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张爱玲的小说篇1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苍凉；命运；意象；精神世界
中***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20-0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作家。她在20世纪40年代初像彗星一样出现于上海文坛，甫登文坛就站到了文学创作的巅峰。夏志清这样解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的巧妙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的确，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底色，这不仅体现于其笔下女性不幸遭遇所隐含的命运悲凉，也表现于其独特意象所营造的用于衬托苍凉命运的悲凉氛围。
一、女性不幸遭遇所隐含的命运悲凉
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描绘出一个迷失精神家园的女性在现实不堪中丑态百出的悲惨世界。而女性的的不幸遭遇则深刻地传达出一种命运的苍凉感。
《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在第一次的婚姻失败后选择回娘家寻求亲情温暖。起初在她回到家里时身上还带有一些值钱的东西，此时兄嫂对她还能以礼相待，但后来当她花光积蓄时，娘家人便翻脸了，冷冷的对她――这可以说是亲情的“苍凉”。不久流苏把第二次婚姻放在了香港之行上。这里的沦陷让她拥有了婚姻，却没有让她得到想要的家庭温暖和甜蜜爱情，伴随着她的是漫漫长夜的折磨和煎熬。
张爱玲的小说总是从人性的角度关注和表现女性命运。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想冲破家庭牢笼，而后却迈进了另一个牢笼。命运的捉弄决定了她们一生也只能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不停地打转。这些女性许多是传统思想下成长的女性，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激进的现代的因素存在，但也因为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或者家庭的严重摧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被封闭在自己假想的世界中无法自拔，最终连个性也丧失了。卑微的地位，视野的限制，总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家庭之中，而在生活上总在寻求一个依赖，并不是像她们自己所想的追求真正的爱情，她们向着自己找到的依赖不断地倾斜，靠去，最后得到的只有被遗弃的命运，没有了人格的尊严，命运的结局还是一样的悲惨。这就自然而然赋予了人物命运浓厚的悲剧色彩。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命运无情的深深的悲凉与苍凉之感。
二、独特意象所营造的悲凉氛围
意象的巧妙运用能增强作品的韵味与诗意。一部小说的意象往往和小说的情感基调相一致，其作用是营造气氛，烘托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张爱玲就是一个特别善用意象的作家。
在张爱玲使用的众多意象中，最不能忽略的是“月亮”这个独特的意象。据统计，张爱玲一生发表的30部小说中有22部出现了“月亮”及相关的意象，总数达140余次之多。
张氏笔下的恋人总喜欢抬头望月：或寒冷或光明，或朦胧或伤感，或仁慈但却带着冷笑。同一个意象在一部小说中多次出现，无疑强化了作品传达的某种情绪。例如在《金锁记》开头，月亮、月光月色反反复复地出现了八次，从而渲染出淡淡的悲凉感：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负带点凄凉。
小说结束时笔触再次回到了月亮之上：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开头结尾都是“月亮”，从结构看是前后照应；从情调和意蕴上看，整部小说都被冷冷的月光笼罩，而在这冰冷之下发生的一切自然而然的就多了些许的凄凉的感觉，给人以忧伤和苍凉之感。
在张爱玲的笔下,月亮意象不断地重复出现，或为隐喻或为象征，而这些意象的寓意就具有多重性，但对作品气氛的烘托上，月亮就是苍凉的凄冷的最好的传达者。
类似这样的意象张爱玲的小说中处处皆是，如冷清的发白的月亮再或者是空荡荡的房子、高高的围墙等等。这些意象通过反复的叠加或者前后的呼应，给小说营造出一种苍凉的感觉。
三、苍凉：张爱玲精神世界的折射
对于张爱玲来说，苍凉与其说是审美风格与创作基调，不如说是铭心刻骨的人生体验与苍凉精神世界的折射。而她精神世界的形成，则与作家的家庭经历、独特个性以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张爱玲成长于上海租界，在香港求学并经历了港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并存。这里既是中国现代化的窗口，也是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西洋文明对立、竞争、融合之所。她的贵族出身和自小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环境使她脱离了大众，后来的窘迫生活又使她接近了大众；名门氏族的生活与教育浸润了她又抛弃了她，市井生活自由却已不能完全涵容她――她一直是个边缘人。这种身不由己的生存处境使她过早地接近了生活的本体，并使她获得了介乎两者之间的独特感受。于是在创作中她的视角也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态度，在以整个生命体味生活的同时，对于外界各种喧嚣，对所有的一切，持一种冷眼旁观、居高临下、既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的姿态。整个中国都处在抗日的烽火中，只有像张爱玲这样处在敌占区的都市，经济***、有人身“自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清醒的观察者，反顾其经常出入的“富贵闲人”的大群落，才会对人生产生疑惑与恐慌。她的小说写出了浮躁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幽暗、阴冷的一面，描写了人世的冷暖、人生的凄凉，以及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墙”。
对于每个人的性格形成而言，家庭背景、家族遗传、时代环境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张爱玲那种敏感、沉静、悲观、忧郁的性格形成也大致如此。她出身在一个满清的达官显宦的名门之中，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张佩纶，虽然这些人对于她来说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但却也深深地影响着她。父亲张廷中是一个旧派的纨绔子弟，母亲则是一名崇尚西洋文明的新女性。由于出身显赫，所以她从小能接受到良好教育。然而家族到了她这一代已经被抛弃在主流社会之外。父母无休止的争吵，母亲在她四岁时离家出走，使她从小就失去了父爱和母爱，难以享受家庭的温暖，因而幼小的张爱玲就显得十分敏感。后来母亲重又回到家中，可是没过多久又再次离开。母亲的再次离开，让她再次体会到被抛弃的感觉，对张爱玲的影响更加深刻，她开始对母爱产生怀疑，对自己也有怀疑。这些怀疑让她变得十分孤僻，正是因为这样的敏感，孤僻，让这个孩子早熟了许多。在七岁的时候便开始了小说的创作，此时的孩子也许还在关注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的结局，但张爱玲的小说已经开始探讨爱情和家庭的问题了，可见家庭对她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也让她的小说应运而生，同时这也让她的小说充斥着苍凉之感。不仅如此，从小的敏感孤僻也让张爱玲她不愿与人接触，显得有些沉默。在高中毕业时候曾偷偷跑到母亲那里去住，被父亲当着全家的面毒打。父亲还把她关在空空的房里――这就是后来她的小说中多次出现空房意象的原因。在空房里她体会不到一个孩子该有的关爱以及和正常人的沟通，有的仅仅是缺失的母爱，残暴无理的父亲。父母的不和睦对尚未成熟的幼小心灵造成的严重摧残，让她的性格十分孤僻，也导致了贯穿她一生的悲观主义人生观。
她曾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对生命的理解也是充满冷漠、苍凉之感的。
小说是心理的真实外向的表现，不可避免的包含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反应着作者的思想性格和理想愿望。家庭原因、时代原因和个性原因等，共同铸就了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风格，也使她的作品处处充满对残酷现实的无奈的凄凉之感，充满着耐人咀嚼品味的苍凉韵味。也许，对张爱玲来说，这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宿命。
参考文献：
[1]夏志清.论张爱玲的小说.[M].香港：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83.
张爱玲的小说篇2
关键词：张爱玲 语言艺术 艺术风格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10
在众多现代小说家当中，张爱玲是十分独特的一位。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优雅、描述深刻，与其他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纵观张爱玲的小说，不管是从故事的结构、角度的选择还是语言艺术的使用都十分独特。张爱玲小说的成功可以说是其语言艺术的成果。在小说中，语言艺术不仅仅能够描述故事、描写人物还能够传递作者的心态与情感。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小说语言应用十分出神入化，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西方技法的创新应用
（一）心理描写
张爱玲在对人物内心描写的时候充分借鉴了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论，同时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融合在其文学创作当中，其中包括意识流、新感觉主义等等。张爱玲的表现技巧运用得十分娴熟，具有十分显著的现代特征。张爱玲是一个十分擅长琢磨人们心理的作家，其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时候都是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的。不仅仅有巧妙的心理暗示，还有精心设计的人物对话。张爱玲作品中每一个动作，每一种思维都是人物心理的真实反映[1]。话语即为动
作，动作即为话语，即使在没有任何动作与语言的场景下，人物的情绪波动也十分强烈，不会受到无动作与语言的限制。例如，在张爱玲《金锁记》当中，“七巧等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道：‘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这一部分的描写中将每句话都变化为动作，将每个动作都变成了话语，将人物的内心情绪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
（二）荒诞手法
在西方现代主义中，很多作家都采用了荒诞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递其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生命的体验与感受。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使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展现充满悲剧的人生。在《心经》中，许小寒在青春好年华的时候迷恋上了自己的父亲，丧失了健康正常的爱情。这一情节是十分荒诞的，但是却又真实展现了作品中人物内心的痛楚与纠结。在作品《封锁》，中张爱玲将荒诞这一艺术手段展现更加彻底，仅仅在“打个盹”的时间中男女主人公莫名的陷入了一场假恋当中。这是因为寂寞的心理与生存的寂寞让男女主人公在虚幻的空间寻找着仅剩的温情。
二、对于细节的描写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很多细节看上去没有起到作用，但是实际上却处处透露出巧妙的设计。张爱玲的作品《十八春》整篇的结构都设计得恰到好处，不论是张弛还是松紧都十分恰当。而这些恰到好处的张弛度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小细节拼接而成。在文中，红宝石戒指这一物品出现了很多次。第一次是世钧将它送给曼祯的时候。世钧在戒指上缠绕了一截线衣上的毛线，然后这个戒指又被曼祯扔到了纸篓中。曼祯不久又将这个戒指捡了回来。情节在发展到后来，曼祯被姐姐囚禁了起来，每当曼祯看到这个戒指心里都会隐隐作痛，好像被针刺了一下[2]。为了逃脱出姐姐的囚禁，曼祯将这个戒指给了阿宝，阿宝又将这个戒指给了曼露。然后，世钧又到了别墅中来找人。在这一情节发展中，曼祯好像听到了世钧皮鞋走路的声音，但是最终世钧与曼祯还是错过了。当最后，曼祯将戒指给世钧，并且离开别墅的时候，张爱玲对戒指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戒指上的毛线有一丝丝血迹。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心就悬了起来。世钧觉得这个红宝石戒指就像一个烫手的烟头，将它随手丢弃了。这一个个离奇的故事在张爱玲巧妙的设计当中缓缓开展，张爱玲对细节的处理与描写将整篇作品连缀的惊心动魄，跌宕起伏。
三、精妙比喻与意向的修辞方式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修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写作方式，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文章主体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通常来说，修辞在作品中往往不会占据主体的地位，这是由于比喻与意向过多使用会影响到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当中，比喻与意向并不是影响小说情节开展的因素，而是造就了小说作品的成功。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张爱玲对王娇蕊的神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她穿着一件曳地长袍 ，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 ，沾着什么就染绿了。”读者读到这里只需要细细的一想就可以在脑海中浮现出这种绿色醒目到让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绿色占到什么就能够把什么的染成绿色，甚至连透明的空气都可以留下绿色的影子[3]。张爱玲采用这一比喻手法也巧妙的暗示了王娇蕊与振保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王娇蕊甚至可以穿透振保呼吸的空气。又如，在小说《倾城之恋》当中有着著名的“城墙”意向。这部小说是张爱玲所著的包含了浓厚苍凉意味的作品中最特殊的一部，因为这部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但是，“城墙”意向背后所包括的一个巨大的悲痛，是来自文明丧失的悲痛。特别是在情节后续发展的过程中，“城墙”在战争中再一次现身，使得这一个虽然结局是圆满的小说看起来更加苍凉与悲惨[4]。整体来说，张爱玲小说中这种精妙的比喻与意向几乎全部都来自于人物身边的景物与事物等，并且夹杂在男女之间的日常故事当中。
四、结束语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张爱玲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人物。张爱玲还被称为是“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张爱玲之所以获得这么高的评价不仅仅只是由于在她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角色，更加重要的是张爱玲娴熟又独特的语言艺术功底。不落俗套、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奠定了张爱玲小说悲伤的基调。张爱玲利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将每种体验与感受都融入了自己的作品当中，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语言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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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莎.论时空意识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33-35.
张爱玲的小说篇3
关键词：《红楼梦》张爱玲小说
《红楼梦》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曾一度被张爱玲尊奉为其创作的源泉和圭皋，尤其是似曾相识的《红楼梦》场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俯拾即是、左右逢源。年少便与《红楼梦》结缘的张爱玲早在中学时代就比照《红楼梦》的叙事手法独创了《摩登红楼梦》，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对《红楼梦》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解读。而后张爱玲又作的《红楼梦魇》不仅是其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倾尽毕生的心血注解，更是其对人生事象亦真亦假、反复无常的个人化感慨。可以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张爱玲，张爱玲也丰满、充实了《红楼梦》的意韵。至于《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本文将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简要探究。
一、题材的相似
张爱玲（张爱玲祖母为李鸿章的女儿，母亲为黄***门的孙女）和曹雪芹同为显赫贵族之后，两者均亲眼目睹了日渐式微的家族衰败，亲身经历了从高贵显赫到颓唐苍凉的巨大转折。几乎相似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张爱玲惺惺相惜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两者的文学创作同为建构于贵族家庭式微衰亡之上就不难理解了。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以全面的创作视角同时纳入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发展变迁，尤其以贾家的兴衰成败为主线铺陈了封建制度的腐化与渐趋没落。和曹雪芹有着相同乌衣非王谢身世之悲的张爱玲颇得《红楼梦》文风之遗绪，她的小说同样也是围绕江河日下的贵族家庭展开，以华美、深刻、犀利的笔调触及衰颓时代中悲戚的世俗人生和苍凉的家族史，无论是其《倾城之恋》《茉莉香片》《金锁记》还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无一例外都是行将就木的没落家族的缩影。在《茉莉香片》中描述聂传庆家时张爱玲写道：“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园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目的苍凉。”衰败、荒凉、悲戚其实不仅只是聂庆家的写照，而是其笔下所有家族的“通病”，共同谱写着一曲曲无可奈何繁华去的哀歌。
二、对女性的关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了一个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世界，对金陵十二钗的着墨之多暂且不提，文章中大大小小的丫鬟（袭人、平儿、晴雯等）、婆子（刘姥姥、马道婆、张妈妈等），也是各有千秋、形态迥异。正是由于对不同女性细致入微的形象塑造和命运安排，才有了黛玉焚稿断痴情的幽怨、熙凤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聪明、宝钗独守空门的孤寂以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的悲剧人生等，所有的美好和如花般有情有义的年轻女性一一走向陨灭和消亡，铺陈交织出《红楼梦》殊途同归、浮生若幻、终归一梦的主题。受《红楼梦》影响，张爱玲也将文学触角伸及女性内心和世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以孤傲、犀利、冷僻、悲凉的文笔塑造了一系列人格失常、心理变态的形象，有《倾城之恋》中把婚姻当做赌注的情场高手白流苏、《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甘堕落的女学生葛薇龙等。
三、悲剧意识的继承
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悲剧，悲在一切有价值的美好的毁灭，悲在“情”与“爱”的转瞬即逝、各自飘零，这种世事无常的无奈积聚在曹雪芹的笔下喷薄出浓得化不开的悲戚和苍凉。细细品读她的作品“仿佛华美纷纭的人间悲剧在废墟上上演，没有灯光，只有惨白的月光，没有热闹的音乐，只有一支幽咽的短笛吹奏，等到剧终人散，留下的仍是旷古的荒凉。”[2]文中显而易见的“荒凉”是张爱玲作品一以贯之的底色，亲情的冷漠、婚姻的虚假、欲望的处处彰显着衰颓时代的荒诞和疮痍。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金钱卖身于姜家委身于残疾人，做了黄金枷锁下的奴隶，财欲的膨胀和的压抑终使她精神***、心理扭曲，并成为一步步埋葬了儿女幸福的罪魁祸首。
结语
通读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小说取材、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文章整体弥漫的悲剧意识等方面都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张爱玲毕生对《红楼梦》偏执的爱恋以及数十年的考据、研究使得《红楼梦》的精髓早已淋漓渗透进她的小说创作中，她在文坛地位的奠定以及文学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红楼梦》源源不断供给的灵感，同样她也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红楼梦》的传承和延续。
【参考文献】
[1]于青.论传奇[J].当代作家评论，1994
张爱玲的小说篇4
关键词：女性 欲望 悲剧
引言：张爱玲崛起于乱世荒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是四十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一朵奇葩，这样的时代背景使得张爱玲的创作一开始就不乏苍凉之感。再加上她自己没落的封建大家族的出身，以及少女时代无爱的家庭生活，更多的关照女性自身的悲剧成为她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而在创作中，张爱玲常常是以同情的目光投向自己笔下的悲剧女性的。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她笔下的女性悲剧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封建枷锁钳制下被男权社会所规定了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占有绝大多数的席位。而和当代一些女性写作中缺少男性在场的极端女性叙事不同，她塑造女性形象，通常是将其放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来展开的，如此一来，两性关系就成为了打开女性世界的一扇窗。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不管最终的结局如何，也算不枉此生了。可是在现实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哀则往往表现为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存在。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白流苏的结局仿佛并不算悲惨，至少她的目的达到了，获得了现实的婚姻家庭，各方面都有了保障，然而她依然没有摆脱男权枷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必然命运便是要远离生命的欢乐和世界的多彩去独自咀嚼那与生俱来的悲哀。
二、物欲的膨胀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开始烛照中国社会，传统的封建文明依然根深蒂固。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上，她以深邃的目光透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作为接受西方文化较早的新女性，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她曾经坦言自己是“拜金主义者”。也许是认识到了物质是生活的基本保障，许多女性在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中疯狂的追逐物质，对金钱的一味追求使得爱情变成了乏味的游戏和获得物质的筹码。同时，七巧对金钱丧心病狂的追逐，不仅造成了自己的悲剧，更造成了儿女的悲剧。由于害怕自己的钱被别人瓜分，她把自己的两房儿媳妇逼死，更是硬生生的拆散了女儿和童先生，使得儿子和女儿也都没法拥有正常的婚姻家庭，一个个在这个封闭的罪恶王国里烟雾缭绕，了此一生。
三、作为人的基本欲求的情欲的压抑与缺失造成的女性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红楼梦》的影响，同时她又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不断的吸取中西文化和雅俗文化的有益营养，使其融会贯通，从而使得自己的文章别开生面、与众不同。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西方作品，情欲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大概因为情欲是作为动物的人的一种基本欲求存在的，一切题材似乎只要与情欲有涉便可催生出深刻和经典。“毛姆的长篇小说《刀锋》就借‘我’之口说出了毛姆对情欲的看法：
情欲是不计代价的。巴斯葛说感情有其为理智所不理解的理由。如果他的意思是我设想的那样，那就是指情欲控制着感情的时候，感情就会发明一些不但言之成理的理由，而且可以充分证明世界在爱的面前可以为了爱完全毁掉……情欲是毁灭性的。”
用这些描述来解释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些女性悲剧是十分贴切的。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看，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悲剧与当年鲁迅先生笔下阿Q面临的生存困境有着相通之处。女性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连基本的情爱欲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人性异化和变态心理，这的确是十分悲哀。
四、女性自身性格缺陷导致的女性悲剧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结局是悲剧主人公自身的过失造成的。”当命运不及我们所期望的理想、当生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时，人们习惯于去外界寻找缘由，于是开始愤世嫉俗，开始抱怨命运的不公然而很少有人从自身去找原因。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荒凉中必然透射着各种各样的不幸与凄凉，可是，除却外因，女性自身性格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女性的性格缺陷大致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由于性格的软弱所造成的女性悲剧。这种情况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由于自身性格软弱，经不起物质或是其他外界因素的诱惑而迷失自己，最终造成自身命运的悲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就是典型的代表。
第二种，是由于性格中的坚毅甚至是太过执着的一面所造成的女性悲剧。执着坚毅，似乎通常是比较具有优势的性格特征，无论如何不该给自己带来祸患。然而有些性格中的顽固，却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中衍生，成为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潜在因素。如《色·戒》中的王佳芝。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并且许多女性的悲剧并非是单纯的一个因素导致，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把握有她的独到之处，在抒写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时也融入自己独到的悲剧观。张爱玲的小说里所求表现的往往是一种“苍凉”的意味，“苍凉”是她的最爱。而作为一个新旧时代交织下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诸多女性形象的创造，真切的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她既关注女性命运，又对女性的生存现状感到不满，于是就将其中的不满通过自己笔下的女性悲剧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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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篇5
1898年戊戌变法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曙光，新思想的启蒙作用，带来了中国女性初步的意识觉醒。1907年晚清***府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通过***规定确立了女性教育在中国的开展，同时还禁止女子学堂学生缠足，消除了这一象征着封建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的规定。女性受教育权利的确立，是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的开端。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追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思想运动在中国展开，作为旧时代男女关系象征的传统礼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动摇，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女性开始寻找自己不依附于男性的***人格和思想。
有一部著作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那就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作品的女主角娜拉不愿成为丈夫的玩偶或附属品，离开了这个束缚住她的家，发出了来自女性内心的呐喊“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①娜拉这一女性形象，作为***自主的女性形象的代表，影响了无数中国女性。
而在大***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娜拉”型女性把关注的目光从突破封建思想、伦理礼教的束缚转到了社会现实问题方面，发生了从谋求家庭小环境内的自我***到渴望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女性完成了“人”的意识启蒙，“女人”意识的觉醒，社会意识的确立这样一个思想进步的过程，突破了传统封建家庭观的束缚，追求自我***，个性***和自由。
二张爱玲的女性话语及其笔下的“娜拉”形象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女作家，创作了《金锁记》、《连环套》、《倾城之恋》等一系列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关于女性，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通过文学作品中不同的女性形象展现出来。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格外的生动鲜活，人性的善恶都得以体现。她的作品中多描写女人和爱情，写女人的故事，女性的心理和命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同时期其他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不同之处，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没有强烈的***色彩，大多生活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电影等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时代符号。这些女性不是单纯的***者形象，而是更圆滑，更生活化，心理复杂又追求自我***的女性。
1.无奈遭受命运摆布的“娜拉”——顾曼桢
顾曼桢这一人物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小说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1950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十八春》，另一个是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修改过后的版本《半生缘》。②本文使用1966年的《半生缘》这一版本，分析解读其中的人物顾曼桢。
女主人公顾曼桢是上海小户人家的女儿，通过好友认识男主人公沈世钧，两人相恋。这个发生在城市的普通爱情故事，却发生了意外的波折。顾曼桢的姐夫好色贪婪，对曼桢怀有非分之想，而顾曼桢的姐姐居然牺牲自己的妹妹，骗顾曼桢到自己家，试***挽留自己好色的丈夫。顾曼桢被自己的姐夫强奸，但其姐姐和妈妈却为了私利，说服她接受现实。曼桢不断挣扎渴望逃脱，可是后来却发现自己因为被强奸的遭遇怀上了身孕。最后，她为了孩子留在这个扭曲的家庭中。曼桢当初被禁锢后，沈世钧苦苦寻找却没有一点线索，无奈地和不爱的人结了婚。多年以后两人再次重逢时，已经时过境迁，两人各自有了不同的家庭和人生，再也无法重回相爱的过去。
“五四”运动时期，小说中的“娜拉”形象的故事轨迹大多可以归纳为离家—追求自由—受到压迫或压力—回家，这样一个过程。这些女性形象在故事开始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家庭，从深闺走出的女性开始追求自由，或是恋爱、或是学习工作、或是参加社会活动等等，但是这些人物最终都因为各种现实压迫或压力重新回到家庭。而顾曼桢作为一个“娜拉”类型的女性形象，她的故事也经历了离家（去工厂工作）—追求自由（与沈世钧自由恋爱）—受到压迫或压力（被强奸怀孕）—回家（成为母亲，接受现实）这样的发展过程。原本是一个追求自由爱情的年轻女孩，却因为姐姐扭曲的思想观念而遭遇强奸、禁锢的惨剧，最后在怀孕后因为母爱而顺从了命运，放弃了抵抗。家庭观念、亲人之间的羁绊、本能的母爱，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在这个故事中成为了困住曼桢追求自由幸福的枷锁，对与错、善与恶交织的这个故事，活生生地体现了生活的复杂和女性人生的坎坷。
2.堕落在欲望漩涡中的“娜拉”——葛薇龙
葛薇龙是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凡上海女孩，家道中落后为了继续学业，她低声下气前往投靠已和亲人断绝联系，住在香港的姑妈梁太太。梁太太假装答应帮助她，但实际却打起了通过年轻的葛薇龙帮自己吸引男子满足自己荒***欲望的算盘。梁太太为葛薇龙准备华服，带她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通过物质化的享乐将她同化。葛薇龙再也离不开奢侈的生活，可也不愿一辈子被姑妈摆布，所以她决定努力嫁一个富人，找一个金龟婿。葛薇龙把风流的乔琪乔作为了目标，她一边继续帮梁太太吸引各种男人，一边与乔琪乔进行男女关系的周旋。最后，她终于能够和乔琪乔结婚，但她的生活彻底沦为和乔琪乔互相满足互相利用的利欲关系。一个原本想要继续学业的纯真女孩，却走进了物质和欲望的深渊，再也无法脱身。
这本小说中，张爱玲把人性的贪婪做为切入点，描写女性的命运如何被贪婪的欲望所改变，可以说是另一个角度的女性心理研究。葛薇龙也是一个具有“娜拉”形象特质的女孩，她是新时代的女性，离开过家门，上过学，接受过新式教育，最初投靠梁太太也是为了继续自己的学业，但最后却被梁太太的富贵生活所同化，堕落为物欲的奴隶，将自己作为换取物质享受的筹码。结合当时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物质享乐高速发展的历史背景，展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后女性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得到的另一种结局。
三.张爱玲的“娜拉”思想探源
1.城市文化的影响
张爱玲作品中，城市是一个重要元素。她一生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受上海的影响最深。上海对于张 爱玲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她出生于上海，她成名于上海，她与自己人生中重要的爱人胡兰成也是相遇在上海。③
上海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它是欧美的势力范围，日本侵华后它成为日本包围中受英美人掌控的孤岛，大量中国人为了逃难来到租借地区，中西文化的碰撞、贫穷与奢侈、繁华与破败、不安与享乐，各种社会因素的交织，形成了独特的上海。在这样的都市中，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迫害，女性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自身幸福的追寻成为了她创作的主要题材。而上海这座城市的各种文化符号，例如电影、高楼、时装等等，成为她作品中重要的构成要素。
2.家庭的影响
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培伦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长女且是一名才女，因此张爱玲的父亲张庭重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可以说也是一个“娜拉”型的人物，她反对旧时代的腐朽习气和男女不平等。因此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她十分严厉，采用西方的教育方法，让张爱玲学习绘画、钢琴，坚持送张爱玲去新式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这种***自主，敢于和传统作斗争的形象，对张爱玲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她笔下的女性大多都表现出明显的抗争性。
父亲的再婚是对张爱玲人生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当时已处于青春期的她内心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父亲不满张爱玲亲近母亲不亲近自己，而继母又视张爱玲为眼中钉，再婚后的家庭对于张爱玲来说无异于一个牢笼。在一次张爱玲和继母发生严重争执后，不明真相的父亲毒打了张爱玲，并将她关了起来，禁止她与任何人接触。1938年除夕，张爱玲逃出家门，从此后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④青春期时留下的伤痛和阴影，让她和父亲之间的感情与关系彻底疏远。而这段经历对于张爱玲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就是她作品中的女性多逃出家庭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3.对爱情的追求
张爱玲最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与胡兰成之间的一段故事。张爱玲的作品在上海报刊陆续发表时，胡兰成被她的文章所吸引主动尝试联系，后来两人在来往中产生了爱情，胡兰成是伪***府中的要员，张爱玲的家人坚决反对她和一个***交往，但沉浸在爱情中的张爱玲却已不管不顾，即使知道胡兰成已有妻子也依然爱着他。这种不在乎外界眼光，执着地坚持自身观点，追求自己生活的***精神可以视为张爱玲身上“娜拉”形象的反应。终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日***投降后，胡兰成作为***遭到通缉，他改名换姓开始逃亡，而张爱玲则要忍受对丈夫的思念和外人的冷眼指责。但当张爱玲前往探望胡兰成时，却发现胡兰成有了新欢。张爱玲为胡兰成付出了真心，而生性风流的胡兰成却不愿意与其他女人分手。这一段经历对张爱玲影响颇大，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都和她自己一样，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和追求，而遇到的男人，却大多都是风流浪荡，不值得托付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出身贵族的高傲女子，是追求自身***、敢于抗争的女子，是为爱情不顾世俗眼光和家人反对的女子。她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和她自己一样，作为男女不平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想法有希望，不愿被别人摆布，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像旧时代的女性按照别人的意志生活，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谋取幸福。她们不同的境遇，或喜或悲的结局，反应了在那个时代，女性在谋求自身******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诱惑、困境和磨难。
注 释
[1]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金宏达：《平视张爱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张爱玲的小说篇6
关键词：张爱玲；言情；世情
中***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0-0272-01
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透彻明白的人。她的小说描写各种各样的"情"的破灭，对"情"的存在与否，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肯定到彻底幻灭的过程。就其小说创作来看，可以据此把她的"言情"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传奇》一书为代表，着意描写了人间情爱的残缺与破灭，可以称为"无情的言情"就她理解的"更素朴"、"也更放恣"、"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的情爱来说，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她的创作中并不存在，遑论传统佳话中的理想化的"情"或神秘的"情"了。这一阶段，她着力描写的其实是各种各样奇形的、盲目的，在这个的世界里，人物一旦有"爱情"的幻想，便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刚一开始就不对"爱"抱有什么幻想。她做了范柳原的情妇，经济上终于有了保障，还有自己的房子，可她突然感到房间太空了。"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然而虚空还是虚空，呼喊着虚空。《传奇》世界便是这么一个爱的残缺的世界。在《传奇》阶段，张爱玲不仅写了"情"的破灭，而且进一步写了各种各样变态、疯狂与畸形的情：压抑变态的曹七巧（《金锁记》），爱上了父亲的许小寒（《心经》），对丹朱既羡又妒，得不到她的爱就转为疯狂施暴的聂传庆……张爱玲以异常冷静细腻的笔触，展示了人世间各种各样畸形、变态的情感。
在她第二阶段（1947——1955）却来了大转弯，这一时期，她以《多少恨》《十八春》《小艾》《秧歌》《赤地之恋》为代表的中、长篇小说，都赋予"情"至为重要的地位。这与《传奇》中对"情"的否定，成为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张爱玲在这一阶段致力的一个主题，便是对世情包围之中的"情的意义"的思索。
《十八春》并不仅仅是一部"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世钧、曼桢二人的情爱，一方面有张爱玲自己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书中荒唐、恐怖的世情因素对人间真情的摧残，也是典型的张氏笔法。在小说整体上的阴暗氛围中，他们的恋情是彼此唯一的慰籍。"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1-p75]这种难得的真情，是他们借以抵抗世情的荒凉寒冷的唯一的东西。《秧歌》与《赤地之恋》，同样浸透了这种意***。虽然从整体叙事上看，两部小说都带有强烈的冷战***治色彩，但撇开这种色彩不谈，张爱玲关注的仍然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的软弱的凡人命运。
在这一阶段，张爱玲虽然赋于"言情"以抵抗"世情"虚无的意义，她同时也写了这种"情"的脆弱与无力。与前一阶段类似，这一阶段她笔下的人物，虽有"情"的支持，仍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张爱玲移居美国后发表的几个短篇，尤其是《五四遗事》和《色戒》，可以看作她的小说中"言情"因素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反讽的言情。在这两篇小说中，"情"被表现为一种反讽的因素，主人公寻找着人世间的爱情，也自以为找到了这种"情"，其结局却对人物的信念，形成一种强烈尖锐的讽刺，显示出这种信念的似是而非。《色戒》中的王佳芝等人，巧设美人计，企***刺杀大***易某，然而在最紧要的关头，王佳芝却陷入了自恋自伤，看着他脸上"温柔怜惜的神气"，她突然想"这个人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放走了易某。易某当天即下令捕捉抱毙了王佳芝一伙人。他想着佳芝的一番经历，不禁心中得意，暗思佳芝是他平生"第一红粉知己"，"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一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2-p264～268]佳芝所以为的易某对她的爱，其实只是她自己自怜自恋的一种想象，她却假戏真做，动了真情，而正是她的这种真情，成了她的致命弱点，送了她的性命。易某最后自得的想法，对于她一刹那的真情流露，形成一种残酷而尖锐的讽刺。在这篇小说中，"情"都被表现为一种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仅仅只是人们的想象制造出的幻想。人物越是执意寻求这种感情，最后越是对自己形成一种残酷的讽刺。"情"因而也形成了一种"人性的盲目"的反讽。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对"情"本身的幻灭。
张爱玲自述《***》与《红楼梦》这两部书是我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3-p4]，在她的小说中也同样体现了"世情"对"言情"的冲击、侵蚀、破坏。只是她的"情"仅仅是"缩小而又缩小的怯怯的存在。"在张爱玲的"言情"世界中，由于不存在大观园那样的理想世界，她的主人公们，就必须直接面对冷酷的"世情"。在她中期较纯粹的"言情"之作中，"情"被表现为主人公之间一种相亲相知相慰的烛火一样温暖而渺小的力量，而它却要经受"世情"冷酷的重压。"言情"最终被"世情"吞噬，这也导致了她的小说最后对"情"的彻底幻灭。这种幻灭最终说明了张爱玲对人性的看法：一方面，人是种渺小的动物，它无力抗拒外在世界的力量，另一方面，人性本身也是自私与软弱的，它本来就是构成冷酷世情的一部分。所以，企***借"言情"拯救"世情"本来就是一种徒劳的努力。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向《红楼梦》这部综合了"言情"与"世情"两个传统的古典小说杰作学习最深的体会。从整体看，则又说明了她与传统人情小说杰作内在精神上的契合之处：一种共通的对人生的悲慨，一种共通的对世间的绝望，其最终的结果，便是他们小说中的荒凉的世界。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第三卷）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张爱玲的小说篇7
关键词：叙事时间 故事时间 循环时间观 幻 灭
阅读张爱玲，始终都觉得她像是一颗孤星在华洋交错、新旧碰撞的沦陷区孤独地闪耀着，照亮在现代文明的断墙颓垣中，在爱与恨、浮华与苍凉、真实与虚幻的时空流转中感叹着生的无常与死的苍凉，她总是对时间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偏好，一句“出名要趁早啊”传递出她的人生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1]由此可以看出，时间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给人类个体以永恒的恐惧，时间催生了张爱玲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受，从而使其在人的生命不过沧海一粟中用传奇的笔描摹、幻化出浮华人生背后的苍凉底色。
一
时间作为生命的存在形式，凝聚了每一位富有创作激情的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和观照，作为一位早慧的作家，时间在张爱玲的笔下有着异乎寻常的魅力，与此同时，由于时间与生命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那么要想探究张爱玲的强烈时间意识，就还要从她所生存的时代和家庭等背景环境谈起。
首先，张爱玲生逢乱世，20世纪40年代的沦陷区上海正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各种力量激荡冲突、多种思想纠缠渗透的特殊历史环境，文明的毁坏、时代的沉没、主流话语的搁置使她只能在时代的缝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势必会让她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彻骨的悲凉，在《自己的文章》中，她说：“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2]这样的生命感悟传达出这样一种意识即生命个体变得含混而困难起来，生命个体的存在遭到了时间的怀疑和抛弃。
其次，张爱玲出生之时，贵族世家的显赫与辉煌早已是明日黄花了，大家庭的破落、父母的感情失和、继母的等特殊的人生遭遇构成了她早期的创伤性生命体验，并且过早地在她的思想中打下了痛苦的记忆。在洋派而冷漠的母亲与守旧而放荡的父亲、在中西方双重教育的两极，张爱玲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漂泊不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氛围的双重境遇的挤压下，张爱玲获得了一种常人没有的独特而深刻的生命体验，那么转化为她的创作，我们就看到了她的笔端流淌出来的生命演绎时间的文字，她也向我们传达了她个人对时间的独特理解和感知即人在时间面前的脆弱，人对命运的无从把握。因此，站在现代文明的废墟边上，她常常感到的是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苍凉，隐隐地表现出对时间流逝的焦虑和恐惧。
正是由于张爱玲独特的生命体验才突现了她在作品中强烈的时间意识，对时间这一小说结构要素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影响了她对作品内部时间结构的重视和把握，在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很显然陈列着两类时间即叙事学上所说的时间的双重性：一是叙事时间、一是故事时间。在此，“叙事时间指的是叙述行为遵循的时间顺序，是话语操作者根据一定意***安排的；故事时间指的是故事或事件本身发展的固有的自然时序。”[3]由于存在这两种时间，因而小说中就会经常出现“时间倒错”即发生于前的故事可以叙述于后，或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叙述等；或者“时间的反差”即两种时间的巨大错位和落差。这主要体现在她作品中包含巨大心理能量的心理时间的运用，她常常将现实时间融入自我色彩的心理时间之中，借此表现个人化的时间，证实个体生命的存在。如《中国的日夜》中：
“他斜斜握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也是一种钟摆，可是计算的是另一种时间，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4]
又如《等》中：
“里间壁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心细如发，将文明人的时间划成小方格；远远却又听到上午的鸡啼，微微的一两声，仿佛有几千里地没有人烟。”[5]
时间在此失去了刻度，变得模糊不清，心理时间与现实时间交错融合，尽现了人生苍凉的底色，给人们带来的是彻骨的荒寒。
二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时空。时间在小说里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所以作家的时间意识既表现在表层结构上，又扎根于深层结构里，也就是说作为小说结构的要素，它既可以组成表层结构也可以显示深层结构。
如前所述，张爱玲深感时间线形流逝的焦虑和生命一次性的恐惧，因而她用古代的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对抗连续的、进步的、无限的形时间观，从而构成了作品内部的结构框架。其中线形时间观认为过去、现在、未来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并可以通过单纯的否定过去而突显现在及未来的价值，表现在历史上就是不加审视地对历史进行批判，从而割裂了历史的承续性，成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而中国古代循环时间观则认为时间像一个圆，世间万事万物在经历了一个时间周期后又会回复到原点。它不是完全否定线性的时间观念，而是将其“纳入圆形时间结构中，把个体生命的不可逆转性融入和消解到宇宙的永恒轮回之中，把时间加以空间化，使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处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而具有‘同时的’或‘共时的’意义，它也强调生命在两极之间的‘摆动’和‘重复’，并视为一种宿命。”[6]从整体上说这是一个不断向原点返回的过程，追求稳定和对称的圆形结构，现在和未来都被纳入到过去之中。“过去”在张爱玲的时间意识里具有强大的魅力和价值，几乎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对“过去”这个时间场的演绎，因为“过去”可以让她感到婉转和从容，而“现在”则只会给她带来不安和恐惧等情愫，由此“现在”与“过去”两个时间向度在同一层面上构成一种对话，这固然是一种时间结构，同时也是一种意义关系，包含着“过去”的时间碎片在“现在”的强调。在这里“过去”从未结束其存在，它是一种永恒的“现在”或者同“现在”一样具有现实性，而且“现在”对“过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瞬间的真实能否被捕捉到就是“现在”的使命。
同时，正如张爱玲极其重视对心理时间的运用，因而她巧妙地将连续的线形时间支解成断断续续的点，时间不再表现为“线”性，而是在不断返回过去的过程中趋于一个“点”，时间在此是彻头彻尾个人化的，是凝滞的。其本身不但包含了无限延伸的能力，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也使人生的多种细节浮出水面，从而在虚构、浮华的世界中突现尚未泯灭的生命力和真情。这本身也与循环往复的时间观有着极大地契合，中国古代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强调一种生命的偶然性，无数个体生命存在的偶然性纳入到一种必然运动的封闭结构之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一个个偶然便铸成了张爱玲笔下人物必然悲凉的人生命运。
***形时间观盛行的年代里，张爱玲独特的时间意识是从她自己生存际遇出发的一种自我反思和生命体验，体现出她强烈的个人倾向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生命、诠释人生的方式，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表情，也传递出她对生命本身绝望和悲剧式的体验和理解。
三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她用时间这一叙事元素营造叙事表层结构上浮华与苍凉的对照，实际上则对其作品中的叙事深层结构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那就是“幻”与“灭”的二元结构即爱与人性在普通人的“传奇”里熄灭的同时散发着凡人顽强的生命力和真情。[7]这种二元结构在作品中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她没有偏重任何一端，既有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也有对世俗风情的种种执着，从而形成一种稳定平衡的对照和制约。
灭的人生底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为爱与人性的全面溃败和瓦解。《金锁记》中就充分展现了畸形的邪恶力量，将风光旖旎的爱情神话瓦解于无形，曹七巧一生都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因为对金钱的痴迷和疯狂，不但毁灭了她自己纯真的爱，也使她逐渐由被虐者变成施虐者，她干涉儿子媳妇的私生活，处心积虑地破坏女儿的幸福，残酷无情地扼杀了自己渴望但又得不到的爱情。《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毫不留情地解构了男权文化，张爱玲以一种同情和怜悯的心态进入被抽空了意义的男性世界，解剖男性孱弱和虚伪的人格，佟振宝表面上是一个传统道德规范下孝敬父母、帮助兄弟的正人君子，而实际上在不必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他也会去***妓，也敢与朋友的妻子暗自结情，但是一旦王娇蕊动了真情，他便惊慌失措了，他拒绝王娇蕊的那些理由显得那么无力和矫情。虽然在夜晚的时候，他想有一个真心爱的妻子时也分明有一种孤独与寂寞，但是为了维持那个“对”的世界，他就不得不为之了。同时面对被抽空了意义的男权文化世界，女性也依然是弱者，她们在强势力量面前只会主动退缩，如长安、葛薇龙等，由于她们的懦弱使得她们的爱情就像泡沫一样容易破灭。张爱玲犀利地审视着她们的劣根性，对金钱的贪欲、对生活保障的依附、对物质的迷恋和享受也是她们痛苦的根源所在。
幻的人生镜像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为一种生命力与真情的释放。可以说，张爱玲独特的生命体验使她对人生、世界产生一种虚无的漂泊感，因而《传奇》便被她抹上了整体上的苍凉即灭的底色，但她的敏感并没有使她放弃描摹普通人生活的具体细节，她着力从细节中寻找充满生命力与真情的生命华美。
张爱玲以整体勾勒与细节刻画的方式构成了其小说的“幻”与“灭”的二重结构，使她的作品呈现现实的苦难和未来的希冀的特征。她不偏不倚地使“幻”的表面华彩与“灭”的苍凉底色成为一对平衡的力量，既没有因为灭的苍凉而完全展示黑暗和虚无，也不会因为幻的华彩而造成喧哗和吵闹。张爱玲的小说也就在“幻”与“灭”的双重结构中以诗意的审美中和了现实的苦难，呈现了独特的文学品格。
注 释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287页
[2]熊权.《幻与灭》.转引《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1期
[3]刘世剑.《作为背景的小说时间的设置》.《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02期
[4]张爱玲.《中国的日夜》.《传奇》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402页
[5]张爱玲.《等》.《传奇》.湖南文出版社.2003年版.377页
[6]耿占春.《叙事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3页
张爱玲的小说篇8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意象
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极为丰富。夏志清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当推她独步。关于服饰，张爱玲一向视之为“一种语言”，“是可以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毫不遮掩地表达其对服饰的独特眼光与喜好。联系张爱玲早期名作《更衣记》，联系张爱玲早年那些令人“惊艳”的奇装异服照片，我们就能明了张爱玲对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素有研究，别出心裁的服装是张爱玲的“最爱”。在张爱玲眼里，衣服不仅仅是人用以遮羞避寒之物，也不仅仅是为了美化自身；作为人物最贴身的小环境，服饰是一个人性格、心境的外延和投射，它们与人的言谈举止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
所以，与服饰密切相关，是张爱玲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以一个女性的眼光，细致、准确且不厌其烦地描绘了她笔下人物的服饰，通过服饰这流动的画面，渲染环境、烘托人物形象，传达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频繁灵活运用服饰意象，在她的作品中有淋漓尽致的发挥。
一、对人物的刻画，力***突破人的社会面具，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写服饰来实现。这些服饰带着明显的象征意味
《十八春》里曼璐出场“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这个手印客观上当然是曼璐的生涯留下的印迹，但在无形中，曼璐的一生也确是在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操纵下苟活着。这只黑手不仅是外界的环境“万恶的旧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残酷和自私本能。
《金锁记》里的姜长安是值得同情的人物。她有过对恋爱的期待，相亲前是这样准备的：“长馨先陪她到理发店去用钳子烫了头发，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的贴着细小的发圈。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其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白褶裙。”她更有伤心悲绝的时候：“长安悄悄的走下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这时只有了黑和白的绝望。
《倾城之恋》中（人物名字“流苏”也是一种“衣饰”），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第一次接吻：“……流苏觉得她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在这里，冰冷的镜子，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原来两人都在精明地捕捉着对方。柳原对流苏的爱建立在她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上。范柳原的衣饰观是：我陪你到马来亚去……只是有一件，我不能想象你穿著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著旗袍……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适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而流苏与柳原周旋，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姿色，“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标物范柳原”，通过婚姻重建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 那天流苏穿的是“床架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搂住了长袍的膝部，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直熏到她脑子里去。她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也有一吻，同样用镜子（服装随件）意象来表达他的内心感受，不过他吻的不是妻子，而是镜框中妻子的照片。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热情换来冰凉的结果，镜子意象真实地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
二、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的悲剧，在张爱玲小说中往往被服饰意象层层揭开
《连环套》中有这样的比喻：“在长崎，霓喜是神秘的赛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这个比喻既传神地刻画出一个搔首弄姿的三十出头的妇女的外部形象，又传达出这个女人苦楚、空虚、无助的内心，就像那脆弱的易受损的玻璃瓶。一个由多个男人结成的连环套里的苦命女人的命运，是不是也像萤火虫的光那样短暂、黯淡？这是一个粗俗的、命运多舛的女人。
在《花凋》中，服饰上的描写揭示了郑川嫦的一生。郑川嫦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所以被忽视。姊姊们不要了的旧衣令她永远“天真可爱”，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花凋》的结尾是一双没有人穿的鞋。郑夫人在便宜鞋店替她买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川嫦重病缠身，独自在外面游荡了一天，傍晚时分才回来，上楼去“拿着把镜子梳理她的直了的头发”。郑夫人跟进房来，川嫦手一松，丢了镜子，伏在她母亲背上放声痛哭，不久，川嫦死了。
在父权男权社会中的男女之情中，女性从来都是处于屈从的地位。为取悦男人，女人们往往挖空心思地打扮、妆饰。其结局还是悲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在佟振保这位“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心里，重要的是男人的面子，家庭的尊严，社会的地位，而王娇蕊和孟烟鹂两个女人的命运，可以如玫瑰花瓣一样零落成泥。王娇蕊约佟振保喝茶一段，这时的“红玫瑰”，用“大红大绿”张扬着鲜艳和活力――“她穿着一件曳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微地移动了一下，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下个绿迹子……两边并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但后来还是被抛弃了。佟振保要维护他的地位而娶了一位大学生，这就是“白玫瑰”孟烟鹂。而当孟烟鹂不再是佟振保认为的贤惠的妻子，文静的大学生在佟振保眼里是如此的惨不忍睹――烟鹂在浴室，“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身，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搂得高高的，一半压在颔下，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的身躯。若是在美国，也许可以作很好的草纸广告，可是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家常中有一种污秽。”曾经的“玫瑰”就这样凋谢了。
《金锁记》女主人公曹七巧是新文学中成功的妇女形象之一。曹七巧是一个承载着封建文化，带着枷锁伤人害己的可怜又可恨的悲剧人物。小说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服饰意象的运用是极为成功的。曹七巧第一次出现的服饰形象是：“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这时的七巧虽然还显着市井气，但浑身透着青春活力。以后为讨季泽欢心而不得，逐渐没了生气，“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把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生命中没有了爱情的权利，她只好转移生命的重心，把欲望转移到对金钱的控制和对女儿的摧残上，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形象：“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没有了亮色，只有一片灰黑。
《金锁记》里的长安和长白是变态的牺牲品，小说通过她们的衣着做出了暗示：“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瘦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这使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亡人灵前纸扎的童男童女，她们注定了与那死去了的灵魂陪葬的命运。
三、运用意象化的手法，营造典型的冷酷氛围
张爱玲的作品用象征主义的笔法，营造一种通体谐和的情调，这情调就是色调，是什么样的色调呢？四十年代《杂志》主编吴江枫先生道：“张女士的作品里，‘凉’字用得特别多，例如‘苍凉的手势’、‘悲凉的××’、‘冰凉的感觉’等等。其实她的故事也大都是有着‘苍凉’、‘悲凉’的意味的，读起来自有一种忧郁感，但并不沉重，是所谓一种淡淡的哀怨。”这种“苍凉”，是张爱玲众多作品中的一贯色调，因而在意象的运用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那种对人生莫测的苍凉感悟物化为具体可感的世俗生活中的东西，把最昏暗最荒凉的感觉落实于眼前的实物上，使之意象化、艺术化，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提高了作品的感染力。张爱玲营造的服饰意象，与其他意象结合在一起，与作品“苍凉”的主调是一致的。
《金锁记》中的结尾的一个画面：“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整个画面中，充满着一种生命消逝、死亡迫近的气息，那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镯子的动作，体现了她生命的浪费与消亡，也体现了她用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换来的金枷终于也将永远不在了。
而姜长安的一生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小说的衣饰描写是“渐渐缩减”式的。到决绝的那天，就只看见黑鞋与白袜：“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没有人穿的鞋，是张爱玲喜欢状写的意象。《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结尾，佟振保夜半被蚊子咬醒，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这鬼气森森的两只绣花鞋，和鬼气森森的色调是对佟振保娶一个贞静娴淑中规中矩的白玫瑰理想的讽刺。
张爱玲喜欢服饰意象，并且充满新意，第一是因为她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上都对服装饰物细节有过人的兴趣；第二是由于她对都市文化“生活的戏剧化”的独特理解；张爱玲对于世俗生活的热爱，对于衣服有着特别的超乎寻常的，持久的兴趣，在她几乎是所有的作品中都表露无遗。张爱玲原在贵族的家庭，当然可以从小就接触到这些东西，也熟悉这些东西。她持久地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特别是对于服饰的细节描绘，不厌其烦地在多部小说作品中娓娓而叙，以致把服饰营造为众多的意象，使作品中的服饰意象纷繁绚丽。
现代文学史上很难找出其他任何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繁多的意象特别是如此出色的服饰意象，这些意象是人所习见的服饰，符合日常的经验，符合情景写实，然而由于她能够在意象营造上别出心裁，融入人物的主观感受及她对生命的感悟，使服饰有了自己的生命，获得了超越本体的象征意义，令读者在这些服饰构成的意象中感悟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服饰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功用很多：增强故事的生动性与画面感、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传达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揭示人物的命运等。从而也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同时又将作品的题旨传达得更为含蓄、隽永，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张爱玲的小说篇9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三四十年代的殖民地上海为主要社会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使许多女性意识到对个性的***，但古老封建道德系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勉维持着，她们仍无法自拔地陷入在对传统旧家庭的眷恋中。在几千年的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普遍沦为男人的工具和附属物，在经济和精神上都已失去了***性，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原来悲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无论是社会地位低下霓喜，还是歌舞升平的顾曼璐，无论是出身大家的白流苏，还是家开麻油店的曹七巧，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父亲是满清遗少，继承了遗少的全部荒***、残暴、专制等特征。她的母亲则是一位流过洋的新派女性，爱好音乐、文学。这一新一旧组成的畸形家庭，无爱可言但却拥有无尽的争斗与倾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在父亲处受尽折磨。无爱的父母，无爱的家，在童年的张爱玲的心灵上投下了永难忘记的阴影，促使她敏感而又早熟。童年的母爱缺席，少年的父母离异，青年的远赴香港求学，中年的婚姻变故，晚年的客死他乡，特殊的经历，使她更多地着眼于乱世中的家庭婚姻生活，着眼于世俗人生，而淡化国家、民族、阶级等意识，以冷静、犀利的眼光去审视这个纷繁的俗世，并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剖析女性在这纷繁俗世中的辛酸与无奈。在这辛酸与无奈的背后，张爱玲看到了女性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已经逐渐形成的物质上对男性的依赖和无法改变的强烈的虚荣心。这种心理痼疾正是女性难以逃脱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对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
张爱玲的小说篇10
【关键词】张爱玲；月亮主题；苍凉背景；人生哲学
月亮在中国文学中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象征，淡淡的月光移动世界之际首先移动的是人的心灵世界。于是有人说过，“我们的文学至少有一半是月光文学”从古到今，关于月亮的神化数不胜数，诸如：蟾蜍食月，白兔捣药，吴刚伐桂，仙人乘鸾，以及著名的“嫦娥奔月”等等。至于在诗词歌赋中，月亮更是常客。古代诗人们发挥想象，赋于月亮许多的美名，如太阴，玉兔，霜蟾，桂魄，金盘，瑶镜，冰轮等。无数文人墨客的赞美和忧思，缔造了月亮神秘而诗意的意蕴，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极富艺术魅力。
在张爱玲的文集，最动人心弦的便是她的月亮意象了。在她的许多小说中，月亮本身的暗示意义和多重指示，透射出不同人物带有极大诧异的心理内容和情感取向。苏珊・朗格认为：意象的真正功能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张爱玲之所以选择月亮作为其小说文本的主导意象之一，这和中国历史传统中悠久的月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张爱玲还渗透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元素，通过现代性转换激活了月亮这个古老的原型，从而建构起自己关于月亮意象的独特的艺术话语，赋予了月亮以新的独特的思想文化内涵。
1 目睹家庭兴衰
《金锁记》中，以月亮描写作为文章开端、结尾，意蕴丰富，令人感慨万千：
作者借助月亮在升起和降落，过去和现在的时光流走岁月更换中，表现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对人生的了悟、对命运的揭示、对生命的哲思。是的，年轻人想象和老年人回忆中的月亮不同，人世间变的只是新人换旧人，而悲欢离合依旧，月光依旧。在亘古常新的同一轮月亮的照耀下，人间的悲喜剧一直在上演也一直会不断地上演下去。该文中的月亮首尾呼应，在强调了悲剧的深刻性和一贯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物升沉起伏的命运交替及作者对人情世态的理性思考。
如果说月亮在《金锁记》中目睹了家族的变迁，那么在《五四遗事》中，月亮则见证了罗先生思想由新到旧的回归过程，即由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倡导者成为一夫多妻制度的实践者。罗先生愿望和结果的强烈反差，蕴含着作者的讽刺与智慧。的确，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一切都在变，从容颜体态到思想意识，而其中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却不能不接受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即当初美好的理想往往会在坚冷的现实中碰破了头。只有那饱经风霜的明月，在静静俯视着在不可理喻的现实中沉浮挣扎的芸芸众生，记录着世事无常的命运变幻。
总之，张爱玲作品中的月光看到更多的是大家族的兴衰与纷争，欲望与无奈。她写月亮， 无论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还是浓墨重彩，精雕细琢，都将人物和故事的悲剧性及深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浸透了浓重的苍凉情绪，月亮意象也因此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2 表现凄凉悲惨的人物心境
中国文学传统中，月亮的基本象征意义就是反映女性世界的失意与忧伤。在《金锁记》中，长安所出生的家庭，尤其七巧这样的母亲，就注定了她悲剧的命运。在她决定退学后，张爱玲采用了缺月意象渲染她的悲哀心理：
“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
这是长安眼里的月亮，其实这缺月就是长安生活环境、前途命运的象征。这灰暗景物背景下的缺月，不仅是长安缺少光明与温暖的家庭环境的隐喻，也是她黑暗前途的写照，更是她暗淡、失望、悲哀与凄凉心境的外化。失去友情、师生情 又缺少亲情、爱情的少女，就像这缺月一样残缺不圆满。在《倾城之恋》中，作者写离婚后的白流苏被娘家人赶出家门，只为了经济上的安全，成为“绝大多数人中的一个”。如叔本华所言“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也只是一个为着这生存本身的不断斗争，并且明知最后还是要在这斗争中失败”。白流苏明知范柳原并不可靠，但为了生存，还是不得不和范柳原展开了恋爱的游戏，所以她对人生的悲凉有着切肤的体验。作品中有三次关于月光的描写，作者借冰冷的月亮既营造出苍凉的意境， 更增添了人物的孤独凄凉之感。
在张爱玲笔下，月亮以它独有的灵性昭示了女性的心理和她们悲剧的命运，又以她的才情妙笔将月亮意蕴表现得丰富而精致，赋予古老的月亮等意象现代意味、现代品质，以表现“苍凉循环而非进化”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张爱玲与五四以来的几乎大多数作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态度上，表现出大为相异的价值判断。”因此，她笔下的月亮意象，就拥有了古今杂糅、中西合璧的特征，其中充满了艺术张力，达到了多数同代作家没有达到的深度，因而使作品获得了独特的文学及美学价值。
一弯月亮，在张爱玲如花妙笔点染下，涉笔成趣，被她写得风姿绰约，仪态万千。从形态上，有（圆月、满月）、残月（月牙、缺月、纤月）。从色彩上，有红色、白色、兰色、红黄、黄毛毛、焦黄的月。它是复杂的，它时而让你领略快乐，时而让你领略温柔，时而让你感到恐怖，时而让你感到荒芜，这一切的一切来源于月亮本身的荒凉和多变和作家丰富的联想。“写月光下的世界似乎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一派银灰之下永远有新的事物”。在张爱玲眼中，月亮如通人性，复杂多变。她一方面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月亮意象与内涵，另一方面又熔铸了西方文学中的美学与象征手法，创造了新的月亮意蕴，这既是张爱玲本身的一种自我超越，也是给读者的感观上的新鲜体验，更是对文学宝库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刘锋杰.薛雯.黄玉蓉.张爱玲的意象世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欧梵.重读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3] 逄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