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1
在这种背景下，由王逸舟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当代名著译丛》应运而生。
有人认为，经过20多年的引进，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尽管自80年代以来我们在引进翻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种引进在流派上局限于现实主义等少数几个学派，远不能反映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全貌，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日新月异的新进展未能得到充分反映；在内容上局限于外交、国际战略等一些实用领域，对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生态***治、女权主义这些新领域新内容则重视不够甚至忽视。
这套译丛弥补了上述不足。丛书在选材上基本上涵盖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既有主流结构现实主义的力作，也有边缘流派如女权主义的代表作。丛书主要撷取的是最近一二十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从中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新动态。
以下择要介绍译丛中的几种。
论文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一书，收录了14篇风格各异的学术论文，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和国际关系理论元理论的考察为线索，展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多视角研究。书中马丁・怀特的《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汉迪布尔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和无***府状态》、温特的《无***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权力***治的社会建构》、斯坦利・霍夫曼的《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都是国际关系学中被广为引用的名篇。
文化和认同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日益受到重视，这既是出于对全球化加速所凸现出来的种种文化和认同问题的反思，也是对主流正统理论长期排斥文化和认同问题以及对亨廷顿那种肤浅的文明概念的不满和批判。所谓国际***治学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内涵之一就是对文化意义的强调。《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一书是解析全球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内“认同意义和文化回归”现象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某些具体分析，诸如对国际***治中“距离”、“边疆”、“乡土观念”现象的文化涵义的分析精彩绝伦，展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和广阔的思维空间。原来国际关系理论还能这样来研究！
安全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近年来受冲击较大的领域。《新安全论》一书展示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问题的独到思考。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颇具争议的“安全化”及“非安全化”，它可能仅适用于所谓“成熟的无***府状态”和“成熟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尽管如此，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对于我们拓宽安全研究的思路仍然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它表明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的安全。
多边主义是近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多边主义》一书从理论、国内、国际三个角度，对多边主义的定义、它对国际关系实践的意义、多边主义推广的国内和国际基础以及它对当前和未来国际关系的转型所具有的启发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研究多边主义的权威之作。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2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3
论文摘要:80年代以来，安徽省国际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迅猛发展。该文利用协整检验(Co - 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运用安徽省1985 - 2008年数据检验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长期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安徽省国际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应该注重国际贸易投资***策的协同关系。网
1、引言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贸易和FDI之间呈现出双向促进、互为高度融合、合为一体的经济现象，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资源配置的直接结果。安徽省对外开放程度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提高，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迅猛发展，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各期资料，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从1985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4. 9亿美元，同时出口贸易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3. 07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13. 5亿美元，进口贸易年进口额从1985年的1. 2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0. 8亿美元，(表1)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关联性(***1)。安徽省FDI与国际贸易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即贸易投资一体化。本报告将通过安徽1985一2008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协整检验(C。一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来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安徽省贸易投资的***策建议。
2、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蒙代尔(R. A Mundel1957)最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 )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理论模型。其研究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在存在国际贸易的壁垒会产生生产要素一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国际资本流动的障碍会产生国际贸易。当两个国家的资源察赋、技术水平相接近时，这种替代效应尤为明显。马库森(Markuson ,1983 )则认为蒙代尔关于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替代性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如果放松假定，则会导致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费农(Vernon ,1966)则从动态角度阐述了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而展开，是对企业出口贸易的替代。日本学者小岛清( K. Kojima. 1978)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的边际产业扩张论，指出由于FDI是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可以在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从而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总量。[2〕对FDI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争论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Pain和1Vakelin (1998 )对11 个OECD国家1971一1992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发现FDI流出会减少出口，而FDI流人会扩大出口;Zhang(2001)将中国分为高FDI、中FDI和低FDI进行研究表明，在高FDI的沿海地区，FDI与出口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在中FDI地区显示出口引起了FDI，而在低 FDI地区声DI对于出口发展起决定作用。Liu ( 2001)采用中国和19个贸易伙伴1984-1998年贸易和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进口增加引致了进口国的FDI，而FDI又引致了出口的增加。
3、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机理网
3. 1国际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促进机理
3.1.1国际贸易通过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以公司“内部需求导向型”的“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得以产生。由于公司内贸易额的发展为规模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使得更为细化的国际分工在成本承受能力上成为可能，从而以国际分工为依托和条件、以公司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得以发展。
3.1.2跨越国界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获得的可观收益对后续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了持续激励。
3. 1. 3产成品贸易所隐含的未来乐观预期和实现的企业利润目标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增力口。
3. 2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机理
3. 2. 1国际分工的细化、深度发展通过扩展企业在地理和空间上的原有边界来利用原本无法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其发展贸易的功能。
3.2.2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对“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国际贸易”提出了主观要求，即跨国公司要想通过内部贸易的方式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必须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和前提。
3.2.3基于东道国市场需求增长趋势的外国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并直接导致产品贸易的发展。
4、实证分析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安徽省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安徽省1985一2008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Co一 integration Test)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实证分析。FDI是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IM代表各年度的进口贸易额。由于取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后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各序列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分别为LNFDI , LNEX , LNIM 。
4.1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为避免谬误回归现象而导致结论无效，因此应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的存在即为时间序列非平稳的表现形式，所以平稳性检验可以转化为对单位根的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包括PP法、DF法和ADF法三种，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一Fuller) 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从而对时间序列X，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a为常数，t为趋势项，P为最佳滞后期数，为随机误差项。
现作如下假设检验:
网
当y=0时，则说明X‘存在单位根，从而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当y显著小于0
时，则说明X，不存在单位根，因而该时间序列是平稳的。若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则必须对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直至n阶平稳，此时的时间序列被称为n阶单整，记为，I(n)。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LNFDI ,LNEX ,LNIM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LNEX , p LNIM ,p LNFDI均为平稳序列。由此可知，LNEX ,LNIM,LNFDI均为I(1)单整序列。
4. 2协整关系检验
如果若干个服从单位根过程的变量的某一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一稳定线性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分析描述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协整关系的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最典型的Eagle和Granger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的EG两步法，但它通常只能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二是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对协整向量系统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检验，它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同时求出它们之间的若干种协整关系。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
首先，建立VAR模型:Yt=。
其中，Yt为LNEX ,LNIM和LNFDI所构成的列向量、A为系数矩阵、C为截距项、为随机误差矩阵、t表时期、i表滞后期、k表示最大滞后阶数。本文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SC准则来确定。
其次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本文使用Eviews6. 1软件进行处理，结果如表3和表4;
4.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特别地说“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X应该有助于预测Y，即在Y关于Y的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变量应当显著地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第二，Y不应当有助于预测X，其原因是如果X有助于预测Y, Y也有助于预测X，则很可能存在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变量，它们既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现考虑两个时间序列，要检验是否为的原因，可以构造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网
有限制条件回归:
其中，P和q分别是Y和X的滞后期，而且是任意的。如果同时显著地不为0，则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现作假设=1 ,2，??，q)=0，即“X不是引起Y的原因”，再分别对上两公式进行回归，并得到回归的残差平方和，进而构造F统计量:F＝。F服从第一自由度为q，第二自由度为T一（p＋q）－1的分布，若F的计算值比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大，则拒绝Ho原假设，即X是引起Y的原因。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交换X与Y。若两个检验的零假设均被推翻，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以安徽省1985一2008年的数据为分析样本，对FDI与进口、出口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进行格兰杰检验。同样考虑滞后期的问题，并取滞后期为1年。
5、结论与安徽省贸易投资***策建议
5. 1结论
本论文通过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了安徽省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和国际贸易存在长期的互为因果关系，即贸易投资一体化。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 国际舆论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abstract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as' theories of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makes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realism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所谓国际舆论，主要是指国际公众、大众传媒、国际组织和一些非***府组织等对某一国家或地区事务/问题形成的相对一致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态度和信念的总和。国际舆论的生成、发展、演变涉及诸多因素，包括国际格局、国际社会环境、（国际主流）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等，而国家关系中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各种不同形态的国际舆论本质、深化国际舆论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将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典研究范式——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新近崛起的建构主义范式对不同的国际舆论倾向性和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同时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发学界、业界的进一步思考。133229.COm
一、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古展到现今已涌现出多种理论派别，包括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的古典现实主义、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以及最近发展而成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一直占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地位，认为：国际体系是一种无***府状态，各国都会为了实现以权力为中心的国家利益而斗争。而不管现实主义有多少理论派别，但其核心思想被继承下来，即都没有否认权力是无***府国际社会的核心变量。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总结的，“世界***治仍是***治实体在全球无***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①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无知而非理性的，因而采取精英主义的立场。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三十多年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公共舆论的性质及其对外交***策的影响达成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即认为民意是无知、轻率、非理性的，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由于现实主义（包括各种理论派别）一直占据国际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因此，现实主义影响下的国家***治精英和***权机构对国际舆论的关注度不够，只是在民主选举时（基于西方国家语境）才处于获得选票的需要而暂时重视公众的声音，以及从国际舆论中获得国际威望而显得重视国内和国际舆论。
2、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权力因素是国际结构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发国际局势的动荡，甚至是冲突。就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看，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无法否认的正确命题。有鉴于此，软实力较之于硬实力并不具备必然的优势，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还是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后盾。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软实力也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营造的、可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也说明只要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制约因素始终存在，国际舆论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怀疑等负面倾向的认知就难以消除。
3. 现实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国际舆论/世界舆论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持有权力或为了达到见不得人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者有否认国际舆论存在性的倾向。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也许（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一种“普遍的情感”，但它并不能制约民族国家的外交***策。他论述到：“对于一个主要从舆论调查来获取大部分信息的科学文明来说，世界舆论成为一种神话中的裁判者/公断人，而正如其他人一样，这个裁判者/公断人则会通过世界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支持自己的行动。对于大多数倾向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历史的审判’（judgement of history)具有类似的功能。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就是‘上帝的意志’（the will of god）。”③因此，国际舆论是一个危险的神话怪物，因为有时它会对那些本来因普遍的反对而被阻止的富有野心的权力给予鼓励，有时它又会为强权和自私提供伪造的合法性——正如当今国际社会在某些时候所做的那样。④
二、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一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及20世纪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到冷战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形成了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互论战、彼此争鸣的理论格局。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思想也相当久远。意大利学者但丁（dante alighieri）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正当的工作应是发展知识和文化，一个和平的世界是这种工作的基本条件。许多法国人也提出了建立国际组织和推进和平的计划。他们相信，依赖外交、仲裁和判决可以实现永久和平。例如，埃默里克·克鲁塞（emeric cruce）相信多数人安于和平，强调以合作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主张提高贸易商的地位，使其高于打仗作战的骑士（他们在和平年代用处不大，但危险不小）。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因为根据实践的结果，他认识到这种做法在***治和经济上的失大于得。英国教友派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希望消除他所说的“鱼类逻辑”，即国家之间相互吞并的现象，提议欧洲各国君主摆脱自然状态，服从于有效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体系。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那些主张强权、战争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国际公众中失去很多市场。很多国际精英人士开始支持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国际主张，即通过国际联盟实现国际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以及道德和舆论对国家事务的影响，并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他们并不否认权力的作用，只不过使权力服从于拥有权威的国际组织。）⑥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既有的国际***治格局，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作用，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国际关系问题。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认为国家间存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强调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对解决国际问题、推动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
总体来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
1、自由主义国际舆论观认为公共舆论是理性的，较为尊重和重视国际公众的意见。国际法院或国际议会的建立将依赖于公开的外交、舆论的力量和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能够支持合理的实际决策。⑦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设立国际联盟，认为：“在此世界组织的监督之下，权力将臣服于道德之下，武力将受民意指挥”，“如果大众能获知正确的信息，战争就根本不可能发生。”⑧他在巴黎和会上曾指出：“整个条约（《国际联盟条约》）主要依恃的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舆论的道德力量——众目睽睽所产生的消除、澄清及强制的影响力……好让见不得阳光的事物，可经由世界人普遍加以谴责的万丈光芒予以适当的摧毁。”⑨
2、自由主义舆论观重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重要意义，认为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良好的国际制度运作实现国际和平。从合作各方的相互关系来看，存在三种情形：①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稳定论”也可以提供某些霸权国家治下的和平，如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和20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在这种合作模式下，霸权国家维护整个国际机制的基本运转，小国、弱国通过接受现有国际机制而享受霸权国家提供的安全和经济福利，即可以 “搭便车”（free rider）。这是一种非平等合作关系的国际合作。②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国际***治、经济合作。这类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层级，上升到了彼此相依、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较高阶段。③面对全球重大挑战而展开的国际合作，如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卫生、饥荒、网络犯罪以及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等问题而产生的国际合作。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国际***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借助于具体的需要或功能，通过加强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建构主义舆论观
长期以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占据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地位（当然，新马克思主义或激进主义也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一）。但与此同时，非主流学派也开始迅速发展，批判理论、后现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纷纷向主流理论范式发起挑战。国际***治的社会建构理论也就是在这种争鸣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要理论派别之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府状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对于国家行动的最高准则——国家利益来说，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实践中观念认知的结果，即不同的观念产生对国家身份的不同认知，而这种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则导致对国家利益不同的认知和界定。一言以蔽之：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因而观念建构利益。由此，我们就可以得知，观念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变量，是建构主义利益观的核心要素，发挥着“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作用。
那么什么是观念？建构主义的观念是个集体性概念，即是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个体中存在的各不相同的观年，这种观念是主体间共识（intersubjective understandings），是共有的文化、共有的知识、共有的期望、共有的理解等。而身份的确定是由社会/群体的文化以及自身的观念建构而成的，并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从而最终影响自身作出的决定及行为。温特认为，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集体身份则是角色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而“角色身份（又）依赖于文化”，“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上述这种关系若用一个***线谱来表示就是：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形成了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其主要表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物质主义思想的认识视角，从社会性因素出发，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互动结构中来研判国际舆论的本质。
1. 从建构主义的结构层面来看，国际舆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思想认知系统。首先是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这也是最根本的因素。这里的“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具体的文化形态，如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等，都是由共同知识建构而成的。⑩
就国际舆论对国际安全困境的认知来说，存在两种潜在的舆论倾向：一是，当国家间相互猜疑时，一方***事实力的增强就会令对方感到威胁，从而使对方也通过加强***备来应对这种危险。反之亦然。由此，国际舆论的认知结果就是国际安全困境的产生。二是，当国家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时，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国际舆论认为也可以通过和平途径得到解决，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共同体的舆论倾向性认知。同时，建构主义国际舆论观也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可以建构一种观念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观念结构，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结构与现实适应。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舆论支持美苏合作并组成反***联盟，而随着战争胜利的临近，美苏利益冲突越来越大，彼此猜疑和矛盾促使战时的同盟***为两个新的对立集团：北约和华约。
2. 从观念的建构作用来看，国际舆论作为对国际事务、对各种国际行为主体等的态度、意见等，是国际公众、国际传媒等观念结构的外化，具有自我实现的特征。一方面，观念有时是在相互交往与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例如，在各种公共外交中（孔子学院就是一例），双方的交流就可以让彼此陌生、没有共享观念的状态走向彼此有所了解、享有某些共识等。随着当前传媒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对外传播的强化，国际公众间的交流、了解日益增多，他们之间具有的共有知识也在随之增加，“虽然不是全部，但确实是一大部分”。?輥?輯?訛另一方面，观念又是人们深层次思想中的信念、态度和情绪的综合体，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改变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和过程。其中，信念，是指先在于人们将要接触的外在世界而在头脑中已经存在关于它的***像、信条、价值观等，是“共同享有的思维模式”。“它唤起每个人对于某种景色、某种家具和某些面貌的感情，……不需要追忆那些原始的形象就能唤起这些信念。”?輥?輰?訛虽然李普曼有时将其称之为“固定成见”，但信息对舆论产生的重大影响确实客观存在的。态度的表现则多种多样，“以言语形式的表达，构成显舆论；以情绪形式的表达，构成潜舆论；以规模行为来表达，构成行为舆论。这里容易忽视的是潜舆论……潜舆论不是一般的纯粹个人的情绪表现，而是指有着规模公众、既定舆论客体的情绪型意见，它预示着多数人的预存立场，并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显舆论。”?輥?輱?訛
3.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国际舆论隐含着深层的文化向度问题。国际舆论的观念性、思想性、情感倾向性等特征说明，文化建构是其形成的一个重要机制。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輥?輲?訛它“不仅仅是个体成员大脑中共有观念的聚合，而且也是‘群体支撑’的现象，因此从本质上也是公共现象。正是因为如此，文化形态才具有多元实现性质。”15在媒介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因素的作用在逐步的凸现，特别是西方文化在国际舆论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话语系统，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如西方文化中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衡量“他者”是否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是西方国际舆论中文化因素的内核。
以上探讨的三种主要国际舆论研究进路为我们认识国际舆论生成动因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三者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本质区别，又相互补充。因此，在对现实存在的国际舆论形态进行研究时，要综合运用，不可偏废。
注释
① see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60-67.
② 严格地说，国际（国家间的）舆论主要是指向国家作为舆论主体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舆论形态，而世界舆论的内涵和外延要宽泛的多，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非***府组织等。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世界舆论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或基本意见，其主体主要是世界上大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治影响，所以需要对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加以区分。但一方面，这种区分在现实中难以准确划定，二者有很多的边际重叠，另一方有鉴于国家仍然是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同时目前的国际舆论主要指向的是有关他国的事务，即国际舆论客体具有较强的民族国家属性，所以本文将两者视为通用概念，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
③ christopher hill, “world opinion and the empire of circum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2, no. 1, jan. 1996, pp.112-113.
④ ibid, p.113.
⑤ 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家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2页。
⑥ 同上，第16、70页。
⑦ 同上，第10页。
⑧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⑨ 同上，第34页。
⑩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1 同上，第200页。
12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13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6页。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起源；西欧
中***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19-02
一、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概要
托布约尔・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6世纪作为第一阶段，以文艺复兴为契机，确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第二阶段则贯穿了17世纪至19世纪的整个近代，在此期间，相关的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则始于1900年左右。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关系理论又先后经历了现实主义***和行为主义***，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三次激烈论战之后，国际关系理论逐步形成了现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三足鼎立、其他非主流学派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的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方包含了国家利益论、权力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治观，另一方则以合作论、体系论、相互依存论为主要观点。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又提出了国家软权力、地缘***治经济学、国际安全以及理性威慑等新的概念和理论。然而，不论国际关系理论如何发展、怎样演变，其最根本的观点、最精髓的理念都根植于西欧这片现实土壤中，历史上曾被称为“蛮族”的西欧，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和工业***的强大推力下，产生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同时也孕育出了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国际关系理论源于西欧的现实条件
国际关系是指处于世界体系内各国家和其他***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集团、国家、跨国公司、区域共同体、国际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和多维性关系――***治、经济、***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由此可见，自从产生了国家，自从各个国家之间开始了交往，国际关系也就同时产生了。但是将国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上升为系统理论，则需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国家以及古代中国都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并未发源于这些地方，而唯独青睐海岸曲折、分崩离析的西欧，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融合了领土的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商品经济以及从宗教文化演变而来的道德与法律约束。
（一）领土与民族国家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态也从古希腊的城邦、封建国、大型帝国最终发展为近代的国家。国家的构成要素包括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一定的***权组织以及对内最高、对外***的，其中则是近代国家的灵魂。近代国家也可以称为领土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它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克努成所说，“罗马的崩溃可以被大致看成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使得整个欧洲开始了另一种***治生活。
强盛的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在公元9至10世纪出现了以***领土国家为代表的***治分化局面，从而出现了取代帝国的多国体制，这为日后的民族国家、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阿拉伯人无力征服而拜占庭人不屑一顾的西欧，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蛮族国王，他们忙忙碌碌费尽心力地在未开化的土地上勉强维持着国家秩序，***治大一统的观念早已失散在异教徒大迁移和裂土分治的浪潮中。罗马帝国的衰败打破了欧洲统一帝国的***权形式，使这里没有了***治的统一和信仰的归属。自此，西欧从未形成过以宗教权威为中心的单一的、统一的帝国，相反，始终是一个***治多元化的区域。众多民族国家在***自主处理本国内***的同时，还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平等地进行着广泛而密切的外交活动，这一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和实践来源，另一方面，又为思想家和学者们创造了学术空间，他们可以在各国间迁徙、游学，这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是很有益处的。可以说，民族国家林立使西欧拥有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需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基础条件。
相比之下，由东罗马帝国演变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拥有优秀***队，但在***事战略上以守为主，与周边的斯拉夫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相比，拜占庭人并不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研究国家间事务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十分重视。实行***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君权神授和代治思想暴露无遗。在这样一个宗教控制一切的***世界，其实与拜占庭帝国是一样的：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宗教与世俗机构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以研究世俗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会源于此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形成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治理上来，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使统治者一人独揽大权，各级官吏不过是统治者内***外交的执行者而已。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自古就重内***而轻外交。即便是在战国时期，整个中国被分割成众多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基本上是由汉族百姓构成的，所以我们还是拥有统一的民族。因此各国的关系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是一种***状态下的统一，因此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商品经济与民主自由
西欧地区北邻波罗的海，西邻大西洋，南面地中海，向东则进入欧亚大陆。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其远洋航海盛行，同时百姓多从事工商业，而非农业，这就造成了经济上以商业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为主。航海贸易使西欧人更具冒险精神、更勇于开拓，经济的富裕还促进了百姓对***治地位的更高追求。于是教会的愚民***策受到了王权的严峻挑战，世俗国家、民族国家便应运而生。没有了统一的帝国，没有了共同的信仰，西欧各国只能在均势思想下经历着战争与和平。众多***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结盟、毁约、媾和、战争中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思想家、外交家、***治家们共同书写了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西欧各国将国内公民的民主自由诉求也应用于国际关系当中，主张国际交往的自愿平等原则，随后还产生了均势、结盟等思想。而商品经济又促使西欧各国必须频繁往来，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治上的。这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古代中国，农耕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农业大国的现实环境使得我国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国际贸易就可自给自足，另一方面，也无法培育出勇于冒险、追求自由的民主精神，因此，古代中国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形成的主客观条件。
（三）宗教文化与道德法律
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治的发展。***教分离之后，宗教不再完全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间的各种往来。
基督教提倡的和平与平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信徒内心深处，而原罪说迫使人们制定相互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将这些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最初的、最基本的内容。无论是神法（早期的限制战争），还是习惯法中某些与教义相吻合的要素（尤其是商法以及规范领主和国王行为的法规），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而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多年来都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选择上，即便在正式信仰东正教后，教权与王权的争夺也并未真正停止。所以整个帝国对于国家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关注都是远远不够的。在宗教依旧支配着战争和外交的阿拉伯国家，宗教的束缚使得它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家，所以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也并不大。面对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国家被宗教束缚的情况，古代的中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佛教、***教还是本土的道教，都从未能够真正支配国家的***治事务。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备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但中国也从未出现像拜占庭和阿拉伯国家那种“宗教绑架国家”的状况。
事实上，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对外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对内形成的文化等级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以天子自居，与其他国家只进行商贸往来，而在文化上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从而轻视外国文化，认为他们不过是蛮夷之邦，因此对国际关系不够重视。对于国家内部，最盛行的就是儒家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注重等级和伦理，更适合于治理国家内***，因此，对国家外交并未有太多建树。道教文化提倡无为之治，不鼓励***事外交，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仍然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学者、***治家们其实都在为王朝的统治者一人服务，各种理论学说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帝王***治思想的表达。民间和学术界的声音无法真正表达，必然不会形成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总结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出现较晚的社会科学，它真正作为一种理论被系统地加以研究，也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而它的繁荣兴旺，更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思想家、学者、战略家的思想基础上获得的，是在20世纪之前的四五百年间，沿袭欧洲历史、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一贯思想传统，并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列强全方位拓展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对***治现象的思索、对强权行为的抨击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由此可见，长期的***治多元格局、繁荣的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对人们思想的极大***以及宗教改革对人们信仰的重新确立，都注定西欧必定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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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6
论文摘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之路一直是融各学科之所长，避本学科之所短的历程，众多学科在该领域内都找到了一席之地。在当今时代，当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益走向体系层次的建构时，微观国际心理分析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是如何结合的，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进行初步分析，并寻求出两个学科的结合点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线索，进而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丰富和延展。
一、 国际关系理论学科的发展及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这门学科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理论创新和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国际关系学者需要研究和面对的是一个基于人的全部特性之上，多层次和复杂易变的世界，人类***治关系的历史绝非是先验式地决定的，更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力学的角度进行论述。然而，人性（或者广义地说心理），既包括领导人的个性也包括大众的想法对外交以及国际***治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际***治是人的事物，在关于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争论中，卡尔多伊奇就曾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门关于人类生存的艺术和科学”，国际关系大师昆西赖特更是把该学科的具体研究内容确立为16个方面，并把心理学置于两大核心位置之一。但纵观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其分析与实践的核心往往集中在单位和体系层次，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异***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纵深发展。与此对应，个体分析作为单位的附庸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个人在国际***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事实上，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个分析路径，分别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
尽管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中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对国际***治现实和现象的解释力是不容质疑的，而这恐怕要归因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一门科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心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对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性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中叶，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的威信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步生根。这时，作为心理学孪生科学的生理学也接近成熟，心理学开始摆脱哲学的一般讨论而转向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这一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从此宣告脱离哲学而成为***的科学。当代心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心理学和一些邻近学科的重叠，已使它们的某些部分难于区别。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分支众多、边界模糊的科学，也是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属性的科学。
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在一战后不久。第一次把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联系起来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安，他在1925年发表的《***治学的新方面》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应用心理分析方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象。自5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第二次大的论战，它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之争。论战的分歧并非主题和内容，而是研究方法和模式。因此，比第一次论战更带有根本性。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方法是属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科学行为主义的方***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场论战中，心理学本体论部分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一方面在“心灵、自我与社会”这一范畴中，心理因素建构了行为，这是个体主义，但它同时又兼顾了整体主义的本体，强调了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传承传统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基础上，又偏重于揭示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于是又兼夹了理念主义本体的意蕴。因此，尽管心理理论本体意义的创新不多，但还是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方***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大批的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著作，一些国际关系大师如卡尔·多伊奇等，也注重运用***治心理方法分析国际关系问题。目前，个体层面的心理分析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主要涉及决策层次的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解释。
国际关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形成了国际关系心理学。无论从哪种研究路径看，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都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与传统从权力、制度以及新近文化视角进行国际关系分析不同的是，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微观心理的分析框架和方法，探析了国家行为的心理学根源问题。
二、 国际关系的心理分析路径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如何推演至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的？是如何影响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的？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描述，解释和研究的是处于世界体系内各主权国家和其他***实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和多维性关系，以及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的现象，从表面看来，“国际关系”、“世界***治”与心理的直接联系似乎不大，它们是由权力，国家利益，实力，国际格局等客观因素决定的。综合而论，二者的结合主要是从以下三个路径进行的。
1． 国家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但国家的行为主体是个体。相对于个体概念而言，国家是一个抽象的实体，它并没有一种可见的行动表现。国家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抽象性决定了国家行为作为一个分析变量似乎难以把握。但国家行为终归要通过人这一个体的行为表现出来，个人在国际***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的***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参与者和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这里，个体的心理因素与国家行为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个体心理与个体行为的关系，这也正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在这种意义上个体行为等同于国家行为。于是，通过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治态度便可以揭示和预测与其相对应的***治行为和国家***策，这也使得个体行为的研究具有吸引力。
从目前学界看，以这一路径为出发点的多数学者用的是个体心理，认知心理，精神分析学说和医学心理等相关理论进行个人与国家行为的因果关系分析。另外，如果根据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中的将国际社会分为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进而将国际关系心理分为个人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那么该研究路径无疑与微观层次——个体心理的分析相一致。
2． 第二种研究路径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拿来主义”。该路径的研究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支配下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内在机制表明，理论的突破与增长又对原有理论的假设进行证伪和演进。理论知识的科学性和增长来源正是在于证伪性和批判。该路径的研究与国际关系心理层次中的中观层次——国家心理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国家层次，国家单位可以化约为有意***或“心理”的个体行为体，或作为一个理性整体，这一行为体与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同的反映模式和心理需求，可以说，国家是被看作一种放大了的个人，国家具有自我意识，是国际社会的意***行为体。基于此，对于人的分析在国家层次上同样具有适应性，可将其直接拿来套用。
事实上，每个人对国家的认识都源于对人性的认识，是将这种人的理念扩大到国家，进而形成对国家的认识。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思想家，他们大多从人性中凝练出抽象原则和***治道德，并将之用在国家层次上，使国家具有人格的特质，理性和道德特征。例如，柏拉***对理想国的构建就是从个人正义出发，将个人正义扩大至城邦，从而论证了合乎正义的城邦原则。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的贪婪和对财富金钱的无止境的欲望造成了人与人的斗争，进而产生了国家，并使国家也带有这种人的欲望和个性。现代国际关系心理学也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包括生理，安全，归属，爱和自我实现在内的五种基本需求，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需求中探源，而国家也具有这种和人类似的需求，如国家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威信等。国家的不同需要也决定了国家的不同对外行为。另外，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尝试从人际冲突中去寻找国际冲突的根源，将国际冲突看作是人际冲突的社会化结果。以上这些仅仅是学界研究一部分的初始化成果，当然，国家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将国家人格化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种路径与研究方法相信会占有一席之地。
3． 心理学有着众多分支，且各分支的内容有时又有所重叠。心理学的研究主体——人，在各学科分支中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单个人，群体人等等。从主体属性来看，心理一般可分为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中，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个体心理首先是指***治个体，其行为与国家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主要代表的是国家领袖，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则通过社会心理来影响国家行为，这又属于另一个范畴，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国际关系与心理结合的第三种路径。
社会心理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社会精神现象。它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反映，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表现为感情、习惯、成见、倾向和信念等，具有自发性、不系统性、不定型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社会心理是一种心理，是内在过程，与“个体心理”，超个体的“社会性”精神实体以及“意识形态”等概念有所不同。社会包含多个群体，由于群体的性质、特点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群体社会心理，如民族心理、阶级心理、职业（阶层）心理等，从而构成社会心理的横向类型结构。在国际关系中，公众舆论，身份与认同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的对外***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尤其是现代大众***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策决策的影响。如果说在第一个路径中，个体心理要通过具体角色的行为（决策者）为中介进而影响国家行为，那么此处社会心理的因素对国际行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层次分析中，当把国家看作放大的个人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社会存在的精神现象（国际心理），例如决定了整个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行为和西方国际关系的趋向是殖民征服和国家间战争的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崇尚征服和屠杀等国际心理也可看作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这里，宏观变量——国际心理的研究与该路径是一致的。
三、 理论结合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国际***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进行的，人的本性和情绪都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治的事态和进程。不论怎样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途径，国际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历史哲学和主观的***治价值，即便是经济学这种比较严谨和规范化的社会科学门类，也无法完全解读个人和各种经济单元（公司、企业、***府部门等等）的复杂行为及其动机，无法说明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各种现象。国际关系所研究的对象的丰富多样性，是再好的自然科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也无法概括的。如果把国家仅仅当成无差别无个性的实体或社会及民众利益的代表对待，他们所讨论的国际***治的结构和内涵往往显得特别单一和单薄。心理学派的出现在方***意义上是一次革新，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新的视角。***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方***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分析只是一种宏观理论，而运用心理学、生物学方法的研究则创立了一种微观的视角。这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延展，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体系的完善，使国际关系研究的人性化成为可能。
国际关系历史的发展看上去混沌不清，难以把握，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是由人组成的***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作用。人的思维永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历史上的偶然性根源往往在于人的非理性和“犯迷糊”。可以说，没有人及其理性和非理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治也就不会存在。
然而，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微观心理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它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首先，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和个案存在着许多突发的变量，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多来自于实验结果和动物行为研究，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其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第三，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泥于欧美文化情境，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建立在这种文化情境上的研究结论与成果，其普遍性受到质疑。最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化还是具有一定的限度。心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必然关系，而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凌乱，各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大量存在。因此，心理分析的微观理论应与体系分析的宏观理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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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 人际信任 大学生 跨文化
中***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人际信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涉及到很多层面和维度。Deutsch（1958）最早将“信任”定义为是个体预期某件事会发生，并根据这一预期做出相应的行动。而关于人际信任的定义最经典的是Hosmer（1995）提出的，他认为信任是个体的一种预期，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是个体在做纯理性选择时不会做出的行为。
国外最早对信任问题做出专门论述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上世纪50年代，一批心理学家开始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有关人际信任的实验研究。西方心理学家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编制了有关量表测试人际信任。Rempelhe 和 Holmes（1986）在80年代对关系密切者的信任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人际信任可以区分三个基本要素：可预测性、可依靠性和信赖。国内专门研究人际信任的并不多见，大部分都是在讨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时，把人际信任当作一个重要的成分或维度来讨论，并且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国内外学者从跨文化角度进行人际信任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我国学者张建新、香港中文大学学者Michael H. Bond （1993）对指向具体人物对象的人际信任作了跨文化实证比较研究，并探讨了人际信任的认知模型。我国学者王飞雪和日本学者山岸俊男从国际比较的视点出发，研究发现，与日、美相比，中国人对人性具有较高的信念，但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行为。
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比较，了解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做出合乎事实的分析和描述，辨证地看待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理论方面的思考和建议，以期对大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提供有意义的指导和帮助。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层随机选取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四所大学学生共568人作为正式被试进行主观幸福感和人际信任的问卷调查。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用人际信任量表（ITS）测查大学生的人际信任。量表由Rotter（1976）编制。用来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的可靠性估计。量表共有25个项目，主要有两个因子。一是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二是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采用5级对称平分法，1表示完全同意、5表示完全不同意。总分范围25～125分，被试得分越高信任度越高。量表3个月和7个月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68和0.56，均达到显著水平。
1.3 施测与统计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现场施测，当场收回问卷。两个月完成测量任务。有效问卷的所有资料被输入SPSS13.0 和Microsoft Excel进行统计处理。
2 研究结果
本研究对四国大学生进行了人际信任的实证研究。人际信任总分及两个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人际信任总分：0.659；因子一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0.448；因子二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0.566。
为了比较四国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对四国大学生人际信任及两个因子进行了比较。结果见表1。
注：因子一：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因子二：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
为明确四国大学生在人际信任上的差异是否显著，通过数据的方差分析表明：因子一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的F值为27.927，P值为0；因子二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的F值为1.966，P值为.098；幸福感总分的F值为7.530，P值为0。因此说明中、日、德、英四国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总分及其第一个因子上差异显著，在第二个因子上的差异不显著。多重比较（LSD方法）结果如下：
如表2所示，英国大学生在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因子上的得分和信任总分均在.01水平上显著高于中国、德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德国大学生在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因子上的得分和信任总分均在.01水平上显著低于其它三国大学生。
3 分析讨论
本研究显示，四国大学生在人际信任总分及对同伴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任上从高到低依次为：英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其中，英国大学生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国家，居于首位；中国和日本大学生居中，且在得分上无显著差异；而德国大学生的得分最低，且显著低于英国和中国大学生。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
在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中，诚实、忠诚、讲信用是极其重要的内容，是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基础。这一文化传统造就了英国人诚实守信、对他人高度信任的民族性格。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以重人伦为本，是“亲缘”关系的外推，维系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是“人情”。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范围以及人际信任度方面都有了深刻的转变。因此，中国大学生作为先进的青年一代，人际信任度也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日本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但是，日本人反而更加紧张，激烈的竞争让日本人更加缺乏安全感，人际信任度也较低。
在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上，英国、德国、中国、日本大学生的得分无显著差异。福山（1995）认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的国家。但是，中国大学生在对无直接关系者的信任上与其它国家大学生无显著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是通过熟人之间的亲情关系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现代中国社会正转向主要通过具有法律效用的契约来维持大范围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种高度理性化的人际交往行为，首先是建立在现代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这种借助于外在有形的契约与法律条文，迫使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可以培养人真正的责任意识。正是由于中国人出现的这种信任模式的转变，使中国大学生对无直接关系者产生了较高的信任，与其它三个国家大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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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话语权
中***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50034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新发展，呼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对内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在把握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探寻其基本思路和主要途径。
一、话语权与话语体系的关系
话语即语言文字，包括有声的和无声的语言文字。无论口头表达的有声话语还是文字符号表达的无声话语，都是表达一定思想、理论、观点和各种情感的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并不属于上层建筑。语言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同其他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中它所表达的一些特定的思想内容却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P525）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思想内涵。“西方***体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的每一个（即在古代帝国之后），都伴随着论述***治事务的独特的语言的出现。希腊城邦时期的语言是哲学的；罗马世界帝国的语言是法律的；封建时期的语言是宗教的；现代国家的语言是科学的。”[2]（P21）当然，这种划分本身值得讨论，但却说明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话语系统和话语方式。随着特定社会中的人的思维与表达，语言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了一定的阶级性含义。因此，对于交往中的特定语言，我们不仅要关注词意的表象，更要关注表达者在词意背后已经赋予它所承载的实际内容，关注表达者在表达这一词句的背后试***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1970年12月，福柯提出了“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3]（P21）的著名命题。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而且是人们斗争的手段。这就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赋予了权力和利益的功能。
话语权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述的权利及表达内容被重视的程度。如果你有表达的权利并且表达了，但却不受重视，你的话语不起作用，实际上等于你没有话语权。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往往同国家的实力密切相关，实力强则话语权大，实力弱则话语权小。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随之不断提升。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奇迹”、“中国道路”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中文学习热也在许多国家悄然兴起。话语权还同话语表达密切相关。增强话语权，需要借助适当的话语。没有具有感染力、说服力、渗透力的话语，是难以增强话语权的[4]。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需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来承载和传达，这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这里，思想理论是内容，决定着话语体系这一形式，但是话语体系这一形式又反作用于思想理论的内容。尤其是当话语权掌握在特定人群、阶级和国家甚至是国际集团手中时，就有可能对维护其经济、***治利益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追求话语霸权，但必须建立维护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打造话语体系不仅包括国家实力的增强以及作为国家软实力体现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创造、丰富和发展，而且包括话语表达方式的加强和改进。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语体系的基本思路研究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思路和方向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着力解决好内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一个是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以发挥对内统一思想、对外提高中国话语权的作用。
首先，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就是要把来自于人民群众实践的语言重新交给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说，语言是人民大众在实际生活中创造的，但是，这只是从根本上、从最终源泉上来说，作为国家***权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和***府，对这种语言也做了大量提炼、加工、改造、制作的工作。然而，所有这些话语体系，都必须回到实践中、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在群众中流传，才能对社会实践发挥它应有的作用[5]。也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才能在理性的反思和重构中找到自己的生长点。于是，它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次再加工、再制作的过程。这就是大众化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大众化，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也要大众化。
近年来一些通俗理论读物的出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但就整体来看，话语的通俗化水平不高。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还存在着浓厚的学院派作风，各个专业的理论研究人员为突出本行业的专业性特征，不断强化本专业的话语规则，在追求学术话语的规范性、学理性和严肃性的同时，往往欠缺语言的生动性。这种不同的学术话语系统不仅导致不同学术领域之间的隔阂，很大程度上也阻隔了学术与大众之间的联系[6]（P6），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敬而远之，从而大大限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效果。
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有组织地编写一批马工程教材，让主流话语进教材、进课堂；通过编写通俗理论读物和其他多种宣传途径与手段，让主流话语进千家万户，为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释疑解惑，成为他们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一种话语体系，筑牢我们***执***的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度提高，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大幅度提高。面对中国的发展乃至崛起，国际社会众说纷纭，评价不一。中国需要以新的姿态、新的战略和新的方式在世界上展开博弈，同时也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向世界说明中国，将良好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和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再次大规模学习西方理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几乎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理论，引进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并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解释中国问题成为时髦。一时间，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成为学术正统。在这种情况下，不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且中国本土思想和学术话语也渐渐被人忽略。由于我们大量引进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逐渐失去了中国学术的***精神和特有风格，因此，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不高，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甚至还不如20世纪下半期[7]。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出不去、走不远，中国的形象被歪曲、遭丑化，中国在国际上面临有理无处说、有理说不出去的局面。中国话语权是中国人提出的，就是对我们的话语弱势的反思并希望提出对策，以改变这种话语弱势。
从国际话语权竞争和价值观较量的角度来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要用中国话语来表达中国智慧，解读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西强我弱”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形势下，不断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也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国内传播的主流话语和在国际上传播的中国话语实质内容是一致的，都是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打造大众化的、国际化的话语体系，是我们在加强和提高中国话语权时必须始终面对和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语体系的主要途径（一）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大众化水平的基本途径
其一，积极解决传统宣传话语与现实改革实践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调整和丰富舆论宣传语言。舆论宣传事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产业的属性。媒体不仅仅是考虑市场占有，更要关注受众感受，避免“泛宣传”色彩，因而要对舆论宣传进行重新定位，以实证的态度去认真回答三个问题：舆论宣传的目标人群到底是哪些？这些目标人群的全面需求有哪些？舆论宣传怎样满足这些需求？这样才能对舆论宣传的范畴和语言做出改进。在此基础上，积极地协调和解决传统宣传话语与现实改革实践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调整和丰富舆论宣传语言，适应大众生活。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不太愿意看新闻报道，不太愿意读理论文章，不太喜欢听领导讲话报告，并不是讲的道理不正确，而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显得老套、陈旧。因此，理论宣传工作求实效，必须在改进文风上下工夫。要学会运用群众的语言，把问题讲得生动形象、新鲜活泼，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这也就是***所倡导的“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8]（P336）。
其二，认真汲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中的合理元素，使之成为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源流。中国是世界上文化积累最深厚的国家之一，语言和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今天的中国话语，不可能割断与几千年语言文化的血脉联系，而是要把那些沉淀在深层民族心理结构中的、至今仍活跃在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中的语言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如天和人，知和行，道和德等），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和现代转换。当然，强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并不排斥西方的科学、民主话语（如生命意识、公民意识、***治参与意识等）。这些先前的话语体系都是可以借鉴和辩证取舍的资源，但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只能“接着讲”而不能“照着讲”。
其三，采撷群众日常生活和时尚语言，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生命。当今日益多元的社会，铺垫了话语多元化的社会基础，而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则为话语多元化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因而，当今社会，除了主流话语外，已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亚话语、俗话语、逆话语、反话语，甚至恶话语。因此，如何处理好规范语言与多元话语的关系，引导其他多元话语向健康话语发展，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个社会，冀***在话语体系上整齐划一是不现实的。越是有活力的社会，话语多元化就可能越突出。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主流话语，也都要发挥主流话语的主导和引导作用，不能任由多元话语朝畸形方向发展。所以，在与社会日常生活语言的关系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主流、引导大众，筛选日常生活中既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和群众心理的语言，提升这些语言的学术内涵，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如公正和诚信、奋斗和休闲等。
（二）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国际化水平的基本途径
其一，坚持面向世界，广纳世界学术成果。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又有内在和外在的沟通与借鉴。在与国外社会思潮的关系上，要以世界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充分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将反映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适”范畴和话语中国化和具体化。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和气度，既坚持以我为主，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又坚持开放包容，积极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切有益成果。
其二，建立国际性的话语平台和对话机制，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国际公信力。在国际交流和传播方式上，要注意研究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爱好，贴近外国人的实际，改进双方沟通的渠道，转换对外讲述的语言，拉近相互认知的距离。要善于运用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形式和手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话语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解释力、影响力。
其三，积极探索有利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的良好氛围。在提高中国话语体系国际化水平的同时，还应注意避免学术话语体系的西方化、“洋教条”。对现在流行的各个不同学科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众多概念、名词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对符合我国和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概念、名词等，我们应大胆使用；对有些概念、名词使用时我们则应慎重，甚至进行必要的限定。为了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应该积极探索有利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的良好氛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需要数代中国学人的不懈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和自信，使我们相信这种话语体系会有越来越强的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在国际话语竞争中逆势上扬并最终打破“西强我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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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9
194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中共中央即明令彻底废除******的六法全书。1952年又开展司法改革运动，对剥削阶级的旧法观点和旧法学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和刑事实证学派的行为人中心论的刑法学体系受到彻底清算，苏联刑法学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开始粉墨登场。学步苏联刑法学的第一步便是拜苏联为师，聘请苏联刑法学家到中国***法院系讲学授课，译介苏联刑法和刑法学著作的工作。除翻译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典外，仅翻译的苏联刑法著述就多达30部。主要有：《苏维埃刑法原理》、《苏维埃刑法总论》、《苏维埃刑法分则》、《苏维埃刑事立法史料汇编》、《苏维埃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苏维埃刑法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保护》、《盗窃国家财产和盗窃公共财产的刑事责任》、《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等，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学著作，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其中，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犯罪学家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刑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对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犯罪构成不能脱离犯罪的实质概念；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因果关系和罪过的确定必须以辨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等一系列颇有价值的见解。正是通过学习特拉伊宁的著作，中国刑法学才建立了作为刑法学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犯罪构成理论。
1954年以后，中国刑法学在译介、引进苏联刑法学理论和著作的同时，逐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一些刑法学基本理论问题，如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犯罪现象研究，揭示犯罪的阶级本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原理为指导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1954年10月，国家立法机关正式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到1957年6月，先后拟出22稿。为配合、 参与《刑法》起草工作，刑法学者相继对刑法的溯及力、犯罪的概念和本质、刑法因果关系、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犯罪动机、刑罚目的、刑罚种类、量刑、自首、刑法分则体系以及某些具体犯罪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李光灿先生还出版了新中国刑法学第一部学术理论专著《论共犯》。为满足教学需要，一些***法院校和刑法学者个人还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法学院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中央***法干校编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张中庸编）等教材。这些教材以苏联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初步勾画出了中国刑法学总论的大致的轮廓。
从1949年至1957年的近10年间是中国刑法学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全面否定旧刑法学说，效仿苏联刑法学，试***构建新中国的刑法学体系。全面否定旧法学为崭新的社会主义刑法学的创立扫清了障碍，但也割断了刑法学的历史联系。通过学习苏联刑法学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刑法理论，但也存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全盘照搬苏联刑法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从而最终为创建新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的科学体系预设了潜在的障碍。
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刑法学遭受严重挫折。“反右斗争”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及贯彻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等现代刑法思想，统统批判为“资产阶级旧法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为***旧法开辟道路”。此后，整个社会“左”倾思潮逐步泛滥，法律虚无主义愈演愈烈，刑法学研究领域“禁区”林立，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刑法基本原则、犯罪构成、刑罚目的、死刑都无人问津。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刑法学论文，也多侧重于***治性较强或刑事***策方面的课题，如犯罪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学说在刑法中的运用，惩办与宽大的对敌斗争***策等，研究的目的也是为***治斗争服务。1966年“***”开始后，随着法制的全面破坏，***法院系基本被解散，刑法学研究跌到了深谷，完全处于停顿状态。
四、中国刑法学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底，中国***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鉴于十年***的惨痛历史教训，国家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国策。国家立法机关在原有刑法草案基础上加紧了刑法制定工作。1979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新中国刑事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为契机，中国刑法学研究从此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
79刑法典颁布后的头几年，中国刑法学界围绕着学习、宣传、普及刑法进行了大量的注释性研究工作， 并初步展开了刑法学理论研究。 1984年中国刑法学界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高铭暄教授当选为首任总干事，并连任至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在联系、协调刑法学界研讨重大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方面，做了大量的学术组织工作。自1984年至今，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每年均召开学术研讨会，根据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发展的需要确定研讨议题，会上进行论文交流和研讨争鸣，会后将论文结集出版。1988年国家立法机关酝酿全面修改刑法以后，中国刑法学积极参与刑法修改的理论准备，围绕刑法的修订和完善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1996年国家立法机关正式决定修改刑法典后，中国刑法学界许多学者一方面直接参与了刑法典的修订和讨论，另一方面则围绕刑法典的修改和完善问题，发表了一大批学术论文、专著和专题报告。这些著述对从刑法修改时机是否成熟到刑法修改的价值取向；从刑法典的各项原则到具体制度；从刑罚种类的增减、刑罚结构的调整到刑罚裁量和执行制度的完善；从分则体系的设置到各种具体犯罪的增减；从罪状的表述方式到罪名的确立原则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全面的探讨，其中不乏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皆备的上乘之作，有许多科学、合理的建议被新的刑法典吸收成为刑法规范，有的虽然没有被立法者采纳， 但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1997年3月14 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全面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典》后，中国刑法学界则又一次掀起了全面注释刑法的热潮，但也有许多学者对新刑法典进行了冷静的理论思考和反省，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中肯批评。
总体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研究涉及的领域和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刑法学的体系、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刑法解释、罪刑相当与刑罚个别化、犯罪的本质与特征、刑事责任、犯罪构成理论模型、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刑法因果关系（必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罪过形态及其构成、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和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重点是犯罪未遂）、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刑罚权及其根据、刑罚目的、刑罚功能、管制刑的存废、死刑的适用、罚金刑制度的完善、重刑化与轻刑化之争、刑罚裁量的原则与方法、自首、数罪并罚、累犯制度、反***罪的存废、各种具体犯罪特别是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的构成特征、认定及其处罚原则等。这一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
1.密切联系刑事法制建设的实际进行刑法学研究。1979年以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使得我国的刑事犯罪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不仅传统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总量大幅上升、持续居高不下，重、特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从而形成了建国后少有的犯罪高峰，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秩序的建立，妨碍了国家机关廉洁、高效的运转。为了遏制这一新的犯罪浪潮和犯罪形态，自1981年起，中央即提出了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策。1982年全国人大***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此后又相继颁布了23部单行刑法，并在有关经济、行***、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法律增设了刑事罚则，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增设了许多经济犯罪，对刑法的某些条文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立法的变更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我国刑法学不仅充分论证了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策，而且还集中精力对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进行了相当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刑法理论和职务犯罪理论，如杨敦先等主编《经济犯罪学》、陈兴良主编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系列研究丛书，包括《经济犯罪学》、《经济刑法学（总论）》、《经济刑法学（各论）》、《经济犯罪疑案探究》四册，刘白笔等著《经济刑法学》，樊凤林等主编《职务犯罪的法律对策和治理》。
2.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入。20年来，中国刑法学在紧密联系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对刑法学的许多基础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如高铭暄、王作富主编的《刑法学原理》（三卷本）、《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昌主编的《犯罪通论》和《刑罚通论》、储槐植的《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樊凤林主编的《犯罪构成论》、陈兴良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赵秉志的《刑法研究系列》（五卷本）、张明楷的《犯罪论原理》、《刑法的基础观念》、《刑事责任论》、何秉松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苏惠渔等的《量刑与电脑-量刑公正合理应用论》等都是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力作。陈兴良的刑法哲学“三步曲”《刑法哲学》、《刑法的人性基础》、《刑法的价值构造》则把对刑法哲理的深层思考推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此外，中国刑法学界还将研究的视角触及到形而上的刑事***策层次，相继出版了杨春洗等主编的《刑事***策论》、马克昌主编的《中国刑事***策学》和肖扬主编的《中国刑事***策和策略问题》等刑事***策学著作。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随着我国刑法学研究生教育培养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壮大，在老一辈刑法学者的栽培和提携下，作为我国刑法学界的新生代代表的一大批刑法学硕士、博士在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显示了雄厚的学术功底，相继发表了包括《共同犯罪论》（陈兴良）、《犯罪主体论》（赵秉志）、《刑法因果关系论》（张文、龚明礼）、《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赵秉志）、《正当防卫论》（陈兴良）、《犯罪构成原理》（刘生荣）、《论教唆犯》（吴振兴）、《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顾肖荣）、《刑法中的行为论》（熊选国）、《定罪导论》（***）、《刑法的经济分析》（陈正云）、《刑事立法导论》（赵国强）、《犯罪与刑罚新论》（甘雨沛、杨春洗、张文主编）、《刑事责任通论》（张智辉）、《刑事责任论》（冯***）、《刑罚学》（邱兴隆、许章润）、《刑罚适用论》（周振想）、《自由刑比较研究》（李贵方）、《死刑通论》（胡云腾）、《刑罚结构论》（梁根林）等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学术专著。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或以论文形式发表，或藏之深闺，它们的发表和写成同样大大深化了对刑法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3.尝试重构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国现行的刑法学体系是在50年代学习苏联刑法学的基础上，根据79刑法典的体系，而在80年代初期刑法学界组织编写的教科书中构建的。但是，随着刑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随着***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成型，中国刑法学界已经不满足于既成的刑法学体系，而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要求和构想。1984年中国刑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首次进行学术研讨会，即将刑法学体系的重建作为大会的专门议题，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初步设想。《法学研究》1987年第1 期发表了何秉松教授的《试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体系》一文，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进行了大胆的设想，进一步推动了关于重构刑法学科学体系的研讨。还有许多学者从探讨刑事责任问题入手，提出了不同于通行的“犯罪-刑罚”两极结构的刑法学体系的模型。如敬大力在《刑事责任一般理论研究》硕士论文中认为，刑事责任是具有实存意义的***实体，“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的逻辑结构，应当成为处理案件的具体步骤和过程，成为刑法学的基本体系。***博士在《定罪导论》一书中提出，犯罪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刑事责任又是刑罚的前提，因此，刑法学体系的基本定型应当是“刑事责任-刑罚”。张明楷教授在《刑事责任论》一书、张文教授等人在《刑事责任要义》一书中提出，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罚只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基本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因此，应当将刑法包括刑法学的体系由现行的“犯罪-刑罚”的体系改为“犯罪-刑事责任”的体系。《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发表的陈兴良、 邱兴隆《罪刑关系论》一文阐述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应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法学体系的中心”基本命题。《法学研究》1988年第5期发表的陈兴良、邱兴隆的 《刑法学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则进一步提出，应当打破传统的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基本格局，超越刑法条文体系，以罪刑关系的基本原理为经线，以罪刑关系的辩证运动为纬线，建立以罪刑关系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刑法学体系。可惜的是，中国刑法学关于重构刑法学体系的理论探讨并没有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重建刑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想并没有化为重构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实际行动，以至传统的刑法学体系在时下中国刑法学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
4.外国刑法学研究不断加强。这一时期，中国刑法学界加强了中外学术交流，派出人员出国访问、考察、学习外国刑法和刑法学，同时聘请国外知名刑法学者到国内讲学、做学术报告，扩大了中国刑法学的视野，使中国刑法学日趋开放性和国际化。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西方刑法理论著作，如《刑罚与预防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日本刑法总则讲义》、《英国刑法导论》、《论犯罪与刑罚》、《惩罚与责任》、《肯尼刑法原理》、《立法立论-刑法典原理》、《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刑法的根基与哲学》、《刑法的基本思想》、《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等刑法学著作以及《法国刑法典》、《德国刑法典》、《韩国刑法典》、《意大利刑法典》、《日本刑法典》、《美国量刑指南》等刑事法典。在对外国刑事立法、司法实践及理论研究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学者出版了外国刑法学的拓荒之作，如甘雨沛、何鹏的《外国刑法学（上、下册）》、甘雨沛的《比较刑法学大全》（上、下册）、储槐植的《美国刑法》、周密主编的《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朱华荣主编的《各国刑法比较研究》等。另外还有一批介绍评述外国刑法和刑法学的译文和文章，主要涉及西方刑事***策以及刑事立法最新进展，未成年人犯罪、法人犯罪、过失犯罪、共同犯罪、集团犯罪、刑罚目的、死刑、自由刑、罚金刑、累犯、缓刑、假释、保安处分、电脑犯罪、金融犯罪、证券犯罪以及古典刑法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费尔巴哈、边沁、实证学派代表人物龙勃罗梭、加罗法洛、菲利、李斯特、新社会防卫论主将安塞尔等人的刑法思想。
5.国际刑法和区际刑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国际刑法是国际公约中旨在制裁国际犯罪、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刑事规范的总称，是国内刑法的国际方面与国家法的刑事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的法律部门。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对外交往的增多，涉外犯罪、跨国犯罪和国际犯罪逐渐增多，在打击跨国犯罪特别是国际犯罪时进行国际刑事合作成为客观必要。因此，我国学者对国际刑法的概念、适用原则、国际犯罪的构成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等国际刑法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份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黄肇炯的《国际刑法概论》、刘亚平的《国际刑法学》、张智辉的《国际刑法通论》、陆晓光主编的《国际刑法概论》等。随着“一国两制”的落实和香港、澳门的回归，对港澳台刑法的研究得到迅速加强。港、澳、台与内地互涉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与司法协助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如宣炳昭的《香港刑法导论》等。
对新时期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进程及取得的成就，陈兴良教授曾经作过一个总体评价：“回顾18年来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学习刑法、宣传刑法开始，通过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研究，刑法理论逐渐走向深入。最初的是以刑法为注释对象的研究，后来是以刑法为评判对象的研究，以至超越刑法的研究，从注释刑法学到理论刑法学再到刑法哲学，我国刑法理论在自我超越中嬗变与递进，成为法学领域中研究力量雄厚、研究成果突出的一个学科。”[2] 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基本符合近20 年来中国刑法学研究发展的实际情况的。确实，新时期的中国刑法学不仅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注释性的刑法著作和高质量的刑法学教材，而且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准和理论深度的刑法学基础研究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仅产生了许多德高望重、道德文章俱佳的老一辈刑法学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学术积淀深厚的中青年学者。这些都是中国刑法学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术成就，也是中国刑法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资本和资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新时期中国刑法学同样也存在类似经济生活中的泡沫现象的表面的虚假的繁荣。迄今为止，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成果就其公开发表的数量而言，或许可以用汗牛充栋予以形容，一些刑法学者的著述动辄上百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我们应当为他们辛勤耕耘而取得的丰硕成果而骄傲。然而，“理论研究上水平的主要标志是出思想（新思想）。”[3] 审视时下中国刑法学的高产作品，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刑法学真的产生了那么多的学术思想吗？有如此之多的学术成就，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一个学术大师，甚至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和风格的学派？！评价近20年来的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为表面的繁荣所迷惑而陶醉其中，甚至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已经走到尽头，“***”已经基本成功。客观地讲，中国刑法学研究基本上还是粗放经营，还停留在追求成果数量的“数量刑法学”的初级阶段，距离集约化经营、以注重质量、讲究规范、追求高水准、高品位、***的学术人格为基本特征的“质量刑法学”的高级阶段还相距甚远。中国刑法学要走出初级阶段，摆脱“法学幼稚”的讥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依然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本原性的工作需要完成。中国刑法学的全体同人尤其是我辈中青年学者应当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将中国刑法学推向质量刑法学的新阶段。
「注释
[1]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具体评介近二十年来丰富的刑法学研究成果，而只是从总体和宏观上勾画近二十年刑法学的发展轨迹。详情可以参阅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科学简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陈兴良：《法学家的使命-刑法更迭与理论更新》，《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篇10
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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