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诗经多少首篇1
先我们来读一读陈姝琛投稿给《少女》的诗《不多》吧：
妈妈布置的做饭任务／不多，是不多――／只有一菜加一汤。
科技老师布置的幻灯片／不多，是不多――／只有五个小要求。
品杜老师布置的资料／不多，是不多――／只有一个大项目。
还有平时的作业／不多，是不多――／顶多写到九点半。／……／不多，是不多，都不多／可是加起来／就成了泰山／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作为年纪很小的作者，这首四节的诗整体看来还是不错的，可以肯定作者对生活还是很有感悟，而且能够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心声。但如果要从诗的语言角度审视的话，还是有欠缺的。
你仔细读一读，会发现这首诗用的全是叙述的语言，只有事件，没有意象，而且每一节之间也不押韵。这样一来，诗的味道就很淡了。一首诗，最好是既有韵律，又有意象，而且还要让读者联想起一种情景，一种很和谐很温馨的氛围。如果诗说出来的都是大白话，那么谁把说的话记录下来，分成行，就变成诗啦!
如果你常读诗的话，就知道了，一般来说，诗的语言大体包括四种：一是抒情性的语言，一是意象性的语言，一是哲理性的语言，一是叙述性的语言。
所谓抒情性的语言，就是有的诗的语言非常具有抒彩，让读者明显感觉到诗人的情感是非常投入而且虔诚的。如徐志摩《再别康桥》的语言，主要算是抒情性语言，因为整首诗给人一种浓郁的抒情气息，而且诗的线索就是诗人对康桥的爱的情感。
如台湾诗人纪弦的诗《你的名字》的开头两行就非常具有抒彩。把诗人心底的对爱人的虔诚之恋表达了出来：
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
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日每夜。
艾青的《黎明的通知》也是很抒情的，来读读它的开头的三节吧：
为了我的祈愿
诗人啊，你起来吧
而且请你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
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
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
可以看得出来，诗人的语气是邀约式的，是以非常强烈的主体情感来参
与到与他人的对话之中的，我们在阅读时甚至都没在意它的意象如何如何，
但它的情感已经抓住了我们的心。
所谓意象性语言。就是有的诗主要是以意向取胜，而且一首诗里有中心的意向或有一连串的意象，让读者感受到意向之美甚至胜于情感。比如，我自己就写过一首小诗，题目叫《花蕾》：
藏着一肚子的笑话
只要她一开口
春天就会发笑
这首小诗，只有一个意象――“花蕾”。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花蕾”比作了一个很活泼，很风趣，很有活力且快乐的女孩子。这首诗当然表达了我对春天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它之所以能被发表且被读者喜爱，我想还是因为它意象很有情趣，而且给人一种惊奇感。意象性语言的诗，要求诗人一定是很会观察和感受的，而且对外部事物很敏感，并能够用很巧妙的词语表现它的美感，传达它的神韵。我在日常生活中，就很注意观察，就很留心一些小生命的变化，感受它们的灵气，所以写了不少这样的意象诗。当然。有的诗的语言里，既有意象化语言。也有抒情性语言。两者结合得非常巧妙。下面是小诗人冯恰琳写的《离别》：
草叶上的那滴露珠
其实是我的一滴泪
晶莹的
剔透的
朋友
你要走了
那是我为你流的
算是离别的礼物吧
虽然
在笑着为你祝福
心里却是无尽的不舍
这首诗应该算是一首很不错的意象性诗，但它也可以说是一首抒情诗。前面的四行，应该是意象性的语言，诗人把草叶上的露珠看作是自己的泪滴，这种意象使没有生命的自然之物变得具有人情人性，因此容易打动读者的心灵。后面的七行，应该算是抒情性的语言。不过，这诗后面有些哆嗦，最后的三句是可以删除的，因为前面为离别流泪，已经表达了不舍之情，所以直白地说“心里却是无尽的不舍”，就没有必要。了。
诗的哲理性语言，主要是指有些诗里，主要是传达诗人的理性思维和哲学观点，表达诗人对世界、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和判断。如我们都熟悉的臧克家的《有的人》，就是以对比的手法，用理趣化甚至是格言式的语言，来表达诗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
大家都知道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不属于抒情诗，当然有意象，但主要是给人以哲理的美，激发读者进行理性思索，很多人可能觉得哲理诗最容易写，其实像《断章》这样的哲理诗要求诗人有很高水平。首先，诗人要有人生诸多经验，而且对生活有深邃的理解。同时，他还具备以意象化的模糊性的语言来传达理趣的能力。有的诗，有哲理，但缺乏趣味。没有让人反复回味的空间，这样的哲理诗实际是用大道理来做诗的。少年写诗，有不少人爱写一些生活感悟，但少年初学诗，我建议还是少写哲理诗，多写抒情诗和意象诗。
有的诗的语言主要是叙述性的。比如，藏克家的《三代人》，也是很有名的小诗，这首诗有些哲理，但主要是叙述性的：
孩子
在土里洗澡；
爸爸
在土里留汗；
爷爷
在土里埋葬。
你看，在这诗里，诗人其实用最简练的语言讲述了三代人的生活，描述了三代人的不同的生命状态。而且，你可能会发现，这首诗的线索不是情感，不是一个哲理，而是时间。
以叙述性语言为主的诗歌，它往往会给读者明确的时间概念，而且还会表现时空交错感。以叙述性语言来写诗，最忌讳的是只叙述，只讲故事，只回忆，而不注意用抒情和意象。也就是说，即使是叙述，也要尽力把读者带到一个独特的情景里去，让读者感受到――他阅读诗时，进入了一个与现实生活相区别的时间与空间里去。前面提到的陈姝琛的诗《不多》，就差一点情景性。说白了，就是意境营造得不够。篇幅有限，关于写诗可以说很多很多。
最后，想告诉大家一点经验，写诗以后，不要太急于发表，一定要放一放，认真品评几次，加以修改。
雨君姐姐给我传过来好多读者投稿给《少女》的诗，这里，就拿一首诗来说说修改的问题吧。这首诗趣为《小鸟和蓝天》：
蓝天
是小鸟的五线谱
小鸟
是蓝天最伟大的钢琴家
试问
地做谱纸天做谱
诗经多少首篇2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六年级（上册）第22课《古诗两首》中的第一首《冬夜读书示子聿》。
[教材简介]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冬日寒夜，北风呼啸，冷气逼人，诗人却浑然忘我，沉醉书房，啃读诗书。静寂的夜里，他抑制不住心头奔涌的情感，毅然挥就了八首《冬夜读书示子聿》的诗，满怀深情地告诉小儿子子聿做学问的道理。这首诗就是其中的第三首，短短的四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且意境深远，余味无穷。
诗的前两句“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赞扬了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做学问的艰难。说明只有少年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竭尽全力地打好扎实基础，将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陆游从古人做学问入手娓娓道来，使人倍感亲切清新，如沐春风。其中“无遗力”三个字，形容古人做学问勤奋用功、孜孜不倦的程度，既生动又形象。第二句阐述了做学问应当持之以恒的道理，同时也强调“少壮工夫”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趁着年少精力旺盛，抓住美好时光奋力拼搏，莫让青春年华付诸东流。否则只能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言切切，情深深。
诗的后两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特别强调了做学问的功夫要下在哪里，这是做学问的诀窍。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否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还有待实践去检验。只有经过亲身实践，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诗人从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着笔，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凸显其不凡的真知灼见。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目标预设]
1、知识与能力目标：学生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过程与方法目标：能借助注释理解《冬夜读书示子聿》的内涵，讲出具体的事例体现自己的理解。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感受古诗文字的精练，领悟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懂得不断读书、不断实践的重要性。
[重点难点]
重点：指导学生通过朗读、背诵，感悟《冬夜读书示子聿》蕴涵的道理，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语言材料。
难点：领悟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明确实践的重要性。
[设计理念]
叶圣陶老先生曾经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在教学这首诗时，我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让他们在充分诵读的基础上，借助注释理解品味诗句的大意，努力实现教师、学生与文本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让学生在此过程中掌握知识，形成能力。
语文阅读，“得之于老师课堂讲的占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得之于课外阅读。”所以在教学中，我还适时地引入到课外阅读中去，布置课外阅读的任务，使课堂教学效果得以延伸。
[设计思路]
《冬夜读书示子聿》寓理于诗。为了帮助学生读懂诗意，我采用了“适度延伸”的方法：如由“古人学问无遗力”，交流古人勤学的故事；由“纸上得来终觉浅”，联想到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等。
这首诗还在一个特点，就是比中明理。在教学中，我将利用这一特点，让学生领悟事理一是“少”与“老”的对比：古人读书不遗余力，十分刻苦，少壮时下了苦工夫，到老时方能有所成就，可见做学问多么艰辛不易；二是“知”与“行”形成对比：少壮时下苦工夫读书，固然可贵，但如果止于读书，到后来未必有成，要获得真“知”，关键在于“行”，必须亲自实践。
[教学过程]
（一）轻松谈话，引入课题。
1、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诞生了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诗人，你知道那些？（自由畅谈自己所了解的爱国诗人）
2、关于陆游你知道多少？（联系第四课学过的《示儿》来谈陆游，感受他的爱国情怀。陆游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洋溢着爱国热情的诗，今存九千多首，荣登中国古代诗人诗作数量之最。）你还背过哪些陆游的诗句？
3、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陆游的一首诗——《冬夜读书示子聿》，题目中有个生字，指“聿”，是哪些字的一部分？该读什么音？子聿是陆游的小儿子。
引导讨论：诗题中心词是什么？“冬夜”点明了什么？“读书”则交代了当时的环境。“示”可作什么理解？他在读书时会把什么感受来告知儿子，教育儿子呢？下面看诗的内容。
（二）适度拓展，理解诗句。
1、反复诵读。
采用教师范读，指名读，小组读，同桌互读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熟读古诗。
2、自主学习。
（投影出示关键词语的注释，学生借助注释）
“学问”，指读书学习，有做学问的意思；
“无遗力”，用出全部力量，一点也不保留；
“始”，才；
“终”，到底、毕竟的意思；
“绝”，表示程度，极、最的意思；
“绝知”，深入、透彻地理解；
“躬”，亲自；
“躬行”，亲自实践。
3、畅谈感悟。
从陆游的这首诗你读懂了什么？（根据学生的回答相机引入相应的诗句）
4、拓展理解。
第一句：指名学生背出第一句，由“无遗力”引出成语“不遗余力”，引出古人学习十分刻苦。交流描写古人学习勤奋的成语。（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十载寒窗、闻鸡起舞、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囊萤映雪……）综合学生的发言，激励他们简单讲一讲这些成语背后的故事，让学生切实体会古人读书做学问真是不遗余力、孜孜不倦。
第二句：指名学生背出第二句，由“少壮”到“老”引出学习需要“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只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第三句：背出第三句，理解“纸上”、“浅”，由“纸上”联系“纸上谈兵”中的赵括为什么兵败如山倒？再说出这句诗的大意。第四句：指名背出第四句，理解“绝”“躬”再说出句意。5、创意表演。
表演要领点拨：陆游为什么要说这番话，是怎样说这番话的，子聿听完后会说些什么？ （同桌互练，注意人物语气和态度，以此加深对诗句内容的理解。）
（三）运用对比，感悟道理。
1、抓“少”与“老”，体会学习要孜孜不倦。
“少壮工夫老始成”要使年老的时候有所成就，年少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无遗力的学习？（结合古人的学习，来谈今天的学习）
可结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等诗句来感悟，将短短的七个字读厚起来，随之学生的体验也就深刻起来。
2、悟“知”与“行”，明白读书学习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结合刚才“纸上谈兵”的故事，接着让学生谈谈感受：赵括如此精通兵法，为什么会打败仗？引导学生认识到读书学习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一定要通过实践才能变成真正的学问。
3、从“古诗”到“生活”，进一步明理。
结合自己的理解，有感情地朗读或背诵这首诗。
学了这首诗，你懂得了一个什么道理？
引导从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身上总结得出：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四）课外延伸，加强阅读。
1、陆游的诗作很多，课后搜集几首，读一读，试着把它背下来。
（推荐阅读：《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书愤》）
2、搜集陆游的资料，制作“诗人卡片”。
诗经多少首篇3
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
郑遨(865—939)，字云叟，以字行，滑州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人。少好学，敏于文辞。但应进士试，两举不第，遂入少室山为道士。后隐居华山，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为友，世称三高士。唐明宗天成中召拜左拾遗，不赴。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以谏议大夫召，辞疾不起，乃赐号逍遥先生。新、旧《五代史》有传。其诗有消极避世思想，也有忧时悯民之作。
这首诗一作杜光庭作。杜光庭和郑遨生活于同一时期，其思想和经历也与郑遨有许多相同之处，也做过道士，隐居不仕。《全唐诗》存诗一卷，诗30首。但有11首诗，一作郑遨作，其中包括这首《富贵曲》。而在郑遨仅存的17首诗中，也有10首一作杜光庭（其中《偶题》2首，杜光庭1首，郑遨1首）这问题就较为复杂了。不过，从无争议的郑遨的7首诗看，他的不满来自于对上层统治者腐朽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并非只表现在《富贵曲》中，还有《伤农》《哭张道古》《偶题》之二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如《伤农》：
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
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
此诗无论就所讽刺和同情的对象看，还是从运用的表现手法看，都几乎和《富贵曲》一样，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当做《富贵曲》的姊妹篇。又如《哭张道古》诗中的“岂使谏臣终屈辱，直疑天道恶忠良”二句，也与《富贵曲》中“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二句的不平与愤懑极为相近。而在杜光庭的无争议的作品中则几乎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因此，这首《富贵曲》还是应该看作是郑遨的作品。
《富贵曲》，是唐末一些诗人揭露统治阶级奢侈生活常用的题名，此外还用《公子行》《贵公子行》《时世行》等。
这首的开头两句似乎是正面写“美人”的梳妆打扮：她洗梳完毕，满头插戴上珍珠、翠玉做的首饰。这里既用了“满”字，又用了“间”字，初看好像有矛盾，但实际上这两个字用得很准确。“满头”，是意在强调所戴头饰之多，为下文作铺垫；而“间”，是说首饰是戴在头发之间，换言之，首饰与首饰之间还有“发”相隔。否则，戴的首饰过多，掩盖了乌发就不美了。
如果说一、二句的叙写好似平稳的流水的话，那么第三句起便突然起了波澜——“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云”，是比喻美人的鬓发。“两片云”，是指两个发髻。“戴却”，即戴掉了。诗人用“数乡税”来比况美人“两片云”上首饰之贵重，实际暗示富贵人家与农民缴纳租税之间的关系，因此深刻地揭示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阶级对立这一根本矛盾。它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相比之下，郑诗似乎要比白诗更形象，更生动。此外，晚唐于的《古宴曲》也是讽刺达官贵人奢华生活的。其诗是：
雉扇台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诗经多少首篇4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曹植诗，“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惨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卷上)，初步确立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定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所谓“骨气奇高”，是说曹植诗不仅有血有肉，而且有骨有气，充满气势和骨力，充满追求和抗争，显得慷慨刚健，悲愤沉郁，以气取胜，以骨取胜；所谓“词采华茂”，是说曹植诗风流倜傥，文采斐然，工于起调，善为警句，锻字炼句，声色和美。相比之下，曹操诗骨气高，然词采质朴；曹丕诗词采美，然“婉娈细秀”(钟惺《古诗归》卷七)；王粲诗“文若春华”(曹植《王仲宣诔》)，然“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卷二)，“文秀而质赢”(钟嵘《诗品》卷上)。建安诗人唯曹植华丽其容，风骨其实，“词采华茂”因“骨气奇高”而不致流于浮艳纤柔，“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致陷于平浅粗豪，真乃文质相称，情文并茂，壮哉美哉，美哉壮哉!所以成书《多岁堂古诗存》称“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吴质《答东阿王笺》即以“文彩巨丽”赞美曹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将“华丽壮大”作为建安文学的一大特征e3；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上)》也指出：“曹植的诗中，这一点(华丽壮大)表现得最为明显，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风华流美，到《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淡自然，而曹植熔铸《风》、《雅》、《楚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终于锻炼出了“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壮美品格而“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钟嵘《诗品》卷上)。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云：“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呜凤也。”高度评价了风骨与词采的统一，并誉为文中凤凰，同时讥笑有风骨而缺文采者为文中鸷鸟，有词采而乏风骨者为文中野鸡。牟愿相《小潞草堂杂论诗》云：“曹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沿流溯源，去曹益远。”es]陆机、谢灵运、谢眺等人，受曹植“词采华茂”的影响，以至愈演愈烈，繁衍出六朝诗歌的“采丽竞繁，刚健不闻”(陈子昂《修竹篇序》)；另一方面，左思、鲍照，其实还包括阮籍、陶潜、庾信、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继承发展曹植“文中鸣凤”的精神，形成“盛唐雄赡”(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的壮美诗风。陈子昂的诗歌革新运动，上接“汉魏风骨”，要求新诗歌应“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要求风骨与清发的结合，皆与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一脉相承。难怪杜甫要“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别李义》)，特别亲睐曹植，标榜曹植的壮美诗风；难怪尚镕《三家诗话》将曹植、李白、杜甫等人作为“文笔鸣凤”的代表诗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将李白、杜甫作为曹植的传人，认为李、杜“接武子建”，“其源皆出于子建”(《曹集铨评》附录)。因此，我们可以说，阮籍、左思、鲍照、庾信、陈子昂以及盛唐诗的“雄赡”，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品位和文质彬彬、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是由曹植初步确立。
曹植诗“情意有余，汹涌而发”(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确立了抒情的文化品格。
《诗经》以言志抒情为主，其中有少数诗歌，如“民族史诗”、《七月》、《氓》等有明显的叙事倾向。《楚辞》也以抒情为主，但叙事性大为增强，《离骚》作为一首自传体***治抒情诗，回顾半生经历，探索未来道路，便大量用赋的手法；《招魂》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也多用体物铺叙笔法；《卜居》、《渔父》更是明显的散文化、叙事化。《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叙事为主，《东门行》、《病妇行》、《孤儿行》、《陌上桑》等皆为成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更是达到我国古代叙事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又以抒情为主。中国诗歌虽以抒情言志为发端，但其发展实在是依违于志、情、事之间，左右摆摆，自曹丕的“文气”说、陆机的“缘情”说始，中国文学方觉醒、***，中国诗歌方确方向，以情为本。然“文气”说、“缘情”说的出王主要受到建安诗歌的启发，是对建安诗歌“慷慨l、气，磊落以使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的总结提炼。而真正代表“文气”、“缘情”理论的实绩，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古诗十九首》虽以抒情为主，但毕竟数量太少，情感单纯，不外乎男女情愁和士子失意两种，不足与《汉乐府》一代叙事诗风相伉俪。曹操诗气雄力坚，情悲意壮，但所抒之情也大多局限于悲壮粗豪一类，并且不少诗作，如《对酒》、《度关山》、《薤露行》、《苦寒行》、《蒿里行》等，仍然受汉乐府“缘事而发”影响，有着明显的叙事性。曹丕“工于言情”，但也偏于男女之情，其反映***治、***事题材的诗，如《煌煌京洛行》、《秋胡行》、《令诗》、《黎阳作》等，也多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七子”中唯王粲、刘桢多抒情诗，但数量、质量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曹植诗“本乎性情(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不减文帝”(钟嵘《诗品》卷上)，并且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白马篇》之豪壮、《薤露行》之慷慨、《送应氏》之悲凉、《七哀诗》之哀怨、《美女篇》凄婉、《杂诗》之缠绵、《赠徐干》之坦诚、《野田黄雀行》之沉痛、《赠白马王彪》之沉郁、《当墙欲高行》之愤激、《泰山梁甫行》之凄惨……，故庾信的《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卷上也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卷二也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曹植诗不仅感情丰富、强烈，而且抒情手法多样、精湛，如《赠白马王彪》，或情附于事、或以景托情、或引类譬喻、或直抒胸臆、或旁敲侧击、或反面衬托、或侧面渲染，各种手法交替使用，彼此生发，将一腔生离死别、骨肉情深、忧谗畏讥、含冤负屈、报国恋君、忧生患死等种种复杂情感，抒写得淋漓尽致、深沉感人。
而曹操的第一抒情佳作《短歌行·对酒当歌》，抒思贤之情，主要用了比喻和直陈手法；曹丕的第一抒情佳作《燕歌行·秋风萧瑟》，写离别之情，主要用了以景传情和直抒胸臆的手法，相比之下，皆显得感情色彩单一，表现手法也单一。所以王世懋的《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比一变也。”正是因为这“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一变”，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徘徊游移状态，确立了抒情诗在诗坛的正宗地位，从此，诗主性情，文主事理的格局形成，后世论诗，当然要“祖述子建”了。
四
曹植诗长于五言古体，并以众多的数量、广泛的题材、上乘的质量，确立了五言诗在中国诗坛的牢固地位。
曹植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诗》、《骚》无标准的五言诗；西汉文人诗坛荒凉，苏、李五言诗系后人伪作；汉乐府首开五言风气，但毕竟以杂言为主；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全系五言，然题材狭窄，数量太少。五言诗，“暨建安之初”，方“五言腾踊”(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经“三曹七子一蔡”的努力，才“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总论》，并垂式千秋，成为中国诗歌之一主要体式。而整个建安，只有曹植才是第一位大力抒写五言诗的诗人。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建安五言诗162首，而曹植一人就有65首，占了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第二名是曹丕，五言诗23首；第三名是王粲，五言诗16首，皆远不能与曹植比肩。
从题材范围来看，曹操五言诗“治国平天下”，多言***治、***事、民情等国家大事；曹丕五言诗“恩怨相汝尔”，多限于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七子”中唯王粲、刘桢五言诗稍多，其余不足言，虽题材较广泛，但毕竟数量太少。而曹植五言诗，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大涉家国之事，小及人际私情；神如灵飞龙，俗如虾鳝浮萍，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和反映生活的能力，并且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皆有涉猎，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后世诗人，阮籍的《咏怀》诗，从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与曹植后期诗的忧生患死，比兴含蓄，一脉相承；左思的《咏史》，与曹植的《三良诗》、《虾鳝篇》、《豫章行》直接相通；陶渊明的咏史、咏怀诗，也是继承了曹植、阮籍、左思的路子，其田园诗也受曹植《芙蓉池作》、《公宴》等“怜风月、狎池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作的启发，陶渊明的《还旧居》与曹植的《送应氏》也形神兼似；郭璞的《游仙诗》与曹植的游仙诗更是一体相传；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钟嵘《诗品》卷上)，其山水诗受到曹植山水景物描写的影响；鲍照乐府及边塞诗，也显然与曹植相关联；鲍照的“白马驿角弓”便源于曹植的“白马饰金羁”。所以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谓“《虾鳝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陈思所以独擅八斗也。”陈子昂的五古《感遇》诗，与曹植五古“不逾分寸”(施朴华《岘俯说诗》)，李白的“古风”、 杜甫的“五古”，“其源出于子建”(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由此可见，曹植五古的题材、体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难怪后世言五古要“祖述子建”(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必首思王”(张炎《曹子建集七卷本序》)。
艺术质量上，曹植五古深于取象，善为比兴，大量诗作，通篇用比兴，在建安诗坛，可谓“集比兴之大成”、“开一代风气”；曹植诗工于起调，善为结语，曹植以前，古诗不假思索，无意谋篇，自曹植，方“有起，有结，有伦序，有照应”(沈德潜《说诗啐语》卷下)，并且“结名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严羽《沧浪诗话·诗法篇》)，曹植有此成就，实在是大不易；曹植诗功于锤炼，善为警句，而曹植以前，古诗“平平道出，无用工字面”，自曹植，方锻字炼句，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甚至“唐人诗眼本于此”(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妥贴，对齐永明体及唐近体诗，也多有启发；曹植诗词诗采华茂，粲溢古今，却“浑然天成”、“文质适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卷三)，将乐府诗的通俗和《十九道》的典雅相融合，“形成自己全新的语言风格”；此皆曹丕、王粲所不及，曹操更是无此“文心”，无意“雕龙”。
诗经多少首篇5
关山控迫俗偕伲风雨苍茫野色昏。万里一身方独往，百年多事共谁论。
东风四月初生草，落日孤城蚤闭门。记取汉兵追寇地，沙场尤有未招魂。
一代名臣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号邃庵，别号石淙，明代中期四朝元老（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不仅在***坛上建功立业，三镇西北、智除巨佞;在文坛上也是极具大家风范，深得“杜诗”忧国忧民、感怀天下的真谛，其诗集《石淙诗稿》堪称明代“杜格”诗的扛鼎之作，上面这首《山丹题壁》便出自其中。这首诗并非简单地仿“杜诗”而作，而是既有“杜诗”雄浑磅礴的笔力、沉郁悲怆的气质，又兼具深远多义的唐代“义山”诗的风骨。可谓“出于老杜、比肩义山”。
一、雄浑磅礴出“老杜”
诗人并非简单地模仿“杜诗”雄浑磅礴的神韵，而是融入了自己的诗风，这是《山丹题壁》有别于其他“杜格”诗作品的最大特色。
其一：语焉舒缓，渐生雄浑。与杜诗《闻官***收河南河北》开篇的“剑外忽传收蓟北”的新奇相比，诗人在首联中并不刻意追求“先声夺人”的突兀感，反而以舒缓的语调娓娓道出西北边陲的风貌。明代于今甘肃境内的山丹县设“山丹卫”，此处正处于河西走廊之蜂腰，被誉为“丝绸咽喉”，地理位置险要。“控啤币淮市闯隽松降さ厥浦狭窄;而“人踪少”又一语道出了山丹人烟稀少的风貌;“野色昏”则表明诗人极目远眺山丹风景的时间正是暮色四合的黄昏时分，奠定了全诗的悲凉基调。然而到了颔联，笔风一转，渐起雄浑之势，因此学杜之痕更加明显。尤其是“万里”与“百年”这样大气磅礴之词，不免使人联想起杜诗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一句，颇有几分杜工风韵。首联与颔联的一对流水对，展现了诗人仿杜诗深得精髓之要。
其二：大气磅礴，浓郁顿挫。颔联中经过虚境的描写渲染了全诗的沉郁气氛，诗人在颈联中又回归了实境描写。“东风四月”明写季节，“初生草”则点出了西北地区春来晚的特点，为读者营造了写实的氛围;而“孤城”、“落日”这样的景象又点出了边塞的荒凉清寒，其中“落日”更是与首联中的“野色昏”遥相呼应，使全诗读来内容紧凑，逻辑清晰。与《春望》中“城春草木深”一句相比，不失为浓郁顿挫的杜诗风骨。在尾联中，诗人虽未明写汉代名将霍去病在山丹大败匈奴的赫赫战功，但以一句“汉兵追寇”点明，写出了山丹大气磅礴的历史，为后半句阐发感慨埋下伏笔。可谓“雄浑磅礴出老杜”。
二、深远多义比“义山”
不同于其它“杜格”诗，《山丹题壁》在汲取雄浑磅礴的杜诗风骨基础上，又兼具了表意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使全诗呈现出深远的意境，是明代“杜格”诗的突破之作。
其一：虚实结合，尽显复杂心境。首联中诗人用“风雨苍茫”四字来描写山丹黄昏的景色，由前半句的实物描写转为虚境刻画，充分运用了诗词的模糊性与多义性特点。从这一点来看，堪比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风。从景物描写的模糊处理来看，此句言虽简，意却深。诗人作此诗时已历经宦海沉浮二十载，对于一位中年官员来讲，初次得到外放边陲的实缺可谓“大器晚成”。“风雨”二字正是诗人饱经沧桑的真实写照。颔联中“万里一身”更是诗人对宦海二十载、仍然孑然一身漂泊他乡的孤独感的写照，可谓以实写虚。诗人又是运用了模糊的处理手法。而“多事”一词则体现了古诗的“多义性”，从诗人的身份来讲，可以指国家大事;而从诗人的自身经历来讲，又可以指漂泊孤独的心事，体现出了诗人复杂的心理变化。
其二：欲发未发，激发意境想象。本诗在颈联中，诗人以“孤城蚤闭门”一句展现出边陲独特的风土人情，用具象描写激发起读者的想象――边塞是何等萧条啊！今时学生读来仍有这般感慨，何况一位久居京师、初到陕西的官员，乍见边陲的豪迈气象，古战场金戈铁马的厮杀声立时响彻耳畔，斗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身影浮现眼前。因而才有了尾联中“沙场尤有未招魂”的感慨。这一句仍是多义句，既可专指汉代名将霍去病，又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指在山丹牺牲的无数将士的英灵。
诗经多少首篇6
摘 要：在杜甫的诗歌作品中，使动结构仍然较为多见，“于”字被动式的省略式和“为”字被动式也较为多见，处所成分多数居于谓语之后，最常见的判断句是“名词+副词+名词”式，这些情况反映了杜甫诗歌语言传统典雅的一面。另一方面，杜甫诗歌语言也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如疑问代词“谁”作宾语时居于谓语之后，比较句可以带新兴的比较状语或新型的比较补语，兼语句中表示“致使”义的“使”字句较多，“将”字句和“把”字句也有一定数量的用例。
关键词 ：语法 汉语史 句法 唐诗 杜甫
句法具有时代性，唐诗句法也不能脱离时代而闭门造车，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尽管其中也会掺杂少量作家的个人色彩——有的显得比较通俗随意，有的则显得比较传统典雅。鉴于此，本文拟从汉语句法史的角度，对杜甫诗歌（基本限于《唐诗三百首》）中的几种句法现象进行考察。
一、杜甫诗歌中的使动结构
在《唐诗三百首》中，使动结构约有30例，其中杜甫诗歌占9例，分为三类：1.不及物动词谓语使动结构，约有6个，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近高楼伤客心”“环佩空归月夜魂”“香叶终经宿鸾凤”“一箭正坠双飞翼”。2.及物动词谓语使动结构，约有2例：“画***省识春风面”（昭君画像不能让汉元帝认识真正的昭君，春风面指汉元帝）“指挥若定失萧曹”（在指挥若定方面让萧何和曹参黯然失色）。3.形容词谓语使动结构只有“惊呼热中肠”1例。使动结构在上古汉语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句法形式，东汉时期开始衰落，到唐代已成强弩之末。杜甫诗歌使动结构的较多使用，从一个方面反映杜甫诗歌传统典雅的一面。
二、杜甫诗歌中的被动式
在《唐诗三百首》中，被动式约有58例，其中杜甫诗歌占15例，分别是：1.无标记被动式4例，即“开元之中常引见”“吴楚东南坼”“白头搔更短”“将老身反累”。2.“于”字式的省略式（省略被动标记“于”）5例，即“星宫之君醉琼浆”“美人胡为隔秋水”“美人娟娟隔秋水”“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3.“为”字式2例，即“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来材大难为用”。4.“所”字式1例，即“周南留滞古所惜”。5.“被”字式1例，即“被驱不异犬与鸡”。6.“遭”字式2例，即“途穷反遭俗眼白”“兄弟遭杀戮”。在被动式的使用方面，唐诗总体显得较为传统，杜甫诗歌尤为明显：一是，“于”字式在中古以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省略式，中古时期也使用不多，而在杜甫的诗歌作品中却高居榜首；二是，在南朝的《世说新语》中，“被”字式的使用数量已经开始超越“为”字式，而在《唐诗三百首》和《全唐诗》的杜甫诗歌作品中，“为”字式的用例却多于“被”字式。《唐诗三百首》中“被”字式有1例，“为”字式有3例；《全唐诗》中“被”字式有12例，“为”字式有18例。
三、杜甫诗歌中的“将”字式和“把”字式
“将”字式和“把”字式是唐代新兴的句法形式。《唐诗三百首》中有2例“将”字式，其中1例就是杜甫的“惟将迟暮供多病”。在《全唐诗》中，出自杜甫诗歌的“将”字式有数例，如“谁将此义陈”“将诗不必万人传”“将诗莫浪传”“晚将末契托年少”“从此将身更何许”“强将笑语供主人”“兄将富贵等浮云”。从句法构成上看，这些“将”字式的谓语基本上是短语，这与现代汉语类似，但是否定词全部置于“将+宾语”之后，这与现代汉语的一般用法不同。“把”字式不见于《唐诗三百首》。在《全唐诗》中，它的用例也不多。根据钱学烈（2004）的研究，《全唐诗》中出自杜甫诗歌的“把”字句有“醉把茱萸仔细看”[1]。此外，“把酒宜深酌”“手把菊花路旁摘”二例似乎也可划归此式。当然，这些例子可视为初期的“把”字式，或如钱氏所说的“过渡式”的“把”字句。总之，在处置式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带有较浓的时代色彩。
四、杜甫诗歌中的“为（介词）+谁（宾语）”式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在作宾语时，一般要放置在其动词或介词的前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置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南朝民歌、《百喻经》等载籍中有不少，在具有一定口语色彩的《世说新语》一类书籍中甚至占有较大优势[2]。发展到唐代，在疑问代词“谁”作宾语的情况下，后置式则成为基本形式（这只是就疑问代词宾语“谁”字而言的。至于疑问代词宾语“何”，其后置化进程则要慢一些，唐代还是以前置为主。如《全唐诗》中表示原因的介宾短语“缘何”与“何缘”，二者的用例数分别是5个和8个）。在《全唐诗》中，前置的“谁（宾语）+为”式约有10例，后置的“为+谁（宾语）”式多达130例[3]。而在杜甫诗歌中，前置式完全消失，仅有“为+谁（宾语）”式一种，约有“纷披为谁秀”“细柳新蒲为谁绿”“幽佩为谁哀”“不知明月为谁好”“飞扬跋扈为谁雄”“编简为谁青”“醉舞为谁醒”“青简为谁编”等8例。可见，在疑问代词宾语“谁”的位置方面，杜甫诗歌已经“现代化”了。
五、杜甫诗歌中处所成分的位置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动作的起点、发生的场所、存在的场所的介词词组要位于“VP”前（作状语），表示动作的归结点要位于中心成分后（作补语），表示滞留的场所、动作的方向位于中心成分前后均可。这一规律在唐五代时期已经确立，只有很少例外[4]。在《唐诗三百首》的杜甫诗歌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并不多见，只有3例：“租税从何出”表动作起点，作状语；“玉花却在御榻上”表归结点，作补语；“幽居在空谷”表存在场所，作补语。单从这几例看，情况与现代汉语无别。
在汉语史上，居于谓语后面的处所介词短语可以将介词省掉。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已有不少（参见何乐士，2005：241～249），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省略式变得更为常见。在《唐诗三百首》杜甫诗歌的简单叙述句中，此类语例约有16个，远比完型式的数量（2例）多。在这16个语例中，不仅有“群山万壑赴荆门”“近得归京邑”“今上岳阳楼”“魂返关塞黑”“春日潜行曲江曲”等5例表动作归结点的成员，而且还有“锦江春色来天地”“凉风起天末”“问我来何方”“魂来枫林青”等4例表动作起点的成员，“飘泊西南天地间”“可怜王孙泣路隅”等2例表活动场所的成员，“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诸葛大名垂宇宙”“玉京群帝集北斗”“霜蹄蹴踏长楸间”等5例表存在场所的成员，而这11个例子的语序是前期用法的延续，跟现代汉语不同。在不带介词的处所成分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带有一些传统典雅的色彩。
在《唐诗三百首》杜甫诗歌的简单叙述句中，还有7个居于谓语前面不带介词的处所成分。其中“剑外忽传收蓟北”表动作起点，“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2例表动作方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2例表活动场所，“榻上庭前屹相向”“尘埃不见咸阳桥”2例表存在场所，这些例子中居于谓语前面的处所词语与其说是处所介词短语的省略式，还不如说是此前汉语中名词作状语用法的延续或影响的结果。
九、杜甫诗歌中的比较句
先秦比较句的特点是在形容词后添加比较补语，表示“差比”时一般用“于+名词”式，表示“平比”时一般用“若+名词”式。杜甫诗歌比较句，一方面仍然采用传统形式，另一方面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主要表现在：1.使用比较状语，就是将介词短语添加在形容词之前，平比状语一般用“若+名词+形容词”式，差比状语一般用“过+名词+形容词”式，如“汹若溟渤宽”“破敌过箭疾”。2.在比较补语方面，一方面使用传统介词“于”“若”，如“生憎柳絮白于绵”“百顷平若案”；另一方面使用新兴介词，差比补语用“胜”或“过”，平比补语用“如”或“似”，如“不忿桃花红胜锦”“宫莎软胜绵”“夔州险过百牢关”“锦石小如钱”“布衾多年冷似铁”。
十、杜甫诗歌中的判断句
上古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判断形式是带“者”“也”或既带“者”又带“也”（这只是就多数文献而言的，有些文献并不如此）。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用法逐渐从口语中消失。唐诗判断句中也极少出现这种用法，这应该是对唐代汉语口语的真实反映。不过，这并不代表杜甫诗歌的判断形式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实际上仍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地方。在《唐诗三百首》中，出自杜甫诗歌的判断句约有9例，使用了下列几种形式：1.“名词+副词+名词”式，有4例，即“舍南舍北皆春水”“樽酒家贫只旧醅”“今夕复何夕”“恐非平生魂”。2.“名词+名词”式，有3例，即“云雨荒台岂梦思”“夫婿轻薄儿”“江南瘴疠地”。3.“名词+是+名词”式，只有2例，即“恐是汉代韩张良”“扶持自是神明力”。“名词+是+名词”式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超越“名词+为+名词”式，在《唐诗三百首》中，此式用例有23个，数量最多，而在杜甫诗作中，此式只有2例，少于白居易诗（4例）、李白诗（3例）和李商隐诗（3例）。另外，杜甫在表示否定判断时用的是传统副词“非”，而没有使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非是”或“未是”，更没有使用唐代新兴的“不是”。可见，就杜甫个人诗歌的判断形式而言，还是带有一定的传统色彩。
十一、杜甫诗歌中的兼语句
在《唐诗三百首》兼语句中，杜甫诗歌占有7例，仅次于白居易（8例）。杜甫诗歌的兼语句可以分为“委派”“致使”和“其他”三类：1.“委派”类，有1例，即“驱儿罗酒浆”。上古时期，“委派”类兼语句中的“V1”常用“使”“令”“命”，中古以后才用“驱”字，如《世说新语·雅量》“亭吏驱公移牛屋下”。2.“致使”类，有4例，即“无使蛟龙得”“长使英雄泪满襟”“忍使骅骝气凋丧”“复令识者久叹嗟”，例中“V1”是“使”和“令”。上古时期，“使”和“令”虽可用于“致使”类兼语句（ 如《诗经· 召南· 野有死麕》“ 无使尨也吠”），但是用例很少。中古时期，“使”和“令”才开始较多地在“致使”类兼语句中使用。“使”和“令”由基本用于“委派”类到基本用于“致使”类，是汉语兼语句的重要变化之一。3.“其他”类，“V1”由非驱使动词充任，有2例，即“一洗万古凡马空”“访旧半为鬼”。此种兼语句滥觞于上古晚期（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斫大树白”），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较多用例（如《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吹我罗裳开”；《贤愚经·檀腻羁品》“今当打汝前两齿折”；《百喻经·二鸽喻》“即便以嘴啄雌鸽杀”；《伍子胥变文》“遂即打其齿落”）。可见，在兼语句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也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十二、杜甫诗歌中的连动句
在《唐诗三百首》中，杜甫诗作的连动句约有23例，可分为以下5类：1.“V1P+V2P”式，句中两个动词表示先后两个动作行为，有6例，即“远送从此别”“驻马望千门”“侍婢卖珠回”“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哭声直上干云霄”。2.“V方P+VP”式，有4例，即“至尊含笑催赐金”“爷娘妻子走相送”“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3.“VP+V目P”式，有6例，即“屋底达官走避胡”“昔随刘氏定长安”“花门剺面请雪耻”“牵萝补茅屋”“投诗赠汨罗”“列郡讴歌惜”。4.“有/无NP+VP”式，有1例，即“未有涓埃答圣朝”。5.扩展式，即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动词构成的连动式，有6例：“青鸟飞去衔红巾”“隔离呼取尽余杯”“强移栖息一枝安”3例属于“VP（V1P-V2P）·V目P”式，“牵衣顿足拦道哭”属于“V方P（V1P-V2P）·VP”式，“跨马出郊时极目”属于“V方P·VP（V2P-V3P）”式，“翻身向天仰射云”属于“V1PV2P-VP（V方P·V4P）”式。值得注意的是：1.杜甫诗歌扩展式连动句的出现频数要比唐代之前为高[5]。2.杜甫诗歌连动句中不带“而”“以”等上古汉语连动句中常见的连词。3.唐代之前的连动句往往不含附加成分，而杜甫诗歌连动句均带有宾语、补语或状语等附加成分。这些情况都反映了杜甫诗歌连动式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 本文属河南省教育厅项目[ 项目编号：2013-GH-4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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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多少首篇7
那还是三年前，因为撰写博士论文，很长一段时间都埋首在旧报刊之中。为了搜集四十年代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资料，那时在北京大学***书馆旧报刊室曾仔细翻阅过一本四十年代的杂志《现代文艺》，十六开的本子，并不厚，纸张都已经泛黄了，一不小心就会抖落出一些纸张陈旧的碎屑。这本杂志从一九四零年四月第一卷第一期一直出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六卷第三期，一共出了三十三期。杂志是在福建永安出版的，在战火纷飞的四十年代，也许也只能是在这样的“后方”小城，一本纯文艺刊物才能坚持这么久吧。
彭燕郊先生是我熟悉的诗人，在长沙时曾经有幸多次倾听他对于现代新诗、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所以在这本杂志上读到他年轻时候的诗作时，自然引起了自己的注意。在这本杂志上，彭燕郊分十一次发表了诗作或组诗《朝花》（1卷3期）、《七月献诗》、《清晨》（1卷4期）、《珍珠米收获》（1卷5期）、《黄昏及其他》（2卷6期）、《恋歌》（3卷1期）、《篝火》（3卷2期）、《殡仪》（3卷3期）、《磨》（3卷5期）、《村里》（3卷6期）、《船夫与船》（5卷1期）、《田侉佬集》（5卷3期），另外还发表了两篇散文《喘息》（5卷5期）和《宽阔的蔚蓝》（6卷2期）。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在同一本杂志上集中发表数量这么多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而且，此前的一九三九年十月，即已在第四集第三期的《七月》杂志上发表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一九四零年刚满二十岁的彭燕郊，无疑是当时的抗战文坛上暂露头角而又迅速脱颖而出的青年诗人。在他发表于福建永安《现代文艺》上的这批早期最初的这批诗作中，有一些已经收入《彭燕郊诗选》中，还有一些如《殡仪》、《磨》、《田侉佬集》等还成为彭燕郊在现代新诗阶段创作的代表作，① 其新诗创作的起点是很高的。事实上，正是在这一个创作阶段，彭燕郊创作、发表了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主要代表作——近八百行的长诗《春天，大地的诱惑》。② 但是，这首后来没有入集、也从未为论者和文学史研究者提及的《恋歌》，还是让我穿行在陈旧纸页间的双眼为之一亮，当时就有一种直觉：这首久为我们遗忘的小诗，不但显示出青年诗人彭燕郊杰出的抒情才华，它呈现出的成熟风貌和充沛的想象力，也标示着中国现代新诗诗艺的高度！我曾经在文学课堂上，将这首小诗和更小的一首林徽因在三十年发表的诗《忆》一起，让我的学生们阅读，学生们流露出的那种真实的震动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六十多年前在战争背景下面世的这首小诗，它提醒今天的读者，现代新诗，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想象中的那样幼稚，今天的新诗相对于现代新诗所作的超越，可能也并非某些人估价的那样巨大和显著。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首诗相对于它产生其中的时代背景的超越性。二零零二年，八十二岁高龄的彭燕郊先生自己曾撰文提及过开始新诗创作的那一段战斗的青春岁月：“我学写诗，认真讲是从参***那一天开始的。”“整个战争，对我来说是悲壮的，人民既要从凶恶的侵略者手里夺取生存，同时又要从险恶的统治者手里夺得战斗权。奋激之中难免有沉痛。”并且十分具体地提到在《现代文艺》上发表作品的这一段时间在福建永安的生活：
为逃避***治迫害，荃麟、葛琴来到福建永安，得到黎烈文的帮助，在他主持的改进出版社安顿下来，接着我也来到永安，创刊不久的文学杂志《现代文艺》主持编务的是王西彦，承他关爱，自那以后，每期几乎都采用我的作品。第一次在《七月》发表作品，胡风在作者介绍里提到我在新四***，改进出版社是官办的，他们不怕犯忌讳，叫我感动，我想，这里面也有新四***声望的影响，胡风和《七月》的影响，当然，也由于黎烈文、王西彦都是进步作家。③
在晚年的这些叙述里，彭燕郊先生提及来自******府的“***治迫害”、自己的“新四***”身份，还具体回忆因患肺病而来永安的经过。这就是这首诗产生的时代的和个人生活的背景。四十年代这一段新四***游击队战士的战斗生活，对喜欢和热爱彭燕郊先生诗歌的读者和一般新诗研究者来说，早已不是需要细细交代的事实。④ 对照《恋歌》这首诗，以及将这首诗与这一时期彭燕郊创作的深受艾青抒写寒冷中国大地、人民苦难的那种风格的大量诗作相比，《恋歌》都显示出仅有的轻松、愉快、跳脱和青春飞扬的美！诗最后一行的“好战马”三字点出了这首诗的战争背景，但是直到此时，战争依然没有显示出固有的严肃和残酷。想想四十年代初期的抗战实际情形，想想延续三十年代末期的四十年代初中期中国新诗普遍洋溢救国激情却不乏空洞呼喊的诗篇，想想这首诗为一般抗战诗歌所不敢用的大量“出格”的意象，我们都会更加惊讶于《恋歌》的“脱俗”之美，也会对这一首诗更为珍惜。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战士，在严酷的战斗生涯中，满怀对春天与爱情的深情热切的向往，无所顾忌地放飞自己的激情和想象，唱出了一支魅力永恒的恋歌。这是一种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美。
其次，我们无须过于强调这首诗相对于时代的独异之美，且必须意识到、注意到它难以挣脱的时代整体审美风向带给它的影响。这才是属于史的层面的理解，也丝毫不会损害诗本身的价值。正如前述，这首诗高明之处在于对于普遍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苦难的超越，对于一般抗战诗歌的超越。但是，从诗最为明显显露出的特色来看，还是有着明显的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诗歌的印痕和影响，这就是大量排比句式的运用。抗战兴起之后，朗诵诗从此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主要创作潮流，“朗诵诗为了在大庭广众中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力求听众对诗的内容有一个渐进熟悉的过程，而且必须在朗诵的气势上也抓住听众，排比句式就是一个首要的条件。”“必然更多地依赖类似于‘赋’的铺张手法。”随着朗诵诗运动的深入开展，朗诵诗的艺术标准也逐渐泛化为一般的新诗艺术标准，所以四十年代一些著名诗人的非专门为朗诵而写的诗作，如艾青的《黎明的通知》、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也都自然采用了这种排比句式和这种类似于“赋”的铺张手法。⑤ 彭燕郊是在艾青的深刻影响之下开始写作的，艾青也是四十年代初中国新诗影响最大的诗人。这首诗一口气用了十节共二十行的篇幅来容纳大量的排比，就正是在这种诗坛风习之下的产物。
所以说，尽管这首诗的个性与普遍的抗战诗歌相比显得面貌独异，但是它还是天然地带有着那个时代的诗歌特色。正像我们现在写诗的诗人，很少用大量的排比来写诗一样，那时的诗人对于排比也许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好感。彭燕郊的《恋歌》，正是超越于那个时代，又天然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佳作。
清理了这首诗属于时代的、个人生活的、文学史的层面的各种内容后，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真正走进这首诗本身了。上述这种排比句式的运用，虽然有着强烈的时代审美风习的影响，对于这首诗本身的生成却是自然的、积极的。我们时代的诗人似乎已经放逐了这种排比的、铺张的、看似简单平板的写作方式，但是这里面可能也存在着一些微妙之处：这种看似简单的方式，却需要巨大的艺术想象力，才能使诗句免于平庸，诗人们不敢轻易尝试这样费力难讨好的事情。这首诗的魅力却恰恰主要来自于此。诗的充沛的想象和飞扬的青春激情经由这种方式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量铺排开始的地方，就让人耳目为之一耸：少女失身、少年自渎！这是第一个诗节，紧接着的第二个诗节却立即一转而为“南风”、“冰雪”、“太阳”这样清新的意象。我们略微细致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首诗一路滔滔不绝铺排下来的方式，大致就是这样，一组似乎并不美好的、“俗气”的意象，紧接着一组清新美好的意象：“寡妇”、“尼姑”与“播种人”，“猫高唱情歌”、“落花”与“云雀”，“雷电”、“蛇”与人在新春的活动，“***妇”、“负心者”与“歌”、“梦”，两组意象的交织与穿插，给诗带来一种令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美感。尤其是第一类即这些“俗气”的、“丑陋”的意象的运用，更给诗带来不俗的气质，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审美的冲击。不但一般的抗战诗歌不会这么写，一般抒写春天与爱情的诗同样不会这么写，而这恰恰是一首激情难捺的“恋歌”！也许，我们可以自然地将这类意象的运用，归之为所谓西方“审丑”式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影响，也可以作为“七月诗派”诗人们艺术视野开阔的一个小小佐证。但是，这种理解可能也存在简单化、粗略化的地方。本文更愿意这么理解：一方面，可能有现代主义诗歌营养的因素，另一方面，从诗中“在往日”三字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意象来自文学史影响层面的东西少，来自一个青年游击战士的童年生活回忆、来自乡土记忆的东西多！“寡妇”、“尼姑”之类，正是一种乡土的记忆！正是这种层面的东西，使大量的铺排不至于单调空洞，不至于停留在文学的“技巧”层面，而拥有一种坚实的生活实感，带来诗最为动人的内核！
十节铺排的篇幅，主要由比喻支撑。是这首诗另一个主要的魅力之源。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指出：比喻是天才的标志。对于一个优秀诗人来说，比喻更是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优势，一种内在的、本质性的思维方式。这首诗用大量“春天是”什么的暗喻方式组织而成，事实上这种比喻方式在此诗中很多地方可能还是一种“虚假的比喻”，本体和喻体的区分已经毫无必要，诗人只是通过这种隐约的方式，展开生动的描绘与回忆，比喻成为“暗渡陈仓”的跳板！
春天，在往日
曾经是我们——
避着教师和同学的耳目、而偷偷地
在人们看不到的课桌下用足尖传情的季节
诗经多少首篇8
Abstract: Ling Huchu is a famous poet in middl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His poems adopted mostly Yuefu title. Their phonology is harmonious, artistic conception is beautiful,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singing. The poems not only brought new style of writing, but al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reflected social reality. This paper mainly chose his songs about war theme. The poems have high literary value and receive high evaluation from content to form.
关键词：令狐楚；乐府诗；战争题材；社会现实
Key words: Ling Huchu；Yuefu poem；war theme；social reality
中***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306-01
令狐楚的诗大多散佚，因此数量少，不大被今人注意。其实，令狐楚的诗，在当时颇有名气。李涉《赠道器法师》:“如今不用空求佛，但把令狐宰相诗”，刘禹锡说:“新成丽句开缄后，便入清歌满座听”[1]白居易说:“新诗传吟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2]从刘、白诗歌的称美看，令狐楚的很多诗曾经被谱上曲子，用于演唱。今观令狐楚的五七言绝句，大多采用乐府题目，音韵和谐，意境优美，很适合歌唱，也许是有意为歌词而作。下面我主要通过对令狐楚乐府诗的研究来了解其诗歌特点。
乐府诗诞生于两汉时期，以其独特的立意命题和话语方式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诗体。面对盛极难继的汉魏六朝乐府，唐人勇于革新，为乐府诗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唐乐府诗全部出自文人之手，文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渗透到了乐府诗的创作中，从而影响乐府诗的发展。唐人一方面在乐府旧题内灌注新的情感意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旨在恢复、发扬汉魏乐府传统的“新乐府”。真实的社会内容，自由灵活的诗体特征，平实流畅的语言，是乐府诗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唐代文人喜好乐府，重视发掘这种诗体的思想艺术价值，使得乐府诗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更多的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强调诗歌对社会的讽喻作用。乐府的创作也为唐代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令狐楚也延续这种风格，他的乐府诗大都是乐府旧题内灌注新的情感意趣,不仅写法新颖，而且很多乐府诗与当时的***治环境紧密结合，在诗歌中更是明显的透露出对宪宗的讽谏，希望他早日停止战争，避免劳民伤财。
下面我举例说明。《闺人赠远》：君行登陇上，妾梦在闺中。玉著千行泪，银床一半空。（其一）
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其二）
这两首诗歌把闺怨与战争对比结合来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写尽了闺中妇人的思念之苦。自古闺怨就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早期的《诗经》，到后来无数的文学作品，多不胜数。想象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思妇。令狐楚从闺妇的角度来反映战争的残酷，含蓄的规劝宪宗停止战争。旧的题材赋予了新的含义，可谓独辟蹊径。
如果说上面两首诗还是比较含蓄的批判战争的残酷，下面几首诗对现实的反映将更为直接。如：《从***行五首》：
荒鸡隔水啼，汗马向风嘶。终日随征筛，何时罢鼓攀。（一）
孤心眠夜雪，满眼是秋沙。万里扰防塞，三年不见家。（二）
却望冰河阔，前登雪岭高。征人几多在，又拟战临洮。（三）
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扰闻出塞声。（四）
幕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五）
这首诗是令狐楚乐府诗中享誉最高的代表，胡应麟《诗薮》内篇卷六云：“唐无言绝，楚、盛前多做乐府，然初唐只是陈、隋遗响。开元以后，句格方超。如崔国辅《流水曲》、《采莲曲》，…令狐楚《从***行》、《长相思》，…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晋、宋，平者不失齐、梁。唐人无言绝佳者，大半此矣。”[3]可见该诗艺术成就颇高。对于此诗的内容，前人多有评论。
再看《塞下曲二首》：雪满衣装冰满须，晓随飞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一）
边草萧条塞雁飞，征人南望泪沾衣。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二）
在“雪满衣裳冰满须”的恶劣战争环境中，战士们历尽艰难困苦，望着那“边草萧条”，望着那“塞雁飞”，他们不禁回头“南望泪沾衣”，远在家乡的亲人给了他们无数的思念，使他们日思夜想，但是“纵有还家梦”而“犹闻出塞声”，又必须继续前行。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他们“黄尘满面长须战”，却仍然是“白发生头未得归”。
这些诗歌是元和后期长期战争，造成国力损耗、士兵死伤惨重、士气低落的残酷现实的艺术再现，写出了长年征戍者的艰苦生活和复杂思绪。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兴衰成败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令狐楚力劝宪宗谨慎用兵、体察民情的良苦用心。这些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后人的评价也颇高。
当然令狐楚的乐府诗中还有很多颂祝帝王统治长久的诗篇，诗中有些反映宫廷生活，风格婉约而清丽，如《宫中乐》五首、《春游曲》三首等。这类诗把宫中游宴生活写得很美，大多是粉饰太平，极尽铺陈奢华，恰好成为反映边塞征战之苦的乐府诗的鲜明对比。其中偶有涉及宫怨的，如《思君恩》："小苑莺歌歇，长门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辇不经过。"表现出"怨而不怒"的风格。此类作品的文学价值相对而言不太高，在这我不过多叙述。
中唐时期还出现了乐府诗的组诗现象。组诗通常是在一个总的诗题之下，由两首或两首以上有单独诗题的相对***成章而又有整体构思布局的诗组成。与一般连章体诗不同，这类组诗有总题，总题之下又有分题，而且每首诗的篇幅、句式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组诗里的单篇诗歌集和起来，是对总题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主要特征有:一是组诗内的每首诗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某主题，各章之意共同构建一个大的主题。二是组诗内各篇具有相似的体裁特征，语言风格一致，且篇幅长短接近。令狐楚的乐府诗中也有此类现象，如：《春游曲三首》、《从***行五首》、《塞下曲二首》、《远别离二首》、《年少行四首》等等，但他的乐府组诗一般几首诗合用一个题目，诗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使得气势磅礴，题旨更为突出。
通过对令狐楚乐府诗的分析，我对令狐楚的诗歌有了深入的认识，他的诗简洁精当，却能意蕴深远。语言以五、七言为主，不求典重，不求工丽，平和浅近，自然流畅。注重声律押韵，适合传唱，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可惜现在大多已经散佚，我们只能从留存的诗歌中领略其内涵。
参考文献：
[1]《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一版，第297页.
诗经多少首篇9
在诗歌式微的今天，一股源于校园的三行诗热潮开始萌发勃兴。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人群正兴致勃勃地加入到创作三行诗的群体，三行诗成为他们表达青春，释放热情的载体。
三行诗走红校园
“我跟妈妈说，给我寄双鞋子吧/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鞋子，袜子，毛衣和手套。”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写给妈妈的诗。
“笔停，铃响/一张试卷卷走了三年的时光/谁回头问我，今天考完了，还要回班么？”这首《六月八日》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纪念高中生涯的诗。
“高斯拿走了我的尺规/从今以后我只好/徒手为你修眉。”这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用数学表达爱情的诗。
近来，三行诗走红校园。这种小诗形式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律，唯一的规定就是一首诗三行，而且往往最后一句是出人意料的神来之笔。各类三行诗大赛更是让久违的诗歌再次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北京师范大学的“情书去哪儿”、武汉大学的“时光的故事”、厦门大学的“三行情诗”、东南大学的“三行诗，秋故事”……
11月28日是西方的感恩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那天举办了“感恩节三行诗大赛”。喜欢古典文学的大三学生胡潇行，为一个一见钟情的姑娘写道：“初见，魂牵梦萦无邪念/空缱绻，奈何情深缘浅求索晚/再难思迁，独倚危栏把酒临风思君君不见。”
北京师范大学的北师青年报社已经连续办了3届三行诗大赛，每届都根据时令有不同的主题，如配合毕业季的“三行离书”、光棍节的“情书去哪儿”。社长姚涵之表示，刚开始并没有想到能对诗歌在校园的流行有何助益。但收到的作品中不乏佳作，各种风格的三行诗显示了大学生非凡的想象力。除了诗本身，大家都很关注诗背后的故事。言有尽而意无穷。
获奖作品中，有关于亲情的：“我笑妈妈没有梦想/她说她的梦想已经实现/就是我。”诗的来源是作者有一天问妈妈有什么梦想，妈妈说：“高中时候想当工程师，现在想早点当外婆。”
有关于爱情的：“那个我没买着玫瑰花/你凑合下就拿这个吧，别笑糖葫芦怎么了不也是红的么？”作者贾同学从高中时代就暗恋一个姑娘，一直没有机会表白，一次上课无聊，又想起这位姑娘，于是一口气写了7首诗。
还有关于友情的，比如这首神作——“我，床板/你”。
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时光的故事”三行诗大赛，影响力已经走出了校园，网络热传其第一名作品“螃蟹在剥我的壳。笔记本在写我/漫天的我落在枫叶上雪花上/而你在想我”，以意想不到的巧妙构思，表达了“如果世界倒转，你才会想我”的思念之情，凄婉哀怨，让人神伤，寥寥三行就获得千万人共鸣。这种反语的形式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造句活动。浙江大学的樊雅婷调侃地写道：“论文在写我，肌在看我，漫天的我落在书上纸上/而考试要挂我。”尽管后来文学院澄清这并非“第一之作”，因为比赛并没有排名次，仅设立“最具飘逸灵气李白奖”等单项奖，但三行诗的人气可见一斑。
辽宁师范大学创行团队也举办的三行诗大赛，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已经收到了1700多份投稿。投稿可谓多样化，无厘头式、苦情式、矫情式等等均涵盖在此。“不画眼线不穿高跟只扎马尾/不会撒娇不扮柔弱难受就喝热水/女汉子仰天大笑别流眼泪其实你很美”“上课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多看看老师少看看你，应该就不会挂科了吧”“懦弱就是/你是我的男神/我却一直是只能是你的陌生人。”不少投稿的学生们表示，现在是“速食时代”，像他们这一代90后已经很少有人写情书了，三行诗的出现给新时代情书予以了新意，也让他们知道，表达爱情可以很简单。
北师大的三行诗大赛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一学生们更愿意用笔在纸上写诗。现场展台收到500多份投稿，是电子版的2.5倍之多。姚涵之感慨道：“看到一摞摞纸质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啊。”用三行诗表达青春
在校园的走红也带动了网络写三行诗的风潮。岁末年终。微博上掀起了一股“三行诗总结2013年”的热潮，仅在人民日报***微博中，就有6000多网友转发，近2000网友评论，网友们尝试用短短三句话对即将过去的2013年进行总结：“不悔过去/不畏将来/来吧2014”“结束单身/折腾就业/告别学生时代”“好好学习了/天天向上了/但还是没有变学霸”……
与此同时，由豆瓣网友发起的线上活动“三行辞职信大赛”网上暴红，再次将流行的“三行大赛”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网络狂欢高潮，网友用简短有力的辞职理由戳中了无数人的笑点：“雾霾太大/我找不到/公司的路”“老板/我柔弱的身躯/跟不上你伟大的梦想”“老板你的更年期太久了/它不走/我走”“我是狮子座，你是摩羯座，我们天生相克”“据说，公司离不开我/明天我想试试”……
互联网评论家丁道师认为，“网友这种行为主要还是为了娱乐，娱乐自己的同时，又娱乐他人。”他说，自从微博和微信出现之后，网友表达社交信息时，往往用一些非常简短的词语，一方面它是现代互联网社交的显著特点，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提高了传播效率，因而受到大多数网友的喜爱。
诗歌并没有离开
对于三行诗的兴起，北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宋振韶说：“如今的人写诗很少，主要是缺乏诗意。三行情诗，可能就是让大家摆个诗意的pose（姿势）。不过摆一下pose，或许也能激发起我们心中隐约的诗意。行为改变态度。”他说：“可以没有诗，但一定要有诗意。没有诗意，即便是诗的模样，其实也就是多分了几行段罢了。诗意是一种面对人生的姿态，是生命放下实用主义、放下评判后的自然绽放。”
诗人杨炼曾在1987年被推选为中国“十大诗人”之一，常年旅居国外的他一直坚持用中文创作。从2012年7月到2013年8月，他和唐晓渡、西川等担任评委的“国际华文诗歌奖”，共收到8万多首诗的投稿。杨炼说：“极大量的投稿来自社会底层，获奖者之一是一名农民工郭金牛，他的作品现在已经被翻译成好几种外文。”
杨炼认为，当下的中文诗并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反而正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贴近生活、最令人兴奋的时刻。“诗歌最重要的是真人生和真语言的接通，而‘诗意人生’的唯一含义，正是创造性地开拓自己的生活，而非装饰性的花前月下。”
诗经多少首篇10
一
元好问是文学史总要提到的诗人，但大抵是在金代文学的一小节里。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只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的一位诗人。这或多或少是视觉的错位，因为文化的传统往往并不由地缘***治所界限的。前人就很不同，他们虽也有南北的观念，但评元好问，则总是把他融入到我国诗歌的整体发展背景中来认识他，而且评价是很高的。如元初郝经说他“独以诗鸣，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遗山先生墓铭》)。清人这类的评价更多。如李调元《雨村诗话》说：“元遗山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能并驾者寥寥。”郝经说“中规李、杜”，李调元则干脆说他“直接李、杜”，把两宋以来众多的诗家都弃之于后了。可知元好问虽身处北方的金，但元明以来的评论者都把他视为雄踞南北诗坛的一位诗人，地位是很高的。
再看看赵翼的看法，他在《瓯北诗话》中先是说“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似乎略有贬义，但他接着就说：“然正惟才不大，书不多，而专以精思锐笔，清练而出，故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这里又说他超过了苏、陆。原来前面是以宋人的标准而论，后者才是他自己的诗学批评。这是一种纯文学的批评。严羽早就说过：“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他的著名的《沧浪诗话》就是对于宋诗倾向的系统批判，反映了南宋后期人们对于江西诗风的不满而力***从唐诗中寻求出路的回归意趣。赵翼赞赏元好问的诗，尤其推崇他的诗不受前人——哪怕是苏、陆这样的大家的范囿的精神，因丽说他的古体“虽苏、陆亦不及”，七律“则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清人之中，倡“肌理说”的翁方纲也说：“苏、黄之后，放翁、遗山并骋词场，而遗山则更为高秀。”(《小石帆亭著录》)虽然他说过“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的话，但对于金源的诗歌，仍然放在与两宋大一统的文化范围中进行考察的。对于两宋，他只提了苏、黄和陆放翁、元遗山四人，视为最有成就的诗家，而元遗山似乎比陆放翁还高出一筹。陆游是南宋初的诗人，比元好问早了半个多世纪。他的诗仍属于中古的两宋。元好问则生当金元交替之时，开近古之先河，所以可说是我国古代诗歌在批判了江西诗风，宣告中古时期的终结以后的后期诗史首先突现的一座高峰，不仅在当时“能并驾者寥寥”，而且后继者也鲜有超过他的。
这一高峰的突兀而起，自有其诗人的天才和丰富的人生经历——由金朝内廷的官吏而沦为元人的俘虏，由京城而流落异乡，也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因素，正如赵翼对他的诗作评时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一种机遇。但更重要的，应该说是由南宋后期由南北共同的对于江西诗派以至整个宋诗倾向的批判检讨而形成的诗歌革新运动在推动着，造就了这样一位杰出诗人的出现。
宋金对峙，金戈铁马，中国再次出现了南北朝局面。但文学艺术仍然在同一个民族文化背景中运动着。虽然有如翁方纲所说的南北差异，但也只足过程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南方热衷于理学的思考，反映了读书人对于两宋积弱不振的国势的反思以及对于臣忠子孝的期待；“苏学盛于北”，似乎又相反地表现了北方的士人身处异朝，对于纲常的难言的韬晦而寄情于诗学的现象，而且同样对宋诗的末流也不满。北方对于江西诗派的追根溯源的批评以王若虚和元好问二人最为突出。王若虚批评黄庭坚的“脱胎换骨”论为江西诗派流风之源，说：“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他认为使诗人失去“自得”的“真”情的，正是源于其倡导者对于诗歌创作的偏颇认识。他甚至讽刺说：“骏步由来不可追，汗流余子费奔驰。谁言直待南迁后，始是江西不幸时。”(《论诗四绝句》)江西诗派后学的狂热追求，终于把宋诗推向了一个艰涩古硬，讲求形式技巧，掉书袋的狭隘道路。王若虚认为黄庭坚的主张里已预伏了其不幸的根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中也有多首纵论苏、黄及江西诗派的得失，如“只知诗到苏、黄尽，江海横流却是谁?”“论诗宁向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等。对于江西诗派代表陈师道的闭门造车式的创作，他讽刺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江西诗派在王若虚、元好问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在南方，对江西诗派的不满最早是由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永嘉四灵就是开其端的表现。到严羽和江湖派时已形成强劲的势力。严羽《沧浪诗话》的系统批评可说尽人皆知。江湖派代表之一的戴复古也提出了与江西诗派相反的口号。他也有《论诗十绝》说：“陶写性情为我事，流连光景等儿嬉。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可知12世纪末叶的南北诗歌运动，是在同一母体中萌动着，并已汇成一个共同的反宋诗末流的时代思潮。严羽的理论批评已尽人皆知，但不要忘了北方诗人的参与，而且在创作上作出典范式贡献的，尤应首推元好问。
宋诗衰落，诗人面对诗歌应该怎样继续发展的困惑，这是比宋人面对唐人的成就更为艰难的问题。早先，已故文学史家刘大杰在谈到唐诗以后诗歌发展面对的问题时说过：“诗做到宋朝，经过长期与无数诗人的努力，在那几种形式里，是什么话也说完了，什么景也写完了，任你如何聪明智慧，想要造出惊人的语言来，实在是难而又难。”(《中国文学发展史》)但宋人还是作出了成绩，至少，他们“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了，河流加深了”，并且体现了两代诗人“体格性分之殊”(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后人不妨继续疏凿、延长、加深，但前面已不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实际宋人的疏凿，固然使河流加深了，延长了，但河道却越来越狭窄了，走到了一个艰涩古硬的境地。江西派诗的末流就是一个明证。当时的大多数诗人意***从唐诗的学习中寻求一条出路。或者，由于大唐强盛国势和诗歌的恢宏壮丽，仍然是许多诗人向往的境界。四灵诗人学晚唐，而继后的大多数江湖诗人提倡性情，规摹盛唐，一时蔚然成风，出现了如戴复古所说的：“举世纷纷吟李、杜，时人不识有陈、黄”的热势头。严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为此他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说：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元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沧浪诗话诗辨》)
他还批评宋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詈骂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同上)严羽以禅喻诗，推崇盛唐而贬斥宋诗，却也代表了当时趋向回归的意识。许多诗人规摹盛唐，尤以李白和杜甫为典范来学习，在冲出了江西诗风笼罩的氛围后，确也令人一新耳目，也写出了许多好诗。这时，当严羽等标举盛唐，批评江西诗派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也从“借才异代”中走出来，与宋诗分道扬镳。他们身处不同的地域，却在同一条诗歌发展的长河中推动着潮流。他们有所见略同的胆识，也有不同的歧异。因为在严羽的理论中，存在着终极的自身否定的危机。他说：“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这是一条以古为准绳的复古主义道路，这必然将走向限制诗人的创造性的误区。元好问不同，他走了一条“集大成”的道路，即从前人所有经验的总结中，推陈出新。这从他早年创作的《论诗三十首》中已体现出来了。他的主张显示了古典诗歌发展的新方向，也体现了近古的时代精神。
二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纵论古今，高屋建瓴，襟怀开阔，堪为杜甫《戏为六绝句》以来之嗣响而更自成体系。它把一部二千年的诗史浓缩了，又用诗人的眼光，讨论其间的成败得失。组诗的首章是它的总纲。诗人说：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汉谣魏什”以后的诗，代表了我国诗歌成熟以后的整个繁荣发达的历史。元好问认为，在它的各个时代的繁花纷纭中，淹没了对风雅正体的应有的审美评价。诗人创作此洋洋洒洒的三十首论诗诗，即欲借此梳理清浑，弘扬正体。他以“诗中疏凿手”自任，以便让江河继续滚滚东流。三十首诗不是散漫无稽的即兴评点，而是由古及今，以史为序而又参互对比，在总结成就和误失中，着重弘扬诗歌创作的正面经验。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这可说是对风雅正体的最早诠释。《诗经》、楚辞以后，面对汉魏以后诗歌创作的纷披繁复，就难以一言以蔽之了。这里，元好问以浩浩胸怀，兼容并包，提到了“壮怀”(“壮怀犹见缺壶歌”)，提到“风云”(“风云若恨张华少”)，提到“纵横”、“凌云”(“纵横自有凌云笔”、“纵横谁似玉川卢”)，提到“英雄气”(“中州万古英雄气”)，提到“古雅”(“古雅难将子美亲”)等等审美风格，但“天然”和“真淳”，是元好问诗歌美学的核心：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前一首，元好问认为，陶渊明在两晋诗坛竞采繁丽，崇尚词华的风气中，独能以摒弃“豪华”，语出天然地独标一格。他的诗是他的人性的袒露，因而成为一种风格典范而受到后世的赞赏、学习。同样，一曲《敕勒歌》传颂古今，它以质朴无华的语言，表现了北方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壮美广阔的大自然，也是由于它的“本”出“天然”。陶诗和《敕勒歌》在主体和客体的审美关系中，天然和真淳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因此获得了元好问的热情赞扬。元好问在诗中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是和他曾经在《小亨集序》里阐述的“以诚为本”的文学观是一致的。在那篇文章里他说过：“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三者相为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言不诚无物。”在由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表现中，要有诚敬的心去对待，然后用语言去表现，才能达到“见乎远”的境界。在这里，他认为主客体是同一的。
与“天然”、“真淳”密切相关的是，他又在组诗中提出了诗歌审美之“真”的要求。言为心声，字为心画，文学的表现方法和绘画同样要求真实。元好问借赋评诗，说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潘岳作《闲居赋》，似乎“高情千古”，但联系到他同时又卑劣地谄事贾谧，却是人格***的伪饰——失真。因而他评之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此外，他又评陆机的赋为“陆文犹恨冗于潘”，“斗靡夸多费观览”。赋体从汉大赋到魏晋以后的小赋，仍然继承着斗靡夸饰的特点，是诗所不取的。言为心声，诗歌只是心声的传达，语言的斗靡夸多是不需要的。如果以赋为诗，必将掩盖人的真性。同样的审美追求，还表现在他评唐人卢仝的一首诗中：“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这里他又借书论诗。真书既是书法的入门，又是书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得真书，就去挥笔狂草，岂不成了“鬼画符”了。“真”不在于玄怪奥奇。词语的华丽，过分的雕凿，就会远离朴实的真，书法如此，诗也如此。他评李贺诗：“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镒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1]认为李贺的诗尽管谲奇幽僻，却寄托着他的忧愤，能令山鬼也动情，但总不如李白诗歌那样的有质朴自然之美。至于中唐的那些苦吟派诗人，如孟郊，他更直斥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他们的创作方法，违背了文学的源泉来自生活的原则。
诗源于生活，这是在12世纪末批评江西诗派以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过程中，由元好问明确提出来的。这属于文学基本原理，但与严羽的批判是颇为不同的。严羽以禅喻诗，仍然留下了玄学的遗痕。元好问虽也提到“心画心声”，但他提出了心要“真”，要“诚”，这是涉及主观对待外物的态度，因而生活的实践对于诗人就是极为重要的，他有小诗《药山道中》一首曾这样说过：
石岸人家玉一湾，树林水鸟静中闲。此中未是无佳句， 只欠诗人一往还。
从生活中得到诗的灵感，这是元好问自己的体会。在三十首论诗诗里，他专有一首是表述这一思想的，他说：
眼处心声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凡人?
这一首历来被认为是评论杜甫的诗，实际是借绘画以阐述文学艺术之源于生活的道理(参见笔者《元遗山与范宽(秦川***)》一文，《文学遗产》1986年第二期)。“眼处”是画家和诗人脚下所身处目接的生活，然后才是“心声”，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达。他批评陈师道的闭门造句一诗说的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成为“万古千秋五字新”的名句，它的天然去雕饰，就是源于生活的真实感受。
《论诗三十首》在贯穿始终的“诚”和“真”的审美倾向中，对自古及今的重要诗人和流派不惮一一评点，疏凿清浑，提供经验。其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不随俗，不偏激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评价失当者予以纠失，被历史埋没者给以发掘。如对开苦吟诗风的韩愈，仍然以“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的很高评价。李贺诗幽僻孤峭，但认为他仍然有感人的力量。晋朝的张华，钟嵘评之为“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元好问则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略表异辞，反问：“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以晚唐温、李为例，说明张华诗的缺点不在“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对于唐人卢仝，世称其语尚险怪，但尚有混成气象。元好问表示赞同，因而有“纵横谁似玉川卢”之评，认为要承继他有“混成气象”的一面，而不走他“语尚险怪”之路。从“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中汲取教训。
元好问对诗歌史上疏于研究，或评价失当的诗人和文学现象，也作了认真的梳理和拨正。对西晋的刘琨，他评曰：“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刘琨北伐，功未成而身遇害。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其诗悲壮激越，又为晋代词尚浮华所掩。元好问认为他有曹操横槊赋诗的气概，足以和建安诗人比并。沈俭期和宋之问驰名初唐诗坛，其实不免齐梁绮靡余习，真正开大唐之音的，应数陈子昂，所以元好问拨乱反正地指出：“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陈子昂在初唐振臂一呼，横扫齐梁风习，有振聋发聩之音。他认为和范蠡定计灭吴一样，应给予黄金铸像以纪其功。他的这些论断，多已被当代许多文学史所采纳。
另一值得注意之处是不惟一家，不尚一派的全面态度。元好问赞美“壮怀”，赞美“风云”之气，赞美“纵横”、“凌云”之笔等等，但也并不惟此阳刚豪壮之气为美，也不废儿女情多的阴柔之美。他由张华而论及晚唐的温、李可为一例。元好问一反道学家的诗评，承认诗歌多样化题材和风格的开拓，儿女风情，是诗歌应该容纳的主题。他用“温、李新声”来为前人恨张华“儿女情多”的批评辩驳。温庭筠和李商隐开晚唐的一种独特的风格流派。尤其是李商隐，他的许多爱情诗，以优美而不无朦胧的色彩赢得了后世众多诗人和读者的赞赏。元好问虽然赞赏阳刚质朴的自然美，但对李商隐诗歌的成就却作了热情肯定，甚至和许多肯定李商隐的诗家和读者一样不无赞赏地说：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 独恨无人作郑笺。
在后世流传很广的这首评论李商隐的诗中，元好问对李商隐许多爱情诗中的描写和追求，作了由衷的赞赏。也借着历来未有确切的笺注表示了自己的遗憾。李商隐诗之美在“真”，这一点，元好问在批评江西派诗人陈师道的一首诗中，甚至把它和杜甫的“古雅”并列，说“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而陈师道所欠缺的，正在这两方面的精神上。
元好问用力最多的是对苏、黄和江西诗派的评价，共七首诗(包括“窘步相仍死不前”一首)。如果加上他《自题(中州集)五首》中的“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和“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二首，数量就更多了。元好问的这些用心之作，对江西诗派批评多而赞扬少，对苏、黄也颇有微辞。他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认为后来弥漫诗坛的江西诗风，苏轼和黄庭坚难辞其咎。这和王若虚：“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相比，虽未说“低一着”，但基本态度是相同的。元好问对苏轼的批评在于“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殊乖古雅之风。这一点，并非元好问保守的批评态度。“新”并无不好，但如果像他说的“肯放坡诗百态新”，以致如“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之类的用笔，就未免于轻浮了，确也道出了东坡诗的某些缺憾。这一点，并非元好问一人有此看法。当代大师钱钟书先生亦有评日：“他(苏轼)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钱先生认为，在苏轼诗的“豪放”之中，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创造精神，但他也在诗里铺排古典成语，连“故实小说，街谈巷语”也信手拈来，后人还赞之为“人手便用，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钱先生却认为它“恰恰透露他自己的偏见和弱点”(《宋诗选注苏轼》)。钱先生的话，可作元好问这首论诗诗的注脚。苏轼诗于豪放中见自由活泼的精神，其成在此。其失也在此，后学本应有所辨识，遗憾的是，江西派诗人反而继承了他的失误之处，所以元好问要喟叹：“苏门岂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了。但他并不否定苏轼的伟大之处，从他《学东坡移居八首》之类的诗看，他仍然努力向苏轼学习的。以致清人翁方纲说“遗山接眉山”。潘德舆《论遗山诗》甚至还说他“新态无端学坡、谷，未须沧海说横流”。认为元好问是自相矛盾，这自然是一种误解，元好问诗亦有创新精神，但他承继前人，也不失自己的审美尺度。他批评的重点在江西诗派，说：“论诗宁向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黄庭坚的成就也是尊重的，可知他对苏、黄尚有所区别。
元好问对江西诗派的批评集中起来有三点：其一即上述对苏、黄无保留的学习和模仿。元好问评之为：“窘步相仍死不前，唱（西寿？？）无复见前贤。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自题(中州集)五首》之一也说：“诗家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其二是他们的门户之见。元好问批评：“讳学金陵犹可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批评了对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等宋代其他诗人抱排斥的态度。其三是对江西诗派以学问才学为诗的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态度的批评。他尖锐地讽刺陈师道为“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在元好问的时代，诗歌艺术的形式和语言技巧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各种各样的题材也已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诗人们所尝试，所运用，风格流派，也有许多的展露。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元好问看看来，只有以“集大成”的态度，在对前人经验的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地努力才能达到。这就是他创作这三十首论诗诗的目的。 三
对于元好问的诗，元明以来的人，或说他“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直配苏黄氏”(郝经)，或说“遗山接眉山”(翁方纲)，或说“宪章北宋，直接长公”(方戌昌《重刊元遗山先生集序》)，或说“直接李、杜”(李调元)，他们对元好问的评价虽然很高。但仍不免以单一家法式的承传为其美学批评的基点，和元好问的“集大成”的风范是有出入的。其中，笔者以为元人余谦说的就较好，他说元好问的“诗文出入汉、魏、晋、唐之间，自成一家，名振海内”(《至顺本序》)。清人中，翁方纲看出，他的诗“乾坤清气隐隐自负，居然有集大成之想，”(《石州诗话》)刘熙载也说：“金(朝)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然有集大成之意。”(《艺概》)这一观点比较切近事实。元好问“有集大成之意”，并且能“兼”前人之“胜”，并非一件百衲衣。他学习前人，讲究熔炼，这在《论诗三十首》中已说明白：“金人洪炉不厌频，精针那计受纤尘。”他认为杜甫之成为大家也是如此，说杜甫的诗，“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杜诗学引》)。他自己也有这种抱负。他把诗歌创作的艰苦过程叹为“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他的诗清雄古雅，有汉魏三唐之古韵，也有宋人的精深秀拔。他在全方位的审视中创新，表现了自己的真淳情性，风格鲜明。
对近古诗歌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元好问是其一，并且贯穿始终，另一位即严羽。严羽虽然也说过“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的话，但贯穿他《沧浪诗话》全书的，主要是标举盛唐的回归意趣。这对于南宋末批判了江西诗派以后的南方诗人有相当的号召力。元明两代的中期，严羽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尤其是明代的前后七子，还打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严羽诗论影响的消极面。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仍有元好问的影响。如清初魏学诚说的，元好问诗：“力追李、杜而又能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迄今垂五百年，士争响慕之。”(《康熙本序》)
金元之际，元好问被目为“一代宗工”。元好问以后，又出现过像刘因等比较优秀的诗人。他走元好问的路，连其诗的“风格都似元好问”(游国恩《中国文学史》)。明初的高启，是我国诗歌史上有突出成就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众体兼长，摹拟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同上)。走的也是元好问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经历了中古期诗的繁荣发展以后所以能取得成功的比较正确的道路，对比前后七子的失败，可以证明。
明代公安派起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他们的目标也在于创新，尤其注重发扬个性精神，已透露他们主张中的近代意识。他们持着文学发展观批评对方，这些都表现了公安派诗人进步的地方。他们也在探讨诗歌如何发展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所持的是一代承接一代，革一代之弊，破一代之束缚的观点，过分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注意诗人的兴会和个性而很少讲继承前人的遗产，学习前人经验的问题。只有钱谦益承公安派余绪而纠其偏颇，在明末清初造成较大的影响，其创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明末清初的诗人普遍汲取了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教训。钱谦益重新树起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旗帜，是受了元好问的影响。他说：
三百篇，诗之祖也；屈子，继别之宗也；汉魏三唐以迨宋元诸家，继弥之小宗也。六经，文之祖也；左氏、司马氏，继别之宗也；韩、柳、欧阳、苏氏以迨胜诸家，继弥之小宗也。(《袁祈年字旧祖说》)
他在批评了“必秦、必汉、必唐”与“何必秦?何必汉与唐”的两种极端主义倾向以后，提出了按照诗文发展的悠久历史，“尊祖、敬宗、收族”的主张。另在《冯己苍诗序》中又指出，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创作精神，“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他号召诗人们由近及远，广泛学习。他推崇元好问的诗如“白虹贯天，苍鹰击殿”，有“壮士哀歌而征”的阳刚之气，也有“美人传声于漏月”的阴柔之美，赞之为“此天地之真诗也”(《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他又发挥元好问的“以诚为本”的文学主张，说：
元遗山论唐人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有本焉，诚是也。不诚无物。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余撰次怀东之诗……取诸“诚”之一言，以定诗学之旨归。遗山之诗教庶可以昌明于后世也。(《佟怀东诗选序》)
钱谦益的人品颇为清初的人所不齿，但在诗坛上，却能被视为领导风气和潮流的人物。其间，除了他诗的成就以外，他的诗歌主张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是重要的原因。
清代中叶，诗论家叶燮也是对清诗有影响的人物。他在《原诗》中把诗的创作比作建构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这座大厦必将有所托之基，“然后始基而经营之，大厦可次第而成”。“诗之基”，即“其人之胸襟是也”。有了“基”，即是“取材”，他说：
而材非培搂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阛阛村市之间而能胜也；当不惮远且劳，求荆湘之椴楠，江汉之豫章，若者可以为栋为欀，若者可以为楹为柱，乃胜任而愉快，乃免支离屈曲之病。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辞，浸***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为伤庸，奇不伤怪……
叶燮主张从古往今来诗歌创作的全部经验中去心领神会地汲取滋养，不避远，不辞劳，不偏废，不短视而急功近利。这种精神和元好问是一脉相承的。
清代本身就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面对悠久的历史和唐宋两代的诗歌成就，加上明人必秦必唐的单一选择的失败教训，清人的眼光就开阔得多了。它除了一部分受元好问的影响，能全方位地审视历史，“转益多师”的诗人外，也表现在众多的诗歌流派共同对前代诗歌遗产的全面继承上。
清代的诗派名目繁多。他们中或倡神韵，或用格调，或主性灵，或张肌理，因而有“派”之名；从地域而论，又有所谓虞山派、娄东派、河朔派、岭南派、岭西派、浙派、秀水派。此外还有桐城派散文家姚鼐为首的桐城诗派，晚清又有所谓同光体、汉魏六朝派(亦称湖湘派)和唐宋兼采派(河北派)等等，不一而足。清代的这些流派，互相之间并不横施挞伐，只是各自发展，各逞其胜，甚至互相兼容、渗透，成为一个时代特点。表现了诗的百花齐放的色彩。其中也有宗唐宗宋旗帜鲜明的，如神韵派、格调派的宗唐，浙派、同光体的宗宋。都各取～格而加以发挥，只是其中除了神韵派的主将王士祯，浙派主将厉鹗较有成就以外，都没有取得什么说得上的成绩。他们的单一选择，近于南宋的江西诗派和明前后七子，违反了时代潮流。其余汉魏唐宋，各有吸纳、渗透或兼容。文学史家力***把它们归入或唐或宋两大阵营而往往捉襟见肘。首先是钱谦益，他被尊为虞山诗派之首，被视为尊宋的诗人，而实际他提倡“转益多师”。他推出苏轼，不过是为纠前后七子之失和王士祯神韵说的偏颇。至于他赞赏元好问，就更不能说他是在提倡宋诗了。清中叶影响较大的是性灵派。其首领袁枚提倡抒写情性，对前人无所谓宗法，更不以宗唐宗宋为意。提倡肌理说的翁方纲，文学史家有的把他归为宋派，有的把他归人宗唐，实际他以肌理之实救神韵之虚，对唐宋各有所取。钱载是秀水派的领袖，一般认为他诗祖黄庭坚，实际他的诗“汉魏六朝、三唐两宋，靡不兼有。”(吴应和《浙西六家诗钞》)此外唐宋兼胜的还有姚鼐主导的桐城诗派和晚清的“唐宋兼采”派。清代还有许多本无宗派的诗人被归入某一流派中，而实际是兼容前人之长的。如清初的著名诗人朱彝尊，被视为宗唐者，实则他的诗作中宋诗的倾向很浓，“夸耀才学，争奇斗胜，掉书袋，用险韵”(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充满了宋人的情趣。赵翼的遭遇就更具有代表性了。有的视他为宋派诗人，有的认为他宗唐，有的又认为他的主张近似于性灵派的袁枚。实则他兼采众长，虽然有不满于王渔洋的神韵说，而他自己却从没有提出过宋诗的主张。从他对元好问诗的赞扬中，反而倒是看出他是反对宋诗的以才学为诗的。他重视个性和情韵，有近似袁枚的主张，但他的诗富有理趣与诙谐，亦饶有个人的情性，因而风格鲜明。他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他视野开阔而取我所需，是一位注重推故作新的诗人。清代像他那样不尚一家一派而能在全面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造就自己的个性和风格的诗人还有郑燮、黄景仁、张问陶以及晚清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但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界***”，与其说他在推动着一个诗歌改良运动，不如说他终于发现了古诗与口语日益扩大的距离，从而透露了一个旧体诗歌已经烂熟而它的历史使命行将终结的讯号。
有清一代的诗坛，虽未有李、杜、苏轼那样雄踞一代的诗人出现，但文学史说得上的杰出诗人在各个时期均有涌现，而诗家之多，诗人之众，又为各个时代所仅见。他们中多数不以宗唐宗宋相标榜。此时的诗歌朝向纵深和广阔两个方向发展。“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吟诗作赋，成了一个普及的文化现象，已不是少数读书人所专有。所以可以这样说，清代无数诗人的参与，给清诗增添了光彩。从此，在他们共同对我国的古典诗歌作出的贡献中宣告了“旧体文学的总结”(刘大杰语)，而且是一个可以告慰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