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位于浙江省奉化城北6公里的滕头村，土地不足千亩，却拥有“全球生态500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生态第一村”等诸多光环，而且是全球唯一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乡村。2011年，全村343户844人在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创造了近50亿的总产值。
走在时代前列的小村子
23岁的导游陈迪穿着白色工作服，站在一个犹如酒店大堂般的大厅前，这里是游客服务中心，而穿过它，里面就是传说中“花园一样的滕头村”了。
一个一平方公里的景区徐徐展现在眼前。
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向右，道路两旁是白色的路灯，顶上立着一个旋转的风车，旁边是一个太阳能采集板，全部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村子里的能源都是生态能源。”陈迪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村在景中，景在村中。”她指着不远处的花卉展示馆告诉我们。
眼前的全透明展示馆更像一个万花筒，里面种植了各个季度和各个地区的植物，郁郁葱葱，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这里采用的恒温技术以及无土栽培技术，无不昭示着这个创办于1971年的滕头花卉园艺场奔向现代化农业的信心。
让人啧啧称奇的还有一座五星级生态厕所。据陈迪介绍，厕所内供应的热水全部来自太阳能，而排出的污水经过技术处理又可以灌溉花草和冲洗厕所，完全做到了循环利用。单是这座生态厕所，每年可以节水约9500吨，COD（化学耗氧量）年削减量约为12.5吨。
而最让滕头人自豪的是一片坐落在入口右侧的樟树林，陈迪称之为“将***林”，她可以准确地指出哪棵树是***来访的时候种下的，哪棵又是******种的。关于这片樟树林，还有一个故事。当年，邻县为了拓宽公路，要把原公路两旁500株樟树全部砍掉，并已找好了买主。村书记傅企平听说后，十分焦急，连夜驱车赶赴邻县。可是路上严重堵车，情急之下他干脆下车步行，沿着盘山公路走了10多公里，叫醒了熟睡中的筑路负责人，讲明来意。负责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就凭你半夜三更走山路的精神，我这批樟树白送你也是应该的！”最终，傅企平以6万元的低价带回了这批樟树。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这500棵樟树全部存活，成了“全球生态500佳”最好的注解。
滕头村是全国最早卖门票赚钱的村庄之一，从1999年开始卖票之后，旅游便成了一块重要收入，随着游客逐年递增，门票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20、50，卖到了如今的80元。就在2011年，滕头村的旅游门票收入高达3500万。只是现在并不是旅游旺季，村子里很少能看到游客。“尽管如此，滕头村平均每天还能保持两个团、60人左右的游客。”陈迪说，看得出，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陈迪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滕头人，她来自陈朗棣，一个离滕头村几公里外的小村庄。只是她从未对它感到过陌生，从小到大，对邻近几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滕头村无疑就是幸福生活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末期，陈迪读小学，学校组织春游，她第一次跟着全班同学来到了滕头村，当时的情境至今难忘。“那时候的滕头村，整个村子都修了水泥路，四通八达，干净整洁；楼房也是新修的，灰顶白墙，整齐划一。”小陈迪心想，即便是一座城市大概也不过如此。
九十年代，陈迪在外面读高中。有一次与同学结伴回家，路过滕头村，她突然发现这个村子居然又换了一副容颜，早年的水泥马路已被新修的柏油马路代替，并且在两边统一种上了绿化带；而当初那些气派的徽派楼房，大多数已经换成了带有阳台、车库和太阳能的别墅。同行的同学偷偷告诉她，自己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到滕头村。
直到两年前，陈迪大学毕业，经过朋友介绍，正式成为滕头村的一位导游。每天早晨，她都要花10分钟骑助动车赶到滕头，下午5点之后再回陈朗棣。虽然她并不能享受到滕头每月1300元的村民福利，但陈迪依旧很满足，在这里，她每年都有两万余元的固定收入，工作压力也不大。
唯一令她不解的是，眼看着滕头村一步步迈向新农村，而自己老家却始终没多大变化，依旧是黄泥路和土房子，一到下雨天，整个村子就泥泞不堪……
安居乐业
至于滕头村为什么被称之为“滕头”，傅大伯也搞不太清楚。
小的时候，他曾听村里的老人们提起过，当年长工出身的傅氏族人从山东滕州南迁而来，走到宁波沿海遇到大海阻隔，遂在奉化城北一块土壤肥沃的地方定居，并以“滕州人到浙江走到头了”之意为村子取名为“滕头”。
只是他印象中的家乡并没有传说中那般美好，六十年代的滕头村，是一块高低不平的贫瘠之地，分龙潭、涂田两畈田地，周围高，中间低，就像两只饭碗。一场大雨，积水难排；几天烈日，又僵硬龟裂。彼时，滕头村的穷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
傅老伯14岁就跟着父亲下田干活，一年到头守着一亩三分地却不得温饱。他记得那一年，周围村子都在热热闹闹地打到地主分田分粮，就他们村连一条板凳都无处可分，真是穷到底了。
面对这种窘境，当时的村支书傅嘉良提出要改造土地，但群众们却并不买账，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村民甚至这样说道：“滕头这样的土地能改好挑平，我宁愿给他们家喂猪。”唯独傅嘉良不为所动。
1966年的春节，滕头村过得特别匆忙，串门的、拜岁的都在三天内匆匆完毕。正月初四清晨，浓霜遍地，白茫茫的世界呼啸着西北风。滕头村的田头却红旗飘飘，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更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动员令，傅嘉良只是跳下田去，挥起锄头“砰砰砰”地干了起来。
傅大伯说，那场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滕头人，大家很快全都扑在了挑田的运动中去。那时候他才18岁，挑了两只土箕就冲到了队伍最前头，根本不知道这工程究竟有多浩大。改土造田远不是将土地填平那么简单，为了不让表层的肥土浪费掉，必须先把高土挑走，填在底土上，再覆盖肥土。傅大伯当年年轻气盛，衣服的肩胛位置总是破了又破，重重叠叠补了好几层。为了赶进度，他还经常半夜下田，直到清晨才舍得回来。
到了1979年，浩浩荡荡的改土造田运动终于接近尾声，滕头人突然发现，当初那些高低不一的旧涝田，居然变成了沟渠纵横、排灌方便的新良田。而这个时候，傅大伯也从当初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爹，他第一次对生活有了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