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对整个西方的新闻自由包括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先驱人物的约翰·弥尔顿,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深刻改变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其著作《论出版自由》,集中表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积极为释放人权、解除思想桎梏呐喊,成为阻击当时统治权威的有力武器,对西方思想启蒙起到不可磨灭的推动之功。
无独有偶,在弥尔顿两百年之后的德国,卡尔·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弥尔顿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在马克思主持《莱茵报时期》期间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开始集中表达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也是其系统阐述出版自由思想的开始。在其之后的研究生涯中,又对原有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进行了反思与修正,形成以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为理论支撑的系统思想,对无产阶级社会新闻思想,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化运动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对其新闻出版自由思想的研究成为重中之重。
以英国皇室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日益腐朽,享乐主义盛行,加上常年的对苏格兰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财***紧张,征税额度不断增大,引起新兴贵族的强烈不满,开始于传统皇室分化;教派之争一直持续,国教派与新教派之间的隔阂愈加增大,皇室对于国教派的纵容,使其对于新教教徒在各个方面进行迫害,造成巨大恐慌,摩擦不断。同时,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性***之风横扫欧洲大陆,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深入影响大众的思想与行为,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远甚于前,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治权利的考虑,对于大众出版物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扼杀人们***了的求知欲,特别是对弥尔顿作为其中的代表,也在通过发表言论体现自己的不满,宣扬人性自由,权利自由,集中表现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理性先驱。
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同样也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值欧洲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英国之后,欧洲许多国家开始发生制度***,法国大***成为焦点事件,都使得在启蒙时期确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深刻影响到各国内部,影响到各国的统治与制度变迁,人民更愿意去追求自己的应有权利,而非如同以前一样保持沉默与忍耐。卢梭认为,国家与法律是由人民共同体的意见构成的,***府是人民契约的产物,因此***府必须尊重和保护社会舆论的意志才能持续地获得维持其合理性的存在。这些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否定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专制主义权威,他们关于自由、民主的理念给马克思诸多启发,成为他后来论证出版自由的理论依据。
比较而言,两者的新闻出版自由思想都根植于所隶属的社会时代之中,也都是在面对本国统治者对于出版物的强行控制这一现实情况之上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具有一贯的理性思维的特征。对于弥尔顿而言,他提出出版自由的看法,首先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同时迎合了当时人性***的萌芽,但却被限制在唯心的历史观与宗教外衣之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他继承了弥尔顿的出版自由的相关意见,强调实现这一自由的伟大意义,并认为这是人类所不能被剥夺的基本权利。随时间的推移,社会结构、社会形成机制均有很大变化,因此马克思的出版自由思想又超出了弥尔顿所能涉及的范围,也跨越了弥尔顿的话语体系范畴。
两者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内容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许多不同。弥尔顿作为出版自由最早的提出者之一,是面对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刚刚出现这一局面,站在时代的高度,大声疾呼出版自由的重要性,而其本身却深受唯心主义的影响,认为只有那些善良的、诚恳的社会精英才可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更多的是将出版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上层统治者和宗教领袖的身上,忽视了人民的作用。马克思继承了前人研究者的成果,在后期突破原有界限,将新闻自由思想扩展到全体人民身上,以唯物论的观点看待自由权利的来源,这就使新闻自由权***化,充分摆脱统治限制,更具有广泛性意义。
弥尔顿认为出版的自由是天生就具有的,不承担义务也可以使用该项权利,而且社会精英可以随意使用自由权,甚至是滥用出版自由权,因为“谬误与错误都会在言论交锋中败北,”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都必然地由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对立的阶级所构成,任何统治阶级都不可能把被统治阶级从社会生产中排斥出去。如果排斥了被统治阶级,那么,势必会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所排斥的阶级,否则,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不可能为哪一个阶级单独占有,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如此,是全体人民都可以享有的,但前提是必须承担义务,这却弥尔顿正好忽视的。
在对两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条件下,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同认识与不同形态变化,作为前人的弥尔顿首次大力宣扬旗帜,呼吁人类理性作为后来者的马克思不断深化思想,论证实现出版自由的全面保障的可行性。两者均在人类思想自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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