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宋朝中期以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为统治者所推崇。朱熹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文公集•与陈师中书》）。许多人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针对妇女的，其实更主要是针对男人、针对大丈夫、针对君子的。
要正确认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首先必须要对宋明理学兴起的社会背景有个大致的了解。
宋明理学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提出同样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对士大夫阶层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赵宋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阀混战之后建立的。连年的***阀混战不仅使武夫拥兵割据、专横跋扈，而且也使思想文化失序，伦理道德颓落，价值理想迷失。所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立其朝，充其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针对唐末五代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风尚，继此衰世而生的赵宋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的历史任务，以便重振被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社会风尚，光复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规范，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封建***权。为此，北宋统治者从立国之初就重视文治，采取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文化***策。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亦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由汉唐时代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已超越一切，上升为价值追求的首位。从“立德”的人生价值观出发，宋代士大夫在为学、为***的过程中十分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强调以理统情、自我节制。陆九渊说：“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周敦颐则指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明确主张把有德作为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则把伦理道德赋予永恒的“天理”意义，并将“尊德性”作为人们成圣成贤的根本。
其二，朱熹生活的时代――南宋面临着被金国并吞、民族危亡的时刻。南宋的士人中间一直有战和降的争论。那朱熹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其实，朱熹是坚决主张抵抗金朝的。当有大臣提出议和时，朱熹上书声称金人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只有亟谋备战以***报仇雪耻，哪有议和的道理？朱熹晚年最大的遗憾是见不到中原恢复。朱熹在去世的前一年曾悲痛地对其弟子说“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绝对不能理解为是朱熹针对妇女而提出的。朱熹的一整套理论学说可以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个字来概括。可以说他的学说是做人的哲学，是教导人们做一个杰出的人、高尚的人。朱熹本人从没有针对妇女提出什么具体的要求，朱熹更没要求女性要将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更多的是针对知经识理之君提出的，是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这是指一个人的气节与骨气。“失节”重于“饿死”、“气节”重于“生命”，这涉及到一个人的人生观、生死观，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可以说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与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经典语言一样，都是针对知经识理的“大男人”提出来的。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以后，人们从他的衣带中发现了其生前书写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朱熹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孟子说的，“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一种崇高的品德与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扬的自强不息与不畏的精神与信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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