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谭恩美的第二部作品《灶神之妻》是一部书写苦难的作品，其中不仅涵盖了个人创伤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创伤。本文从文化创伤理论角度出发解析文中的文化创伤。
关键词：创伤；《灶神之妻》；文化
中***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作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颇受学术界的关注。自从九十年代初有学者将谭恩美的第一部作品《喜福会》介绍到国内，关于谭恩美的作品研究层出不穷。纵观近十年来的有关谭恩美的研究，其研究角度呈现多元化趋势，然而研究的重点依然围绕着《喜福会》而展开，对于谭恩美的后续作品关注不够。本文运用文化创伤理论分析谭恩美的第二部作品之中的文化与女性他者形象的关联性，指出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到形象一定程度上的解构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造成了一种文化创伤。
1.文化创伤理论
在有关文化创伤上的诸多定义之中，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给出的定义最具参考性：“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根据杰弗里的定义，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首先，文化创伤是一种集体创伤，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创伤是一种附加在一个拥有共同记忆的集体的心理影响。创伤具有社会属性，当一个集体中的一些成员遭受到创伤时，其他没有遭受到创伤的成员会对那些遭受到创伤的集体成员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认同，也会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其次，文化创伤是一种在文化中建构起的创伤。不同的文化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的解释，对于文化创伤的认定需要考虑文化的差异性。再次，文化创伤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因为文化创伤是在文化之中进行考量，所以对于文化要素的考虑是十分必要的。文化本身的属性决定了一个文化创伤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具有一种持久性。文化创伤是在人们站在新的历史文化角度上回顾和反思过去时形成的，文化的新旧阐释与认识产生了一种冲突和矛盾。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导致了一种文化创伤。
2.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
在儒家思想之中，女性的地位是远远低于男性。在诸如女性必须“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此类思想的影响下，女性在文化之中始终是一个他者形象。在小说当中，对于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女孩的培养方式。“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下口。”（102）这种传统的培养女孩的方式压制了女孩的个性。通过剥夺女孩思想受到启蒙和智力得到发展的方式，父权制社会让女性无法进入公共事务之中。而个别的对女性的教育也是出于为男性培养一个好妻子。在温妮的眼中，新阿婶每天早上把花生叫起来的原因是“她想让她的女儿早起学会收拾屋子，这样将来的一天花生就会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号妻子。”（113）
在女性受到的教育当中，就是要求女性要懂得服从和温顺。在温妮的婚礼之前，温妮去看望了她的父亲。而温妮的父亲给她的建议只是“从现在起，你必须考虑你丈夫的意见，你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145）温妮的父亲史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人。他的地位和身份足以让他担任着男权社会的发言人。在他明知道文福家的具体情况时，他没有站在女儿的一边而是叮嘱温妮要好好听丈夫的话。
女性他者形象建构的第二方面就是女性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对女性的培养和教育方式决定了女性的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对于加于自己身上性别压迫的反应方式。女性默认了自己低于男性的身份，也选择了服从和温顺。女性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家庭之内。例如，当温妮与文福结婚之后，文福的母亲对温妮的要求也是服从男性：“这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要保护我的丈夫，这样他才会保护我。要怕他，把怕看作尊敬。要给他做一碗恰到好处的热汤，先用自己的小手指试过才能端上去”。（168）
女性的身份低于男性的这种认识根植在人们的脑海当中如此之深，不仅有像温妮的父亲，男权社会的代表，来捍卫男性身份的优越性，也有像文福母亲这样的女性来保护这种男性地位。这种女性的扭曲的集体认同让女性对于其他女性的不公的遭遇持有一种麻木的态度。当温妮的母亲逃离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婚姻时，她得到的是来自其他女性的责骂。当温妮被文福羞辱与折磨时，海伦与其他的人都无动于衷。相反，他们认为文福对于温妮的行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3.女性他者形象的解构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的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在当时，部分来自有钱家庭的女性得到出国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国内，出现了许多的教会学校。女性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西方教育。虽然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参与公共事务，而是成为一名好妻子，但是教育方式的改变让女性的思想发生了一种改变。同时，社会意识形态具有了多样性，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关于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受到了挑战。女性对于自我权利的意识有了觉醒。她们开始认识和追求自我权利。
温妮的母亲生性刚烈。在一个婚姻个人无法掌控的年代里，她大胆地去爱一个男的。然而温妮的母亲可以勇敢地去爱，但是无力抵抗来自传统的压力。为了避免一桩“可怕的婚姻”，温妮的外婆将温妮的母亲匆忙许配给温妮外公的一个朋友，尽管这个男人已经有过五个妻子。作为一个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女性，温妮的母亲意识到她自己的权利，她想要改变但是最后还是屈服了，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因为无法忍受自己的婚姻，温妮的母亲选择了逃离。温妮的母亲的逃离实际上是一种对女性他者形象的结构，女性不再完全地服从，开始了一种反抗。
在小说中提到了多位女性的悲惨遭遇。温妮在与文福的婚姻中备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不仅在感情上受到压抑，还受到失去孩子的痛苦；花生在不明对方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位同性恋者。花生发现了自己婚姻中的谎言却被困在自己的婚姻里；小玉不幸嫁给一位智力水平只相当于儿童的男的。面对自己不幸的婚姻，却无处求救。然而，虽然遭受到了不幸，但是三位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反抗。小玉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花生离开了自己的婚姻并且成为了一名***员；最后，温妮也离开了文福，遇上了自己的爱情。通过这三位女性形象的塑造，谭恩美又解构了女性的他者形象。
4.文化创伤的产生
女性的反抗是一个饱受创伤的过程。花生从自己婚姻中的解脱是以放弃自己的名声和家庭为代价，成为有家不能归的人。小玉则以自己的生命来抗争。温妮反抗的代价则是身陷囹圄。由此可见女性对于社会原本对女性的定位的反抗也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谭恩美通过对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和解构，反映了中国社会女性地位的变迁。然而这种女性地位的变迁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过程。
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带给人们震撼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事件所赋予的意义。在小说中，对于整个群体来说所感受到的可怕事件并不是某个单一的事件，而是对于女性地位的重新认识所产生的冲击以及人们对女性所遭受的压迫和所处的他者地位的觉醒。当儒家思想关于男女关系的论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时，社会文化阐释的背景也就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女性的地位，女性的他者地位也获得了新的阐释。对于女性地位的重新认识冲击了当时文化中对于女性的定位。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审视女性的他者地位带来了对于女性身份认同上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则导致了一种文化上集体认同的失去，从而引起了一种文化创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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