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传统文化对鱼的释义，由史前生殖崇拜转化为富裕欢乐的象征，经历了由神秘意识逐渐世俗化的漫长历程。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特征相当程度上是在这种世俗化影响下的旨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吉祥文化”，它重视心灵的慰藉和人生的祝福，这种说法很是很中肯的。比如说，悬鱼就是在吉祥文化的影响下，而生发出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悬鱼，又名垂鱼，是安装在歇山、悬山建筑山面搏风板交汇处的一种木质装饰（见***1），宋《营造法式》记载了悬鱼的***样和尺寸（见***2），而悬鱼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至于建筑物安装悬鱼的缘故，民间普遍的看法是，悬鱼是水的替身，悬挂悬鱼和“浇水”同意，也就是说，悬鱼是人们为了乞求免除火灾的侵扰而安放的，在功能上可以起到“厌胜”的作用。最早与“悬鱼”有关的文字，出自《后汉书羊续传》：府丞尝献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羊续拒不受礼，他将鱼悬挂起来直至晒成臭鱼干，人称“悬鱼太守”，虽然《后汉书》第一次提到了“羊续悬鱼”，但从汉画像石、明器上并没有发现建筑意义上的悬鱼，从出土的公元529年北魏宁懋墓室石刻、隋墓的陶屋和河南博物馆所藏公元582年隋代的建筑石刻山面，都没有见到悬鱼的形象。
悬鱼的***记载见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颁布的《营缮令》：……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梁装饰。[1]由此可知，悬鱼最初就是唐代宫廷礼制建筑的规范内容，但随着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风尚也在经历着明显的变化，“车服僭越”开始普遍起来，盛唐佛教大发展时，权贵官宦出资营建的佛寺建筑与礼制建筑采用了同等形制，从敦煌莫高窟盛唐第148窟“药师净土变相***”可以清晰地领略唐代佛寺建筑的全貌。画面反映，唐代歇山建筑较之宋元明清收山更深，并配有雕刻简约的悬鱼，这种悬鱼长度较短且近似于圆形，两侧刻有微微向上的卷云纹，颇似鱼眼，造型与李思训《江帆楼阁***》的悬鱼十分相似。唐代后期，“僭越”肆虐，唐文宗颁布了更为严格的建筑等级制度，《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只有常参官才可“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栿***梁。”五代的悬鱼延续了唐代的风格，卫贤《高士***》就有明确的记载。目前被考证的宋、辽、金遗构大多距今近千年，本身多经后世重修，当初原创构件所剩无几，①如金代晋祠献殿悬鱼可能是后代所建（见***3）。两宋的“车服僭越”更加普遍，据《清明上河***》所绘即使是楼肆酒馆也用悬鱼，而且式样很是丰富（见***4）。宋代有专门以描写建筑物为主的“界画”，界画家笔下的悬鱼形制如《营造法式》所绘***样，如李嵩《朝回环佩***》、南宋李氏《水殿招凉***》、宋人《景德四***》、《金明池夺标***》等。宋代文人对悬鱼的解说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淡化，悬鱼还被视作“清廉”的化身，通过对悬鱼的赋义，突破了单纯的器物层面的限制，从而揭示了广泛的人生，维系了造物活动和人的精神生活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彼此呼应的联系。
如《宋诗钞徐积节孝和路朝奉新居之六》说：“爱士主人新置榻，清身太守旧悬鱼”，就是极好的元代的悬鱼，体量愈发肥硕，制作工艺也更加繁缛，如元画《广寒宫***》、《江山楼阁***》，王振鹏《龙舟竞渡***》（见***5）画面所示。明清的官式主体建筑已鲜用悬鱼，其原因许为结构变化导致。唐宋两代歇山顶之两山大多与正立面的稍间补间铺作取齐，以梁架作为内外之间隔，外口搏风板上安放悬鱼，既起固定搏风板、保护悬挑檩头之作用，而且也恰好遮盖住了里面隐现的侏儒柱，不至于使内部梁架过分暴露；而明清官式建筑在结构设计和施工上都较前代更加简化快速，通过安放踩步金梁、踏脚木将两山向外推出与山墙取齐，改进了承重设计，但两山面积必然加大，所以必须支以草架柱子稳定结构，由于草架柱子不甚美观，而被迫掩以山花板，这样就使安放悬鱼变得很是困难，而只能在山花板上涂刷朱漆、绘画佛教七宝及吉祥***案等。如明社稷坛享殿、天安门城楼山面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
对照明清山水画和今所遗承的两代木构，发现明清使用悬鱼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仇英、袁江等江浙一带画家作品中仍可见完整的悬鱼形象，和宋元实物相比没有大的区别；而在明清官式建筑，如明福陵、定陵明楼和清西山无梁殿、故宫保和殿等实物却不见有悬鱼，这可能是由于一种风格的兴废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及影响，边远省份比首都一带要弱的多的缘故。至今,西南诸省的民居普遍延续了使用悬鱼的传统，如云南丽江纳西族民居的悬鱼，长度多在80厘米至100厘米左右，有的还做成连体鱼形（见***6）；福建永定民居也有类似的悬鱼（见***7）；浙江泰顺地区的悬鱼则普遍雕刻有“水”字（见***8）。这说明即使是在科学远较古达的昨天，“俗”与“雅”、“迷信”与“科学”这种矛盾在一些场合并不属于决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关系，尤其是人们需要解决实际问题时，一部分“迷信”便适时地转化为对生活理想的践行，成为传统文化取吉纳祥的对象，在这点上吉祥文化体现出了深刻的改造力量。中国建筑礼制也影响了古代朝鲜与古代日本建筑的发展。6世纪的新罗帝国推行“骨品制”，最上层是“圣骨”，大小贵族依次分为“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等四个等级。只有“圣骨”、“真骨”贵族能继承王位，“圣骨”以下的贵族都不得使用悬鱼做成的建筑装饰。古代日本建筑从奈良时代前期的白凤样式，发展至后期的天平样式，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并作为日本传统的古典样式，而被称之为“和样”，其本质反映的是唐代建筑样式的日本化，这些地方化的细节在悬鱼造型上也能看得出来。如果将日本存世的悬鱼和唐代绘画上的悬鱼作一比对，就能发现在风格和造型上均有相似之处，但日本悬鱼自身的特点也很明显。
日本的悬鱼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叶”悬鱼；另一类则是“大陆形”悬鱼。大陆形悬鱼则专指中国和朝鲜的悬鱼。“叶”悬鱼有“四叶”、“五叶”、“六叶”、“八叶”和“多叶”5种主要款式，所谓的“叶”实则是指悬鱼中间的一块装饰***案，由4片以上的菊叶团绕而成，外形呈四角形、五角形、六角形或八角形。“叶”被一根称为“桶口”的插件固定在悬鱼上，“桶口”的顶端刻成菊形的纹样叫做“菊座”。据统计，“六叶”悬鱼是日本分布最广泛的样式（见***9），其中90%的“六叶”悬鱼中心设置“菊座”。所以，有“叶”无“叶”就成为区分日本传统悬鱼和“大陆形”悬鱼的标志。“叶”几乎都是木制的，个别也有用金属制成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突出建筑物的等级规格。现今日本的“叶”悬鱼至少存在11种式样，一为芫悬鱼，芫悬鱼因和“芫”（一种野菜）的形状相似而得名，是数目最多的样式。从外形上看，芫悬鱼和二重悬鱼与中国唐代绘画中的悬鱼最相似，如山梨富士浅间神社悬鱼（见***10）；二为猪目悬鱼，猪目悬鱼（见***11）在数量上仅次于芫悬鱼，因其两侧各有一个酷似猪眼的小洞而得名②；三为三花悬鱼，它是猪目悬鱼和芫悬鱼的混合体，如京都大德寺山门上的悬鱼；四为二重悬鱼，二重悬鱼和三花悬鱼一样是猪目悬鱼、芫悬鱼的变形；五为梅钵悬鱼，“梅钵”的纹样取自梅花，江户时代以来多出现在民居建筑中，梅钵悬鱼数量较少，仅占日本悬鱼总数的5%；六为雕悬鱼，雕悬鱼是以雕刻纹样为主体的悬鱼。早期的雕刻题材多为祥花瑞鸟，往后渐次出现了各种动物类的民俗***案；七为贝头悬鱼，因和贝壳的头部相似而得名；八为雁股悬鱼，外形与箭尾部羽翎十分相似，但数量稀少；九为盾悬鱼，仅在神社建筑中残存；十为切悬鱼，切悬鱼的纹样类似于梅钵悬鱼纹样，但各边都是直线。切悬鱼仅在京都桂离宫书院存有一例；十一为结棉悬鱼，结棉悬鱼的纹样受到了蚕茧表面纹理的启发，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之后才被用作悬鱼的纹样，但其数量也很少③。
需要指出的是，吉祥文化并非只是“俗”文化的专利，社会上层“雅”文化同样也需要它来自下而上地推行文明教化，因此，“雅”、“俗”文化的融变，使得流传于世的吉祥***形的意义很多时候并不单纯，一个形象根据不同的背景有着很多种解释，悬鱼即是无数个案中的一种，它混成糅杂了礼制、文人趣味、谐音文化等多种社会文化，从这一意义上讲，吉祥文化带有全民的属性。以悬鱼为代表的众多个案汇集到一起便成了中国吉祥文化深厚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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