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面对新闻事件，记者和评论作者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记者不满足于得出新闻事件的结论，而是尽可能多地挖掘事件和人物的细节；因为叙事必须是具体的。相反，评论作者不满足于了解新闻细节，而是尽可能挖掘事件和人物所具有的广泛意义；因为评论必须有理论的抽象。也许可以这样说，记者通常是沿着由一般而个别，由抽象而具象的路径前进，评论作者则通常是沿着由个别而一般，由具象而抽象的路径前进。记者笔记本上记得最多的是“事”，而评论作者的笔记本上记得最多的是“条”。没有“事”，记者很难作文；没有“条”，评论作者很难下笔。这种描述或许不够准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言论创作要探究事理，离开了归纳、概括就不成其为评论。概括能力是言论作者最重要的能力，它反映着作者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是言论创作整体实力的体现。
我以为，概括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梳理。评论的对象是事实。然而事实特别是复杂的新闻事实乃至社会现象在未经过大脑精细处理的时候，常常像一团乱麻纠缠在一起。比如，大洪水铺天盖地而来，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是自然因素，哪些是人为因素？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占主因？倘若人为因素是主因，那么在主因中，围湖造田是主因还是植被破坏是主因？这很像是梳辫子，鉴别、区分、定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条一条地理出来，同类的合并，异类的分离，然后再按照一定的顺序编织起来。于是，事物运动的线索才能呈现出来：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在主要原因中起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在落笔之前，这一切都应该是了然于胸的，倘不能对新闻事件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也就很难进行写作，正如面对一堆杂乱的羊毛，我们无法编织毛衣。
第二是综合。联系的方法是科学思维的精髓。事物的运动不是孤立的现象，需要我们把零散的事实串联起来，综合考察。一起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动机，犯罪条件，犯罪事实等，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行贿必须有钱，受贿必须有权”，就是综合了钱和权的因素而导出的一个结论。在评论创作中，综合的方法包括汇总，但又不是简单相加的汇总，而是考察事物在联系中是怎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我们常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子。延迟改革，会阻碍发展，进而危及稳定；而推进改革又需要保持稳定，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要把这三个关系理清楚，就必须用联系的方法综合加以考察。当然，评论未必都是这么大的问题，但原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有没有那么多路；反之，当我们大力推进公路建设的时候，应该考虑有没有那么多车。自然，还有石油资源，环境污染等等问题。综合的目的之一就是把一个具体事物放在一个尽可能大的处于变动中的背景之下加以评估和考量。
三是提升。《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对魏蜀吴“三国”兵革之事的总括，是对浩繁史料细细梳理和对复杂矛盾反复研究之后得出的认识。司马迁作史，常常习惯在文末有一段“太史公曰”，很像是为人物传记或人物通讯配写评论，钩沉提要，势大力沉，寥寥数语，包容万象。这便是概括的魔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升就是对事物的某种规律性的揭示和阐发。这是最有价值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价值，是说规律具有普遍意义；艰难，是说认识的提高确如披沙拣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第一”、“唯一”的论断需要包含多少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认识水平是有层次的，规律是最高的范畴。要求每篇言论都达到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但言论创作必须追求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升；哪怕这种提升给人一点点启示也好。
概括力贯穿于一切思维活动之中。它是一种智慧，能够在复杂万端的矛盾中理出头绪；它是一种力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只手掂起沉甸甸的历史；它是一种境界，简洁，明快，清晰，透彻，深刻，常常一语道破天机。这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才能和深度。而这一切来自学识的积累，来自经验的总结，更来自长期不懈的艰苦的思想劳动。
（作者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