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音乐社会学论文篇1
通过对文献的追溯，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沂蒙山小调》诞生于烽火连天的1940年，最初的名字叫《打黄沙会》。从音乐创作上看，这是一首依旧有民歌旋律而填词的作品，其填入的歌词便是填词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时的生活状态与意识形态最佳体现。《打黄沙会》的歌词共8段，其中前两段歌词:“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地见牛羊”主要是歌颂沂蒙山的自然风光与当地民众的淳朴生活。这其中所蕴含的无疑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提到的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形态所衍生的故乡意识与乡土情结。因着这意识和情结，这些世代粘着在故土上劳作的“劳者”会由衷地在由他们心底飘出的歌声中“歌其事”、“赞其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沉淀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骨子里的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执着延续。自第3段起，歌词转向了对当时专员控制下的***组织———“黄沙会”的控诉:“自从(那个)起了(哎)黄沙会，家家(那个)户户遭了秧。”而在第4至第6段中，歌词分别从“强逼青年上山岗，硬说俺那肉身子能挡***炮”和“装神弄鬼把人害，烧香磕头骗钱财”等几方面具体揭示了“黄沙会”的恶行，并在第7段中用“八路神兵从天降，要把害人虫消灭光”作为对比，由此生动而直接地将害人的“黄沙会”和救人的“八路***”，及其各自所代表的“”和“***”两方***治力量放在了对立面上。及至第8段，“沂蒙山的人民得***，男女(那个)老少喜洋洋”的歌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老区的沂蒙山人民的***治立场，也明确地反映了在那个大动荡时期，由剧烈的阶级矛盾所引发的阶级斗争成为当时这一地区，乃至全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内容的基本面貌。在歌词所反映的上述社会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就音乐美学观念而言，在这一版的填词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上世纪30年代由“左联”作曲家们发起的左翼音乐运动中所提倡的“音乐应作为***大众与争取民族***之武器”①的音乐功能观、音乐必须为***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和出发点，以及“中国新音乐是反映中国现实，表现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生活要求，积极地鼓励组织中国人民起来争取建造自己的自由幸福的国家的艺术”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此外，选取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作为旋律并配以生活气息浓郁的口语化歌词的做法，鲜明地体现了当时音乐创作中“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审美诉求。民众熟知的音乐旋律加上质朴直白的歌词语言，显然已经构成了《打黄沙会》流行的内在品质，但作品能否流行起来还要依赖于其受众群体的广泛程度和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表演与传播环节的配合。从受众群体看，由于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左联”音乐作品的创作为了“主动地满足、引导民众积极的精神需求”③，向作为其主要受众群体的工农兵阶层的大众化审美诉求靠拢，从而导致这首带有浓重泥土味道和阶级斗争意识的作品不能为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治对立阶级和部分精英阶层———所接纳。而就表演形态和传播方式看，限于当时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这首民歌所采取的只能是清唱或加入简单伴奏乐器的表演模式，以及建立在这一模式基础上的音乐表演者和听众之间“‘面对面’的透明性传播”④的自然传播方式。这样的表演与传播方式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传播时空。囿于上述原因，《打黄沙会》在上世纪40年代只能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武器”而流行于鲁南地区的工农大众和八路***中的“***历史民歌”。
二、《沂蒙小调》———建国之初走向全国的“山东民歌”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山东社会在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换也彰显在《沂蒙山小调》的变化中。就歌曲本身而言，在歌词方面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以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一版，即1964年山东籍歌唱家韦有芹在“上海之春”音乐周上所演唱的版本为例，原歌词第3至7段关于“打黄沙会”内容的消失，取代它的是象征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业成就的“高粱(那个)红来豆花(哎)香，满担(那个)果蛋(哎)堆满场”，和表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与乐观之情的“幸福的生活(哎)多美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这样的转变削减了部分原《打黄沙会》版本中的强烈阶级斗争意味和武器论色彩，增加了由衷歌颂家乡的质朴情感的表达。加之韦有琴以“本嗓”为特色的发声方法，更加凸显了歌曲的民族意韵，从而促使《沂蒙山小调》脱离了“***历史民歌”的队伍，转而跻身“山东民歌”的行列。同时，由于歌词内容的变化导致其标题由《打黄沙会》变更为《沂蒙小调》，这样的标题又为作品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标识，提升了其日后成为山东标志性地域音乐文化符号的辨识度。另外，从作品的受众群体看，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体，这样的社会权力更迭无疑将《沂蒙山小调》的传承与发展置于一个极其有利的***治环境之中，使其在权利话语的支持下将自身的受众面由原来的一个阶层拓展到全民范畴。如果说受众层面的变化，是为《沂蒙山小调》提供了海阔天空的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表演和传播手段的变迁则为《沂蒙山小调》的发展插上了走出山东、遨游神州的双翼。借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之势，《沂蒙山小调》的音调首次在195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南征北战》中作为电影配乐，以管弦乐等多种表演形式出现在了全国人民面前。艺术化的处理手段使它不再局限于以往纯粹的民间音乐形态，从而具有了艺术化提炼的可能。而电影本身“点对面”的大众传播方式和音乐音响“凝固化”的特征使它的传播时空突破了一时一地的局限，从而为它日后成为山东标志性的地域音乐文化符号打下了广泛的群众认知基础。除作为电影配乐外，《沂蒙山小调》的音调还被作曲家刘庄作为其作品《变奏曲》的主题，应用于钢琴这一西方高雅艺术的代表乐器，从而突破了其声乐作品和传统民间歌曲的单一属性，凸显了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所强调的“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的文艺作品创作要求，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精神导向。上述这一切的变化无不基于当时社会物质基础建设所提供的硬件设施的进步，并体现了***中央在当时为满足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双百方针”、“中西结合”的要求，反映了建国“十七年”间全国上下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方面的可喜成果。这背后所折射的无疑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开明的***治氛围和蒸蒸日上的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生活在山东这个传统农业大省中的人民热爱家乡、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心理状态。
三、《领导的好》———十年间的历史剪影
前期，我们未发现这首经典民歌以任何形式出现在任何文献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横扫封资修”、“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的影响下，除“样板戏”等少数为当时***治势力所扶持的形式外，其他艺术形式大都在创作和发展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迟缓甚至倒退。被打入“封建主义”遗存行列的《沂蒙山小调》也未能幸免。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后期。目前所能查到的相关文献显示，在1972—1976年出版的一系列以搜集***历史民歌为主的《战地新歌》第5集①中，《沂蒙山小调》以《领导的好》的标题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一版的歌词将1964年版本中的后两段变更为“***区的***民(哎)心连(那个)心，开荒(那个)种地(哎)打胜仗。咱们的领袖领导的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啊”，由此紧扣《领导的好》这一充满***治意味和特色的标题。这样的标题与歌词的确体现了***老区人民发自内心的对于的崇敬之情，但也不能否认，这样的做法也是当时全国上下大搞“个人崇拜”、阶级斗争意识过分强化、“颂歌”形式空前繁荣的局势在山东地区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变化同样也致使这首“山东民歌”重拾阶级身份，再次回归到“***历史民歌”的阵营当中。虽然这首民歌在其词、曲及表演等方面均未能有所突破，但得益于《智取威虎山》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等4部被等人定为“文艺样板”的改编型器乐作品的影响，到中后期，它的主题陆续被移植到柳琴独奏《春到沂河》、笛子独奏《沂蒙山歌》、舞剧《沂蒙颂》等作品中，虽然从艺术成就上看，上述作品并非都是经典之作，但却也是在当时极左意识形态影响下，音乐创作者所能做的最大限度的尝试了。对于《沂蒙山小调》在整个期间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历史轴线和社会状况看，无论是被定性为“***历史民歌”的《领导的好》，还是其他几个器乐移植版本的出现，都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并且均是在发生在相应的***治导向下，这说明当时的音乐创作与表演都是严格受制于并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与***治环境。因此，就那个历史时期来说，“音乐在根本上就是作为一种***治现象而存在的”。另外，就音乐创作的质量而言，客观地说，几个版本的总体质量并不高，尤其是缺乏音乐创作和表演层次上的原创性。从中外艺术史的发展规律看，当任何一个民族进入一个缺乏艺术创造力的时代时，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其赖以进步的思想活力，从而变得封闭、保守，甚至混乱、倒退。在这里，这个规律得到了再一次的印证。总的来说，《沂蒙山小调》在时期的所有变化所体现的不过是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山东社会的一个剪影。无论这些作品的创作艺术水准高低，它们始终客观而忠实地为我们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
四、《沂蒙山小调》———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化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逐渐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时期。同时，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全新的音响设备、演出场所以及音像记录与传播手段的出现也直接导致了音乐表演和传播方式的革新。受此影响，自建国之初便响遍全国的《沂蒙山小调》也迎来了它的全新发展阶段。《沂蒙山小调》在改革开放30多年间的发展首先体现在表演方式与风格由一元向多元的变化。对音乐表演形式的分析，我们依然延续之前声乐与器乐的类型进行。就声乐类型的版本而言，80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两个版本分别由东方歌舞团的歌唱家郑绪岚和山东籍歌唱家所演唱。从音色方面看，郑绪岚与均采用纯粹的民歌唱法，嗓音圆润清亮、亲切甜美。从音乐处理方面看，郑绪岚基本按照《沂蒙山小调》的乐谱演唱，除“哎”的衬词外，其他歌词处几乎没有再加入装饰音，闻之如山间清泉，流畅自然。而的版本则与之相反，在乐谱基础上几乎对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做了或多或少的装饰性处理，听来似绕梁余音，婉转动人。两位艺术家在音乐处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方式已经显现出上世纪80年代社会大众在审美取向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无疑是思想意识***所带来的多元化选择的表现。郑绪岚与两位艺术家在具体的表演处理上虽有差异，但在歌词的选择上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性。她们所演唱的歌词是在60年代中期韦有琴版本的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与上世纪末的定版，即中共费县县委与费县人民***府于1999年在《沂蒙山小调》的诞生地所立的纪念碑上的版本基本一致。其歌词共4段，其中，前3段均为赞颂沂蒙风情，仅在最后一段以“咱们的***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表达，保留了其“***历史民歌”的特质，但整体看来已找不到丝毫的影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进入80年代后，全社会对于时期诸多不良倾向的反思与纠正。变化不仅仅出现在音乐表演领域。在硬件设备的支持下，录音与后期处理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使得声音能够被凝固和美化。而电台、电视台、与录音机和磁带的大量普及不仅直接改变了人们听赏音乐的方式，也迅速掀起了一场音乐传播领域的***。基于上述设备和技术支持，借助郑绪岚和个人的“偶像号召力”，褪去阶级斗争色彩而回归本色的《沂蒙山小调》迅速成为全国范围内人们耳熟能详的打着“山东”标签的“大众音乐”作品。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至90年代末，我国开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音乐领域，唱片业的迅猛发展是其突出表现之一。但由于受到港台与西方流行音乐的猛烈冲击，在人们“求异心理”的作用下，音乐受众群内部因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发生了日趋明显的离散现象。这使得包括《沂蒙山小调》在内的传统民间音乐的受众骤减，致使其商品价值急剧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了这一类唱片的宣传和发售，导致它在一段时期内仅能作为一种出现在某种特定场合、特定情境下的“怀旧音乐符号”存在，而不复其“大众音乐”的辉煌。我们未能在这一时期的音乐文献中找到《沂蒙山小调》的任何器乐发展形式的结果，也在一个侧面上证实了这一结论。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1世纪，在***中央关于“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下，《沂蒙山小调》又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10余年的沉寂为它的焕然新生作了丰厚的怀旧情感积淀，权利话语的强势支持为它铺就了宽阔的回归坦途，来自专业音乐教育的滋养为它提供了扎实的创作技术与风格来源，而来自电视与网络等全新大众媒体的各种宣传和节目的推广形式为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基于此，我们在近10余年间，看到了《沂蒙山小调》作为山东省的一个标志性音乐文化符号越来越频繁地以声乐和器乐等不同表现形式出现在各种媒体和场合之中。从声乐类型的表现形式看，最突出的特点是翻唱版本骤增、风格多样。唱法上涵盖童声、民族、美声、通俗和原生态;形式上涉及独唱、重唱与合唱;风格上更是遍及原生态、民族传统、西方古典、现代摇滚、爵士蓝调乃至说唱。虽然各种翻唱版本从质量上说参差不齐，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于意识形态多元发展的包容性。在器乐类型的表现形式中，除了诸如笛子独奏、笙独奏、民族管弦乐合奏等传统乐器的演绎外，我们还能看到以计算机音乐为代表的“新音色”的运用，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以《沂蒙山小调》为主题的“彩铃”音乐。但总的来看，近年来影响最大也最为经典的运用当属2009年在山东省承办的第十届全运会开幕式中贯穿始终的以《沂蒙山小调》为主题的变奏。正是《沂蒙山小调》这一次的惊艳出场，借助全运会开幕式这个搭建在电视、电台与网络等大众媒体上的广阔舞台，完成了自身从“传统民歌”单一演绎风格向充满活力、富于朝气的现代音乐多元风格的华丽转身，给了人们重新认识、定义并全面发掘包括它在内的传统民族音乐表现形式的绝佳机会。上述转变从整体上说可谓中西交融、风格迥异、异彩纷呈、各领。而这些转变的产生不仅基于社会音乐创作生产环节的意识转换，更是基于以电影电视与计算机网络媒体所带来的社会音乐传播方式和音乐受众欣赏方式的巨大变革。这其中所折射的不仅仅是当代社会中不同背景的音乐受众间审美取向的高度离散化特征，以及处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山东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更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人民群众极大丰富了的物质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民群众对于高层次精神生活的迫切需求。
五、结语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2
2 《五更调》的渊源及其流传《齐鲁乐苑》1983.2
3 对《中国民歌集成》分类体系的建议《人民音乐》1983.7
4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1～2
5 “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国音乐》1986.2
6 试论巴托克对音乐民族学的贡献《音乐学丛刊》1986文化艺术出版社
7 汉族山歌研究《硕士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8 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中国音乐学》1987.3
9 中国民族音乐十年《人民音乐》1989
10 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民族音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0
11 曲牌论《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2 雅俗新辩《中国音乐年鉴》1991卷
13 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中国音乐学》1992.4
14 《下四川》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2
15 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当代中国・音乐卷》1993
16 甘肃、青海“花儿会”历史成因《音乐研究学报》台湾师范大学1993.3
17 “剑阁闻铃”腔词关系初探《乐府新声》1993.3
18 甘于寂寞 无声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献辞《中国音乐学》1994.1
19 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音乐研究》1995.3
20 试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中国音乐学》1997.2
21 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当代中国・音乐卷》1997.1
22 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1997
23 中国民族乐队创作四十年《人民音乐》1997
24 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
25 山东民歌论《中国民歌集成・山东卷：“山东民歌概述”》中国ISBN中心2000
26 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一个里程碑――对杨荫浏先生“实践一采集”学术思想的新解《中国音乐》2000.1
27 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音乐研究》2000.1
28 现代琴学论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3
29 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研讨会文集》2001人民音乐出版社
30 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的民族音乐创作简论《人民音乐》2001.8
31 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2 许常惠――两岸音乐学术交流之桥的搭建者《音乐研究》2002.1
33 一寸千思――纪念***鹏先生逝世五周年《人民音乐》2002.10
34 两句体旋律类型简论《音乐研究》2003.3
35 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2003.1
36 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的生存环境及其发展座谈会文集》2003香港
37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音乐与表演》2004.1
38 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音乐研究》2004.3
39 中国的鼓[日本]《自然与文化》第75期2004.3
40 自强不息再创未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献辞《人民音乐》2004.11
41 传统能给我们什么?――新世纪音乐教育改革再议《中国音乐》2004.4
42 一生谦谦百年安和――曹安和先生一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人民音乐》2005.3
43 南王四日――台东南王卑南族猎祭纪略(营地部分)《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44 站在民众的立场理解民众――《陕北民歌大全・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专著、文集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叹咏百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中国艺术音乐篇――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民歌经典鉴赏指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主编
《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1 990
《中国音乐年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91～1992
《典藏国乐大系》台湾风潮唱片公司1995～1999(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杨荫浏百年诞辰专辑等，共六集)
《中国音乐》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首届全国旋律学会论文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锣鼓》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国乐典藏》 中华书局2004
《中国艺术百科辞典・音乐卷》商务印书馆2004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3
一、检索情况
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以“社区音乐教育”进行全文检索，相关的科研研究性的文献共有1589篇，其中期刊类714 篇 、学位论文有575篇、会议14篇、报纸62篇。以“社区音乐教育”主题搜索到157篇论文；以“社区音乐教育”篇名搜索到116篇论文；以“社区音乐教育”关键词搜索到45篇论文；以“社区音乐教育”主题搜索到84篇文章。
二、检索分析
以“社区音乐教育”进行全文搜索，搜索结果数量不是很多，尤其是硕博论文非常少。所以笔者接下来所分析的文章是以“社区音乐教育”进行主题搜索的硕博士论文结果。
与本文研究方向相似的文章有18篇，研究社区音乐教育的文章并不多，与西安地区相关的社区音乐教育的文献是没有的。总体来说，社区音乐教育这一研究领域还是很薄弱。
通过与文献论文的比较，与笔者论文主要有以下区别：
（一）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不同。社区音乐教育活动主要以自发性为主，作为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笔者认为本学科的研究中还相对比较薄弱，对社区音乐教育活动缺乏科学可行的理论指导。笔者论题立足社区音乐教育实际，以相关理论为研究依托，以开发实践方案为主要目的，旨在推动相关研究和社区音乐教育的发展。笔者是以曲江新区社区音乐教育为例，通过采用实地调研，访谈等形式，了解社区所设立的针对小区居民的音乐教育的形式、内容以及设施、场地等。提出了笔者对这一现状的几点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使社区居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和优质化。
（二）研究方法不同。笔者通过走访，问卷，座谈等形式全面了解和调研。积极收集与本文相关的资料文献，认真进行研究分析，使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相互对应，相互结合。运用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对社区音乐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探索和实践研究。并且积极参加社区音乐教育活动，主动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
（三）达到的目的不同。笔者研究的新区文化娱乐设施比较完备，居民素质相对较高，音乐教育活动可开发性强。再加上笔者多次调查和参加过社区的音乐教育活动。且因社区音乐教育开展不均衡，条件不达标，业主与开发商、物业沟通不足所造成的业主的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现状。故需结合实际调研活动应用音乐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并结合社会音乐教育的基本特征，提出社区音乐教育推广的基本思路。开发社区音乐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结合高等音乐院校音乐人才培养的方案，设计校、区共建音乐教育活动的新常态。
参考文献：
[1]胡中立.城市社区音乐教育研究――基于上海部分社区音乐教育活动调查.[D].上海音乐学院 硕士.2012年
[2]宋艳玲.社区音乐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2009年
[3]徐璐.北京市海淀区社区音乐多元化发展现状调查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2014年
[4]李小缨.城市社区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博士.2012年
[5]龚娜.音乐在构建社区文化中的多维度研究.[D].中国音乐学院硕士.2011年
[6]王Z .西安社会音乐教育管理问题研究.[D].长安大学硕士.2014年
[7]马达.许冰.国外社区音乐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8/02
[8]金世余.马达.社区音乐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意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9
[9]宋艳玲.马达.社区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艺术研究.2008/03
[10]白娟.浅析我国社区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J].黄河之声.2011/04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音乐理论教学 多元化 教学改革
中***分类号：J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2（b）-0182-02
音乐是重要的艺术门类，不仅具有多元化的表现力，而且给人以丰富的情感体验。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形象地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特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西方一些音乐模式逐渐渗透到国内，使我国的音乐发展受到一定冲击，尤其是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音乐理论教学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在一段时间内很难被学生接受和认可，音乐教程的实际应用实施也很困难，很多学生对摇滚音乐和流行音乐很迷恋，这样就使得他们缺乏对高雅音乐的认知度和喜欢感，对于音乐艺术的感知与审美缺乏应有的标准。有些人仅仅从西方音乐的角度来评论中国音乐文化，这种片面的方式不仅无法真正有效地了解我国音乐文化的价值，同时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最终导致对中国音乐的理解不够全面，认知存在偏差。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发展历史，表现方式十分多元化，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道德艺术，其表现的不仅仅是娱乐功能，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功能，是价值观的有力体现。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在音乐理论学习过程中，离不开实际应用，现代音乐理论要与实践相互联系在一起。由于当前音乐理论教学比较单一、枯燥，因此音乐理论失去了活跃、愉快的特征，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热情。此外，从当前的音乐理论教学现状来看，无论是教学的深度还是广度都存在一些不足。由于音乐理论教学大多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方法，理论枯燥落后，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教材内容相对落后，因此难以形成浓厚的音乐学习氛围；再加上音乐理论教学与实践学习还存在一定距离，因此也难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导致我国的音乐理论教学的整体水平不高。
1 音防砺劢萄Т嬖诘奈侍
音乐是一种艺术形式，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在当前音乐理论教学中，音乐主要发挥着教育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音乐理论教学的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音乐理论教学是音乐学习的前提与基础，只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提高音乐学习能力与质量。对于音乐教师来说，需要从更多层次的角度实施音乐理论教学，通过对音乐理论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着手，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教学问题，真正实现音乐理论教学的实效性。当前音乐理论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1 缺少民族特性
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持，不同的音乐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好的音乐是与文化的完美融合，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音乐的作用也越来越多样化。音乐的种类在不断增多，影响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西方的流行音乐一度成为我国音乐市场上的主流，这些音乐从节奏旋律到表现形式上都迎合了时下年轻人求新求异的思想需求，由此受到广泛欢迎。当前我国的大部分音乐教材模式单一陈旧，尽管这样的音乐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但却无法真正发挥音乐教学的作用，难以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如果音乐理论教学不能从根本的教材上加以改革，那么会给音乐理论教学带来巨大的制约，也会严重影响音乐教育的效果。
1.2 缺少实践性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门流动的艺术。只有通过音响等设备才能更好地感受音乐的美妙，提升对音乐的感知与体验，才能在音乐的世界中陶冶情操，感受艺术的魅力。相比之下，音乐理论更注重其理论学习，无论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式都相对枯燥，无法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反而会使学生对音乐学习产生反感，无法融入音乐学习当中来。再加上音乐理论不能与实践科学相互联系，就造成音乐理论与实践无法有机结合起来，音乐的应用空间也越来越小，逐渐遭到冷落。
1.3 缺少与时俱进的教学手段
在现代教学中，信息技术的运用日益广泛。在音乐理论教学中，逐渐引入了多媒体教学，这种教学手段不仅丰富了教学形式，而且也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提高了教学效率。尽管如此，在一些学校中，多媒体教学并没有得到有效普及，尤其是在音乐理论教学中，为了减少教学设备及资金的投入，一些音乐理论教学还在采用落后的教学手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口头教学阶段，设施比较陈旧跟不上时展，自然效果就大打折扣。
2 当今音乐理论教学发展的多元化新思路
2.1 当今音乐理论教学要在思想上突出民族性
我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音乐作为一种流动的语言，给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中不仅融汇了古代人们的智慧，也融和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精髓。音乐的学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只有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音乐教学融合起来，才能使民族精神更好地渗透到音乐理论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此外，还应适当借鉴西方音乐理论的精华，与我国的音乐理论教学相融合，充分发挥音乐理论的优势，使我国的音乐教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2 提高当今音乐理论教学在文化上的品位
音乐是一种丰富的艺术形式，而音乐理论却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如何增加音乐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将其变成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一种寓教于乐的学习形式，这就需要我们将枯燥的理论变成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理论，来增加学习的兴趣，讲一些有关的故事，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和体验音乐的文化特性。
2.3 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
音乐理论教学不仅是理论的教学，更是音乐的教学。因此，要在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践教学，使音乐知识得到更好的掌握与应用，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理解力，同时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感受音乐的艺术魅力。在音乐理论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够营造更加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音乐艺术的魅力，从中获得更丰富的音乐知识。
参考文献
[1] 罗玲玲.让创意破壳而出[M].1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郑莉.现代音乐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M].1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3] （美）Gary・Morrison，著.设计有效教学[M].严丽平，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4] 钟起权.课程设计基础[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5] 高文侯，斌艳，吴刚.建构主义教育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6] 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7] （美）彼得斯・汉森.二十世纪音乐概论[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5
一、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音乐研究
(一)基于生理性别的研究
二元对立是西方历史中的重要思维方式，如感性一理性，女性一男性。女性l生主义音乐研究初始阶段的研究对象是基于生理性别差异与男性相对立的女性，关注长期受到父权文化压制而不受重视的女性音乐活动。在音乐史上，女性参与音乐活动的数量非常之多，范围也相当之广。此阶段的研究重点即是对女性作曲家、表演家、理论家、赞助者等的音乐作品和活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记录和归类，宣扬她们的贡献，使女|陛获得其应有的音乐史地位。这类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仍未间断，研究成果丰盛，既有资料丰富详尽的编年史、辞书式的《女性作曲家：跨越历史的音乐》、《新格鲁夫女性作曲家词典》伫等，也有针对于一个特定音乐女性个案研究《露丝•克劳福德•西格的音乐》、《阿美•巴赫及其室内乐：传记、文献、风格》等。这些研究以音乐史的方法为主，注重史料的挖掘和对历史本体的分析，并结合社会学等方法对女作曲家的创作过程、生活环境以及社会历史背景做分析和评价，为以后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基于社会性别的研究
2O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反思性别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原因，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进行音乐研究。研究者们认为社会性别(gender)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sex)，指的在社会与文化习俗中形成的、以社会文化方式构建出来的性属的社会身份和期待。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关于性别的偏见是两『生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它们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是男女二元对立的。运用伊莱恩•肖瓦尔特的观点来看，此时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将女性音乐人作为作者的研究；将女性主义者自身作为读者的研究]。将女性音乐人作为作者的这类研究重点关注女性音乐人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受教育情况、职业发展轨迹，以及女性作品中的风格、题材、体裁、结构等。社会性别在某种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模式，社会分配给人的性别角色对于他们参与音乐活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音乐教育、演奏乐器、音乐分工等多方面(见表一)。南希•莱克(NancyB．Reich)在《作为音乐家的女性：一个阶级问题》一文中探讨了在19世纪，社会性别与阶级对女性音乐家的影响。她指出，在音乐教育方面，女性『生就受到了极多不平等待遇，例如在许多欧洲的音乐学院，男女教室坐落在校园不同的区域，男女学生上课的时间是错开的，选课范围很长时间以来都局限在声乐、钢琴和竖琴专业，小提琴、大提琴和管乐器大都是男生，因为，伯尔尼音乐学院史中写道：“那时候(1857年)女性参与公共乐队演出是不可思议的”。在莱比锡音乐学院，男生必修3年的和声理论课女生只要求上两年。1822年巴黎音乐学院的学费手册上甚至还规定只有男生才可以上和声学、对位、赋格和作曲等课程。在19世纪，音乐是贵族和中产阶级的领地。在长久的父权主义体制影响下，音乐界掌权的都是男性，他们占据音乐教育和音乐出版的重要职位、决定音乐会和音乐节的组织工作，只有家庭才是女性活动的正常领域。卢梭认为“女性是专为愉悦男性而生的”、门德尔松对他的女儿说“家庭主妇是一个女孩子唯一的职业”②。这种社会观念极大地影响了职业和非职业女音乐家的分离。出身贵族或中产阶级具有艺术才干的女性迫于家庭男性成员的压力而得不到进一步发展，嫁给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职业音乐家也必须在结婚时抛弃自己的职业而成为非职业音乐家行列。非职业女作曲家、表演家的听众仅限于亲朋好友，在自家客厅演奏或演唱，而职业女音乐家则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举行公演，登上伦敦、巴黎等音乐会的舞台；非职业女音乐家只能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无偿地教授年轻小姐，而职业女音乐家则能在著名的音乐学院任教，培养有前途的艺术家。如此等等，非职业女音乐家的艺术道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是，活跃在舞台上、巡回演出的职业女音乐家常常要忍受关于那些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职责不忠实的批评和攻击，在著名音乐院校任教的女教师则地位等级和工资收入都不如男教师。莎莉•麦克阿瑟(SallyMacarthur)在《音乐中的女性主义美学》一书的第二章中通过对澳大利亚的音乐生活及社会中的职业女性音乐人的生存状态的考察来说明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音乐的现状。她统计了澳大利亚1985年至1995年间音乐厅演出的音乐会(见表二)，发现男性作曲家的作品是远远多于女性作曲家的，尤其在欧洲艺术音乐领域，女陛作曲家只占到8％。麦克阿瑟还以澳大利亚音乐考试委员会为例，说明女性参与音乐活动的情况。他指出女性多做教师、行***人员的工作，而大部分艺术家都是男性。只有在歌唱表演的领域，女性和男性相差无几。人类审美趣味大多是小时候教育形成的，澳大利亚考试委员会在音乐教育方面遵循欧洲艺术音乐的机制，而欧洲艺术音乐都是由男性主导的音乐，委员会的候选人们都需要在其中经过长期训练，因此长大后他们也就遵循欧表二洲艺术音乐标准了。麦克阿瑟这种早期经验的影响很难被改变，除非主流实践被不同音乐所替代。社会性别理论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研究者自身作为读者，以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音乐作品，打破那些公式化的定论，对作品的意义进行新的阐释。苏珊•麦克拉瑞(SusanMcClary)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在对纯音乐的分析中，她反对传统的分析方法，即仅以作品的技术、结构等来分析作品，她将音乐作品中的各个要素如终止式、大小三和弦、调性、奏鸣曲式的结构等与社会性别相联系，对一些“伟大经典”作品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如在《阴性终止》一书中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末乐章“性暴力”的解读，对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一乐章第二主题的“同性恋欲望”的解读等。莎莉•麦克阿瑟(SallyMacarthur)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对纯音乐作品进行了新阐释。她采用节拍一高潮分析法，将音乐作品的结构同男性与女性的性模式相联系，以此来表明男女作曲家的差异。作者认为，与性模式相似，男性音乐作品的高潮通常安排在乐曲的2／3处或者3／4处，接近黄金分割的0．618。而女性作品通常是许多小高潮代替一个高潮，大的高潮靠近作品的前半部分，避免终止。在《音乐中的女性主义美学》叫的第四章中，她分析了伊丽莎白•鲁特恩斯(ElisabethLutyens)的序列主义作品《季节与城堡》，并将其与勋伯格的作品做了对比。苏珊•麦克拉瑞曾在其文论中说，勋伯格的作品像语无伦次的疯女人，勋伯格的作品之所以在学院派中被合法化，是因为创作过程才智非凡。作者认为，《季节与城堡》的女性化首先体现在听觉上，虽然它是一部序列音乐作品，但它的听觉上有条理、诗意、有表现力，而不是“疯女人”的语无伦次，她认为这是伊丽莎白作为女性下意识的选择。其次，它有6个高潮点，其中第三个0．354是最重要。而勋伯格的高潮点通常是在三分之二处。这体现了男女差异。从哲学释义学的立场来看，意义存在于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活动中，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和演变，意义并非是封闭的，而是接受者阐释的结果。因此，如何看待音乐，就要看我们自身的立场是什么，是站在哪里说音乐。社会性别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音乐的新视角，但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自身理论体系的薄弱也暴露了其局限。麦克拉瑞并不否认她解读的这些作品还有其他的阐释，麦克阿瑟也在文中一直强调自己是小型叙事，不提出宏大理论。其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要注意不能陷入模式化和绝对化的误区。
二、走向多元化的后女性主义音乐研究
女性主义理论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社会性别和音乐身份开始变得多元化。受后现论的影响，传统女性主义中欧美的、白人的、中产阶级的理论建构被打破，男性、女性、中性、社会性别、社会身份、性倾向、种族、宗教、地理生态、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等“群体”标签交织在一起，为后现代女性主义音乐研究提供多元的视角。女性主义音乐研究是在女权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为女性音乐活动争取其历史地位，为女性音乐审美争夺话语权的一种有力的学术工具。同样的，后女性主义音乐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深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成为边缘072群体争取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如果女『生主义质疑和颠覆的是男性霸权主义，那么后女性主义颠覆的就是二元对立、本质主义女性『生观，有色人种女性性、第三世界女性、同性恋女性等从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研究主体的女性主义内部分离出来，因此，后女性主义也可以认为是多元女性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入影响，反叛和解构传统女性主义音乐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和二元对立的观念与做法，追求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后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重要方法。后女性主义音乐研究认识到差异除了存在于男女二元之间，女性本身也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所谓女性整体的身份是变相的本质主义。后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女性主义音乐研究中的二分法，二元对立的理论，提倡多元化、多视角进行音乐分析研究。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研究将性别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述，而后女性主义则认为单纯生理性别和以男性为标准的宏大理论无法反映千差万别的女性群体的实际状况。后女性主义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宏大叙事，强调事物的流变、差异和不确定性，针对女性主义音乐研究中的特殊群体、权利、阶级、种族、国家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讨论。埃伦•考斯考夫(EllenKoskoff)的《密瑞艾姆在唱歌：人类学话语中的自我和他者》和卡罗尔•罗伯森(CarolE．1q．obertson)的《作为助产士的音乐人类学家》反映了女性个体情感和选择，在小众特殊群体经验上建立交陛主义音乐研究理论。苏珊娜•库西克的《女性、音乐和权力：一个十七世纪的佛罗伦萨模式》P研究了17世纪美第奇宫廷的女歌唱家兼作曲家弗朗西斯卡-卡契尼的音乐，这是将音乐与***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研究的新尝试。巴巴拉•恩(BarbaraEngh)的《喜爱它：罗兰•巴特的音乐和批判》以罗兰•巴特的文艺批评理论对音乐现象进行了考察，为音乐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发。后女性主义音乐研究打破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结构，这顺理成章地导致同性恋音乐研究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酷儿理论”。“酷儿”是英语Queer的音译，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者的贬义称呼，后来发展为一种社会性别领域的文化理论。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的萧璇博士的新作《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萧作”）是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写作范式的一个样本。文章共分七个章节，从初入林县的田野纪实入手，逐步进入到“花儿”音乐的呈现方式及音乐行为、“花儿”的社会功能，在此基础上以文献梳理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分析了历史上不同阶段，“国家”作为中介是如何作用和整合了花儿的演唱场合及生存状态的，并以音乐形态自身反应的敏感性来印证国家影响下的花儿变迁。作者在写作中对音乐形态分析的篇幅进行了合理的控制和运用，而更多着墨于音乐文化行为和历史的整体性、解释性和社会性书写。因此，该书是一本兼具民族志描述与人类学阐释特征及功能的音乐文化读本。该书在写作中实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突破。
一
花儿研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镇之一。从1925年袁复礼撰写的花儿短文《甘肃的歌谣――话儿》作为国内花儿研究的肇始至今，花儿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对于花儿的研究从名称、流派、渊源、族属、流行和传播以及内容、艺术表现、音乐特点、曲令类型、花儿会、花儿歌手等具体微观组成有了较为广泛的铺陈和涉猎。
面对这块民间知识生产的“熟地”，“萧作”大胆质疑：以往注重文本历史考证、辨证清源的研究路径，凭借文化干预者的地位、权力和信任所定义的花儿文化所提供的标准化知识，究竟是学者主观参与的“事件”还是还原了的历史的“真实”？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导论中涉及“研究缘起和问题提出”所指出的：
笔者欲探寻随着20世纪“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花儿文化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称异的民歌进入“国家”视野，经历了怎样的“想象”并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①
在这一视角下，作者借助诸如林县的人、事、物、境的活态描写，再现文化依存的场域，引导国家话语与民间应激、历史样态与当代格局、传统走向与变革趋势之间的因果互动，从而形成“地方性知识”，使花儿音乐的研究从悬置的学理状态归位于社会文化系统之中，从而使读者看到国家体制、地方机制、民间建制的多方共谋和博弈、妥协和争议，继而理解歌词的改良、曲调的变化以及演唱风格的异化等看似音乐表征的改变所体现的社会意义的涵化而不只是学术概念的迁移。
这种“见微而知著”的人类学视角使读者能够获得双向的观察向度，一方面从民间音乐的现代性建构中理解中国社会的族群、民间宗教、社区组织、文化申遗、经济国家化等层面；另一方面移除遮蔽在民间音乐上的国家意识形态部分，将民间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化表达核心从中剥离出来。
二
进入21世纪，随着音乐人类学理论以一种更新学术范式的姿态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界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将传统的形态分析与人类学理论合流，将深描与阐释相结合，置微观个案于宏观视域之下，在实践性的基础上追踪理论形成的根源与脉络，以此对音乐现象的终极意义进行社会科学层面的反思。
有学者曾将当代音乐人类学的不同理论方法总结归纳为：一、着重研究人类的音乐行为而非作品，即“强调人创造音乐的过程、而不强调成品”；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使用音乐的人及其音乐生活，而传统的对音乐本身的分析则“降到了较低的层次”；三、更感兴趣的是外因，试***通过外因来解释音乐的内因。②上述方法在“萧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和体现。
例如，作者在第一章节的“田野纪实”中记录了2007年二郎山花儿会的现场，她的笔触跟随当地刘姓农民在庙会上的行踪游走。作者没有评论歌者的演唱和作品，而只是顺遂文化持有人的步伐，观察其如何进行摆摊、对歌、祭拜等音乐行为、社会行为和所处的自然风物、生活场景，力***在平面叙事中还原对音乐具有特殊功能作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语境。又如，作者在全书中一直贯穿着文化持有人的口述与访谈，作为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之一，对这条由讲述者的生活、情感、认知、体验变化所构成的话语线索的分析意义远甚于案头工作中的音乐文本分析，因为前者是后者的源头。如其在“导论”第四部分“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中所呈：
笔者的研究由以往“微型社区音乐调查”转为以“地区行***区划调查”和“音乐民族志调查”相结合的“地区行***区划音乐民族志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入访谈、口述史、话语分析、参与观察方法。③
再如，作者专门辟出章节（第四章）对作为林县民间信仰的“湫神崇拜”进行历史性的观察与考证。看似与音乐无关的资料整合，实质却与音乐及音乐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显性而间接的，而是隐性而决定性的，甚至是“音乐之所以”的来源解释。
三
在上述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指引下，“萧作”具有以下写作特征：
1.学科主旨突出。人类学学科最核心的关注就是通过人类行为对人类整体性和特殊性进行理论阐释，音乐人类学亦然。当代音乐人类学主张着重研究人类的音乐行为而非音乐作品，也即经由音乐文化持有人的音乐来认识其人及其文化。在“萧作”中，读者获得更多的是有关花儿音乐语境的文化体验，这种体验由作者对文化持有人在文化行为过程中的举手投足、言谈举止、生活细节以及周遭境域的记录中得来，音乐本体不再孤立静态地存在，而是声音符号意义与文化特征意义动态共生。作者在行文中将音乐归位至原发的音声环境，强调“人对音乐的创造过程”，并对过程中的诸多逻辑环节进行阐释，可以说，这是对音乐人类学之“音乐作为文化”的学术目的强化体现。
2.论述方式细化。以“深描”为特点的音乐民族志写作方式发展至今，已由20世纪40年代的“以比较方法为主”，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描述性方法”，进入到现下趋向性的“描述、阐释和比较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是人类学家撰写文本的主要叙述方式，其方法意义在于注重对文化符号的破译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向度描写。“萧作”中，深描和阐释方法主要运用于对花儿音乐行为背后诸文化诱因的挖掘之中。例如，在书中第六章“书写花儿地方文化”的“结语”部分，作者通过深描和阐释分别对文化精英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构成、传统、现状进行历史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阐明了以“士”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对民间音乐的功能作用和建构影响。
3.研究模式运用。梅利亚姆主张的“概念、行为、音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音乐人类学理论，通过这种结构在音乐文化中的分析实践得以解释诸多音乐文化现象，“萧作”的写作在思想框架上基本沿袭这种模式，辅以功能性思考作为内部填充，“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经验”的三维模式是其基本的叙事逻辑。另外，一般性的人类学田野模式也贯穿其中。例如，文化持有人的话语与口头访谈是一个具有重要方***意义的文本部分。正如格尔茨所说，研究被研究者的语言、行为，理解被研究者的声音、信仰以感悟他们的“自我”概念世界。这种方式被比之为“（对别人的）阐释的阐释”④。作者在大量采用并对比了文化持有人在音乐行为变化前后的话语，并通过话语所体现的价值观变迁去探寻、证实对花儿音乐活动、文化变异之理解的依据。
4.研究范围交叉。早期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共时性向度，近年则更提倡共时与历时的结合，共时为研究对象提供空间层面的宏观比较，历时则为研究对象提供深层话语支撑。“萧作”中，历时性与共时性互为补充，以“高仪式”引证国家祭祀的历史渊源、或以“岷州宝卷”和“湫神崇拜”典故民间信仰之发轫，借助史料与遗存对共时研究的论据进行逻辑补证，反之共时研究又对历史事件进行功能价值的个案述评。两者结合下的人类学研究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化意义链条。
5.研究过程完整。现代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实地考察、案头梳理、社科目标，“萧作”体现了这一过程的完整性。作者多次进入田野采风，既有“自上而下”的国家立场，也有“自下而上”的民间视角，作为中间者、参与者、观察者和研究者，其写作是多重视域、场域体验的合成，其著作是田野体验与文献文本结合的多层解读体，两者对应、佐证，才能完成这种解读所要指涉的社会科学背景下的音乐文化本体综合，进而对其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纯学理考量和跨文化思考。
综上所述，萧璇对花儿音乐的写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写作，是以音乐本体为角度，透过对其中历史构成、社会组织的体察，将对音乐文化起到支配和决定性作用的关结从中剥离，以期阐释音乐行为乃至社会行为的涵义与缘由。由此可见，音乐人类学的写作目的之一即是使读者了解并体察存在于人类文化行为内隐层中的“核心价值诉求”这一根本制约力量。
“国家视野”是社会意义截面的高端位置，它一方面指涉文化行为中的“国家在场”，即国家及所属对民间文化进程的动态参与和介入，一方面指代社会分层中的“权力向度”，即国家对民间文化有意识的构建和管控，它意味着对国家文化理念与制度如何作用于本土传统文化进行具有***治学和社会学实质的反思。而从民族音乐学学科层面而言，“国家视野”的文化语义给我们带来更宽泛的学术思维空间和角度。这种纬度的拓展有别于历史研究层面的纵深，不同于音乐形态层面的单一，也相异于音乐美学层面的思辨，它的意义在于不仅使音乐学内部学科之间边界的切分不至于壁垒森严，也使音乐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不成为隔绝的“孤岛”。
因此，无论“音乐作为文化”的人类学写作是将最终落脚于音乐之外的文化，还是通过文化回归音乐自身，它都将改变人们对音乐的感知和认识，并加深对音乐文化功能的体验。
①萧璇《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第四章“音乐民族志写作”（杨民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③同①，第31页。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7
【关键词】音乐学 本科专业 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西北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校音乐学专业方向培养的拓展性研究”（编号：2014JG -2670030635）。
【中***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96-02
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是培养音乐教师和社会音乐文化工作者的重要平台。但是近年来，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师资水平以及就业率都呈下滑的趋势，且改行率非常高，这说明现行的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方法、学生实践活动能力等具体方面与社会需要和培养未来音乐教师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对我国普通高校现行音乐学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技能训练及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客观分析，并针对现实问题着力加以改革创新已成为一件极为紧迫而富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一、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文化、社会音乐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高校扩招改革与专业岗位需求，社会需要与毕业生素质问题发生双重变化，大多数院校音乐院系原来的音乐学本科专业办学定位以及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等都与当下现实的社会音乐生活有一定的错位现象，从而出现了毕业生师资水平以及就业率下滑，改行率高的现象。
我国普通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一直以来是专门人才培养模式，并由此模式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总体来说是没有完全脱离表演专业培养的模式。这主要体现在专业必修课的学科类课程中音乐技能类课程过多，音乐学理论类课程和音乐课堂教学法课程严重不足。音乐学专业既是技能专业也是理论学科，在培养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时候，既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演唱、演奏、节目编排等的专业技能，也必须培养学生扎实的音乐理论功底，还应该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创作、音乐活动组织、策划、音乐活动宣传等方面的实践能力，理当做到技能、理论和实践的并重。而当下大多高校的音乐院系对于音乐学本科专业学生培养基本靠近音乐表演专业，重技能、轻理论、缺实践。造成当今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毕业生专业口径狭窄、专业基础薄弱、科研理论水平低、社会适应能力差，缺乏综合素质等等现象。
教育教学实践类课程单一，甚至脱离实践。学生缺乏必要和足够的课堂教学课、舞台实践、节目编排、音乐活动组织等实践课程，即便一些学校安排了此类课程，也是非常少的课时，或者有的学校就直接放在了实习期，时间为4～8周不等，多数为6周，内容是中学音乐课或是其他社会音乐文化工作。缺乏实践经验和实践能力的毕业生，必然很难适应、驾驭和组织好实际的课堂教学，当然也很难做好社会其它音乐文化工作，所以，就出现了大批毕业生，不适应社会岗位的需要，专业领域不能得到拓展，学校培养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的现象。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进行了多次课程改革，但总体框架并未发生大的改变。以分科设置为主流的学科课程体系已不适应新时期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发展的要求。
二、教学理念和体系的改革
（一）进一步明确办学思想
从整体上讲，符合时展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核心，是增强富有时代意义的质量意识和素质教育意识。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必须建立在市场需要的基础上，依据市场的需要培养社会各领域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建立紧密的人才供需关系的高校培养模式。在基础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上，树立加强基础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的思想；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践教学的思想；在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的关系上，建立因材施教、综合能力、实践能力多元发展的人才培养思路。
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类高等学校应该不断调整办学思想，明确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和要求，依据社会的需要，确定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培养已不仅仅是培养音乐教师的单一目的，同时承担着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广泛的音乐文化工作者的任务，以适应当今市场对多类音乐人才的需求。改变以往单一专门人才培养向复合性音乐人才培养发展。
（二）课程设置改革
我国普通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课程改革应在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基础上，体现“面向未来、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教育发展思想。体现新时期的教育教学理念，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多元化价值取向，课程设置必须适应社会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对专业全面性的要求、对适应多岗位就业的要求，设置创新性、开拓性、研究性的音乐专业课程。对于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课程结构不要求专一而精，而需要全面发展。
（三）创新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思维
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课程包含理论性、实践性、综合性、应用性等属性。所以，在课程设置结构环节，既要体现课程***又彼此协调共融的属性，又要体现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就需要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分类、教学模式设计等环节突出对发散思维的训练，体现出以引导创新思维为核心的课程结构机制的构建。
教学过程要遵循以激发创新意识为中心，引导创新思维为核心，鼓励创新实践为途径，其最终目标是培养创新素养。创新素养涵盖了理解力、创造力、领导力、创新力、沟通力等，是适应社会飞速发展对人才的高素质要求，是音乐素质教育功能的重要体现，同时，作为人文教育之一的音乐教育，是以学生音乐实践能力和素质培养综合发展作为总目标。在音乐教育中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强调人文素养的培养。
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改革应优化实用性强的主干课，扩大选修课程范围，以此在扎实学生的主干理论和技能课学习基础上，突出学习的个性发展。在课程内容方面，强化教育学类课程，拓宽基础课程，调整音乐学科专业课程。依据社会的实际需要设置与之相适应的课程，通过合并、新设、优化课程设置结构，增加选修课与自修课的比重，这样会极大的开阔学生的音乐文化视野，拓宽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发展学生的音乐活动创新能力。有利于形成音乐学专业学生合理的音乐学科，专业知识和能力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对音乐人才的需求。
三、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教学目标并非是培养单纯独唱或独奏型人才，而是具有一定音乐理论知识和演唱演奏能力的社会音乐工作者，即需要综合音乐学知识与从事音乐实践活动能力的工作者。传统音乐学专业教学沿袭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技能课多以琴房一对一小课教学为主，着重训练了学生的独唱独奏的技能及水平，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会专一门而精，但却很难适应社会对于音乐人才的多元需要。所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于复合型音乐人才的需求，高校对于音乐学本科专业应该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改革。
理论课应遵循训练学生多听、多看、多说、多写、多想、多问的原则，采用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结合的多种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变教师讲为学生问，形成学术讨论为主的教学方式方法。
技能课一对一教学，转变为一对一、小组课和集体课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多听、多看、多想、多讨论，形成师生互动教学为主。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训练学生的较强的分辨能力。
教学方式方法要从专业性教学向普及性教学转变。强调专业性的精英化教学转变为应用型的普及化教学。集体教学比例和实践教学比例要高出个别教学比例；知识传授与应用能力行为要同时进行，以在实践中掌握知识为主体教学方式；把课堂教学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转变以舞台实践、社会实践和与团体合作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
四、实践教学改革
传统的音乐学专业实践教学主要是舞台实践，所以，长期以来，在实践教学中都只是关注学生的舞台演唱或演奏水平，而忽略了学生音乐活动的组织能力、舞台协作能力、音乐活动的策划能力、音乐创作能力和写作能力等，而目前的社会音乐生活多元化的发展，恰恰需要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具备这些能力。所以，为了使学生符合社会音乐生活的需要，高校音乐学专业的实践教学范围需要扩大，并且需要将各种艺术实践纳入学生学分体系或考评体系，促使和保证学生切实的学习和实践行动，获得相应的艺术实践能力。当然，这就需要学校最大限度的给学生提供和创造实践机会，并形成长期和完整的实践课程体系。
实践教学改革关键要改变传统的舞台实践观，确立人文视域中的音乐艺术实践观，即把与音乐有关的一切组织策划活动都纳入实践教学的体系，摈弃以往的把舞台表演作为唯一的实践教学，让学生在更多、更广泛的音乐活动领域得到实践锻炼。
今后，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大体可以涵盖：舞台表演、舞台策划组织、音乐观摩、音乐活动宣传、音乐比赛、音乐活动分析等等。把以上这些实践活动贯穿于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会在课堂学习的基础上，极大的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
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的发展要符合社会音乐生活发展的需求，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构建科学的教学理念和课程体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教学，在各个方面不断完善自己，才能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
参考文献：
[1]刘兰芝，高校教材管理理论与实践[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刘大巍，高师声乐教材编撰的设计思路[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8
【关键词】服务外包理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服务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公民对于音乐服务有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很多社会领域也将欣赏音乐和创作音乐的能力作为考核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标准。但是，我国很多领域的音乐服务并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音乐服务需求，而我国的高校，拥有非常多的音乐教育资源，许多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却长时间闲置，造成不小的资源浪费。因此，将高校音乐教育资源面向社会服务，可以很好地避免优质资源的浪费，提高社会的音乐服务水平。
一、高校音乐教育资源的现状
1、高校的有形音乐教育资源
高校的音乐教育资源大致分为有形音乐教育资源和无形音乐教育资源两种。有形音乐教育资源指的是物资资源，这种物质资源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高校所拥有的音乐演奏大厅，钢琴管弦等乐器，以及高校经验丰富的音乐教师和成绩优异的音乐专业学生，还有高校***书馆内音乐方面的书籍和音像制品都是高校的有形音乐教育资源。另外，音乐演奏大厅及其配套设施的维护经费也属于高校有形音乐教育资源。
2、高校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
除了高校的有形音乐教育资源外，高校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也是重要的音乐教育资源形式，高校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主要是高校的人才资源，高校拥有非常多的音乐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拥有音乐方面高超的教育能力和创新能力，还拥有对音乐创作丰富的经验和精深的理解，这些都是高校所拥有的重要无形音乐教育资源。另外，高校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也是高校重要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高校可以与很多社会音乐机构取得联系，并动用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士对音乐的研究与创新进行帮助。因此，高校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都是高校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志愿者活动，争取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些都是高校潜在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高校的无形音乐教育资源对高校的音乐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重要程度不亚于有形音乐教育资源。
二、服务外包理论
服务外包理论是一种具备很强科学性的理论，依靠这一理论，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可以更好的为社会服务，服务外包理论是一种将服务的管理工作和开发工作委托给第三方进行的理论，这一理论最根本的依据是服务协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服务外包理论需要依据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进行，《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分为教育服务和金融服务等十二个方面。
三、服务外包理论引导下高校音乐教育资源服务社会初探
1、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企业音乐文化建设方面的服务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企业员工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传统的企业音乐文化推行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企业迫切需要拥有高水平音乐教育资源的机构对其进行音乐文化建设方面的服务。现阶段，企业的音乐活动已经与企业员工的绩效工资关系不大，企业的音乐活动更多的是具有共同音乐欣赏和创好的企业员工共同进行的活动，是企业提高内部有凝聚力的重要方式。企业组织音乐活动，可以更好地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使企业员工保持乐观向上的工作风格和健康正直的人格。因此，企业在服务外包理论的指导下，将企业的音乐活动委托给具备优质音乐教育资源的高校进行，高校可以根据企业的产业规模和行业特点，科学的对企业的音乐服务进行规划，利用高校拥有的一系列优质音乐教育资源，对企业进行音乐服务，帮助企业提高音乐活动水平，使企业文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高校可以在音乐服务的过程中收取一定的经济报酬，用来提升高校的音乐服务水平，使高校可以更好的进行其它方面的音乐服务，高校的音乐服务方法也要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确保企业获得应有的音乐服务。
2、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会音乐比赛方面的服务
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公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音乐比赛等文化娱乐活动已经是我国公民文化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目前，大型音乐比赛已经不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独有的比赛形式，而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文化娱乐形式。但是，大型音乐比赛活动需要进行非常多的辅助工作，而大型音乐比赛的主要承办者精力有限，只能对音乐比赛的重要工作环节进行控制和领导。因此，在服务外包理论的指引下，大型音乐比赛的组织者可以将一些次要的辅助工作委托给高校进行，高校拥有非常多的优质音乐教育资源，完全可以在大型音乐比赛的进行过程中对音乐比赛的辅助工作进行支持。高校可以将许多有形音乐教育资源，如乐器和灯光照明设施等器械提供给音乐比赛的参与者，使参与音乐比赛的人可以在闲暇时间进行音乐的练习。高校还可以将无形音乐教育资源如高校的高水平音乐教师委派到音乐比赛的现场，对音乐比赛的参与者进行指导，使每一位音乐比赛的参与者能够在高水平教师的指导下提高音乐演唱和表演能力，以更好的状态进行音乐比赛。高校还可以动用自身拥有的信息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大型音乐比赛的辅助工作进行支持，比如，高校可以为音乐比赛的表演者联系更多地区的音乐表演艺术家，使音乐表演者能够获得更多的高水平导师的指导，解开心中的疑惑，切实提高音乐表演水平。高校还可以将高校***书馆中数量众多的***书和影像制品提供给音乐比赛的参与者，使音乐比赛的参与者能够有机会了解更多的音乐理论知识，开拓自己的视野，以更高水平的知识储备迎接比赛的各项挑战，获得理想的比赛成绩。
3、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社区音乐文化活动方面的服务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社区都已经拥有了组织音乐文化活动的能力，社区的音乐文化活动是社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公民参与音乐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社区的音乐文化活动大多为社区居民在居委会的组织下自发进行，具有很强的全民参与性。但是，社区毕竟不同于专业的音乐文化活动场地，并不具备高质量的音乐文化活动硬件设施和高水平专业人士的指导，使得社区的音乐文化活动一直在较低的水平进行。因此，社区可以将音乐文化活动在服务外包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委托，将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的指导工作和硬件设施的配套工作委托给高校进行，高校可以将高质量的乐器和场地提供给社区音乐文化活动的参与者，使社区的居民获得更加理想的活动场地和活动器械。另外，高校可以委托高水平的音乐专业教师前往社区进行音乐文化活动的指导，使社区居民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提高音乐文化活动水平，以更加专业的技艺进行音乐文化活动。
四、结语
目前，我国高校拥有非常多的优质音乐教育资源，将这些资源在服务外包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社会服务，既能够避免高校优质音乐教育资源的浪费，又能够提高社会各界的音乐服务水平。因此，将高校音乐教育资源在服务外包理论下进行社会服务，对提高我国社会的音乐服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重点课题《地方高校音乐教育资源服务社会的有效模式研究》（项目主持人黄剑敏，项目编号DLA11030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赵杰.《大学音乐教育资源的社会服务功能刍议》[J]. 《音乐时空》，2013，13：109.
[2]连一平.《增强高校服务社会能力的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2012.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9
《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曾遂今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32开本,418页。全书包括导引、目录、正文类述、参考文献、本书随文***片目录和后记。
长期以来,音乐学大多数学者往往聚焦于对音乐文化具体形态与内容方面的研究:如词曲作者、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论文联盟、唱奏表现方式、古籍考证等等诸如此类。忽视了中国音乐文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大众性的社会生产与流行传播,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中国大众音乐》全书的结构总共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是曾教授通过现有历史材料或实地考证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梳理、归类和总结;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是曾教授在梳理了前4章内容后,对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独特思考。
本文从以下四点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一、创新性
《中国大众音乐》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作者重新梳理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分类,例如: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三类体系以及它们相交互动形成的多种型态的音乐文化体系,并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来考察、解析以大众音乐文化为基础的各类音乐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传播与链接。另外,作者在第五、第六章中指出,无论是音乐的自然传播或是技术传播,作为音乐文化在形态、意识领域中的特殊性,音乐传播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品质的人际关系,即“传求必通”“传而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音乐关系。因此,作者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大众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社会行为。作者在第7章中还提到:音乐商品具有特殊性。音乐商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基本属性外,还具有其它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区别于一般物质商品的特殊性,是由音乐商品性质的二重性、音乐商品艺术价值的永恒性、音乐商品艺术品质的创造性这三方面构成。
二、通俗性
此书用大众音乐的概念、范畴重新考究了我国历史上从远古传说中的原始乐舞到清代民间音乐、乐舞等等所有音乐文化形态与生俱来的大众音乐文化内涵,鲜明地指出大众音乐是一个涵盖多方面音乐文化成分的文化范畴,无论是历史上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儿童音乐、***旅音乐,还是现当代的***音乐、20世纪的中国城市流行音乐都属于大众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性有机组成因子。曾遂今教授选用音乐(这种社会文化)的不同功能目的作为切割线,将无数个历史横截面所组成的音乐文化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别:统治集团的音乐文化、市井庶民的音乐文化、文人的音乐文化。在对此三类音乐文化的对比性研究论述中,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众音乐文化由于其循本、自由、宽容的特性,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除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之外的一切生存于民间的音乐形态。究其音乐的社会接受环节而言,由于大众音乐的本质目的是再现大众的多种价值观、实现大众的多种精神追求、体现大众的多种生活方式,因此,大众音乐的参与主体是全方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历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也是从大众音乐文化中寻求有用的东西。这个论断使广大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对古代民间音乐文化有了特别的亲近感,认识到离我们现实生活久远而为之陌生的郑卫之音、乐府民歌、宫廷乐舞等古代音乐文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而是饱含生活气息和庶民风情的“下里巴人”,此谓通俗性。
三、时代性
阅读本书时,读者们能感受到纸页里处处洋溢着信息时代的学术气息。在书中第一章第三节中,作者把中国音乐文化分为3个体系:***府音乐文化g,大众音乐文化p、学院派音乐文化,并引用三相型如gpa型\agp型、双相型如gp型\ap型、单相型a型\p型\g型三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第六章“大众音乐的技术传播”中,作者更是将内容与现代信息社会紧密结合,介绍了唱片、无线电、音乐电视广播(mtv)、音乐的数字化网络传播。与此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等的批评。这体现出了曾教授在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变型的时代背景与宏观环境下,勤于追求、勇于探索新技术***带来的大众文化与大众音乐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这种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开阔性
《中国大众音乐》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方面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旅音乐、儿童音乐、***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景。
音乐社会学论文篇10
关键词：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办学；历程
中***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4.003
执笔者简介：周 耘（1960～），男，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9-10
1986年，武汉音乐学院正式报批建立了音乐学系。这一办学举措在国内九所音乐学院中是较早的。此前，相继建立音乐学系的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无一例外都是部属院校。武汉音乐学院建立音乐学系可谓开地方音乐学院本科教育设音乐学理论专业之先河，而其他音乐学院陆续建立音乐学系则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了。日月轮回，世纪更迭，音乐学系建系至今从办学规模到教学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音乐理论人才，其学术研究亦在音乐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春风化雨二十七载，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走过的是一条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
一、机遇·决策·建系
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社会终于得以摆脱“梦靥”和长期***路线的束缚，开始大张旗鼓地施行改革开放的国策，教育、科学迎来久违的春天。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音乐教育元气恢复发展迅速，音乐学的各个学科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各项成果既对我国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适应改革开放时代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相继建立了以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中心的音乐学系。于是，抓住机遇创建音乐学系的问题就提上了武汉音乐学院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议事日程。
实际上，武汉音乐学院早在其前身中南音专时代的1956年，就成立了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与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能的“民族音乐研究室”。此后，又于1978年建立了湖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的直接前身）“音乐研究所”。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在音乐学的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诸多成果，产生了杨匡民、孟文涛、周畅、方妙英、刘正维、杨溉诚等一批于国内、圈内有广泛影响获普遍好评的音乐学家。1984年，音乐研究所在办学层面迈出重要一步，在全国各大音乐院校中较早正式设置硕士学位课程，开始招收民族音乐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经湖北省教委批准，音乐研究所招收了“音乐学·戏曲音乐专修班”学生。至此，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理论专业呼之欲出，建立一个作为***二级教学单位的音乐学系可谓水到渠成。
***1 音乐学系教师合影（2013年）
1986年，经过认真筹备并报***府相关教育行***机构审批通过，武汉音乐学院继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三所部属音乐院校（当时）之后正式成立了音乐学系。当年，音乐学系开始招收三年制的音乐学理论专科生，同时继续招收原由音乐研究所管理的音乐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尚未设研究生部）。这一办学模式持续了三年。1989年，音乐学系首次招收四年制的音乐学理论本科生，武汉音乐学院自此始有音乐学理论专业的本科教学。自1990年起，音乐学系招收培养五年制本科生办学模式延续至今。截至2013年9月，在校本科生共计293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一直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先后担任音乐研究所和音乐学系负责人的有：林路、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杨大德、卢国元、汪申申、田可文、黄琳华、李幼平、孙晓辉、蔡际洲、王洪***等。现任***总支书记谷杰，系主任周耘，副系主任孙凡。
***2 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作为在地方音乐院校中较早建立的音乐学专业，创办之初，就设定了建立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音乐理论系的目标。经过27年来的不懈努力与探索追求，目前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和一支结构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长年坚持“立足湖北、辐射华中、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着力将学科的根基置于丰厚的荆楚传统音乐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又将目光向整个世界音乐文化延伸。同时，还履行音乐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职责，将音乐学知识回馈给社会，为祖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2010年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音乐学系和民乐系共同举办的民族音乐学家史新民教授八十华诞暨民族音乐学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位特殊来宾的即席讲话引起大家关注。发言者张叙之先生是史新民教授的老朋友，在音乐学系紧锣密鼓筹建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正担任湖北省教育厅主管高校专业设置与学科建设的副厅长，与时任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史新民先生一起见证了音乐学系创建的全过程。张先生盛赞我院当时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创建音乐学系的果断决策，并话语深情地对筹建过程中我院相关领导、专家、教师表现出的热情、韧劲与事业心表示敬意。的确，如果当年面对机遇时武音人没有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勇气，就不会有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较早建系，也就不会有此后在国内音乐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二、学科·传统·梯队
在学科建设的战略布局上，我们始终关注音乐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发展；音乐学各子学科的发展；音乐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音乐学与社会音乐生活的关系等。在学科建设的具体思路上，我们刻意强调在与人文学科和相关自然学科交叉的背景下建立相应的子学科群。为满足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发展带来的人们对音乐学知识需求的与日俱增，我们十分重视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的延伸和拓展。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几十年的探索积累，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的建设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与教学体系。目前，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大体形成4大研究领域、16个主要研究方向的格局。具体为：民族音乐学（涵盖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世界多元文化背景的音乐等研究方向）、音乐历史学（涵盖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像学、音乐文献学、琴学、音乐文献编译、乐律学、音乐声学等研究方向）、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学、应用音乐学（涵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艺术管理等研究方向）。不难看出，围绕主干学科的音乐学学科分支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声学、音乐传播与管理、音乐编辑学等，都是20世纪后期新学术背景下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音乐学系的学科建设则始终体现着学科自觉、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与时代的需求。
***3 贺杨匡民教授九十华诞
回顾多年来学科建设的历程，音乐学系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为学术传统，在音乐形态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结合，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从音乐学各分支学科的情况来看，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学科领域。这也是本专业学术实力最强，科研成果最具影响的传统学科。其中，我系教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文化、曾侯乙编钟与编钟古乐、道教音乐文化、佛教音乐文化、乐律学、中日音乐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与优势音乐学分支学科群，其学术惯性必将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继续发酵。
1989年以来，音乐学系则在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音乐声学、音乐文献学等方向有所拓展。这些领域，均在国内音乐学科的发展中居于前沿地位。从而形成一个学术传统突出又开放交叉的学科发展态势。1997年，音乐学专业的“编钟音乐研究”、“中国道教音乐研究”、“音乐考古与楚音乐艺术研究”、“音乐文献编译”等研究方向，被湖北省教委评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势与特色领域”。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些评鉴实际上体现着***府教育行***管理层面门对我系传统优势学科与研究方向的认定。
多年来，依托武汉音乐学院这一学术交流平台，音乐学专业教师还积极组织、参与国际性、全国性学术会议及其学术交流活动。诸如1988年举办的“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交流·曾侯乙编钟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举办的“中国律学学会第四次年会”、2006年举办的“东亚乐律学第二次研讨会”、2007年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举办的“纪念曾侯乙编钟出土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秋天，将举办“古琴申遗成功十年庆典暨琴学与非遗保护学术研讨会”。这些均对促进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我系还搭建起“东方音乐学讲坛”、“音乐学论坛”等开放性高层次的学术平台，大力倡导学术交流、碰撞与创新，也为我院师生了解、分享最前沿的学术成果信息带来便利。
在人才智力资源方面，音乐学系师资力量堪称雄厚。本专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杨匡民、孟文涛、童忠良、刘正维、史新民、郑荣达、丁承运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老一辈学者，也有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专家。近年，针对我系教师平均年龄偏高的现象，我们通过加强优秀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逐渐形成了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我系良好的学术传统、团队精神与蓬勃向上的面貌，在全国音乐院校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我系教师多为音乐实践与音乐学理论一体化的复合型人才，其中高学历、高职称者较多。他们学缘广泛，知识广博。他们中间既有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培养的音乐理论“专才”，也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普通高校、科研部门和国外大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培养的具有哲学、美学、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艺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通才”，教师都担任了两门以上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学缘、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学术群体。
目前音乐学系设有4个教研室：民族音乐理论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烨，教师有周耘、胡***、傅丽娜、孟宪辉、许璐等）、中国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王洪***，教师有田可文、李幼平、孙晓辉、谷杰、毛贞垒等）、西方音乐史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徐艺，教师有杨汉丹、杨峻峰、冯欣欣、袁利***等）、艺术管理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孙凡，教师有王秀明、汪森、单金龙、刘恋等）。教师均具有大学以上学历，所有50岁以下的教师均有硕士学位，其中6人获有博士学位。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奋斗与积累，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令人欣慰，更为可喜的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和研究方向，而教师年龄结构的优化、学术梯队的建设，则保证了教学科研的后续发展与学术传统的薪火相续。
***4 史新民教授80华诞学术研讨会
三、科研·成果·特色
2001年以来，音乐学系专业在编教师先后主持了国家***、文化部、湖北省教育厅等相关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20余项。这些课题的选定大多紧扣本院的教学工作，大致按照两种目标开展活动：第一种目标是紧紧围绕全国音乐院校普遍开设的音乐学基础共同课的研究，第二种目标则重点在于地方特色、学科特点的课程建设。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部级科研课题有：文化部项目刘正维教授的《20世纪戏曲音乐发展的多视角研究》（03AB003），刘正维教授主持、***立项于2001年的《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童忠良教授主持***2001年项目《中国乐理研究》，汪申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2001年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献综录》（01JA760018），孙晓辉副教授承担的文化部2003年项目的《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等。此外，刘正维教授、蔡际洲教授、周耘教授、胡***教授分别主持了2006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中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之4项子课题的研究。
音乐学系近年来承担的省级课题有：史新民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湖北民间器乐文化研究》，汪申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音乐史文论研究》，孙凡副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1年重点项目《全真正韵音乐研究》，蔡际洲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2年重大项目《湖北民间音乐集成多媒体音像资料的开发和应用》，李幼平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年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长江流域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宋代大晟钟的声学研究及其乐律学分析》和《20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数据库》，郑荣达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和声的声学基础》，丁承运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上古楚琴形制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重点项目《荆楚民俗音乐文化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市的“音风景”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编钟声学测量实用技术研究》，胡***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03年项目《中国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王洪***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20世纪末叶中国律学理论研究》，周耘教授主持上海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2009年委约项目《上海玉佛寺佛教仪式音乐研究》，谷杰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1年重点项目《先秦至两汉十二律阴阳说研究》，周耘教授主持湖北省教育厅2012年教研项目《荆楚民歌唱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等等。科研课题源源不断地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研究方向的充实与更新，同时也展现了我系的学术优势和特色。
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是本专业最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学者杨匡民教授提出的“民歌色彩区和三声腔”论与“长江流域音乐文化区”学说、刘正维教授提出的“戏曲腔式板块”分布论，以及以荆楚民间音乐、南方戏曲音乐、武当山道教音乐、佛教仪礼音乐研究为代表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其中杨匡民教授等承担的国家“七五”重大项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是国内第一部“民族音乐集成”专著，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好评和国家文化部门的表彰；史新民教授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道教音乐的专著，不仅在中国大陆具有推动学科发展的意义，其影响还波及美国、新加坡，以及港澳台等地区；刘正维教授关于长江中上游戏曲声腔系统的研究，不仅被学界认为在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意义，而且还对传统音乐传播、流变的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与方法；还有童忠良教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基础理论的研究、蔡际洲教授关于南北曲渊源的“曲调考证”及长江流域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周耘教授关于荆楚民俗音乐及中日佛教音乐及其比较的系列研究等，也在国内外音乐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多位该研究方向学者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部级或省级表彰与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研究方向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5 刘正维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
中国音乐史也是本专业较有影响的研究方向之一。该方向的显著特色在于，将音乐史研究与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的研究方法及最新成果相结合，对音乐史料作全方位、立体性的综合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童忠良教授的《曾侯乙编钟的三度音系》，被学术界誉为“改写中国音乐史”的力作，在国际音乐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丁承运教授的《清商三调音阶调式考索》，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近年来又在楚调研究、琴调研究以及古瑟调弦法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田可文教授在音乐史学理论、湖北地域音乐史，特别是湖北近现代音乐史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孙晓辉副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揭示了汉唐之际音乐传承的全过程，其国家课题《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系统研究了唐代雅乐及其与燕乐的关系，博士后出站报告《唐宋词调研究》揭示唐宋词调历时演进的过程；李幼平教授的博士论文《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结合宋代大晟钟实物的考古学研究开拓了宋代音乐史研究的新局面。近年来，该研究方向又有了新的拓展，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审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今后可望在先秦楚乐研究、魏晋南北朝音乐史、唐代与宋代音乐史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在特色学科方面，我们的音乐考古学在全国较有影响。在以曾侯乙编钟为核心的古乐器研究与艺术实践基础上，音乐学专业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方向于1989年正式成立并招生。自2003年6月开始，湖北省博物馆正式与音乐学系音乐考古中心合作，将该馆曾侯乙墓编钟古乐器演奏项目纳入由我系教师主持与承担的省级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湖北音乐文物研究与开发工作之中，具体承担起古乐创编、乐舞排练、古乐器复（仿）制、古曲创编、艺术监督等工作，系统地提供技术咨询和理论指导，达到了以社会为舞台充分展示教学、科研成果的目的。另外，音乐传播学、音乐编辑学也是我系近年来开辟的新的研究方向。宋祥瑞、蔡际洲、孙凡、汪森等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上，以及在该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上，在音乐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6 著名古琴家丁承运教授
在研究方法上，我系科研始终坚持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融合，立足音乐本体，以历史学眼光和人类学视野，对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中国南方音乐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理论研究，。此外，我们还重视高科技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运用计算机技术与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分析古代乐器与音乐作品；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层次研究传统音乐形态；运用多媒体信息传输技术，使研究成果具有声、像、***、谱等生动直观的表现形式及传输方式。
总之，我们一贯倡导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研相长，不仅形成了教学以科研为基础、科研以教学为目的，通过科研促进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通过教学深化科研内容、转化科研成果，进而加强音乐学专业建设、扩大社会影响的良性发展态势，也形成了我系科研的特色。
四、教学·实践·育人
音乐学系本科教学目前开设有“音乐学理论”和“艺术管理”两大专业，教学宗旨在于面向社会适应时代培养具有一定音乐表演技能、有较高音乐理论素质和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即按照宽口径、厚基础、创新型的育才模式，培养能在各类学校、音乐团体、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新型媒体等部门从事音乐理论教学、研究、管理、编辑、评论等工作的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作为新兴应用性专业的“艺术管理”，自2006年起正式招收四年制本科生，截至目前在校生有80人，已向社会输送了四届毕业生。
我们在教学活动中认真确立音乐学品牌专业意识。根据鄂教高[2004]24号湖北省教育厅文件《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04年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名单的通知》，我系“音乐学（音乐学理论）”被列入2004年湖北省高校本科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通过研讨，我系于2005年制定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音乐学理论）”专业四年建设规划》，详细规划了音乐学系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实现目标的步骤。通过广泛的调研，我们明确了品牌专业四年建设规划预期达到的目的是：扩大专业内涵；创新教学模式；扩大办学规模。同时明确了音乐学系品牌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充分利用音乐学系的科研优势积极探索和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积极推动艺术实践和音乐理论研究的协调发展；坚持音乐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齐头并进发展思路；通过艺术实践培养学生的音乐学创新能力；深化教学改革，扩大专业内涵，促进音乐学与社会需要接轨。
音乐学系在音乐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力争整合学科优势，强化地域特色，推出学术成果，建立新型音乐学教学模式，进一步完善科研、教学和艺术实践良性循环体系，期待通过制度建设和改革措施达到稳步提高教学质量、扩大专业内涵、提升学术品格、培养音乐学创新精神和扩大社会影响的目的，把武汉音乐学院建设成为我国音乐学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2006年3月，我系接受了湖北省教育厅品牌专业中期检查。2009年2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为湖北省高等学校第二批品牌专业。这是音乐学系在品牌专业建设上取得的跨越式的成就。
音乐学系坚持依靠科研动力，拓展专业教学内涵。这方面具体体现为：其一，以教学内容为主体积极组织科研课题。科研工作的立项和相关研究活动，为音乐学系专业课及全院相关音乐基础共同课的教学提供坚实的科研基础，促进了音乐学系专业特色课程和全院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其二，以教学队伍建设为目标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科研以团队项目为主，提倡老中青结合，促进研究队伍的优化组合。我系共培育了可供音乐学系、全院学生学习的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指定选修课、任意选修课60余门，其中不乏通过上述科研活动产生的课程，如“湖北民间音乐概论”、“道教音乐文化”、“长江流域的音乐”、“流行音乐鉴赏”等课程。
音乐学系教师除担任本系学生的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全院各专业的音乐史论、民族音乐理论、音乐欣赏等各类共同课的教学任务。此外，我系教师的“音乐学高校行”在湖北高校的巡回系列讲座不仅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扩大了音乐学系的社会影响。2003年，音乐学专业的“民族音乐概论”被湖北省教育厅评定为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中国音乐史”也进入省级精品课程行列。2004年，音乐学系顺利接受并通过了湖北省教育厅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培养条件评估”和国家***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2012年，武汉理工大学、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联合申报艺术学理论博士点成功获批，音乐学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2013年，田可文教授招收到我系首届博士生1名，在高层次音乐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取得里程碑意义的进展。我系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推进学科建设。2012年以来，我们还在利用优质资源促进开放性办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与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关于“音乐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交换培养协议”的签订与顺利实施及两校教师成功的交流互访、“两岸四校音乐学论坛”的共同举办，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成果。
近年来通过整合主要以音乐学系为中心的人才智力资源，学校先后成立了“中国道教音乐研究中心”、“中国音乐考古中心”和“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三个中心均是目前国内各自研究领域唯一的专业研究基地，它们的建立更加突出和强化了我院音乐学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其中“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经湖北省教育厅审核，正式下文批准为“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实行的以课题带动音乐理论人才培养的机制，对于教学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学院还投资30余万元建立了“音乐声学实验室”，成为该专业方向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
为加强音乐学教学实践环节，音乐学系与湖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相关单位、丹江口市吕家河民歌村、兴山县文化局、秭归县文化局、长阳县文化局、潜江县文化局等地方文化部门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上述地区挂牌建设学生传统民俗观摩、民间音乐采风和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陕西的西安、榆林等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音乐学系打破以往的单一采风模式，建立采风实习基地与学生就业趋势结合起来的新概念艺术实践基地。大体包括民间音乐资源采风研究基地、艺术管理实习基地、音乐考古学实习基地几种类型。
近年来，在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方面我系还进行了系列实验。我们重新审视设定了音乐学专业的育才目标，认为本专业的学生应当在“爱乐、敢想、能言、善文”等素质侧面得到全面发展。其中，爱乐是基础与前提，善文则是本专业的核心能力。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加大了课外实践的力度。创办了“知音杯·音乐名作听辨比赛”、“琴台杯·音乐评论比赛”、“采风报告会”等系列实践平台。同时热情扶持“楚韵剧社”、“国乐研习社”、“东方乐评组”、“风雅颂杂志”等学生社团的活动。这些举措对于演练学生的音乐学基本功，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起到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
***7 音乐学系举行“原生态音乐会”
春风化雨，我们多年来培养的学生不少已成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文艺团体、新闻媒体的骨干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在国内其他单位就职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崔宪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姚艺君教授、中国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诗原教授、西南大学宗教音乐研究所所长蒲亨强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蒲亨建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刘红教授、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夏滟洲教授、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院长李道国一级作曲、襄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李大庆一级作曲、湖北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副台长段启涛编审等。在武汉音乐学院就职的有：副院长李幼平教授、音乐学系前主任蔡际洲教授、《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田可文教授、音乐学系主任兼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周耘教授、音乐研究所所长王洪***教授、研究生部主任胡***教授、音乐学系总支书记谷杰教授、***书馆馆长孙晓辉教授、学工处长杨峻峰副教授、宣传部长孟宪辉讲师等。
本专业学生的科研成果，亦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如89级本科生周洪雷、91级熊露霞、93级屠明、96级黎敏、98级袁玥等撰写的论文，均在国内权威期刊《中国音乐学》、《音乐研究》发表。86级本科生李诗原、段启涛、87级刘晓江、张翔、赵馨、88级刘小君、孙凡、89级夏滟洲、91级王薇、92级徐雅岚、93级王志毅、陈海燕、99级吴靓等人的论文，均在核心期刊《黄钟》、《戏曲艺术》发表。①此外，尚有徐蕊、孙琳、张恬恬、钱磊、屠明、丁慧、黄蕾、喻宇、施涛、乔晴、赵延琦等多位毕业生的学位论文，在国家或省的评奖中，荣获一等奖、二等奖。另有多篇论文获得湖北省优秀硕士、学士学位论文奖。②
回眸系史，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几代学人始终在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道路上探索前行，但我们深知，离卓越尚远，离先进尚远。展望未来，我们深感音乐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重道远，但我们深信，只要发扬优良传统，善于创新，敢于超越，不断进取，就能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文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执笔者说明：本文对汪申申教授、孙晓辉教授为音乐学系20年系庆论文集撰写的序文《回眸与思考》、蔡际洲教授撰写的《音乐学系的历史沿革及基本情况》多有参引。
注释：
以上列举的全部都是本科毕业学士学位论文，研究生毕业硕士学位论文未及统计。
②关于音乐学系学生及论文获奖情况并未进行全面统计，这里列入的只是不完全统计的部分论文。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Musicology
Department in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ZHOU 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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