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大约2005开始，“洋家教”在上海流行起来。到目前为止，沪上的“洋家教”介绍机构至少有几十家。家教老师的主要来源是欧美在华留学生或工作人员。辅导的内容主要是英语。需要外国人进行英语辅导的主要是为应付各种英语考试（TOEFL、GRE、IELTS、SAT、A-LEVEL、IGCSE等）的学生和希望将来留学海外的学生及外企求职者或工作者。这种“英语热”看似一种繁荣景象，符合国际化全球化潮流，但英语符号权力却潜藏其中。
【关键词】英语“洋家教” 符号权力 场域 惯习
张小姐是沪上一名知名证券公司的资深股票分析师。由于面临升职面试压力并考虑到以后将要与公司来自英语国家的高层领导的工作交流需要，希望介绍一位有相关专业的外语老师帮助提升自己在商务及证券领域英语交流能力。而有着高水准会计业务才能的赵小姐的状况甚至比陈先生更急迫。她被外籍老板强令在三个月内做到英语沟通流畅，能做业务简报。
他们虽都是国内优秀的人才在各自领域都可以独挡一面，为了进入一个新的工作学习环境却被这个环境的主导语言挡在门外。为了成功进入并适应这一场域，他们接受该场域的主导语言。这种情况下，英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行动与权力的工具，一种符号权力也叫符号暴力。伯恩斯坦认为，语言社会化角度不只习得一般心理学所谓的语法、语句与语义的，更是习得语言所引起的社会关系――一种在团体中的社会自我、角色和认同形式的习得。 在张小姐及赵小姐的公司，英语不仅代表了一种语言，更代表了其背后欧美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甚至价值观念。
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是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经典理论之一。布尔迪厄认为“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事物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力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行动乃至世界自身的权力，是一种几乎是魔术的权力，借助于特殊动员的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无论这种强力是身体的还是经济的）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 符号暴力理论认为，符号本身并不是权力本身而是被无形中以隐蔽的方式赋予了权力，并通过大众对该符号的普遍认同来实现这一权力。“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它是一种成功地赋予意义的权力，并通过隐藏权力关系而成功地将这种意义的赋予合法化，而这种权力关系正是其力量的基础。” “场域”是与“符号权力”理论，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网络，是各种要素和资本运行的系统。在这里不妨概括为以英语为代表的符号权力盛行的被普遍认同的社会系统。
欧美人来中国不用学中文照样能够生活得如鱼得水，而中国人去到英美国家就必须学英语，而且是立足之本。Nike，英国人，沪上一家知名英语培训机构教师。虽然来中国6年了，但除了几句简单的“你好”“谢谢”等外，不会说其他的而且没有学习的意愿。在问及为什么不想学时，他说得很直接“没有必要”。李小姐，为其3岁女儿打电话到外教中介，要求为其找一位外籍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口语。在问及是否考虑到孩子的年龄问题和汉语能力问题时。李小姐很武断的说：“中文多好有什么用，我就是想从小给她英文的环境，可以将来在学习和竞争中占据优势…”。
“言说的价值取决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题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之上的能力。” 说白了也就是拥有了这种语言就值得被欣赏，值得去用经济的或其他的力量去交换。因为它能使交换者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这种符号权力是软性的暴力，不是裸的强硬暴力而是隐蔽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而且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布尔迪厄强调这种普遍的认同是一种“误识”。所谓误识是指“社会行动者在符号权力的支配下，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本质上市任意的某种真理误以为是普遍真理。” 它是由欺骗产生的。这是说人们不知道被控制了，被某种权力左右了，却还对受这种控制感到非常满意和支持，陷入一种“惯习”。惯习也是布尔迪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强调的是一种生存状态，在这里笔者理解为人们为英语这种符号权力所控制的无意识的状态。“被统治阶级不得不，并无意识地被纳入象征性暴力的运作漩涡之中，成为象征性暴力的主要牺牲品。在社会中处于劣势或弱势地位的被统治阶级，时时刻刻都受到整个社会的现成的不合理的社会条件的挤压，被迫地在他们的生存状态中内化着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是他们反过来成为当代社会各种象征性暴力泛滥肆虐的社会基础。” 这里的象征性暴力就是指符号暴力。这种符号暴力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葛兰西等人的视角来看，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统治的轨迹已经从依赖武装力量（警察、***队等）转移到对某种文化装置（cultural apparatus）的运用上。这种文化装置通过再生产与分配支配性的信念与态度系统而促成共识。” 吉鲁对研究生院将语言的学习作为学生进入课程项目学习时必须特别注意的核心领域的做法评价说：“这样对语言的非常特别的限定和关注，常常令我们感到不同寻常，因为他总把语言问题作为技巧性和发展性的东西来认定和限制。虽然这样的关注显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这种倾向中被遮蔽的是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本质问题。”
学术界公认的权威书籍杂志都是用英语作发表语言。大学排名等现象也是直接的反映。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Simon Marginson教授在文章《全球化、多样化，全球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大学理念改变了吗？》（Global， Multiple and Engaged： Has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changed in the era of the global knowledge economy？）结尾也提到了英语的符号权力问题。他指出：“很多英语著作经常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版本而在非英语国家流行，而以其他语言写成的著作却很少被翻译成英语而走向世界。因此许多非英语国家的知识被边缘化或是被淹没了。除非汉语、西班牙语或阿拉伯语等能动摇英语在全球主导地位，否则全球的学术话语权仍然会掌握在英语国家手中。”
符号权力的特点就是强调表面看似随意的选择、中性的符号其实是有着多种深层根源的。也就是说符号暴力的形成是经过特定选择的并最终让人们以为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种从来没有被如此认识的暴力的温柔、隐性的形式与其说是人们必须加以承受的，不如说是人们自己选择的”英语这种符号暴力就是这样形成的。根据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自从殖民史开始，工业***的爆发，西方的话语权力就开始建立并逐步巩固。而主要在西方世界内部掌握话语权力的又主要是少数欧美国家。而影响最深最大，也就是过去处于权力核心地位的英国和现在处于权力核心地位的美国。而这两个国家都是以英语为国家语言的。早期英国的殖民性与强制性辐射奠定了英语的符号权力基础。而现在的美国又将这种符号权力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强化。以至于欧美英语系国家也因拥有英语而被世界另眼相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英语不仅是在中国在东方是一种符号暴力，在西方来说也是如此，所以英语在中国或是东方世界的符号权力，笔者认为单纯的从意识形态分析也是难以全面的。西方人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经营终于营造出了一个为了让东方人看的“东方世界”。并通过呈现西方世界与这个虚幻世界的对比来突出西方世界的优越性，让东方诚服于西方成为必然的“历史趋势”和“客观规律”。英语是这一让东方认识“东方世界”和崇拜西方世界的媒介。是“诚服”了西方灿烂文明的东方人自己更加赋予英语的符号暴力。这种诚服看似应该实则被锻造而成。
当然对于英语这种至高无上地位的抵制也存在。可是这种反抗往往被符号暴力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使结果适得其反。20世纪末，在中国一个叫李阳的人物带着他的“疯狂英语”迅速走红中国。他号召国人学好英语精通英语以征服英语的成功来蔑视英语，最终希望让中国的汉语有机会征服世界，让全世界人都来学汉语。这实际是一种对英语这种符号暴力和权力的反抗。但是途径却是越是反抗越是要学，反抗的前提却是必须以更疯狂的热情的态度接受英语，学习英语。这是一种扭曲和偏常的反抗。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符合中国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古语。但是不幸的事，这个良好的初衷还是被英语利用了。强化的是英语这种符号的权力。更确切的说“它是通过不被承认而被承认，是以无形和看不见的方式，达到比有形和看得见的方式更有效的正当化目的的一种魔术般手段和奇特的竞争力量。”
相比于英语的优越感，汉语却得到冷落，大家竞相为获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疯狂却不在意汉语表达的词不达意。为托福、GRE高分而雀跃却不在意越来越多的而汉语错别字。“2005年5月28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呼吁拯救中文是杞人忧天？》中提到，著名作家余光中、莫言、苏童、马原等，齐聚沪上同济及复旦大学的‘文学与人文关怀’高校论坛，海峡两岸的学者、作家在论坛上几乎一致高呼――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该文认为，与英文相比，中文的命运日见逼仄，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令人深思的是，中文逼仄的场所不是海外而是内地。” 著名作家刘墉即使身处国外依然对汉语饱含深厚感情，并从小教导他的一双儿女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如今，国际化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简的交往越来越广，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护语言的民族性，持之以恒地培养、树立良好的语言意识应该是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更有甚者认为，“现在教育出来的学生没有多少爱国精神，这与长期学习英语也有很大的关系”。一位网民在论坛发帖指出：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迫使该民族彻底放弃自己的母语。英语的威力可见一斑。 虽然笔者觉得这位网友的说法太过极端，毕竟英语学得非常好的严重崇洋的只有极少数，而且除了对于一些要学习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人来说，精通英语是被迫为之，但是必要的担忧是应该的。英语的符号暴力危害是显然存在的，值得国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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