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 要】《围城》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所获评价褒贬不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从解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主人公方鸿渐以“困顿”与“逃离”为中心的一生，阐述了现代背景下一种相对主流的“围城人生”。基于该书在思想观念上的层次性与时代意义上的传达性，引发了诸多文学工作者对其进行不同角度的价值分析与评估，从这一方向看，即可得知《围城》一书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笔者特从《围城》一书的文化观念及其局限性着手，对其思想价值进行了多层剖析，仅供参考，欢迎批评指正。
【关键词】《围城》;思想价值;局限性
前言
钱钟书先生所著的《围城》一书是一本反映了文化交流、社会特征等因素的长篇小说，通过描述主人公方鸿渐在爱情、婚姻、事业等方面的人生经历，对当时受到撞击后的社会形态进行了透视与剖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方鸿渐的故事是时代生活的缩影，而时代生活也正是无数个“方鸿渐”的人生载体。本文特从《围城》一书不同角度的思想价值着手，对其传达的思想观念、社会形态进行总结，并对其存在的局限性做出相应分析，现概述如下。
一、困境文化
《围城》一书中，“困境”几乎是贯穿全文的主要核心，这不仅体现在人物在现有生活中承受的禁锢与阻碍，也体现在人物在当前生活状态下，对于所向往而不得的世界所表现出的挣扎。《围城》中所展示的现实世界，充斥着荒唐、丑恶与虚伪，如封建主义的乡绅家族，十里洋场中的商人银行，书香门楼中的待客厅，集结众多高级知识分的三闾大学等，庸俗与无趣渗入骨髓，难以抑制地流露于光鲜的镀金外表下。书中所传达的“困境文化”，大多来源于上述背景下人生价值无处实现的惶惑与无奈，形成时代背景下难以突破的一种主流困境。另一方面，维系着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对应的关系，不仅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体现。而在《围城》一书的描述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流多伴随着不和谐性、排他性甚至攻击性。这种潜在的文化隔阂即为一种困境形式，钱钟书先生通过父子、夫妇、情人等关系之间交流失衡现象的描述，突显了不同思想观念面前，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精神隔阂。另外，无论从事业或情感的角度来看，主人公方鸿渐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与突破意识，但由于个人信念、才学建树方面的不足，使他难以突破所厌恶的“围城”。如抱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观念，在固守传统婚姻观念的父母面前，却最终选择妥协;又如对事业现状抱有不满之心，但由于学无所成等因素的限制，不得不在频繁的职业更换过程中忍受事业的失意[1-2]。在多种因素构成的困境之下，衍生出一种时代性、病态性的社会文化，在文中均得到了的呈现。
二、软弱人性文化
如果说困境是《围城》一文中的主要背景，则“软弱的人性”即为这一背景下多如草芥的一种畸形产物。从主观因素来看，这是由于人性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对外抵御能力，信念不足以支撑理想;从客观因素来看，在社会环境的不可抗力压迫下，任何一种形式的软弱却又都显得无可厚非。无论如何，书中所传达的软弱人性，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丧失的批判。以主人公方鸿渐为例，从旁观者视角看来，方鸿渐无疑是软弱的，作为“围城”中的受困者，方鸿渐无力挣脱命运的束缚，却怀有怨天尤人的不甘情绪，这份情绪使他沉沦到时而屈服、时而挣扎的更大困境中来。一方面，方鸿渐对于所处世界的虚伪、丑恶形态多抱以嘲讽、不屑的态度，但因来源于内心深处的懦弱与无力，使他对于自身所厌恶的现状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不断通过讽刺社会获得自尊的过程中，渐渐感到荒谬与虚无。方鸿渐的好友赵辛楣曾对他做出精准点评：“全无用处”，完整地概括了方鸿渐在进退两难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窘迫状态。另一方面，方鸿渐的软弱在感情方面也可见一斑，不仅体现在对于所爱之人不敢于吐露真实想法，也体现于未明确内心实际需求便与孙小姐进行草率结合等方面。从主人公的人生历程看来，所谓的受困于围城，实质上是一种软弱人性的驱使，由于内心的怯懦，使他在人生的诸多抉择中选择顺流而下，从而逐渐丧失了从围城中突破的所有契机。书中所描绘的软弱人性，不仅体现在不敢面对人生追求的自我否定，也体现在不甘于融于世俗，却又不敢于离开世俗，传达了现实社会下一种畸形的思想形态。
三、反讽文化
与鲁迅的批判性文风不同，钱钟书在《围城》一书中的反讽手法运用，多以展示性描绘为主，更倾向于一种冷静的表述方式。反讽在该书中的全方位运用，是带有足够的理性意味与针对意味的，在娓娓道来的过程中，使读者透过稳重的文风，感悟到一个不一样的混乱世界。反讽作为一种隐喻式的表达手法，表达出来的话语与实际含义往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时常背道而驰。作者对于反讽这一手法的应用已经处于得心应手的状态，在达到两者相互间隔效果的基础上，成功勾勒出一个虚实相生的世界。例如，在对鲍小姐这一人物进行描写时，作者用了“真理”一词对其做出形容：“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裸的。鲍小姐并未，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3]。“真理”原本作为一个褒义词，在作者将其与“裸”一词进行相互联系之后，整句话所传达出的意味便变得了无善意，鲍小姐放浪的形象随即跃然纸上。上述反讽性描述手法，在《围城》一书中的运用频率相当可观，几乎在对每位人物进行描述时均有涉及，无论在外表、心理抑或行为方面，作者均以灵活的反讽手法用于展现人物的相关特征，精准程度令人惊叹，形成一种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反讽文化。反讽这一手法的审美价值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真实世界的揭露性，人性的阴暗面大多细致而精微，若对其进行过分直观的描述，倒难免令其粗犷且失真。钱钟书以反讽手法做出描述的人物们，既非至善也非至恶，而这种文化形式的可贵之处恰好在于，它所塑造出的多面性人物，与现实中主流的人性存在着高度的契合点，使人极易在现实生活中找出相似的你我他。
四、情爱文化
《围城》一文中所展示的情爱文化是复杂且多变的，既有传统观念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现代主义的自由恋爱、理想恋爱，甚至也包括着超前主义的游戏爱情、等，可谓包含着众生情爱百态。书中主人公方鸿渐在情爱方面的观念是及其矛盾的，他既向往着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的恋爱关系，也无法摆脱骨子里传统迂腐的旧观念，这也成为了他情感波折的重要因素之一。方鸿渐与女公子周淑英的“定亲之约”便是传统旧式婚姻的典型体现，方鸿渐在写信反对父亲做主与周家定亲的行为之后，受到了父亲的强烈责骂，之后便压下反抗意愿[4]。而这段旧式婚姻最终并未成立，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在情节设置方面的一大巧妙之处，既可避免关于“围城”这一核心的反复赘述，也为下文的引出埋下了良好契机。在幸运地摆脱了一段媒妁之言后，方鸿渐便开始致力于投身自由恋爱、新式恋爱当中，与苏文纨、孙柔嘉、唐晓芙等人之间展开阶段性的爱恨纠葛。苏文纨是方鸿渐的典型游戏恋爱对象，两人相处多以消遣、为主，方鸿渐在与苏文纨相处的过程中，多以“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等模糊性语言对其进行与调戏，既不可定义为故意欺骗，又着实存在一定的游戏成分。而苏文纨对于方鸿渐也未必投以真心，多为迟暮美人降低标准的姿态，对方鸿渐的外在条件进行逐一审视，并在不讨厌的基础上，为其一再提供机会。这种相互寻乐、相互审视的情爱形式，也是书中情爱文化的一大体现，体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游戏于爱情的一大主流心理。
五、局限性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碰撞
《围城》一文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是屡见不鲜的相对关系。然而，在两者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作者自身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难以得到有效的融合，形成了文章处理上的一大局限性，这一点在主人公方鸿渐与唐晓芙的情爱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唐晓芙是书中一位思想***、端庄妩媚的理想型女性人物，在作者描述中，“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而这样一位具有***思想的女性，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方鸿渐的理想伴侣，然后唐晓芙的爱情观是趋向于理想主义的，她不满于方鸿渐丰富的情史，认为对方在遇见自己之前应当是没有过去的。唐晓芙本质上的理想性与方鸿渐的软弱性产生碰撞时，两人的分手便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从客观角度看来，唐晓芙是作者相对偏爱的一个人物角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作者对于爱情的一份理想，也由于对这份理想的向往，最终让唐晓芙离开方鸿渐，令后者独自在围城中挣扎。然而，钱钟书先生对于游戏式爱情的批判性与对理想型爱情的向往性，却在无形间形成其新式爱情观念的矛盾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难以取得一个折中点，导致文章中心人物方鸿渐在洞察力与主动权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状态，形成书中思想传达的一大局限性。
（二）男权文化与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制约
作为男性主人公的塑造者，钱钟书先生自身多受男权文化的长期熏陶，加上传统道德观念的制约，使《围城》一文在进行情爱方面的描述时难免带着一定的男权文化色彩，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为文章中心思想的传达染上的一定的矛盾色彩。《围城》一文是以男性为视角进行叙事，以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标准对女性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绑架。例如，在、等情爱方式的描述中，多从“不守妇道”、“”等角度对其中的女性进描写，对于男性的描写则抱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男权主义文化基本属于当时社会下的常态。另一方面，对于包办婚姻中的女性（如周淑英）、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如孙柔嘉），作者均以嘲弄的口吻将其行为、姿态描述得做作可笑，却为主人公方鸿渐的形象增添了些许无辜色彩。导致这种局限性产生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男权主义思想的长期渗透，使作者在人物性别视角上的客观性相对欠缺，甚至对男性与女性以双重的道德标准进行评判;另一方面，在文章时代背景之下，女权思想的相对匮乏是社会常态，为遵循客观背景规律，传统思想道德观念的制约便被无限放大到文章中来，使相同行为下的男性得以开脱，女性却无端成为违背道德行为中的始作俑者。
（三）自我意识与规范意识的失衡
自我意识即指对于自我价值的认知，对自身意愿的追求，规范意识即指遵循社会客观规律，自动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围城》一书当中，在自我意识与规范意识的处理与融合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失衡之处，由此形成了价值体系构建上的局限性。一方面，知识份子多以先验者与殉道者身份自居，这是这一群体身上最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的引导下，这些知识份子往往具备着与常人相比更为强烈的自我珍视意愿，这也将成为他们在“围城”中不断做出自我挣扎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在社会文明与规范的约束作用下，他们对于丧失话语权的恐惧感与常人相比也更为深刻，出于这种恐惧感，他们最后多选择驯服与妥协，并在这种矛盾中不断辗转，使他们走在了人类精神理性痛苦的前沿。客观而谈，这种自我意识与规范意识的矛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是普遍存在的，加上西方人本意识的渗透，后世知识份子的觉醒，使这种矛盾愈演愈烈，进而呈现失衡状态。在作者的描述中，主人公方鸿渐针对自我意识的“突围”充满了艰巨性与悲剧性，表现在其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也表现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力，然而这种自我意识与规范意识的失衡状态，却为人物在行为与情感上的施展带来了一定局限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谈，局限性是抽象的、相对性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看待，便有可能使文章的思路范围得以拓宽。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围城》一书从困境、人性、情爱等方向描绘了一副婚姻、事业、人生的全景***，既体现了人物在各种矛盾面前的自我困顿，也融合了时代意义的思想意识，巧妙地展示了“围城即人生，人生即围城”。总体而谈，《围城》所传达的思想、认知具有较大矛盾意味，这也是其实际思想价值所在。正如文中所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它所要传达与展现的，无非便是大多数人难以脱离的“离境羡境，当境厌境”心态罢了。
参考文献：
[1]田国丽.心灵只在灵只在围城中跨越――浅析《围城》中方鸿渐的悲剧命运[J].考试周刊，2013（43）：28-29.
[2]林宇阳.《围城》中的懦夫性批判――论“围城”的悲剧性成因[J].青春岁月，2014（08）：47.
[3]郑凌燕.从概念隐喻的视角看《围城》中的情感隐喻翻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03）：106-109.
[4]马骁.《围城》中的三个“解构者”――探析《围城》中的人物及其创作者对创作意***的解构[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4）：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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