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汉代的碑刻和简牍是隶书的两大宝库,前者为铭石体、官体标准汉隶,后者为实用手写墨迹、时书通俗书写样式。碑版隶书创作以东汉中后期最为繁盛,数量最多、种类丰富,风格绚丽多姿。汉隶碑石不断出土,给书法界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如近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东汉熹平元年残碑》又为汉代碑版隶书增添了亮丽的一道风景。该碑虽四周残损,但中间碑面保存较好,碑上文字字口完整,清晰如初,存字15行,每行最多17字,字迹完整,计220余字。东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正是朝野上下书学兴盛的时期,鸿都门学即将设立,为汉隶八分的黄金时代。《东汉熹平元年残碑》用笔方圆兼备,点画持重含蓄,书写工谨沉稳,波磔处多显力度与动感。该碑书写技法及结构多元,不少著名汉碑的风格不同程度地出现于该碑中,使得《东汉熹平元年残碑》拥有了别样的魅力。
一、《东汉熹平元年残碑》风格特征
《东汉熹平元年残碑》给人总的感觉是点画写法、结字方式多种多样,一些东汉名碑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痕迹。总体来看,《熹平元年残碑》与《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夏承碑》、《熹平石经》等风格相近似,也类似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的《孙仲隐墓志》。《熹平元年残碑》与《孙仲隐墓志》的波挑极似,主磔笔均加重笔力,使得下部圆润、粗大,呈“勺”形且上扬的波挑,两作均字势方而笔画圆润、厚重,字形、字径变化都比较大。《熹平元年残碑》一些笔画较细而瘦劲的字类似《礼器碑》,如“拾”、“足”、“不”、“后”、“感”、“伤”、“莫”、“者”、“当”、“靡”等,多为势方而笔圆;《礼器碑》之“方”是指点画构成的部首或单字以方直为主,其点画本身则为圆润、劲健的笔道(除主磔笔呈显著圭角外);以上列举《熹平元年残碑》诸字的“方直”势略弱于《礼器碑》,主波挑也不特显棱角状。《熹平元年残碑》中含宝盖头及类似部首的一些字如“寄”、“寓”、“宽”、“唷薄“守”、“当”、“常”以及“修”、“明”等字与《乙瑛碑》相类。《熹平元年残碑》形似《张迁碑》的单字有“生”、“谊”、“且”、“茔”、“宇”、“”、“宣”、“容”、“资”、“粮”、“如”、“乡”、“省”、“善”等,与《张迁碑》形态、字势接近的字占较大比例;《张迁碑》字形方、用笔方,但波挑却曲势圆润(这点与《礼器碑》正相反),但《熹平元年残碑》得《张迁》之方正雄强,却少些朴茂古拙。从《熹平元年残碑》还可看到《曹全碑》的影子,像“退”、“寡”、“特”、“者”、“敏”、“收”、“给”、“足”、“勒”等字,《曹全碑》时时断开的点线在此均得以接榫,笔笔相连使《熹平元年残碑》减少了《曹全》娟秀字态而增加了凝重与沉稳。接近《夏承碑》写法的字有“不”、“云”以及含“厶”的字。
《熹平元年残碑》的书风也可划分为两类,一类主方,一类主圆,主方的风格让人联想起《张迁碑》、《衡方碑》诸品,笔画斩截,“雄厚朴茂”,倒数第2行的“石”、“国”,碑中部的“谓”、“日”等字甚至近于《鲜于璜碑》那样极端的方直用笔,或呈《熹平石经》之类有些刻板的正方字形;主圆风格的字具有《曹全碑》、《孔宙碑》等碑的圆润灵动、“遒美逸致”。《曹全碑》式的秀逸线条与《张迁碑》、《鲜于璜碑》、《赵仪碑》式的粗厚方直线条“同居一堂”,数种书刻法杂糅一碑,这既是笔法形态、结字方式多样化的展示,也可看作书写者技法不甚成熟的表现,如此就造成《熹平元年残碑》写法、风格上不是很统一。该刻石风格上的不统一以及技术上的不很成熟(指未形成定型的或个性的写法或风格)表现在:多种风格集于一碑;笔画写法不一致,笔触不统一,点画粗细反差较大;字形及字径变化较大,字形有横扁、纵长、正方,第12行“孳”比“既”等字长出两倍多。说《熹平元年残碑》溢露出多种汉碑风格,并不是说它就模仿了《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夏承碑》等(事实上有些碑出于《熹平元年残碑》身后),而是说汉末入碑的隶体是各式各样的,有数种可能居主流,属流行写法,《熹平元年残碑》的书者很可能受其中一些流行写法影响,并在该碑中凸显出来。
当然,某一碑版内风格或写法不很一致的例子很多,比如与《熹平元年残碑》形似的《孙仲隐墓志》也有字形、用笔、风格上不够统一的情形,名碑《曹全碑》也有两种风格交替呈现(它们间差别并不大)的现象,《张迁碑》、《鲜于璜碑》等碑刻的碑阳、碑阴亦存差异。以上差异或是由于书丹者,或出在刻勒程序上。《熹平元年残碑》风格、写法上的差异主要源自书写者,但刊刻似乎也有影响,如“粮”的左竖粗得有些匪夷所思,不像是出自原笔,“出”、“不”、“仁”、“石”等字的粗笔亦像镌刻所致。
《熹平元年残碑》多种写法的杂糅合融也带来多姿多彩的笔画形态:
横:该碑主横画有着标准的蚕头雁尾样式,它们的写法较一致;无波势的横笔有圆笔、粗方笔两种;较细的横画分平直、上弯两类,有趣的是,上弯状短横画集中于碑版的上、中部,碑中下部上弯状横画只有“恸”、“感”、“百”、“寄”、“寓”(第4、5行)等字;还有一种横画显出了别样的情调,如第2行之“而”、第3行之“方”、倒2行之“生”、倒1行之“亦”等字的长横,入笔施以重笔,且有上扬之意,收笔雁尾极力上挑,形成有异于一般汉隶形态的横画(***1),竟与后来十六国时期一波三折、大起大落的“翘檐”式长横如出一辙,如北凉、西凉书刻即做此法(《北京沮渠安周造像碑》(***2)、《高善穆造像塔题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残片等)(***3)。这种横画在汉碑刻中极少见,包头出土的《建宁三年残碑》中的横画也略含类似笔意。《熹平元年残碑》中这种横画或可看作北朝横画书刻法之渊源。仅此一横即可说《熹平元年残碑》有着某种“超前性”,其“超前性”还体现于三国时代及后来隶体没落时期特征的显露,如“不”、“致”、“爱”、“为”、“士”、“而”等字的写法以及和《熹平石经》、《樊敏碑》等的相似处。这些他石少有的书法特点,让《熹平元年残碑》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竖:竖画分两种写法,一种细而略显弯度,近于《礼器碑》、《曹全碑》等碑,另一种是占多数的粗笔直画,不太讲究笔锋修饰,起讫点均显方棱,如“雀”、“修”、“粮”、“怀”、“不”等的竖画,怀疑或是刻工的作用,因为它们与另外一些竖画形成的反差过大。
撇、捺:《熹平元年残碑》撇笔较含蓄,左伸谨慎,短而持稳;长捺舒展大方,写得中规中矩,略短的右出磔笔有上扬之势,与横画尾部上挑姿态相同;捺笔的磔角及各类波挑都比较重、粗、厚,有的单字不在乎波挑“双飞”(像“老”、“母”、“感”、“”等),因而形成该碑富于特色的节奏感,也是作品动人的情绪遣发点。
点:点画变化较多,不同位置的点笔形态各异,圆笔为主,避免了生硬刻板以及方向、形状上的雷同。
转折:《熹平元年残碑》笔画间大都为实接而非虚连,形体上显得坚实稳固,转折部榫接严密,有的呈现《鲜于璜碑》那样的方笔直折(如“巳”、“魂”、“尚”、“石”等等),部分较细笔画的折部则像《华山庙碑》、《礼器碑》之类灵巧而规范的折点,甚至略显弧形(如碑中上部的“博”、“守”、“唷薄“陶”、“力”等字)。
《熹平元年残碑》结构上大体分两种:方笔方势的字平画宽结,点线布置宽疏、平正,字态端正大方,笔画处理得简捷明了;曲势圆笔、点线纤细的字,点线排列得较紧密,字势比较内收,点线的走向较前一种更为多样,这后一种写法也显示了结构上的变化性、复杂性。前一种字态宽博,字形正方或纵长,是疏构;后一种字形紧密、横扁者较多,属密构。***4选取了《熹平元年残碑》右下角相邻的八字,左四字与右四字在结构、用笔、点画形态上均形成较大的差异,也散发出了不一样的风格情态。
章法是对全篇文字的布局,章法对整件作品起着决定性作用。《熹平元年残碑》属于行列整齐者,纵向字距略大于横向字距,与《熹平石经》、《鲜于璜碑》、《乙瑛碑》等布局相近。从《熹平元年残碑》残存文字部分看,虽然其写法多样,似不统一,但全篇整体视觉效果却生动多姿,其方笔风格、圆笔风格位置上的参差协调了布局,方势字组位于碑的右部、下部及左部,如此形成方与圆的互补、映衬,也实现了整体上的变化与统一。这可以看作是局部“缺失”而整体完美的又一实例。华人德先生谈到汉碑时说:“仔细观察汉代碑刻,可发现其中有许多因章法与书法较完美的配合而相得益彰者。这不可能纯属巧合,应看到汉代书法家对章法的功能有了自觉的认识,对通篇布局已有匠心经营。”(《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二、关于隶书的用笔
我们认识和学习规范汉隶大多依凭东汉刻石,然而经过镌刻工序后的字迹或多或少有所变化,有时不能百分之百地真实再现书写原貌,虽然如此,透过刀锋看笔锋,较精的刻石亦可基本反映书写实情。大量汉简的出现,让人们亲睹汉人墨迹真相,但简牍多为草率书写,草率的隶体多,十分工谨规范的隶书较少,将碑版与墨迹对比考察,可以更好地窥探汉隶笔墨实情。
调毫裹锋,中锋行笔,逆入平出,中实篆意,蚕头雁尾等等,都可看作隶书技法或形态特征,汉隶的点画、单字可分方势方笔、曲势圆笔两大类。具体到用锋细节上,则以调锋逆入、中锋持进、中侧兼顾为主要技法,这种笔法的来源须上溯到汉以前的隶变时代、乃至篆书时代。秦简牍墨迹中,秦人已熟练运用调锋中锋法,起笔逆入形成圆形或菱形的线条左、上端部,之后中锋持稳推进,收笔处或回锋藏毫、或顺势拉出。在裹毫中锋技巧下,秦简墨书总是给人以含蓄、厚重、质朴、端庄之感,很少能见到楚简那样尖笔触目、锋芒毕露,秦简即使是出锋笔也表现得相当含蓄而有节制。秦简墨书始终呈现着润泽、圆厚、浑朴的笔道,其中隐含的篆籀笔法始终存在。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放马滩秦简、周家台秦简等秦简中大量存在的逆入平出的笔画,在秦末汉初的作品中逐渐加强了尾部的力度、波势和修饰,渐成蚕头(起笔处调锋逆入动作之着力点)、雁尾(磔角形成与夸张)形态;秦简牍、西汉初期简帛那些朝右下、左下拉出的弧形长尾笔同样被夸饰、并增强波角,数量也骤增,如虎溪山、张家山、凤凰山、马王堆等西汉前期简牍;这些弧形长尾笔,后来一部分定型为右下方伸展的(捺笔类)大磔笔,一部分逐渐向上方位移并与含波势磔角的长横画“合流”隶书最富标志性的波挑笔的定型,意味着隶变的完成。西汉武、宣帝时汉隶已臻于成熟完备,如河北定县八角廊简书等。
人们把汉隶分为方笔、圆笔两大类,在后汉碑体隶书中,方笔多于圆笔,在简牍墨迹中,圆笔多于方笔。其缘由有工整隶书与俗写隶书的差别,有使用场合、用途的选择,也有刊刻的因素。汉隶上承周秦系文字,完全从秦隶演变而来,继承了秦人书写技术,也传承了先前篆书因素(笔法上、非结构上),因而保存着朴茂浑厚的精神,保留了“中实”、匀整的线条。隶书时代尚较少提按用笔,线段中部显得厚实饱满,包世臣所谓“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艺舟双楫》),即指篆隶点线,沈曾植也说:“惟小篆与古隶,可极中满之能事。”(《海日楼札丛》)隶书的转折部也少有后来楷书那样的夸张或粗细上的变化。姚孟起总结汉隶写法:“汉隶笔笔逆,笔笔蓄,起处逆,收处蓄。”汉隶朴茂古质之气主要出自一直以来的篆籀笔法,这也是隶书用笔技术的内质。《曹全碑》、《孔宙碑》、《石门颂》等圆润、持重的点线最得篆书笔意,另一路主方势的碑刻也不无先代古隶的书写精神。《熹平元年残碑》可看作隶书笔法的综合体现。其圆势圆笔的点线藏锋逆入,中段行笔扎实,回锋收笔,力避尖刻薄弱,像该碑上部的“特”、“邸薄“陶”、“常”等颇具篆书笔意,令人联想起《曹全碑》等作;《熹平元年残碑》之方笔方势诸字则兼具古意与雄强感,还同时呈现了、刻手两方面的技术遗痕。该碑的竖画、撇画及不含磔笔的横画的讫点回锋收笔很明显,笔画显得圆润敦厚;除了应出的磔角及方笔圭角外,该碑极少随意出锋,总体上显得坚实凝重。一方碑石汇集了不少典型的隶书笔法,这令《熹平元年残碑》拥有了不俗的意义。
三、东汉后期的铭石体与手书墨迹
标准汉隶在西汉中期就成型了,而真正刻勒上石则晚到东汉中期以后,实用手写体与官书正体(以石金铭文为标志)的不同步现象在隋以前一直存在,唐初以降,铭刻书体方告别了“滞后”于实用手写体的历史,实现了与时书的同步。西汉后期实用手写体已是成熟隶书的世界,而同时的碑碣用字仍是篆体。二百多年后,东汉后期汉隶八分纷纷上石入碑的同时,人们日常手书墨迹已属早期今草、行、楷以及“新体隶书”时代了。目前所见东汉中后期墨迹,如长沙东牌楼简牍(***5)、多种镇墓瓶朱墨书(***6、***7)、伏龙坪圆纸墨书、其他简牍等,真实展现了东汉后期社会实用俗写的景况。最为典型的是长沙东牌楼简牍,为东汉末灵帝时期的墨迹,呈现了隶、草、行、楷等多种书体及多种书写方式,其中规范的正体隶书很少,大部分字迹为章草、今草、早期行书、早期楷书以及不同于规范汉隶的新体隶书。与东牌楼等墨迹同时的铭石书用体则一律为标准汉隶八分,这些工稳规整的正体隶书和简牍类手书墨迹形成鲜明对比,汉碑石书刻毕竟使用场合少、范围小,书体的差别反映了官体铭石书的滞后性。研究者指出:“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已属非通俗隶书,用于碑刻,以示庄重。这种将工整而非通俗的书体用以书写碑刻的现象,历代甚为普遍。所以汉代碑刻上的书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文字与书体发展变化的轨迹。”(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能反映发展变化的主要是手书墨迹。
东汉早中期日常实用书写逐渐脱离了正体隶书轨道。裘锡圭先生指出:“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相竞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为了区别于正规的隶书,我们姑且把这种字体称为新隶体。”(《文字学概要》)“新隶体”或“新体隶书”介于隶、行、楷间,因其简便、约省、实用而广为流行,敦煌“玉门官燧次行”牍(公元137年)等墨迹可看作“新隶体”写法。“新隶体”依工整一路发展,继续脱尽隶意、整饬点画、强化“楷化笔画”,渐成楷书形态;“新隶体”依草率一路发展,并与早期今草、早期楷书互为作用,即演化为行书形态。总之均远离了传统的、标准的隶书,而形成如长沙东牌楼简那样多姿多彩的书写样式。东汉后期规范工整的隶书一般用于封检、签牌、篇题、大字署书、经典著作抄写,部分敕诏、部分***文书等的书写,与全社会范围的书写相比,仍属窄小的使用范围,就像小篆在秦代实用机会很少一样。和之前隶书相比,汉末手书正体隶书因受“新隶体”及早期行、楷等新体影响,不时参杂楷、行意,顿提用笔显著增加,也不太注重波磔的夸饰,字形较横扁,不像铭石隶体那样笔笔到位、强调波势和磔角(***8)。像《鲜于璜碑》、《张迁碑》以及《熹平元年残碑》中纯方势方笔、方广厚劲的字形并未在简牍墨迹中见过,再次表明刻工因素对碑隶样式的助力作用。
在东汉末期实用手写体纷繁五彩、新体呼之欲出的同时,铭石隶书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实用体和碑石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刻碑上石的隶体在辉煌之后也逐渐程式化、甚至走向呆板与僵化,这在不久后的三国西晋刻石(隶体)里即突出显露出来,像魏《受禅表》、《王基残碑》等,如刘涛先生说的,曹魏时代的标准隶书已丧失了汉隶雍容朴茂的气象而徒有隶书的外表。《熹平元年残碑》既透露了某些未来隶体式微的信息,也含有演化成今后北方铭石体的征兆――如前面指出的和北凉体类似的两端上翘的长横,《熹平元年残碑》还汇集了当时多种书刻法与风格。这些特征让《熹平元年残碑》在汉末碑林中显得很特别。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东汉熹平元年残碑》与东汉碑版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