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海派之争背后隐匿着的话题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宋人“心理补偿论”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成了时髦风尚,连皇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与此相对应,宋朝***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位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理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两相比较,贵贱分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
“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事形势被彻底逆转,汉族王朝在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征战中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在北方蛮族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国土丧失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残留下来的明朝遗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北方风气骠劲。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论”,他说,金陵虽凭借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权总是逃不脱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类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用“南胜于北”的说法来做助推***的燃料
宋人心理补偿论引发的南人优越感一直延续至近代,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人还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说法来做助推***的燃料。刘师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语言描述南北分立的历史态势,如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异族统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势力,自然压抑住了南方优雅的文明,这太像宋人的语气。又如以下这段:“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说中原原来是文明的核心,让北方胡人污染后,文明人才纷纷南迁,造成南方文化远胜于北方的局面。
这种“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讥讽南人奢靡,处处小家子气,也远胜于北人的粗野不文。刘师培比较南北文人的差异说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这种对北人的贬词好像带着些许醋意,对南人文辞雕饰的批评也似乎显得言不由衷。
******人想打出反满的旗帜,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维一路走下来,否则***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谦之就强调广东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和“***”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们总是把广东想象成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经朱谦之一点拨,广东不但摇身一变成为吸纳近代科学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北方蛮夷出身的清朝统治的发轫之地,真可谓是宋人自恋的近代极致版。
近代以来,为南人说话的人占据大多数,敢为北人说话者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也偶有例外,如2012年正逢清帝逊位一百周年,还真寥寥出现过几声异辞的鸣响,与前一年的辛亥***热唱了点反调。有人说,******单靠潜伏于南方草根的秘密会社闹起事来,有点像当年高调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要不是北人袁世凯逼使满人皇帝光荣退位,就靠这几个会***作乱掀不起什么大浪。袁氏虽心狠手辣,却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禅让的大统。这番话一出炉,明摆着是想和南人抢夺首倡***的风头,遭遇围攻当属意料之中,却毕竟为早已被后人念歪的“重南轻北论”制造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即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写作风格也相互交融互渗。就如京派领***人物沈从文也是从湘西土匪窝子里爬出,浑身带着南蛮的粗鄙闯到京城,哪里有什么遗老的气质,故一直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润,有南国的媚气。他会说写字如同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种相当小资的语气中哪里还荡漾着湘匪的蛮横?也看不出和绅士有什么瓜葛。
可见,南人和北人的区隔在近代已经被虚化了,虽然有宋人唠叨的阴影在,毕竟随着时代的进展渐渐抹平了心理的计算和纠葛。
名家评“京派”与“海派”论争
对于上世纪三十年生的 “京派”与“海派”之争,也有一些名家不以为然,不少人以局外人的身份点评了“京派”与“海派”之争。
鲁迅在《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中有这样的文字:北京是明清,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曹聚仁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比较京、海两派则说:“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胡风在《京派看不到的世界》一文中说京派作家们讲究“风雅”、“优美”,却不能实实在在反映一点辽阔北方地区的普通人生活。钱钟书曾经用非常幽默的口吻提到: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北平的得意,恰像犹太人爱他们所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地挂在口头上。钱钟书很了解京派底细,他这番话不但肯定了京派的存在,还透露出京派作家们很有些人以当京派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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