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将京城的春节搅得愈发火爆。屏幕上的几位“业余”编辑让老百姓开了眼:天呐,编辑部就这德性!真逗。
春节后,《编》剧部分创作人员及一群“专业”编辑来到《中国青年》杂志煽侃一番,侃了一出:
魏冬生(魏人)(《编》剧创作人员之一,群众出版社《啄木鸟》杂志编辑):
《编辑部的故事》的播出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当初的创作设想。1989年冬天,由王朔提议创作一部喜剧,定名为《编辑部的故事》,参与创作的人很多,一个星期内策划完了总体设想。创作的总原则是向大众推出一部贴近生活的喜剧。实事求是地讲,这部片子还有很多缺陷,还有很多不细致之处,但总体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真实的。可以说,内在生活的真实是《编》剧受观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一部分观众认为不真实,这与多年来中国观众习惯于宣传,习惯于文以载道有关系。当一部原原本本反映社会生活的东西出现后,反而觉得不是生活本身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侵权之争》一集,就是一件真事,其中许多对话都是发生在事件中的,可一部分观众却认为这一集纯粹是编的。
葛小刚(《编》剧创作人员之一,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
这部剧的创作主旨是给人民找个乐,让观众松弛地看这部片子。如今的编辑不能和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类比,当代编辑与社会的接触面较老一辈要广阔得多,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编辑部中都能找到,因此,以编辑部作为一个窗口反映社会生活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有些观众看了这个片子后对以往认为很神圣的编辑部大失所望,就《编》剧创作人员而言,多数是从事或是从事过编辑工作的,对编辑部的生活是熟悉的。一般说,编辑们对工作是很负责的,但在工作时间内表现得较为随便,也是现实。这部片子打破了编辑部与大众之间的樊篱。
尚绍华(《中国妇女》杂志编辑):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部戏的,剧中所反映的生活我非常熟悉。作为一个编辑,我认为这部片子的一个成就是打破了编辑部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界限,向社会展示了编辑部,让编辑部溶于社会生活之中。人民大众是很敬重编辑的,人们把编辑工作看得非常神圣,于是片子放出之后有一些观众对编辑工作产生了心理落差。其实,编辑也是人,与世上的芸芸众生一样。人民看中我们,是我们的幸事,编辑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在乌托邦里,我们体验着现实,现实生活也磨炼充实着我们,我们应该为现实生活服务,为普普通通的人民大众服务。这个片子较真实地反映了编辑部的生活。我们不再神秘,不再高不可攀了。
马未都(海马影视创作中心秘书长):
对《编》剧社会上不乏溢美之词,我只想说一下该剧的不足。一是集与集之间不太统一,如《歌星双双》,其中的故事掺到编辑部中未免牵强了些;二是剧中人物阵营过于分明,3个年轻人与3位老同志形成了开放与保守的对垒。事实上思想的开放与保守是不能用年龄划界的。
此剧给我留下这样一个总体印象:电影《顽主》中的“三T”公司集体转业,租赁承包了即将倒闭的《人间指南》杂志。原来“三T”人员作了部分调整,几位年轻人比照原来愈发锤炼得炉火纯青势不可挡,照旧是一片热心、好心,却总“揣着明白装胡涂”。另3位老前辈既愚又迂。
既然定名为“编辑部的故事”,这扇能连接四面八方三教九流的窗口首先应当准确定位,然而更多的时候,这地方让人愈看愈像一个饭店公关部或一个什么服务公司;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错位,才逗出了《编》剧中的不少笑料。如果较真的话,我看《编》剧更像是一部相声话剧加讽刺小品的连续杂糅。《编》剧的弱点就在于它多处定位跑偏,故事内容开掘不深又失之散散泛泛,所以创作上就不免过于平浅、火爆、皮相。
看这部片子一定要有松弛的心态,有宽松的环境,《编》剧故事之外的意义要比故事本身大得多。《编》剧的创作点选得好,用一个编辑部把社会的方方面面结构起来,自然,流畅。
刘宏伟(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
《编》剧为中国的喜剧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用幽默的语言替代了过去喜剧表演的形体夸张。虽然剧中所描绘的编辑部和我所在的编辑部差别巨大,但剧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大众心态却是真实的,真实与否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用正剧的标准来衡量喜剧,便会认为处处不真实。
成晓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
《编辑部的故事》惹人明笑暗笑,其中笑得最意味深长的,恐怕要属编辑。比如有一集,李冬宝帮助读者排忧解难,技穷词尽,不得不从名人警句中东拼西凑,连读者都看破他是抄来的——看到这里,别人笑完就完了,而我们笑着笑着笑出苦味。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每天也要大量回答青年读者的咨询,有的问题真像哥德巴赫猜想。“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别人正忙于送礼,我该不该送?”“科长把办公室的文具架拿回家当碗柜,我该管不该管?”等等等等。如何答复,愁煞编辑。让青年干脆随波逐流?不行。我们不能教人学圆滑。鼓励青年和不正之风拼个鱼死网破?也不行,一个范熊熊已经够多,再说一个文具架又值几何?
生活和艺术毕竟不同。遇到此类事情,剧中的李冬宝可以借机插科打诨,抖抖机灵,生活中的编辑们往往犯难。说不定编辑在解答“该不该送礼”时,自己也在琢磨该为儿子入托送些什么礼好呢。
冯小刚(《编》剧创作人员之一):
对《编》剧是否真实产生疑惑,恐怕起因主要在剧中人物塑造上。当今30多岁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文人,与老一代有一个明显的差别。老一代的言行举止明显地体现出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表面化的。当今青年知识分子羞于将“责任感”挂在嘴边,而是在看似随意的行为中体现出责任感来,这种责任感是铭刻在他们的骨子里的。细细地琢磨,观众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李冬宝、戈玲还是余德利,都有这种行为特征,对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塑造,创作人员是把握住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特点的。
谢悦(《中国青年》杂志编辑):
我认为《编辑部的故事》赢得观众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它的京味小品风格。小品是近年来颇受大众欢迎的艺术样式,而京味更赋予小品特殊的文化韵味。二是它贴近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三是它以调侃人生的方式反映和思考人生,表现出一种“轻松的责任感”,使“累了”的人们领悟到似乎还可以“不累”。四是它在某些方面适应了人们的文化恋旧心态。变革时期,人们在否定和超越过去的同时往往又在文化上产生怀旧的情感,时下流行“红太阳”歌带即为一例。其实今天的人们(除了某些人)绝不愿重复20多年前的“一片红”生活,但那时的歌曲却能引发人们一种难以说清的感情波动。体味着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对旧日的市井生活也有类似的感情。《编》剧浓厚的京味恐怕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作用。北京文化可说是集民族文化之大成。传统的北京文化包括皇家文化、文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皇家文化随着时代变迁已成遗产,而文人文化和市民文化的融合发展则赋予京味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例如老舍及其作品。《编》剧也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当然,新生的文化应该在品位上超越旧有文化,从这一点上说,《编》剧的喜剧效果虽然很强烈,但幽默效果还嫌不足,突出表现在它的效果大抵是“一次性效果”,尽管这或许更易为大众接受。
众编辑对《编辑部的故事》评价不一,但有一点取得了共识:今后,一部文艺作品的问世,别再仅仅让几个坐而论道的评论家判断其功过是非。我们的作品是为人民大众的,人民大众才有对其评头品足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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