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两弹一星”研发过程的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正在央视一套播出,钱学森也成了不少青少年心中的偶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其间的背后故事,正如编剧陈怀国说的:“真实远比虚构要精彩、丰富”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坚决反对,因为他知道“两弹”会是中国的“命根子”
张爱萍:“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要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地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赫鲁晓夫知道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为首的中国***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来到***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继续主管***工生产和***队装备工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出任***副***,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还兼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其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坚决反对,他知道“两弹”会是中国的“命根子”。他直接写报告给,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副手的张爱萍将***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陈赓:“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更没有水,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心里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他们又上报***,建议“一直往西,到***罗布泊去!”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笑着向盖杜柯夫伸出三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将***同志,我知道你们在搞。可是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陈士榘不易察觉地哼了一声道:“3年,我还嫌慢呢,15年黄花菜都凉了!”
果然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激动的聂帅手握电话,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
:“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次年2月,美国研制的“探险者一号”也发射成功。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科院随即建立“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钱学森向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推荐了孙家栋,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1969年10月,孙家栋与钱学森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向、***等***展示卫星初样。在汇报了一些常规数据后,孙家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从***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当时个人崇拜盛行,像章随处可见,以至于在各系统的卫星仪器生产出来后,也都要镶嵌上像章。这些像章增加了仪器重量,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重量是3公斤,但往卫星上安装时却成了3公斤半。这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使卫星整体重量大增,减小了火箭的运载余量,降低了火箭可靠性。此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厚度就不同,散热情况自然有异,增加了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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