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屈原的诗篇1
一位优秀的诗人，未必能同时成为一位自成体系的诗歌理论家——因为诗歌创作的过程，原本是充满感性经验、富于激情和幻想的形象思维过程；它与借助于概念和范畴进行理论建构的逻辑思维过程存在着性质的差异。但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基于特定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倾向而形成某种较为自觉的诗学理念，则又是非常普遍和极为自然的。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值得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
自上古时代以来，基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南方荆楚一带就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文化类型。关于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史书中多有记载，如班固《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由此可以看出其民间巫风之盛行。而北方中原一带，由于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1]的文化传统，明显地富于“实用理性”精神。这是南北文化性质差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终究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在社会心理（或大众文化）的层次上，南北之间的差异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意识形态（或精英文化）的层次上，两者却已经没有明显的区别，而达于基本一致了。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指出：“战国时代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2]如果能将“史官文化”、“巫官文化”的概念，加以确切的厘定，即注明前者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层次，后者更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层次，那么范氏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而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屈原诗学精神，也就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建立起来。
美善统一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上古时代，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凡是从某个观点看来是美的东西，从这同一观点看来也就是善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他们都强调艺术审美方面的“美”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善”应该具有统一的关系。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伟大思想家孔子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据《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段文字，何晏在注中引述了孔安国的解释：《韶》，舜乐名，谓以圣德受禅，故尽善。《武》，武王乐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尽善。显然，在孔子看来，尽管“善”属于伦理道德的领域，“美”属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两者各有不同的特性，但艺术的最高境界还应该是“尽善尽美”，亦即达到美善统一的理想状态。由于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孔子的这一主张，后来对楚国的屈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诗学精神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位正直而富有教养的贵族诗人，屈原很自然地认同和接受了孔子继承西周以来统治思想而形成的儒家意识形态，他不仅是“善”的坚定守卫者和“美”的执着追求者，而且也是美善统一审美主张的热忱响应者。屈原在《九章·抽思》中，提出了“善不由外来”的观念，认为只有努力加强道德自律，不断追求自我完善，才能达到“善”的高尚境界。同时，在他的诗歌作品中，“美”字也是一个使用次数颇多的语词。根据语境的不同，这些“美”字的实际含义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与“善”字意思相同，可以互训。如《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选》五臣注：“内美，谓忠贞。”）又云：“既莫足于为美***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注：“言时世之君无道，不足于共行美德、施善***者。”）如此等等，多指人的内在品质的高尚纯洁，与“善”相通，所以才会出现“美，一作善”的合乎情理的异文。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作出“美与善同意”的解释。他通过文字学的辨析，也同样印证了美善统一观念的悠久历史渊源。另一类则是指能给人带来感官愉快的形体、容貌等外在之“美”，这已经向着真正审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屈原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美人”一词，如《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与余兮目成。”《招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均是在此含义上使用的。其他如“美好”、“厥美”等词，也属此类。这类外在之“美”，意义相对***，有时甚至会出现与内在之“善”相分离的情况，如《离骚》在描绘宓妃时写道：“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既坦率地承认其妩媚动人之容貌，也不因此而忽视或掩饰其骄傲无礼的品格。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孔子的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3]外在容貌之“美”与内在品质之“善”之间的分离现象，实际上乃是由于人类审美认识的进一步发展，致使两者逐渐分化***而形成的自然趋势。孔子、屈原均未忽视其间的复杂关系，显示出他们的思维触角的敏锐性；但他们对失去“善”之依傍的外在“美”，认为“不足观也矣”，表示要“违弃而改求”，说明他们在主张美善统一、注重和强调社会“***治—伦理”功利性的方面，也同样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有以“善”反“美”者，但居于主流地位的，毕竟还是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主张美善统一的思想观念。屈原作为一位正直的贵族大夫，既然其整体思想富于浓厚的儒家色彩，那么他以美善统一的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其诗学精神，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二、思想核心：发愤抒情
尽管屈原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的、正统的因素，历史的巨变还是给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它在吸收儒家学说、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时代的、地域的、个人的特征。
具体说来，屈原心目中的“善”，实际上包含着“美***”社会理想和高尚人格理想两个方面。其社会理想以楚国的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指归，其人格理想则以诗人的耿介正直、高尚纯洁为依据。当他以这种被赋予着明确“***治—伦理”内涵的“善”为标准，来观照当时的楚国社会现实，来审视当时的上层统治集团，却发现到处充斥着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治窳败和品质堕落。他在《离骚》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惟夫***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对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剧，不仅在于“善”的理想与“恶”的现实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而且在于，前者注定要在后者的暴虐压迫之下趋于毁灭，并且只有经过毁灭才能达到永恒。义无返顾地高举起“善”的标帜，即使完全丧失了实现理想的实际可能，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能不给屈原带来人生命运的深刻悲剧；而人生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满腔悲愤之情，也成就了屈原诗歌创作的伟大和辉煌，并促使他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发愤抒情”的思想核心，即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现实主义色彩的诗学精神。
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在中国上古时代，由于宗法社会***治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却是怨愤之情的表达。《诗经》大、小《雅》中所载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代）一批正直贵族的作品，已经开创了这一抒情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诗人们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xiōng＠①。”《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可见，他们怨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贵族阶级中反复无常（“反侧”）的奸佞小人，而且指向最高统治者周王的罪过（“王xiōng＠①”）；与此同时，他们也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告哀”）。对于中国诗歌这一富于民族特色的怨刺传统，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他强调诗歌的***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关于“可以怨”，孔安国注云：“刺上***。”当然，“怨”的内容决不限于“刺上***”，但结合孔子所据以阐发其诗学思想的《诗经》文本来看，揭露奸邪势力，抨击黑暗***治，亦即所谓“怨”，的确是“怨”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之情的必要性，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
显而易见，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他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关于后句，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为“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也”；朱熹《楚辞集注》注释为“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二者之说基本一致，也比较恰当。但关于前句，王逸以“贪”释“惜”，朱熹认为“惜者，爱而有忍之意”，都显得非常牵强，不合文意。后世学者诸说纷纭，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参考前人之说，解释为“哀痛地陈诉以表达心中的忧伤”，可谓深得诗人之旨。其实，屈原所谓“惜诵”，与《诗·小雅·节南山》中的“家父作诵”，意思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两句诗，属于并列的语法关系和对仗的修辞方法，简而言之，即是“发愤抒情”，虽然原本只是对《惜诵》篇意的说明，却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所以堪称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达，具有思想核心的性质。
所谓“发愤抒情”，具体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的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在中国诗歌创作的传统中，抒情的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中国诗学理论的传统中，对于抒情方式的强调和论证，也从来都是最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由周代史官编撰、春秋时人补订而成的重要文献《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汉代的《诗大序》进一步阐发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言志”即是“抒情”。近代学者朱自清先生曾把“诗言志”称为中国诗学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正是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精辟中肯地揭示了中国诗歌重视主观抒情的根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屈原提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显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早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是“发愤”，这是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现象，格外突出地强调诗人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看，怨愤之情既然是人类情感中力度最强的趋向之一，它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诗歌艺术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彼岸性的宗教意识极为薄弱、人伦性的宗法***治统辖一切的中国上古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如果说，西周末年那种“王道衰，礼义废，***教失，国异***，家异俗”的***现实，直接引发了《诗·雅》所载大批***治怨刺诗的出现，那么，战国后期楚国那种“蝉翼为重，千斤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5]的黑暗***治，也同样直接激发了屈原的《离骚》、《九章》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抒情名篇的创作。一般而言，人们的诗学理论，主要是从既往的诗歌创作倾向中总结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孔子所谓“（诗）可以怨”，就是对《诗·雅》***治怨刺诗的总结和阐发，而屈原以“发愤”作为“抒情”之核心的诗学精神，则从创作倾向和理论主张两方面，对《诗·雅》作品与孔子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弘扬，它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深刻批判，并从这深刻的批判中，很自然地显现出理想的强烈光芒。
三、艺术实践：个性鲜明
屈原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艺术表现的强烈个性化。由于屈原出身于楚国的同姓贵族，“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6]从客观的家族背景和主观的个人条件两方面，都具备了从事社会***治活动、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足条件，他本身也对自己的血缘、品质和才能，感到非常地自信、自豪和自负。他不仅怀抱着远大的***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节操，而且具有丰富细腻的感情，甚至不乏敏感和偏激。因此，当他由于奸臣的谗害，昏君的怒疏，而在***治上饱受磨难，备经坎坷，他那长期郁积而成的满腔怨愤之情，显然就不是单靠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启发出来的，更是源于生活深处的痛切体验的流露，并且烙印着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种深刻而独特的人生体验，经过诗人审美想象的艺术升华，凝聚到作品的字里行间，就形成了个性化的情感内涵。这里，既有对昏聘君主的满腔怨愤，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也有对奸佞***人的尖锐抨击：“惟夫***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既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哀怨牢骚，如《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誓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作品的以哀怨愤懑为基调的情感内涵，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对此，在后世论者中，褒之者或视为耿介刚烈，贬之者或视为孤傲偏激，都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孔子所标举的“中庸”理想有所出入。但无论如何，其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的存在，则是对其整个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其诗学精神所据以形成的深厚的内在心理基础。
应该看到，屈原作品对以怨愤为基调的个性化情感内涵的表达，虽然基于当时的整个艺术水平，颇多直抒胸臆的宣泄，甚至难免蕴藉不足的缺憾，但也充分借鉴了《诗经》的“比兴”艺术传统，广泛吸收了荆楚巫教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神话传说，从而形成奇幻瑰丽、生动感人的象征体系，具有突破语言表层含义的深厚的思想文化意蕴。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曾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他这段论述中的个别断语，也许显得有些牵强，但对屈原作品的象征体系的总体把握，则无疑是精辟中肯的。屈原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通过奇谲瑰丽的象征体系，使其丰富复杂、富于个性化的内心情感，得到感人肺腑的审美表现，从而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这在中国上古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屈原的另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对自己这一创作实践中所蕴涵的诗学精神，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并能够上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最集中地反映出屈原诗学精神的，当然是《九章·惜诵》中“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段话，此外，同样的意思还在其作品中反复多次地出现过，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九章·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九章·怀沙》：“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如果将这些诗句作为个别的例子，孤立地加以看待，那么不可否认，它们在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是表明了诗人宣泄其内心深处的郁闷痛苦、愤懑绝望之情绪的强烈愿望，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是，如果将这些反复出现的诗句所包含的内在意义有机地联系起来，理清其一脉相承的思路，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屈原已经明确意识到，如何使强烈的现实情绪（或情感）的抒发取得卓异的审美效果，使之由偶然的生活形态上升到必然的艺术形态，是一个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当然，由于屈原所进行的毕竟是诗歌艺术的创作，而不是理论文章的写作，所以他不可能像先秦诸子那样，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集中的、全面的论述。但是，屈原在作品中反复申明其写作目的就是要“发愤抒情”的事实本身，已经昭示人们，他就此问题所做出的深入探索、所给予的高度重视，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诗句的单纯的字面意义，而达到更为广泛的思想空间，也就是说，已经涉及诗歌艺术审美特质的根本问题，并且提供了明确而精辟的回答。他的回答就是，诗歌只有紧紧贴合人们的起伏变幻的生活命运，真正表达其内心深处的丰富情感，抒发出最赤诚、最率真的喜怒悲欢，才能取得存在的理由，才能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总之，屈原的“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如前所述，既体现为创作实践方面的感性冲动，也体现为理论主张方面的理性自觉。较之《诗经》中的贵族怨刺诗，它以自我感受为基调，加强了个性化的因素；较之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它以诗歌创作为依托，增添了实践性的品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其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个人特征的确是显而易见的。
四、历史影响：深邃久远
在汉代，先秦时本名为《诗》或《诗三百》的作品，已被尊称为《诗经》，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经”的地位，而原来只是诸家学派之一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受到广泛而真诚的景仰，“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7]儒家思想逐渐登上独尊地位的时代环境，使得人们对屈原“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自然产生亲切的思想认同。因此，当人们承认屈原在创作实践方面，直接继承了《诗·雅》贵族怨刺诗的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理论主张方面，明确张扬了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就确证了屈原诗学精神的历史渊源具有高度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可以说，汉代人们对于屈原诗学精神的关注和体认，从始至终都与儒家经学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屈原的诗篇2
关键词： 中唐文学； 南贬诗人； 屈原情结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 “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亦荒***。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 462-5 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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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屈原的诗篇3
关键词：屈原 爱国主义 后世诗人
一、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1.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他对人民的无比热爱。他了解“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深情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深知人民的苦难，希望有所作为，以拯救平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当他看到人民在战乱中遭受苦难时。万分痛苦，甚至挥泪长恸，“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望长楸而太息兮，涕******其若霰”。屈原诗歌中出现的带有楚地方色彩的衣食名物及娱乐等方面的内容，是从下层人民的审美眼光描写的；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楚地方民风民俗，淳朴贴近，也是他接近人民生活的明证。他认识到人民的苦难，体会到人心向背的意义，并为此大声疾呼。
2.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他对祖国的眷念和忧虑上。他在《橘颂》中歌咏橘树“不离故土”之秉性，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的情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屈原出生于楚国，与楚王同姓，对楚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他把个人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忧虑的永远是国家的前途：“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才士游历列国，以谋求功名富贵，施展***治抱负，已成为风尚。而屈原宁肯长眠于汨罗江水，也不愿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说：“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法而改行，使百世以下问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由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
3.屈原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实行“连齐抗秦”，他不辞辛劳地出使齐国，为追求“美***”。他呕心沥血地上下求索，甚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地逆流抗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正直伟岸，在生死存亡、大是大非面前，他坚持原则，绝不与佞臣同流合污，也绝不随波逐流。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但其壮丽的诗篇中，强烈的表现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思想。
二、杜甫对届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1.杜甫诗与屈原诗之所以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正是因为屈原热爱人民，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号，他的爱国与爱民是一致的。屈原心系民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怀王疏远顷赛‘漉放，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也有过激烈能思想斗争。最终结果呢?《远游》写道：“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之所以最终欲去不能，欲去不忍，是因为低头忽见“旧乡”。而“旧乡”在董运庭先生认为那就是“民生疾苦，亟待拯救。”杜甫的诗歌创作，也多是关心民生疾苦。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当时杜甫的生活已经非常贫困，却能推己及人。《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北征》等代表作品都是杜甫可贵的爱民思想的体现。
2.屈原和杜甫对君王的忠心，也不是愚忠。屈原敢于把斗争矛头指向他所信赖的君主。他指责怀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又指责怀王：“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直指怀王糊涂，不了解耿耿忠心，听信谗言。而杜甫面对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不义战争，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皇帝，在《兵车行》《前出塞》等诗中，直接对皇帝作了无情的谴责、抗议：“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矛头都指向昏庸的皇帝。可见屈原是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不难看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振、意脉的融通。正如戴叔伦所说：“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
三、陆游对屈原爱国主义精神殛“美***”理想的继承
屈原在爱祖国、爱人民的基础上，根据楚国实情提出了“美***”理想，并“虽九死其犹未悔”地孜孜以求。“美***”理想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屈原为了实现“美***”理想进行不懈的追求。屈原在朝廷上冲着保守势力揭露秦国的阴谋。表现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样的大无畏精神在不幸身遭放逐时，他仍然顽强地坚持与保守势力斗争，甘愿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在为“美***”理想不懈地追求之中，表现出刚正不阿的情操。屈原的行动、精神和情操互：为表里地构成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人格。
收复中原，国家统一是陆游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纵观陆游为之呼号，为之奋斗的一生，清晰可见他对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陆游平生十分看重屈原的爱国主义长诗《离骚》，无数次的用心诵读过它，如他在《悲歌行》中云：“有口但可读《离骚》”，在《夜寒》中云：“清夜焚香读《离骚》。”可见他与屈原忧国忧民思想一脉相承。陆游为实现恢复中原，国家统一，积极参与抗金恢复大业，甚至亲身投入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陆游多次向宋高宗痛陈抗金方略，甚至面请北征。他在诗中写道：“贼亮负函贷，江北烟尘昏。奏记本兵府，大事得具论。请治故臣罪，深绝衰乱根。言疏卒见弃，袂有血泪痕。”很显然，陆游在为实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抱负所做的追求和奋斗中，同样表现了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
四、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刘勰评价屈原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文天祥，在被元兵俘获以后每天诵读屈原的《离骚)，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辛弃疾闲赋山居不忘“细读《离骚》还痛饮”。女词人李清照，在国难当头之际，也受到屈原《国殇》的感染，抒发了“生当做人杰，死也为鬼雄”的豪情。
屈原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是广泛的，也是积极深远的。现当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人都不约而同受其影响。可以说屈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确如“日月争光可也”。我们不仅要为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这样的爱国诗人而骄傲，还要继承这份遗产，从中汲取营养。发扬民族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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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屈原的诗篇4
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
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
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
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
2、《午日处州禁竞渡》明、汤显祖
独写菖蒲竹叶杯，
蓬城芳草踏初回。
情知不向瓯江死，
舟楫何劳吊屈来 。
3、《端午》唐、杜甫
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
不能洗得直臣冤。
4、《浣溪沙·端午》宋代，苏轼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5、《端午日》唐代：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
屈原的诗篇5
端午节怀故
今天是2013年端午节，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是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过端午节，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先、著名诗人屈原。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__多年的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其中以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流传最广。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拥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个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等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屈平（约前340－约前278）字原，通常称为屈原；芈姓屈氏。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宠臣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一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 “香草美人” 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大部分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与热爱，故有“诗魂”之称（编辑：杰作）
屈原的诗篇6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人；接受；精神榜样
屈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榜样。屈原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忠直”的***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当他在受到国家危难波及且“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就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后世文人多在经历相似的国家命运与类似的个人遭遇仕途失意之时，回看屈原，从屈原的身上去寻求一种人生参考，来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们末世里的思考，抒发壮志难酬的遗憾、以及家国倾覆之痛。宋代的文士，他们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往往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一、屈原是宋代士人的精神榜样
宋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外部的侵扰与威胁、国家内部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不断挤压忠臣志士的生存空间，使之普遍经历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而遭受贬滴流放的***治命运，从而呈现了悲愤、对现实的控诉、以及惋惜等诸多心态。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之情和挥之不去的国家责任与参***之愿望促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挣扎。一些宋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倾覆、贬谪流放这一系列心路旅程后，最终与屈原的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本文依据在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由此将屈原文化人格精神与宋代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辩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亦使宋代文士的精神形象得到理论和历史的升华。宋代文士对屈原有着亲切的追求和仰慕，如朱熹所说：“忠清洁白，无辩自显也。”[1]（P13）又如洪兴祖所叹：“其志洁，其行廉。”[1]（P12）班固所感“弘博丽雅，为辞赋宗。”[1]（P14）由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的遭遇影响，宋代许多诗人都向屈原学习诗文，苏轼在《苏轼评楚辞》中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2]（P128）何乔新也曾在《重刻楚辞序》中提到：“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更为近古。”[1]（P17）朱熹在《六义》中所云：“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1]（P16）《楚辞后语》中所说：“屈原之心，忠正洁白。”[1]（P13）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极大程度上给那些宋代文士们指引出一条存正确道路。屈原那种“忠直”的***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令宋代失意的文人们引之为心灵的榜样。
将屈原放在宋代的时空里，以屈原为人物线索，还原出宋代文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内心世界。这种把历史人物放在不同时代去具体分析、具体审视的研究方式，不管是人物本身，还是具体的时代，必将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在宋代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
宋代文士崇拜屈原，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屈原其人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倾覆还是在仕途失意都保持“忠直”的品质不改初心，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推崇从屈原，从屈原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力量，指引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内心。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屈原人格之推崇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国家的衰弱，给了周边国家可乘之机，而“庆历新***”失败后，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又加重了国家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宋代文人们的自身责任和参***热情越发的高涨起来，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屈原在此种情形下的忠诚与高洁更为仰慕。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T，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3]（P42）
洪兴祖表面上是在描述当时宋代形势，但其实是在这种形势下彰显了屈原的精神，从侧面表现出了他对屈原的推崇。宋代朱熹十分敬慕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楚辞后语》即云：“屈原之心，其橹仪褰喟祝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朱熹还在《楚辞集注序》中写道：“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1]（P16）除此之外，宋代的司马光也十分认同屈原，在赞扬屈原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对屈原的爱国情怀的仰慕。如司马光《屈平》所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2]（P123）
虽然屈原的精神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但大多都不尽完美。而宋代最有标志性的文人代表当属洪兴祖和朱熹，他们对“忠正”、“忠立”、“忠贞”赞美屈原的表达上尤为赞同。洪兴祖《楚辞总论》中提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12）在这里表达了屈原高尚的人格，他的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与道德理想，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代文人的人格的力量与精神之魅力。朱熹在《楚辞后语》中亦讲到：“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由此可见洪兴祖的思想对朱熹的“忠君爱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仅如此，除了洪、朱二人，晁补之《续楚辞序》中曾写到：“则世之所以贤原者，亦尤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2]（P135）由此表达屈原之忠带来的影响。班孟坚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忠诚之心给予赞赏，他在《离骚赞序》中这样写道：“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自已，故做《离骚》。”[1]（P9）诗人通过文章，抒发自己的忧思爱国情怀。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对屈原的“忠”的赞赏及仰慕。除了这些还有间接的赞颂，如苏轼在《屈原塔》和《屈原庙赋》中就通过对诗歌的表述，间接表达了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推崇和赞美。如上言论夥矣，不一一列举。屈原是后世之人的楷模，无论精神和品格都令人折服。诚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4]（P241）屈原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并鼓励着宋代文士，陪他们度过那段黯然的岁月。
（二）对屈原遭遇之同情
屈原一生，几经波折，无论是面对国家倾覆、还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流放万里，但仍保持一颗爱国之心。把目光定到宋代不难看出，宋代面临的境遇与与屈原相似，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如张咏在《吊屈原》中所云：“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声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离中。”[2]（P113）张咏通过这首诗表达自己对屈原“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同情。梅尧臣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同情，他在《五月五日》中写道：“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2]（P118）张耒在《和端午》中曾感叹道：“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2]（P138）张耒还在《屈原》中提到：“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2]（P138）由此来表达，自己对屈原的缅怀，对“千载冤”的同情，以及“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洪兴祖《九章・哀郢后叙》中写道：“心在楚国，徘徊不忍去，蔽于谄媚，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子公独《哀郢》而悲其志。”[1]（P31）在他看来屈原即使忠而遭到质疑，仍不忍离去，其爱国之心尤可敬亦可悲。洪兴祖还在《九章・抽思后叙》中写道：“己虽忠直，无所赴诉。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P31）表达了自己对屈子无奈与同情。除此之外，寇准也在《楚江有吊》中提到：“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月落烟沈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1]（P114）以表示自己对屈子的同情之情。正如张咏《褊箴并序》中所言：“屈原流于湘滨，德与行光照如戴天：笃行不废恒为真贤。”[1]（P113）洪兴祖《楚辞总论》所叹：“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1]（P12）他对人生的遭遇的思索与他的作品一起，为宋代文士们搭建了一个精神的港湾。
（三）对屈原《离骚》之赞誉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热爱国家、洁身自好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文人。诚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5]（P5）屈原《离骚》对宋代士人有着明显的影响，许多宋代的诗话、词话、宋人评注常暗含着屈原对《离骚》的称赞。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称赞道：
愚尝读《离骚》，见屈子闵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将陨，而其赋《远游》之篇曰：“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乃欲制形炼魄，排空御风，浮游八极，后天而终。原虽死，犹不死也。陶公《归去来辞》，愤其主s国亡，而未言游仙修炼之适，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於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淡和平，而忠愤激烈，时发其间，得无交战之累乎？洪庆善之论屈子，有曰：“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2]（P182）
宋代文人认为屈原“文约辞微”却又“文小而旨大也。”洪兴祖在《楚辞总论》中写道：“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P13）以此充分赞誉了屈原《离骚》之境界。李纲在《著迂韵有感》中提到：“屈原困椒菌，泽畔采薇旅。《离骚》髓夙雅，光可争日月。”[6]（P17688）李纲不但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风雅，还高度评价《离骚》可与日月争明，由此可见李纲对屈原《离骚》的评价之高。吴仁杰曾在《离骚草木疏后序》中谈到：“仁杰少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昌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每正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2]（P196）可见吴仁杰对《离骚》的高度推崇，以及离骚对诗人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曾写道：“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5]（P5）由此可看出，屈原《离骚》极高的艺术成就。屈原的不朽诗作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影响着后世无数的文人学者。严羽《诗u》有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2]（P174）方回《送常德教w君》中赞道：“夙雅之筱简屈原，千古哀怨《离骚》傅。”[6]（P41766）方回把《离骚》和《诗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此可见他对《离骚》地位的推崇之深。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切遭遇与心境都可以在《离骚》得以抒发，因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对《离骚》更为推崇。陈普《咏史》中叹道：“仲尼死后百年期，定把《离骚》继四诗。”[6]（P41792）诗人想象如果孔子与《离骚》的相遇，一定会将《离骚》写进诗三百中，由此肯定了屈原《离骚》的地位。吴子良在《吴氏诗话》中写道：
自《离骚》以草为讽喻，诗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怀》云：“白露下百草萧兰共憔悴。青春四墙下，已复生满地。”乐天《咸阳云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僧赞宁诗：“要路花争发，闲门草易荒。”后山诗集：“墙头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后徐师川诗：“遍地闲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讥也[2]（P201）
由此可见，后世诗人对屈原《离骚》的继承，他们从《离骚》中汲取养分，并加以理解，成自家之文，可见《离骚》影响之深。陈辅之在《宋玉屈原》曾写道：“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三句反复味之，与《风》、《雅》雅无异。”[1]（P184）可见《离骚》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屈原以其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洁身自好的品质流传于世，千载不违。他的《楚辞》、《离骚》等作品，便是他良好品质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价道：“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尤必有可师者，况于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1]（P13）屈原固守本心，在“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仍忠君爱国，不改初心的品质，注定了得到生存在压抑黑暗状态下的宋代文人对他的赞同和崇拜。
三、结语
在那个国家面对外侵扰威胁，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时期，屈原不顾个人仕途失意的遭遇，仍旧不改爱国之心，固穷高洁品行，滋养着宋代文人们受伤的心灵，为那些怀才不遇的文士们提供了精神依托。如朱熹《楚辞后语》所云：“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生限之矩度，则吾故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1]（P13）本文依据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把宋代文士用“屈原精神旨归”这条主线贯穿起来，尝试对宋代士人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灵探索，审视着宋时期中国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最终实现对宋代文士人精神面貌的总体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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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诗篇7
在端午节联欢会上的讲话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全民认同并参与，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节日，从元日到除夕，计十四个，其中最盛大的节日是端午、中秋、年（春节）三节。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辟邪。唐宋时称为“端午”（“五”“午”相通），别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国左徒，世称三闾大夫。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弊***；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兴邦强国。因遭谗臣嫉谤，被楚怀王蔬远，后又放逐湘沅，虽辗转艰辛，仍忧国忧民。闻秦***攻破郢都，忧愤交加，投泪罗江以殉国难。版权所有
屈原心系国运民生，是爱国爱民的贤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一生写下《离骚》、《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诗歌。屈原诗歌表现出强烈爱国精神，具有巨大艺术魅力，是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屈原和他的学生作品结集《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中国古典诗歌璀灿星空中“双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离骚》，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深挚感情和忠诚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质。《离骚》诗句优美，想象丰富，开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先河。诗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和文学家。
屈原热爱祖国，关怀人民，忠诚正直，信守芳洁，追求光明，舍生取义。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万世、积厚流光的中华民族精神。
屈原的诗篇8
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个粽子飘香的日子里，捧读诗书，于古诗中去欣赏和领略古人是怎样过端午佳节，自是别有一番兴致与情趣在心头。
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一诗，直抒胸臆，为屈原大抱不平，读之不禁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 宋代诗人张耒在《和端午》一诗里，对屈原蒙冤受难、毅然投江赴死有更深刻的感受和不平，言之凿凿，言之切切，掷地有声，颇似振聋发聩的格言，给后人以警醒和鞭策。明代诗人边贡在《午日观竞渡》诗中，对民间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习惯，进行了“临摹”般地“描绘”：“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让人在字里行间，就能对龙舟竞渡的现场规模、气势氛围， 有身临其境的直观化认知与了解，堪称妙笔生花，令人拍手称绝。
“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汨罗。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流棹西来恨未消，鱼龙寂寞暗风潮。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南宋诗人文天祥在《端午感兴》一诗里对端午节又有另一种感受，文天祥与屈原的经历有所相似，秉赋过人，中过状元，受命于乱世，倚重于上下。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给了其重重的一击，哪怕是到了他临危受命之际，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纵使有文天祥这样的有才之士，但却独木难支，南宋朝廷这座大厦将不可避免地岌岌可危、颓势将倾，直至难逃轰然倒塌的覆灭命运。
“五月五日追前贤，九歌九章鸣素弦。蛟人应泣鱼腹葬，龙伯合赠***毡。招魂感旧痛梁坏，反骚媚新***瓦全。楚天尽处卧游去，舣舟酹月罗江边”。元代谢应芳的《端午日怀古》，是写于端午是日的怀古之作，从表面看上去是在追思与感怀屈原，而实际上是在用两组数字引伸出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接着，又用了二个典故来承上启下，借神话中的角色来烘托、彰显屈原的人性与人格的光辉。最后作者则表达了远离是非，归隐楚地的志向与决心。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作者才能与伟大的屈原进行心灵的对话，抒发人生感慨，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
风日晴和，粽香飘扬，佳节又端午。作为与春节、清明、中秋并列的中国古代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以端午为题材的古诗词有很多，端午节自然离不开纪念屈原，因而，端午诗篇里涉及屈原本人以及相关故事的也有不少。“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在古诗词里品赏与了解古人是怎样过端午节的，倒不失为一件乐事，在古诗词里“过”端午――我从那流传了千年的诗风古韵里，依然能够读出那时的人们对祖国、对人民，以及对生命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
屈原的诗篇9
同志们：
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即将到来，在此佳节来临之际，我祝大家节日快乐，合家幸福。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辟邪。唐末时称为“端午＂，別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农历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心系国运民生，是爱国爱民的贤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一生写下《离骚》、《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诗歌。屈原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具有巨大艺术魅力，是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
屈原代表作《离骚》，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深挚感情和忠诚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质。诗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芝术性，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和文学家。
屈原的诗篇10
关键词：现代音乐美学；屈原；音乐美学思想
现代音乐美学把音乐作为一个总体，从概括的角度探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内容、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同现实的关系。屈原作为战国中晚期楚国的杰出***治家、承前启后并开创一代诗风的文学家，给我们留下了诸多与音乐相关的作品。我们应该以现代音乐美学思想为指导，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具体分析屈原的音乐美学思想，从屈原昂扬奔放、傲岸不羁、风格迥异的文思与吟咏中，全面评价屈原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
一、音乐的本源是对万物的崇拜和敬仰
在21世纪这个新的音乐思潮竞相涌现的年代里，关于音乐本源依然是美学界议论的焦点。浪漫主义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所坚持的音乐他律论认为：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它受某种外在规律――人的情感的制约，情感是音乐表现的重要内容。这与屈原“音本太一”“化于阴阳”的音乐本源观点不谋而合。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订楚辞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也就是说：黄伯思认为“屈宋诸骚”是在记录楚国当地的乐歌。大量研究可以确认：诗与乐从古至今都是相伴而行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屈原的《九歌》《离骚》等诗作理解为音乐作品，而诗人的音乐美学思想就蕴含在这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中，探究屈原对音乐本源的认识应该从《天问》等诗歌作品中找寻。诗人在《天问》中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宇宙形成、万物起源、天体运行、四方地理和人类社会等方面。在“屈原放逐，幽心仇悴，彷徨山泽”的情形下，诗人对于世间万物及其运动规律发出的只能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疑问，是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探索和思考。因而在《九歌》中屈原把“东皇太一”作为首篇绝不是偶然的，这恰是源于诗人对万物之本的崇拜和敬仰。
二、音乐应该歌颂美善，雅俗共赏
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因此歌颂美善，雅俗共赏自然成为现代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屈原生活在南方荆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中，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屈原对于美及善的看法较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多地肯定着个体的自由和***。在《离骚》中屈原以：“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游。随信美无礼兮，来违弃而而求改。”来表明他内外美兼修，美和善应内在地融为一体的音乐美学最求。作为审美范畴，“雅”与“俗”的涵义是相对的，延伸到音乐领域就是“雅乐”与“俗乐”的对立。屈原对南北二元文化的兼容性表现在其扎根楚国文化，对《韶》《咸池》等“雅乐”的推崇和对郑、卫、宋等国民间“俗乐”的喜爱。诗人作品中的《韶》《咸池》《承云》等乐舞被古今奉为“雅乐”的杰出代表，而《楚辞・招魂》中的“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歌按鼓，造新歌些。”“二人齐容，起郑舞些。”等则表露出诗人对民间“俗乐”发自内心的赞美之情。这种音乐美学思想较之孔子的“郑声***”“发乎情而止乎礼”以及“八佾舞全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等音乐美学思想无疑是一种进步。
三、音乐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
音乐是功能是什么?音乐首先应该带给人的是什么?是教化，还是?屈原的作品让我们从中找到了答案。王逸在注释屈原的《九歌》时，认为“昔楚国南埕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在作品中，诗人描绘了很多祭祀的盛大场面，表明了音乐的悦神娱人作用。如《九歌・东君》中描写的祭祀太阳神的场面：“羌声色兮娱人，观诸喉兮忘归。瑟兮交鼓，箫钟兮瑶，鸣兮吹竽，思灵保兮贤。”祭坛下的那些翘首仰望的人们听到和谐优美的乐曲，竟然忘记了回家，那急促的瑟声，不绝的鼓点，加上箫、竽的吹奏，一种竽瑟狂会、展诗起舞的狂欢气氛宛然现于眼前，这说明了诗人认为音乐首先是有娱乐性的，能够给人美的享受。而《离骚》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恰是诗人自己的行为写照――奏起《九歌》，舞起《韶》乐，趁着美好的时光自娱自乐，作者以自身的体会，表达借助音乐“远逝以自疏”，摆脱俗世的烦恼及对音乐娱人作用的肯定。展示了诗人音乐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心旷神怡的音乐美学观点。
四、音乐要和谐有度，乐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