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清华有个馒头神”
1993年，张立勇怀揣着几本高中课本，从江西赣南的一个小山村南下广州，开始了打工生涯。
那年，他还是个高二学生，本来应该继续读下去，然后像许多同龄人那样，参加高考，圆自己的大学梦。但困窘的经济条件，和家里为盖房子欠下的一笔几千块外债，让他的大学梦戛然而止。对彼时的他而言，除了辍学打工，为日夜操劳的父母分担生活的压力，他已别无选择。
在广州找工作时，有些用工单位的要求很是苛刻，比如“通过英语四级、六级，交中英文简历”等，这让张立勇开始意识到英语的重要。他想自学英语，但工作的劳累和周围的环境使他根本不可能学进去。“建筑工地上一间狭小潮湿的屋子里住着十几个工友，业余时间不是打牌就是喝酒，我就是想学习也不可能有那样的环境和氛围。” 张立勇回忆说。正因为学习氛围的缺乏，张立勇最终离开了广州――1996年6月，经过亲戚介绍，张立勇来到清华大学食堂打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边工作边学习的好地方。
清华大学校内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是张立勇的住所。他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每天坚持自学七八个小时，有时候学到凌晨一两点钟。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他对英语的学习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食堂规定，在给学生卖饭之前，厨师们先吃，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每次张立勇都会在7分钟内吃完饭，余下8分钟就躲到食堂后面一个放碗柜的地方背英语单词。在卖饭的时候，他还会用英语跟大学生们对话，以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口语能力。
因为没法和普通大学生一样通过正规系统的学习，张立勇只能买二手的书、二手的磁带、听一台十分普通的收音机，这被他认为是“节俭式英语学习法”。
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张立勇参加了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并获得通过。2001年，他又参加了托福考试，总分677分他获得了630分的高分。
一时间，在水木清华的BBS上，关于张立勇的话题成为热点，有人把他与《天龙八部》中深藏不露的少林扫地僧相提并论，“馒头神”“清华神厨”的称谓不胫而走，他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厨师，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一些人开始给他写信，向他讨教学习英语的方法。一些大学也请他给学生做英语学习讲座和励志报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至今，他在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工厂、***营，已经做了800余场报告会。报告会上，他结合自己的经历，与青年人谈人生谈理想，谈一个青年人对国家和民族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他的报告影响了无数听众。
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自强不息的学习榜样，如今的张立勇，身上光环无数，包括2012年“北京榜样”人物，“中国青年学习成才奖”获得者，中国高校十大年度新闻人物、中国餐饮业十大年度新闻人物等等。同时，他还是北京张立勇青年励志工作室创始人、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帮教大使，并兼任多所大、中、小学的课外辅导员、顾问和名誉校长。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中国青年》：这些年来，“馒头神”“清华神厨”一直都是外界评价你时的标签。对这样的标签，你现在怎么看？
张立勇：我要特别感谢清华的老师和同学们当年出于对我的关心、爱护，给我这样的称谓。但我希望大家能忘掉这些。因为，我既不是什么名人、明星，更不是什么“神”，我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青年。只不过考了托福630分，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比别人多了一点点努力、取得了一点点成绩。
《中国青年》：但当时你那么年轻，成名来得如此之快，对你还是有影响的吧？
张立勇：是的。很多报章杂志，包括《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和《新闻30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相继采访我、报道我，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很多人给我写信，很多人围着我要签名。那段时间，我把握不住自己了，真的觉得自己是个明星、是个名人了，我陷入一种骄傲和浮躁的情绪中。用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我才把自己的心归拢到一种宁静的状态，因为我最终想清楚了一件事情：我算是什么名人啊，只不过偶尔的机会被媒体报道了、被大家关注了。仅此而已。
《中国青年》：之后你就全心去做“张立勇青年励志工作室”？
张立勇：是。那时有全国各地的青年朋友给我写信，每天我都能收到大约几百封来信。其中有近百分之五十是关于英语学习的，另外一半的内容就很杂，有向我询问该如何对待人生和理想的，有如何处理情感问题、如何面对失恋的，甚至还有和我探讨星座问题的还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清华大学找我，要和我面对面交流。我记得最远的来访者来自***，是一个母亲带着她有心理疾患的儿子来找我，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我觉得，每一封来信、每一个来访，都代表着大家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对得起这份信任，但我那时条件有限，住的地方又很狭小。这时，一位热心人给了我支助，为我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就在这间房子里，我成立了自己的励志工作室，主要工作就是回复各地的来信，接待那些来访的人。
《中国青年》：同时也在做公益活动？
张立勇：是的。主要是去大学给大学生们作励志报告。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打工者群体，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公益组织，请我去给北师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包括保安、厨师、后勤、宿管员、清洁工，给他们作报告。那次报告组织得特别好。学校的领导，校团委的领导，也都来参加。我讲了自己的打工经历，特别是自己克服困难、自学英语的经历，在台下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他们纷纷向我提问，我也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与他们共同交流应该说，那次的报告效果非常好。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走入各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与他们交流，并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我去的最多的，还是建筑工地。这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当初在广州的时候，我就曾在建筑工地打过工。我第一次走进工地，还要感谢一位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个泥瓦工，爱听广播，有一次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我的节目，就给电台打电话，要了我的联系方式，邀请我去他们工地。于是，在一个晚上，我时隔多年又一次走进工地宿舍。宿舍很小、很拥挤，但我处身于一群普通的建筑工人中间，与他们无拘无束地座谈、交流，氛围特别好。而且我发现，他们特别愿意听有人跟他们分享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和成长的故事。后来，我几乎每隔一个月就要去一次，每次去，我都会带一些书送给他们。他们中间有些人对英语有兴趣，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他们一起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中国青年》：我们知道，这些年你从未停止过做各种公益活动。在这过程中，你其实也收获了很多。
张立勇：对。那主要是一种内心的充实和美好。去年，我参加中央电视台一档叫做《开门大吉》的节目，得到了15000元奖金。这时，我听说内蒙古集宁的一所中学里，有不少住校生因为家庭贫困，每顿饭只能吃主食，连极便宜的咸菜都舍不得买。我就与他们联系，捐出这笔奖金给20个读高一的贫困生。这笔钱并不多，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在高中毕业前每天都能吃上一个鸡蛋。除了自己做，我还和其他单位联手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比如，不久前我就接受中央电视台的委托，替他们实施几个公益项目，其中之一就是为宁夏一所学校建一个多媒体教室。那是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只有十几个学生。去那所学校要坐很长时间的长途车，路很险。我连续去了几次。我和校长讨论学生们的需求是怎样的，教室该怎么设计才最符合学生们的要求，还跟装修工一起粉刷墙壁、铺设地板。也苦，也累，但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间西部农村地区一流的多媒体教室：电脑、打印机、投影仪、冷暖空调，一应俱全；地板光洁如镜，墙上刷的是***胶漆，颜色是象征着生命的绿色那天，看着老师和学生们兴奋的神情，我和他们一样的高兴，而内心的那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是任何语言也难以描述的。有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表达的或许就是这种情绪吧！
“带着责任成长”
《中国青年》：给大学生作励志报告，帮助打工者群体，包括做各种公益活动，我觉得这一切还是缘于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那么，你是怎么理解“责任”这个词的？
张立勇：我认为责任就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必须肩负的担当。一句话，是分内应做的事情。顾炎武先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
《中国青年》：你后来开设“中国青少年责任与成长大讲堂”便是源自你对责任的这种理解？
张立勇：有关系。但我开设大讲堂的直接契机还是一次报告会。那年，复旦大学团委推出一个专题，“今天我们如何成长”，让我就此给复旦的大学生们做一次报告。我就结合“责任”来谈，主旨就是，当代青年大学生要带着责任成长；只有让责任伴随着成长，这种成长才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有些人的成长是以丢掉责任为前提的，这样的“成长”，必不长久应该说，这次报告很成功，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后来，我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做下去，并最终形成了系列化的“中国青少年责任与成长大讲堂”。
《中国青年》：梳理你最初“大讲堂的”演讲足迹，好像都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很少去中部特别是西部不发达地区。
张立勇：我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有一次我跟几个西部大学的学生聊天。他们告诉我，他们学校也想请我去作报告，但是，我来去的差旅费和食宿费对学校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我就决定自费去西部的一些大中专院校。
《中国青年》：可那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的。
张立勇：我那时算是个“富人”了。首先，作为“中国青年学习成才奖”获得者，我得到了5万元奖金。我出版的几本书的稿费和奖金，比如《英语神厨》就获“冰心儿童文学奖”，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青少年最喜爱的***书”，并在港澳地区发行。这些稿费和奖金，让我得以去西部的许多院校，跟大学生们畅谈理想，交流人生。我还去了很多的乡镇中小学，给那里的学生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一直深深觉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帮助他人，奉献社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青年》：肩负这样的责任，对你来说，除了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还有更多的代价吧？
张立勇：比如放弃去国外求学的机会。2006年，我进入奥运会组委会工作，主要是做奥运英语的普及工作。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的一个外教为我争取到了美国犹他州立大学读书的机会，而且是有奖学金的。出国留学曾是我的一个梦想，但当机会摆在我面前时，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因为，北京奥运是所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百年奥运，如果能为北京奥运尽一份心力，那将是我毕生的荣幸。此后，整整两年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我为奥运志愿者们作英语培训，我还深入居民小区，教北京市民学习奥运英语。我的学生中，既有90多岁的老人，也有六七岁的孩子。后来，这些学生大多在奥运期间成为热情、活跃的奥运志愿者。
《中国青年》：但毕竟，你失去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现在回想当初的决定，后悔过吗？
张立勇：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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