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9月9日上午，一场以“启蒙与其在中国的历史”为主题的论坛在国家博物馆举行。本次论坛致力于探讨“启蒙”在中国的发展。 “启蒙”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欧洲历史的某一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现象。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高级教授瓦格纳、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雅戈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一道，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了中国的启蒙之路。
这次论坛安排在了中秋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午，但国博会场中却出人意料地坐满了听众。台上的各位学者也是风采熠熠、气象万千，汤一介先生手扶拐杖尽显儒雅气质、瓦格纳教授系着大花领结表情张扬，而一贯内敛的陈来院长此番也身着亮丽的天蓝色西装、戴着印满《礼记》名句的领带翩翩入场。
首先发言的是汤先生，详细讲述了18世纪欧洲启蒙与中国明末清初启蒙的关系，以及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循序渐进的启蒙过程，并探讨了启蒙在中国是否实现、中国的启蒙该如何进行下去等问题。他认为，中国需要第二次启蒙，在汲取第一次启蒙倡导的“张扬个人”精神的同时也要关心他者，尊重差别，做到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陈院长做了主题为《追寻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平衡》的演讲。他指出，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国人注重“民主与科学”的传扬以及对理性的倡导，同时也在破坏中国的道德权威。他呼吁中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重建社会的伦理和道德，在前进中反思，使启蒙价值与启蒙反思达到良性的互动。
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与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雅戈博士也分别进行了简短的发言。瓦格纳教授引经据典，从尧、舜不兴世袭、选贤让位说起，谈论中国与西方启蒙运动的联系，并提出了“社会空想”的概念。雅戈博士则围绕着《四书》的德译史，阐释了中国传统精神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由于论题切中许多时下热点、敏感话题，再牵扯到中西启蒙价值之辩，让论坛现场充满火药味。瓦格纳教授在演讲中，将《礼记》中的“圣王”等概念定义为“空想”。汤一介先生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古今中外，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差距，但并不是难以实现的理想就是空想，历代儒学学者都不乏知行合一的周礼践行者。但瓦格纳则坚持“空想”一词，这个词虽难听，但毕竟《礼记》不是原则，而是想象。其中的各种概念，都亟需现代化诠释。
论坛最具看点的一幕，发生在陈来院长的演讲中。他提到了今年天安门广场孔子像设立与撤除的事件，并认为这恰恰体现出启蒙价值的偏差所带来的“反传统”心态。这种影响，结合了老的“思维”和新的“愤青心态”。这体现出，对启蒙的反思，在一个***斗争传统流行的、而正在转向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国家非常重要。此言一出，全场掌声笑声混杂，主持论坛的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是一脸苦笑。因为孔子像当初的设立处，恰好就在会场之外的国博西门外。
最后，有记者问道，今天几位大师谈论了很多关于启蒙与启蒙反思的观点，但启蒙如何才能真正从精英走向大众呢?瓦格纳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再是“问题”，因媒体如今已经非常健全，而网络的发达也极大地缩小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差距。汤先生则用一段令人莞尔的往事做了结语，“几年前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于丹怎么样?我回答说，不错啊，她让很多中国人知道并开始喜欢上了《论语》。结果第二天我一看报纸，标题是《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力挺于丹》。现在想想人家写得不为过，虽然于丹的一些解读有问题，但不能抹杀她向公众传播高端文化的功劳。现在再有人问我，我依然力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