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易经入门学篇1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度的标准划分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贸易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外贸人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因此成为了我国毕业生收入与就业率双高的专业。不过，随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人数的迅速增长，以及外贸环境日渐复杂多变，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逐渐变成了毕业生收入与就业率双低的专业。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和就业岗位。所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变得多种多样。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也不例外。但是哪些就业岗位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岗位？哪些就业岗位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部分对口的就业岗位？哪些就业岗位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就业岗位？
一般来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是否与所学专业对口，主要与该生所受的专业教育内容密切相关，但由于个人、社会、家庭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与其所受的专业教育内容部分相关甚至完全无关。因此，要想搞清楚以上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专业教育的内容。众所周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培养以能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所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内容安排自然是围绕着这个人才培养目标来安排。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内容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公共限选课和公共任选课等六个模块，其中公共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数据库应用、微积分上、微积分下、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英语精读高级上、英语听说高级上、英语精读高级下、英语听说高级下等课程，学科基础课包括***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财***学、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专业必修课包括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操作实验、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函电、国际金融实务、电子商务概论等课程，专业限选课包括中级商务英语、国际金融、国际商务概论、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支付与结算、服务外包、国际企业经营、国际投资学、跨国公司、现代期货贸易、商务网站经营、统计软件、经济法等课程，公共限选课包括世界文化史、汉字文化、欧洲音乐史、广告作品欣赏、中国财***史、会计史、外国经济史、创业经营、商业机会识别等二百多门课程，公共任选课包括合同法、劳动法、法律与生活、网站建设、地方财***管理学、社会学、人力资源管理、跨国公司管理、企业文化、证券投资基金等几百门课程。
根据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育内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进入外贸公司、***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管理等工作，这些工作岗位肯定是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岗位。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这些工作岗位就属于部分对口就业岗位，而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这些工作岗位则属于完全不对口就业岗位。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状况的调查分析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进入外贸公司、***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管理等工作，是属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对口的就业岗位；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是属于部分对口就业岗位，而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则属于完全不对口就业岗位。
为了便于调查和分析，本文选取安徽财经大学2012届和2013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作为调查和分析的对象。安徽财经大学2012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有6个班，共265人，其中进入外贸公司、***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63人；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的毕业生，有165人，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9人；另外有28人攻读硕士研究生。2013届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有7个班级，共316人，其中进入外贸公司、***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90人；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的毕业生，有164人，进入教育业、非营利性行业、农业、***府非商务经贸部门从事教育管理与培训、行***管理、农业生产开发、文字综合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有11人。另外有51人攻读硕士研究生。
通过上述的调查统计，可以明显得出，真正进入外贸公司、***府商务局或经贸部门，从事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单证员、行***管理等工作的毕业生人数远远少于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他各种性质的企业，以及***府部门从事信贷业务、证券投资业务、期货业务、财务会计事务、市场营销、英语翻译、电子商务、商贸流通等工作的毕业生人数。因此，可以说，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完善，以进一步适应这种就业现状。
三、对策建议
通过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状况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当前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还需进行一定的调整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调整培养目标。前面已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培养以能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但是从对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与就业岗位关联状况的调查和分析的情况来看，这个培养目标显然需要调整。在培养能在涉外经济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府机构从事经济与贸易业务、行***管理、调研与策划等工作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同时，还应培养思想品德优良，具有广泛经济、金融、物流、证券、营销等理论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广泛涉猎，能够运用计算机及网络从事日常工作和涉外工作，具有良好的沟通、应变、协调、创新和创业能力。
2、完善课程的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应该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根据社会发展变化完善课程设置。既要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也要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能够拓宽理论知识和更好适应社会需要的课程，比如金融投资、物流管理、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行***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劳动法、管理心理学等课程。通过以经济学为主，金融学、管理学和人文科学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培养，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提供较为宽厚的学科理论基础。
3、加强实践训练和考核方式改革。学生在课堂里学到的主要是理论知识，很少有实践训炼，这就导致大部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欠缺。而这与培养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培养目标来说，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在提升理论素质培养的同时，要加大实践训练，改革考核方式，把实践训练纳入考核内容当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巩固理论的学习。
易经入门学篇2
四十年来，贸易经济学科历尽变迁，其演变过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以流通部门调整为依据，设置贸易经济专业.50年代初期，根据供销合作社和贸易部门共同组织商品流通的现实情况，许多高等财经院校在合作贸易系内设置了合作经济和贸易经济专业，以满足供销社系统和贸易部系统对管理人才的不同需要.1953年，随着贸易部的改组和商业部、粮食部以及对外贸易部的分设。50年代中期，在原有的贸易经济专业之外陆续设立同新设流通行***管理部门相适应的粮食经济专业。
第二，贸易经济学科体系的创立与演变明显受制于集中计划商品流通体制及变迁·产品经，济模式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流通行***管理部门调整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宏观结构变动的制约，还表现为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化设计和调整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及其内容。贸易经济学科不少课程内容沿习传统商品流通体制，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策规范移植为科学范畴，并按照传统的计划商品流通体制的实现流程安排学科体系。贸易经济学把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的分配产品和转移价格作为商品调拨并赋其宏观性质，使之成为贸易经济学的主要学科范畴，一段时期甚至按计划商品流通实现的购销调存环节为骨架安排贸易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这就自然而然地堵塞了贸易经济各学科的发展道路。
第三，按照产品经济模式处理贸易经济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按照行***管理意义划定贸易经济及其相关专业的界限，例如70年代，曾经严格地根据部门的工作职能将会计、统计等学科肢解成各部门统计和会计学科，从而出现了许多同贸易经济(商业经济)并列的财经学科，尽管这些学科的建立并未分解贸易经济学科体系，但对贸易经济专业的培养目标的制定却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按照产品经济模式处理贸易经济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还表现在贸易经济的相关专业同某些系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上。
第四，模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设计贸易经济学科体系内各门课程的内容.传统体制下的贸易经济把计划流通及其实现放在学科建设的首位，而计划商品流通本身已经全然否定交换的客观经济过程的基本属性，把流通作为一种实现消费品分配和为农村集体经济配给农业生产资料的特殊社会性能。因此，商业经济学也就成为计划经济学在流通中的翻版。为了适应计划商品流通条件下商业企业的特殊地位，过去在贸易经济学科中曾一度取消了贸易组织作与技术这一带有微观性质的管理学科，代之以部门管理性质的商业经济管理学。这样一来，贸易经济学科体系就没有一门专门研究商业企业内部的组织、指挥、监督和调节活动的***学科。
第五，80年代贸易经济学科体系的调整逐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对商品经济体制的挑战，而且还同时提出了对传统的财经教育体制包括学科体系‘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十年来贸易经济开始实施了若干适应性调整。在专业结构相对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大市场、大商业、大流通”要求逐步拓宽口径。近年来在课程设置上增设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等主要专业课程，并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经济体制的要求调整了商业经济学、商业企业管理主要专业课程的内容;其次通过开设国际贸易和市场营销两个专门化进一步显示了贸易经J济多样化的专业特征。
二、贸易经济学科的发展现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不适应性
1.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制定有明显的产品经济特点。贸易经济专业经过长期的沿革与调整，特别是80年代以来，根据商品经济发展需要所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使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和教学计划的制定大大地削弱了传统体制色彩，但仍然保留传统的浓重积淀。一些主要专业课程结构并末作较大的调整，仍以商业经济学、商业企业管理和商业物价学为骨干。教学内容调整也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确立。其中一重要原口臼.场因是教材建设要求建立一个稳定的框架体系。而在体制变革过程中，围绕某一学科构造一个成熟的范畴和知识体系缺乏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形成了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制定同现阶段市场经济推进的不适应性。
2.缺乏明确的培养目标。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间题和微观问题难以明确区分。贸易经济(商业经济)专业笼统地提出培养商业经济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又提出了贸易经济专业同时为***府和企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这种板块式结合的培养目标，使得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制定常常面临许多尖锐的矛盾，有的教师甚至认定某些课程是专门为***府调节和宏观调节设置的，而另一部分课程则是针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了完整的统一培养目标的形成。
3.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由于培养目标不统一，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安排缺乏系统性，严重妨碍贸易经济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贸易经济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极不相称。
三、加快贸易经济专业调整与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流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贸易经济专业的调整与改革将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这一调整与改革应当确立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认为，适应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加快贸易经济专业的改革，最根本的就是根据人才市场的长期需要，充分尊重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着眼于大市场、大流通和大商业的形成和发展，适当调整专业和课程结构，大力革新原有课程的学科内容，重塑衬全新的和有效培养模式，应当以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和改善为核心，通过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习，培养学生观察和判断流通市场运行状况、运用和总结贸易经营方式经验的初步能力。与此同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加快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改造和专业建设:
(一)加强学科建设的应用性，显著提高教材的学术水平。加强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建设的应用性的关键是强化管理学科在贸易经济专业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在原来贸易经济专业的基础上强化管理学科的地位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处理好贸易经济专业的经济学性质同管理科学的兼容间题，使二者内在的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板块式的拼凑。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建设要认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并且把这一原则贯彻到每一具体学科的改造过程。改革过去硬性地划分某门学科，属于某个经济学或管理学范畴的传统作法。这也许给原部门经济专业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整和改造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流通领域购销形式和渠道的多样化，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要求改变过去教材解释***策的现象。诚然，提高教材的学术水平关键是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因此，要使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在贸易经济专业改造、调整和建设的过程中一以贯之。
(二)坚定地走大贸易的道路，按照大市场、大流通和大商业的范畴拓宽贸易经济专业面。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使原有的商品贸易领域乃至消费品贸易领域形成狭小的分工范围得以改变，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制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的推动，许多企业获得了投资中心的职能，使得企业的贸易活动更为多样化，而就每一个专门的贸易经济领域设置一个专业，又不能适应本科的学容量。高等财经教育适应这一发展需求，要求贸易经济专业突破原有的分工界线，而向商品贸易、房地产贸易和技术贸易，调整已有的学科体系。为了处理宽与专的关系，可将全程教学计划分成两段:第一段主要是贸易经济专业基础知识。第二段为专门贸易知识，并由学生选择，但应作为必选课并实行主辅修制。现有的贸易经济不仅应在流通客体上突破原有的分工范围，而且还应从流通空间上改变原来的内贸和外贸隔绝的现状，特别是入关和开放服务贸易以后更是如此。因此，要求按照大贸易的方向调整现有的贸易经济学科体系，强化贸易经济专业的通用性。
(三)在学科建设中按照系统性、稳定性、适应性和通用性的要求设计学科体系。应当根据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在具体设计中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关系。贸易经济专业应当有一个稳定的培养目标和稳定的科学体系。因此，要保证某些课程及其基本内容的相对稳定。同时，我国尚处于经济体系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时期，流通领域的制度因素和发展格局复杂多变.贸易经济专业教育必须适应贸易经济活动领域的这一阶段性特征。这是一对制约贸易经济专业调整和改造的突出矛盾。除了在指导思想上要求我们用辩证的观点加以对待，还需要我们在操作上采取更为灵活的办法。例如通过主辅修制的办法，扩大辅修面，解决学生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知识准备问题。设计两段教学法，第一段主要安排较强的重要的基础课，第二段安排各种专门贸易领域的课程教学，并同主辅修制的实施结合起来.压缩现有的课程教学，扩大专题讲座的比重，通过专题讲座的灵活安排，弥补稳定的课程教学适应实践变化的相对不足。引入高等教育自修考试的机制.某些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不需要安排系统的课堂教学，只通过必要的专题辅导，系统地布置教材和学习资料，通过规范化和客观性的结业考试引导和检查学生的学习过程。
第二，处理好通用性和系统性关系。贸易经济专业教学改革中通用性的加强一方面需要通过设置商学原理课程，并拓展它基本的学科范畴。使其同市场经济条件下贸易领域的延伸有广泛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还需要设置更多的专业贸易领域的课程。如果处理不好，专业贸易领域课程的增加。又有可能使全程教学计划的安排显得庞杂而缺乏系统性。这就要求一方面认真处理好专业贸易课程的比例，另一方面又要对流通实践中的业务活动进行适当归并，在学科设置上再作系统化处理。
(四)加强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这种培养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教学实践环节，使学生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应用能力;二是通过校内外的各种学术活动，引导学生应用能力的培犷养。
(五)加强贸易经济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应当使教师定期到实际部门工作、业余兼职和围绕学术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制度保障，并聘请有一定理论和学术水平的实际工作者来校兼任和专任专业课教师。同时，要把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同贸易经济专业重塑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战略和改革目柄飞紧密地联系起来。切实把教师的科学研究和学术研部的中心地位体现在贸易经济专业改革和整个办学指导思想贯彻的全过程，使科研活动成为教学过程的车头。
(六)制定一个合理的教学改革方案。考虑到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推进，教学改革方案应当具有较大的继续调整的弹性和可塑性，其原则设想包括:
第一，明确培养目标。贸易经济专业的培养目标(限于本科)应明确界定为贸易活动领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有针对性地提出为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多样化的贸易活动培养专门人才。
第二，调整课程设置。适应未来贸易活动多样化和多变性及其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有效地利用教学总课时，因此，我们主之性对现有的全程教学计划实施分类调整:(l)压缩现有的***治理论课及某些人文科学的谏时比盆。改进外语教学，强调外语的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2)增加专门贸易课程，并列入必修课程中，增加物资流通、房地产交易、技术贸易和跨国经~营等课程。将关贸总协定作为一门必修课列入凋整后的教学计划，工商行***管理、资本论选读考虑列入选修计划。(3)大幅度地增加选修和令题讲座的数量。使选修课和专题的设置充分体现贸易经济专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态进程的适应性。
第三，在教学管理体制上，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一个贸易经济专业中长期教学规划.规定贸易经济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方向，选定和推荐部分核心课程。具体教学方案和全程教学计划则由各校根据自身的条件、特点和实际需要灵活制定和调整，鼓励各校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
易经入门学篇3
关键词：贸易开放 非正规就业 理论 实证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市场化经济体制的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和非正规就业者数量的增长。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面临着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加速带来的就业压力，就业供需矛盾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借鉴ghoshetal等人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理论模型阐明不同开放环境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不同影响，厘清贸易开放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并得出贸易自由化导致非正式劳动力增加的临界阀值，从而在实践上为***策制定者提升正规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引导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合理增长，为制定使我国获得更多贸易开放收益的就业***策及经济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文献综述
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贸易自由化一直都被认为是影响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众多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影响机制研究
贸易自由化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过程从本质上说，包括价格传导效应、进出口竞争效应、劳动力迁移效应三个方面重要的内容。maiti&marjit认为贸易自由将拓展正规经济中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市场，正规部门工作重心逐渐从产品生产向产品营销转移并将部分产品生产转移给非正规部门，因此贸易开放会促进非正规部门的发展；mandal&chaudhuri认为关税税率下降会导致进口竞争行业面临的竞争加剧，资本回报减少的情况下为维持经营将会把部分低技术劳动力从正规部门剥离并向非正规部门转移；sarbajit&ujjaini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拓展为包含非正规部门的三部门模型，认为贸易自由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加速城乡间的劳动力迁移，非正规部门门槛较低、机制灵活因此吸纳了大部分农村劳动。
（二）贸易开放背景下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研究
harrison&hanson 以墨西哥为例对贸易开放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改革和国内市场的开放加剧了墨西哥劳动市场的收入差距；kar&marjit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传统的ht模型，认为非正规部门可以避免劳动力流入农村部门，从而工资水平不会出现明显的下滑；marjit 认为非正规部门同样包含了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部门，如果贸易改革削弱了资本密集型的正规部门会引起资本密集的非正式部门的萎缩和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的连锁反应，而劳动密集的非正规部门无论是就业规模或实际工资都会有所上涨；pavcnik（2003）认为由于非正规部门低技术工人的比例往往高于正规部门，贸易开放推动技术溢价的上升可能会压低非正规部门工资水平和就业规模从而拉大同正规部门的工资差距。
（三）贸易开放背景下对非正规部门的相关宏观调控***策研究
贾玉洁（2004）从引导非正规就业部门产业化、减少制度约束、扶持非正规就业中介体系等方面介绍了转轨时期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张华（2009）认为要规范非正规就业发展，应从加强***策法规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提高非正规就业部门的素质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从业能力等方面入手；胡凤霞（2011）等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准入条件、非正规就业选择影响因素及就业效果进行研究，结论显示在当前城乡劳动力公民权利界定的条件下，农民工从事正规就业并不能扭转城乡就业差异，同时任何单一的法律覆盖都不可能使农民工的境况变好。
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ghoshetal建立的理论模型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贸易自由背景下劳动
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
（一）模型基本设定
假定母国为一个包含一个正规部门和一个非正规部门的典型两部门情形的单一经济体，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开展贸易。设ar+，a代表该国生产正式产品的n个不同的行业或产业。因此，该国参与生产n个不同的商品。这n个行业的相对价格和其它贸易国相比，是由下面的不等式给出：
（1）
由于a是一个有序的集合，可以假设部门a1，a2，...比较优势递增。典型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会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而进口比较劣势的商品。假设s包含asa及asd两个子集，asar+包含s个比较优势部门a1，a2，……a s；asdr+包含s个比较劣势部门a s+1，a s+2，……，a n-s；这些生产部门利用本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
假定国内劳动力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正式劳动力以及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式的劳动力。在t时期，有：
lt=ltf+ltl （2）
假定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且劳动供给大于需求也即存在非充分就业。设分别有k、（1-k）比例的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正规劳动者在正规部门工作，非正规劳动者工作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有：
lt=klt+（1-k）lt
假定正规部门的损耗和增益的贸易改革的结果，而非正规劳动是总劳动扣除正规劳动的残余，也即不考虑工资差异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和生长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 假定正规部门包括比较优势部门（出口部门，s）和比较优劣部门（进口竞争，n-s）。假设正式劳动占总劳动力的份额可被出口部门或进口竞争部门吸收。简化模型起见不考虑资本因素，在t期的输出劳动力的映射；。因此：
（3）
其中，α和（1-α）分别表示正式劳动人口在比较优势部门和比较劣势部门的就业比重。
（二）不开放贸易的情形
首先，考虑本国不开放贸易的情况。本国是一个封闭经济体，通过设置贸易障碍以防止来自外部的竞争。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会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扩张。先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由于比较优势行业相对比较劣势行业而言是高效率的生产者，假定aca的增长率γ高于的acd的增长率δ，也即γ>δ。t+1时期有：
（4）
（5）
其中，0<γ，δ<1。
t+1时期正规劳动规模：
（6）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7）
再看劳动力的供应方，g表示整体劳动力的增长速度。t+1时期，glt为新增劳动力，设m是被正规部门吸收新的劳动力的比例，即正规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剩余（1-m）比例的剩余新增劳动力进入到非正规部门。μ比例的非正式工人达到在正规部门在t期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他们将在t+1时期进入正规部门。模型中，劳动力需求约束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文章把非正规部门作为正式的劳动需求，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任何时期的残余被非正规部门吸收。t+1时期非正规劳动的规模：
（8）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由新增劳动者和非正规部门中达到正规部门技术要求的劳动者来组成。因此，劳动力供给等同于新的需求，t+1时期有：
本国正规经济的最佳比例是：
（9）
（三）开放贸易的情形
接下来考虑本国开放贸易的情况。贸易自由化能够减少和消除如关税、配额等贸易障碍。本国比较优势部门也随着贸易的开放将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进口竞争部门将面临国外的竞争而收缩。显然这将导致扩大出口部门劳工需求增加而进口竞争部门将劳动力需求下降。t+1时期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分别为：
（10）
（11）
其中，0<γtl，δtl<1。
贸易自由化旨在促进出口和经济的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比较优势部门扩张的速度将高于封闭经济下的扩张速度。因此可假设：γtl >γ。
t+1时期正规劳动规模：
（12）
正规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
（13）
同样的，g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mtl指被正规部门吸收的新增劳动力，此外有μ部分的边际劳动力从非正规部门过渡到正规部门。因此后自由化时期本国非正规劳动份额由三部分组成。首先，现有不被正规比较优势产业吸收的非正式员工。其次，没有在扩张的正规部门获得工作机会的新增劳动力。最后，萎缩的正规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
（14）
均衡
状态下新增的工作岗位（需求方）等于新进入者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本国正规经济的最佳比例是：
（15）
（四）开放贸易和不开放贸易情形下正规就业比重比较
上文基于劳动市场均衡条件获得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最佳份额。在此将推导出在什么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导致上升的非正规经济。由方程（9）和（15）有，k*>k*tl，即：
也即：
简化模型起见假定mtl=m，μtl=μ，也即无论开放或不开放情形正规部门将吸收同等数量的新增劳动力，非正式部门过渡到正式部门的边际员工的转移速度也是相同的。
因此，贸易自由化是否导致非正规经济扩张取决于不开放贸易情形下比较劣势部门能否能提升自身发展水平。依据上述理论模型可知，即使开放贸易，只要asd扩展的速度超过一定的阀值δ，非正规经济就不会过快的扩张。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非正规就业（informal）：为了更准确获取非正规就业数量，本文借鉴高玲芬（2005），吴伟（2008）等人的测算方法，即利用城镇就业人数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差值估计最大值，再通过加权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数得到非正规就业人数的最小值，最后采用移动加权法进行修正。
贸易开放（open）：贸易开放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通常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是当代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因此fdi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城市化率（urban）：城市化通过城市经济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集聚与扩散拉动需求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增加非正规就业规模。本文根据前文采用的城市化水平的定义，用中国1978-201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府最终消费支出（gov）：***府最终消费支出量大面广，在国民经济中拥有重要地位。贸易开放加剧了本国的市场竞争程度，各国***府建构***府采购制度时往往通过“国内产品优先”的采购制度或者规定国际采购中本国产品和劳动含量来保护民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而非正规就业人员往往就是为它们服务的（薛德升、方逸涵，2011）。
本文的样本数据区间为1991年至2010年，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informal指非正规就业比重，open指贸易的开放性用于代表贸易自由化，fdi指外国直接投资也即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urban意味着在总人口中的城市人口比例，gov指***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c表示固定效应，ξ 表示随机干扰项。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分析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过程中伪回归现象的发生，开展实证分析前先对各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相关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所有水平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各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平稳序列，说明informal与open、fdi、urban、gov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johansen检验方法进行协整分析。通过综合考虑aic、sic信息准则以及检验结果，将模型最优滞后期定为2，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5%的显著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拒绝存在0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各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结果进一步显示了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优于其他变量。同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还可以找到可靠的实证结果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府采购、城市化等因素对于非正规就业规模同样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见***1）。这一结果支持了已有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对于非正规就业规模扩大有影响作用（胡凤霞、姚先国，2011）。
结论与建议
就业尤其是非正规就业在稳定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面对我国城市化过程加快、大量人口从农村或不发达地区涌入城市等发达区域的现状，研究如何努力改变就业难的局面已经成
当前经济学界和***府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首先构建一个包含失业与再就业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贸易自由背景下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到非正式部门的过渡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1991-2010年相关数据重点就影响非正规就业规模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程度、城市化、fdi对非正规就业规模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优于其他变量。 因此本文的建议是，加强***策法规建设，为非正规部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高非正规经济质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合理增加非正规就业人员教育投入，提升非正规就业人员从业能力，促进非正规劳动者向正规部门合理转移；不断深化贸易开放，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和利用层次，以期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我国劳动就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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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入门学篇4
关键词 中美贸易 隐含碳 投入产出法 影响因素
一、选题背景意义
首先，中美贸易频繁，贸易额巨大增速快。中国和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美间贸易活动一直都非常频繁，贸易额非常巨大。至2013年底，中美两国贸易额高达5821.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9%。其次，全球气候变暖，环境问题突出。气候变暖不仅会使自然界的生态规律遭到破坏，让地球北极的冰山融化，提高全球海平面的高度，威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还会对经济的发展乃至全球经济秩序和***局的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这一研究有助于改善两国贸易的产业结构。本文通过研究中美进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改善我国木质林产品商品出口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力求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环境消耗成本，实现绿色可持续的贸易发展模式。
二、中美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测算
（一）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1）数据来源。本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中美两国的投入产出表（中国选取2002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以及2000年、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美国投入产出表来自OECD网站）、中美贸易各类商品的进出口金额（2004-2011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2003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并根据中国各部门能源的消费量（200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以及各部门的生产总值计算出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2）行业的分类与整合。本文主要按照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部门分类，将发生进出口货物贸易的98章商品按照中国的投入产出表42个部门归类，以这发生货物贸易的19个部门作为主要统计口径进行归类分析。根据其他部门分类加参考，最终合并成16个行业部门。具体合并项目如下表：
其中X表示国内总产出矩阵，A表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X表示国内中间使用矩阵，M表示进口矩阵，D表示国内最终使用矩阵，E表示出口矩阵。
因为在投入产出表中，第j部门所消耗的第i部门的价值数量不仅包括国内生产的产品和原料，也包括第i部门从国外进口的产品与原料。所以要真实揭示生产第j部门的产品所消耗的第i部门的价值量，就需要扣除第i部门中的进口部分。
就中国对美国进、出口商品隐含碳排放量的结构而言，部门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1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所占的份额有了明显的增幅，而部门9化学工业所占份额有了明显的减少，其余各部门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就中美商品贸易的净隐含碳排放量构成比例而言，部门1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所占份额有了明显的增幅，其余各部门所占比重变化不大。
中国从美国进口引起的美国隐含碳排放量从2002年到2005年随着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不断增加而递增，由2002年的3345.39万吨到2005年的5286.95万吨。2006年商品的隐含碳排放量有了一定程度的递减，随后又逐年增加。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贸易额减少，隐含碳排放量也出现了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升温，201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引起的隐含碳排放量达到4942.61万吨。
从中美商品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可以看出，其隐含碳排放量变化趋势与中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量基本一致，从2002年的9644.7万吨逐年增加至2005年的14544.12万吨，随后在2007年达到23923.29万吨的峰值，然后逐年下降至2009年的19057.17，最后在2010年出现略微增加，到达20095.11万吨。2002年至2010年九年见净隐含碳排放量均处于正值状态，即中国为美国出口商品而排放的隐含碳量远远大于美国英文出口而引起的隐含碳排放量，以上数据表明，通过中美贸易，美国因为从中国进口商品而减少了其国内的排放量，是贸易的主要受益国。而相反地，中国由于出口商品而增加了国内的碳排放量。
三、影响因素分析
（一）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碳分析
分部门对中国对美国出口引起的隐含碳进行分解分析，可以发现2002年到2010年这9年间，除了4个部门的总效应为一个较小的负值，其他均为正值。其中部门11金属冶炼及延加工业 ，部门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部门2采掘业的总效应所占比重较大，说明这几个部门是主要影响出口碳排放。从规模效应角度分析，所有的产业部门的规模效应部是正数，而且总体上规模效应在逐年递减，说明由于规模扩大对引起碳排放增加的作用在不断减小。
从结构效应上以可发现，有9个部门贸易结构在日趋调整到逐渐利于整体减少中国隐含碳排放，其中部门2部门8以及部门11的变化趋势比较有利。而其他7个部门的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尤其部门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部门1农林牧渔业。就技术效应方面而言，大多数部门随着技术的发展都降低了隐含碳的排放量，而部门2采掘业和部门8石油化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技术效应为正值，不利于中国实现低碳的目标。
（二）中国从美国进口隐含碳分析
分部门对中国从美国出口引起的隐含碳进行分解分析，在2002年到2010年这9年间，除了7个部门的总效应为一个较小的负值，其他9个部门均为正值。也就是说通过进口，大部分部门减少了国内的隐含碳于排放量。其中部门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部门9化学工业的总效应所占比重较大，在减少国内隐含碳排放量方面有主要影响。
从规模效应角度分析，所有的产业部门的规模效应都是正数，而且除了部门2，部门9和部门11，规模效应总体上变化幅度不大，说明由于规模的扩大对碳排量的影响作用不明显。从结构效应上可以发现，各部门的结构效应在三个时间段里波动较大，其中部门1部门8以及部门10的贸易结构调整比较有利于中国减少碳排放。而部门2和部门10的贸易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就技术效应方面而言，除了个别年份，几乎所有部门的技术效应都是负数，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就中美而言，更有利于美国的隐含碳排放量的减少。尤其是部门8和部门9的作用力更明显。
（作者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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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入门学篇5
摘 要：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预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判断，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要完全消除两部门的生产率缺口从而实现“一元经济”，静态估计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当前***策上，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尤为重要。
关键词：刘易斯第一拐点；刘易斯第二拐点；劳动边际生产率；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A New Test on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Labor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from 1990 to 2010
WU Ha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dong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Guangdong 529020 China)
Abstract：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marks a significant leap for dual economy f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change, which indic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reforming stage. In order to prove China has arrived at Lewis turning point, this paper has calculated,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labor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from 1990 to 2010, which demonstrated China crossed over the first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entered a new stage in 2005 according to LewisRanisFei model. To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productivity gap between two departments and achieve sole economy, it will take about 32 years at least through static estimation, namely China will arrive at the seco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2043. At present, it is particularly essential that our government promot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brings down potential inflation risk effectively, implements laborintens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orrectly, accelerates the reformat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system as quick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the first Lewis turning point; the second Lewis turning point; labor marginal productivity; LewisRanisFei model
一、引言
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人口红利是中国和东亚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一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遵循的二元经济模式或迟或早将面临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与挑战，乃至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潜力。对我国而言，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人口红利逐渐枯竭，资本边际报酬不断下降，过去依靠“要素驱动”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亟须转换到未来以“效率驱动”的科学增长模式。因此，正确认识和理性考察“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这一重大“国情”变化，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农村发展***策与工业经济导向乃至劳动与人口***策都极为重要。
近年来由我国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蔓延的“民工荒”以及农村劳动力工资的快速上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目前阶段谈论刘易斯拐点为时尚早。由于概念不明或方法未究，造成当前我国学术界对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王德文，2009）。［1］***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认为我国已经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利用农民工工资上涨、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变等实证材料，证明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2］***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011）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中国已于2004年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于2015年关闭。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2010）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的时间序列，认为存在比较充分的证据显示我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高铁梅（2011）基于对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变化的实证，表明我国已在2005年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3］周立（2011）通过民工荒、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新态势，综合判定我国农村显性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刘易斯拐点在金融危机后的2008―2009年已经到来。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或者即将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吴要武（2007）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4］日本学者大启二郎利用中国城镇制造业的实质工资变化判断中国已经到达了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田岛俊雄（2008）预计2013年前后中国将很快越过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
然而，有关“我国刘易斯拐点已到来”的看法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光认为把“民工荒”称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有些牵强，白南生(2009)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有待商榷，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中央***校周天勇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还未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考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张丽宾（2011）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刘伟（2008）推算出我国刘易斯拐点至少在2026年之前不会到来。［5］贾先文、黄正泉（2010）对照日本、韩国计算出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推算我国刘易斯拐点应在2030年前后出现。孙自铎（2008）修正了蔡的相关数据，推算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有20年的转移时间。［6］钟笑寒（2006））通过国际经验对比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劳动力仍有释放空间。［7］张宗坪（2008）认为民工荒所显现出来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种种特征与刘易斯拐点的含意相悖，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此外，钱文荣（2009）［8］、周祝平（2007）、韩俊（2007）、刘建进（2007）［9］、耿元（2008）［10］、燕晓飞（2009）、宋世方(2009)、陈衍（2010）等认为我国农业仍然存在数量可观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而是处在通往拐点的发展进程之中。
由此可见，针对当前“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这一基本“国情命题”的认识，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的事实，一方面凸显检验刘易斯拐点的困难性，表明刘易斯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劳动力剩余形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这一认识问题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策实践层面的广泛关注性与极端重要性。正因为如此，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证上加以正确检验，从而避免对基本国情的“误判”，十分必要。
与现有研究文献不同，本文主要基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Lewis-Ranis-Fei Model）”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表明我国的确已经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要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仍然还很漫长。
二、刘易斯拐点的判断标准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直到最终枯竭的变化过程。如何识别刘易斯拐点，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一般的做法是，根据刘易斯拐点变化前后的一些重要特征，单独或综合运用以下经验标准来大致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一是工资标准，即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可看做是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来临，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趋同则可以看做是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来临。因此，若出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实际工资持续上升，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标志着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变化。白暮凯 ( Bai Mooki，1982)采用此标准作为识别方法，认为韩国大约在1970 年前后达到刘易斯拐点。［11］李月（2008）验证了台湾出现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 世纪60年代后半期。 ［12］
二是数量标准, 即通过测算边际产出等于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来判定。如果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则预示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
三是结构标准，即从宏观经济结构比率上，例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市化率、收入分配差距等等，来大致界定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区间。例如，黎煦（2007）归纳了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拐点特征，认为人均 GDP在300至500美元且农业劳动力比重为40%―50%时会出现刘易斯拐点。
四是综合标准，即同时结合使用工资标准、数量标准和结构标准来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例如，蔡通过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民工供给数量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转变等，论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白南生、钱文荣、周祝平、刘伟等则主要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精确测算数据、 农民工供求结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走向均衡，以及劳动力工资占GDP比重明显下降等角度来证明现我国尚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然而，以上标准大都是基于经验观察得出的判断指针，能否正确评判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来自实践层面的质疑和批评。
对于工资标准，刘易斯本人认为，资本积累大于人口增长、不利于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以及存在工会压力等等都可能成为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工资提高的原因，因此工资上涨并不一定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13］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 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可能提高。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城市产业工人工资高涨，并不能说明日本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目前，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主要论据就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对此，唐茂华认为目前我国工资上涨主要由外生变化引起的，工资上涨不完全是市场原因。张宗坪（2008）认为近年来中央一系列三农***策，调动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国家经济***策改变了农民的比较收益，而不是工业部门把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造成的工资水平提高。崔传义（2011）认为不宜简单套用刘易斯理论提出的工资增长等显示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的标志。从实际工资增长率来看，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农民工工资增长更多的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同步增长，而不是单独的特殊增长。
关于数量标准，从实证角度看，测定劳动力剩余数量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由于方法和数据上的差异，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结果自然有很大分歧。对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就业之后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目前还缺少权威性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的支持（王德文，2009）。
至于结构标准，由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依此理论判断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时，需要更充分、全面、深入、细致的指标分析，而目前我国的统计指标体系并不能提供支撑。如果简单地从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指标和局部现象分析，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正确。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决定从刘易斯理论模型出发，采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来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正如日本学者南亮进所指出，判断刘易斯拐点应该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从实证角度看，南亮进（Minami，1968）［14］和白暮凯（Bai，1982）利用日本、韩国的资料分析发现，在两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都观察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农业工资水平的持续变化，据此表明两国在其经济发展阶段上出了刘易斯拐点的深刻变化。
三、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变化规律
1961年，拉尼斯、费景汉（Ranis and Fei）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在内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即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5］（1961），提出了从二元经济到一元经济要经历两个拐点的论述。发展中国家既存在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又存在高效率的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充斥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0（甚至为负）的剩余劳动力，以仅够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无限地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工业部门规模不断扩大，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吸收完毕，继续吸收劳动力转移必然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此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也就是说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意味着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经济发展将结束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状态，开始转化为新古典学派所说的一元经济状态，此时，“刘易斯第二拐点”开始到来。
***1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OA轴代表农业部门投入的劳动力，OB轴代表农业总产出，曲线ORCX代表农业总产出曲线，其边际生产率递减，水平段CX表示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这意味着将AD部分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出农业，农业总产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平均产品线OX代表农业部门的工资，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之前保持不变。剩余劳动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边际生产率为0的劳动力，如***中的AD所示；二是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小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如***中的DP所示。
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三个不同的阶段以及两个转折点，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依次经历从“0”（甚至为负）到逐渐提高，再到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持平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均农业剩余等于不变的制度工资水平，劳动力转移对工业和农业均无影响；第二阶段，由于将边际生产率大于0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农业总产出将下降，从而出现农产品短缺，引起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工资上涨；到第三阶段，当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工业和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均为正斜率，两部门工资将由市场来决定。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临界点称为“短缺点”，也即刘易斯第一拐点，此时，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从“0”（甚至为负）转变为“正”且逐渐提高；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临界点称为“产业化点”，也即刘易斯第二拐点，此时，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趋于相等。因此，通过测算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并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进行比较，就能判断出所处的刘易斯拐点或区间。
四、模型、数据与实证结果
（一）我国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测算
考虑到农业总产出曲线存在边际生产率递减，因此借鉴高铁梅、范晓非（2011）的处理办法，引入劳动投入的平方项，并使用1990―2010年农业投入产出的时序数据估计农业总产出曲线，待估计的农业总产出曲线实证模型的回归方程形式设为:
Yt=α0+α1Lt+α2L2t+α3GTt+α4St+εt （1）
（1）式中，Y、L、L2、GT和 S分别表示农业实际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农业从业人数的平方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作物播种面积。其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GT和农作物播种面积S为模型的控制变量，t为年份，ε为误差项。
回归方程中各变量数据分别查找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农业实际总产值由年鉴中的农林牧渔总产值经过第一产业平减指数（1990=1）平减后得到，农业从业人数由年鉴中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据表示。由于没有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本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城乡划分）中的农村部分的投资数据加以代替，并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平减得到。经过数据整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Yt = -88121.52 + 5.43Lt 0.000078L2t + 1.71GTt+ 0.31St + εt （2）
(-2.42) (2.83) (-3.02) (9.08) (1.83)
R2=0.98 F=414.68
由（2）式可知，方程拟合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十分理想，括号中的t检验值表明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再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为平稳。进一步，根据方程（2）得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MPL=YtLt=5.43－0.000156Lt （3）
由此计算出1990―2010年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结果见表2所示。从1990―2004年，我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一直为负，从2005年开始转变为正，此后逐年提高，年均增长929%。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可以判断在2005年我国正式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实证结果支持蔡、高铁梅等学者关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研究观点。
（二）我国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测算
对于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测算，本文参考曲（2010）的做法，首先估计出我国工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再根据估计出的生产函数中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和相应的产出与劳动力数量计算出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16］我国工业部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型）的待估方程形式设为：
lnYt=β0+β1lnLt+β2lnKt+β3lnEt+μt （4）
（4）式中， Y代表工业总产值（亿元），L代表工业劳动投入（万人），K 代表资本投入总量（亿元），E代表工业中间性投入，t表示年份，μ表示误差项，其余为待估参数。
模型中各变量数据分别查找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0》。工业总产值由年鉴中的GDP平减指数（1978=1）折算成（1990=1）的平减指数再平减后得到，劳动投入由年鉴中的工业从业人员数表示。关于资本投入总量，由于没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数据，不便于直接计算历年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值，所以本文采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作为替代指标，然后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1）平减得到。工业中间性投入选用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万吨标准煤）作为变量，以控制中间投入因素对模型估计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各指标均作对数化处理。模型的回归方程估计结果如下：
lnYt = -12.55 + 0.76lnLt +0.75lnKt + 0.79lnEt + μt （5）
(-9.43) (3.68) (5.74) (2.55)
R2 =0.99 F=643.25
由（5）式可知，方程拟合状况较好，回归系数显著。在此基础上，很容易推导得到我国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MPL = Yt Lt = eβ0 ・β1 ・Ltβ1 -1・Kt β2 ・Etβ3 = β1 ・Yt Lt = 0.76×Yt Lt （6）
由（6）式计算出1990―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结果如表3所示。从1990―2010年，我国工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呈现逐年提高趋势，年均增长4%。到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约为农业部门的5倍左右。如***2所示，要完全消除此生产率缺口，达到两者相等的所谓“刘易斯第二拐点”从而实现“一元经济”还有相当长的过程。按照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年均增长929%，工业部门年均增长4%，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静态估计下，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赶上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至少需要32年左右，即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因此，在未来的32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五、结论与***策启示
（一）结论
***2 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比较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数据，证实我国的确已经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目前，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大约为农业部门的5倍左右。要完全消除此生产率缺口，达到两者相等的所谓“刘易斯第二拐点”从而实现“一元经济”，理论上至少需要32年左右，也即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因此，在本世纪中叶之前的30年中，我国仍将处于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二）***策启示
1．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飞跃，寓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转型阶段。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后，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劳动力工资上涨与“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将打破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在低附加值领域维持低成本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经济运行必须转移到依靠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内涵式增长的轨道上，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劳动工资上升带来的影响，从而规避“人口诅咒”，获得“二次人口红利”和持续增长的能力。
2．有效应对潜在的通胀风险
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后，将直接导致低端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由此推动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进而引发以农产品价格带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历史数据表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均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出现食品、农产品价格相对工业品快速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两波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都与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有关，比如2007―2008年的猪肉涨价，以及2010―2011年的农产品轮番涨价，其深层次的原因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推高了农产品、服务业的价格，系统性地抬高了CPI的波动中轴。这对解释当前我国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仍然出现通货膨胀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表明当前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要更加重视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有关调控***策具有针对性。
3．正确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
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应当将边际生产率为0的那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而后才是将边际生产率大于0但小于平均收入的那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目前我国已经走完了第一步，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这并非意味着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目前边际生产率大于0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我国仍然处于整体劳动力剩余与局部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时期，现阶段甚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在实现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若资本积累过高过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较小，反之，对劳动力的需求则会很大。因此，在刘易斯拐点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农业剩余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正是日本早先发展的成功经验所在。
4．加快劳动用工制度的配套改革
在某种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失为一种“倒逼机制”，这正是进行制度创新、加快转型、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健康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用工制度的良好契机。当前，应加快配套改革，创新相应财***转移支付***策，尽快消除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建立更加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劳动转移与社会管理制度。同时，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教育，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子女的职业教育，使其成为高素质的新一代劳动者，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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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12
易经入门学篇6
中国法学会WTO研究会副会长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安
主持人提示：
历史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过程，而把瞬间变成了永恒。世人将会永远记住2001年11月10日这一天！接受并在中国国内实施WTO协定，将使中国在法律上成为实行贸易自由规则的国家。这一变化，不但将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要求国家***职能通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中国的入世承诺得以正确实现。国家***部门如何履行中国承诺的WTO义务？本刊特别约请WTO专家于安教授进行撰文。作者根据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阐述了我国***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并提出实施WTO规则的重点是***部门采取的普遍性措施，中心是法院对行***行为的司法审查。
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基本认识
WTO法律规则是体现贸易自由化要求的多边规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以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实现发展目标，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出发点。履行WTO相关规则的法律义务，不仅需要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上按照贸易自由化规则的要求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而且需要发挥国家***部门的职能，为贸易自由化规则在中国国内的实施提供秩序保障和法律公正。
1．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整体性
我国***部门实施WTO规则，具有国家行******、司法职能适应经济体制变革的整体性质。我国加入WTO以后***工作所要适应的，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部门受到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认识和处理我国***工作与WTO规则的关系，不应当拘泥或者局限于个别的或者具体工作的改进和适应，眼界要放宽放远。我们要像上世纪90年代初实现***工作适应建设市场经济转变那样，来对待今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任务。
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明确地提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建设市场经济的眼光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国界和经验的限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承诺接受WTO规则，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设市场经济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重要问题，是实施宪法第15条规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WTO规则是自由贸易制度的法律表现，中国承诺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规则，表明中国接受了WTO所实行的自由贸易制度。这些自由贸易规则，实质上是多边化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有一个巨大和显著的变化，***部门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一变化。
2．适应和实施WTO规则的长期性
***部门实施和适应WTO规则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长期性。这是因为：
第一，主观上，许多成员国将实施WTO规则过程当做拖延贸易保护主义争取本国竞争机会和竞争优势的过程。只要不构成对国际条约的强制性违反，成员国对WTO相关规则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本国是否有利作为标准。WTO总部的工作，大约70％是处理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这些摩擦或者争端，是由各个成员国国内立法性措施与WTO相关规定的冲突引起的。
第二，客观上，WTO规则本身的框架性和原则性使得各个成员国的国内实施性立法不可能一次性到位。1995年才开始运作的WTO到现在只有几年的时间，还来不及对全部规则作出解释。各个成员国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国内的实施立法，等到发生贸易争端诉诸WTO并且由后者作出裁决以后再考虑改正。实际上，这一过程已经为国内相关产业的调整赢得了时间。
第三，WTO所追求和实行的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贸易自由化目标需要在不断克服成员国***府设立的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中实现，在此过程中就不得不容忍一些经过全体协商一致允许保留的贸易壁垒。如何使各个成员***府正确使用所允许的贸易壁垒，以不断推进WTO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目标，法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部门实施和适应WTO也应当是长期的，分阶段的，有轻重缓急的过程。过于急躁、意***一次性完成的意识，不但无助于实现这一过程，而且可能有害。
经过几十年来的立法努力，我国***部门的工作目前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为实行改革开放***策，为外国在华投资和进行货物与服务贸易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主要还是以双边贸易和有限的贸易规模为背景，没有或者极少考虑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将使外国产品在中国国内交易销售和提供服务的规模加大，经济活动中的涉外因素比例也将扩大，必将提出相关权利保护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等一系列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有的是过去已有的而且我国已经积累了处理经验的，现在面临的只是量的增大问题；有的则是在新开放领域遇到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按照WTO的规则进行处理。
***部门实施WTO规则的范围
从WTO的宗旨和规则本身看，WTO规则的义务主体是成员国中能够运用国家或者***府职能管理贸易和贸易相关事项的机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某些非***府机构（例如制定和技术标准的非***府机构）。就***部门来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门和司法行***部门都会包括在内。
法院和检察院
按照诉讼程序分类，民事、刑事和行***都涉及WTO规则的实施问题。根据WTO协定的规定，刑事和民事诉讼主要是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其他职能与WTO只是间接的关系，不会出现对WTO规则的直接违反。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国执行WTO规则任务的整体上来看是相对简单的领域。因为：WTO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定，在WTO规则中是最有具体性统一性的部分，我国国内的相关立法已经或者正在与它的规则一致起来，甚至可以说一致性的程度已经比较高；知识产权问题属于“与贸易有关的事项”，虽然有时也会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不是WTO制度的主体部分。行***诉讼执行对行***行为的司法审查职能，在法院、检察院实施WTO规则的任务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在下面进行专门的讨论。
***门
***门除了刑事侦察职能涉及执行WTO知识产权保护职能以外，它的行***管理职能，包括治安、消防和出入境管理等都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对WTO规则的实施，有可能出现对WTO规则的违反。例如对外商或者中外合资合作单位经营的治安和消防管理，特别是对饭店、商店、运输、金融的经营活动，对易燃易爆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仓储、运输、销售的管理。手续繁琐、收费不当等现象都可能构成对正常贸易经营活动的所谓“贸易壁垒”，从而可能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
易经入门学篇7
上海市安全监管局危化处处长熊伟国10月29日介绍，首批启动的3家危化品集中经营试点单位分别是奉贤区上海杭州湾危化品经营管理公司、闵行区上海九星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山区上海化工品交易市场（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专区）。同时，上海市安监局还将探索在危化品专用道口设立运输车辆登记点，遴选两家应急能力较强的危化品运输企业，参与救援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
熊伟国介绍，目前上海市危化品经营企业数量庞大，有6600余家，准入门槛偏低，导致无序增长。该市每年销售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流向无法掌握，更无法监控，给***府决策带来难度。不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营业主分布散、危险货物储存乱、市场安全管理水平差等“散乱差”现象，难以实施有效的安全监管，更会直接或间接造成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熊伟国说，今年3月以来，上海市安全监管局会同奉贤区、闵行区、金山区***府启动了上海市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市场）建设试点，为逐步形成危险化学品经营“分布相对集中、品种基本受控”的格局、实现对危险化学品流动流向的全程监管奠定基础。
闵行区常务副区长金士华对此表示，上海九星危化品集中交易市场（平台）的建立，对闵行区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是对城市公共、运行安全的重要抓手和有力保证。他要求危化品集中交易平台的建设功能在定位上做到起点高、目标明确，最终形成集销售、仓储、物流、管理于一体的危化品集中交易市场平台，确保2015年底区内危化品经营企业全部进入这个市场。他提出，这个交易平台的建设在闵行区还是新兴产业，要加快传统交易市场形态的调整和提升，配合好相关职能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全面提升市场的有效服务。
上海市安全监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修订《上海市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将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内容纳入其中，为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市场）建设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同时，努力争取相关部门在入驻企业税务清算、税收优惠、返税、危险化学品流动流向监控平台建设、石油化工等大型国有企业入驻市场等方面给予***策支持；争取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严格落实沪外省市危险化学品驻沪车辆备案制度，为危险化学品流动流向监控平台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首批3家试点经营单位
奉贤区――上海杭州湾危险化学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目前已初步形成交易平台框架，明确了以大宗危险化学品交易为主要经营模式，同时兼具金融、物流、信息监控等服务功能，并引入江苏张家港化工产品交易平台管理模式，预计年底前完成交易平台（市场）建设。
闵行区――上海九星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目前已制定《上海九星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市场）建设方案》，完成交易平台（市场）场所、经营单位及信息监控平台的初步设计工作，正在和有关部门积极商讨交易平台（市场）及入驻企业***策扶持事宜。
金山区――上海化工品交易市场（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专区）
选址在上海金石湾国际化工生产业功能区（简称金石湾功能区），制定了进驻集中交易平台的税收优惠***策和创业扶持***策；与大型仓储和运输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联盟，与上海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协会、市化工行业协会等专业协会建立了行业企业信息交流服务平台；邀请专业培训机构进驻，为入驻企业提供办证、换证、投放宣传广告等一系列服务项目，吸引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入驻。目前，金石湾功能区已吸引30家危险化学品企业落户，初步形成了金山区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总体规划，基本完成了危险化学品流动流向监控平台开发，正在采集基础数据、建设筹备有关设施设备。
长江危险品运输将分级监管
11月4日长江海事局透露，海事部门将强化长江有毒有害危险品运输监管，对有毒有害危险品运输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动态跟踪管理、进出辖区报告、C类船舶夜间禁航。
据悉，长江海事局将辖区常运的79种危险货物分为一、二、三、四类，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强化危险品船舶动态跟踪管理，增强船舶监控和信息服务能力。海事部门还将加强危险品船舶动态跟踪维护，完善污染应急体系，在长江沿线建设4个溢油应急设备库和2个溢油应急设备配置点。在三峡库区、长江武汉水域，分别部署“三峡环保1号”和“海特311”多功能溢油回收船。
辽宁加强危化品许可证监管
辽宁省安监局日前出台《关于贯彻落实的指导意见》，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危化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辽宁省要求各地对照危化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和数量标准，对辖区内化工企业进行调查摸底，确定纳入许可范围的使用企业，全面掌握企业相关情况。对应取得危化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要立即组织实施安全资格培训、安全评价、隐患整改、危化品重大危险源辨识、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等相关准备工作，为实施行***许可打好基础。
要结合本地实际，借鉴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程序，制定切实可行的危化品安全使用许可证颁发管理实施细则，并严格履行审批程序，认真实施许可审查。
易经入门学篇8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结构性短缺
中***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7-0097-02
1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他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拥有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的农业部门。前者根据订单、利润决定雇人数量，生产效率较高，工资也较高。后者则是多少人都耕种同一块地，生产率低、收入低，在那里没有失业，只有就业不足。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此时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进入第二阶段劳动力短缺，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时，原本充足的劳动力变为短缺，当农村劳动力被耗尽后，现代工业部门需要大幅增加工资才能请到新的工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1
如***1所示，横轴表示劳动量，纵轴代表劳动的边际产量，OA表示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表示资本主义部门愿意支付的现行工资水平，在此水平上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国民收入几乎完全由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构成，假定劳动的边际产量为0，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传统部门的生存收入保持不变。如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剩余都转变为资本家的利润。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部门就业。由于一部分剩余用于扩大再生产，固定资本的数量增加，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带来边际生产力曲线的外移。现在，资本家获得的剩余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都增加了。只要有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就可以持续下去。当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弹性时，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此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充分吸纳，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当资本主义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和传统农业部门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二元经济就逐步转变为新古典学派的一元经济。整个社会经济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2 我国的“民工荒”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工潮”成为描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城镇流动的专用名词。而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劳动用工市场中。它最早出现在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城市。在2005年，70.3%的农民工流向沿海地区打工，中部与西部各占14.4%及15.0%。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民工荒”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每逢春节过后，许多企业都会遭遇“用工荒”、无法招人开工的尴尬局面。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民工荒”现象不仅愈发严重，提前到来，更是呈现了扩散之势――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在2009年，随着工厂生产线内迁和基础设施项目启动，中、西部出现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工总数的17.0%及203%，而留在东部打工的农民工占比则减少至62.5%。在2012年春季招聘季中，不仅沿海传统产业密集型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在四川、重庆这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也面临着“民工荒”的问题。
也因此，中西部开始与东部激烈争抢农民工。中西部地区利用中国人传统的恋乡情节，以情留人。而东部城市对农民工同样“求贤若渴”。有些地区到“家门口”接回农民工。当地***府在春节期间组织缺工企业深入到离职返乡农民工较多的乡镇、村居等地举办专场招聘会。
根据2011年《新华文摘》的说法，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显示，东部地区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而5年前东部地区工资比西部地区平均高15%。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使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成都和重庆为例，两地去年吸引外资分别达到641亿美元和63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巨大的。
3 民工荒成因
我国的 “民工荒”既包括“普工荒”，也包括“技工荒”，但无论哪种类型，其所反映出“荒”的特征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结构性短缺。那这种结构性短缺出现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以下五点。
（1）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企业用工需求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就业机会增加，吸引了部分农民工就地工作；随着支农惠农***策的不断落实，农业生产收入增加，使得一部分农民回归农业生产。
（2）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不断升级。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技术型人才而非熟练性工人。而当前劳动力素质还不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供求关系的不相匹配，导致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
（3）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长期以来部分企业漠视农民工权益。一些企业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用工方式并没有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提高，与变化的劳动力供求格局不相适应，与劳动者的就业预期、收入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不相适应。而关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又处于起步阶段，基本空白。与此同时，***府对三农的重视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
（4）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涨幅无法同步，使得他们在沿海发达地区生活成本上升。比如深圳市的先端精密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2002年工作时，每月工资700多元。到2009年底，已工作7年的他月基本工资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
（5）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外打工的多数是40岁往上的中年人，青壮年劳动力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生育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千家万户的家长都竭力让子女延长受教育时间，受教育的机会也在增加，从而减少了青壮年劳动力供应。
总而言之，“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数量的不足。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以及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
表面上看来，我国现在的“民工荒”非常符合刘易斯模型中的第二阶段：劳动力短缺，工资水平也不断上涨。那么刘易斯拐点真的到来了么？我认为不然。
首先，从我国农村的情况看，有约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民工荒”现象却恰恰是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将其看做真正的劳动力不足，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我国“民工荒”是一种劳工的结构性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的这个时点，才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所以我认为，我国目前的用工状况还不能体现出“刘易斯拐点”出现。
其次，“刘易斯转折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意味着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这时的资本变得相对丰富，资本、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比例会逐步提高。而这显然与中国国情不符。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的还不十分成熟。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较低。
再次，刘易斯认为进入第二阶段后会出现工资上涨的情况。我国目前伴随着“民工荒”出现的工资上涨是农民工长期低工资后的正常恢复性回升。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分强调“低工资”战略。全体国民的普遍工资水平都较低，甚至为农民工支付的工资大都具有“歧视性”。比如新华社曾经报道，近几年来，珠三角经济迅猛发展，企业平均发展水平超过10%，有的企业经济效益连年翻番，增长速度超过100%。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十分缓慢，有的一线工人工资还停留在10年前水平。
此外，刘易斯模型假定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如果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农民工的劳动不再是无限供给。因此从微观角度上看，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会变得富有弹性，劳动供给量会随着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工资水平上升时，农民工增加劳动供给；工资水平下降时，农民工减少劳动供给。然而，我国的现状是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最低保障的需要，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仍然没有弹性，工资水平的变化还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进行跨期的优化选择。
5 结语
我国“民工荒”的出现，本质上是劳资双方相互挑肥拣瘦的结果，是一种对于劳动力的浪费。尽管当前新增劳动人口的增速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由于“十一五”时期入学的大批高校学生陆续毕业进入劳动市场，再加上其他青年劳动者和失业人员以及农村转移就业人员，现实的总量压力还相当大。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测算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达到“双高峰”，劳动力优势将持续保持。所以现在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是必然的。充分认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农转工”的过程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还将继续。如果说，当一个国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劳动力占比下降到10%左右，预示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那么中国还有继续转移的潜力。中国要从人口红利时代跨入 “刘易斯拐点”，至少还有十到十五年的路要走。如果我们现在不在人口***策和鼓励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上早做打算，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采取各种有力手段加快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另一方面要做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各种***策调整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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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3］陶冬，刘易斯拐点:今后十年的最大拐点［J］.新财富，2011，（2）.
易经入门学篇9
摘要：按照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属于事前交易成本。编制过程中由于各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交易成本产生。因此，应加强基础性制度构建，使***门与其它部门的工作规则制度化，建立预算资金使用的激励机制。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以部门预算、***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为主体的财***支出改革是我国构建公共财***框架、完善财***管理制度的重要改革，而部门预算改革在这三项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从实施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部门预算编制、执行与公共财***对部门预算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没有完善的制度规制预算编制参与主体的情况下，由于编制参与主体行为目标差异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很大。
一、理论回顾
在交易成本的理论界定方面，威廉姆森论证了“契约人”人性假设与“经济人”人性假设的内在联系——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在交易成本存在原因方面，他特别强调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人性以及资产的专用性，同时将交易成本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成本，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当交易偏离了所要求的准则而引起的不适应成本，纠偏引起的争论不休的成本，建立和运作管理机构的成本，安全保证生效的抵押成本[1]。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组织的制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运用来解释公共预算制度的设计（Bartle & Ma, 2001; Patashnik, 1996）。在这种分析框架中，预算被看成一种合同。实际上，四十多年前，公共预算专家瓦尔达沃斯基就已经表述了这样的观点（Wildavsky, 1964,p.2）。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预算过程就是制定和实施预算合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交易成本：形成预算合同时必须支付事前交易成本，如讨价还价费用、信息费用、决策时间和协调费用等；确保预算合同能够实施的事后交易成本[2]。本文分析的形成部门预算合同的交易成本，从其内涵来看，为威廉姆森定义中的事先的交易成本，即签订预算契约的交易成本。
在对官员行为的研究中，尼斯坎南认为，官员与其它所有人一样，都是效用最大化者[3]。而官员的效用最大化即预算最大化。根据缪勒的模型(1999，中译本)，设预算部门通过预算获得的收益函数为：
B=B(Q), B′ > 0, B″< 0
由预算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函数为：
C=C(Q), C′> 0, C″< 0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预算单位官员，其追求预算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是获得的预算数要能弥补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其目标函数为：
Ob=B(Q)+λ[B(Q)-C(Q)]
其一阶条件产生
B′(Q)= [λ/(1+λ)]C′(Q)
B(Q)=C(Q)
其中λ为拉格朗日乘数。预算资金最有效率使用的条件应为预算支出给官员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给其带来的边际成本，即：B′(Q)= C′(Q)，而拉格朗日乘数λ却表明了预算支出的扩大趋势，即B′(Q) < C′(Q)。由此可知，预算单位官员不是在预算资金效率最大化的生产条件下提供公共服务，而是追求预算最大化。
二、各参与主体之间交易成本分析
***门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分配预算资金。由于预算资金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因此，作为预算委托—关系中的重要一层委托人[4]，***门需要对预算编制的效率及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负责。因此，在本文中，***门在预算编制这一层委托—关系中的行为目标被设定为预算编制效率最大化和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官员（即预算用款单位）“追求预算最大化”，即意味着预算单位以追求本部门预算最大化为目标。而具有预算资金分配权的部门（***、科技部门等）的行为目标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预算资金分配管理主体之一，它们在对其掌握的资金的分配的委托—关系中，作为一个委托方，它们存在着预算编制效率及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它们也存在着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的动机。
（一）***门与预算部门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对部门预算编制程序的要求是“二上二下”的程序，而且和以往的部门代下属单位编制预算不同，现行部门预算要求基层单位根据科学合理的定员定额标准及事业经费编制预算上报部门，由部门汇总后再上报***门。将预算数核定工作下放到部门后，***门也可以将工作重心转到对预算管理的宏观层面上来。但是在目前定员定额标准不完善、项目管理不健全的情况下，***门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中。
对于预算单位来说，它们控制的专业知识和信息都可以用来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Halpern,1992）。在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常见的行为有：
1、隐瞒收入。部门预算基于其完整性的特点，要求将所有的收入项目都编入预算。在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没有普遍推行的情况下，这一要求无疑是大打了折扣的。预算单位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往往截留预算资金，私设小金库，隐瞒应纳入预算的收入，虽经多方查处，仍屡禁不止。据估计，目前我国的预算外收入已经达到了与预算内收入相当的规模，而部门隐瞒的收入又占了多少比重，则是很说得清楚的。
2、虚增开支。在开支数目的核定中，预算单位往往利用信息优势，不是从预算资金的最优使用效率出发，而是尽量地将开支标准提高，从而导致资金使用的浪费，相当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官员的在职享受，腐败现象也难以杜绝。
3、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管理混乱。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的管理办法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但现行的对这两类支出界线的规定很模糊，缺乏具体的标准，这就造成预算单位在编报预算数字时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有的将这两类支出随意调节，而有的甚至是将相同的支出两边都列，虚增预算支出。
***门要掌握预算单位的真实收支信息，无疑需要付出很大的搜寻成本。同时，在确定预算数额的过程中，***门和预算单位之间要就预算数进行反复的协商、讨价还价，这无疑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与人员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门往往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各部门上报的数据进行削减，“基数加增长法”往往成为***门应付各预算单位的主要方法。同时，如果所有的部门都预期，即使他们不从财***资金中攫取更多的、甚至是多余的资金，其它部门也会选择这样的策略，那么他们便会发现，对财***资金采取掠夺策略是最佳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囚徒困境”，掠夺性策略在预算领域就会盛行[2]。而如果***门预计到预算单位采取的是上述的掠夺性策略，那么它的策略就会是对所有上报的部门的预算数都进行经验性地削减，这样便会出现即使没有虚报的部门的预算也会被削减，由此就导致了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合理性也就难以保证了。
（二）***门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分析
部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不仅发生在***门与预算单位之间，在***门内部各部门之间同样存在交易成本。部门预算改革中***门内部机构改革措施是要对***门内设机构及其管理职能进行重新设计，由预算机构作为统一管理预算的部门，改变原来按经费性质设置机构的做法，做到一个部门归口***门的一个内设机构，***门一个口子对外。这项改革的思路，是要加强部门预算管理工作的统一性，有利于***门内部各部门发挥其业务特长，对各部门的预算工作加强领导与监督。
但是，各业务部门由于其本身工作特殊性及专业性，掌握了分管部门预算资金信息的部分“专用资产”，因此，预算部门与各业务部门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现实的情况便是，各分管业务部门往往不是站在财***全局的角度对预算用款单位上报的预算数进行严格的审查，而是分别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分管的部门争资金、争项目，甚至一些人将部门的领导能否为其所分管的部门争到更多资金、项目视为其能力、权力的象征。这样，在***门内部就形成了“诸侯割据”的局面[5]。而各预算单位也就沿袭了传统的“跑部钱进”的做法。最终，各业务部门初步汇总编制的财***预算往往会超出预算可用财力界限。由此，***门内部的协商、讨价还价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三）具有预算分配权的部门与其它各参与主体交易成本分析
部门预算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改变以前的切块分配预算资金给部门自行分配使用资金的拨款模式，由***门统一行使财***管理职能。而目前的情况是，除了***门之外，科技部门、***（原计委）等部门还具备预算资金分配的职能。2003年成立***、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之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建立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又存在一个在公共财***框架下如何处理好***门与***的关系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部门掌握了其分管项目资金分配的更多的信息，***门与其存在信息不对称。而这些单位与预算单位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类似于***门与预算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预算资金分配过程中同样存在交易成本。同时，这些部门除和其它部门一样存在隐瞒收入、虚增支出外，预算资金分配权也被这些部门用来追求本部门利益最大化，例如审计署披露的2003年的部门预算中，有预算资金分配权力的部门年初大量预留资金，造成资金分配随意性很大，降低了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因此，***门在信息搜寻以及和这些部门的协调、沟通方面的难度无疑更大，预算资金多头管理增大了预算编制工作中的交易成本。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各参与主体之间由于行为目标的差异及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信息搜寻、讨价还价、协调等交易成本和预算资金的不科学、合理地分配一样，都会造成无效率的社会支出。
三、降低编制过程中交易成本制度构建的建议
从降低交易成本入手，笔者认为应该通过以下制度的构建来达到提高预算效率与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目的。
（一）加强基础性制度构建
科学而严格的基础性制度约束，可以使各参与主体形成正确、合理的预期，使其行为目标趋于一致，降低编制过程中的信息成本与协调成本，从而提高预算编制效率与预算资金使用效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抓紧以下基础性制度的构建：1、修改《预算法》。对《预算法》的修改中，应增加对编制部门预算的具体规定，完善预算编制范围，明确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保证预算的完整性。2、完善定员定额标准和收支分类体系，加强项目管理，制定操作性强的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划分办法。在此基础上，按照零基预算制度的要求科学合理地编列各项支出。3、和财***支出三大改革的另外两项改革***府采购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整合、联动进行，保障财***支出制度运行的整体有效契合。
（二）***门和其它部门的工作规则制度化
1、加强预算编制的信息收集工作
***门要改变预算编制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信息收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笔者认为，科学的定员定额标准及规范的项目管理制度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门还应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预算体系，建立部门预算单位的基础信息资料库。主要收集内部机构设置、机构职能、人员编制、实有人员、各类资产使用和占用情况，并且应对以上信息及时更新，以便于***门进行日常的预算监管。***门在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情况下，便可以增大其在部门预算编制中的话语权，摆脱在和各部门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的被动地位的劣势，从而强化部门预算编制的监管工作，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
2、协调好和其它有预算资金分配权的部门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科技部门等单位的预算资金分配权应该集中到***门，以改变预算资金多头管理的现状，保证部门预算的规范性与完整性，这也是我国经济管理与预算管理改革的方向。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职能，这些职能的发挥对处于经济转轨期间的我国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而管理方式的转变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简单地将这些部门资金分配权力上收也许并不现实，现实的选择是规范好这些部门的工作程序，协调好***门与这些部门的关系。作为一个过渡的选择，应由***门牵头，建立***门和这些部门定期的、制度化的协调与沟通机制，从预算编制的审核，到预算资金的拨付，再到对这些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效益的考核，***门和这些部门都要及时沟通和协调。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对这些单位预算资金分配权力的监督，而且也可以监督由这些单位分配的资金的使用情况。
易经入门学篇10
[关键词]投入产出； 出口隐含碳； SDA； LMDI
[中***分类号]F75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21-04
作者简介：张婧（1986-），女，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周口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隐含碳排放、技术性贸易壁垒 。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却位居世界第一，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压力，甚至出现中国“威胁气候安全”的论调。为此，中国***府做出积极应对，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而中国CO2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不仅是由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引起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出口了大量能源密集型产品，这部分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能源并排放大量CO2，这部分排放本应由消费国承担，却通过贸易转移到中国，推高了中国碳排放量。目前我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和研究，对于重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争夺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双边、多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定量研究上。 Shui和Harriss（2006）利用投入产出法，发现1997―2003年中国约有10%的隐含碳排放是由于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产生的，中国相对美国的贸易商品中隐含碳排放存在顺差。Ackerman等（2007）通过研究美日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日本也存在同我国相似情况，同样美日贸易使得一部分本属于美国的隐含碳排放转移到了日本。Dong et al（2008）则利用IDA（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考察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发现贸易规模扩大是驱动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Yan和Yang（2010）运用SDA分解法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认为贸易规模的扩大是推高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贸易对我国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齐烨、李惠民和徐明（2008）用日本的碳效率对中国的进口产品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得到2006年我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张友国（2010）运用SDA分解法将影响中国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为六个，贸易规模的增长起到正向的主要作用，部门能源强度的降低则起到负向的主要作用，其它因素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兰宜生和丁学敏（2011）测算了2002年、2005年、2007年我国出口商品内含碳排放量，并运用投入产出偏差模型得到技术效应能够减少出口内含碳排放，是减排的主要因素。杜云书、张为付（2012）比较了1997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数据，认为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较大，在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较高，且存在行业和国别流向集中度，并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得到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与分析
（一） 中国出口贸易中各部门CO2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目前，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全面计算一个国家各部门生产产品过程中所排放的CO2，是较为理想的分析工具，故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中各产业部门（最终）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刘起运、彭志龙主编的《中国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及分析》中关于1997 年、2002年和 2005 年33个部门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以2000年为基期）。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相比现价投入产出表可以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再者，在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中其他项被纳入最终需求中，但因该项很小，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中的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主要能源种类消费数据”。部分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由于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的部门分类并不统一，为了使其相互匹配，对一些行业进行了归并。因数据限制或出口额较小，第三产业数据、建筑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供应业和电力热力生产等行业本文不做研究。进行整理后，本文所涉及的有关货物出口的产业部门共有21个，包括1个农业部门和20个工业部门（见表1）。
（三）结果分析
1隐含碳排放强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1997年、2002年与2005年中我国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θ^与θ^e。扣除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后，我国各部门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都变小（见***1），所以，如果不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扣除就会高估我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从平均水平来看，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即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以下同）表现出“先降后升”的特点。
2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测算结果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1997―2005年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持续增长。特别是“入世”后，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且明显高于同期出口贸易增速。2002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为245亿元，到2005年上升到531亿元，比 2002年增长了116倍，相比之下，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2005年比2002年增长了188倍，高于同期我国出口贸易增幅。这与我国一些高碳行业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是分不开的。
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九个部门：7（纺织业）、8（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12（化学工业）、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金属制品业）、1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1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2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997―2005年间这种集中趋势更加明显（见***2）。
四、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Grossman和Krueger（1991）建立的贸易-环境一般均衡理论，为了具体衡量主要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将导致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四个效应，分别为出口总量效应、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和出口结构效应。
为测算及分析隐含碳排放量，建立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
两个时期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可表示为：
（二）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效应分解结果
1总量层面的分析
分析1997―2005年分阶段各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见表2）。
1997―2005年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增长了155947亿吨。其中，出口总量效应导致我国出口碳排放增加196265亿吨，中间生产技术、出口结构分别增加的碳排放为60684亿吨、14429亿吨，直接排放系数起到了消减隐含碳排放的作用，减少的碳排放为115431亿吨。在1997―2002年、2002―2005年这两个阶段中，出口结构和出口总量始终都促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直接排放系数始终抑制了其增长，但是，中间生产技术在前一阶段起到抑制作用而在下一阶段转为促进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这可能与我国加入WTO后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比较大，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整体产业的技术水平仍然较低有关。
（1）出口总量效应
出口总量在四个驱动因素中的影响最大，贡献率为1259%。可见，出口总量的扩大是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各个阶段看，出口总量效应显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1997―2002年为48266亿吨，2002―2005年为1132亿吨，这与1997年至2005年间我国出口贸易加速增长相一致，尤其是加入WTO后，
（2）直接排放系数效应
研究期间直接排放系数效应对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一直起负向作用，而且1997―2005年直接排放系数效应的贡献率为-741%，这说明在出口总量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我国各部门直接排放系数的下降，抑制了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
（3）中间生产技术效应
对于中间生产技术效应来说，其在1997―2002年减少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03251亿吨，但是，在2002―2005年中间生产技术效应没有起到减排作用，却增加了碳排放6574亿吨；在整个研究期间，增加了碳排放60684亿吨，占我国出口碳排放增量的389%。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重工业化的推进，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资本深化加快，但我国产业部门产品的生产对碳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依赖性日渐增强。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会给节能减排带来极大的困扰。
（4）出口结构效应
相比之下，出口结构效应产生的影响在四种效应中最小，1997―2005年其贡献率只有93%。1997―2002年增加了碳排放05425亿吨，2002―2005年增加了02341亿吨。虽然后一时期增加效应有所降低，但其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始终为正。出口结构的改善没有使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减少，甚至是促进了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经济粗放型增长是分不开的。
2部门层面的分析
从部门水平来看（见***3），21个部门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大部分都有所增加。1997―2005年，1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增加最多，为398亿吨；15（金属制品业）、16（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18（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和2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增加较为显著，都在14亿吨以上。
将这21个部门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出口总量、直接排放系数、中间生产技术和出口结构效应后可以看出，出口总量效应对于这21个部门均具有正向的增加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而直接排放系数效应基本上对所有部门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都有负向作用，有利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降低；对于中间生产技术效应，除了个别部门，该因素对其他大部分部门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均具有正向作用。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并且仍在不断增长，出口中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产业部门（未包含生活部门的 CO2排放）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持续增长是出口总量、出口结构、直接排放系数和中间生产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出口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改进难以赶上出口增长的步伐，虽然直接排放系数效应能够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增加了隐含碳排放。目前，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产品中所占比重仍然较高，为此要不断优化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具体来说，对于能源类产品，由尤其是油气资源，应尽量避免出口；对于高耗能产品，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产品，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总体上应加大对这类出口产品的限制力度；应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以保障经济增长，但要加大产品升级换代的力度，支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减排机制，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根据当前国际环境和我国国内情况选择减排机制，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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