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花园,原址东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西迄哈同路(今铜仁路)、南自长浜路(今延安中路)、北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园主是英籍犹太人欧司・爱・哈同(S.A.Hardoon),因其妻子罗迦陵原名俪蕤,故名“爱俪园”,习称哈同花园。
1901年,罗迦陵聘请金山寺“乌目山僧”黄宗仰,策划兴建私家园林。于是,在一片近乎废墟的土地上,平坟地、掘湖池、堆假山、修桥铺路、营造房屋,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一座中西结合的“海上大观园”拔地而起。1909年,哈同花园扩建,由最初占地50余亩扩至300亩(20万平方米),主要分为“大好河山”、“渭川百亩”、“水心草庐”三大景区,辟有“冬桂轩”、“挹翠亭”等83景,全园占地辽阔,建筑恢弘、布置精巧,风光旖旎,被誉为江南私园之冠。可惜好景不长,哈同夫妇相继去世后,花园逐渐荒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哈同花园被侵华日***占为***营,期间曾遭遇大火,抗战胜利时已颓败不堪。1953年起原址上改建了中苏友好大厦,即今上海展览中心。
哈同花园已荡然无存,今天只能从老照片中依稀辨识昔日的风采,而有关这座私家花园的珍闻逸事却流传至今。
办学施教
1910年到1923年的10余年间,哈同夫妇在哈同花园里兴办了多种形式的义务学堂。招收的学生,大多是贫苦的华人子弟。学校为他们全免学费,并且提供膳宿,另外还发一部分书杂费。所以,有许多家境贫寒的子女去那里念书。哈同花园还兴办女学,由罗迦陵担任董事长,前后办过的女学有爱国女学、智仁勇女校、女子师范学堂、仓圣明智女校等。
辛亥***前后,哈同花园在“乌目山僧”黄宗仰的主持下,办过一处别开生面的僧校(后称严华大学)。僧校的招生宗旨是 :年龄不限,入学必须穿上僧服,受戒当和尚。这些和尚学员,每天除了学习说文解字、三字经、六书赋等课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佛教经典。自修时间他们通常诵经念佛,有时清理校院或参加体育活动。僧校的学生,都是贫民出身。他们学习刻苦,又能听从调配,因而一旦形势需要,他们就能依照“佛主”的旨意去行事。在“反袁护国”的热潮中,“乌目山僧”在他所创办的僧校,组织一批和尚学生进行大比武,还进行***事操练。
哈同花园内还办过哈同大学(后改名为仓圣明智大学)。初仅设小学部、中学部,后设大学部。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任校长,费恕皆任教务长。学校设有***书室、彝器室、武器室、礼乐器室,学生膳宿医药费全由学校提供。仓圣,指仓颉,为中国传说中创造文字的人物。仓圣明智大学奉仓颉为先师,春秋修祀。学校课程主要有二种,一是文字学,以《说文解字》等为课本;二是佛学,以《四教义》等书为课本。
哈同花园内的这些学校,制度和纪律非常严格。招收的学生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其中有极少部分是由一些知名人士介绍进去的(有些富家子弟,在家不服管教,其父母特意托人送进去受管束的)。男女学生不能随便往来,男校、女校分设在哈同花园的东西两侧,放假日也相互错开(每月阴历初十、二十、月底三天作为休息日)。所学课程,以国学为主,也学点算术、美术以及佛教经典等。聘请的教师,有的还很有名望,如王静安教授、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都在那里任教。哈同大学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如著名画家徐悲鸿、法学博士吴凯声、新闻界人士孙恩霖、顾昂若等。
赈灾施善
哈同夫人罗迦陵,在佛门大师“乌目山僧”的影响下兴办过不少慈善事业。
辛亥***前夕,江苏吴兴县等地发生了特大水灾,许多田园被冲毁,灾民四散流亡,无家可归。在上海也有不少灾民沿街乞讨。罗迦陵当即捐助纹银千两;并自愿腾出刚扩建成的哈同花园中的部分房所,作为义务筹捐赈济难民处,还派了部分人员为筹赈处服务。她这一举动,感化了不少善男信女,还有一些商贾富人为联络并讨好哈同夫妇,也纷纷捐助赈灾。
民国初年,河南、湖南、山东、山西等地区洪水泛滥,当地人民遭受特大灾难。上海绅商朱葆三以及“义赈团”、“共济社”、“中国救济妇孺会”等慈善团体,都派人来向罗迦陵求援。罗迦陵义不容辞,立即取款捐助,并且积极提出,愿和朱葆三等知名人士合作,在哈同花园内大办“义赈会”,为灾区民众募捐。她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上海一些文教团体和工商界、文艺界人士的极力赞扬和支持,不少慈善家都主动要求参加。
义赈会期间,在进园的大门口设有“售票亭”,每张门票大洋一元以作为赈款。园内有文艺专场,聘有京剧名角合演,还有曲艺、歌舞、皮影戏等等,体育爱好者还可以欣赏“大力士武艺”、“精武技艺”、“精武体操”等。为了迎合一部分外国游人的爱好,在大草场还设有剑术场、汽***打靶场、高尔夫球场。一到夜晚,各处彩灯通明,映照得哈同花园内的“大好河山”一片火红。有时,还在午夜大放焰火,招来大批游客,增加了许多收入。
园中还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展览会,有仓圣明智大学优良成绩展、书画展、女子手工绣品展等等。工商业界的展销会更为出色,游客们可以任意挑选自己所爱的古玩玉珠、锦罗绸缎、以及洋娃娃等小商品。这些商品,有的是“本利助赈”,有的是“对半助赈”,不为赚钱而为赈灾。
为了方便游人,园中设有中西餐厅,备有酒席、茶点以及随意小吃。当时上海滩的有名餐馆,都派厨师前去酬应。不少富商借机在园中设宴招待友人。仅此一项,又大大增添了义赈的款数。
这次义赈会,所得赈款共计500多万元。哈同夫妇将这笔巨款全部交给了有关慈善机构,转往灾区赈给难民。不过,这次大规模的义赈会,使哈同花园遭受了很大损失。园林中的房舍、亭台楼阁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特别是大小草坪,被观赏者践踏得不成样子,有的竟被踩成“不毛之地”。哈同夫妇又拿出十万余元,雇用了数十名工人进行修理整治。
当时,许多报刊用了大量笔墨来赞扬这次规模空前的赈济活动。哈同夫妇的这一义举,不仅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尊敬,而且连当时的***府要人也很赞赏。1917年,冯国璋当***时,曾授予哈同“四等嘉禾章”;徐世昌时,又授予哈同“二等嘉禾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罗迦陵也因热心赈灾,被授以“慈惠章”。
与社会名流的不解之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响了,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高潮。年底,孙中山先生风尘仆仆地从欧洲回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安全合适的居所。黄宗仰闻讯,便同哈同夫妇疏通,和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把孙中山先生接到爱俪园,安置在园内西北方向的一群新建房舍中。那里原称为“侍秋吟馆”,由一座名为“待雨楼”的中式小楼和四周一些老式平房组成,风景幽雅,环境安静,还储藏了一些古书、字画,所以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孙中山先生对这个地方非常欣赏。后来“侍秋吟馆”改名为“仙药窝”,其意为:这里曾是孙逸仙携救国救民之药的藏身窝。据说当时黄宗仰还为“仙药窝”亲笔题有一幅对联 :“此地为蓬莱瀛州方壶圆峤 ;其人读三文五典八索九邱”。意思是指中山先生曾在此胜地,研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民主***学说。
哈同夫妇对孙中山先生相当崇敬,孙先生对他们夫妇也很信任,他曾向黄宗仰提出:在园内通向马路的西走廊尽头,可以挂上一幅书有“欧风东渐”的横匾,以表示园主愿将西欧的科学文化和先进思想逐渐传播到东方,使其发扬光大。哈同夫妇得知后很赞同。不久,园西头的走廊口高高挂起了“欧风东渐”的大幅横匾。这幅匾额直到四十年代后期还能看到。
1912年,哈同夫妇还宴请孙中山先生和当时任中山先生秘书的***女士、以及黄宗仰、庄士敦等人一同合影留念。这张照片原本一直收藏在罗迦陵的藏书室内。遗憾的是,罗迦陵去世不久,她的藏书室被一场大火烧毁。孙中山与哈同等人的合影,据说就只剩下一张。
辛亥***以后,随着形势的逐步恶化,孙中山先生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曾一度深居在爱俪园的“仙药窝”。蔡锷将***此时也在爱俪园养病,他们就在一起商谈国事。有人曾称当时的哈同花园是***治活动中心、***界要人的集会地。
哈同花园还成就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与汤国梨女士的一段良缘。章太炎自1903年王氏去世后,抱着“胡掳未去,何以成家”的信念,一直独身自处,日常生活无人料理,脏乱不堪。他曾刊登征婚启事,提出三项条件:第一,文理通顺,能作短篇;第二,须大家闺秀;第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曾任浙江吴兴女学校长的汤国梨女士,时在上海神州女学任教并编辑《神州女报》。1913年6月15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婚礼由蔡元培主持,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亲至祝贺。
美术大师徐悲鸿早年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求学,曾投考不收学费和膳费的哈同大学。由于他的绘画才能,学习不到一年就被聘请当了仓圣明智大学的美术教师。期间,徐悲鸿应哈同大学校长姬觉弥之邀,为“仓颉”圣人画一幅神像。根据罗迦陵和姬觉弥的描述,徐悲鸿画成的仓圣肖像是一幅面目狰狞、四眼六臂的神奇怪像。罗迦陵和姬觉弥对这幅画像甚是欣赏,给它配上讲究的大镜框,高高挂在“仓圣明智大学”的大礼堂里。这样的仓颉像徐悲鸿前后画过四幅。他也深得罗迦陵和姬觉弥的赏识与重视,被奉为爱俪园的座上客。
除此之外,与哈同花园结缘的还有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王国维的《戬寿堂殷墟书契考释》亦于园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