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贾平凹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贾平凹 “大散文”观 理论贡献
“大散文”如果是一面旗子，应该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首先举起来的，1992年9月“大散文月刊”——《美文》创刊时，贾平凹作为主编曾旗帜鲜明、笼而统之地喊出了一句口号：大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可以说是呼应声最高的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倡导口号，尽管这种理念问世以来遭到不少的批驳与质疑[1]，但它还是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相继开办“大散文专栏”，对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2年10月，在《美文》的创刊辞之中，贾平凹率先提出了“大散文”理念，这种“大散文”观的提出，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贾平凹在具体、深入地考察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状况后，指出散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上都逊色太多，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喻情、喻理，或一人一事的个人抒怀，很狭窄，有种打不开的感觉。他之所以提出“大散文”概念，事实上是在倡导一种风气，一种关注现实社会的大境界，也在于拓宽散文创作的路子，将散文还原到生活中。如果“不了解这个大背景，如果仅从‘大散文’三个字字面上来看，就难以理解我们的用心；”[2]“提出这个观点它是有背景的，1992年我们办这份杂志（指《美文》杂志）时，散文界是沉寂的，充斥在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们的回忆文章，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开拓散文题材的路子”[3]；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散文在建构它的规范的时候，出现了最大的危机是散文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作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我们在反对琐碎、甜腻、精巧、俗气、虚假、无聊的散文倾向时，应该寻着这一切现象的根源”[4]。可以说，“大散文”就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为补偏救弊所开出的独特处方。他们力***“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5]。
此后，贾平凹一直高调宣扬这一观点，他曾在多种场合屡屡谈及创办《美文》杂志的动念及对“大散文”的理解：
“我们的目的就是倡导散文的真情实感的恢复，呼唤一种大的气象，使散文生动起来，为真正繁荣我国散文创作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6]
“‘大散文’概念提出的时候，我们的粗略想法是：①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②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辩；③发动和扩大写作队伍，视散文是一切文章，以不专写散文的人和不从事写作的人来写，以野莽生动力，来冲击散文的篱笆，影响其日渐靡弱之风”。[7]
“‘大散文’这个词，是我们的共识，也是办刊的宗旨。……‘大散文’一词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要标新立异，它是有背景的。……‘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个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了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8]
“纯以字面上看，‘大散文’这个词似乎不通，但矫枉过正，主要是强烈地表现我们的追求和倡导。具体来讲，一是强调散文的真情，有其生活实感，有史感，有美感。二是强调扩大，或许也是恢复题材面，不能把散文理解为那些咏物抒情式的，要大而化之。”[9]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10]。
综观贾平凹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对“大散文”的阐述，我们可以大体上看出其“大散文观”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简而言之，他的“大散文观”包含有三个认知向度：其一是要求散文的题材、内容要大，即散文的内容要从狭小的个人情怀中走出来，要关乎时代、社会；其二是主张散文的审美境界要“大”，美学风格上要追求“大境界”、“大气象”；其三是主张散文的文体形式可以“泛化”，也就是贾平凹所说的“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11]。
这种观念曾在散文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也引发了当代散文观的第三次大争论。有赞同者认为，要繁荣散文创作，首先需要的是包容，需要兼容和宽容。散文不能搞成吟花弄月和小摆设之类的东西，而要张扬民族精神，要有黄钟大吕的气概，要关照人情世态，要表现人格精神，而“‘大散文’观念的提出，有助于开拓散文的疆域，有助于开拓作家的眼界”[12]（王愚）；也有学者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贾平凹对散文对文学以及整个文坛的一种感受。作家提口号，向来不考虑理论上是否规范，他只是对散文创作的萎靡之气感到不满，因而提倡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的散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散文’的提法是成立的”[13]（李星）。还有人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即一是让作家有大视野、大气度、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家本人，只要大起来，作品自然就大；二是在散文领域中不过细切割，有弹性，才有利于散文写作[14]（畅广元）。更有批评家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们渴望改革散文的美学要求”，“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目标，是呼唤散文大家的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它“对于推动中国的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大散文”在本质上、在内在精神上，“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由博大的人文情怀和人格智慧孕育出来的大气魄、大格局和大境界。正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内质’，所以‘大散文’拒绝内容上的琐碎平庸，它在思想指向上呈现出文化反思性、现实批判性和思考深刻性的特征；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自由优美而不唯美，扬雄沉厚实之声而抑甜腻靡弱之风”，正因“大散文”的倡扬和创作实践，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才如此红火，才如此扬眉吐气地成为超越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时代文体”[15]。作家刘成章、叶广岑等人也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是顺应社会生活发展的，如果坚持下去会对散文的变革产生极大影响。
而对“大散文”观的批评往往只抓住其“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这一点，认为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识散文的。比如，多年来致力于散文文体问题研究，力主规范、辨析和净化散文文体，令散文真正“弃类成体”的著名散文理论家刘锡庆教授就认为，“散文就是‘一切文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这样的散文观念实际上又回到了古代。古典散文就是这样。这等于主张题材、范围的‘大’，而不是精神气度的‘大’、深度的‘大’。所以，‘大散文’成了什么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题材面大了，写作的人的面也非常广了。他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写散文，甚至连个体户、企业家的就职演说等各种形式，均可称为散文，一时间，散文领域变得海阔天空。这是不合适的。”[16]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及读者的意见。
但通过对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美文〉三年》、《读稿人语》等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散文”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于市面上的那些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说，尽管贾平凹对“大散文”的具体内涵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规范，显得有点笼而统之（对此，贾平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曾明确地指出“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它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17]）但他以一个主编的胆识和智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那种具有大境界、拥有丰富思想、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大散文”的鼓与呼，无疑是当代散文写作突破原有模式、求新求变的催化剂。客观地说，“大散文”观确实鼓励了更多的人拿起笔来书写“美文”，这无疑有利于增加散文作品的数量，也有利于散文表现多层面的生活空间，使散文不再拘泥于狭小的天地和陈旧的格套里，从而失去更旺盛的生命力。这无疑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所倡导的“大散文”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1]其中较有反响的理论文章主要有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兼评“当代文学史”有关散文的表述》（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载《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载《美文》1994年第11-12期）、《当代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当代散文答客问之一》（载《湖南文学》1995年7-8期合刊）、《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北京作协召开的“散文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载《报刊之友》1995年第6期）、《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4期）、《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心灵轨迹——20世纪汉语散文风雨历程之回顾》（见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秋冬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及《散文：五十年的沉浮与成就》（见《刘锡庆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等一系列论文，另外，于祎的《贾平凹“大散文”观的理论误区与现实意义——再看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散文论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一文也很有见地。
[2]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页。
[3]贾平凹：《中国散文的九个问题》，载《新闻周刊》2002年第14期，第26页。
[4]贾平凹：《〈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13页。
[5]贾平凹：《〈美文〉发刊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5页。
[6]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页。
[7]贾平凹：《走向大散文》，载《中华读书报》1994年8月10日，第5版。
[8]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8页。
[9]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15页。
[10]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载《美文》2002年第7期，第8页。
[11]贾平凹：《〈美文〉发刊次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3页。
[13]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4页。
[14]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5页。
[15]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28页。
[16]安裴智整理：《辨误排疑看散文——刘锡庆教授访谈录》，原载《太原日报》1995年5月16日“双塔”副刊，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99页。
[17]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载《美文》2002年第7期，第7页。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贾平凹;散文;艺术特色
中***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2-0176-01
贾平凹的散文被学者和评论家排在了优秀之列,并且有多篇被选进中学课本。本文就结合其散文,从取材、手法、语言、地域特色等方面入手,来谈谈其散文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
一、取材自由广泛
贾平凹的散文取材自由广泛。他的散文似乎不拘一格,丑汉、退伍***人、屠夫、石头、树木等统统走进了贾平凹的散文。从反映的内容和笔调去看,大致可以分四类:一是人物篇。一般以粗线条勾画人物为主,如《我的老师》塑造了一个纯真、正义、极富爱心的儿童孙涵泊形象,《米脂婆姨记》则描写了一个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农村少女形象。二是世相篇。这类散文常常评说人生,针砭时弊,如《病人》借一个病人的口道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玩牌》则将麻将桌上的众生相刻画得淋漓尽致。三是游记篇。《游寺耳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野开花落,云雾忽聚忽散”的山间***画。《入川小记》描绘了四川的山光水色、物产人情,让读者想身临其境去领略一番。四是风情篇。通过描摹地方风俗,记述地方风物,把个人的主观情感融入自然景观之中,与大自然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如《五味巷》通过巷中景、巷中事、巷中人、巷中风俗,展现了古风很浓的长安小巷,这里的人们重人情、讲信用,知足乐观。《静虚村记》则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画卷,“静虚村”是一个偏离市区的地方,显得既原始又古朴,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
二、小说化写法
贾平凹一直倡导散文写作小说化。他在《散文就是散文――自我告诫之二》中说:“小说家可以以散文的笔调去写小说,为什么你不可以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散文与小说的不同点在于重视抒情,而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和完整。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在小说中担负着表现人物性格的重任,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
贾平凹的不少散文在结构上带有明显的小说色彩――情节化。如他的散文《摸鱼捉鳖的人》,开头先写这个“摸鱼捉鳖的人”的相貌丑“眼睛小小的,甚至给人一种错觉:那不是先天生的,是生后他的父母用指甲抠成的”,再写他的捉鳖的动作和言行,这一切都看是平淡无奇,但文中一个细节始终吸引着读者的眼球,就是这个“摸鱼捉鳖的人”每天都向河里扔一个酒瓶。在结尾,读者方知道,这个丑人每天向河里扔的是一封求爱信,目的是希望能被游客或者村民看到。求爱信写道:“我能养活你的,我不会打你,你来我们村落户也成,我也可以招过门去,生下孩子姓你的姓也行。我等着你的信。”这篇散文讲究情节的完整和曲折,悬念的设置,这应该算是贾平凹散文写作小说化的一个代表。
贾平凹散文的小说化倾向还体现在典型化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对人物性格进行高度集中、概括和提炼,让读者感到文中的人物面熟,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写法,让他的散文有了许多类似小说的元素。以《闲人》为例,文中所刻画的“闲人”形象,既带有鲁迅小说中“阿Q”之类的性格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而是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生活有的人物形象:“闲人”潇洒自在,能吃能喝,勇武有力,敢 “为朋友两肋插刀”;“闲人”三教九流,无所不交,没有贵贱老幼之分;“闲人”目无领导、权威,敢与嘲笑一切,甚至把名人签名的纸拿去让别人上厕所用;“闲人”买书“从不读完一本”,然“无所不知”。以简略的笔法,勾画了社会转型期一类人的形象,这类人集社会百态、人间百态于一身,性格特征十分典型。
三、语言简朴、幽默
贾平凹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贾平凹的散文语言,不以华丽见长,简朴是他的重要特色。他的散文中,很多处运用了质朴的语言。如 “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那爬得高了”此处用了一个“长了腿”和“爬”字,形象地描写了月亮变化的悄无声息,情境优美,语言平实。
他的散文,还善于用幽默的语言去展现真实的生活,让读者在笑声中去体会散文的美。如《秦腔》中的一段描写“一个说:狗年快完了,你还叫啥哩?一个说:猪年还没到,你便拱开了!”让读者在轻松而平淡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特有的幽默。再如“一孩子在家做作业,解释‘孔子曰……而已’,遂去问爹:‘而已是什么?’爹下棋输了,一挥手说:‘你娘的脚!’孩子就在作业本上写:‘孔子曰……你娘的脚!’”这段幽默的语言,把一个输棋农民描写的活灵活现。
四、地域特色明显
贾平凹扎根于生他养他的商州大地,吸取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养分,尤其是大量方言土语的运用,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他的散文《秦腔》则是典型代表。如“最可贵的是那老辈的秦腔迷,他们没有力气挤在台下,也没有好眼力看清演员,却一溜一排地蹲在戏台两侧的墙根,吸着草烟,慢慢将唱腔品赏”写出了村民对秦腔的钟爱。“吹,拉,弹,奏,翻,打,念,唱”勾勒出秦腔的特点,而“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则点出了秦腔是劳苦农民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贾平凹的散文像小说,他的散文舒畅自然,柔美质朴,是真正的美文。
参考文献:
[1]范培松.贾平凹散文选集[J].百花文艺出版社,004.
[2]王玉强.时文选粹――秦腔[M].南方出版社,2007.
[3]洪宗礼.语文教师教学用书[J].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邓星雨.中国当代散文史[M].山: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
[5]孙见喜.贾平凹平传[J].文艺出版社,1993.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3篇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52年出生，陕西丹凤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怀念狼》《白夜》《废都》《浮躁》《秦腔》，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腊月・正月》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其散文内涵深厚、情真意切、富含哲理、朴实自然，成就更是蔚为大观。
妙文一
风雨
贾平凹
树林子像一块面团了，四面都在鼓，鼓了就陷，陷了再鼓；接着就向一边倒，漫地而行；呼地又腾上来了，飘忽不能固定；猛地又扑向另一边去，再也扯不断，忽大忽小，忽聚忽散；已经完全没有方向了。然后一切都在旋，树林子往一处挤，绿似乎被拉长了许多。往上扭，往上扭，落叶冲起一个偌大的蘑菇，长在了空中。哗的一声，乱了满天黑点，绿全然又压扁开来，清清楚楚看见了里边的房舍。墙头。
垂柳全乱了线条，当抛举在空中的时候，却出奇地清楚，刹那间僵直了，随即扑撒下来，乱得像麻团一般。杨树叶千万次地变着模样：叶背翻过来，是一片灰白；又扭转过来，绿深得黑清。那片芦苇便全然倒伏了，一节断茎斜插在泥里，响着破裂的颤声。
一头断了牵绳的羊从栅栏里跑出来，四蹄在撑着，忽地撞在一棵树上，又直撑了四蹄滑行，末了还是跌倒在一个粪堆旁，失去了白的颜色。一个穿红衫子的女孩冲出门去牵羊，又立即要返回，却不可能了，在院子里旋转，锐声叫唤，离台阶只有两步远，长时间走不上去。
槐树上的葡萄蔓再也攀附不住了，才松了一下屈蜷的手脚，一下子像一条死蛇，哗哗啦啦脱落下来，软成一堆。无数的苍蝇都集中在屋檐下的电线上了，一只挨着一只，再不飞动，也不嗡叫，黑乎乎的，电线愈来愈粗，下坠成弯弯的弧形。
一个鸟巢从高高的树端掉下来，在地上滚了几滚，散了。几只鸟尖叫着要飞来守住，却飞不下来，向右一飘，向左一斜，翅膀猛地一颤，羽毛翻成一团乱花，旋了一个转儿，倏乎在空中停止了，瞬间石子般掉在地上，连声响儿也没有。
窄窄的巷道里，一张废纸，一会儿贴在东墙上，一会儿贴在西墙上，突然冲出墙头，立即不见了。有一只精湿的猫拼命地跑来，一跃身，竟跳上了房檐，它也吃惊了；几片瓦落下来，像树叶一样斜着飘，却突然就垂直落下，碎成一堆。
池塘里绒被一样厚厚的浮萍，凸起来了，再凸起来，猛地撩起一角，唰地揭开了一片；水一下子聚起来，长时间地凝固成一个锥形；啪地摔下来，砸出一个坑，浮萍冲上了四边塘岸，几条鱼儿在岸上的草窝里蹦跳。
最北边的那间小屋里，木架在吱吱地响着。门被关住了，窗被关住了，油灯还是点不着。土炕的席上，老头在使劲捶着腰腿，孩子们却全趴在门缝，惊喜地叠着纸船，一只一只放出去……
品读
文章既有全景式的简单勾勒，也有精致的细节铺陈描写，大自然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细微变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章最令人称道的是炉火纯青的语言，那些文字在作家的调配下，仿佛被施了魔法，全都异常形象生动。比喻、夸张、重复等修辞手法，记叙、描写等表达方式，侧面烘托、白描等写作手法运用自如，体现出作家深厚的功力。
妙文二
***琉
贾平凹
我愈来愈爱生我养我的土地了。
就像山地里纵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形形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
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虽然在莽莽的山的世界里，它只是那柔得可怜，细得伤感的一股儿水流。
我常常这么想：天上的雨落在地上，或许会成洪波，但它来自云里；溪是有根的，它凉凉地扎在山峰之下。人都说山是庄严的，几乎是死寂的，其实这是错的。它最有内涵，最有活力了；那山下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海的，永远蕴涵感情，永远是不安宁，表现着的，恐怕便是这小溪了。
或许，它是从石缝里一滴儿一滴儿渗出来的；或许。是从小草的根下一个泡儿一个泡儿冒出来的。但是，太阳晒不干、黄风刮不跑。天性是那么晶莹，气息是那么清新；它一出来，便宣告了它的生命，着自己的道路要流动了。
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它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白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无尽的深沉。
它终于慢慢地大起来了，要走更远的道儿；它流过了石川，流过了草地，流过了竹林，它要拜访所有的山岭，叩问每一块石头，有时会突然潜入河床的沙石之下去了呢。于是，轻风给了它柔情，鲜花给了它芬芳。竹林给了它凉绿，那多情的游鱼，那斑斓的卵石，也给它增添了美的色彩。
它在流着，流着。它要流到哪里去呢?我想，山既然给了它生命，它该是充实的，富有的；或许，它已化为一颗露珠儿去滋润花瓣，深入到枝叶里了，使草木的绿素传送；或许，它竟能掀翻一坯污泥，拔脱了一丛腐根呢。那么，让它流去吧，山地这么大，这么复杂，只要它流，它探索，它就有了自己的路子。
我是这么想的，我提醒着我，我鼓励着我，我便将它写成了淡淡的文字，聊作这本小书的序了。
(《序》)
品读
庄严的山一有水就有了灵气，溪流是山的活力和语言。溪流一路欢歌，在山间蜿蜒回旋叮咚做响。溪流天性晶莹，气息清新，浅浅的溪流永远按自己的步调去探索去流淌。它率真自然又充满个性，终于小溪汇成江河，滚滚向前。这篇散文清新自然，沁人心脾，意境优美。贾平凹通过写溪流托物言志表达了真挚的情感，溪流其实是他自己的化身。来自商州大山里的贾平凹，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不懈探索，终于开掘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溪流一般奔向远方。
明月清泉自在怀
贾平凹
读王维的《山居秋暝》时年龄还小，想象不出“松问明月”的高洁，也不懂得“泉流石上”是什么样。母亲说这是一幅很美很美的风景画，要我好好背，说背熟了就知道意思了。我虽将诗句背得滚瓜烂熟，其意义依然不惜。什么空山、清泉、渔舟，这些田园风物也只是朦胧，而乡野情致则更模糊了。
后来上了大学，有了些古文功底，常常自豪于同窗学友。翻来覆去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能时常获得师长赞许。再后来深入乡村，那儿有田园，却无松竹流泉；及至上了华山、峨眉山，并且专在月夜听泉。古刹闻钟，乘江南渔舟，访溪边浣女，都为寻找王维《山居秋暝》中的那种意境，都为了却对“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那份执著情结。一段时间，于人世纷杂之中，自以为林泉在胸，甚至以渔樵野老自居，说和同事纠纷，劝解祸中难人。自以为心中有了王维，就了却
了人间烦恼，看透了红尘纷争；更自以为一壶清茶，便可笑谈古今。
真正进入了人生的生存程序――结婚、生子、住房、柴米油盐等等，才知道青年时代“明月松间照”式的“超脱”，只不过是少年时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浮雕和顺延。真正对王维和他的诗的理解，是在经历了无数生命的体验和阅历的堆积之后。人之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泓清潭里不能没有月辉。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顶上的松荫、足下的流泉以及坐下的磐石，何曾因宠辱得失而抛却自在?又何曾因风霜雨雪而易移萎缩?它们自我踏实，不变心性，才有了千年的阅历，万年的长久，也才有了诗人的神韵和学者的品性。我不止一次地造访过终南山翠华池边那棵苍松，也每年数次带外地朋友去观览黄帝陵下的汉武帝手植柏，还常常携着孩子在碑林前的唐槐边盘桓……这些木中的祖宗，旱天雷摧折过它们的骨干，三九冰冻裂过它们的树皮，它们甚至还挨过野樵顽童的斧斤和毛虫鸟雀的呐啄，然而它们全都无言地忍受了，它们默默地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这风霜雨雪，这斧斤虫雀，统统化做了其根下营养自身的泥土和涵育情操的“胎盘”，这是何等的气度和胸襟?相形之下。那些不惜以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与金钱地位、功名利禄做交换，最终腰缠万贯、飞黄腾达的小人的蝇营狗苟算得了什么?且让他暂时得逞又能怎样?
王维实在是唐朝的爱因斯坦，他把山水景物参悟得那么透彻，所谓穷根物理形而上学于他实在是储之心灵，口吐莲花!坦城、执著、自识，使王维远离了贪婪、附庸、嫉妒的装饰，从而永葆了自身人品、诗品顽强的生命力。谁又能说不呢?的确，“空山”是一种胸襟，“新雨”是一种态度，“天气”是一种环境，“晚来”是瞬时的境遇。“竹喧”也罢，“莲动”也罢，“春芳”也罢，“王孙”也罢，生活中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多，而物质的欲望则永无止境，什么都要的结果最终只能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唯有甘于清贫，甘于寂寞，自始至终保持***的人格，才是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王维的人生态度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放弃，才有了他。“休荫无恶木，饮水必清源”的高洁情怀，也才有了他哲悟金铂般的千古名篇。
“明月松间照”，照一片娴静淡泊寄寓我无所栖息的灵魂；“清泉石上流”，流一江春水细浪淘洗我劳累庸碌之身躯。浣女是个好，渔舟也是个好，好的质地在于劳作，在于***，在于思想――这是物质的创造，更是精神的明月清泉。
品读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4篇
贾平凹新出的散文集《天气》是在他的长篇小说《秦腔》、《高兴》、《古炉》完成之后的间隙中写的，在完成《天气》里这些文字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贾平凹已经修炼成了一个天然的文字“立碑者”。他坦荡地在文字里表明立碑者的心迹。《六棵树》一文中，贾平凹在第一段的末尾这样写道：“我害怕以后的孩子会不会只知道了村里的动物只是老鼠苍蝇和蚊子，村里的树木只是杨树柳树和榆树？所以，就有了想记录那些在三十年间消绝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农耕用具的欲望。”在本书收录的《高兴》后记里又写道：“在这个年代的作家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①为存在立名的立碑者的心态使得贾平凹在写作时自觉地运用了特定的视角，站在了特定的立场上，遴选出商洛地区的每一个他认为值得记录的人和事，将那些人物和事件细细掰碎，删繁就简地记录，希冀能以制***学般细腻的文字描述，树起一座座坚固且亘古留存的碑石。
贾平凹一直是一个有文学理想的写作者，且勇于表述，长于坚守，他认为一时代该有一时代的文学，“为人生”是他一直以来秉承的写作观。在贾平凹看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密不可分，文学理应改造社会价值观念，表达写作者身之为人而身处当下复杂社会的困惑与迷思，土地、农民、城市化、环保等等复杂的现世问题也应是作家写作的唯一灵魂入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现在不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治上不可能再出现，文学上也不可能再会有托尔斯泰了”。②这样的想法使贾平凹认定，由那些巨细靡遗的记录，形而下的细节，具体而微的文字表述从而升腾到一种宏观的、丰饶的、统领人心的精神整体文本，这样的工作才是他最应该做且值得为此付出努力的。
贾平凹的写作一直秉承以传统的叙述为皮、现代性概念为肌理的架构，且对文本为何要引入现代性有着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指认，他不像一些先锋派作者，只是在结构和写作手法方面大做文章，而是在写作初期就坚定了在传统语言架构的笼罩下，体现现代性标榜的人性光辉和人类意识的写作手法。但贾平凹作为散文大家基础的确立还是在他明确了他根本的题材是商州以后。在一个访谈中，他也说：“我写过一些表面很现代化的东西，但后来就不那么写了，我得溯寻一种新的思潮的根源和背景，属中西文化的同与异处，得确立我的根本和灵魂。” ③自写“商州三录”开始（包括《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和《商州再录》）贾平凹基本确立了商州便是他写作的“根本和灵魂”，在接下去的文字里，贾平凹便已经有意识地开始他的立碑之路。这条道路并不好走，本来就异常复杂的现代性迷局在传统价值观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扑朔，传统的东西虽然美好却容易被遗忘，这个时代不断向前，在大部分人秉着“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的想法之时，贾平凹却已自觉地肩负起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平行于尘世的视线记录这个复杂社会。但现状在一个悲观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视野里，往往是不怎么乐观的，故乡广袤的乡村在城市化进程的挞伐下日渐凋敝的现状使得他笔下的文字常常显得矛盾重重、“苦涩沉重”。“我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不过通常，悲观主义者的视线总是更自觉地朝向未来，贾平凹的立碑者意识使他又具有了一种未来意识，他的视阈仿佛已经延伸至未知的千年以后：当如今半调子的文明和极具偏颇的现代性不复存在的时候，当我们的后人以跨越历史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什么呈献给他们？立碑，是贾平凹的价值观自觉选择愿意承担的责任，也是他写作与自我超越的原动力。
立碑者的目的通常明确无误，他的文字要具有被留存的价值，留存的不仅仅是字面上所记录的人物和事件，而是深伏其中的，立碑者所想记录的那个社会的生态、秩序、制度和变迁的途径等等。这导致立碑者在写作中往往“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应该是按事实进行忠诚于本体的描述，还是在还原事物本相之外加之“我”的意念？语言是散文的维度，选择用哪个序列的语词会对文本产生巨大的影响，词的和谐与平衡是一篇散文成功的要旨，当读者审视文本中语言的时候，那些话语必须衍生出大于词句本身的力量，起到引导读者的心灵走向的作用。
自从我们大踏步地迈入现代社会以来，万物都在一种狂飙突进的状态下生长，这就要求写作者们正视散文语言中那些可怜巴巴的“创新”。五四以来，与小说技巧的大踏步前进相比，现代散文的进步微乎其微，散文这种文体形式决定了它更适合作为一种附属的、非正式的文体出现。散文所谓“形散神不散”的传统要求就像是一道无力的法条，谁都能给予不同的阐释。但贾平凹一直自觉地寻找并不断丰富一种适合他的文本内容的语序，他的语言在散文中的表情是多变的，有时柔和清幽，充溢着智慧谐趣；有时狂放鬼气，轻灵脱；有时又变得朴拙、憨厚，现出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在《天气》这本散文集里，最后一个表情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作为主要表情占据了文本。在这本散文集中，贾平凹的用词变得更加吝啬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在这个泛言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优秀行文法则已几乎被世人遗忘。但贾平凹将所有的词语用审慎的目光过滤，小心地使用形容词，谨慎地使用各种修辞。小说中那种“密实的流年似的叙写”在散文里变成了视线聚焦之处的记录，希冀以此形成一种节制的旋律，把原本那些炽热的情感和美好的表达方式收拢，聚成一颗质量和密度极大的核，安放在心灵深处。
讷言，并非意象的缺乏和失语的表征，而是一块留白，生命的碎片和断章比完整翔实的记录更激发我们的想象，慎言更需要有极为高超的取舍技巧，萨特曾说：“散文是符号的王国。”在贾平凹的散文里，我们很容易厘清那些符号的归属，它们密实，像树根一样向下伸展，力求效法自然，做到像一块多年前便竖在那里的石碑，虽然有人为的印迹，但看上去浑然天成。他变得更关注一些问题：我想说什么？我说的那些话值得去说么？如何说才会让这些话更有触动心灵的质感？
在遇到神秘的人或事物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表现是惊异、怀疑继而远离，只有拥有特殊气质的人才会将这种无力的疏离欲望转化为对自然、生命的广泛敬畏和尊崇。贾平凹便属于后者群体当中的一员，《天气》一书的同题散文里，贾平凹写道：“掌控这个世界的永远是天气，天气就是上帝，是神，我们在天气下或生或死，或富或穷，或幸福或苦难，过着我们的命运”，“天气就是天意”。当贾平凹自觉地将寻常事物的意象与不可抗拒的自然伟力相关联，将朴素的日常经验转喻为高悬于星空的非人类意志时，我们不得不确信，贾平凹是一个泛神论的信仰者，他相信，土地、树木、天气等等万物皆有灵，且都具有开启秘密路径直达神性的能力。
确实，神秘事物也的确是贾平凹最爱描摹的题材之一，他一直试***将此作为一种个人风格的特殊印迹存在于文本中，“这个世上，让我们敬畏的东西太多了！”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细节在文本中经常占据核心意义的位置，原本就以虚构为本的小说自然如此，就是在散文写作中也多有涉及此类细节。
《天气》里就有好些这样的记录：《六棵树》里，村里的药树被造反派炸了当柴烧，“村里人都傻了眼，但村里人没办法。到了晚上，传出消息，说造反派砍了药树的枝条，而药树身太粗砍不动也锯不开，正在树上掏洞再用炸药炸。队长就和几位老者在寺里和指挥部的人交涉，希望不要炸树身，结果每家出一百斤柴火把树身保全下来。树身太大，无法运出寺，就用土掩埋在土崖下，但树的断茬口不停地流水，流暗红色的水，把掩埋的土都浸湿了，二爷说那是血水”。贾平凹的视线穿过那些具象的事物本体，指向了另一端那个抽象的属性，他对描述一块土地或是一棵树的细节如此痴迷，具体而微，恋恋不舍。对贾平凹来说，一棵树与其说是由盘根错节的枝桠、碧绿的树叶和流淌其中的浓稠的汁液组成，还不如说是一种最高程度上的精神灵物，他们具有混沌磅礴的力量，甚至无异于一种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贾平凹也依赖着它们，仿佛只有把才华和灵气注入那些媒介里，他才能顺畅发声，才能使笔下的文字转化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说棣花》一篇中汇集了十个带着神秘气息的蹊跷事件：白家垭的白亮看到鸟飞入水里变了鱼，而鱼纷纷跃到空中变了飞鸟；贾塬村的五福练气功给人治癌症，最后一次扒在树上准备发功的时候被风吹到了岩壁上，摔死了；住庙场子后边的栓劳披着他家的被单就能飞；夜猫洼村的宽心投胎变了猪然后又投胎变了丁香树最后投胎变成了蚊子……同样是叙述神秘事件，鬼神之气也依然存留，但贾平凹中年作品中常有的阴邪之气明显地被冲淡了，恶物和不洁之物从叙述的对象之中被剔除出去，稀释到了最低的浓度。读者更容易体悟到的是生命交叠的无常，万物更替之中抱持的隐性规律，偶然和必然之间的互为转换……这样的转变不是偶然的，上文提到的“立碑者”心态使贾平凹不再对纯粹蹊跷神奇的事情抱持原样记录的执念，情怀一旦变得大了，视线也会“无意识”地向上，记录神秘事件的因由也随之变得更为广阔。
易逝性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特性之一，物和人在时间的照耀下如河水一般流淌，或急或缓，但过去的事物再也不能按原样返回到当下这个瞬间。米兰・昆德拉也谆谆告诫：“改写好像是时代精神, 会有一天，过去的全部文化将被完全重写, 历史将在它的改写本后面被完全遗忘。”真相真的如此么？在这个强大的必然性面前，我们应该与它斗争，或是安然着颓唐，接受命运的箴言？贾平凹无疑选择了前者。但是，如何与这样强大的必然规律抗衡？“立碑以立言”就能确保千年以后碑体上的铭文不会被时间的锋利锉刀磨为齑粉么？事实上，只有留存至人心的信仰才是最为坚固的，才是不可摧毁之物。
从《商州三录》到《天气》，贾平凹散文的文本基础大多数建立在对具象事物的记录描摹上，由具象到抽象，由凡物至信仰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升腾过程，用力过猛，或者力度不够，都会使文本跌入偏向的误区，从而指向灵魂的低处，变得毫无价值可言。贾平凹一路走来看起来顺畅但内心其实也充满了迷茫，如何把握这个升腾的过程？脚下的路是康庄大道还是海市幻境？现状仍未明朗，且还有须臾之变的可能。但，不能否认，持续的自省和修炼使得贾平凹已经习惯了继续迈步向前，西谚有云：“即便这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仍要种下一株小苹果树。”面对着一片虚无且玩世不恭的现代性，贾平凹作为立碑者或将有可能走出时间的掌控。
注释：
①贾平凹：《天气》，第195页，作家出版社，2011年。
②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5篇
成书时间：1987年
类别：散文集
内容梗概
贾平凹的散文创作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涉及的社会生活面又很广，很难一言以蔽之。大致说来，前期创作有一种青年入世的真诚，以女性化的笔触描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如诗如梦；后期创作有一种出世达人的冷静，由于对世态人情丰富的阅历和达观的理解，形成一种机智、通脱的风格。
《丑石》
这是公认的散文佳作，在他的自选集中是第一篇，写得比较早。在这篇文章里，贾平凹告诉我们，他家门前有一块丑石，黑黝黝地卧在那里，牛似的模样，谁也不去理会它。门前摊麦子，它碍事；搬走吧，又太重。砌山墙苦于它极不规则；凿开吧，又懒得花那么大的力气。就连石匠洗石磨都看不上它，嫌它石质太细。它静静地卧着，槐荫不来庇覆它，也没有花儿在它身边生长，慢慢地，荒草青苔将它埋没。人人都骂它丑石，它真是丑得不能再丑了。终有一日，村子里来了一位天文学家，发现了这块丑石，眼光立刻就直了，他说这是一块两三百年前落下的陨石，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不久，便来了车，小心翼翼地将它拉走了。科学家说，它太丑了，可这正是它的美，丑到极处便美到极处，它有伟大的功用，不是用来做小玩意的，所以常常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作者在结尾深沉地赞美丑石的伟大，佩服它那种不屈于误解，默默生存的精神。
如果把这篇文章看成是精美的哲理小品文，也算肯定了它的价值，我们却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出更有趣的东西。贾平凹后来承认他这个故事是编的，那么可以说就是他自己的象征性的自传。他自己当时就是一块不为人知的“丑石”，他借科学家肯定自己的价值，也嘲弄了周围人的无知，带着一种顽固的愤世情绪，由此我们看到年轻的贾平凹可爱的单纯。更有趣的是，那丑石上有一“凹”处，可以积水以映天上的明月，从而具有了一种诗意的美，而贾平凹的第一本散文集就名为《月迹》。
《母亲》
不要以为这是贾平凹在抒发对母爱的深情。不是的，他写的是自己的爱人，自己女儿的母亲。有人说贾平凹小说中写得最好的是女子的形象，一个个都是那么美丽动人，善解人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对自己身边的妻子是如何形容的。
妻子做母亲了，似乎变了一个人，全然不是以前的样儿了，把小女儿看成了她生命中的一切，喜欢听别人对女儿的恭维，一遍遍地对“我”复述那些赞美之词。以前她可不是这样，以前她青春焕发，以前她见了别家孩子的屎尿就讨厌，她的变化，叫“我”这个呆头文学青年有点吃惊。
最叫“我”受不了的是，她似乎有了女儿忘了“我”，“我”开始嫉妒小女儿，心里泛起了隐隐的苦恼，孩子成了家中的小太阳，一切围着她转，再也没有时间弄文学。
文章的最后，女儿向贾平凹笑了。贾平凹接着写道：“我笑了，我多么感激我的浅儿，多么感激我浅儿的美丽而善良的母亲啊！”
在这篇文章里，才做父亲的贾平凹把自己那种复杂婉曲的心态描摹得真真切切，让读者不自觉地为之动情。
《一对情人》
我进山去办事，在山嘴的地方听见三个男人的谈话，其中的两个为另一个光头小伙子出主意。光头28岁，看上了前村驼老五家的姑娘，姑娘也一百个愿意，可她爹却要光头交一千两百元彩礼。光头在河边掮橡，一个月挣三百五，还差不少，那两个人劝他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第二天我又在河边遇见那两个男子，他们说光头约会去了，以口哨为暗号，他俩的任务就是放哨。不一会儿，两个人等得烦了，就学狼叫，光头一脸高兴地从山洼跑了出来，告诉我们女的和他一个心眼，偷了她爹一百元钱，算上卖香炉挖药材的一共三百，全给他。
这天下午，我到山根下一家去投宿，却是驼老五家，见到了驼老五与他漂亮的女儿。小气的驼老五丢了钱正恼火，女儿毫不相让地与他顶嘴。
五天后我从镇上回来，驼老五哭着对我说：“这不要脸的女子！跟野汉子跑了！跑了！你到川下去碰见他们让他们回来，一千元就行了，我不要那二百了，把那小子招过来，将来为我捧孝子盆啊！”
贾平凹是小说家，他是以小说家的方法写散文，把一个爱情故事写得妙趣横生，畅快淋漓。其中又有对山景和民风的描写，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俨然一幅山村风情画。
精彩语言辑录
1.最耐得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里出到民间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的面目。石间裸裸的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草木并没有摧折，枯死的是软弱，枝柯僵硬，风里在铜韵一般的颤响。冬天是骨的季节吗？是力的季节吗？
2.大凡世上，做愚人易，做聪明人难，做小聪明人易，做聪明的愚人更难。
3.……一道溪水，流，是它的出路与前途，它必然有过飞珠溅沫的历程，而总是飞珠溅沫，它便永远是小溪，而不是大河啊。
关键知识点
1.贾平凹是当代实力派民俗作家，以小说“商州系列”而著称于世，《浮躁》和《废都》可视为他前后期的代表作。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贾平凹;意象;大境界;典型
中***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1-0096-03
忠实于对生活的真实再现，注重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刻画，突出细节的真实，具有生活的逼真感和历史的真实感，这种掌握生活的审美方式，通常称之为现实主义。表现为对理想境界的热烈追求，创作主体有着强烈的情感抒发，按照作者想象中的理想世界，而不是按照实际的生活逻辑，注重想象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而不注重生活的真实，这种掌握生活的审美方式，通常称之为浪漫主义。
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中，丰富大胆的想象，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塑造了各种变形的人物形象。在他的小说世界里饱含着隽永的抒情和某种形上意味。这些方面，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有几分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根本不能因此认为，贾平凹属于浪漫主义作家。在贾平凹的小说世界里，也有对他先后生活了多年的商州大地和西京城的生活状貌的描写，其中展现出的是对社会风习和地域特征描摹和对人物活动、人物细节的生动叙写和刻画，使很多人都认为贾平凹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贾平凹则认为，这是文学批评中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误解和误读。在长篇小说《高老庄》的后记里，贾平凹说：“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而我却应该算作一个诗人。”贾平凹的散文成就在当代文学史上获得的学界的评价是较为一致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散文创作往往成为其排解创作生活中苦闷情绪的方式。他曾自述说：“我写散文，多是心绪不好的时候开笔。”从创作实际看，也确实如此。应该说，贾平凹的诗歌水平也是拥有一定水准的。我们阅读贾平凹的诗作，不难感到贾平凹本人的那种诗人气质和才情。他的那首《一个老女人的故事》，很能展现贾平凹在诗歌方面的才华。作者对故事的诗性叙述、诗情提炼颇值称道。不过从当代文学史和贾平凹的全部创作而言，诗歌创作不能代表贾平凹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主要实绩。就拿同题的诗作相比较，贾平凹的有些诗作和当代的一些著名诗人的诗作，从境界呈现和诗情汲取上，都是可以做出文学史的高下评判的。例如，贾平凹到陕北米脂县博物馆参观后，曾就馆内的一块包含有若干条鱼的化石，创作了诗篇《鱼化石》。当代著名诗人艾青也写过这个题目，艾青的《鱼化石》曾作为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的较为成功的典范，选入中学课本，供中学生阅读。如果把这两首《鱼化石》来进行比较，作一翻艺术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水平的高下。这样一来，为什么贾平凹要说自己算是一个诗人呢？他的长篇小说有着那么深厚的现实主义成分，而他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呢？
原因在于：贾平凹掌握世界的审美方式是意象，可以称他是以意象主义的方式来把握生活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表明，中国诗歌的深层美学特征是以意象为本体的。诗人如果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意象，他的诗歌就可以说是呈现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本体，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自认为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写完长篇小说《浮躁》后，贾平凹就表达了自己意欲对现实主义超越的想法，他表述过这样的意见：“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在《废都》出版之后申明的《<废都>就是<废都>》一文中，贾平凹说：“我写不了纪实作品，也从不善于以生活中的原型放大后进入小说。小说家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意象世界，所以我历来讨厌就事论事的作法，更反对任何心态下的对号入座。”在长篇小说《高老庄》中，他在后记里写道：“我无论写什么题材，都是我营建虚构世界的一种载体，载体之上的虚构世界才是我的本真”。在这些文章和小说的后记文字中，贾平凹表述了超越现实主义而专著于意象主义的努力，力***通过形而下的生活描写建构形而上的意象世界。在一篇名为《世界需要我睁大眼睛》的文章中，贾平凹说：“博大的艺术，何时亲近到我呢？哪一日才能蜕去小家子的硬壳啊，我的上帝！”古代作品《红楼梦》和《西厢记》深得贾平凹的青睐，他为自己40岁还未能写出这样的堪称大境界的伟大作品而深感痛楚。他主编《美文》刊物，鼓呼“大散文”的艺术理念，也是在渴望产生大境界的散文艺术作品。
贾平凹想要实现的大境界的文学有着怎样的内涵呢？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他的表述是不明确的，而之后，他明确的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一篇题为《四十岁说》的文章中，贾平凹有段论述：“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应该说，这些表述，是深得艺术真谛的。更重要的是，贾平凹在这里认为他所阐述的文学的大境界，好像是云层之上“一片阳光的灿烂”，这个境界贯通中西文化，为两种文化所共有。在其他场合的演讲中，他也多次阐述了这个意思，比如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他明确地讲了自己的这个观点：“我们坐飞机，飞到云层之上是一片阳光，而阳光之下的云层却是这儿下冰雹那儿下雨，多个民族的文化犹如这些不同的云层，都可以穿过云层到达阳光层面。”通过这些表述可以看出，东西文化可以通过不同路径到达各自的文学艺术的大境界，就像通达了云层之上而获得了阳光的普照。这个阳光照耀的层面，就是艺术应该通达和实现的大境界。
这个大境界怎样去做才可以实现呢？贾平凹解释说：“我们民族的这块云在下雨，美国民族的那块云在下冰雹，我们可以穿过我们的云到阳光层面，不必从美国的那块云穿过去到达阳光层面。”贾平凹认为，无论是东方民族还是西方民族都应该以自己最具民族性的艺术手段去实现这种文学的大境界。需要指出的是，贾平凹在坚持民族性的问题上，不同于传统上对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关系理解的观点。贾平凹对民族性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容，他说：“也正是如此，说得很久了的那句‘越是地域性，越有民族性，越是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的话，我总觉得疑惑。剪纸、皮影，虽然独特，但毕竟是死亡的艺术，是作为一份文化遗产仅供我们借鉴的资料，它恐怕已难以具有了世界性，如果我们不努力去了解、融汇人类文明新的东西，不追求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艺术的境界，我们是无法与世界衔接的。”“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言论，关键在这个“民族的”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法门万千，不管我们在哪一个法门口，世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和平而伟大的，世间万物都是那么和谐而又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在这方面，贾平凹认为，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是古今中外通达艺术、宗教、哲学的必由之路。一个民族要想坚持自己的民族艺术个性，必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尽力吸纳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时代社会因子，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完善。只有这样，民族化的道路才能最终通达艺术的大境界。
贾平凹的这种见解应该说是非常新颖独到的。而一个作家如何既坚持民族化的道路，又要去实现这种文学的大境界呢？在长篇小说《怀念狼》中，贾平凹在后记中说：“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在这段表述中，贾平凹清楚的说出他是通过意象来走民族化的道路的。应该说，贾平凹的这些见解深得古典美学的精义，把握住了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国古典美学认为，意象创造理论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精神是中国的艺术思维在中国艺术创造规律上的本体呈现，它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艺术发展中形成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要求。而西方美学则认为，“典型说”揭示了西方古典美学的基本要义，反映了西方艺术创造的基本规律，体现了西方艺术的思维模式、基本形态和审美要求。两者在艺术追求和艺术路径上有着明显不同。但是应当看到，无论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还是西方美学的典型说，这两种艺术取向，都是东西方各民族在数千年的艺术实践中对人类文明的创造探索出的深具各自民族艺术特色的实现路径。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能站在各自民族的路径上，心会神游，用自己丰硕的艺术实践成果不断开拓自身的民族化之路，并使之不断通向人类艺术的大境界。“古老的中国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是看作纯粹的形式的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正是有着这种深刻的艺术体悟，贾平凹才能在把握中国艺术精义的基础上，以独具中国艺术意味的意象主义去实现和通达人生和艺术的大境界。
丰厚的中国古典美学滋养着贾平凹实现大境界的文学创作之路，也为贾平凹在以审美把握世界的方式中提供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意象主义。在这条意象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贾平凹表现着不同于外国作家，也有别于中国当代其他作家的独特艺术风格，这使得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别具一格，也使他更是一个诗人而非一个现实主义者，从而呈现出了他作为作家的品格，又呈现出了他不断创作出的长篇小说的艺术品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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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平凹.怀念狼[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270.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7篇
尽管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各自的特点。比如平凹先生的故乡在南北会合地，这种西北地区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结合，我觉得形成了贾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层创作心得。这跟我们老家山东高密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他是听着秦腔、喝着秦岭的水长大的，我是听着猫腔――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戏长大的;他吃着稻米或者吃着小麦长大，我吃着红薯或者玉米长大，所以研究这些很具体很物质化的东西，也许是可以展开创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钥匙。
平凹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已经很有名气了，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冒出来的一批作家。几年前，我曾经在日本读过一篇给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贾平凹先生写的，他写的是关于名字的问题。
平凹先生在陕西作家、甚至在中国作家里，在他这个级别的、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里，是出国最少的一个，他出了寥寥无几的几次国，而我们前几年经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时候一年出去八九次。平凹兄在陕西作家里面是出省最少的，他来北京的大学都是屈指可数。而我们这几年，可能全国起码1/3的大学都到过了。平凹先生出国少、出省少、应酬少，但是一直在闷头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而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他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在各个方面、各种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如果把贾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像的。
实际上，作为他的朋友兼他的读者，我出道要比他晚好几年，当年读他的《满月儿》《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到受益匪浅。我的名字叫莫言，但实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讲话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记住他两段名言，一段是关于男人的装饰问题，他说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关键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脚、一个是头，把皮鞋擦亮、把头发梳光就可以出门了，这让我们当年这些买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买双新皮鞋，然后买一盒发蜡，出门把头发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觉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8篇
2008年1月至12月，美文杂志社和《西安晚报》联合举办了“连腾杯”报人散文有奖征文活动。在为期一年的征文活动中，《美文》杂志收到征文稿件500多篇，刊登了20多篇，《西安晚报》收到600多篇，刊登了60多篇。
“报人散文奖”评委会由《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立川等海内外新闻界、文学界、文化界著名专家组成。经评委会严格评审，从80 余篇刊出稿件中评选出了10篇优秀散文。获奖者有：梁衡（《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崔济哲（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屈胜文（《西安晚报》执行总编），职烨（《上海城市导报》），韩小蕙（《光明日报》文荟版主编），徐怀谦（《人民日报》大地版主编），耿翔（《陕西日报》特稿部主任），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高亚平（《西安日报》社会经济部副主任），苏北（《中国城乡金融报》安徽记者站站长）。
“报人散文奖”颁奖会于3月27日下午在西北大学金海恒业报告厅举行。颁奖会由贾平凹主持，出席颁奖会的有西安市委***、统战部长张雷，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王丁，西北大学***副书记、教授李映方，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少宁，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西安日报社总编辑李颖科，西安市文联***组书记、常务副***于孝***，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立川等领导和专家。
这次活动是建国以来传媒界举办的首次报人散文奖。贾平凹主编自1992年《美文》创刊时即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美文》杂志则是这种办刊理念的直接体现。而当散文遇上新闻，让散文面向即刻的社会现实，恰恰与“大散文”的理念不谋而合。这次征文的获奖作品都有一种怀、大气度，它们海纳百川，包容万千，体现着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贾平凹介绍说，“我欣赏这些散文作品，是因为他们出自一批报界精英笔下。这批人通常都是文化人，是社会的t望者、记录者，其中甚至不乏饱读诗书的大学者，他们有着关注社会现实的敏锐视角，他们的散文中也有真实的故事，作品干净、利落，读来痛快淋漓，贯穿着大散文的理念和气势。” 报人散文拓宽了以往散文略显狭隘的视角，因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他们则是对历史、民族文化的传承负责任的文化工作者，而且媒体内部也蕴藏着一大批散文家，写出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对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大文化”追求，关注且契合着社会进程和生活细节，符合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而现代散文发展正需要这种态度，更深入地关注社会现实，这样才能扩大散文的影响力，让散文走进读者的现实和精神生活中。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9篇
当代陕西文学虽处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却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文学的刺激和影响，形成影响者-接受者的二元互动格局；同时，它已被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以自身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成为世界文学体系的一个单元，与他国文学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以贾平凹、实、路遥、高建群、叶广芩、红柯为代表的当代陕西作家虽身处内陆，但却有着开放的文化视界，他们运用全球化思维审视世界多元文化，并通过作品将他们的思考、疑虑、态度传达出来。虽然在其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受外国外民族异质文化影响的印记，但这是在经历了对异质文化、文学的选择、批判、模仿、过滤、借鉴、之后的融合。如贾平凹曾明确表示自己喜欢川端康成、推崇泰戈尔，以及学习借鉴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他曾说过，“近年写小说，主要想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f，明确表达了其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实曾坦言自己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肖洛霍夫等是他最喜爱的也是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家。路遥酷爱外国文学,他曾说:“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
他认为有必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h在高建群小说里，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劳伦斯、塞万提斯、尼采、普希金、叶赛宁、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印记，尤其是对艾特玛托夫的倚重，他第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具有较明显的模仿艾特玛托夫的痕迹。外国文学对红柯的影响独特而深刻，不仅为他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养分，还改变了他的生活，引导了他的异域之行。安徒生、巴乌斯托夫斯基、哈菲兹、纳博科夫、梅里美等都对红柯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他的小说语言，受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影响很大，红柯曾直言道:“我写一篇小说后,总要读一下纳博科夫,清清脑子。”i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文化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文学也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文坛展现自己。当代陕西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愈来愈为世界所重视。尤以贾平凹、实为主，其作品已被译成英、法、俄、日、韩、越等多种文字，受到多国研究者的关注。以贾平凹为例，其作品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传播到国外。一是中国***主办的旨在把中国文学推向国外的英语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和“熊猫丛书”（PandaBooks）刊登、出版的译成英文的作品；二是国外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集收入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三是国外的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翻译出版的部分长、中篇小说。《中国文学》杂志从1978年贾平凹创作初期就开始向海外译介他的作品，至2002年杂志终刊，共刊登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十余篇作品，如《果林里》、《帮活》、《满月儿》、《端阳》、《林曲》、《七巧儿》、《鸽子》、《蒿子梅》《丑石》、《月迹》、《我的小桃树》等。1981年问世的“熊猫丛书”出版了贾平凹的两部作品集，一是《天狗》（TheHeavenlyHound，1991）；一是《晚雨》（HeavenlyRain，1996），分别收入了《天狗》《鸡窝洼人家》《火纸》和《晚雨》《地》《五魁》《白朗》共7篇小说。“熊猫”丛书发行到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贾平凹的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扩大了他在国外的知名度。另外，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贾平凹的英文版散文集《老西安：废都斜阳》（OldXi’an：EveningGlowofanImperialCity，2001）。国外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中也收入了贾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如《人极》和《木碗世家》收入了朱虹编译的《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j中；《水意》收入了萧凤霞编译的《犁沟：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现代中国的故事和历史》k中；《火纸》收入了作品集《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作家及其小说》l中；散文《秦腔》《月迹》《丑石》和《弈人》收入了汉学家吴漠汀编的《20世纪中国散文译作》m中。另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个国家的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贾平凹作品，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具体情况统计如下：1.《贾平凹小说散文集》(越南文)，越南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2．《浮躁》(越南文)，越南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3．《浮躁》(英文)，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4．《废都》(韩文)，韩国汉城文化社1994年出版。5．《中国现代文学选集•贾平凹卷》(日文)，日本德间书店1988年出版。6．《废都》(日文)，日本中央公论社1994年出版。7．《土门》(日文)，日本中央公论社1997年出版。8．《古堡》(英文)，加拿大多伦多出版社1997年出版。9．《贾平凹小说选》(法文)，外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10．《贾平凹小说选》(法文)，外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11．《逛山》(法文)，外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12．《废都》(法文)，法国司托克出版社1997年出版。13．《废都》(法文)，法国司托克出版社1999年出版。14．《土门》(法文)，法国司托克出版社2000年出版。……相比于贾平凹作品输出状况的热闹，陕西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的海外翻译情况就显得较为落寞。作为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白鹿原》在国内目前已经有40多个版本，包括台湾的两家出版社的版本，在海外，出版了韩、日、法、越四个版本，英文版的翻译目前正在进行中。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英文版已由由美国PrunusPress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发行。短篇小说方面，在2011年北京国际***书博览会（BIBF）上，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举行了首发式，这部英文名为OldLand,NewTales:20BestStoriesofShaanxiWriters，的作品集汇集了改革开放30年来陕西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路遥、贾平凹、实、红柯、叶广芩、高建群、冯积岐、李康美、张虹等20位著名陕西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并且在会上引起了西班牙大众出版社和Kailas出版社、美国亚马逊公司等国外出版发行机构的注意和喜爱。
陕西文学在海外的影响与其翻译情况相似，主要集中于贾平凹的作品。《废都》在日韩出版受到空前欢迎，学术界的汉学家几乎全部介入研究，举行了多次研讨会。该书在日本一版即印6万部n，这在鲁迅著作多年的累计印数之外是外国文学在日本发行的新纪录。1997年,《废都》获法国国际费米那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获此奖项。西方媒体对《废都》获奖反映强烈,曾竞相发表评介文章。法国著名的《新观察》杂志每年都要评选世界十大杰出作家,贾平凹当年榜上有名。2003年，贾平凹又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前不久，贾平凹又获得了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海外对当代陕西文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贾平凹及其作品，主要是对其《浮躁》《古堡》以及《废都》《人极》等的研究。英文版《浮躁》出版当年（1991）就有5篇书评分别在《新书推介》、《柯克斯评论》《纽约时报》（2篇）《***书馆学刊》上发表，之后，又有5篇评论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威尔森***书馆学报》《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废都》出版后，哈佛大学的陈建华、旅美华人查建英以及国外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如陈建华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废都〉及其启示：末世文士的历史“覆影”》；查建英的《黄祸》；澳大利亚华人学者王一燕的《叙说中国：<废都>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郑明芳（音译）的《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四部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方金彩（音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创作中的男性气质危机和父权制重建》、多伦多大学的汉学家司徒祥文的《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活与早期创作的历史—文学分析》等评论文章。法文版《废都》出版后，法国一时出现了热议《废都》的局面。《世界报》《费加罗报》等都很快发表了书评。国外举办的一些亚洲研究会议上，贾平凹及其创作也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提交了十余篇相关论文，这些会议论文标志着贾平凹在国际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o。
“本土化与全球化从来都彼此依存，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不仅在冲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高的融合”（王岳川语）。陕西作家们都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浸***，又都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本土文化，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世界，也不以多元及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进行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一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与共通性，即人类相通的意识，而因此具有了文学主体范畴内的“世界性因素”。首先，当代陕西文学有着宏阔的涵盖面，真实地为时代、社会做记录，准确地再现了时代精神和民众心态，探讨人类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这样全人类的内容，自然能够跨越民族、地域的界限，具有世界性意义。路遥的、实、贾平凹等紧跟时代的脚步，摸准时代精神的脉络，真实地为社会作记录，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心态的复杂而微妙的变动，都通过作品一一呈现。路遥的《人生》准确地再现了在“包产到户”的时代浪潮下在农村和城市发生的种种裂变——社会阶层、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所带来的世俗化、功利化、社会阶层重组社会问题如实展露。贾平凹自《浮躁》以来的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的时代社会心态问题”，真实地为时代、社会做记录，准确地再现了时代精神和民众心态。《废都》写出了城市人在旧观念失去新观念未确立之时心灵无以附着的惶惑状态；《古堡》揭示了变革与守旧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来自各方面的变革阻力；《土门》表现了传统被现代无情摧毁的必然命运。实在《白鹿原》的扉页直接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作品不以***治意识形态规范历史,而是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抒写人物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的本真。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如同巴尔扎克先生称自己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一样，陕西作家坚持民间立场，胸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真实地记录了我们民族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原生态，表现全人类相通的内容。
其次，文学是人学，对人性的关注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人性，实在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人性包括人的肉体，也包括人的意识、心理以至灵魂；还有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种种作为生命存在必要和必需的一切要素，等等。《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悲剧，它为我们揭示了世界悖谬、人性悲戚这一人类无法回避、但又无法解决的难题，成为世界范围内揭示悲剧人性的示范文本，对后来西方文学、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路遥的《人生》，实的《白鹿原》同样在以自己的方式述说着这一人性命题。虽然高加林、白嘉轩们面临着人类生存永远难以克服的悲剧命运，面对无罪的“我”陷入一系列纠缠不已的灾难中而产生了极度惶恐与不安，但他们并不甘于屈从命运的安排，在困境中依然力***主宰自身的命运，并由此引发出了对世界的荒谬性存在和人类的悲剧性生存的强烈观照与质疑。这种对人类生存终极命运的关怀与审视，是中外文学共同的母题。《废都》面世后不少专家认为这是一部集人性之大成的作品。苍凉的埙声，寻钱的男人，糊涂的女人，织成一幅生动的废都世相***。庄之鲽为名利所累，将博爱人性的理想之根误植于异性诸友，终而导致性的滥殇和畸变。在他身上，映照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残缺和精神迷茫。
中国新时期小说自“伤痕文学”始，历经“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诸流派的演变，到今天，作家已具备了表现整体人性的思想基础。世道升迁中善与恶的较量，美与丑的争夺，真与假的搏斗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外化；作为生命存在必要和必需的一切要素，食、色、性等等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儒释道的阐释与表现，是中国人文化属性的基因。人性之核是生命，紧裹其外的是自然属性，再复而盖之的便是文化属性；之上才是社会属性；近二十年当代文学，写尽了人性诸元，那么将这些零件总装配再以大作品的形式塑整体人性，当代陕西作家做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人类的悲剧意识、宗教意识、家园意识等人性的诸多方面，在路遥、实、高建群、红柯等的作品中有不同的思考。从实笔下的人物群像中，我们能更加清醒地看到农村文化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唤醒人们对自我异化的警觉，对违背人性健康发展的的自觉否弃；高建群的《统万城》让大善和大恶相望、相交、相撞击，书写一则永恒人性寓言。红柯小说中张扬的生命意识和原始的自然之美亦使人性内涵更加丰厚多元。民族文学的世界性除了在内容上表达人类共同的意识之外，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上，一般来讲，如果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进步意识和现代意识，弘扬了美和善,那么,无论作品的人物、事件、语言多么独特，其民族性多么鲜明,它都会被世界各民族的读者理解。现代化因民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相异的标准和尺度,但一定要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共同规律,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一部作品的世界意义不在于其叙述的故事内容的古老或现代,而在于其意识和境界是否具有进步性、现代性和普适性。陕西作家的创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外国文学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它绝不是当代陕西文学的成因的全部。当代陕西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不仅仅来自于对外来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来自于陕西文学向外的输出拓展和世界对其的关注研究；它还包含了基于民族文化精华之上，生成于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之中，并且经过过滤、整合外来文化因子之后的“大境界”。这种“大境界”由于受异质文化及西方文学的启迪和激发,在本土文化和自身处境中生成而具备了本土语境下的世界性，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优势，并进而在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得到鉴别和认定。
贾平凹散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商州三录》;朴素自然;方言土语;白描手法;风土人情
中***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09-01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的、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语言大师。他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呈现给我们一场视觉的盛宴,这些散文以商州为背景,挖掘秦汉文化源流,向我们介绍商州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朴素自然是《商州三录》最显著的语言特点,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作者总是用平和朴素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他的情绪感悟,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艺术效果。
贾平凹语言的朴素自然首先得益于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他在选择语言时,着重于还原本真的生活,运用商州的方言土语,从而使作品的语言质朴自然,富于表现力和生活气息。他重视从生活中从大众语词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语词运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例如“母子俩拿了镢头上山,挖了一畦地,暖活活的太阳就照的身上出汗。娘俩开始种小豆,一仄头,t见合欢树下站了两个人,一个头发灰白,是个男人,一个是秀发女子。”(《周武寨》)“仄”、“t”两个字正是当地的方言土语,传神地描绘出母子俩的神情动作。又如“山顶的窝洼里,有了一簇房舍。一个小妞儿刚刚从鸡窝里取出新生的鸡蛋,眯了一只眼对着太阳耀。”“有蛇,黑藤一样地缠在树上。气球大的一个土葫芦,团结了一群细腰黄蜂。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只松鼠就在路中摇头洗脸了。”“同时一声怪叫,嘎喇喇地,在远处什么地方,如厉鬼狞笑。”(《商州又录》)在这里“耀”、“团结”和“嘎喇喇”等都是陕西方言有的用法,这些词使作品的表达更贴切,更生动形象。这些口语化的语言在经过独具匠心地加工提纯后,显得朴素又鲜活有生气,富有民间气息和地方色彩。
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彷佛将我们带到了商州的山村之中,使人感受到《莽岭一条沟》的坡坡涧涧、塄塄坎坎,触摸到镇柞的山民干农活特制的板锄,接触到《白浪街》里受固有传统影响永远处于中不溜地位的陕西人。大量使用方言土语使文章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作者正是通过这些通而不俗的艺术语言使作品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朴素自然中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此外,白描手法的运用也是贾平凹语言朴素自然的一大技巧。“所谓白描,就是不加修饰地把人物和景物的面貌勾勒出来。”这种描写不粉饰,不雕琢,是自然真切精确洗练的。鲁迅把这种方法归纳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贾平凹在语言叙述中就经常熟练地运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白描手法。《白浪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湖北人在这里人数最多……所开的饭店餐具干净,桌椅整洁,即使家境贫穷,那男人的卫生帽一定是雪白雪白,那女人的头上一定是纹丝不乱。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你不得不进去吃喝,似乎你不是来给他‘送’钱的,倒是来享他福的。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先喝茶,再吸烟,问起这白浪街的历史,他一边叮叮咣咣刀随案响,一边说了三朝,道了五代……一顿饭毕,客饱肚满载而去,桌面上就留下个七元八元的,主人一边端残茶出来顺门泼了,一边低头还在说:‘照看不好,包涵包涵’”。这里看似平淡的白描式的语言,却把湖北人在白浪街做生意的精明,形神毕肖地勾勒出来,从饭店老板注重卫生的细节描写到招揽客人,以及殷勤款待,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示了湖北人做生意的精明。贾平凹对人物的描写如此,对环境的描写也是大量地使用白描手法。《黑龙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是做生意的。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因为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都是九点到这里歇着,从商州各县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小幺零食山货俱全。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那里抢骨头了。”
贾平凹的散文大多以清新的白描手法为主,偶尔加以轻轻地点染,从而呈现出一派大巧若拙的朴素自然美来。
贾平凹语言的朴素自然,还源于他所描写的内容是商州的风土人情。商州,大体指陕西南部商洛山川一带,是中国乡土社会最被古老文明渗透的地方。这里民情古朴,充满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人们爱憎分明,强悍坚韧,重情豁达。对于商州的一切,贾平凹保持着一种深深的情感,这里是他的生命之根之所在,又是他精神的故乡。他对商州的感情是深厚的:“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象、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家乡的爱之深、情之切。因此,当贾平凹怀着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对都市生活的厌倦情绪初回商州时,他在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努力发现、挖掘山乡生活和古朴习俗中所蕴藏的人性人情之美,作者着意抒写恬淡、闲适、灵动、神秘的风土人情,犹如静美的田园诗、田园梦,融化在商州山川独特神奇的民情民俗中,充满山野质朴气息。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桃花源”似的民俗风情画,让我们享受了一餐原汁原味的商州美味,虽然是农家的“粗茶淡饭”,却鲜美异常。《商州初录》里的《莽岭一条沟》描述了一个全然安宁、自足的世界:十六户人家依山而居,自给自足。人们相隔遥远,却声息相通,相互关怀、友爱。他们大多数人从未走到沟外的世界,也没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里没有争斗,没有倾轧,也没有生存的艰难,山沟提供着人们足以享用的一切,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他们拥有着自己的一套人道秩序,对过往的行人在门前置茶、置水、让吃、让喝。作者所寻求的那种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在这种理想之境里得到了实现。这里的乡风民情被描写得如牧歌般令人流连忘返,让人品尝到古老文明本身的生活魅力。《黑龙口》有这样一段描述:“紧接着的是两家私人面铺,一家专削面,大油糅合,油光光的闪亮,卖主站在锅前,挽了袖子,在光光的头上顶起白布,啪的将面团盘上去,便操起把锃亮的柳叶刀,在头上哗哗的削起来:寒光闪闪,面片纷纷,一起落在滚烫的锅里。然后,碗筷叮当,调料齐备,面片捞上来,喊一声:‘不吃的不香!’另一家,却扯面,抓起面团,双手扯住,啪啪啪在案板上猛甩,那面着魔似的拉开,忽的又用手一挽,又啪啪直甩,如此几下,哗的一撒手,面条就丝一般,网状地分开在案上。旅人在城里吃惯了挂面,哪里见过这等面食。”读这样的语言我们体悟到的是朴素自然,平易晓畅,而又简洁明快。又如《龙驹寨》中的一段描述:“县城各地,都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逢集,龙驹寨不分日月,不论早晚,总是人多。在这个几百里方圆,这里就是北京城,就是大上海,山民们以进城为终生荣耀”。简单几笔就把龙驹寨在当地人心里的重要地位勾勒出来,平实朴素而又传神。
总之,贾平凹的语言是朴实平淡的,但是这种朴实平淡不同于缺乏艺术性的俗,而是在朴实化、口语化的同时又艺术化。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正好可以用来评价贾平凹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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