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关于清明的作文篇1
你还记得一首诗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没错，就是《清明》，这首诗形容的清明时，大家都在扫墓。以下是精心收集整理的关于清明节的作文800字，下面就和大家分享，来欣赏一下吧。
关于清明节的作文800字1今年的4月4日，是自我有记忆以来，最为沉重的日子之一。
我扒拉着阳台上的栏杆，打开窗户，向太阳那边眺望。身边的花儿开得正茂盛，却只听见悲恸的哀鸣。这个冬天，因为这场“战役”，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那些如同正在绽放的花儿一样灿烂的人生，猝然凋谢。“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虽不知道你们的名字，没有见过你们的面孔，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身影。那短短三分钟，似乎无限的长，有多少家庭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情，支离破碎……终是潸然泪下。
母亲和她的姊妹弟弟回老家给姥爷上坟。我努力地搜索了一下记忆，那个姥爷长眠的地方，我竟只有一点回忆。似乎是那天姥爷下葬的时候，远远地看了一眼，母亲哭得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姥爷对我的好，在那天一下子全想起来了。
打小是姥爷姥娘照顾我，小时候我跟姥爷姥娘最亲。后来大了，却也因为年龄而嫌弃他们了。我做了许多错事，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向姥爷道歉了。姥爷那般好的人，最后还是走了。我仍记得小时候，每次看到有乞丐，哪怕家里都很穷，姥爷总会给些钱，再不济也给些粮食。姥爷最爱养花，如今他院子的那些花也不知道怎样了。我已很久没有回过老家了。
我以前对姥爷的表现，在那一天也全想起来了。那时候姥爷生病，母亲照顾姥爷，我却因为在姥爷家里待得久了而不耐烦，嚷嚷着要回济南。想来母亲一定是伤心的，她当时应该是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她的父亲了。可因为我的自私娇纵，母亲不得不离开她的父亲身边，这一别，竟是永别。现在我的心态也成熟了不少，不再像以前那般“冷酷自私”了。站在母亲的角度想，我真的不敢设想假如有一天……即便那时我可能早已成家，但我终究是个孩子。
清明这个节日，注定是悲伤的，我们缅怀那些逝去的亲人，堆积的情感在那一天以眼泪宣泄而出。但它又是充满希望的，当见证过生与死，才明白生命的可贵，更加去珍惜每一天。这天是分界线，温暖与寒冷。不管多么悲伤，生活总要继续，更好好地爱着身边的人。
人终究会因生老病死而离世，总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对我来说，那个日子还很遥远，在这段时间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生死。生命是那么脆弱，又是如此坚强。在接下的日子里，珍惜每一段流淌的时光。打开窗户，总会有阳光的温暖。
我永远会记住这一天，好好地提醒我……
关于清明节的作文800字2“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看着窗外淅沥沥的小雨，我就想到了唐朝诗人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哦，今年的清明节，又姗姗来到了。
清明节是祭奠祖先，缅怀去世亲人的节日;清明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谚语。
往年的清明节，我常回老家跟随家人去给祖先扫墓，我们一起清理干净墓边的杂草，每次我都会学着大人们弯腰鞠躬，看着大人们严肃的表情，我也不禁肃然起敬，我们在祖先墓前供奉了好吃的点心，还有鲜花和水果。妈妈告诉我：我们做的这些，都是对祖先和已逝亲人们的一种心意，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哀思和怀念。
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陵园，看着***题词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我想到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们，就感动而且敬佩!我要发奋努力，希望自己将来也能为祖国做出贡献，我要踏着英雄们的足迹继续砥砺前进!
今年是2020年，新型***肺炎病毒***情在我国蔓延，为全力打赢这场***情防控阻击战，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行各业，勇担使命，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尤其是广大医护工作者，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救治***肺炎病人。现在，很多病人康复了，全国***情也有所缓解，可是，有些医护工作者却永远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为了他们作为医者的仁心，为了他们最忠诚的事业!
我从新闻报道里看到那些医护工作者的英勇感人事迹时，不禁感动流泪了，默默起身站立，向他们行了一个庄重的队礼。正如歌里唱的“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我觉得医生护士们那一身身白衣，是最美丽最坚固的铠甲，为我们老百姓抵挡着病毒的侵袭!
医者已逝去，仁德留天地!2020年这个清明节，我不仅怀念逝去的亲人们，也为那些牺牲在抗击***肺炎***情前线的医护工作者们，寄去我深深的崇敬之情和哀思!
关于清明节的作文800字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每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爷爷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情阻止了我们清明扫墓的步伐，但却阻止不了我对爷爷的思念之情。
爷爷已经离开我五六年了。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对于死亡还一无所知，却清楚地记得他那瘦得皮包骨的身架和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总会把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我和姐姐，自己却舍不得吃。每次偷偷把好吃的给我和姐姐的时候，他会先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再神秘地说：“嘘，拿去吃吧，别被你奶奶发现了。”
每当爸爸妈妈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到爷爷家中找他玩。躺在爷爷的胸膛里，听他讲当兵时发生的事，有时候他会说一些令人好笑的笑话，逗得我哈哈大笑。记得有一回，正好是爷爷的生日，我打了一通电话想要祝爷爷生日快乐，可是爷爷听力不太好，硬是把“祝您生日快乐”听成了“乒乒乓乓”，电话一头的我觉得又生气又好笑。
突然有一天，妈妈告诉我：“爷爷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狠狠地打了一个寒颤，我始终无法相信，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啊!我闭上双眼：爷爷躺在床上，虚弱地咳嗽着，脸色惨白，用尽全力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一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最疼爱你的爷爷走了。”
爷爷去世后，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爷爷正坐在摇椅上津津有味地对着我们讲他当兵时的趣事，而我躺在爷爷的胸膛里;梦里，爷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宝贝，你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将来为祖国做贡献!”“嗯，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乖乖听妈妈的话。”梦里，他摸了摸我的头，说这才是我的乖宝贝啊!我伸手想要把爷爷抱得更紧，他却突然消失了，我大喊：“爷爷，爷爷，你在哪里啊……”我猛然惊醒后，才发现这只是一场梦……
爷爷，我想你了!
关于清明节的作文800字4每一年的清明对于我家来讲，是除了春节和中秋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联系我们和过去情感故事的一个非同一般的日子，我们的情感总和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事情捆绑在一起。
小时候，对我而言，清明是冷清的色调;长大了，才有了一些温暖的颜色。扫墓与踏青说不上隆重的祭祖大节，但每每父母早早准备了礼敬祖先的物舍，跪拜叩头是少不了的，眼神中平添了一份凝重和伤感，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这样的一个节日多了一份文化厚重。
清明节传说起于秦末的故事，刘邦终于打败霸王赢得天下。刘邦衣锦还乡时，想去双亲的墓上祭拜，却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长满杂草，他无法找到父母的坟墓，于是刘邦最后从衣袖里拿出纸，撕成小纸片，紧紧地捏在手上，然后向上苍祷告的说：”父母在天之灵，我将这些纸片抛向空中，结果纸片落在一个坟墓上，不论风怎么吹都不动。刘邦跑去一看，果然是父母的墓碑。也是因此，百姓也学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在几张纸下面，放在坟墓上，表示有人祭拜过了。
提到清明，总是把它和纪念先祖想到一起，孝文化的一种生活体现。如今，清明多了另外一些色彩，我们总是借着这几天的春和日丽，邀几位好友一起踏青，和春天的有一个最美好的约会，仲春与暮春之交，《历书》中曾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清朗契阔，踏青就多了一些温暖。
读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人在清明时节不巧赶上了纷纷小雨，在悲伤思古的小情调中多了一个雨中问路的小插曲，有小友人的相助，清明的色彩逐渐温暖起来。“路行人欲断魂。”“行人”是指出门在外的行旅之人，不是那种游春逛景的人。那什么是“断魂”呢?在诗歌里“魂”多年来指的是精神，情绪等方面。而“断魂”是极力形容一种十分强烈，远远的出人意料之外，诗歌表现之内深稳的感情。
杜牧不禁想到往哪儿才能找个酒店呢?原来杜牧是想寻到一个酒店，避避雨，歇歇脚，喝点小酒，抒发内心的小心思。可是又应该向谁问呢?原来那位牧童回答了，也种了诗人中意杏花的小惬意。“遥指杏花村”就戛然而止的，再也不多废一句话。剩下的行人怎样闻讯而走，怎样加把劲攒上前去，怎样兴奋的找着酒家…。诗人都没提到。他把这些都含蓄的表达在了整首诗中。
一年又一年的清明，确实和老底子不太一样了。过了清明就该是谷雨了，春天就这样被老天收走了，我们该换一种心情去迎接立夏了。
关于清明节的作文800字5雨，轻轻飘在空中，朦朦胧胧，忽停忽大。雨后空气清新，有些凄凉，望着飘洒的细雨，才更能引得人们心中那种淡淡的哀愁和思念。
清明，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它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烈的日子，也是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日子。铲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地献上一束鲜花，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清晨，天湛蓝，像是一枚蓝宝石，刚刚被清水洗透一般。空气中混杂着点草木的味道，我们已站在门口待发。因为不远，我们徒步上山。满地都是春风带下来的花瓣，零零散散，洒洒落落。路旁，杂草丛生，再是一片田，稻谷挺直腰杆，豆子垂在大片叶子上，金黄色的油菜花散发着自己独特的气息，周边的山是那样青，小草也是刚刚苏醒过来的，总觉得刚刚渲染的绿似乎绿得出奇，青翠剔透，宛如翡翠一般。如诗如梦的境界，一切都是那样诱人，一切都令人感到十分惬意!
一时间，清明的节奏不再沉重，变得欢快起来，雨停，阳光闪耀在天空中，温暖着我的心灵。天气晴朗又温暖，春景明朗绚丽，生机盎然，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我们几个小孩早已耐不住心中的激动，在小道上玩耍，左一蹦，右一跳，摘上些野花，再一撒。“祖宗们，我来看您们啦!”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作文之作文指导：清明节作文结尾。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谣指杏花村。”随着清明时节逼近，不禁暗生怯意。孤坟凄凄，野草立立，人间天上，雨纷飞，花落地，悲凉更胜从前
清明节作文结尾2：
这一年的清明节，我体会了扫墓的心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清明节作文结尾3：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3
我们吃过午饭不久，班主任谢老师就叫我们坐下分食物，还交待了我们在路上要做到文明坐车，文明走路，文明用语和文明用餐四大讲究``````，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们就乘公交车出发了。
公交车开到半路时，已经近二点，车里非常热闹：低年级的小朋友说说笑笑，嘴里还不时的唱着：“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
过了一会儿，就到了车站。我们步行走到了xx，去xx的扫墓的学生非常多，有小学生，中学生。我们顺着石阶走了上去，我看见不远处有一株大榕树，远远望去，就像一把光秃秃的扫帚。我们继续顺着小路向上走，路旁有一些松柏，有的像一把大铁锤，有的像一团小棉球，还有的像合拢的绿珊瑚``````形态不一，多姿多样。我又沿着草木茂盛的石路直上，终于来到***馆，向西远眺，太阳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遮住了半边脸。通过了狭窄的小道，我们到了后院。“哇”！我叫了一声，你猜我看见了什么？原来我看见了一棵樱花树，因为昨天下过雨，所以樱花树下很潮湿，樱花像珍珠一样落了下来，落在了地上和石阶上，那红红的樱花，不正是***先烈们在战场上撒下的鲜血吗？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4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治环境和***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编浅说》（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
***、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户、***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兵器、***官的培养和选拔、***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人口问题形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还发表了孙达人、王其榘、王育民、王瑞平、顾诚、李济贤、曹树基、林金树、南炳文、林仁川、李洵等人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考察了人口数量、地区人口、人口管理体制、移民和流民等，研究相当深入，不同意见争论热烈。 关于家族宗法制度，重要研究成果有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以及韩大成、李文治、张海瀛、王日根、唐力行、高寿仙等撰写的论文。 关于社会基层组织，周绍泉、王昊、赵中男、曹国庆、陈宝良等就乡里组织、里甲制度、老人制度以及乡约、保甲、火甲等撰写了论文。 关于阶级和阶层，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特别是表现于对商人、宗室、宦官、曲阜孔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对商人的研究，除着眼于一般商人及盐商、皇商等特殊商人外，主要是用力于区域性商人集团，对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范围和特点、历史作用等皆有出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海鹏与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与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张正明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平、王兴亚、叶显恩、李琳琦、周绍泉、张雪慧、王世华、方志远、罗一星、王日根、黄启臣、韩大成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宗室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土地占有，扩展至从分封制度、王府规制、宗藩特权与***权的演变、宗室经济、宗藩人口等众多角度进行分析，顾诚、王春瑜、暴鸿昌、张德信、张显清、赵毅、魏连科、王守稼等发表了重要论文。对宦官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治、经济、***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王春瑜与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和《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栾成显、孙卫国、方志远、李渡、郑克晟、王世华、廖心一等撰写的论文。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胡岩林、魏连科、李洵、暴鸿昌、陈宝良、刘志琴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驳斥“”前夕盛行的知识分子对元末农民起义队伍起腐蚀作用的论点，总结明代知识分子***策、特别是明初知识分子***策的得失，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风习、社会地位以及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人关系的变化等。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及郑克晟、方志远、高春平等的论文，对若干地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上述之外，许大龄、傅衣凌、柯建中、伍丹戈、张显清、黄冕堂、吕景琳、韩大成、周良霄、田培栋、张正明等的有关论文，考察了地主阶级、缙绅地主、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人、乐户等，也是关于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社***， 出版了王天有《晚明东林***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还有田培栋、张显清、刘志琴、许大龄、周学***、步近智、赵毅、郭英德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东林***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具体考察各地 区的东林***人是一大特点。除了多数学者肯定东林***人外，少数学者对之评价不高，也很引人注目。 关于会馆，主要研究进展是逐渐搞清了它不像五六十年代所认为的作为行会组织而存在，而是具有同乡人松散联合的性质。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李华、洪焕椿、吕作燮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有耿庆国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以及王兴亚、钟永宁、顾颖、陈关龙、傅玉璋等有关慈善事业、备荒仓储、***府灾荒蠲免的论文。耿庆国等所撰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攻关的成果。 关于生活习俗， 出版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以及许敏、王云、陈茂山、刘和惠、常建华等撰写的有关论著，考察及于节日、衣、食、往、行、婚、丧、祭祀、娱乐等。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日趋奢靡论述尤多，并且评价不一，或偏重否定，或肯定其刺激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出版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等著作，从总体上把握了明代经济与社会所达到的新水平。 区域史方面，从综合或专题的角度，对几乎所有的省区分别进行了考察，其中关于江南、徽州、东北、广东等地区的考察成果尤多。关于江南，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与社会，论述的范围以整个江南地区或其中更小的地区为对象，出版有钱杭与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博物馆***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著作，以及李伯重、林金树、平、郑志章、朱子彦、刘秀生、范金民、夏维中、王守稼、缪振鹏、沙郑***、汪维真、牛建强、陈学文、蒋兆成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徽州，主要是围绕五六十年现的这一地区的文书契约来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文书契约本身的构成、分类等，研究相当深入。出版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绍泉与赵华富《’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王钰欣与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以及刘重日、曹贵林、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彭超、刘和惠、刘淼、郑力民、王世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东北，除了继续研究以前即受重视的中央***府对其管辖及女真人、满族的兴起等课题外，对***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也广泛地开展研究，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态势。出版有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yáng＠①等《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杨yáng＠①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杨yáng＠①《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以及郑天挺、姜守鹏、从佩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广东，出版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李华、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黄启臣、蒋祖缘、邓开颂、冼剑民、刘志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经济与社会。关于其他地区，有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及郑振满、曾玲、林仁川、韩振华、李金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福建和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粟冠昌、龚维玲、覃延欢、张雪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广西和海南岛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吴宜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高铭群、张国雄、张家炎、梅莉、施正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江西及湖广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亚非《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及从翰香、张岗、陈冬生、李令福、王兴亚、张正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王致中与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田培栋、杜常顺、田卫疆、唐景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陈世松《四川通史》第5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潘洪钢、刘如仲、罗康隆、翁家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此时区域史研究的兴盛，一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各省区的研究，才能搞好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二是由于80年代后兴起的全国性新编地方志热潮的推动。 城镇方面，研究之盛也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研究江南城镇，特别是江南市镇的热潮。关于江南市镇，出版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两部专著，以及何荣昌、王家范、平、蒋兆成、林绍明、吴仁安、朱子彦、范金民、夏维中、张华、任道斌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总体或个案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市场网络、文化风尚、历史影响等。关于江南城市，王家范、陈学文、洪焕椿、傅崇兰等发表了研究苏州、杭州颇有价值的论文。关于北京和南京，出版有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 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等专著，以及李洵、李晟文、韩大成、范金民、平、周志斌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长江以北运河沿岸城镇，出版有郭蕴静等《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等《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杨正泰、王振忠、许檀、毛佩琦、林纯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两广及西北地区的城镇，出版有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顾朝林、王瑞平、陈关龙、宋平安、肖放、刘志伟、蒋祖缘、黄滨、王致中、魏丽英、肖遥、岱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书，是综合研究明代城市的力作。 人类活动与自 然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属填补空白之作，学术上和实践上皆意义颇大。这些成果包括陈家其、龚胜生、邹逸麟、曾玲、周翔鹤、陈国生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太湖流域、湘鄂赣、福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用兵打仗、人才成长等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的论文，以及暴鸿昌、胡凡、张国雄、梁四宝、王守春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北部边境）不注意生态平衡的开发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恶果的论文。 国内民族方面，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女真和满族，出版有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周远廉《清朝***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洵与薛虹《清朝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李鸿彬《清朝***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董万仑《清肇祖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和《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wò＠②《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远廉与赵世瑜《皇父摄***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陈作荣与赵毅《多尔衮评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学琛与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治亭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晋藩与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铎《清***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季永海与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年）、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70年代末至80年代）、潘zhé＠③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91年）等著作，以及蒋秀松、王佩环、陈安丽、从佩远、张云樵、李澍田、李景兰、蔡美彪、郑天挺、魏鉴勋、白新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地论述了女真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治、***事、法律、文化风习、杰出人物事迹与贡献，以及女真各部的情况、满族的统一等，并整理、介绍了有关史料。关于蒙古族，出版有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绍猷《俺d ā＠④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乌日娜、蔡美彪、葛永年、李漪云、樊保良、乌兰、马汝珩、蔡志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蒙古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北元、十六世纪的土默特部、以往研究甚少的瓦刺等，分别进行探讨。关于藏族，以人物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对***治、法律、社会发展及宗教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尧与褚俊杰《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曾国庆与郭卫平《历代藏族名人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历辈***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其他各族，出版有江应梁《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许多有关论文，研究所及，包括锡伯、朝鲜、畲、瑶、黎、壮、苗、傣、纳西、傈僳、土家、彝、回等族的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贡献和杰出人物等。关于明***府的民族***策以及实行的茶马互市和土司制度，发表有陈梧桐、赵毅、姚继荣、林延清、吴仁安、石蓥、粟冠昌、吴永章、谢永雄、苏建灵、张雄、彭英明、古永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以及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等专著，充分肯定了明***府比较开明的民族***策在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上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和失策之处，论述了实施茶马互市制度的初衷、客观影响、具体规定和执行的实态，就明代各地土司的分布、特色、历史作用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关于明朝***府及汉族与满族的关系，明清和战研究仍然甚多，出版有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以及滕绍箴、李治亭、李鸿彬、张玉兴、张德信、王思治、关文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战争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各战役的具体情况，引人注目的是改变了过去是明非清的一统局面。此外，朱诚如等还就清朝入关前对汉族的***策等撰写了论文。关于明***府及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发表有吴量恺、胡钟达、陈守实、蔡志纯、曹永年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和战、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对蒙古的***策等，提出了团结、友好是明代蒙汉关系主流等有价值的新论点。关于明***府及汉族与藏族的关系，出版有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地方与中央***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元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吴钧、***·、牙含章、杜常顺、石硕等撰写的论文，论证了明朝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尹伟光等撰文探讨了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管理等。关于明***府及汉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蒋炳剑、苏建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汉族与畲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的融合和友好交流。关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关系，马寿千、郭成康、杨庆镇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满蒙、满藏、蒙藏等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府对外***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府对外***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府对外***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 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府对该地行使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jiǒng＠⑤《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 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⑥——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学大师——薛xuān＠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⑧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 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书事业方面，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作，以及冯惠民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出版社，1994年）等资料辑录。 人物方面，有关论著大量出版，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其所以能够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研究历来受人青睐；二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三是因为各地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往往打历史名人牌，从而推动有关人物研究的开展。对皇帝的研究是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仅出版过两个以上皇帝传记的出版社就有6家， 其中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书16帝，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书2帝，人民出版社出版3书3帝，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2书12帝，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2书21帝，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书2帝。这些传记收尽了明朝的所有皇帝，多能实事求是地论述传主的功过，重视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述之外，关于皇帝的重要著作还有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等。此时研究较多和较深的人物还有***功臣、严嵩、海瑞、叶向高、徐光启、袁崇焕、吴三桂、洪承畴、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明朝遗民等。关于***功臣，出版有张德信等《明代***功臣传》（黄山书社，1992年）、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胡岩林、郝兆矩等撰写的有关刘基生平、思想的论文。关于严嵩，出版有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曹国庆等为史书上指责的严嵩“贪污受贿”、“屠害忠良”行为进行了分辩，而张显清坚持传统的“一代奸雄”的旧说，双方论证皆极为详细。关于海瑞，学者们抛弃了“”所散布的谬论，肯定其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改革家、大清官，重要成果有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关于叶向高，出版有冷东《叶向高与明末***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以及何孝荣撰写的论文。关于徐光启，出版有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专著，以及施宣园、冯天瑜、李长年、王福康、吴德铎、刘建、胡道静、游修龄等撰写的论文，广泛地论述了徐光启的生平活动、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学术思想、等。石声汉《农***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全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关于袁崇焕，出版有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阎崇年与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及谭世保、颜广文、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出版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等数部史料辑录，以及傅衣凌、施联朱、李育安、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策、经济思想、***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主要有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李洵和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 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右加杨的右部 ＠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 ＠③原字为吉右加吉 ＠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耿下加衣 ＠⑥原字为土右加良 ＠⑦原字为王右加宣 ＠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右半部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yǎn＠①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20世纪甚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文章。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看不到客观、认真的分析评说。这种评介文章，与其说是史学评论，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本世纪末的20多年中，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流行甚广。许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 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的进步，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顺利的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下半部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5
【关键词】明清徽州；健讼；州县官；民事诉讼
《祁门、浮梁王、赵两姓互控案卷》和《追山案卷》文本是清乾嘉年间、同治年间关于民间诉讼的记载，史料非常珍贵。其涉及到坟山、祀田、山林纠纷，诉讼时间长达十几年，地域跨省。本文以《祁门、浮梁王、赵两姓互控案卷》和《追山案卷》为主体史料，拟探讨清代徽州地方社会缠讼、健讼现象，并了解在诉讼过程中官府的态度和民众的策略。因此，大致从健讼问题研究、明清地方官司法职能和明清徽州民事诉讼研究三个方面作简要回顾。
一、健讼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民间百姓究竟是厌讼还是健讼，学术界对此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传统观点是以“厌讼”为主，但近几年“健讼”又成了主流之说。事实上，宋以后的文献中有关江南地区民间健讼之说并不少见。
学术界对宋朝“争讼”以及相关的讼学、讼师问题研究颇为关注。其中王静雯的《宋代健讼原因研究》对宋代健讼现象作了系统阐述，她从宋代“健讼”的状况，形成的经济、思想及法律基础等方面着眼，力求探寻健讼现象产生的各种因素，并试***为当代我国诉讼法制建设寻求借鉴。另外邓建鹏的《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矛盾解析》一文中，也提及宋代健讼之风盛行。不仅如此，还出现专门教人学讼的专业书籍与职业讼师。明清健讼风俗愈演愈烈，关于明清时期健讼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其中有侯欣一《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王刚《清代江南地区健讼问题研究》、邓建鹏《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矛盾解析》、卞利《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等等。侯欣一的《清代江南地区民间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该文考察清代中晚期，以江南、中南和华北地区为主。与以往有关研究基本上仅局限在江南地区不同，又增加了中南和华北地区，以求在更广大的背景下思考健讼问题。此外，本文还从民风、人口压力、专制体制弊端、胥吏四个新视角来分析健讼的原因，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过多关注经济因素。
卞利《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着重探讨了明清徽州地区的争讼风俗，包括争讼由来、争讼原因、内容和主要表现以及争讼处理程序等内容。这里提到争讼案件的处理程序一般为：“乡有争竞，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如再不能决，“然后诉于官”。对于争讼案件，文会依照法律结合习俗进行调解和裁决，通常较能为争讼双方接受。
另外，也有以个案为切入点，来研究清代健讼与缠讼现象。如李艳君《清人的健讼与缠讼――以吴华诉谢昌达案为例》，本文并不是因缠讼而讲缠讼，而是通过此案意识到案件背后的强权***治及官府的不作为等隐性因素。
二、州县官与民事诉讼
州县官作为基层法庭的法官，在调和或裁判地方纷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近人对明清州县的司法审判已经有了不少研究。如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裁判》、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节：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等研究。
有关州县官在民事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能，一些专门研究明清州县制度与州县官的学术专著有详细的介绍。这些专著包括瞿同祖的《清代地方***府》、柏桦的《明代州县***治体制研究》《明清州县官群体》及《明清州县官的施***及障碍》、徐炳宪的《清代知县职掌之研究》等。瞿同祖的《清代地方***府》是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府的著作，参考大量史料，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两方面系统分析和阐述了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方面的职能与运作。柏桦1998年发表的《明清州县官的施***及障碍》一文，论述了明清州县官施***所面对的来自于君权、朝廷法令、上级官僚、乡绅士大夫及吏胥、里老等诸方的阻力和障碍。多方的牵制加上州县官个人的气质、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与反映，使州县官的施***呈现出多棱多彩的特征。徐炳宪的《清代知县职掌研究》一书探讨了清代知县的地位和出身，论述了他们的职掌，还分析了知县在地方行***上所发挥的正负功能。
在地方纠纷解决过程中，除了地方官参与外，民间社会也不可或缺，如宗族、里老、约保等，两者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相反表现为互相协作甚至妥协。此外，也有县学参与办案的情况，为配合讼案的解决，对县学生施以“戒饬”“究惩”之类的权利。
三、明清徽州诉讼研究
徽州好讼风气由来已久。明清时期，徽州好讼之风愈演愈烈。学术界对明清徽州民间诉讼研究也多有关注，并从民间诉讼纠纷类型、原因及解决纠纷的途径等几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
张萍的《从看清代徽州民间纠纷和诉讼》对徽州民间诉讼类型及解决纠纷方式做了详尽阐述。指出其中因坟葬而引发的诉讼所占比例最大。同时也从纠纷当事人关系角度，分析得出民间纠纷多发生在主佃、村邻和亲属之间。民间纠纷解决的方式：一是宗族内部解决，一是诉诸官府。
对民间诉讼某一具体类型进行分析的文章也不少。如沈菊芳的《明清徽州坟山、祀田状况及其纠纷研究》、韩秀桃的《明清徽州民间坟山纠纷的初步分析》等等。其中韩秀桃一文对坟山纠纷进行细化，并直指导致坟山纠纷的原因除了风水信仰，还有就是对山地及其附着物的追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目前学术界对健讼现象研究及州县官在地方司法中的职能问题研究的概况。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祁门、浮梁王赵两姓互控案卷》、《追山案卷》文本史料进行整理，拟探讨解释清代徽州地方社会缠讼、健讼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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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卞利.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A].明史研究（第3辑）[C]. 黄山书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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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韩秀桃.法理与私情之间――关于明清徽州民间纠纷以及解决方式的几点认识[J].清华法治论衡，2006（2）.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6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城乡环境文明建设为主线，以深化殡葬改革，倡导文明祭祀为突破口，以清理和整治私埋乱葬坟墓为主要内容，全面开展清查清理整治活动，达到对私埋乱葬的有效控制，遏制土葬，提高火化率，促进城乡环境文明建设的和谐发展。
二、任务目标
1、在2012年6月15前，由民***局牵头，各有关单位和乡镇配合，对全县公路沿线两侧的坟墓地行全面彻底的清理，达到公路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没有坟墓、坟包的目标。
2、对在林地、耕地、山地私埋乱葬坟墓进行清理，要深埋深葬，不留坟包、不立碑。
三、方法步聚
1、召开会议。2012年2月，县***府召开各有关单位和乡镇主要领导会议，落实工作任务，下发工作方案。
2、实地踏查。2012年2月，由民***局牵头，各有关单位和乡镇配合，对全县公路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坟墓进行实地踏查，查清私埋乱葬所在地的地域、数量。
3、宣传动员。2012年3月－4月底，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殡葬改革的相关***策，宣传县***府《关于清理全县私埋乱葬坟墓的工作方案》，并《关于清理全县私埋乱葬坟墓的通告》。通过宣传动员，由丧主主动自行对私埋乱葬坟墓进行移地深葬（不立碑、不留坟包），或迁至合法公墓或迁到殡仪服务部门寄存。
4、集中清理。2012年5月10日－6月15日，各有关单位和各乡镇组织专项清理队伍，对逾期没有迁出的坟墓，集中进行平毁，保证公路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不留一个坟包、坟墓。
5、检查验收。2012年6月16日－25日，全县私埋乱葬坟墓清理工作完成后，由县私埋乱葬坟墓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对清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四、组织领导
为保证此项工作扎实有效的推进，按时完成清理工作任务，成立县私埋乱葬坟墓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五、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清理私埋乱葬工作是全县城乡环境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人民***府要高度重视，把此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靠前指挥，按照方案要求，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7
[关键词]清 清闲 冷清 悲凉
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是现代散文中的名篇。作者通过故都的秋姿、秋色、秋声，传递他独特的秋意、秋味、秋情。文章一开篇便说：“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这个经典概括构成了文章的基调和底色，也是解读本文的关键。可是在教学中，有人认为“清“静’是大多数散文家能感悟得到，写得出的，未见得奇妙，而‘悲凉’则属于郁达夫一人独有，最见奇妙”，同时认为“‘清“静’好理解，‘悲凉’就不好理解”，因而对“悲凉”重视有余，而对“清”关注不够。其实。“静’确实好理解，可“清”就不那么好理解了，甚至比“悲凉”还要难以理解。而且，对“清”的理解和把握，也直接影响到对“悲凉”的理解。那么，“清”有那些内涵，又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清”是清闲。故都的秋有“清”的特色，这“清”可解读为清闲。我们先看文中的相关表述：
在清晨静观这一环节中。作者写到：“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手捧清茶，小院***，细数日光。静对蓝朵，是何等的清闲，是何等的惬意，是何等的充满诗情画意!也难怪作者“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在落蕊轻扫这一环节中。作者写到：“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这里，作者直接点明了“清闲”。再有，去细细查看扫帚的丝纹，既需静心，又需闲情，若非清闲，又怎能有如此情致。
在都市闲人这一环节中，作者写到，“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的说”，都市闲人，咬着烟管，立于挢上，或是立于树底，用缓慢悠闲的声调对答。又是何等的清闲。立足于“清闲”，就更容易理解作者写都市闲人的原因了。清闲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作者感受意念的真实流露。在对北国风物人情的赞美中，在对故都的秋的眷恋热爱中，也体现了作者的平民意识和他淡泊、恬静、悠闲的生活情趣。
其次。“清”即清秋。也就是说故都的秋，特色鲜明。有浓浓的秋味。江南也有秋，可作者不喜欢，因为它姗姗来迟。而且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作者深爱的正是色浓味永的故都的秋，他在文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在第1段中，作者说“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他千里迢迢北上，要欣赏的，自然不是淡而无味的秋，而是浓郁的北国的秋、故都的秋。接下来，他在第2段便说“(江南)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在江南时，他因秋来得慢、秋味儿淡、秋的意境不鲜明而深感遗憾。并认为“那种半开、半醉的状态”，“是不合适的”。在作者看来，秋要来得显豁，来得鲜明，来得浓郁，那种“半开、半醉”的状态，是淡淡的秋意，艨胧的意境，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秋，是没有情趣的秋，是索然无味的秋。
在第3段中，作者说“……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也再次申明，他所热爱的是“十分的秋意”。在写秋日盛果时，他又说“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Days”，这表明，被他称为“佳日”的、“黄金般的日子”的，是“清秋”。他所认可的、深爱的、由衷赞美的，也正是“清秋”，是秋味十足的故都的秋。
作者在绘秋景，抒秋情后，插入了关于秋的议论。有人认为写作意***是：“作者似乎要创造一种文化氛围，于自然气息之外再添一重文化气息，与‘故都’题旨暗合。从行文章法上看，这里宕开文笔，纵横议论，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阔的思路。”说“再添一重文化气息”、“显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固然不错，但这是作者的写作意***吗?郁达夫绝对不会因卖弄而“兜售文化”。这也与他热爱故都的秋、赞美故都的秋的情感不一致。其实，作者在这段文字中已经说得够明白了：“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可是这秋的深昧，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他要强调的是。中外的文人学士、诗人。乃至“牢狱里的囚犯”，对秋都特别敏感，都有“不能自已的深情”，而在中国，要欣赏秋，感悟秋。必须到秋意十足的北方。
在文末，作者再次将南国之秋与北国之秋进行比较。说南国之秋是“黄酒”。是“稀饭”。是“鲈鱼”。是“黄犬”：说北国之秋是“白干”，是“馍馍”，是“大蟹”，是“骆驼”。让人感到北国之秋味烈、味深、味浓、味久，南国之秋味润、昧浅、味淡、味短。这一对比。南国之秋便是“小乌”，北国之秋自然成“大乌”了!其目的非常明确，“即抑彼扬此，北国之秋胜于南国。是作者的主观感受，表达作者对故都之秋的热爱”。
再次，“清”是冷清，是清凉。作者在描写故都的秋色时，对色彩的选择可谓匠心独运。他认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者最下”，他如此看重冷色，就是为了突出故都的秋冷清的韵味。作者写秋雨时，通过都市闲人之口说～层秋雨一层凉”，特意强调“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象样”，这“奇”，这“有味”。这“更象样”，不过就是北方。的秋雨伴随着“阵凉风”，让“天可真凉了”。这与南方的秋可就有天渊之别了。生活在南方的人都知道，南方的秋是不“象样”的。秋天非但不凉，还酷热难当。还有秋老虎呢!这样的对比，在气温上也突出的故都秋的特色――清凉，也流露出了对故都的秋的赞美之情。
其实，“清”与“悲凉”是有关系的。毋庸置疑。“悲凉”更多是作者的主观感受，是作者忧郁孤独的性格的真切流露，是社会风云和个人际遇在作者心里投下的阴影。可这主观感受难道跟客观风物就没有关系吗?绝对不是。应该说，这“悲凉”也因故都的秋味而发，也就是这“悲凉”的主观感受也源于“清”。槐树落蕊的萧索，秋蝉残声的凄凉，自然能引发作者心中的悲凉情绪：而秋色的冷清，秋雨和清凉，又何尝不会触动作者敏感的神经呢?更何况故都的清秋，秋味十足。意蕴深沉，与作者颠沛流离的生活、愁苦哀痛的心境相契合。于是，多愁善感的作者不由悲从中来。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8
关键词：明代家庭史；近三十年；评述
中***分类号：K89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154-05
家庭是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关涉到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家庭在中国社会处于真正的中心地位，这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对它进行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对中国家庭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评述，他们大多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家庭史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即“五四”前后至1949年的发端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停滞期和80年代以来的恢复兴盛期，这些成果大致勾勒出了我国中国家庭史研究的概貌。在这些文章中零星介绍了明代家庭史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没有学者对明代家庭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明代家庭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文试对近三十年来明代家庭史的研究成果从家庭结构与规模、婚姻与家庭关系、家庭经济、家庭生活四个方面进行梳理，总结明代家庭史研究的特色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家庭结构与规模的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明代家庭结构与规模的研究主要依附于明清家族、宗族的研究，学者们在探讨明清家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中研究明代的家庭结构与规模。其中以徐扬杰、郑振满、陈支平、唐力行的研究为代表。徐扬杰在对宋明以来家族制度的研究中指出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由于其内部经济分化而瓦解成若干个小家庭。郑振满、陈支平利用碑刻、民间文书、族谱等田野调查的新资料研究福建的宗族问题，他们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庭和宗族纳入同一分析架构，在家庭的动态发展中寻找宗族发展的内在原因，揭示家庭与宗族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及宗族的发展机制，极富创见。唐力行通过对方氏家谱资料的抽样分析和量化处理研究明清徽州宗族制度下的家庭结构，认为徽州在明代后期形成了小家庭大宗族格局，徽商对这一变化起了关键作用。家庭规模的缩小可以避免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利于商业经营，这一结构使徽州社会更富于弹性和流动性。
进入21世纪专门研究明代家庭结构与规模的成果出现，研究集中在户口档案等新资料丰富的明代徽州。如：周绍泉综合利用诉讼文书、黄册文书、土地文书、承继文书以及族谱等资料来探讨明代徽州一般民户的人口与家庭结构。栾成显通过对遗存的明代户帖、黄册文书、清代保甲烟户册等文书档案的考察，认为明清时期小家庭占当时农村居住人户的绝大多数，一般农民的家庭规模拥有5口左右的人口。范红***则探讨了介于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析产合户家庭的基本特征、形成原因和历史影响，指出析产合户家庭是明代家庭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其结构特征是在家庭财产上分而在血缘亲情上合，从而暂时缓解了一直困扰中国传统家庭发展的两难矛盾，即血缘亲情产生的向心力和财产私欲产生的离心力。其他地区的研究目前只见到彭勇的研究，他通过对方志中户口资料的整理，以陕西和河南为中心，对边地卫所***户和内地卫所***户的家庭规模和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进而探讨了***户家庭规模与家庭生活的关系，通过明代***户家庭规模的时代变化透视明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与规模的研究是明代家庭史研究的基础。学者们通过挖掘利用各种新资料，借助人口学的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明代的家庭规模和结构进行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和明代家庭结构与宗族发展密切相关的独特历史个性。但已有的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福建、徽州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尚有待展开。
二、婚姻与家庭关系的研究
在明代，婚姻是保障家庭繁衍、构建家庭社会网络的重要途径，学者们多对婚姻制度进行研究。徐泓《明代的婚姻制度》一文从婚配的范围、婚姻的人数、婚姻的形式、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故障与消灭等方面来论述明代婚姻制度。许敏从西方传教士笔下描述的中国婚姻人手，探究了明清之际的婚姻与宗法关系、婚姻缔结方式、娶妾现象等问题。余新忠把婚姻作为家庭成立的前提与基础。对与明清家庭密切相关的择偶、婚姻成立、离婚与再婚、特殊婚姻等内容作了探讨。阿风把徽州文书与其它文献相结合，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明清徽州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典妻、招赘婚、接脚夫等变例婚的状况。那晓凌对明清时期中上层社会士人拒娶再醮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实质是惧娶再醮，这导致了许多理论上的家庭重组无法实现，士绅阶层甚至出现鼓励男子丧妻守鳏的倾向。一些学者还对明代一些少数民族婚姻进行了研究。如杨绍猷对明代蒙古族婚姻和家庭的特点进行研究，蒙古领主为了束缚其属民，在其治内实行义务婚、收继婚和寡妇再嫁等婚姻家庭制度，在家庭同样实行等级制度，认为这是封建领主制的产物，封建制度的深化和发展也使其婚姻和家庭制度中产生了一些变化。奇文瑛将碑铭中所见达官的婚姻资料与档案和实录的记载结合，揭示了归附达官进人中原后的婚姻关系及其变化，展现了明代达官杂居中原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家庭与婚姻密切相连，学者们对明代婚姻中的变例婚对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相对深入。
明代注重家庭伦理道德，在礼制、法律上形成了一套关于家庭关系的严密秩序和规范。家庭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礼制、法律的角度来探讨明代家庭中各成员的权利地位关系。王明霞从明代法律规定人手来讨论明代家庭中夫妻之间的关系，认为明代夫妻的权利、地位和人格绝对不平等。徐泓认为在家庭中的权力义务关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但妻的权力却是完全依附于夫、来自于夫的。赵世瑜以读史札记的形式，从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婚姻与性、社会生产分工三个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男女两性的关系，认为明清家庭内男女之间不平等。男性家长在家庭中仍然具有最高的权威。
21世纪的近十年来学界对明代家庭关系的研究正日益从注重家庭权力结构的研究转向探讨家庭伦理关系实践以及家庭成员间情感的研究。赵毅、赵轶峰探讨了儒家家庭伦理原则与17世纪前后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生活实态之间的落差，并对夫妻关系中悍妻这一非主流现象进行了探讨。陈宝良通过对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现象以及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的研究，指出明代的家庭生活尤其是家庭情感伦理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向，在明代的五伦关系中。正在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一伦为重，而在夫妻一伦中。夫妻之间的情感生活逐渐被夫妾之间的情感生活所取代。王雪萍对婢妾这一女性贱民群体在明代的婚姻家庭生活进行了研究。熊秉真利用明清的人物传记资料在中国明清时代的感情和性别角色的背景上，呈现了明清家庭生活中既亲密又相互依存的母子、母女关系。余新忠则从生活实态层面上对明清家庭中的父子、婆媳、夫妻、妻妾、兄弟这些主要家庭伦理关系做了全面的论述。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明代婚姻与家庭关系的研究，有一个从礼法制度的研究向家庭生活实态研究的转变，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家庭关系的研究中成果多集中于家庭中男女两性的夫妻关系，家庭中的父母子女关系、婆媳关系、兄弟关系等成果较少。
三、家庭经济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利用徽州丰富的明清契约文书、黄册对明代徽州的家庭经济进行研究，成果丰硕。周绍泉通过对徽州文书中一户胡姓农民家族契约文书的分析，对一个普通农民家族在明代的家庭、家族生活状况进行了实证性的个案研究。栾成显利用徽州的分家文书、黄册、族谱等资料对明代徽商、地主等家族的家业经营、经济形态和分家等问题进行个案的考察。阿风以徽州契约文书、档案等为基本资料，从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之不同层面论述了明清时代妇女的对家庭财产的处分情况，深入探讨明清妇女的地位与权利。刘道胜研究明清徽州的分家与继承关系，认为明清徽州民间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一些日本学者也从徽州的分家文书人手研究徽州的家产分割与继承，展现传统中国分家习惯的多样性，以臼井佐知子与中岛乐章为代表。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此地的家庭经济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日本学者滨岛敦俊为了论证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乡绅论，他以《庄忠甫杂著》收录的家规和书简为主要素材，对十六世纪末“乡绅”庄元臣的家庭经济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个别江南乡绅的家庭经济生活实态。李伯重对江南小农的家庭经济进行了系列考察，认为明代江南小农家庭的生产方式是“夫妇并作”。到了清代中期才变成“男耕女织”，江南农家妇女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男耕女织”是近代以前江南农家劳动安排的最佳模式。刘晓东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对明代塾师的职业收入及其“生计”状况作了梳理与分析。余新忠运用家庭生计的概念研究明清的家庭经济，他从治家观念、家庭收支、生计安排、家庭消费四个方面来勾勒明清家庭的日常经济生活实态。
学界对明代家庭经济的研究集中于史料丰富的徽州、江南地区，家产分割与继承是研究最重要的关注点，而且研究成果多是一些个案、点的研究，有待于对明代家庭经济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四、家庭生活的研究
妇女是明代家庭生活中的主角，在明代妇女史研究中妇女的家庭生活倍受关注。美国学者高彦颐以明末清初江南城市中的才女为主轴，透过性别体系的分析，开启了明清妇女文化的研究，是近年明清上层社会妇女生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她在男、女性别互动的大架构中研究江南才女如何在内外连续一体的社会交际圈中构建生活空间。她集中关注了明末清初江南的家庭生活和女性观念的变化，认为家庭生活是女性身份和存在的传统根基，而在明末清初的江南伙伴式婚姻的不断上升、“女性特质”的改写以及内外界限的重整，都在影响着家庭及社会的基本面貌。⑩此后的一些明代妇女社会生活研究主要以女性一生中为女、为妇、为母的家庭角色变化、相夫教子的职责来考察其家庭生活状况，丰富了我们对闺阁妇女生活诸多面向的了解，充实了明代妇女家庭生活史的研究。贞节观念与节烈现象一直是学者们讨论明代妇女史的主要焦点，其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研究成果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关注贞节烈妇的生产机制，探析贞节烈女成为文献记载的各个管道与运作过程，及这一社会机制如何影响时代的社会心态与集体实践，对我们理解明代贞节烈妇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奉亲养老作为一种肇端于天然血脉亲情的家庭伦理活动备受明人重视。明代家庭孝道践行依附于明代的孝文化和***治文化之中。林丽月《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一文侧重于从妇道伦理的角度考察了明代孝妇所承担的家庭义务和社会对孝妇的道德要求。邱仲麟考察了唐以降民间孝行中“割股疗亲”行为和明清的庆寿文化。余新忠解读明清江南方志中的“孝友传”，在梳理呈现明清时期的孝行与家庭生活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方志“孝友传”之类文本其背后所蕴涵的***治和社会文化意蕴与编纂者的意***、文本可能的形成过程。明人有“送死胜于养生”的孝道思想，学者们对明代父母死亡后丁忧守制、服丧行为进行考察。明代孝道的践行更主要是体现于子女平时晨昏定省、温情探视，病时奉汤送药等家庭日常生活之中。林讌如考察了明代社会中具有***治背景和知识背景的士人群体奉亲怡养的孝道生活实践。赵克生从宦游官员的视角探析明代官吏的养亲问题，指出明代官吏主要采用移亲、分俸、辞官的方式解决“忠孝怎能两全”的矛盾。吕丽萍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分析了明代平民、乡绅、富户以及作为普通家庭成员的官宦的养亲活动。学界从“人”的角度出发，把养亲活动还原为自然人的伦理活动，侧重于社会某一阶层或群体甚至个体奉亲养老行为的考察。
孩子的生育与教养在明代基本上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熊秉真运用大量医籍、明清传记、训蒙读物等资料，开创性地探讨了中国家庭在育婴、儿童医疗、蒙学教育等方面的生活文化。李伯重研究了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行为。常建华利用方志、明人文集等资料，对明代溺婴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吴静芳关注明代寻求长年已婚未育的解决之道，对明代求子方法的制作、利用、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赵克生考察了明代社会中儿童习礼普遍性、日常化、为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现象。许淑媛关注明代丈夫早逝的家庭里身兼慈母与严师的寡母，探讨了她们启蒙、督诫、训勉等课子之事。郭英德研究了明清时期成年女子的家庭文学教育形式，认为其是一种兴趣至上的学习活动，是一种纯粹审美化的生活形态。明清家庭家族叙事文学兴盛，一些学者从这些文学作品来研究明清的家庭生活。日本学者野村鲇子考察了父兄哀思而写下的叙述出嫁之女受虐而死的明清散文，揭示了明清士大夫家庭生活中的家庭暴力。余新忠主要就与家庭直接而密切相关的人情交往、孩子的生养与教育、家庭娱乐以及疾病与医疗等内容对明清时期的家庭生活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
明代家庭生活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十几年，这和社会史研究向新文化史转向的学术潮流同步。家庭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它首先是一个生活单位，是家庭成员进行日常生活的空间。生老病死、父母赡养、子女养育这些日常生活在明代基本是在家庭中进行，从以上介绍可见学界对家庭日常生活的研究渐趋繁盛，成果渐多。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仍远远不能够揭示出明代家庭生活丰富而复杂的实际面相，而且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社会上层的士大夫官员阶层，明代家庭生活的研究空间还很大。
五、结语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9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海外情报 小说创作 创作背景
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即日本嘉永三年的夏天，清王朝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反抗清朝朝廷的武装起义。而同时期的日本也处于饱受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外有西方势力逼迫打***门，内有饥荒和百姓起义的困扰。在此情况之下，幕府积极收集太平天国有关情报，对这场***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这种情报收集活动并未只在幕府阶层中发生，在民间社会也广泛存在。在太平***攻陷南京的第二年（1854），在日本就出现了大量以太平天国为原型的物语小说。据考证，在嘉永末年到安***初年共有七部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出版，其间存在以下共同点：1.主要以出版物的形式留存于世；2.出版时间聚集在嘉永六年（1853）到安***元年（1854）；3.每一部小说的卷首都附有地***和人物肖像画，正文中附有插***，文字由平假名和汉字混合而成，文字标注注音假名；4.情节以明朝后裔朱氏与清朝***队的战斗情景为主。
笔者以日本嘉永末年到安***初年间，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都有流通迹象的《清明***谈》及其续篇《鞑靼胜败记》为对象，通过列举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风说，结合当时社会形势，探讨这些小说的创作背景；从对风说的引用和增补的信息着眼考察生活在嘉永末年的日本庶民是如何认识这场太平天国运动的。
一、《清明***谈》与《鞑靼胜败记》的主要内容
通过日本实地古籍调研，笔者了解到《清明***谈》与《鞑靼胜败记》这两部小说均为美浓版五册本。从这种统一的特征可以推测，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在江户出现了大量与这类小说形式类似的附插***书籍。根据序文末尾所标注的“甲寅立夏”可以推测，《清明***谈》创作于日本嘉永七年（1854），即安***元年之夏。此外，从封皮内页的落款中标注的“青卫孰藏”可知，这部小说由“青卫孰”出版，但作者的个人信息不详。
《清明***谈》的序文中有如下记载：
“后明天德帝，姓朱名华字元晔，生蜀四川，迁广西而成长，生质温润，平常好文学，慕二帝三王之德，抱大明恢复之大志。今年龄仅二十四，不***无辜，而为奸尹被囚于是广州郎山。主谋洪武龙，杀府尹而助朱氏，浙江妖妇李伯玉亦会之矣。至爰始而发兴复于先朝之大业，而募兵广西浙江，渐得二十万攻入南京，不敢侮鳏寡见，士周后年终遂大业焉。”
本书具体讲述了清朝咸丰年间，广西桂平县生活着一位明朝皇族的后裔，名为朱元晔，继承家业后以贩卖石灰为生。为人沉稳正直，仁慈敦厚，在邻里之间享有盛誉。浙江省某座深山里，也有一户明末忠臣后裔的人家，主人育有一女，名为李伯玉。她天生聪慧机敏，通晓文学战术，既容貌美丽又重情重义。曾入山中师从仙人学习妖术，学成后用幻g遏制了民间麻疹的爆发，自此深受人们爱戴。身为明朝遗族的她自幼记恨官府，伺机发动一场反清复明的运动。广东省从化县的山寨里，有位山贼名为洪武龙，在抢夺运往宫廷的税银时偶遇李伯玉。经过一番厮杀，洪武龙被迫降服。两人最终结成联盟，共举反清复明的大旗。一日，洪武龙闯入朱元晔的宅邸，得知主人是宅心仁厚的明朝皇室后裔，誓死效忠元晔。而早就觊觎元晔钱财的清朝官吏，以与盗贼私下勾结为由抓捕了元晔。武龙听闻后夜闯官府救出元晔。自此，在洪武龙和李伯玉的帮助下，元晔正式发起了复明运动，自称朱亲王，年号定为天德。
此外，另一部随后出版的小说《鞑靼胜败记》也生动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发展。从《清明***谈》的后记部分可以推测，《鞑靼胜败记》可能是《清明***谈》的续篇。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朱亲王建立反清***权后，北方的少数民族――鞑靼也向清朝发起了反击，占领了北京的战略要地。腹背受敌的朝廷无奈向英国求助，而一向战无不胜的英国***队却反被李伯玉利用，最终不得不投降于朱氏***队。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这些情节并非完全由作者杜撰，太平天国时期传入日本的情报给这些创作者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例如，浙江妖妇李伯玉英勇善战、鞑靼向后明***提供***事援助、英***狼狈投降等情节，就是基于1853年中国贸易船船员向日本长崎镇台官府提供的太平天国情报，并加以渲染而形成的。
“募兵于广东诸州，渐得十万矣，已而浙江妖妇李氏亦拥十万，袭杀府尹而应，元晔专李氏定谋略攻援广东府，乃福建西湖招捶清降将，降卒，于是兵势日强大也。众既三十余万，拥元晔为朱新王也，诸港英夷亦属焉。秋八月清主咸丰爷亲征之不克，鞑靼亦起兵北方，扰声之言助朱氏袭清之旧都，据之进略宁古塔。”①
由此可以推断，虽然***的领导者和勇将都是虚构的人物，但都能从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情报中找到人物原型。此外，明朝***队的壮大及鞑靼***的增援等战斗场面的描写都是基于风说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运用夸张生动的描写展现了太平***的所向披靡及清英联盟***惨败的情景。
二、情报的持续性与物语的趣味性
太平天国初期传入日本的风说以太平***取胜为主，与之相对应的民间小说大多称赞太平***的英勇善战。但随着记载更多接近史实的太平天国战况的清朝书籍，如《满清纪事》、《粤匪大略》传入日本，日本民间社会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愈发清晰。这一点在后续出版的太平天国题材小说中也有所体现。这一节，笔者将从客观情报的共享和主观的剧作化表现两方面着眼，分析这些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在日本幕末社会发挥的作用。
安***元年（1854）七月，清朝贸易船船员向日本长崎镇台官府带去了最新的太平天国情报。情报称“今虽各处贼匪未能剿灭，幸自入春以来，打仗略有胜仗，贼势稍减”；同年闰七月又传来“叠攫胜仗，大挫其锋、贼势稍定、人心亦稍安稳”的消息。由此可以想象，太平***受挫的信息迅速传入幕府，随即很有可能向民间扩散。此外，随着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并被翻译出版，日本民众对太平***的认识也愈发清晰：并非如风说中所描述的一般所向无敌，在与清***的较量中伤亡惨重。
这类传递太平***失利的消息对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作为《清明***谈》和《鞑靼胜败记》续篇出版的《清贼异闻》，就对太平天国领袖间的内讧做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如妖妇李伯玉暗杀天德帝皇后而被处刑、大将洪武龙受奸臣陷害无奈出逃等，都巧妙地迎合了风说的内容，向民众传递了太平天国的最新进展。可见，这些小说并非只提供一时的海外情报，而是呈现了太平天国从发兵、建都，再到发生内讧、衰败的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在民众中的情报共享。可以想象，这些小说作为传达海外情报的媒介，满足了民众对海外世界的好奇心，从而体现出了对海外局势更大的关注，也更加期待新作品的问世。在民众无法自由获得海内外***治情报的背景下，这些小说在日本幕末社会无疑起到了情报共享的作用。
太平天国小说之所以能在日本民间持续出版，与19世纪中后期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不无关系。此外，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小说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满足了群众对海外战争的好奇心。同时，文中夸张生动的物语化描写，也是小说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
物语化描写更多地体现为对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如李伯玉施展妖术击败英***，洪武龙冲锋陷阵与清***激战等。这些战斗场面之所以占据了大量篇幅，是考虑到在日本幕末期，这类有关海外时事的小说多被书店争相出版，作者必须迎合大众喜好才能确保销量。为了满足读者对太平天国战事的好奇心，作者有意保留了***纪小说着重描写战斗场面的特点。
除此之外，书中配角的衬托也使情节更加丰满。如《清贼异闻》中朱天德的皇后徐氏、盗贼出身却浑身是胆忠于天德帝的张道弘，以及在另一部小说《小刀会话满清纪事》中登场的向“洪秀泉”教授幻术的老人苏意等，皆是作者杜撰的人物。另外，关于主人公朱元晔的身世，《新说明清合战记》中又做了另一番描写。与其他小说不同，这部书籍将主人公设定为反清复明英雄郑成功的后代，作为跨越时空的英雄登场。毫无疑问，这些架空的人物和情节并无从考证，但或多或少地为小说增添了人气。
此外，文中展现人物和战争场面的插画也是值得注意的物语化表现之一。笔者以日本国文学资料研究馆的版本为对象，统计出《清明***谈》中共出现了插***18幅，《鞑靼胜败记》中为15幅。但全书并未对这些创作者加以介绍。而其所展现的清国人、鞑靼人、明朝后裔和西洋人的相貌、衣着，以及战场上的兵器、***船，甚至女性形象，究竟是基于哪些底本，无法通过现存史料进行考证。笔者发现，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明清合战题材的***谈小说、载有域外人物插***的百科书籍及描述鸦片战争的小说《海外新话》中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战争场面与太平天国读物中的插***或多或少存在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测，这些作品成为太平天国读物中插***创作底本的可能。
插画除了起到修饰性作用外，还作为文本的一部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向民众传递太平天国情报的读物，必须做到浅显易懂且生动有趣。毫无疑问，这些独具匠心的插画着实为书籍增添了魅力。从其所发挥的社会作用角度考虑，太平天国读物通过主观的剧作化描写，成功地在庶民心中构筑了对太平天国的共同理解。
三、小说创作与日本幕末社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时期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情报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灵感。作者着力体现对太平***胜利的期望，与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联系紧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日本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期。外有西方势力逼迫打***门，内有天保改革的失败带来的经济疲软、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可想而知，当时的日本庶民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笔者认为，小说中所展现的清朝君主的昏庸、***局的衰败、奸臣当道等情节，以及太平***与清英联盟***战斗场面的描写，目的是在读者中酝酿一种对代表旧势力的幕府的不满。
此外，弘化二年（1845）三月美国舰队首次登陆日本；次年五月再次来航提出通商的要求；七年后即嘉永六年（1853），佩里率舰队驶抵江户湾要求日本“***”；次年日美双方签订《美日亲善条约》结束了江户幕府的锁国制度。这无疑引起了日本民众的高度警觉和对幕府***治外交的关注。与此同时，通过情报传入及小说出版，民众了解到，与日本同样遭遇西方列强入侵的中国，爆发了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动y。可以想象，太平***与清英联盟***的交战结果如何，很有可能是当时日本庶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小说情节也迎合了大众期待太平***取胜的心情。
四、“清夷狄观”与反清复明题材作品的盛行
日本民间作者误把太平天国理解为反清复明运动，分析其原因，主要受到了错误情报传入和民众收集情报能力有限的影响。实际上，提出“反清复明”口号的是清朝民间另外一个秘密结社――天地会。天地会是清代秘密会***系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包含“反清复明”的***治思想，一直广泛传播于华南地区的民间社会，吸收了广大的下层民众。太平天国***爆发后，在湘、粤、闽、苏等省发动起义，他们有的加入了太平天国，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假借太平天国之名，号召群众在当地发起反清运动。可想而知，最初将太平天国情报带入日本的清朝船员很可能将这两个组织混淆，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难以辨其真伪。随后，《满清纪事》等中国本土书籍向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相对真实的信息，才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对太平天国的重新认识。
除组织混淆外，日本江户时期定格在民众心中的“清夷狄观”及反清复明题材传播物的盛行，也是太平天国题材小说得以持续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表古老儒家文明的明朝灭亡，中国沦入被日本视为“蛮夷”的清朝手中时，日本将此称为“华夷变态”，拒绝将清朝视为中华的代表。这种心理在明清更迭初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满清=夷狄”的蔑视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德川日本的知识阶层。鸦片战争后，曾经万方朝贡的中国败给西方的消息再次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人意识到，曾经“师从”的中国经过“夷狄”的统治，已经沦落为批评甚至鄙夷的对象，从而将自己视为“华”，应该取代中国成为华裔秩序的盟主。随着明清更迭、鸦片战争等情报的传入，日本不断出现了抨击清朝统治非正统化的民间艺术形式，以通俗***谈小说《明清斗记》为底本的净琉璃作品《国姓爷合战》就是一部典型作品。受一系列大众传播物的影响，可想而知，这种“清夷狄观”很有可能渗透到了民间。受此影响，日本民众自然而然地将太平天国***理解为一场反清复明运动。
本文从客观情报的共享及主观的剧作化表现两个方面，分析了太平天国小说在日本幕末期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此外，结合日本幕末社会的实际状况，以及“清夷狄观”和反清复明题材作品在日本江户时期的盛行两个方面，探讨了太平天国题材小说的创作背景。民众一方面为了获取最新的海外情报，另一方面沉迷于其中的战争物语描写，作为日常消遣物来阅读。而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巧妙地迎合了读者在这两方面的需求，同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了自己对太平天国的理解。从创作者的视角来看，太平天国也许只是一场中国内部的***，相比受到西方列强侵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是日本当时并未具备***权更迭的社会条件。然而，邻国的内乱很可能并非只以被镇压告终，能否波及日本并无法知晓。尤其是天保改革后幕府面临经济低迷、灾害频发、国际形势愈发严峻等多种问题，更加剧了小说创作者乃至有识之士的担心。作者有意通过小说创作抒发这种担忧，目的是在读者中掀起一种对当局的不满和对新***权改变现状的企盼。
注释：
①《清朝扰乱风说书》收录了嘉永六年（1853）传入日本的太平天国风说，目前藏于关西大学综合***书馆增田涉文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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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晓秋.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J].日本学刊，2003（01）.
关于清明的作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文明祭扫、生态殡葬”为主题，认真贯彻中央两办《意见》、省两办《实施意见》和市、县两办《通知》精神，充分发挥清明祭扫服务保障工作对于推进殡葬改革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惠民殡葬，倡导移风易俗，强化行风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实现文明祭扫、平安清明的工作目标。
二、工作内容
（一）全面统筹部署，强化责任意识。各镇民***办、各殡葬服务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清明节祭扫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做到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确保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安全有序。
1、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按照***、省***府、市***府以及省、市两级民***部门《关于做好文明祭扫平安清明相关工作通知》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向当地******府汇报，推动建立“***领导、***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安全保障工作机制，强化责任意识，统筹安排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安全保障工作，切实加强与公安、消防、交通、林业等部门的通力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清明节期间群众祭扫活动安全保障，全面实现“平安清明”的工作目标。要制定完善清明祭扫应急保障预案，明确关键岗位、重点时段和重要场所的安全管控责任，严格落实应急值守、重特大事故报告制度，及时有效地处理好各种突发性事件。建立完善清明祭扫应急救助制度，根据需要在重点祭扫服务场所设立应急救助临时服务点，及时为陷入临时性困境的祭扫群众提供应急性救助服务。
2、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办发电〔2015〕1号）和民***部《通知》精神，严格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自查、督查和第三方排查等方式，在清明节前对所有殡葬服务单位全面开展祭扫问题隐患大排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有效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排查的重点是：群众集中祭祀场所的建筑设施及环境（包括在建工程、岩坡、堡坎、护栏等）、群众集散场地（道路）、车辆管理、交通管理、电器电路使用、易燃物品存放、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器具配备等。要加强殡葬设施设备的安全管理，以规范化操作、规范化管理为抓手，确保殡葬设施、设备的安全运行。要针对安全工作的薄弱环节，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加以整改，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各镇民***办和殡葬服务单位的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确保清明祭扫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对安全隐患大排查中组织不力、整改不到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3、重点防范拥堵踩踏和火灾事故。深刻吸取上海“12.31”踩踏事件教训，协调有关部门提前确定群众祭扫交通疏导方案，适时公布交通拥堵状况，有效引导群众错峰祭扫，防止出现祭扫群众拥堵滞留情况。特别加强殡仪馆、公墓等祭扫群众密集区域的安全防控，做好巡逻值守和人流疏散工作，必要时采取分流或限流措施，严防拥堵踩踏事故发生。要加强对祭扫服务场所的火源管控，强化防火工作措施，尽量消除燃放烟花爆竹等祭祀陋习，设置禁放标识，落实专人负责。不得在林区、景区等禁火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炮，配合有关部门加大野外祭扫用火巡查力度，防止因祭扫引发火灾事故。
（二）倡导移风易俗，推行生态文明。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两办《意见》、省两办《实施意见》和市、县两办《通知》精神，全面推行文明低碳祭扫，切实发挥***员、干部的带头作用，逐步引导群众接受文明低碳祭扫观念。要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推行低碳文明的祭扫方式，不断开辟和完善网络祭奠平台，开展“鲜花换纸钱”、“时空信箱”“思念墙”等活动，尽量为群众创造文明低碳祭扫的便利条件，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逐步使群众由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对逝者的精神文化传承上来，引导群众度过现代文明的清明节。要加强清明祭扫管理，加强对烧纸钱、焚祭品等不文明祭扫行为的管控，坚决抵制祭扫过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创造文明低碳祭扫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要培育推广广受群众认可和欢迎的生态节地葬法，大力倡导绿色殡葬。
（三）强化殡葬服务，推进行风建设。3月15日至4月15日期间，全县在清明节期间开展形式多样的优质服务月活动。强化服务保障，推进行风建设，努力为祭扫群众提供优质便民服务，不断增强广大群众对殡葬服务工作的认同感。将殡葬行风建设与清明节工作同部署、同考核、同促进，在优质文明、公平诚信、清正廉洁、生态惠民等方面下功夫，努力纠正殡葬行业不正之风。要根据省厅制定下发的殡葬《遂心工程》细则，结合“庸懒散浮拖”专项整治活动，强化祭扫服务保障力量，适时延长祭扫服务时间，积极为群众祭扫创造便利条件，努力打造优质服务品牌，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不断提升殡葬服务水平。
（四）主动开展宣传，营造良好氛围。根据民***部、省厅统一部署，县民***局决定3月15日至4月15日，在全县开展“文明祭扫，生态安葬”主题宣传月活动。充分利用清明节期间社会关注殡葬工作的有利时机，精心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活动。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文明祭扫宣传基地或公益生态安葬示范点，通过举行“文明祭扫仪式”“集体公祭”“集中生态安葬”等活动，大力宣传文明低碳祭扫，广泛宣传生态安葬奖补***策，大力推行树葬、花葬、骨灰撒散等节地生态的骨灰处理方式，在土葬改革区积极倡导深埋不留坟头，有效提高节地生态安葬率。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的作用，有效增强主题宣传月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掀起殡葬改革宣传的新高潮。同时，要积极协调新闻媒体开展“清明走基层”活动，充分挖掘和宣传基层殡葬职工中的感人事例，大力宣传基层***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先进典型，真实展现殡葬行业的良好形象，赢得广大群众对殡葬改革的认同。积极为媒体采访提供便利条件，在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中增加舆情监测和宣传工作内容，对媒体曝光的问题第一时间反应，坚持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及时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回应媒体和社会关切。
三、具体措施
（一）建立工作机构，确保组织到位。结合我县清明节祭扫实际，全县从3月15日开始启动清明节期间应急预案，县民***局成立2015年清明节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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