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创作成绩颇丰，创作题材也遍布多种领域。知青小说创作是王安忆创作的重要领域。她的知青小说既有对知青一代面孔的真实记录，更有对知青命运及人生的深度思考，本文即以王安忆知青小说文本中的西方《圣经》元素为切入点来研究小说的原罪意识、忏悔意识和宿命观念。
关键词：王安忆 知青小说 《圣经》 基督教原罪 忏悔救赎
文学对宗教的渗入由来已久，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及它的经典《圣经》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文学对基督教精神和《圣经》教义做了多种诠释和解读。在我国，基督教及其文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影响着现当代一大批作家的创作。王安忆是其中一位，其相当一部分小说就直接运用了《圣经》元素，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在她的知青小说文本中，无论是表现的《荒山之恋》、《岗上的世纪》，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轶事》，展示知识分子心灵的《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还是表现女性命运的《米尼》，寻根小说代表性文本《小鲍庄》、《大刘庄》，或者小说人物或主人公曾经是知青，或者以王安忆本人插队的农村为背景，都脱不掉与知青生活的联系。《圣经》元素在这些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原罪意识和忏悔救赎等方面。
一、原罪
原罪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基础教义。原罪说，即基督教中认为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地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偷食了智慧之果，懂得了男女羞耻之事，故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王安忆在谈到《复活》电影中的一个场景：诸多流放的人在西伯利亚苍茫天地之间，暴风雪之中行进。她说这个场景给她的感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们不知道哪是开始，哪是结束，我们那么茫然，盲目，那么痛苦，那么受折磨，但我们必须走下去”[1]。这种感受其实就是原罪意识的觉醒，人生而有罪，这不是可以选择的，这是宿命，因为生而有罪，所以人必得生活于茫然痛苦中。这一宿命是人人都逃不过的，是人类的共性。王安忆把这个感受融进她的创作思想中，折射到她的作品中。在王安忆知青文本中的原罪更多的体现为对、的贪婪，其一系列以“”为主题的小说体现了这一点，在《荒山之恋》、《岗上的诱惑》这些小说里，情爱、是人原始欲望的一部分，是人无法抗拒也是原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岗上的世纪》直接描写女知青的插队生活，女主人公李小琴是想利用杨绪国搞到招工名额的下乡知青，男主人公则是掌握着招工权力的大杨庄生产队民杨绪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李小琴和杨绪论国双双陷入了纯粹的满足中，不顾道德准则，表现出了最初的动物本能。《荒山之恋》中，“他”和金谷巷的女孩儿不顾道德规约，家庭责任，迷恋于彼此的情爱诱惑中。《米尼》中的女主人公米尼是在从插队的乡下回上海途中遇上了使其走上犯罪道路并最终导致其悲惨结局的男友阿康的，亦是由于而堕落到黑不见底的深渊的。
但对这种种人类本性中罪恶的揭露，并非王安忆的创作初衷，在文本阅读中我们并不会感到作者明显的批判立场，甚至，我们在文本中也未解读到由此罪恶引发的尖锐冲突，这些放望的罪人似乎无需受到别人的审判和惩罚。他们走的是自己内心的救赎之路。
二、救赎
人的原罪及于此产生的负罪意识使世间充满痛苦，人类生活在无边的痛苦纠结之中，为了摆脱痛苦，人们会不懈地寻求救赎。而忏悔和自我谴责是人们首先运用的自我救赎的方式。人类的原罪太深重，人类自己无法拯救，于是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间，耶稣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来洗清世人的罪恶，让世人获得救赎。“正因为基督为罪人受过钉死在十字架上，负有原罪的人才可能被救赎。”[2]，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所说的救赎。从“原罪”到“救赎”也便成了经典的文学叙述模式。王安忆的《小鲍庄》再一次诠释与演绎了这一模式。小说设置了一个名叫捞渣的仁义化身的孩子，他用自己的仁义英雄行为拯救（淡化）了整个村庄先天性罪恶（祖上由于治水不力，“便带了妻子儿女，到了鲍家坝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形成小鲍庄）。《小鲍庄》全篇是一种基督教式的隐喻，洪水不断，治水无方，无人治理是人要承担的痛苦迷茫，是人必须担当的救赎过程。
1、忏悔。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忏悔意识。在王安忆的创作中，除了《小鲍庄》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一个神之子救赎世人的故事外，其他更多的作品所表现的是人物原罪意识的滋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罪恶感，进而表现出的自我反省和忏悔。这些人物逃脱不了外界诱惑，酿造罪恶的同时又深深的感到罪恶感的折磨，他们主动或被动的进行着心灵的自我惩罚，试***通过自我忏悔、谴责来平衡身体的罪恶，弥补过失以达到心灵的救赎，在《荒山之恋》中，手风琴手“他”身负婚外恋情但不能自发，深感对不起妻女，无限悔恨不安和愧疚，时时被负罪折磨着。“他”如同“赎罪似地”向妻子献殷勤。以试***淡化内心的罪恶感。《叔叔的故事》里，叔叔无疑是个负罪者 ，这是一种原罪，虽然在叔叔几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试***抹掉他的不光彩的历史，可是这历史已经根深蒂固，真真切切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无法割断，叔叔的一生就在掩饰与虚饰这种罪恶中度过，直到最后与儿子以刀相向，叔叔的精神彻底崩溃，这一罪恶的威慑力才彻底爆发。《叔叔的故事》里，我们似乎从表面情节中看不出忏悔和救赎，但小说全篇却彰显着救赎的力量，小说是通过叙述者“我”传达了救赎的意味，对叔叔故事的讲解本身就是对其罪恶的揭露，揭露本身就具有救赎性质，王安忆说：《叔叔的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与检讨。这检讨和总结本身是否就蕴含着对时代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忏悔意味？
2、。王安忆在她的知青小说创作中，尝试着用作为救赎的力量。《岗上的世纪》通过男女主人公在情爱和性方面的心理及表现来探讨人性，但在这小说里，已经不仅仅是人原始欲望的一部分，它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它成了某种救赎罪恶的力量，甚至可以使人获得新生。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李小琴用自己的身体换得招工指标，而拥有招工指标发放权的杨绪国用权利换得了李小琴的身体，他们都有自己的欲望，其目的都不纯洁，但是这场功利性的欲望交换的却使彼此获得了新生“她就像他的活命草似的，和她经历了那么些个夜晚之后，……自己重新活了一次人似的”，“小心翼翼打开棉被，就像在打开一个极袱。棉被打开了，她卧在里面，眼睛亮晶晶的，安静得像一个婴儿”[3]，女知青李小琴也回归到生命的元初状态，不纯洁的非道德化的最后却变成了某种圣洁的仪式，这里“”成了获得新生、救赎灵魂的方式。但没能使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荒山之恋》中，“他” 和金谷巷的女孩儿在荒山服毒殉情，《岗上的世纪》里李小琴最终没有获得招工名额，杨绪国因女知青被抓，这两篇小说的结局告诉我们，或许可以使人得到暂时的超脱达到生命的本初境界，但终将走向毁灭。
在王安忆的笔下，忏悔是一种救赎方式，但它微弱不堪，不可能真正获得灵魂的净化，而也只是饮鸩止渴，最终必将使人走向毁灭。
“原罪―救赎”是基督教经典教义《圣经》的核心，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对“原罪―救赎”这一模式的演绎屡见不鲜。王安忆接受《圣经》文化得益于开放的时代背景，体现到创作中，具体的主题和模式却更多的渗透了托尔斯泰的启发和影响。王安忆阅读的西方化文学倾向以及频繁的国外之旅，注定了她吸取外国文化的优势。而《圣经》元素的原罪，救赎乃至宿命给人带来的精神性痛苦、纠结、折磨更容易在知青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得到运用，“知青“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给予一代人的精神性影响是说不尽的，而王安忆对于知青时代的记忆，她的挥之不去的知青情结，以及她对文学之于时代、民族、人本身关系的严肃思考，造就了其文学作品中《圣经》元素的存在。
注释：
[1]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95.
[2]麦葛福著浏良淑、王瑞琦译.《基督教神学手册》[M].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392.
[3]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27
参考文献：
[1]姜 贝《论王安忆知青叙事的流变》山东师范大学.2012
[2]罗娟《论王安忆小说对“记忆”、“知青生活”的别样处理》[J].中国文学研究，2006 （3） .
作者简介：王莉（1982-），文学硕士，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写作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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