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安纳普尔娜峰是14座8000米高峰中第一个被登顶的，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神话中，安纳普尔娜峰被称为“收割之神”，频繁的雪崩、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使这座山峰看起来阴森恐怖，远远地透着寒气和恫吓。
“胡马单人完成安纳普尔娜峰南壁新路线，并登顶海拔8026米的东峰”这条新闻来自亚洲徒步公司网站，这是为胡马提供远征后勤服务的公司。报道写道：亚洲徒步公司很高兴也很自豪地宣布，我们伟大的合作伙伴，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登山家托马斯・胡马先生在10月28日以单人纯粹的阿尔卑斯方式，完成安纳普尔娜峰南壁右侧新路线。他沿着前人从未尝试过的路段攀登到7500米，转入传统东山脊路线，最终登顶海拔8047米的东峰。
尽管简报并没有提供太多细节，但是攀登界一致认为这将是2007年重要的攀登成就。20世纪末，托马斯・胡马的一系列重要攀登有力推动了喜马拉雅登山活动的发展(比如]999年他在道拉吉里峰的单人攀登)。他在气势雄伟、极度危险的南壁完成历史上的首次单人完攀是极具勇气和想像力的，这无疑是近几年喜马拉雅地区最重要的攀登成就之一。胡马以日志的方式回顾了攀登历程。
南壁
38岁的胡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困难、最具有震撼力最著名的山峰岩壁，这点已为登山史所证明。南壁首攀是1970年的博宁顿队完成的Don Whillans DougaHaston和lan cough登顶，但是clough在下撤时遇难；1978年，AIex MacIntyre Rene Ghilini和John Porte试***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南壁，却再次以悲剧收场，登山运动的旗手Alex Macntyre永远留在了这里。1992年南壁见证了Jean-Christophe Lafaille史诗般的独臂自救传奇，在搭档Pierre Begin坠落遇难、自身负伤的情况下，他独自从7500米下撤并返回，终于，在1988年SoroDorotei首次重复英国路线后，安峰南壁的攀登加入了新的篇章。
胡马攀爬的是一条全新的路线，并且是凭一己之力以纯粹的阿尔卑斯方式完成，历史上南壁的同片区域只见证过1988年Haizer和Kukuczka的波兰队开辟。经过1988年攀登者Arthur Hajzer核实后可以确信前后两条路线完全***，穿越了不同的地形。两者间惟一的交汇点是海拔5800米冰川上的平台，这也是胡马攀登中选择的一号营地。
“攀登前我并不知道1988年曾有队伍从距离我此次路线不远的地方完成过安峰南壁。我仅在新路线上花了两天时间上下，天气及冰雪状况都非常糟糕。整个9月雨雪不断，期间只有短暂停歇。当我出发时，恰赶上北偏西北风(俗称高空急流)肆虐，风速达到100-150公里/小时。正是同种类型的飓风在1997年夺走了我的搭档Janez JegJic的生命。”胡马评论道。
攀登
10月24日，我和朋友Jagat Llmbu结伴出发。我们越过冰川，在主岩壁下面的岩石、冰雪立柱的混合地形中迂回穿行。当晚在海拔5800米的狭小冰台上建立了一号营地。
10月25日，风力太强，加之胃部不适，我们整天都留在5800营地休息。此外由于准备期海拔适应不充分我的身体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我只攀登了海拔5690米的Tharpu Chuli峰当作热身，并没有在5300米之上扎营过夜。这种程度的适应对于攀登一座8000米级别山峰来说显然不够。
10月26日，我早上六点开始攀登。没用头盔绳索和安全带只携带了露营装备、食品和燃气。我把装备尽量都留给Jagat这样假如我出事的话，他将有可能独自下撤。下午三点，我到达7200米开始挖冰洞，这会是我的二号营地。
10月27日，整天我都呆在冰洞里，以让身体更好地适应海拔上升――我不想冒患水肿的风险过快攀登。风力非常强劲 超过100公里/小时。
10月28日，闹钟在六点准时响起。我几乎彻夜未眠，始终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发。天空晴朗，外面风很大也很冷(我已经接到瑞士气象局的警告：高空急流层风速过快，不建议穿越暴露山脊)。我轻装上阵，只携带了两升饮水，但还没到一小时就给冻成块了。两小时后我攀登至7500米，进入1984年Loretan和Joos首攀的东山脊。我顶着强风继续沿山脊向东峰前进。上午十点，我已经走完了大部分山脊路线，顶峰看上去触手可及。风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强。攀爬得越高，流雪与落冰发生的频率及规模也越高，发生雪崩的可能性也越大。
下午二点前，我终于登上海拔8047米的安纳普尔娜东峰。我默默向上帝祈祷，感觉到内心的平静和如释重负。就算天气条件允许，我也决不会产生继续攀登8091米的主峰的想法，因为早在1995年上帝就已经赐予我机会站在它的顶端。那曾是我的第一座8000米，这是我2007年选择安峰作为攀登目标的理由，谨以此纪念自己投身阿尔卑斯攀登20周年。
我立即开始下撤。雪檐在山坡上投射出漫长的阴影。我给Jagat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正在返回的路上。他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上午十点，自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为我的安全担忧。
夜晚即将来临，我到达东山脊起点处。我感觉非常疲惫，距上次进食和喝水已有很长时间。天色全黑后，我无法看到自己先前留下的足迹。我迷路了，但我知道上帝会与我同在不必慌张。因为气温过低头灯无法正常工作，我不得不在寒冷和夜色中等待月亮升起后才继续下撤。终于返回7200米营地，我彻底垮了。
下撤
我用卫星电话发回如下信息，平安归来，返回营地。新路线至7500米，最漫长的旅程 安纳普尔娜东峰8000，中顶往返14小时，一切顺利。我躺下休息，给自己煮了茶，等待天亮继续下撤。
10月29日，早晨八点，我开始向5800米的一号营地下攀。四小时后我又见到了Jagat。我联系了在大本营等候的医生Anda Pe rdan，还打了电话给父母，女友，孩子和我的经济人。我们继续下降，于当晚平安回到海拔4150米大本营。
10月30日，我们讨论攀登的详细过程，一直聊到凌晨两点。然后开始收拾装备，准备启程返家。我们还参与营救三名韩国人，然后撤到Chumrung。
11月2日，在博克拉停留一天后，我们回到加德满都。在这里我与Eizabeth Hawey和Rlchard sailsbury会面，留给他们部分照片及一份正式的攀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