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上中学时,第一次在课本中读到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颇不以为然。实在不明白,鲁迅何以要浪费笔墨去写一件只配作小学生作文题材的小事。
前些年开始读鲁迅,渐渐地才明白在那样的年代,如鲁迅那般以文字颂扬底层民众,除了需要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也需要有勇气。因为,直至这篇小说发表多年后,东南大学的教授吴宓还非常困惑地认为,作家为什么要去写那些社会底层的百姓?甚至认为那是作家的堕落。
鲁迅出过两本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近三十篇作品,绝大部分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这些人物都印有鲁迅生活的痕迹,他们的身上既反映出鲁迅对社会的思考和批判,也饱含了鲁迅深深的尊敬和悲悯。
凋谢在封建礼教下的――祥林嫂
《祝福》是鲁迅创作中颇重要的一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基本取自他的故乡浙江绍兴。祥林嫂的原型就是源于一位给周家看祖坟的穷苦妇女。那妇女和丈夫住在一个偏僻小山村,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天,儿子独自坐在家门口剥当地称为罗汉豆的蚕豆,不料竟被山上下来的狼叼走了。待到大家找到孩子时,他已经被狼撕扯得面目全非,那惨状让孩子的母亲伤心欲绝。从此,见到人就会哭诉儿子的惨死。清明扫墓时,那妇女见到鲁迅的母亲不觉又说起死掉的儿子,边述说边流泪。男主人回家看到这一幕,便恳求鲁迅的母亲帮忙好好劝劝自己的妻子,说孩子的死对她打击太大,她眼睛都要哭瞎了。
祥林嫂晚年的样子则源于鲁迅族中的一位长辈,她丈夫是个秀才,去世的早,只留一个儿子,老太太晚年时,一会儿怀疑儿子在外边和家族里的一个女孩有关系,一会儿又说儿子要打她,神色总是⑷换炭值摹F饺绽铮她则是拄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下端已经开裂。
小说中抢亲的情节也是***前绍兴一带流行于穷苦百姓中的风俗。鲁迅小的时候,他家附近住着一位叫宝姑的姑娘,家里开了一个小店,卖点炒豆、炒花生和粽子糖、茄脯梅饼、梨膏糖之类的小食品,由宝姑和母亲料理。鲁迅和附近的孩子常去店里买东西,因此和宝姑很熟,都亲切地称她“宝姐姐”。宝姑的俩个哥哥都在锡箔作坊里做打锡箔的工人。全家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拼死拼活地干活,日子仍十分清苦。宝姑小时候被母亲许给了一位远房亲戚,大了以后宝姑死活不肯接受这门婚事,母亲没办法只好赖婚。男方知道后,便来抢亲。他们将船停在宝姑家附近,一群人拥向她家,宝姑的哥哥急了,握着一把叉子挡在门口。男方家里人多势众,几个人连劝带拽将他拉进一家茶馆。宝姑为躲避抢亲的人,一不小心从二楼失足跌入河中。抢亲的船正在附近,船上的人立刻将她捞上船,准备返航。宝姑的哥哥见状,搬起一块大石头站在抢亲船必经的桥上,喊着,不放人就砸漏他们的船。对方无奈只好放了宝姑。不过受此惊吓后,不久宝姑便郁郁而死。
小说的题目,“祝福”二字源于绍兴方言。《越谚・风俗门》中说:“祝福岁暮谢年,谢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曰‘作春福’。”当地人的口语也着“作福”,只是后来被文人写成了“祝福”。鲁迅让祥林嫂在祝福的鞭炮声中无声无息地痛苦死掉,实在是对封建礼教最强烈的批判。
被科举毁掉的――孔乙己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作品,因为它从容不迫地描述了一个悲惨的人物,方式是含泪的讽刺。他也曾对人说“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孔乙己原型本姓孟,大家都戏称他“孟夫子”,名字却早无人知晓。改姓孔,大约也算是影射孔孟一家吧。孟夫子科举不中,种田不会,又没其它技能,穷到几乎乞讨。书未读成,却落得满身酸腐气,满口的之乎者也,总是一身长衫,徒有读书人的样子。
其实,类似孟夫子这样的书生,鲁迅小时候见过许多。他有位叔祖本是个忠厚老实人,赶了一辈子考,到老还是个童生,年年县考的榜上都见不到他的名字,以至人都发呆了。鲁迅曾随这位叔祖读过短暂时间的书,但他的学识实在太差,教讲常出笑话,曾将荔枝的“荔”字写成“邸;将“东方朔”写成“东方叔”;讲《孟子》时引用公刘的诗,又将“乃裹f粮”解释为公刘穷困潦倒,“把活狲袋里的粮食也咕的一下挤了出来,装在囊橐里带走。”鲁迅的父亲知道这些后只有苦笑,于是,鲁迅跟叔祖读书的日子也就结束了。
鲁迅的初衷也许“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但正是在看似轻描淡写的不经意中,却借了孔乙己的悲惨经历,表现了那些被封建科举残害的迂腐而善良的书生。
那“咸亨酒店”是鲁迅的一位族叔与几位族人合开的。族叔叫周仲翔,思想颇新,与鲁迅也颇谈得来,鲁迅到南京求学时,是他将鲁迅送到杭州的。但他做生意却不在行,咸亨酒店只开了一年左右就倒闭了。酒店营业时,孟夫子是常客。且是唯一穿长衫却与短衣帮一起站在柜台外渴酒的读书人。
憎恶吃人社会的――狂人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曾这样说过他的创作过程:那时,他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一天老朋友金心异又来找他聊天,见他又在整理古碑拓,俩人便有了一段对话,“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这篇自“五四”以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小说诞生了。有时有意无意的几句话真的可能开启一段新历史。
金心异正是鲁迅留日的好友,“五四”时期鼓吹新文化的得力干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之父钱玄同。
狂人的生活原型则取自于鲁迅大姨家的表弟阮久孙。阮久孙自幼聪明好学,曾就读于浙江法***专门学校,由于家境拮据,学习费用还是由当时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的鲁迅资助。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到山西投奔哥哥做了刑名师爷,但他善良胆小又不肯判冤案,结果遭人恐吓精神错乱,患了“迫害症”。1916年10月30日晚上,阮久孙神色慌张、蓬头垢面地来到鲁迅住的绍兴会馆,不停地讲他在太原时有人要杀他,并一直在跟踪他。说话时隔壁有人敲门,表弟立刻躲到了书柜后面。第二天,被鲁迅安排在另一间屋休息的表弟,一大早便匆匆地砸起鲁迅的屋门,进屋后则惊恐地倒在椅子上,凄然地喃喃着:“今天要被拉去杀头了!”这天鲁迅的日记写道:“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在去往医院的途中,看到荷***的巡警,他的眼中更是充满阴森的恐怖。他在医院***了约一个星期疗效并不明显,鲁迅只好为他付了住院费,又买了一个月的药,请了一个工友将他送回绍兴静养。
鲁迅自小与大姨家的表兄弟都很亲近,1912年,鲁迅在绍兴编辑《越社丛刊》第一集,就曾收入阮久孙的四首旧体诗,表弟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及心中希望“大江应破一天愁”的苦闷鲁迅自然非常清楚。因此,以表弟作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凝结人性劣根的――阿Q
《阿Q正传》是从1921年年末起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以“巴人”的笔名连载的。小说一刊登便引起热议,除了热情的赞扬,还有不少人颇为恐惧和不自在,以为是在讽刺自己,并四处打探作者的名字,以确定作者到底是在讽刺谁。
其实,阿Q揭的不是某个人的癞疮疤,实在是人性可卑可怜的一面。他的原型也如鲁迅曾说过的“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当然,虽非专用一个人,却也是源于生活之中的。直接的原型姓谢,叫阿桂。他有个哥哥叫阿有。哥俩品性截然不同,哥哥忠厚朴实,勤劳肯干;弟弟游手好闲,好逸恶劳。阿桂开始还各处打点短工,但吃不了苦。后来就帮一些破落子弟卖些家中旧物以抽点跑腿费,又时常暗中做些手脚,渐渐便没人找了。最后,他近乎沦为乞丐,只好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一次实在生计难挨,便跑去找哥哥阿有借钱,说近来生意不顺手,即偷不到的意思。阿有怒喝道:“你这是什么话?我要高声说给人家听了。”阿桂只好立刻跑掉了。
鲁迅还和阿桂有过一次交锋。当时,鲁迅在绍兴教书,一天,在家时,鲁迅听到窗外有异常的响动,推开窗见阿桂正鬼鬼祟祟溜进院,便喊道:“你是谢阿桂,你是谢阿桂。”阿桂见事不妙立刻***逃走。
小说阿Q向吴妈跪下乞求:“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的情节,现实中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也是主要版本源自鲁迅的一位族叔。那族叔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杳无音讯。他从小寄养在家境富裕的外婆家,结果享受成无所事事的桐少爷。但好景不长,外婆撒手而去,十七岁的桐少爷被送回周氏家族,但不多的家产被婶子霸占了。族中亲友为他找了几样营生,却都未做成。有一次,他在一个周家新台门的厨房里对着一位女佣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吧。”结果,被一位族兄用大竹杠揍了好几下。桐少爷后来曾哀怨地说他的父亲,“养儿子像是生蛆虫似的,生下就不管了。”再以后,桐少爷沦为乞丐,冻死在雪地里。另一版本源自一位叔祖,这位叔祖当年曾介绍鲁迅和二弟进入南京新式学堂读书,后因思想保守等原因被辞退回乡。晚年,一次他对女佣不恭,被女佣暴打,儿媳却在窗前大喊:“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周作人在日记记下此事:“是日仲翔叔处,仆妇大殴椒翁,亦属奇事。”“椒翁”便是鲁迅的那位叔祖,仲翔是他的儿子,就是咸亨酒店的主要创始人。
周氏家族中可以找到许多阿Q的影子。清末民初,居住在绍兴东昌坊的周氏家族多呈现衰败迹象,抽鸦片、、精神失常等,因此早亡暴死的也不在少数。许多人和事一定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痛苦的思考。
被生活压垮的――闰土
对有过乡村生活的人来说,少年闰土应该是一个能唤起许多美好记忆的人物。
在鲁迅的小说中,闰土是极少的有明确原型的人物。闰土姓章,原名叫运水。他的父亲叫章福庆,周作人14岁时的日记中则记为章庆,他便是《故乡》里在“我”家做忙月的雇工;运水的母亲叫阮太君,就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阿长是在鲁迅降生不久到周家做奶妈的。据周建人讲,长妈在一次陪他母亲等家人外出看戏的途中,在船上突然对他母亲说:“少奶奶,我勿对者!”不久便平静地去世。
运水是1893年春节时来到鲁迅家的,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他来的目的是负责看守祭祀的祭器,并很快与小他大约2岁的鲁迅成为好朋友。
以后运水和周家兄弟的关系都很密切。1900年正月初七,周作人的日记中记载“午后至江桥,运水往陶二峰处测字,余等同往观之,皆谰语可噱。”生活艰辛又无文化,让运水似乎更相信命运。而成年后的运水的生活一直不如意,他不满意父母给他的包办婚姻,自己和同村的一位寡妇产生感情,这在当时的乡村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事件,自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困扰。1919年,鲁迅全家迁居北京,鲁迅返回绍兴时,周建人写信通知了运水。于是,运水赶到周家,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朋友鲁迅。此时,运水才四十多岁,但已满脸皱纹,双手粗糙如树皮,一脸愁容。鲁迅问母亲:“运水为啥介勿高兴?”还同情地对运水说:“阿水哥,你介老了!”运水则回答:“大少爷,你做官,做老爷了。我因负担重,小人多,捐款重,生活勿落去。”这是俩个朋友最后一次见面。少年时的可爱,成年后的可悯,鲁迅为我们清晰地记录下黑暗的社会对他这位朋友无情的摧残。俩位少年时的好朋友同时辞世于1936年,也算是一种天意吧。
***后,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找到了运水的妹妹和后代。运水的孙子章贵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成了鲁迅研究的专家,并成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1956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随母亲回绍兴,在鲁迅纪念馆与当馆员的章贵相见,俩人一见如故,又延续了长辈们的友谊。这个结局也让这个充满温暖和苦涩的故事有了一个明快的结尾。
可悯可敬的――人力车夫
人力车夫是与绍兴无关的记忆。鲁迅接触人力车夫主要是在北京的十余年。无论是去***,还是奔波于各大、中学校教书,他常会坐人力车。
鲁迅的小老乡俞芳回忆过不少鲁迅与车夫的友好交往。鲁迅住北京西三条时,常坐一位叫二秃子的车。一个寒冬,二秃子像往常一样拉着鲁迅,不小心踩到一洼冰上。人扑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鲁迅也被从车里摔了出来。二秃子忍着伤痛爬起来,赶紧去扶鲁迅,又难为情又紧张地连声问伤着哪了,要不要紧,还不停地道歉,怪自己不小心,并忍痛将鲁迅扶回家。以后连续几天,鲁迅都没见到二秃子,便担心他是不是伤得太重了。一问家里的女工才知道,原来二秃子伤的倒不算重,又年轻,休息了一下已经没事了。几天未见的原因是他觉得由于自己的大意,让鲁迅受了伤,还受了惊吓,心里非常过意不去,以至羞于见鲁迅。鲁迅说,那是因为地上结了冰,不能怪二秃子,何况那天他摔得比我重,还不顾自己的伤硬把我扶回家,我还要感激他呢,并让女工找来二秃子。鲁迅的平易近人,让二秃子非常感动。1926年夏末,鲁迅南下,二秃子得知消息竟婉惜地流下了眼泪,觉得再难以遇到像鲁迅这样的好人了。
对于人力车夫,鲁迅从来都非常尊重。虽然,鲁迅的生活一直不宽裕,但对车夫从不像许多有钱人那样锱铢必较,时常还会多给一些。一年冬天大雪纷飞,鲁迅发现拉他的车夫仍穿着单裤,一问得知车夫生计艰难吃饭尚是问题,那里有钱买棉裤。于是,下车后,鲁迅付过车钱,又送了他一元钱,叮嘱他买条棉裤。寄居上海时,也是一个冬日的晚上,周建人到他的哥哥鲁迅家串门,路上碰到一位被碎玻璃扎了脚的黄包车夫无助地坐在地上。周建人跟哥哥一说,哥俩便拿着药品和纱布赶到车夫面前,学过医的鲁迅为车夫清理了伤口,又包扎好,然后又掏出些钱和剩下的药与纱布一起送给了车夫,嘱咐他在家休养几天。
当然,也有让鲁迅感动的事。在北京时,一次鲁迅从***乘车回住处,不慎将钱夹遗落在车上。车夫发现后,急忙折回鲁迅的住处,将钱夹还给了鲁迅,并一再让鲁迅当面检查一下是否少了什么。鲁迅很感激,因为那里除了钱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稿。鲁迅拿出一块钱要表示感谢,车夫却再三谢绝。最后在鲁迅的一再坚持和劝说下,他才收下。鲁迅感慨地说,车夫需要钱,但却拾金不昧,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呀。
所以,《一件小事》的完成并不是偶然的。鲁迅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那时,许多有“身份”的人,对体力劳动者都十分轻视,甚至鄙视。能被这样一件小事触动心灵的人,必定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满怀敬意,充满同情。因此,鲁迅才可能倾其一生,为这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人去争取尊严、平等和幸福。而这篇赞颂普通的人力车夫的小说,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歌颂底层百姓的文学作品之一。
鲁迅喜欢写小人物,对自己所写的小人物充满感情。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作家的作品,必定也会留下他往日的生活烙印,并流露出他的生活态度。
鲁迅儿时常到乡下外婆家做客,纯朴善良的乡民和村童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鲁迅少年时祖父入狱,父亲病故,家道迅速败落。在变故的过程中,少年鲁迅饱尝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心灵受到深深的冲击,从而对底层民众的艰辛和痛苦又有了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同时,尊重底层民众也是周家的家风。鲁迅的祖父虽然恃才傲物,不畏权贵,甚至颇急躁,对佣人却很温和。他在江西做知县时,每至饭前,老保姆总会高声直呼他的***名道:“福官吃饭哉。”稍迟缓,她就会催促“毫燥”(绍兴方言:“赶快”的意思)。县太爷则每每诺诺连声,绝无不悦之色。鲁迅的母亲对家中的佣工也很尊重,甚至会教他们识字,给他们做衣服。家里有位自恃老资历的雇工,有时会训斥其他保姆,鲁迅的母亲便劝导他:“你不要大声小气的,即使她们做错了事,也得好好儿同她们讲才是。”如此家风自然会影响到鲁迅。
鲁迅对底层民众的关爱和悲悯是发自内心的。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底层百姓,多是冷眼的旁观者,或是充满同情和怜悯的俯视。1926年底,鲁迅在厦门参加平民学校成立大会,在演讲中说:“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祝你们努力学习,多认识了字,也多关心社会国家的大事。”而一位曾留学西洋教授则说:“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二者观点一目了然。
鲁迅说过,自己“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在他学生的印象中,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他的赞扬和同情也会在这些小人物身上。
这是鲁迅的可敬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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