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作者简介： 董营雪，武汉音乐学院2012级研究生。
摘 要：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以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集汇。乐府最早是建立在秦代，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承秦制，建立了乐府机构，掌管俗乐，使其达到空前的繁荣。乐府的从建立到罢黜，共经历了106年的历史，到了汉成帝时，乐府机构的分工之精细，乐工人数之繁多，音乐技术之高超，是中国音乐史上前所未有。但到了汉哀帝时期，由于国势的衰弱，***府的腐败，统治者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提倡节俭，罢免乐府，认为乐府之音乃为靡靡之音，是为亡国之隐患。
关键词： 乐府；起源；汉承秦制；兴盛；衰败
前言
音乐学界关于“汉乐府”的研究不计其数，有汉乐府的风俗文化及审美的研究；乐府诗歌的研究；汉乐府采诗制度的研究；汉乐府的职能演变等等。如在许继起的《秦汉乐府制度的研究》中，通过追溯秦汉礼乐建设的历史，采用立体的研究方法，深入考察了秦汉乐府制度的内部结构，着重探讨了乐员、乐器、乐类的来源、结构以及形成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秦汉时期乐府制度建设的历史面貌。蒋丽霞的《汉乐府音乐性研究》中主要以乐府的音乐性为角度，从礼乐的源流与衍变入手，阐明礼乐在上古先秦时代的重要地位以及后世地位的变化。曾晓峰的《汉乐府创作主题之分析》中，主要是从乐府诗歌的两种不同的创作者来研究，分为文人乐府和民间乐府，文人乐府是史书上创作乐府诗歌的音乐家的有关记载，民间乐府则是从民间采集而来，没有姓名的标注。还有邓全明的《汉乐府、新乐府的叙述发展》中，讲到了汉代乐府与唐代乐府的主要内容和区别。
纵观学术界得有关研究，可以看出“乐府”在中国音乐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继周代礼乐制度之后，音乐再次发展的大融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汉灭秦之后，沿袭了秦代的乐官制度，也就是史上的“汉承秦制”，自然也继承了秦代的“乐府”。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秦国不断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实行了民族大融合，“乐府”的建立，更是秦朝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从音乐的角度分析，“乐府”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汉承秦制”以后，汉武帝把“乐府”进行了扩建，大量采集民间音乐，使“乐府”真正地在汉代产生了实质性的作用。
笔者根据前人研究，把“乐府”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对“乐府”进行了分析和考究：第一，“乐府”的起源。通过考古研究证明“乐府”最早起源于秦代，已经是不可争论的事实。第二，“乐府”的兴盛和发展。包括了“汉承秦制”――乐府的发展――乐府的兴盛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进行论述。第三，乐府的衰败。通过文献和历史的考察，对于汉乐府衰败的原因作了简单的分析。第四，乐府的价值。汉乐府是伴随着汉代的兴盛和衰败，不仅巩固了汉代的统治，还对民间音乐的发展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1、乐府的起源
在秦代，宫廷音乐机构的记载到底如何，史籍上并没有太多记载。但根据袁仲一的《秦代金文陶文杂考三则》（《考古文物》1982年第4期）中载有：“1976年2月6日，在陕西临潼秦始皇断崖出土一枚秦钟上刻有‘乐府’二字”，且在秦少府中有乐府令、丞的职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长安城考古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中，讲到：“2000年，西安市郊相家巷农田，出土大量秦代封泥，多数已残损，完整可辩者100余种，325枚，其中‘乐府丞印’5枚，‘左右丞印’2枚。”[1]接着，又在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中论述到：“此前出土的流散秦代封泥，尚有‘乐府’、‘乐府丞印’、‘乐府钟官’等。”通过种种考古资料的陆续出现，可以断定在秦代就已经出现“乐府”机构了，这已是音乐学界不可争论的事实。
萧涤非先生认为：“乐府之制，由来已久，殷有瞽宗，周有大司乐，秦有太乐令、太乐丞，皆掌乐之官也，然乐府之名，始见于汉。”[2]从中可知，乐府是在不同朝代的阶级文化中逐渐衍变而来的，根据经济、***治的不同，统治者对音乐的需求和发展程度也固然不同。其实在乐府未设立之前，汉初高祖皇帝是从秦末征发建筑坟墓的囚徒中逃出而参加的农民起义。他特别喜欢家乡沛县的民歌，曾组织当地青年一起演唱，因此，当时统治者已经开始注意民间音乐。直到汉代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221年），乐府才正式确立，而乐府的主要职能就是采集各地民间音乐并加工制作。
2、乐府的兴盛和发展
（1）、“汉承秦制”
在秦代，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为加强统治管理，确立了中央集权。然而到了汉代，这种封建制度更加巩固，并处于社会上升时期，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丰富和完善，使西汉达到了全盛时期。正在这个时期，国家便设立了一个重要的音乐机构――“乐府”。
“历史上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是汉代乐府，它在秦乐府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汉代掌管音乐的有两个机构：太乐，掌管雅乐，此时的雅乐已成为一种与祭祀或重大仪礼的音乐了；乐府，掌管俗乐。”[3]后来汉武帝积极发展民间音乐，俗乐也被用于祭祀或朝会之中，几乎取代了雅乐的所具备的职能。
西汉王朝的繁荣时期，正是乐府发展最为兴盛的时刻，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决定着音乐文化的存亡，乐府是在西汉统治阶级上升时期中，社会日趋稳定，经济基础发展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设立起来的。统治者之所以加强对乐府的构建，扩大了它的规模，并在秦乐府的基础上，增加了编制，充实了擅长演奏各地民间音乐的人员，使乐府成为宫廷内表演民间音乐的专门机构。可以看出，统治者只是满足自己享乐的需要，乐府才被引起重视，毕竟音乐是统治阶级斗争的首要武器。
乐府的历史演变总是根据统治者的喜好来决定。汉初高祖皇帝对楚地民歌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爱好，固然在“因循不革”地沿袭秦代百官制度，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对“乐府”扩建和完善。主要是因为汉初诸多宫廷嫔妃和功臣良将来自于庞大帝国的四境之内，他们长期远离家乡和亲人，必然有喜欢聆听乡音民谣的需求，因此，便大量采集各地民谣，加工配乐后，在宫廷内演奏，以解思乡之苦。
（2）乐府的发展
《史记・乐书》记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从文中可知，当时只是高祖喜欢乐府的民间音乐，故死后以“四时歌舞宗庙”，然而到了孝惠、孝文、孝景三代帝王，乐府并没有得到发展，只是演奏以前的旧曲而已。但在《汉书・礼乐志》中曾言：“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畴于甘泉，始郊，作郊祀之乐，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可以证明，乐府是在武帝时真正兴盛起来的。
西汉建立后，统治阶级比较重视封建教化的作用。至汉武帝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才把“乐府”建立起来。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四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科明，民所知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是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于乐府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基础。
（3）乐府的兴盛
汉武帝时期，扩大对乐工的征召，大量搜集“赵、代、秦、楚”（即泛指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民谣，可见乐府采集民歌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乐府搜集的民歌，“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左冯翊，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反歌诗”1篇，“杂歌诗”9篇，“洛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周谣歌诗”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萧涤非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中曾言：“统计不下160篇，其地域几及当日中国之全部，盖皆出于民间者也”。[4]但又在田可文的《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中指出：“有目可考的民谣就有138篇，这只是保存下来的一部分而已”。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汉乐府搜集的民谣是跨过中国的大江南北，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却不能将全部的民谣流传下来。但乐府设立，确实却为我国民间音乐的发展创作了不可忽视的价值。
《汉书・礼乐制》云：“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从中可知，李延年曾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司马相如把采集南北的民歌曲调，并命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配合歌唱。此外，李延年还用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可兜勒》一曲素材，创作新声二十八解，《晋书・乐志》中曾记载：“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5]。这些音乐家们以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为乐府音乐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注入了新时代的特征，由此显示了乐府音乐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汉武帝即位之后，主要将乐府的职能扩大到郊祀活动中。《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今汉郊庙诗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与钟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与朝廷”。从中可以看出，汉代由乐府采集而来的民间音乐被统治者用于祭祀、朝会之中，这里的“郑声”也就是所谓的民间音乐，在周代，统治者重视雅乐，认“郑声”为“靡靡之音”。然而在这里，却被用于大型的祭祖活动之中，可知，汉代对民间音乐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从汉武帝下令用新声改编枯燥乏味的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了传统的古辞，这些都说明了民间音乐进入宫廷后，得到了统治者的重用和赏识，使民间音乐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到了汉成帝（前33―前5年）年间，乐府音乐达到了空前得发展。“根据桓谭的《新论》说，汉成帝时期，乐府的人数有千人之多，到了汉哀帝罢乐时也有829人，其中乐府内各类人员分工很细，如有专门进行演奏的郊祭乐员、骑吹鼓员、沛吹鼓员、邯郸鼓员、巴渝鼓员、芋员、瑟员、蔡讴员、齐讴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选读民歌的夜诵员，测音、调音的有听工，制造和维修乐器的有琴工员，柱工员等。”[6]如此庞大和分工如此精细的音乐机构，是史上少有的。
3、乐府的衰败
关于乐府的衰败，史书上具体有两种记载：第一种，由于西汉帝国国势衰落，土地兼并严重，流民严重，国库空虚，统治者未挽救***治局面，认为乐府的音乐是“郑声”，为亡国之音，故下令撤销乐府。即在汉绥和二年，汉哀帝曾下诏：“郑声***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第二种，由于汉哀帝“性不好音”，才决定撤销乐府。其总归结起来，无论从***治角度分析，还是从汉哀帝本人主观的嗜好来看，乐府的存亡与汉哀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纵观历史的发展，重建汉乐府是在汉武帝时期，即公元前112年，当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但到了汉哀帝罢黜乐府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年，***府逐渐腐败，西汉王朝走向衰落。算起来，前后共有106年，也就是说，汉乐府经历了西汉王朝从繁盛到衰微的整个过程。但为什么乐府 会在汉哀帝时期被罢黜了呢？笔者认为，这两种原因都不太确切，乐府被罢免是历史的必然，就如朝代的更换，都要经历从强盛到衰败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主宰者却是人类。就如汉武帝时期，扩建乐府，搜集民歌，只是为了加强其王朝的秩序，维护其统治。但到了汉哀帝时期，国势走向衰败，统治者为挽救当前的西汉王朝，也无心思再去享乐，前面已经谈到乐府的分工的精细和规模的庞大，可以说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少的开销，统治者为节省财力，减少国库开销，才下令撤销乐府。 从中可以看出，乐府的撤销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人为乐府民间音乐是“靡靡之音”和由于汉哀帝“性不好音”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只能说是当时统治者过分享乐而误朝***，属于客观因素，而不是主流因素，因此，“乐府”也就成了掩盖统治阶级内部的牺牲品。
关于汉哀帝“性不好音”的说法，在《汉书・师丹传》中记载：当他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就会击鼓，“上还数称其才”，“长文辞法律”。在汉代，诗 、歌、舞基本为一体的时代，好文辞，自然也通晓一点音律。所以说“性不好音”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但是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对乐府所做的贡献，只是说他不好女色，有断袖之癖，诚然与不好音乐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乐府”是否被罢黜，与他对音乐的喜好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哀帝喜好音律，“乐府”的罢免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当时西汉***权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汉成帝年间，***权已被外戚和宠臣把持垄断，阶级内部腐化，矛盾重重，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局面。到了汉哀帝是一个开明的皇帝，看到国家的危机所在，即位之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用大臣师丹的建议，对王宫贵族和富商实行限田、限地的***策。但后来因为外戚和宠臣董贤的反对，没有得以实施。他还非常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罢免“乐府”，也是为了增加国库开支，复兴汉室王朝。 所以说，关于汉哀帝因为“性不好音”而罢免“乐府“的说法，只能说它是一部分的客观原因，但并不是“乐府”消失的主流因素。
4、乐府的价值
乐府中全部的工作人员有829人，其中担任民间音乐工作的有441人全被罢免，在未罢免的388人中，除了夜诵员5人外，几乎全为从事于郊祀燕飨诸贵族典礼之人员。可以看出，“罢乐府”只不过是罢免了乐府中从事民间音乐的人员而已。“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7]说明了在汉乐府提倡下的民间音乐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市场上依旧有着很大的影响。无论是豪富还是百姓，依然沉湎在所谓的“郑声”之中，说明民间音乐的传播不是统治者所能禁止得了的，它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中来了。
到了东汉时期，音乐机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根据《后汉书・礼仪志》引用蔡邕《礼乐制》分类：“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曰周雅颂乐，典辟雍飨射六宗社稷之乐；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所以宴乐群臣；四曰短箫铙歌，***乐也。”[8]其中前两者属于雅乐性质；后两者属于俗乐性质。在东汉时期，雅乐和俗乐相容又相并，其主要任务也不再是乐府了，丰富发展了原来乐府的职能。
乐府机构的建立，不仅适应了统治者宫廷享乐的需要，还起到了保存民间音乐的作用。无论是华夏固有的“楚歌”和“秦声”，或是从北狄、西域传入的“新声”都是乐府“采诗夜诵”的对象。它促进了汉代民间音乐的高度繁荣，为我国以后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纵然它只享有106年的历史，但他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上，依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它重视民间音乐，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为我国以后对中国古代民间音乐的研究提供了实证资料。
5、结论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大量的文献加以阅读和考证，对于汉代乐府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初步论证了“乐府”最早始于秦代，但“秦乐府”的发展到底如何，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只是通过考古文物的发现和考究，来断定“乐府”的起源。
2、汉高祖时期，沿袭了秦代的百官制度，一直到汉武帝前221年，对乐府进行了扩建，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承秦制”。
3、汉武帝大量征召乐人，采集赵、代、秦、楚的民间音乐，并命李延年、司马相如等人加工配乐，大大地丰富了乐府的内容。他还把乐府的民间音乐用到郊祀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雅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说明“乐府”所掌管的俗乐在汉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 汉成帝年间，乐府的民间音乐达到了空间的繁荣。乐工人数达到千人之余，其分工之精细，内容之丰富，是史上不可多得的音乐机构。
5、关于“乐府”的罢黜，史上众说纷纭。但归根结底“乐府”罢黜是由时代所决定的，国家的强盛与腐败，决定着“乐府”的存亡。
汉乐府经历了整个汉室王朝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过程，它对我国民间音乐的发展功不可没。即使汉乐府最后被罢免，但音乐在人民的生活中是潜移默化的，即音乐，乃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不是统治者采用某种***治手段而能禁止的，它将会为我国以后音乐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宝贵的音响资料。 （作者单位：武汉音乐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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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彭冰、陈晨.论汉武“乃立乐府”.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65期.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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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188―189页
[5] 田可文.中国音乐史与名作鉴赏.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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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郭学智.论汉哀帝罢免乐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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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曾晓峰.汉乐府创作主体之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1期.第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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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蒋丽霞.汉乐府音乐性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6] 许继起.秦汉乐府制度研究.扬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