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又至年关,在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三年后的今天,官场滥用公款吃喝之风得到遏止,就连领导干部的婚宴、寿宴等“私人聚会”,也受到监督。当各种名目的请客吃饭消失不见后,官场必然会发生连锁反应。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某种程度上说,在以前的中国官场,出席各种饭局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人请他吃饭,不仅是缺乏官场资源的表现,也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事。
然而,官场上的“饭局文化”在近三年来正发生变化。在华东某市***协工作的赵力上个月刚刚去湖北出了一趟差。此行的任务是和一些企业家委员去当地考察企业运行情况。“当地***协在我们去的时候请我们吃了一次饭,还特意看了我们带去的公函。其他时候我们都是吃自助餐,每个人都是按照标准。”赵力说,“因为八项规定,接待单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钱也不接待你。很多领导也不想喝那么多酒,保命重要。”
以前官场里的请客吃饭,并非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更多像是官员们之间的人情往来。如今官场饭局不再,很多地方办事效率都比以前高了,浙江公务员王淼对此就深有体会。
王淼进入***府部门工作已超过十年,在以前,各部门之间互相请客吃饭很正常,特别是年底。“因为年底要考核,市委考核办会联合三四十个部门的人一起下基层考核,哪个部门考核压力大,就请对口的考核办成员吃饭。”王淼说,“现在不再组团到基层,只要你把自己一年做过的事儿报上来就行。”
官场不再请客吃饭后,更重要的影响在于日常部门不再无故“刁难”对方。王淼就感觉,现在办公事比以前顺畅,各个部门互相给面子,“现在机关年轻人多,文化水平高,相对好协调”。
上述***某部委的处长也感觉,少去了请客吃饭后,他平时找其他单位协调事务就是打个电话,或者过去开个会,“如果会开得晚了,顶多就是去食堂一起吃个饭”。
在以前的中国官场,出席各种饭局是许多领导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人请他吃饭,不仅是缺乏官场资源的表现,也是十分没有面子的事。
“婚宴超过20桌就算敛财”
红白喜事一直是中纪委重点监督检查的重点。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年来,全国已累计查处相关违规问题十多万起。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最突出,其次便是大办婚丧喜宴。
从中央到地方,目前仍在严查违规办婚宴的官员。2015年12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萦捎谖其女违规操办婚宴,被给予***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职务。
“我们部里并没有规定婚宴要怎么请。”***某部委一位处长说,单位里同事之间主要是工作上的往来,走得近的会随礼,“多数情况下,结婚的人只是给大家发个糖”。
与中央相比,地方公务员之间除了工作关系,极有可能叠加同乡、同学或其他私人关系。对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婚宴请客,地方纪委往往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然而,不同省市对于婚宴请客的要求并不同。“结婚不是说不能请,但是绝对不敢随份子。”浙江公务员王淼说,“原来的做法是,要是单位某个人结婚,大家统一每人随礼200块钱,但现在这个都不敢给了。”
辽宁省一位机关科长说,“按照传统习俗,结婚还是会请同事吃饭的,但按照规定需要申报一下,不允许超过20桌,超过20桌就算敛财。”
因为地方纪委对于婚宴监督极严,地方公务员并不敢在婚宴规模上越雷池一步,但也有变通的招数。上述科长透露,“我们会在婚礼前分批请客,大家偷偷这么做,纪检机关也觉得如果这也抓的话就有点太不近人情了,所以这件事儿查得也不是很严。”
这种“分批请客”现象并不是个例。2015年12月2日,中纪委***网站就披露了湖南一起分批办婚宴的案例:今年5月,湖南长沙岳麓区坪塘中心学校***总支书记肖国强分批次为儿子操办婚宴,共计设酒席73桌,桌数严重超标。岳麓区纪委研究决定,给予肖***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总支书记职务,并责令其退还违规收取的礼金3.13万元。
从目前反腐形势看,***员干部举办婚宴尚在允许范围之内,但其他形式的私人宴请则被严格限制。一位机关干部就说:“升学、孩子满月、父母寿、乔迁这四样有明文规定,一概不允许请客了。”
“怎样安全又合理地多花点钱呢”
中央八项规定对官场“饭局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中央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习骅在文章《八项规定三年:司长生活有何改变》里就总结说,三年以来,许多公务人员对于饭局问题经历了微妙的反应过程,中央精神与干部的行为产生了由疏到密的互动,这个过程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八项规定出台之初,如果有人打来电话组织饭局,公务人员一般都语气轻松地回答说“过一阵子再说吧”。第二阶段是动真格阶段,中央决心逐渐显露,从严治***上紧发条,中央纪委网站天天相关消息,点名道姓、公开曝光。第三阶段是向纵深发展阶段,大约从2014年至今,如果再有人悄悄地发出邀请,很多人回答得都很干脆:“有事说事,吃饭就算了吧。”
当公款吃饭被越来越严格限制时,许多单位本来的经费预算,开始出现“花不出去”的状况。公务员李华宇在某省厅工作,以前想更换一下比较贵的办公用品非常困难,但他现在明显感觉领导“大方”了。
“有一次,领导看我电脑很旧了,就说,你老出差,没有好电脑怎么行,快去挑一个。”李华宇去电脑城挑了一个很薄的知名品牌,“花了七八千块钱,财务马上就给我报销了。”
快到年底,李华宇单位的领导开始为钱花不出去而发愁。今年一过,厅里剩余的钱还要返还给财***厅,如果花钱太少,财***厅可能会减少明年的预算拨款。有一天领导把李华宇所在处的五个人叫过去,非常严肃地问:“你们给我好好想想,怎么能既安全又合理地多花点钱呢?”
像李华宇单位领导一样,许多******机构都遇到类似的状况――“公款越来越难花”。特别是2015年10月下旬,当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纪律处分条例》后,******机构的领导干部不仅花公款不易,就连掏自己腰包请客吃饭,也必须三思而后行。
官场饭局消失后,上述辽宁机关科长觉得,“现在算是过渡期,不让张罗酒席后,之前有欠红包的,还是会想抽空还个礼,比如到别人家串个门给个红包。如果不需要还人情的,就不去主动触碰请客这事。”
“通过对红包的限制,大家慢慢在淡化这个传统。”这位科长说。(文中赵力、王淼、李华宇为化名,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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