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畜牧发展论文第1篇
畜牧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在生产经营的诸多环节，分散的养殖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十分突出，从日本的经验看，小规模经营农户之所以能顺利地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与大市场接轨，正是得益于其背后的综合农协。以调研对象———中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和其所在的榆树市大坡镇养鸡业为例，该镇养鸡业始于1992年，由于养殖规模小、成本高、技术落后，养鸡户各自为战、互相排挤，在市场竞争下，养殖积极性不高，养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该合作组织成立于2009年，分散的养殖户依托合作组织，以具有一定规模的整体参与市场竞争，集鸡雏供应、饲养、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2年多以来，该镇养鸡业快速发展。所带动的乡镇中，弓棚、保寿、黑林和秀水都是吉林省粮食产量前100名的乡镇。可见，畜牧合作组织在联合养殖户的过程中，扩大了小农经济的外部规模，形成规模优势，以横向联合推动纵向发展，为粮食主产区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设现代化畜牧业、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关键的2点就是规模化发展和标准化生产[1]。分散的小规模养殖户依托畜牧合作组织统一培训、统一供料、统一技术、统一免***、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统一价格等，畜牧业生产实现了标准化。达到一定标准的合作组织可进行行业的产品标准认证和生产标准认证，以自己的商标走向市场并形成特色品牌，使畜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散养户无法实行标准化生产，并非由于其没有引进优良品种、饲料的愿望或是对免***、技术等不感兴趣。而在于目前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无法满足这些诉求，并且小规模的家庭养殖收益无法弥补标准化的技术成本。因此，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不只是表面上的标准化统一，而在于把分散的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从生产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使标准化成本得以由规模经济所弥补。
首先，畜牧合作组织根据成员需求与市场需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了外部经济的内部化，改变了单个养殖户在大市场的弱势地位，提高了产销各环节的议价能力，经济收益明显。同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社会收益明显。长期以来，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一直被倡导和鼓励，但家庭经营的小规模生产无法激发可持续生产的动力。统计显示，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是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7倍，污染严重。调研中看到，民兴畜牧合作组织充分利用鸡粪，兼业发展鱼虾养殖和经济林木种植，田丰合作组织将猪粪进行有机处理，发展沼气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
吉林省畜牧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较晚，20多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服务规范的合作组织。但受***策环境、市场环境、农民合作意识以及人才等因素的制约，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调研发现，在成员构成多元化的同时，非农民身份的成员在畜牧合作组织中占比较大，且在股权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还有很多的主要成员，身份虽然为农民，但早已脱离真正的农业领域，即真正农民成员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农民内生力量的薄弱造成外来资本大量侵入畜牧合作组织，产权结构与真正意义的农民合作组织要求还存在偏差，外来工商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与“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宗旨存有矛盾，不利于畜牧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大部分畜牧合作组织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且规模较小，业务多停留在生产资料与初级畜产品的生产流通上，角色是联结农资供应企业、养殖户与畜牧产品加工企业的中介。不具备运作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市场竞争力较弱，合作水平较低，对成员带动能力不强，无法满足成员的综合需求。对吉林省榆树市未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158户农户进行访谈，60.1%的受访者表示，未加入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合作组织”。
合作组织既要解决成员的畜产品销售，又要将畜产品销售给加工企业或消费者。目前，多数组织以协议约定同成员之间的畜产品定向转移关系。而实践中，畜产品转移数量有时无法确切约定，有时又无法约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出发点，一方面成员在市场环境较好时，常会受利益的诱惑而减少与合作组织的畜产品转移量。另一方面，合作组织成员往往存有不信任的心理。这就产生了合作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内部冲突[2]。与成员定向转移产品关系的稳定性是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仅依靠协议不能根本解决内部冲突问题。多数畜牧合作组织缺乏科学的利益机制，无法通过紧密的利益关系吸引成员并维持稳定的合作。很多畜牧合作组织业务定位不准，组织机构和管理运营的随意性较大，各种外部力量交叉混乱，违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有些由***府牵头或参与发起，由于***府力量过于强大而导致***企不分；有些由农村“能人”或农资公司发起，又由于能人或公司的力量而演变为私人或合伙企业。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和个人以兴办畜牧合作组织为旗号，侵占市场，空享国家的***策、资助和补贴。不规范的、假冒合作组织的存在，形成不正当的利益竞争，侵占了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公共支付，扰乱了正常的发展秩序。目前，吉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整体的综合素质较低，真正能够带领组织发展的人才不多，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瓶颈。资金方面，农民手中的资金非常有限，须向金融机构融资来解决。然而，农村金融目前正在发展之中，支持额度有限且贷款成本高于城市一般工商企业贷款。
在畜牧业的发展中，***府应准确定位，将力量集中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强***策的引导和落实。在实践领域要充分调动发挥畜牧合作组织的作用，通过畜牧合作组织加强***府与养殖户、生产加工企业之间的联系，降低管理成本并提高管理效率。满足合作组织发展的***策等软需求，关键要看***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是否真正实现。***府应通过公共管理和服务，运用市场手段，输出合理有效的***策产品，加快畜牧合作组织的成长，使之成为推动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吉林省畜牧专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策上要加强支持，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的“扶持***策”，细化支持其发展的税收、信贷、财***、信息等***策体系。但不能过度依靠向有关部门灌输“为农服务”的观念，要注重对支农***策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加以制度的细化和完善。此外，更要重视***策落实的环节，向吉林省23家调研对象征询发展的***策建议，60.9%的受访组织表示“希望把现有***策落到实处”，可见，相比于***策体系的支持力度，***策落实水平也同样重要。作为国家鼓励发展的互助型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一方面享有国家的支持***策和资助补贴等公共支付；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作为一类企业法人进入市场并参与竞争。因此，既要鼓励其在竞争中成长和增强实力，又要引导其避免过度竞争，平衡生存与发展，兼顾效率和安全。同时，要细化法律法规来防止其向私营企业的性质演变，甚至假借合作组织的名义侵占国家的公共支付。#p#分页标题#e#
畜牧发展论文第2篇
进贤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全国商品猪供应基地之一及省城近郊县，发展现代都市型畜牧业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1.1有利条件
1.1.1地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进贤县位于浙、闽、粤沿海发达省份金三角腹地，水陆交通发达，浙赣铁路、梨温高速、温厚高速、京福高速、昌厦高速以及320国道、316国道过境，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地带。境内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山地、丘陵地带丰富，湖河港交错，素有“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境内农业人口多，农村劳动人力资源丰富。由于省城南昌和相邻省份是人口聚集地、工业密集地，需要从外地调进大量的畜产品，进贤作为南昌市的近郊县，发展畜牧业生产既可有效缓解市区周边开发的压力，又可及时安全的保障畜产品供应，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较大。
1.1.2养殖历史悠久，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进贤县素有畜禽养殖的传统，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贤县的畜牧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温圳蛋鸡、张公肉鸽、前坊茅岗养猪等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优势聚集，现已形成的进阳、进里、进长公路三线养猪、320国道沿线生态养鸡、三里、梅庄、文港等沿湖水禽产业、下埠、衙前、钟陵丘陵地带的草食畜等优势产业带成为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为进贤县畜牧业的厚积薄发、打造品牌积淀了经验和名气。
1.1.3发展势头迅猛，现代畜牧业发展已现雏形。
经过近年来的开放招商和强化技术服务、示范带动，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发展迅猛，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达405户，年出（存）栏1000羽以上规模养禽场2000余户，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牛场22户，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80%、20%、75%以上。现有畜牧龙头企业30余个、省部级以上标准示范场18个、省部级无公害认证单位27个、种畜禽场16个、畜禽专业合作社60余个、畜禽行业协会3个、饲料兽药生产厂家17个、获GPS认证饲料兽药及生物制品营销单位62个，有200余个活跃在省内外的畜牧商品经纪人，畜禽良种率、高科技饲料进场率、设施化建设水平在连年攀升，饲料（兽药）-种畜禽-商品畜禽-加工营销等产业链和设施功能较全的畜牧业生产营销网络已初步形成，为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4服务网络健全，具有一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
从2007年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后，全县组建了一支由63名乡镇畜牧兽医人员和266名村级防***员组成的队伍，做到每村都有一名村级防***员和***情观察员，基层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为提升畜牧行业整体素质，先后从大中专院校招聘了10余名毕业生，并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鼓励人员进修畜牧兽医专业本科、硕士，已建立了一支相对较全的专业技术服务队伍。
1.1.5各级***府重视，畜牧业扶持***策不断增多。
中央1号文件连续十一年关注“三农”的发展，并重点提到要加大畜牧业良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生产、生态养殖的扶持力度，无论是在资金总量还是在扶持覆盖面上都在不断递增；省市县也相应出台了一些现代水禽产业发展、养殖小区扶持及“五免四优”等优惠扶持***策，为加速发展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1.2面对的挑战
1.2.1与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
进贤县虽然地域辽阔，但由于近年来的工农及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普遍较快，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及旅游经济等各功能区的规划、林地、耕地、水源的保护等因素，致使畜牧业可用地块大幅减少。
1.2.2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国内外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贤县作为省城南昌近郊县，始终把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放在首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强化对***山湖、青岚湖等湖河库及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镇村指挥部等机构，并把推进水环境保护项目工作放在首位，先后联合多部门对沿湖河库猪场进行摸底、拆迁、封存和整改，传统的养殖方式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工作已不相适应。
1.2.3与日益复杂的***病防控之间的矛盾。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气候的变化，畜禽的频繁调运，细菌病毒的变异和扩散，H7N9、布病、口蹄***、链球菌等各种人畜共患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1.2.4与日益攀升的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
受国际国内影响，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玉米价格从5年前的1800元/t上涨到2650元/t，豆粕价格从3000元/t上涨到3720元/t，麦麸从1700元/t上涨到2200元/t，畜禽全价日粮均价从2.6元/kg的上涨到3.4元/kg，建筑、劳务、环保、种猪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增长，猪粮比价在5.5∶1以上方可达到盈亏平衡点。
1.2.5与日益变幻的市场行情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畜禽产品价格已经打破传统的五年一波动的规律，2011年生猪出栏价高峰时达20.4元/kg，2012年春节期间，猪价就开始“跌跌不休”，低谷时跌破10元/kg，直到2014年清明后才开始回升，当前出栏价为14.6元/kg，处于盈亏平衡点的边缘。家禽由于2014年上半年受国内H7N9的影响，亏损较重，优质肉鸡出栏价从17元/kg跌至4元/kg，现恢复到19元/kg；肉鸽2014年平均售价为25元/羽，在H7N9期间无人问津，售价仅6元/羽；鸡蛋近几年相对处于平衡状态，2014年已从上半年均价180元/箱涨到当前的260元/箱，被称为“火箭蛋”，市场价格较之从前更加难以预测。
1.2.6与日益严峻的安全监管之间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日益严格，而进贤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民投资渠道有限，投入能力弱，以“滚雪球”方式发展畜禽养殖户较多，缺乏科学规划，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力量不强，并且以传统小规模为主，分布散、点多面广、技术含量偏低，为畜产品的安全监管带来了较大难度。
2思考与建议
2.1改革发展模式，切实做到退户入区
进贤县畜牧部门通过积极引导，有较多规模养殖场主动退户入区，但传统滚雪球式和在房前屋后搭建的猪场依然存在，畜牧业的发展正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时期，要加快发展和彻底革新随意搭建、规划不一的现象，还需以大投入、高标准的建设来推动模式创新。要在严格规划“三区”的基础上，专门预留畜牧业发展用地，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农民退户入区，根据土地承载和粪污消纳能力，实行选址、设计、建设、畜种、管理、排污等“六统一”，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对个别散养户、资金投入能力弱的农户，以村为单位，集中建设一批廉租标准栏舍，让农民在不影响环境、不浪费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门口创业。
2.2优化养殖结构，切实做到比例平衡
当前，进贤畜禽养殖总量虽然较大，但畜禽养殖种类相对较少，猪牛禽较多，羊、蜜蜂等特色养殖没有壮大起来。规划畜禽养殖结构、布局结构，促进大、中、小型规模养殖梯度发展，切实做到发展均衡，发挥优势，促进畜牧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2.3抓住三个关键，切实做到环环相扣
一是抓住生产准入关。由当地***府作为责任主体，对新进入养殖行业，严格土地、环保、动物防***条件审批，对未在养殖规划区域内，未做到环保“三同时”、不符合动物防***条件的一律不予审批通过。二是抓住***病防控关。认真落实重大动物***病防控责任制，按照***“24字”方针，积极做好春秋集中免***注射、计划、监测、净化、消毒、无害化处理及检***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病损失。三是抓住产品质量关。实行奖惩并举，对“三品一标”认证及标准化示范场给予奖励，对未建立养殖档案、不佩戴耳标、管理混乱、不积极配合抽样监测、逃检漏检的养殖场建立黑名单，3年内不予申报国家扶持项目。
2.4建设三支队伍，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要大力建设管理、防***、营销三支队伍。人才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先决因素，没有相应的人才队伍，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就无从谈起，建议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启用力度，着力锻造一支肯吃苦、愿奉献、有水平的畜牧兽医队伍，在畜牧业发展、***病防控、培训及营销等方面发挥人才优势，提升科学饲养水平及养殖效率，能及时指导农民进退有序、防***有方。
2.5改变三种面貌，切实提升发展品味
虽然进贤县是畜牧业养殖大县，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畜产品品牌，种畜禽生产不太规范，设施不全，管理比较随意，因此，要积极引进一批优良畜禽品种，认真做好已有南昌白猪、青岚麻鸡、樱桃谷鸭等培育工作，强化养殖场的技能培训和监管，通过改变品种不优、设施不全、管理不严的面貌来提升产业发展品味，积极打造进贤自己的品牌畜牧业。
2.6强化工作举措，切实提升综合效益。
畜牧发展论文第3篇
搭建技术平台，做畜牧科技服务“三农”工作的桥梁纽带
农业科研与生产的现状普遍是上游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下游生产成果需求欲高；科研成果与生产实际的对接渠道不畅；农民渴望先进科研成果，却不知到哪里寻找，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生产水平提高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大问题[5]。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为了将畜牧科研最大限度地贴近生产实际，通过创建研发平台、建设区县分院、举办论坛会展、创办科技企业等形式，架起了畜牧科技成果与养殖技术需求的“鹊桥”。
创建研发平台，打造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桥头堡”畜牧科技要服务“三农”工作，就必须拥有过硬的创新能力及条件设施。“十一五”以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着力打造法定质检、人才培养、科技孵化、科技交流与合作、科普宣传、产业体系、工程技术、成果转化、综合服务等条件平台，目前，已拥有农业部养猪科学重点实验室、农业部西南设施养殖工程科学观测实验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重庆）养猪工程实验室、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重庆）、原人事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11个部级条件平台，养猪科学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重庆市养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市科技成果转化示范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7个市级条件平台，西南地区猪遗传资源保存中心、胚胎工程实验室等2个联建平台，蜜蜂博物馆、桑树资源保护及生态利用示范园等4个自建平台。正在建设的重庆市山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微生物发酵工程实验室、转基因平台、水禽科研基地等，主要用于开展高水平畜牧兽医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熟化与转化、人才培养、科技合作与交流、综合服务等，即将成为畜牧科研迈向“三农”一线的“桥头堡”。
联合组建分院，开通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直通车”畜牧科技要服务“三农”工作，就必须让科技成果走向“三农”一线，尽快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近年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为全面提升重庆市畜牧业科技水平，带动区域畜牧经济发展，重点选择畜牧资源、市场、区位优势明显的区县，通过出资、派人、带成果技术、办企业等方式，先后在武隆、南川、云阳、酉阳、黔江、石柱建立了6个分院，分别对生猪、牛羊、蜜蜂、土鸡、水禽、牧草等畜牧生产中普遍性、方向性、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常年驻扎分院的科技人员第一时间将先进技术、最新成果运用于畜牧生产，同时，到生产实际中去发现问题并及时反馈到研发环节，真正成为畜牧科技走向“三农”一线“直通车”的列车长。
举办论坛会展，激活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大战场”重庆市“三农”工作中的畜牧业，代表的是农区畜牧业发展的一个方面，要做大、做强畜牧产业，就必须放眼全国、跟进世界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十一五”以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通过打造论坛会展平台，集合国际国内畜牧智力资源并为我所用，形成了国内广泛参与、国际持续关注的畜牧科研服务“三农”的“大战场”，共同挑战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近年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共举办和承办大型论坛会展12次，尤其是连续成功承办5届中国畜牧科技论坛暨畜牧科技新项目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及国内的400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会。先后派遣科技人员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议、学术交流活动300余次，邀请国内外专家来院作学术报告134场（次）。在这些大型交流活动中，来自国内外的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共同为重庆市畜牧业发展出谋划策，促进重庆市畜牧产业快速发展[6]。
创办科技企业，增强畜牧科研对接“三农”一线的反哺力为增强畜牧科研走向“三农”一线的反哺能力，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根据实际，制定相关***策，鼓励科技人员兴办和联办科技型企业[7]。例如，组建的重庆泰华牧业集团是重庆四大农业集团之一，主要从事饲料、兽药、种畜禽的生产与经营，被评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全国农资连锁经营重点企业；各研究所根据各自专业优势，分别建立了畜牧科技企业。
创新服务模式，做畜牧科技服务“三农”工作的实践者
培养技术能手，建立一支畜牧科研对接“三农”工作的人才队伍人才是科技创新、技术服务、示范推广的核心要素[8]。近年来，重庆市畜牧科学院根据单位的工作职责和性质，从两个方面培养人才：一是基层一线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实用性人才，二是深层次剖析表象问题的技能型人才，两者在工作中和业务上相互交叉、随时沟通、双刃齐下，逐步构建起了一支敢打硬仗、勇打硬仗、能打硬仗的畜牧科技综合服务多功能部队。例如，通过自筹经费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催生了新的学科，带动了团队成长，拓展了“三农”畜牧科技服务范围。“十一五”以来，共投入400余万元用于人才引进与培养，选派200余人（次）科技人员进修、读硕、读博。目前，拥有高、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172人，博士23人、硕士80人，享受***特殊津贴的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部级人选、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在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重庆市百名杰出科技领***人才、西部突出贡献专家等共计16人。此外，还聘请知名院士、专家为名誉所长、科技顾问。在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科技人才队伍中，一批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全国畜牧业界小有名气；另一批常年扎根基层、生产一线的技术人才深受业主好评和敬重，全院人才素质快速提升，人才结构科学合理。
畜牧发展论文第4篇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也不是马***，而是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发展论文第5篇
1 我国畜牧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飞速发展，尤其是我国的畜牧经济，无论是畜牧业产品产量还是人均占有量，都有明显提高。但观察我国目前的畜牧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1.1 环境严重恶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中的重金属已经严重超标，这就使牲畜在饮用重金属超标的水后，在牲畜体内产生生物富集现象，导致牲畜体内重金属超标，人食用肉类食品后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在出口畜牧产品时，进口畜牧产品的国家需要对产品进行检验，这就使畜牧产品出口困难，导致畜牧经济出现下滑。同时，农村畜牧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农村农作物多，需要对农作物进行农药喷洒，牲畜若食用了喷洒过农药的农作物，就会使牲畜发生中毒现象，同样会对畜牧产品的出售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畜牧经济的发展。
1.2 产品质量问题很多
畜牧养殖户，为了加快牲畜生长，以增加经济收益，经常使用含激素的饲料对牲畜进行饲养，或者采用其他不恰当的方式进行养殖，这就使畜牧产品的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进行产品销售或出口时遇到各种问题，使畜牧经济受到影响。例如：2002 年，我国对欧盟出口肉类产品，在出口检测过程中，欧盟国家在我国出口的肉类产品中检测出有使用氯霉素的现象，于是将从我国进口的全部肉类食品退货处理，禁止我国肉类食品进行出口。这对我国畜牧经济带离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直接导致我国畜牧经济损失达上亿元，同时，我国很多家肉类食品加工企业面临倒闭现象，给我国畜牧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1.3 生产规模小
对于农村畜牧业来说，依然存在一家一户的养殖方式，最大的畜牧场的养殖量也不过百，这种小规模的养殖方式已不能满足我国畜牧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畜牧产品大多海外出口，提供给其他国家使用，而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目前，我国畜牧产品的出口量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养殖方式无法提供充足的畜牧产品，这就使我国畜牧产品市场出现供货紧张的现象，使我国畜牧经济受到一定影响。
2 加快发展现代畜牧经济的策略
2.1 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现代畜牧经济的发展。发展循环畜牧经济，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以改善畜牧业的生态环境，同时对畜牧业的环境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在农村进行畜牧养殖时，在农作物收获季节，不要将秸秆焚烧处理，可将农作物的秸秆加工成饲料，以饲养牲畜，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牲畜的养殖的成本，还可以杜绝环境污染现象的出现。某奶牛场，在玉米收获季节，就开始到农村收购玉米秸秆，将玉米秸秆进行加工处理，用来饲养奶牛。在收购玉米秸秆的同时，奶牛养殖厂的厂长还将奶牛所产的粪便处理给农户，与农户之间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形成循环畜牧经济。在降低畜牧成本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另一部分收入。行业分析
2.2 加大对畜牧业的扶持
中国是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发展对国家经济建设有重要意义，所以，国家应加强对畜牧业的扶持，将畜牧经济作为我国的重要经济来发展。对适合畜牧业发展，而又没有足够经济条件的地区给予资金、技术支持，以加大畜牧业的发展。例如：某地养猪场，经济效益很好，想要拓宽市场，加大规模，引进先进的技术及设备。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于是向国家***府机构寻求帮助，国家***府部门在经过了解核实之后，对该养猪场给予了资金支持。养猪场在获得***府资金支持以后，引进了先进的养殖技术，规模迅速扩大，并与肉类食品加工产达成协议，开始进行产品出口，为我国的畜牧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此外，我家还要对畜牧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使畜牧人员能够及时了解更多的畜牧信息，掌握更多的先进技术，在提高畜牧产量的同时提高国家畜牧经济的发展。
3 结语
畜牧发展论文第6篇
畜牧业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第二性产业。加快发展畜牧业是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战略举措。加快发展畜牧业，就是确立畜牧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主导产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畜牧业布局基地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逐步实现畜牧业现代化，使畜牧业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的重要带动力量。 陕西关中平原是典型的北方农区。陕西省提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是对关中平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构想，它指明了关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进方向。努力使这一战略构想转变为生产实践，是加快关中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进程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本文在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进行经济理论分析之后，提出了“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若干***策建议。 一、把握“主业”与“多业”关系，突出优势主导产业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多组合产业。从横向产业关联分析，畜牧业由奶产业、肉产业和蛋产业组成。这些产业内部也可细分，比如奶业分为牛奶产业和羊奶产业。根据当前畜产品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分析资料，蛋类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增长缺乏新增市场空间支撑；肉类市场有小量空间，主要分配给牛羊肉产业发展；奶类市场需求则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可能支持中国奶业，主要是奶牛业的长期高速发展。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密集型畜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国内畜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与国际市场技术接轨具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缺乏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再加上关中深居内陆腹地，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成本高。“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瞄准国内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场增长潜力大的奶产业，重点是做大做强奶牛产业。关中平原具有发展奶牛产业的优势，（1）地势平坦，纬度、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2）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种植业结构以及种植苜蓿的传统，为奶牛发展提供了优质饲料；（3）经过多年发展奶牛生产初具规模，拥有高产奶牛核心群和一定规模的***品加工能力；（4）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关中奶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撑；（5）关中是城市密集区，靠近产地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6）关中交通便捷，能够顺利通达国内主要消费中心。“建设关中奶业大区”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首要选择。以“牛”当先，以“奶”独大，将是未来“关中畜牧大区”的最重要特征。必须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相对集中，优先加快发展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的奶牛产业，全力打造区域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极”。 现代畜牧业是一个高关联产业。一般认为，产业链、价值链长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人们形象地将畜牧业称为“中轴产业”。从纵向产业连接分析，粮食种植业、牧草种植业、饲料（饲草）加工业是畜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畜产品物流和畜产品加工业则是畜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必须根据畜牧优势主导产业，协调推进纵向连接的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和利益链条。如果把奶牛产业定位为“首位产业”，就应该与之配套发展纵向连接产业。在种植业上突出饲用玉米、优质牧草（如冬牧70、紫花苜蓿等），在饲料加工上突出作物秸秆青贮、黄贮、氨化等，在产品加工上突出各种***制品工业以及相配套的包装材料、物流配送等。 当然，以“牛”当先，以“奶”独大，是对一个大的经济区域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局部地方选择其他优先发展的产业。肉牛业、生猪业、禽蛋业，甚至鹌鹑、鸵鸟等特色养殖业，都可能成为小区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样，把畜牧业作为关中发展的重点，并不是说关中每一个县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更不是说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规划、来发展。必须强调，较小的区域一定要突出特色，突出优势。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不仅决不能放弃或轻视，而且要加大支持，加快发展。 二、把握“大家畜”与“小家畜”关系，重点发展大家畜 根据家畜个体大小，一般将畜禽分为“小家畜”和“大家畜”。“小家畜”主要指生猪、家禽、羊子等，“大家畜”指奶牛、肉牛、驴、 马等。这好比工业中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小家畜”个体较小，属于多胎多仔或卵生动物，繁殖能力强，投资规模起点低，投资回报周期短，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大家畜”则个体较大，属于单胎单仔动物，繁殖能力差，投资规模要求高，投资回报周期长，增长速度比较慢。也正因如此，（1）“小家畜”市场波动频繁，波动也大，“大家畜”则市场比较稳定，波动不大；（2）“小家畜”规模扩张容易，持续时间短，“小家畜”的规模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大家畜”规模扩张比较困难，持续时间长，目前“大家畜”规模扩张仍在进行。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是“小家畜”规模扩张的时代，那么21世纪前20年则是“大家畜”规模扩张时代。“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紧跟国内“大家畜”规模扩张进程。 根据家禽的采食结构，一般将畜禽分为“草食畜”和“粮食畜”。“草食畜”指牛、羊等，“粮食畜”指猪、鸡等。“粮食畜”以采食农作物籽实为主，而“草食畜”既采食籽实，又采食作物秸秆，且以采食秸秆为主。在传统畜牧业时代，“粮食畜”采食农作物籽实后，剩余的农作物秸秆是农民家庭能源的重要来源。而到现代，随着农村能源***，农作物秸秆不再是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反而成为农业“排放”的“垃圾”。发展“草食畜”，对作物秸秆进行青贮、黄贮、氨化等饲用处理，使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符合“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再者，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以土地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粮食短缺将是“常态”。因此，发展畜牧业必须走草食节粮、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完全可以预言，21世纪是“草食畜”大发展的时代。 奶牛产业具有“大家畜”和“草食畜”的一般特点。而且，由于“生奶”必须经过加工“熟制”才能进入消费市场，要求奶品生产者与奶品加工者具有更为紧密的纵向产业连接，更紧密的产业关系，即较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挤奶站是奶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一头连着奶农，一头连着***品企业。挤奶站可以由奶农合作建设，可以由***品企业投资建设，也可以有其他投资建设形式。要大胆探索奶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兴建挤奶站，合作社横向联合组织合作联社，合作联社投资或控股***品企业，***品企业面向市场经营的奶牛产业化经营新机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奶牛业为首位产业的“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注重有效益的增长。在具体***策措施上（1）注重打牢基础，循序渐进（因畜群结构差异，一般奶牛的自然增长率为13-15%，肉牛只有5-6%），切勿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提出一些不合自然规律的高指标；（2）注重良种。优良种牛是基础。种牛如同工业工厂的仪器装备。只有“仪器装备精良”，再配合优良工艺、农艺等措施，生产优质产品，取得较高效益；（3）注重产业化经营，尤其是挤奶站建设。使草料、繁殖、养殖、加工、流通等产业各环节要环环紧扣，节节相连，配置得当，协调发展；（4）注重资金支持。注意各种融资手段配合，增加资金融通能力，满足“大家畜”的较大资金需求。 三、把握“人力”与“畜力”关系，着重提升人力资本 影响畜牧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列举很多。比如，饲料供给、饲养条件、***病防治、畜群结构、产业组织、产业习惯以及气候、交通等区位因素，等等。但最基本的，可归结为“畜力”和“人力”两个方面。 “畜力”是由畜禽品种的“基因”决定的生产力。改良品种在本质上就是提高由“基因”决定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能够做的工作很多。不同畜种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提高“畜力”的方法任务不同。生猪、家禽等“粮食畜”已基本实现良种化，今后主要任务是选育新品种和推行经济杂交。奶牛、肉牛和肉羊等“草食畜”良种化水平低，“畜力”潜力大，要坚持引进高产优良纯种、***、胚胎并举，多条腿走路，加快纯种繁育速度，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从目前情形看，直接引进国外高产纯种冷冻***，大力改良本地品种，是费省效宏之举。 与“畜力”相比，“人力”更重要，关键在人。所谓“人力”，简单地说，就是由人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决定的生产能力。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人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人力不足”也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农民在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转向现代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结构存在明显缺陷：（1）农民只有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的简单经验，缺乏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2）普遍受教育年限短，虽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差，农村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效率低；（3）长期的单家独户经营，***意识强，合作素质差。一盘散沙，不抱团。无论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横向合作”（自愿组成合作社），还是农户与公司之间的“纵向合作”（实行定单生产、产业化经营），都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 “人才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资源”。市场竞争在表面上是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在本质上则是人的竞争。农村是“穷人扎堆”的地方。农民既缺乏对“畜力”的投资，又缺乏对“人力”的投资。这种“财”与“才”的“双短缺”局面，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户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解决，而知识和技术必须由农民通过自己学习掌握（当然，如果有发达社会化服务体系或发达的合作社组织，农民也可以从中“融通”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把***府拥有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科研教育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农民畜牧业生产中的科技优势。要在畜牧专业基地、片区，组织农民畜牧科技状况调查，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要顺应农民知识和技术接受能力差而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大力推行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向农民提供“傻瓜化”的畜牧技术产品，加快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与传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从根本上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四、把握“集中”与“分散”关系，优先发展集中产区 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进行。由于地理空间的非匀质性，造成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成本差异，进而形成空间效率的差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总是不断从低效率地理空间向高效率地理空间集中（聚集）。因此，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总是呈现出了“集中”和“分散”两大特征。 “分散”是传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分散”是效率释然。传统畜牧业依附于种植业，是家庭种植业的“配套”产业，其生产“原料”来自家庭种植业剩余，其产品“市场”在于家庭消费。因此，传统畜牧业不仅受限制于家庭规模，也受限制于种植业规模。由于种植业的特点是分散利用土地，以种植业为谋生之道的家庭和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也就接近均匀分布。因此，以家庭为单元的畜牧业自给自足，分散***存在，如星星点灯。 “集中”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特征。“集中”的根据依然是“效率”。由于社会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深化，地理空间的效率结构发生变化。原来难以利用，缺乏效率的空间，开始变得容易利用并富有效率。随之，经济社会活动空间结构和布局发生“趋利性”演变。这种演变工业经济表现明显，农业有相同趋势。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畜牧业逐步由“面向家庭”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产品”在市场销售，“原料”从市场采购，逐步超越了家庭和种植业（养畜的农户数减少，农户的养畜数增加，少数农户养了多数畜禽，畜禽向专业农户集中），呈现专业化、基地化、集约化，“集中”连片发展的趋势——专业户专业村专业小区（园区）专业乡大型畜牧产业基地。正象工业经济中的“块状经济”、“园区经济”一样，畜牧业“集中”带来了“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集中”能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和庭院空间资源，能促进养殖信息、技术传播，能共享防***、配种等公共基础，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集中”连片发展，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必然选择。“集中”有不利于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有利于知识、信息传播和科技进步；有利于实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户分享公共设施和合作闯市场；有利于紧密衔接产销关系，促进产业成长。要实施畜牧业的“集中”战略，设想未来的“关中畜牧大区”是由若干大型奶牛专业生产基地和众多肉牛专业片区、生猪专业片区、禽蛋专业片区共同组合而成。要规划和建设若干畜牧业专业基地、集中片区（组团），由专业大户而专业小 区，而专业村、专业乡，直至专业县，终成“星火燎原”之势。陕西省宝鸡市已经着手在陈仓区渭河南岸的蟠溪、天王、钓渭三镇建设奶牛产业区，实行基地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强力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30个奶牛小区、60个挤奶站，奶牛数量由1.25万头增加到3万头以上。可以采取措施，支持宝鸡市陈仓区三镇奶牛集中产区建设，使其成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建设高效集中畜牧产区的探路先锋。 “合作社”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一个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都是相对***的市场主体。合作社是社员（即加入合作社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代言人”，是“集中”社员实现市场需求（而不是代替农户）的组织。合作社的“第一要务”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过程中，要发挥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使“合作社”成为“关中畜牧大区”的重要组织载体。要在发展专业户、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同时，注意引导农户发展合作经济，自愿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农民开展“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防***、配种和信息、技术服务。通过合作，增强农户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就农业产业组织形态而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称道的是家庭承包经营，90年代称道的是公司与农户的纵向连接（是经济合作的一种）的产业化经营，那么在21世纪初农户与农户的横向合作将登上前台，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户+合作社+公司的农业组织体系。 五、把握“***府”与“市场”关系，注重发挥***府功能 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府的职责是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市场是“无形的手”，***府是“有形的手”。一般而言，只要“无形的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有形的手”参与。否则，就是***府越位、错位，这将会降低市场运作效率，损害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损害国家或区域经济效益。 但是，市场运转也是有成本的。当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时，市场运转的成本很高。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更高。目前，在农业经济、畜牧经济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严重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在人才、技术、信息以及防***等方面市场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畜牧人才市场失灵、技术市场失灵、信息市场失灵、防***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规模过小，从市场上购买技术、信息和人才、防***服务“不经济”。因此，对于小规模经营畜牧业的农户来说，这些产品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府或准***府组织（比如非营利的市场中介组织）提供。 进一步讲，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府应当为产业组织（如农户、合作社、畜牧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市场运转效率。***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具体包括（1）根据市场规则确立优先扶持的“主导性产业”；（2）建立起与主导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3）为畜牧专业生产基地、片区（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补助；（4）支持多种形式的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5）建立“***”兽医制度，健全动物防***监督体系；（6）为农户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提供必要资助；（7）执行法定的市场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高效率运转。 必须指出，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市场失灵）问题，***府功能也存在缺陷（***府失灵）问题。必须正视***府失灵，（1）***府资源不足，“***府无能”，难以兑现既定的***策承诺；（2）***府集体腐败，运转成本上升，组织费用过大；（3）***府过度介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经济缺乏活力，损害总体经济效益。因此，不能对***府的期望值过高。在具体实践中，既要注意防止和矫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注意防止和矫正“***府失灵”的问题。***府不能错位，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只有“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密切配合，才能使“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事业顺利推进，快速发展
畜牧发展论文第7篇
大同市发展现代畜牧业，在不放松猪、鸡生产同时，集中打造奶牛、肉牛、肉羊、绒山羊四大优势产业区，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特色突出、竞相发展的现代畜牧业格局。现代牛奶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大同南郊区、大同县、阳高县3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奶牛存栏16万头，产奶32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16%、95%。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奶牛养殖园区和奶站，扩大养殖规模；加快奶牛品种改良步伐，推广TMR饲喂技术，建立苜蓿、青贮优质饲草饲料基地；净化奶牛重大***病，强化生鲜***质量安全监管。现代肉牛优势产区。
重点包括大同县、新荣区、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5个县区。到2015年，区域肉牛出栏19万头以上，牛肉产量3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23%、132%。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肉牛养殖园区，扩大养殖规模；加快肉牛品种改良，推广优良牧草种植、粗饲料科学加工、配混合饲料饲喂、标准化管理等技术；加强质量管理，提高肉牛增重和牛肉品质。
现代肉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区。到2015年，出栏肉羊395万只以上，羊肉产量5万吨，分别比2011年增长171%、134%。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扩大养殖规模；推广杂交改良，着力提高母羊繁殖性能；推广饲草科学加工，实施高效育肥模式，提高肉羊出栏率。现代绒山羊优势产区。重点包括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天镇县、左云县、新荣区6个县。
到2015年，存栏绒山羊31万只以上，羊绒产量104吨以上。发展路径是：建设标准化养殖园区（小区、场），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方式；推广晋岚绒山羊优质品种，提高产绒量和绒细度。发展现代畜牧业，必须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来支撑。大同市在发展现代畜牧业过程中，围绕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环节，重点实施六大工程。优质畜产品基地建设工程。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规模化、生产规范化、管理制度化、粪污无害化的“五化”要求，新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养殖园区（场、小区），扩大养殖规模，增加畜产品产量。到2015年养殖园区将达到639个。对现有规模化养殖场，加快标准化改造和扩建，提高饲养管理水平。
采取***策引导、龙头带动的办法，引导散养户和小规模养殖场户向标准化养殖场区集中。饲草饲料高效利用工程。大力推进草地建设保护与“三化”草地治理，到2015年，全面完成天然草地确权，建设人工草地70万亩，飞播种草9万亩，改良草地328万亩，建立“三牧”草地（禁牧、休牧、轮牧）242万亩，使草地植被盖度提高到70%以上，载畜量提高1倍以上。选择6个5万亩的集中连片草地，实施种草养畜、划区轮牧，建设大草原、大牧场。发展青贮玉米种植，推广秸秆青贮氨化，建立饲草料基地50万亩，青贮秸秆100万吨，秸秆饲用率达到50%，实现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畜牧龙头企业培育工程。扶持培育畜牧业龙头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引导本地资本转型发展现代畜牧业力度，吸引雨润、顺鑫、宝迪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落户大同，加快提升大同畜牧企业的规模和素质。到2015年，培育亿元以上龙头企业18个，畜产品加工率达到80%。鼓励企业建立基地，形成与养殖户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利益联结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