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宋史岳飞传篇1
小时候，两样东西为我们牢固地树立了岳飞的形象。一是脍炙人口的《满江红》词；二是评书艺人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校长朱国贤先生亲自教我们音乐课，他教的第一首歌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朱校长的声音果如“仰天长啸”，显得尤其悲愤激昂。幼小的我们张嘴大吼之余，于这种对异族敌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仇恨的合理性从来没有怀疑过。很多年以后，我从龙应台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台湾作家席慕容小的时候听老师教唱《满江红》，每当唱到“壮志饥餐”这句，席慕容便会坐立不安。席慕容是蒙古族人，现在有人要吃她祖先的肉，喝她祖先的血，难怪她内心不是滋味。我开始意识到，《满江红》是好的“宣传品”，却不能算是好的文学。仇恨不管有多少现世的合理性，它总归是一种负性价值。时下我们在横店把日本鬼子杀得落花流水，这种微妙的美学意***宣泄的也正是这种仇恨，而仇恨没有未来。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哪位影视界的有识之士能拍一部《四郎探母》，让柔软的亲情、宽容与和解凌驾于你死我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刚性对立之上。
差不多在我们学会唱《满江红》的同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开始风靡神州大地。“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评书本脱胎于民间，自然要迎合民间的英雄崇拜情结，加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岳飞传》已然经过了“***”时期“三突出”、“高大全”创作观的洗礼，岳飞就成了无坚不摧、无善不备的“圣人”级别的人物。
胡适曾提出过“箭垛式人物”的概念，他举的例子中有包龙***：“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于民间，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岳飞其实也是这样的“箭垛式人物”。由于后世需要用岳飞来代表某种精神，岳家***的武功无疑被夸大了，即如朱仙镇大捷，证之《金史》，竟为子虚；岳家***成分复杂，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招群盗而用之”。这样的***队作战固然勇敢，纪律却不够严明，滋扰百姓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跟岳飞差不多同时代的朱熹和叶水心都曾因此对岳飞有过批评。岳家***的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看来有时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天上掉不下粮草，岳家***同样要面对严峻的生存问题，岳飞想必也不时困扰于忠心谋国和不扰于民的两难，并不像评书里和正在热播的“黄晓明版”的岳飞那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评书和演义乃至正统的历史书往往习惯于对人物作简单的忠奸、是非、美丑的道德判断，其实依正常的人性与人情，在那样紧要的历史关头，更多的是在忠与奸之间歧路徘徊、进退失据的灰色身影。南宋朝廷一直存在着主和与主战两派的争斗，但到了有道德癖的或雅或俗的文人手里，主战与主和的朝议之争便成为判定忠与奸、报国与***的分野。主战则为忠臣，主和则为奸佞，绳之以一，无复能外。其实，主战者多意气、空谈；主和的意见中亦不乏理性的考量，毕竟有宋一代***力积弱，由来已久，“和”或许可以苟延社稷，以待天时；“战”，勇气固可嘉许，但也可能因战速亡，一切灰飞烟灭。后来韩胄当国，推崇岳飞，贬抑秦桧，支持主战派，“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可惜北伐战端一开，大败而还。好玩的是主战的韩胄也入了《宋史》的“逆臣传”！轻启战端，陷国于危，你不是逆臣，谁是逆臣？哈哈，历史这个东西谁能说得清呢？
正在热播的《精忠岳飞》没有完全以评书《岳飞传》为蓝本，而是照顾到《宋史・岳飞传》的叙述。其实，《宋史》是非常不靠谱的，梁启超甚至目为秽史，言“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宋史》的胡编乱造、杂乱芜秽，赵翼、梁启超均有指陈。如果不能如《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那样成功地使历史剧成为对复杂人性的烛照，那么英雄传奇就英雄传奇吧，摆什么“历史”的臭架子呢！
【原载2013年9月6日《湘声报・灯下小语》】
宋史岳飞传篇2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著名历史学家。
山东省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1927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邓广铭的毕业论文《 陈龙川传 》,深受指导胡适的赞赏,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先后发表《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把岳飞传记的写作提高到学术研究的水平。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过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60年代初,邓广铭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但从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期间他写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争议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结束,年过70的邓广铭迎来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二个青春。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团成员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学位委员会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协委员等职。出版的著作有8种之多:《岳飞传》增订本、增订校点本《陈亮集》、校点本《涑水记闻》、《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辛稼轩诗文笺注》、《邓广铭治史丛稿》、《王安石》修订本。
邓广铭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他治学严谨,领域宽阔,精于历史人物传记之作。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
对邓广铭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邓广铭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倾注了巨大心力,历经半个世纪四写王安石,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时代眼光与严谨精神。1997出版的第四版《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该书铺展出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景,凸显出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治改变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于读者面前。按照邓广铭的计划,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再改写一遍,去世前,他还念念不忘自己的设想。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
宋史岳飞传篇3
提到岳飞，人们常会想到岳母刺字，但《宋史》及岳飞之孙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都不曾提到这一故事，也没有比较有力的证据显示出身农家、1136年（绍兴六年）病逝于鄂州的岳母姚氏的确通晓文义，因此这桩佳话有可能只是后人的虚构。
岳飞的背上自然有刺字，但可能并非其母所刺。
两宋***人，一向有刺字明志的传统。据《宋史》，宋初的呼延赞，以“赤心杀贼”遍文其身，呼延诸子耳后，也各刺“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十二字。南宋初年，名将王彦领导的八字***，为表抗金决心，多于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岳飞曾是王彦的部将，他的刺字表忠，说不定就是受王彦等人的影响。
刺字之风在我国***人里可说是源远流长，直到近代，湘***悍将塔齐布，还在自己的左手背上刻刺了“忠心报国”的字样。
岳飞背上的刺字，本是“尽忠报国”，《宋史・岳飞传》中写得很清楚：“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但不少人常将其误作“精忠报国”，这一差错流传极广，不少人至今仍在以讹传讹。
“精忠报国”与“尽忠报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古代的语境中，二者的分别其实是挺大的。从产生的年代看，尽忠报国要远远早于精忠报国，《北史・颜之仪传》已有“公等备受朝恩，当尽忠报国”，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尽忠报国已是一句成语了。至于精忠报国，则出现得较晚，明朝以前，精忠与报国更很少连在一起使用。
尽忠之“尽”，是力求达到最大的限度，《千字文》中有“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而精忠之“精”，则有完美、最好、精心之类的含义。《尚书・大禹谟》中有“惟精惟一”，《国语・周语上》有“长众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信不行”。可见在中国古代的语境当中，尽、精二字是不可以混用的。
在中国古代，尽忠尽孝是为人臣子应尽的本分，而精忠、至孝则多为君主、朝廷、公议、时论对表现卓绝的忠臣、孝子的褒奖。就为人臣子者自身而言，只能用尽忠、尽孝来严格要求自己，勉励自己，却决不能用精忠、至孝来夸耀自己，标榜自己。二者的用途是有严格的界定的。
岳飞从***以来，舍生忘死，赤胆忠心，宋高宗对他十分倚重。1133年，岳飞奉诏入见，“帝手书‘精忠岳飞’，制旗以赐之”，从此以后，以宋高宗手书绣制的“精忠岳飞”大旗，成为岳家***的主要标志，后人因此而有“飞白精忠早赐旗”的诗句。由于岳飞曾经得到过这一殊荣，故而后世写他的小说、戏曲便常常以精忠为名：唱词如《精忠八角鼓》，戏剧如《精忠记》，小说如《精忠全传》等等不胜枚举，也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流传，精忠与尽忠才渐渐被后人混为一谈。
古时候的文人，对二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清楚的，杭州的岳飞墓前，刻有明人洪珠的榜书“尽忠报国”。但对普通民众而言，精、尽二字，发音相似，不容易搞清二者的区别，于是岳飞背上的刺字也渐渐地被误传成了“精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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