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二年(1910年),直隶省南皮县贫苦农民张绍庭,偕妻子金氏和女儿立姑、春姑逃难到天津,住在西广开一个破窝铺里。他租车拉胶皮,本来就度日维艰,偏偏洋车又被人盗走,车主逼迫赔车,张绍庭无钱偿还,一家人陷入绝境。地痞戴富有指使混混儿王宝山以说亲保媒作借口,将春姑骗到戴家给其二子做童养媳。不久,张绍庭掌握了戴家并非忠厚人家的事实,再三要求解除女儿婚约,戴家坚拒不准。1913年张绍庭贫病而死,戴富有乘人之危,软硬兼施逼迫张绍庭的遗孀金氏将长女立姑给他的长子做媳妇,金氏坚决不肯,被戴妻马氏及同***打伤。事情闹到天津地方审判厅,法官对戴富有作了口头教训,并准许金氏把女儿春姑带回家。戴富有不服判决,勾结王宝山伪造假婚约两份,到直隶高等审判厅诬告金氏赖婚,负责审案的推事(法官职衔)胡凤起,只凭戴富有手上的两张假婚约终审定案,将春姑、立姑判归戴家做媳妇。于是,戴富有向金氏下最后通牒,限期逼婚。17岁的立姑和14岁的春姑生性刚烈,面对孤立无援的不利情况,于1916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夜双双服毒自尽。
在污泥浊水的那个年代,这类冤枉事在民间司空见惯,一阵风过去就被人遗忘。可是这桩事却不然,因为高凌雯、严修、华世奎等几位举人、进士出身的天津名流,将立姑、春姑列入南皮县张之洞族谱,与张之洞本家攀上了亲,于是联合天津的大小报纸披露这件惨案原委,激起社会人士强烈义愤。天津警察厅迫于舆论压力,以表彰立姑、春姑姐妹俩贞烈为由,在西门外建造烈女坟,举行隆重下葬仪式,借以缓解民众的愤情。五月初一出殡时,与高凌雯、严修、华世奎等相友善的文化界人士,竞相送去挽联和匾额,颂扬“二烈女”贞烈之风。天津有名的秀才刘道原所书挽联“直隶高等审判厅伤天害理,南皮张氏二烈女杀身成仁”最为引人瞩目。一时间,南皮张氏二烈女成为天下知名的人物;而地痞戴富有和负责审理此案的推事胡凤起,则成为天津民众异口唾骂的对象。
本来在张氏二女下葬之前已然备好两通《南皮张氏两烈女碑》,后来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亲撰碑文,华世奎书丹,张寿篆额。不知何故,这两统碑并未立在烈女坟前,而是立在了河北公园(今中山路上的中山公园)里。两碑中被造反派推倒。上世纪80年代,天津市河北区***府为保存历史文物,重新在中山公园竖立。因为张绍庭与南皮张之洞家族多少有些关系,1920年,在南皮的张氏家祠也竖起一统“南皮张氏两烈女庙碑”,书丹并篆额均出自大书法家华世奎之手。原葬在西门外的“二烈女”灵柩,新中国初建时,被人运回原籍南皮重葬。
当年“二烈女”的社会时事传开后,著名坤班京津奎德社领班杨韵谱,很快便将“二烈女”的社会时事编成时装新戏《二烈女》,在天津南市大舞台戏院首演,名角鲜灵芝、张小仙分别扮演立姑、春姑。坤班、名角通力合演刚刚发生在身边的时事,戏院又提前大造声势,面向全社会广而告之,演出怎能不吸引人!首场演出时,“审案”一场,戏台上高悬“天津高等审判庭伤天害理,南皮张氏二烈女杀身成仁”挽联;扮演推事胡凤起的丑角演员,出场后先念定场诗,再自报家门“下官胡凤起”,观众哄堂大笑。因此触怒了直隶高等审判厅,下令禁演这出戏。经天津警察厅出面协调,剧中人物改换成假名,这台戏才解禁准演。
据当年天津报纸上的消息记载,《二烈女》首演之后一连数日观众蜂拥而至。当时天津的戏院,晚场戏一般都得演到深夜12点以后才散,许多观众10点左右才进戏园子看戏。可是,自打大舞台戏院上演《二烈女》,每天不到9点钟戏票就全部售罄,其他戏园子的看客被吸引去不少。就为这,大舞台戏院遭到附近一些戏园子的嫉妒。他们花钱雇人到戏园子里捣乱闹砸。有一次,一个人喝了毒药躺倒在观众席口吐着白沫,使演出中断。又一次,一名被收买的歹徒趁散戏混乱之际,挤进后台将幕布点燃,女艺人们合力扑救,才未造成严重损失。即便如此,群众看《二烈女》的热情不减。此后,奎德社还把它作为保留剧目,依次传给二三十年代的继任主演碧玉花、李桂云再演。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天津评剧院所演《双烈女》,也是在当年奎德社原始本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近些年人们知道民国初年发生在天津的“二烈女”故事,大都源自这出时装戏。
然而,《二烈女》虽然是以事实为依据,但戏剧毕竟不是纪实文学作品,把一桩故事搬上舞台,需要按照观众的欣赏口味和戏曲的演出规律,对情节过程进行取舍、综合等艺术加工、改造,加进演绎的成分使其成为“戏”。譬如,事实缘起于清宣统二年,而惨案发生是在民国五年,这中间隔了好几年;主人公立姑、春姑并没有被卖到妓院,更不是因为不堪忍受***客而双双自禁。诸如此类,当时的观众看的是热闹,没有追究史实上的出入。况且当年看报纸了解社会新闻的民众并不多,许多人是得知于道听途说,或通过看演戏、听说书传播开来,经年日久,不会有人把 “戏”当成历史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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