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家国情愫，指的是人们对生养自己的亲人、故乡山水、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内在真爱情愫，她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伴随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具体行动中。每个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特定家庭、地域、民族的基因和情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家庭地域特征、民族情结和爱国意识。它既是具体的个人情结，也是同一地域乃至整个民族的一种群体情愫，是个人生命与民族灵魂、家庭情感与国家意识的结合体。本文原则上仅从大类上梳理、归纳具有家国情愫的部分古典诗词，包括直接或间接描述、抒发的。
中国古典诗词①中的家国情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乡土亲情的思恋。乡土、亲情，对于远游者来说是多么亲切而渴望的啊!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漫游中辗转反侧，见月思亲，情不自禁地吟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每逢佳节倍思亲”；杜甫“月是故乡明”等名句，抒发出对家乡亲人最亲切直接而又哲韵无限的思恋，引起代代共鸣。故乡是生养自己的土地，一个对自己的故乡都不热爱的人，很难说他对祖国的热爱是真诚的。此外，男女爱情与献身国防的恰当融合之作，也是具有家国情愫的。如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此诗把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正义战争的理解融为一体，是爱情、家国的融合之作。那些游子思乡、边陲塞隘、闺妇思夫等题材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亲情、对家国故园的思念和眷恋，都应是那个时代家国情愫的具体体现，都有一定的爱国意识。
对山水田园的钟爱。华夏大地，田园秀美，江山壮丽，中华儿女用真情之笔描绘抒发着无限壮美锦绣之景和陶醉愉悦之情。陶渊明在《饮酒》中沉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王维在《山居秋暝》中更将这种陶醉和真爱描绘到了最佳境界：“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些淳朴自然、清新流畅的诗篇，惬意地描绘出令人向往的田园风光，意境优美清新、安逸恬静。古人怀着无限钟爱之情、真挚纯美之意，吟唱着对祖国壮丽河山、秀美田园、皇天后土的由衷爱恋。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韩愈“江作青罗带，山如青玉簪”(《送桂州严大夫》)；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陆游“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水亭有怀》)等。
这类古诗词可分为三小类：一是单纯描绘景物的，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王维的《终南山》、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是借景抒情的，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杜甫的《望岳》；三是借景物描写揭示生活哲理的，如王之焕的《登鹳雀楼》形象地揭示了登高才能望远的道理。
天下忧乐于心的情志。因朝代更替而引发故国眷恋之情的，其惨痛凄切之心、悲天悯人之状尤为感人。《诗经》中的《黍离》记述了东周士大夫行经镐京时见其祖先宗庙宫室已尽为禾黍的感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慨伤周室之覆亡，家国之衰替，彷徨难去，悲叹不已。以往用所谓阶级分析的观点不把这首诗归入爱国诗，现在我们将之纳入到“家国情愫”之列。南唐后主李煜在《虞美人》中将亡国之痛抒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金陵驿》：“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国破家亡的悲哀之情，故国乡土的难舍之绪，哀婉凄切。
对“天下”的忧乐意识表现在“兼善天下”的理念中。“兼善天下”是中国古代仁人志士建功立业的最高人生理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之概括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家国情愫的体现。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始终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中仁人志士家国情愫的重要内涵之一。屈原是第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爱国诗人，他在《离骚》中反复抒发着自己执著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②，表现出在国家危难之际勇于献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爱国之心，这是屈原忧国忧民意识的具体表现。司马迁说：“屈平疾王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③。杜甫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最具有忧患意识的伟大诗人，在《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春望》等一系列忧时感愤的诗篇中，诗人发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等忧国忧民的深挚喟叹。此类作品还有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就连多愁善感的李贺也发出“男儿何不带吴钧，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语，范仲淹把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概括得更为集中真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这种忧患意识带有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同样是中华民族美好情操的具体体现。
忧国忧民，关心民生疾苦，始终是中国古诗的重要主题之一。家国和人民，这两个概念是血肉相连、紧密相依的，对家国的热爱，自然会萌发对生息于斯的人民的关切；对人民的关爱，也同样会升华到对家国民族的忠诚。杜甫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挚热情怀，批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丑恶现象，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愿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人民的温暖：“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捐躯之举。屈原的《国殇》是一首悼念为国捐躯的将士的作品，诗中描述了他们为国杀敌的英雄气概，歌颂了他们“出不入兮往不返”、“终刚强兮不可凌”、“首身离兮心不死”和“子魂魄兮为鬼雄”的虽死不屈的顽强精神。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是这种精神的升华。其他如汉乐府中的《战城南》、南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木兰辞》、唐代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为国效力、视死如归的节操。
统一之愿。有些朝代，统治者的软弱投降、丧权辱国与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民族气节形成了鲜明对比。宋朝统治者对敌卑躬屈膝，不惜以大好河山、千万臣民拱手相送；相反，爱国将士们舍生忘死、激昂悲愤地顽强抗争，爱国名将岳飞壮怀激情地发出：“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陆游念念不忘洗雪国耻，盼望国家统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叮嘱儿子：“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辛弃疾在山河破碎、南北***的国难中，梦寐以求的是抵御外辱、恢复中原，发出坚持抗战、统一祖国的悲壮誓言：“马革裹尸当自誓”(《满江红》)、“男儿到死心如铁”(《贺新郎》)。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国奋力抗争，被俘后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舍生取义，壮烈殉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民族气节。
不屈之气。孔子“三***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④是中国人重气节的概括之语。孟子云：“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提倡人要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古贤所倡颂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历经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洗礼，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浩然的中正气节和高尚的民族情操。文天祥被元***俘虏后，身系牢狱，宁死不降，慷慨就义：“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气歌》)。
正确理解古典诗词中的家国情愫，还需要以历史唯物史观来分析下面两个关系、一个问题――
爱国与忠君的关系。我国古人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意识交织在一起，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如屈原的爱国与忠君就是一致的，他热爱祖国，也忠于楚王，虽遭楚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离骚》)，仍自告奋勇愿为之“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并“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杜甫的爱国也是与忠君相联系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集中表现了他对国家和君王的忠诚。古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君”往往是“社稷”、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并形成一种思维惯式：爱国自然要忠君，忠君自然也就是爱国。不可否认，像屈原、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其忠君思想是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的，他们对君主抱有过多的幻想，对统治阶级虽有所批判，但只是停留在表面。“愚忠”过甚，这是不可取的。但他们的爱国思想与人民群众的愿望、与历史的进步相一致，又是可贵的。屈原的忠于楚王和热爱楚国是一致的。
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古代的爱国作品，多产生于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尚未完全融合的特定历史阶段，胡人入侵，武皇开边，都曾给人民群众造成深重的灾难。对这类战争的发动者，是不应肯定的，但在反侵略战争中所产生的爱国作品，情况就不同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具体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爱国作品――文字或口传的，凡属于反侵略的爱国作品和爱国人物，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应得到肯定。在今天中华民族大团结历史时期，各族的爱国人物和爱国作品都应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的历史遗产和宝贵精神财富，都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情操和爱国精神范围。
功名问题。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作用，使得古代士人多热衷功名仕途，希望求得一官半职。当今，用唯物史观来看待这一现象，应该予以肯定，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也是积极进取的一种表现：入仕功名是古代士人实现其“光宗耀祖”、“施展才华”、“兼济天下”的唯一途径，属“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范畴，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应该肯定并提倡。
注释：
①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②游国恩：《离骚纂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③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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