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儒林外史》是一部以封建社会为批判对象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在三百多个出场人物中，儒生不少于百人。吴敬梓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儒生形象，儒生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极具典型意义。作者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沉浮、境遇的逆顺、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等。
从广义上来说儒生是指崇尚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儒生尊崇的是“内修圣德，外修王道”，他们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尺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但在明清时代，在八股取士科举制度下，参加科举走上仕途成为儒生实现个人理想的主要途径，而伴随科举而来的功名富贵，使儒生们参加科举的目的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许多功利思想。《儒林外史》中就有许多个被扭曲的儒生形象，本文把其中的儒生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假儒，假儒又分为迂儒和陋儒两类。这样划分是有原因的，迂儒跟陋儒虽然有诸多不同，但他们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人格上具有虚伪性，在他们身上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假”字，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违背了儒家传统的道德，失去了儒生应该有的人生境界，完全背离了传统儒学对儒生的人格要求。在他们身上既看不到“仁、义、礼、智、信”的影子，更感受不到“达则兼济天下”的胸襟与“穷则独善其身”的淡泊。他们都不能算做是真正意义上的儒生，所以把迂儒跟陋儒归入假儒的行列。
迂儒，以周进、范进、王玉辉为代表。这类人的共同点是：醉心举业，老年得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儒学精神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得以真正展现，他们反而成为思想僵化和智能被破坏的代表，且言行愚蠢至极，他们对此并不自知，可以说是迂而不恶，诚善未泯，令人同情。比如周进，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呆头呆脑，不通世故，在塾馆中“安身不牢”被人辞退，“弄得他连几两银子，一碟老菜叶的生活也过不成”，只得跟跑生意的姐夫去记账。一天他来到贡院，“见两块号板摆的整整齐齐，不觉眼睛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这真是“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啊。后来几个商人看他着实可怜，打算帮他捐监生，周进听到此话后马上给众人磕头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此时那个呆头呆脑的周进不见了，此时在他心目中的重生父母恐怕是功名吧！在此可见科举的神奇力量。在此他的虚伪可见一斑，为了功名什么话也说，以至于马上给当时地位比较低的商人下跪，可以看出迂儒的言行是背离儒家精神的。
陋儒，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人虚伪，善于钻营，打着幌子实现个人利益，可谓是封建时代的投机者。科考对于他们来说是往上爬的敲门砖，这类人物以严贡生、匡超人为代表。严贡生平日里就恃强凌弱，强买强卖，他先是将邻人之猪诈为己有，致人腿折，接着又为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索要利钱，为了逃脱知县传讯，他将纠纷扔给兄弟，自己逃到省城躲避。他还精心设计圈套，赖掉娶儿媳的船费。如此一个恃强凌弱、心狠手辣的跳梁小丑居然总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欺霸相邻。其一系列丑陋行径，不仅有辱斯文，而且泯灭人性，寡廉鲜耻。
第二大类，真儒，这类人物是吴静子倾心描绘的，与上面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庄绍光、虞博士。这些人物既有自身特点也有其局限性。先来说他们的特点：一、鄙弃功名富贵，不热衷于科举考试，不愿出来做官；二、精神上儒道互补，内心自由淡泊。
《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和三十五回集中写“圣天子求贤问道”举行征辟大典，庄尚志膺荐朝见，结果辞爵还家。在庄绍光应征被召到朝廷时，朝中权臣拉帮结派，他断然拒绝了朝臣笼络，决不与小人为伍，他无法容忍鳌头顶心的蝎子，并由此悟出“我道不行了！”贤人出山是为了行道，此时对于坚持操守的真儒已别无选择了，只能“恳求恩赐还山”。把官场的拜往周旋视为苦海，连夜搬到玄武湖，躲到钦此的世外桃源去，一边饮酒，一边读杜少卿写的《诗说》。他与杜少卿互为知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后世一些读书人，正是从儒家的“独善”之路，找到了通往道家的思想之门，在治国平天下的李湘受挫后，往往转向道家，以道家人生哲学作为补充，寻求解脱。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相成。
与庄绍光儒道并举的处世态度相比，一生淡泊安详的虞博士，其人生态度更多地接近道家。他不慕功名，与人为善，顺其自然，做事光明正大。四十岁中举前，他也是过着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妻子有病，他的“馆钱不能买药医，每日只吃三顿白粥”。他安贫乐道，心态无不足而安详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孔颜乐处的意味。
可以说小说对儒生形象塑造得非常全面，也非常深刻，把握这些形象，必须从思想深度来进行，从而为体味小说主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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