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陈词滥调”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说这个词的语境。如果把这个词放到当下来思的话,这个词所指的现象可能是极权体制层面上的话语特征,也可能是普遍的生活层面上的话语特征,还可能是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术层面上的特征。在这里,我将更多地思“陈词滥调”这个词在写作层面上的特征。
但是在思写作层面上的陈词滥调时,不得不将它还原到大背景中。这个大背景就是整个时代所形成的陈词滥调。在这里,提到“时代”这个词时,不得不意识到它也是一个包含了许多陷阱的词,同时,它也是一个用滥了的词,一个还需认真去思的词。说到时代,一般地约定为一个世纪中的某个时段,这个时段在时间上具有边界感,具有限定感。但是,“时代”这个词在一般观点性陈述中早已超出了时间含义,它被赋予了价值性的特征。也就是说,说到时代,它在价值性陈述中往往具有某种明显的特征,而这个特征是以价值为前提作为支撑的。时代所包含的价值感具有相对的稳定和统领性,而且它引领和主导人们的头脑,在很大程度上,它以普遍化的姿态使人屈从在它的麾下。在现行语境中,“时代”这个词所张扬的价值感一直在弥漫,而且,它往往是从正面进行张扬的。“不能脱离时代”“时代赋予了我们……”“时代的最强音”等等这类说法都无不将“时代”这个词推到了决定事物的层面上,“时代”这个词所包含的价值感被无限放大。这种被放大了的价值感与人精神层面上的自由感是相对的。或者说,自由感远离这种价值感。说它们相对或许不够贴切,因为自由感一旦与什么相对,它也就有了价值的色彩。说到底,自由感与时代这个词所包含的价值感无关。里尔克在谈罗丹的雕塑时说罗丹超出了时代,也就是说,罗丹并不以时代作为他艺术创作的羁绊。超越时代,就意味着远离了某种成形的价值引领。因此,在这里说,时代这个词所包含的价值感是陷阱,这种陷阱并没有使人们警觉。
没有警觉更多地是因为早已被这类话语所规驯。警觉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自由感,而自由感在当下只是一种奢望。
回到前面所说的“整个时代所形成的陈词滥调”这句话上。在这里,将“时代”这个词界定为以某种或者种种价值观为主导话语时段,这个时段比一般理解的时段要长得多,或许它从四九年开始,或许更早。从五四开始所承接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轨迹上进行的。主体性的延续使得中国话语不断形成了以主体性价值认同为基础的话语形式,这种形式通过四九年以后的强化和拢束变得更加鲜明。唯物论强调了物质和意识的分立与融合,这种以主体性为前提的哲学事实上是西方形而上学道路上的一个分支。在强调物质为第一性的同时也就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如果不强调人的主体性,物质为第一性就不能成立。在物质和意识之间,人的主体性起着关键的作用。抽去了人的主体性,物质与意识的分法就没有任何意义。在这种哲学的潜移默化下,以主体性为基础的话语就更强调话语的价值性和观点性。价值性和观点性的话语充斥在整个言说当中时,一个民族原本鲜活的语言就变得僵硬起来。而且,处于强势的价值性和观点性话语使得语言本身被工具化,被悬空,使原本具有不断向源头获取资源的语言力量变得弱小起来。更大作用是,它在规驯着一代又一代人,使一代又一代人在这种话语中不自觉地处于屈从地位,这种屈从是从头脑开始而显现于言说和行为。显现为言说就是陈词滥调,显现为行为就是无思的行动。
唯物论在不断强化主体性的同时也在强化自身的物质性。在将物质看作第一的同时,主体性被建立,主体建立的同时,物质成为对象,成为被认识和把握的对象。而在个体和主体之间,个体互成为物质,主体转换成另一主体的物质,成为另一对象认识的对象。在这种互为转换中,个体性主体最终都成为物质,成为实际的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人降至于一般生物意义的人,所谓人被异化其实就是被物质化。唯物论将人向神的一面,也是最基本的一面抽去,使人失去了归宿感。人成为物质飘荡在大地上,而大地不再是人的栖居之所。
陈词滥调显现在写作层面上是被意识的积弊拿住。意识的积弊在这里把它看成是一种固有的对价值顽固的依赖,也就是说,在精神层面上离不开价值,离不开某种观点性的、能当作依赖的言说体系。离开这些言说的体系,或者说是价值体系,便茫然,便无所适从。旧的、已经不起作用的价值体系破碎之后,还要寻找新的价值体系(包括宗教体系),以达到踏实和归属感。问题在于,不管寻找到何种价值体系都远离存在、远离物的渊始而纠缠于价值,或者陷于价值的泥潭中打转。所谓“重建价值”“信仰缺失”和“建立信仰”这些说法都是在对价值顽固的依赖中显现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价值规训的。规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甚至可以追溯到老祖宗那里去,还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无思的糅杂,然后混合成一种只趋向价值统领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不管以何种声音说话,不管采取怎样的自己认为有效的途径都在价值的泥潭里打转。在人的生命的这个层面上说,对价值依赖的思维方式是背离生命的,它和生命无关。甚至可以这样说,当它要以人价值性的思维方式对待生命时,生命已经背它而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它对待的生命其实是它认为的生命,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意义上的生命。
写作进行下去最大的动力在于对人的生命的迷恋和探寻,而在被意识的积弊拿住的写作中,价值感的思维方式始终伴随着写作。这种写作在一开始进行时就已经与生命无关了。意识的积弊的写作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永远都无力超出这种已经限定好的境地。在他们意识到价值世界已经不起作用时,他们依然无法超脱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被限定在其中无法自拔。而在写作时,他们不得不停留在表象上,或者以不断变换噱头来保持新鲜感,甚至以解构的方式,消解的方式来达到某种耳目一新的效果。在这里,需要说的是,如果解构和消解依然是在对价值依赖的框架内的话,这种解构和消解只能是拿自己的右手打自己的左手的状态,它和对生命真相的追寻过程中的解弊无关。而以上这些写作在当下已经泛滥为普遍的陈词滥调。
在写作层面上,对价值根深蒂固的依赖已经成为一种粗鄙的定式。对规训潜在和无意识的服从,使这种依赖得以永远持续。在这种状态下,拯救变得异常艰难起来。对生命意义上自由感的持守也就变得愈来愈可贵起来。
或者,我自己也处在对价值的不断撕扯中,但只要思和写作就有自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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