯》“离异”后，胡润找到了“欧洲货币机构投资”。他们主要针对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及投资等领域，恰好《欧洲货币》当时也希望寻找一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可以说，我们一拍即合，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2003年10月，胡润在上海正式了中国《百富榜》，同时还扩充了内容。推出IT、地产、金融三张各50人的附属富豪榜单。其“新东家”――《欧洲货币》的合作方式让胡润感觉非常踏实。
中国富豪们经常抱怨榜单上的数字不准，要么称财富曝光将威胁到他们的财产安全，媒体则讨论为什么首富的脸不断在变。胡润解释说：“我们的工作远非无懈可击，在现在的条件下，有些收入不能靠纳税额来计算，有些数字因为拿不到确切的资料只能靠估计，但我们能确保有60%-70%的准确性。由于计算方式的差异，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误差。”
“胡润百富榜，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中国百年企业的招牌。”不知道这是否也意味着，这位英国人的下半生将主要在中国，在富人们身边度过?
在胡润看来，其实自己现在也是一名创业者。除了制作各种榜单，胡润的团队还从事各种会议、活动的组织及举办。对于百富杂志的广告及会议所赚取的利润，胡润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今，中国已成为胡润的家，他在上海买了房子，和妻儿一起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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