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季某日,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的人非常多。北大校长蒋梦麟主持大会,他首先就讲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劝学生安心读书,不要搅和国事。这种论调很不对血气方刚、希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年轻学生的口味,但学生还是静静地听着,想看看校长接下来到底会有什么动作。不一会,蒋梦麟宣布请胡适讲演,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一时间,嘘声四起,伴以巨大的喧哗声,久久不停。胡适演讲得极其艰难,大家根本听不清楚,据坐在讲台前的李祖荫回忆,他也只听清了“打仗三日就亡国”一句。那天,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拳左右飞舞,想压下学生的喧嚣,可学生们依然故我。胡适气得发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更是火上浇油,谴责声、叫骂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尴尬地从讲台上下来。
初读这则史料,估计您也会像我一样感到深深困惑。胡适一向品行高洁、爱生如子,学识也很渊博,在师生中人缘极好,何以跟学生闹成这个样子?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无论***府还是民众都分为主战、主和两派,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胡适属于主和派。胡适认为中国的***事力量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只能暂时放弃武力抗争,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同时警告***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在这和平的十年中,全力发展现代***事工业,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
胡适产生这样的思想绝非偶然。胡适与私交不错,1933年春,胡适与见面,交谈中告诉胡适,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想象:“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队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当胡适问到中国***队能不能抵抗时,说需要三个月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的话透露出一个意思:在当时条件下,中国打不赢日本。
现在看来,当年要求武力抗击日寇的青年学生,其实比学富五车、主张求和以后***的胡适更加高明和清醒。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是凶狠的狼,中国人不过是孱弱的羊,狼随时可以吃掉羊,羊却没有任何反制的武器,连一根像样的木棒都没有,狼是否愿意与羊谈判,本身就是个问题。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国通过巨大的外交努力与日本暂时达成了协议,日本也必然会以中国彻底割让东北三省、承认日本在华种种特权为基本谈判利益,这样,我们国家头上就会时时悬着一把尖尖的巨剑,国民不可能拥有起码的安全感。
不过,胡适毕竟是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的主和与有着本质区别。的主和是要借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获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胡适的主和是想给国家民族找一条出路,而非希冀个人得到什么好处。因此,当日寇地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大举进攻中国时,将主和变成了彻底的***,甘当傀儡***府的头目,沦落成千夫所指的***;胡适则勇敢地抛弃了过去的妥协幻想,应国民***府之召赴美开展民间和***外交,全力推动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抗战,凭自己辉煌的作为重新获得了青年学子和全国民众的尊敬,将人生屈辱的倒彩变成了绚丽的正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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