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临洞庭上张丞相篇1
洞庭湖号称“八百里洞庭”，纳湘、资、沅、澧四水，在岳阳的城陵矶注入长江。洞庭湖据传为“神仙洞府”，可见其风光之绮丽迷人。中国的行***区划上有湖北、湖南之分，这里的“湖”即指洞庭湖。杜甫的《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都写洞庭湖，但是，这两首诗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如写作背景的差异、诗歌意境的区别、诗作情感内涵的不同。
首先，这两首诗的写作时代背景存在差异。孟诗写于开元盛世，杜诗则写于乱离之后。
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张丞相系何人，各家看法不同。据《孟浩然诗笺注》，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题为《岳阳楼》，写于717年前后。诗题中的“张丞相应为张说”，张说于“开元四年至五年间任岳州刺史，考见郁贤浩《唐刺史考》岳州下”（《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P107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朱东润所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张丞相，即张九龄。”朱东润认为，《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这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应举落第，失意而归。此时，张九龄镇守荆州，孟浩然写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征孟浩然为幕府长史。学界对《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作于何时，写给何人持不同看法，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确定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无论是在717年，还是在733年，唐代都处于全盛之时。唐王朝的状况正如杜甫在《忆昔》一诗中写道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孟浩然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到的正是这一“圣明”时代。
杜甫的《登岳阳楼》则作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这年正月，杜甫由夔州出峡，在江湘一带漂泊。两年后，他病死在湘江的一艘船上。《登岳阳楼》一诗正写出安史之乱后动荡不安的***治大局，写出了杜甫流离漂泊孤苦艰辛的个人生活。
其次，这两首诗歌表达的思想内涵、感情指向也迥然相异。孟诗表达了欲渡无舟的感叹以及临渊羡鱼的心情，展现出诗人对圣明之世的认同，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杜甫的《登岳阳楼》则表现了诗人遭受安史之乱后痛苦的心境，传达出作者面对国破家亡时的悲痛与哀伤。
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是一首干谒诗。作者先写洞庭湖的浩瀚广阔，接着，他笔锋一转，说到自己“欲济无舟楫”。这句话一语双关：表层义是说，自己想渡湖但是却没有船；在深层义上，诗人暗指自己报国无门。孟浩然进而直接地表达出“干谒”之旨。他说，“端居耻圣明”，如果没有机会出来做官，没有机会报效国家，实在是有愧于当今的圣明之世。孟浩然还引《淮南子・说林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他希望能得到张丞相的引荐，渴望能获得“结网”的机会，在现实实践中展现自己的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干谒是唐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盛唐时代，“诗人的精神风貌较其他时代的诗人显得更富有自信心，他们大都怀有远大的理想，自觉选择了一种较崇高的社会角色”（傅绍良《盛唐气象的误读与重读》）。孟浩然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张丞相的提拔和重用。作者坦然地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卑不亢，不露寒乞相。
杜甫的诗写于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诗人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老”、“病”、“孤”三个字是杜甫对自己晚年生活的真实概括。此时，杜甫年迈衰病。一“无”一“有”，极写杜甫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煎熬，老年仍无安定居处安然生活的痛楚。亲人都在战乱中失去了联系，漂泊流离，失去了音讯；年老多病杜甫，只有在一叶“孤舟”中，在动荡不定中辗转。全诗在“有孤舟”、“无一字”的对比中，展现了杜甫生活的困境。洞庭湖本是波光浩淼，诗人登上岳阳楼，望洞庭湖，本应该是有壮阔之感，豪放之思，但是，在现实的冷酷对照之下，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在无垠的空间中，却更见出个体的渺小与卑微。更让人唏嘘感叹的是，“是年，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备吐蕃，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击之”（《杜诗详注》仇兆鳌）。国家摇摇欲坠，百姓居无定所，而诗人则年老多病，不能为国出力，只有“凭轩涕泗流”。
再次，这两首诗歌营造的意境不同。孟浩然写景的视角是平视，胜在气势激情；杜诗写景视角为俯视，胜在包纳万有。
孟诗首联“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展现的是洞庭湖水的浩渺无垠。八月秋水上涨，与岸齐平，涵容着天宇，水天相连，湖面倒映天光，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颔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展现的是湖泊的水汽蒸腾无比壮阔的情景。浩荡的洞庭湖，水气蒸腾，连云梦泽都在蒙蒙水气笼罩之中，洞庭湖汹涌的波涛，仿佛岳阳城也为之摇动。孟浩然将自然景象写得气势磅礴，这与他的内心激情是一致的；辽阔无垠的水天景象，也与他积极进取力争入世的心境是统一的。孟诗写洞庭湖岳阳楼，季节是蒸腾热气的农历八月，景物描摹的重心是激荡不息的湖水和高远清澈的天空，是蒸腾的水汽和壮阔的波澜，像极了那样一个激情勃发人人都自负不得了而渴望建功立业的盛唐气象。
杜诗则是登上岳阳楼，俯瞰洞庭湖。他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这里，不仅是时间上的对比，而且也有着空间的上对比；不仅是在空间中远与近的比较，还包括上与下的对照。“昔”日已经听说此湖之阔大，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以登楼一观洞庭之景。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极言洞庭湖气象的壮阔，它好像把东南大地从中裂开，使东西两边分属吴国和楚国。湖水一望无际，岳阳楼和湖心的君山均影落水中，仿佛整个大地都被水浮了起来。《金玉诗话》评道：“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斗丽搜奇者尤众。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四望疑无路，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皆见称于世。然莫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雄壮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杜甫的《登岳阳楼》通过现实的时间、空间的多重参照，营造了混廓的、具有多重意蕴的意境。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谈到这一联说：“愚按：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然玩三、四，亦已暗逗辽远漂流之象。”这一联已经暗暗透露出破碎***、动荡不宁的讯息。颔联之阔，展现出颈联“从阔而狭”，更显得痛楚之深，忧愁之重，思虑之广，慨叹之“富”。全诗写景从历史写到地理，从空间写到时间。今昔并列，远近参照，上下对比，慨叹系之，登临的慨叹油然而生。过去，自己是充满抱负，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今天，诗人却看到自己一事无成，“老病有孤舟”。杜甫的《登岳阳楼》在辽远阔大之中，不禁生出无限的唏嘘感叹。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2
秦陵考古发现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1974年春天，举世闻名的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秦始皇陵的重视。从此以后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勘探，迄今已发现了600多处陪葬坑和陪葬墓，对陵园的形制和丰富的埋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从而大大带动了对秦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①。研究秦文化，不研究秦陵是不行的，它对中国古代帝王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修陵人都是些什么人，来自何方?史书无载，但从秦陵遗址考古发掘中我们找到了答案。在陵西侧的刑徒墓地中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瓦片，刑徒墓地实质上正是当时为秦始皇修陵人的墓地，这些修陵人虽然是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但是以刑徒的身份修陵。死后被草草埋葬，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只在墓中发现了18件刻有墓志的瓦片，其中有一个瓦片上刻了两个人的名字。从刻文的内容来看，有服役者的姓名、所在地、服役性质及爵名。如“东武居赀上造庆忌”、“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博昌去疾”等，东武、平阴、博昌是地名，分别来自山东、河南等省。居赀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记载，是指因犯法而被罚钱财，本人又无法缴纳钱财，而以劳役代替，每劳作一天抵偿八钱，直到劳役期满。上造和公士则为爵名，是秦二十等爵制中最低的两等，庆忌、滕、去疾为人名。从瓦文内容来看，当时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地位低下的人，也有地位稍高的人，但最后的归宿都比较惨。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墓志。
在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兵马俑的发现与秦始皇陵的不断勘探发掘，将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潮，秦俑馆组织召开了五次有海内外学者参加的秦俑学与秦文化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秦俑秦文化丛书》20本、《秦文化论丛》9本，及一批关于秦俑秦文化研究的著作，如《秦俑学研究》②、《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③、《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④、《秦俑专题研究》⑤等。
云梦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⑥。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治、***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论著，如高敏先生的《睡虎地秦简初探》；由中华书局编辑的《云梦秦简研究》，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文章；还有一大批研究文章在各地报刊发表，大大促进了秦文化的研究。
另外，1979～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一座秦墓中，发现了一支更修田律的木牍⑦，正背面共有154个字，内容是国王命令丞相甘茂、内史更修田律的事情，反映了秦国商鞅变法以后一次重大的律令修改和执行情况。1989年又在龙岗出土秦竹简150余枚，内容也是以律文为主，涉及禁苑、驰道、田地、马牛羊管理等律文，有关驰道管理的律文则是目前了解当时驰道及相关问题的唯一实物资料。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川乡放马滩一座秦墓中发现了秦王***八年的秦竹简，共有470枚⑧，内容为《日书》、《墓主记》，其《日书》和云梦睡虎地发现的《日书》大同小异，时间较云梦《日书》早，反映的是秦文化社会风俗。在此墓中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质地***七幅，反映的是当时秦国上邽县的地形***，***中除绘注地名、山川、水系以外，还标明了各处森林的具体位置。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⑨。这是秦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不少的封泥反映的是秦时的马厩管理制度，以前在秦陵也发现过一些马厩方面的资料，但这次的发现更多、内容更丰富，计有：宫厩丞印、御厩丞印、泰厩丞、章厩丞、宫厩丞、下厩丞、中厩、中厩丞、中厩马府、中厩将丞、官厩丞、左厩丞、右厩丞、小厩丞、小厩将马等，可以看出秦时的马厩管理是严密的，也反映出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署名，比史书记载的秦官吏要多得多，纠正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一些关于秦官吏记载的错误，近乎一部秦代的百官志，给秦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秦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在全国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和苑囿，过去我们只能从文献中找到秦在关中地区有一些苑囿，如上林苑、宜春苑等，这次发现的封泥中透露出不少的秦时苑囿，如上林丞印、杜南苑丞、白水苑丞、白水之苑、鼎胡苑丞、东苑、东苑丞印、具园、麋圈、息园、庐山禁丞、桑林丞印、左云梦丞、阳陵禁丞等等，很多是以前史书中没有的，另外“具园”封泥的发现纠正了过去史书上记载的“具囿”。
还有不少的关于当时经济方面的封泥，如：铁市丞印、西盐、西采金印、栎阳右工室丞、雍工室印、栎阳左工室丞、咸阳工室、咸阳工室丞、左织缦丞、右织、汪府工室、江左盐丞、江右盐丞、采青丞印、邯郸造工、蜀左织官等等，反映出当时秦对盐、铁、纺织等手工业的重视及当时手工业的分工状况。
在这批秦封泥中，还发现了大批秦时的地名，这是研究当时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有：咸阳亭丞、上郡侯丞、好丞印、西成丞印、西共丞印、徐无丞印、四川太守、南阳郎丞、朐衍道丞、溥道丞印、翟导(道)丞印、 丞之印等数十枚封泥。
以上这些地名，有些为我们过去所见过，有些则是新增加的，对于我们研究秦时的郡县情况大有裨益。翟道、朐衍道丞和溥道丞印显然是当时秦设在少数民族中的县级机构。上郡侯丞的发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对于研究当时的封侯制度增加了新的资料，因为上郡无论是秦国还是秦朝，皆北方重镇，今传世及出土的上郡戈就达10余件，但此地封有列侯，却从未见任何蛛丝马迹，据此封泥，秦史的某些篇章无疑需重新改写[10]。
秦封泥发现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很快掀起了研究的热潮，也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出版了《秦封泥集》[11]，《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秦陵秦俑研究动态》等杂志率先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秦简，2002年发现于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秦井中[12]。
这批简牍是里耶所在的秦迁陵县的官府档案，内容包括***令、各级***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和存档、司法文书、物品登记和转运、邮驿、算术、***事等，其中不少是过去鲜为人知(或认识有误的)有关官制、历史地理的内容，如“洞庭郡”在过去从未见于史书记载。据研究，里耶古城可能是战国末期楚国的一处县署和秦王朝的迁陵县所在。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令、各级***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这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实际的参数。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13]。
目前公布的资料仅是九牛一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整理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将使秦历史上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得以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秦史研究面貌。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治、经济、文化、***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从而使我们得知礼县发现的大墓是秦先公的墓，为我们研究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和寻找秦的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现于陕西宝鸡太公庙村的秦公钟和秦公鎛共有八件，为春秋早期秦武公所制，器形硕大，器物铭文历数秦先公，直到宪公，包括武公、出子、德公，为宫廷重器。“宪公”铭文的出现，纠正了《世纪·秦本纪》中误将“宪公”为“宁公”的记载，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资料，也为寻找秦都平阳提供了线索。
杜虎符1975年发现于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北沈家桥村东北一里处，内容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也就是说当时发兵在50人以上者就必须使用虎符才可以，而且领兵者所持的一半虎符必须能和国王的另一半合符。杜虎府的发现也为我们找到秦杜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比杜虎符时代晚的还有新虎符和阳陵虎符，虎符上的铭文内容大体相同。
在秦的度量衡器上不少都刻有铭文，有些只有始皇诏，有些则不仅有始皇诏，而且又有二世诏。文字既有刻在权上的，也有刻在诏版及其它量器上的。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资料。
在青铜兵器上也有很多的铭文，铭文的内容既有制作兵器的时间、地点，又有制作兵器的监造者等。如“王五年上郡疾戈”、“大良造鞅戟”、“七年相邦吕不韦戟”等，从而为研究秦的兵器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考古发现的有秦一代陶文是很多的，袁仲一先生曾出版《秦代陶文》一书，收录了1610件陶文拓片，内容丰富。近几年又发现了不少的陶文。陶文罕见长篇铭文，多数是只有二、三字或三、四字，但是综合起来看，内容却丰富多彩，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课题。
这些陶文大部分发现于秦都咸阳和秦始皇陵，很多是刻在砖瓦上，从这些陶文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秦代制陶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秦都咸阳发现了很多里名，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内里坊制沿革的难得的资料。
在陶文中文字最长的是“秦惠文王前四年赐宗邑瓦书”，上有119字。内容大体为：秦惠文王四年，周天子派卿大夫来到秦国，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赐给惠文王，第二年大良造、庶长游宣布惠文王的命令，把杜县从封邱到水之间的土地封给右庶长，作为宗邑。从其内容来看反映了秦时的封邑制度和土地制度。 从大量发现的秦金文、陶文和石刻文字来看，不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秦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素材，从发现的秦文字来看，既有大篆、小篆，又有隶书，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又实行“书同文”的***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统一全国的文字，这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总而言之，随着秦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秦的文献资料还会继续被发现，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资料出土，并很快公布于世，以推动秦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②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⑤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
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博物馆：《青川县出土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4期。
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⑨倪志俊：《空前的考古发掘，丰富的瑰宝收藏——西安北郊新出土封泥出土地点的发现及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新入藏的大批封泥精品》，《书法报》1999年4月9日。
[10]黄留珠：《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1]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3
关键词：简册文书；河西；乡里制度；分户析产
中***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073-05
2010年6月至8月，为配合兰新铁路第二双线（甘肃段）新改线路建设工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对位于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城西南约4.5千米处的黄家湾滩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汉至西晋时期戈壁洞室墓90座，在编号为M23的墓葬中发现了保存较为完好的木质简牍一批。墓葬出土的“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简册，是一份西晋重要的简牍册书，学界已经公布，杨国誉将之命名为“田产诤讼爰书”，对简文内容和词句进行了释解，对涉及的西晋占田制度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简册所反映诉讼的主要议题是因田产而起，见于6288和6290两简：
6288：建兴元年十二月壬寅十五日丙午户民孙丞敢言之，临泽逢被壬子书：“民孙香、孙发讼田，丞是宗长，足知尽。香、发早各”。（后略）
6290：自有田分。香父兄弟三人孙蒙、孙弘、孙翘，皆已土没。今为平史，使香自继其父蒙。祖母存时命发息为弘后，无券，香所不知。
简册明确记载了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对孙氏家族田坞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
6288简中记载“十二月壬寅十五日丙午，户民孙丞”到县廷作证，6323简中的“户曹掾史王匡、董惠白”对判决结果加以记录。
判决结果见于以下三简：
6317：属一人为翘继。香、发占对如丞所断，为卩。香、发兄弟（后略）
6281：不和，还相诬言，不从分理，诣官纷云，兴长讼，请求（？）官法。
6280：请事诺，罚香、发鞭杖各百五十，适行事一用听如丞。
上述三简中的“丞”，是“宗长孙丞”，在乡里，孙丞已经对案件有判决，即6317简中的“香、发占对如丞所断，为卩”。临泽县廷最后的决断结果是：孙氏兄弟“还相诬言，不从分理，诣官纷云，兴长讼，请求（？）官法”。“罚香、发鞭杖各百五十”。一起田产纷争的案子，通过县廷的重审，维持了乡里的原来判决，并对者孙香和被者孙发加上“还相诬言”罪名，各杖“百五十”。简册内容完整，表述清晰，可命名为“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
西晋时期是汉唐间河西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秦汉以来的乡里制，也孕育和发生着变化[2]。河西出土文献资料，记载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乡里设置及有关情况。西晋乡里设置，《晋书》卷24《职官志》有记载：“县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河西汉简记载，汉代居延县有乡2，里82，觻得县有乡1，里41[3]。魏晋十六国河西乡里的设置，出土文献记载有：建兴十三年，敦煌效谷东乡里[4]，建兴十七，敦煌效谷东乡山里[4]37，建兴十九年，敦煌效谷东乡延寿里[4]38，神玺二年，敦煌郡西乡里[5]，庚子六年，敦煌郡敦煌县东乡昌利里[4]72，建初五年，敦煌郡敦（煌）县都乡里[5]117，建初十一年，敦煌郡敦煌县西乡里[5]122，玄始九年，敦煌郡敦煌县都乡里[5]119，建元十八年，建康郡表是县都乡杨下里[6]。可见，西晋建兴时期，乡里制当在河西地区普遍实施。
上述年号中，建兴为前凉沿袭西晋愍帝（313—317）年号，这些乡里分别隶属于建康郡表是县，敦煌郡敦煌县、效谷县等。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册”对认识西晋时期乡里析产分户和相关制度多有启示，以下加以分析探讨。
一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
决断孙氏田坞案册”所反映的
西晋河西乡里民户状况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中，孙家在分户以前，是以祖母为其家长的大家庭。
6300：十二月四日故郡吏孙香对：“薄祐九岁丧父母，为祖母见养。年十七祖丧土，香单弱，时从兄发、金龙具（俱）偶居城西旧坞”。（后略）
6303：借田，祖母存时与买，无遗令及讬子侄券书以田与发之文。祖父母存时为香父及叔季分异，各有券书，发父兄弟分得城北田。
6298：十二月六日，老民孙发对被名（召？）：“当与从庶弟香了所居坞田土。父同产兄弟三人，庶叔三人共同居同籍，皆未分异。荒毁之中，俱皆土没，唯祖母”。（后略）
6313：坞二处。今自凭儿子强盛，侮香单弱，辞诬祖母，欲见侵夺。乞共发、金龙对，共校尽，若不如辞，占具牡二具入官，对具。
6290：自有田分。香父兄弟三人孙蒙、孙弘、孙翘，皆已土没。今为平史，使香自继其父蒙。祖母存时命发息为弘后，无券，香所不知。
6311：（前略）“翘独无嗣，今割香、发田各四十亩及坞舍分命亲属一人以为翘祠（嗣）。平史巳卩，请曹理遣，敢言之。”
可以看出，孙氏家庭的祖母，是抚养孙香成长的责任人。临泽县廷决断案件时，祖母已去世，大家庭分户。
第二辈，有三个儿子，“兄弟三人孙蒙、孙弘、孙翘，皆已土没”。兄弟三人是“同产”。孙香的父亲孙蒙是“庶出”，在其9岁时去世。
第三辈，有“故郡吏”孙香，孙香的从兄孙发、孙金龙。孙香是孙蒙的儿子。从孙香首先到县廷发讼来看，孙香的父亲孙蒙当是庶母（也就是简文中的祖母）亲生。
第四辈，“儿子强盛”，说明孙发和孙金龙，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两个人或者其中一个的儿子正当盛年，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地位。
“争讼田坞”的起因是“割香、发田各四十亩及坞舍分命亲属一人以为翘嗣”。
这些内容涉及西晋时期的家庭结构、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占田制度等相关问题。
走马楼三国简记载，孙吴初年，临湘地区的民户平均口数约4.99，每户以3—5人的小规模为主，但也有10—20人的较大规模家庭；以核心家庭为基础，但因为共居、救助等原因，一家内也会包括户人的堂房、表房亲属，户人父族、母族、妻族的堂、表房亲属，甚至父族的族亲。后类情况较多以残缺的主干家庭、联合家庭或扩大家庭的形式出现[7]。《前秦建元二十年籍》记载，前秦时期的吐鲁番地区，五个家庭的口数分别为7、8、8、9、4[8]，平均每户口数超过7人。学者研究，汉代以来，与社会经济形态相适应，“个体小家庭始终是当时家庭形态的主流，说明分户析产是农民处分家庭人口和财产的最基本形式”[9]。从“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田坞案册”中的孙氏家族家庭情况来看，西晋时期，河西家庭中，长辈死后，“析产分户”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在魏晋十六国壁画墓考古材料中也得到反映，如壁画墓中的“夫妇劳作***’代表了4—5人的较小家庭规模，一夫一妇为规模的小家庭生产在河西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地位和影响[10]。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中，孙发的身份是“老民”，孙金龙身份是“民”，孙香身份是“故郡吏”。
汉代以来，河西地区乡里，凡被“编户齐民”的，均称为“民”或“户籍民”。秦汉时期，“吏民”既包括可以为官为吏之民，也包括曾经为官为吏之民，还包括正在充当吏职之民。吏、民均具备为吏的***治标准和财产标准，一般都有爵位，是一个生活相对富裕的阶层。吏、民是秦汉国家生存的基础，是国家授田的主要对象和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
长沙出土三国吴简中，“田家莂”所见州吏、郡吏、县吏、***吏等诸吏，是一种特殊服役者的称谓，他们不仅耕种公田，还担任其他职役（如充当仓吏、库吏、尚书吏、田户曹史等），并且已有专门的吏籍，说明吏役制在当时已基本形成[11]。“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册”中，孙发自称“故郡吏”，当属吏役制下的特殊服役阶层。吏在汉代已经是一种被国家征发的服役对象。孙吴时期，吏像兵户一样和一般人户分开。吏是从人民中间征发出来的职役，范围非常广泛，原来应该各自有他们本来的职务，但由于他们一旦为吏，便隶属于所在机构，听长官的役使，因而成为最便于奴役的人，一切徭役便很快集中在他们身上。汉魏之际，吏的身份已经非常卑贱[12]。“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册”中，“故郡吏”孙发，有其弟兄侄子的权利，目的是归还他应该拥有的田和坞，这说明，曾经为吏者，也可以占有田。西晋时期，吏与民的身份可以转换，孙发以前为“故郡吏”，后还籍为民。
临泽县廷决断案件时采用的刑法，反映了郡县制、乡里制在司法领域所能发挥的执行力。
6280：请事诺，罚香、发鞭杖各百五十，适行事一用听如丞。
县廷对涉案认定有罪者，以鞭杖惩罚。高台出土魏晋时期画像砖上有官吏手持鞭杖、受罚者跪在地上臀部受鞭杖击打的场景。三国时期用鞭杖行刑，史书已有记载。《三国志》卷36《蜀书·张飞传》载： “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魏晋时期，鞭杖刑成为较为普遍的一种刑罚。程树德《九朝律考》卷3《晋律考》中记述西晋以及宋南齐时期“晋鞭杖之制”，鞭杖之刑惩戒官吏有朝廷督王、左丞、典笔等官吏和郡县官员[13]。鞭杖数有40、50、100、200不等。此处杖“百五十”，并不见于文献，乡里百姓因“诬罪罚”，即被行此苛刻刑罚，在同时期鞭杖刑中，是严酷的。可见，西晋时期，“编户民”受到县、乡里各级官府在经济、司法上的控制，世族势力和坞堡制度并未能完全替代乡里制对社会的控制。
二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
孙氏田坞案册”所反映的
西晋乡里聚落和乡里管制
魏晋十六国河西乡里居民从源流上可有如下部分：
汉代乡里居民及其后代。汉代河西乡里居民主要来自中原地区，西汉居延边塞戍卒来自全国44个郡、77个县、657个里[3]168-186。敦煌祁家湾出土镇墓文中，有许多“死者自受其央（殃），罚不加尔央（殃），传咎远与他乡”的记载，说明死者已有数辈在此乡里生活了。
中原地区移民。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移民仍有移居河西的，见于《晋书》卷14《地理志》的记载：“合秦雍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乡郡。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鳒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余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
少数民族居民。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羌、羯、氐、乌桓、赀虏等。对于内迁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统治者采取的笼络措施主要有：颁发“归义”印章，如“归义氐侯印”、“归义羌长印”等；维持其原先***事部落的仟长、佰长、善长的首领地位。部分原来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部落入居塞内后，部分生活在塞墙附近，同时承担塞防任务，逐渐向定居过渡，其聚落被称为邑，传世汉印中有“汉保塞近群邑长印”。陈直先生对此考释谓：“《续汉书·百官志》：大鸿胪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又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14]邑内部众，以后当“归化”到乡里。悬泉置遗址出土有“归义羌人”名籍，有三枚简牍记载：“徙居博望万年亭外归谷”的羌人驴掌、其子芒封与羌人归何弟封唐之间的纠纷，“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人名）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四十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九头”。汉代管理羌族事务的管理判定：“以其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狂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15]可见，给少数民族居民编户造籍时，还考虑到语言、生活方式及其他方面的因素。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中，孙氏家族所居住的“坞”，6311简中称“坞舍”。此类建筑，酒泉嘉峪关魏晋十六国时期壁画墓题记称为“坞”。建筑形制是：院内建一顶部高于四周院落些许的碉楼，楼内有“臧内”、“炊内”，院子内有水井、牛马厩、车庑。这类建筑，有高大的雕刻砖门楼显示其气派。院子内可饲养六畜、骆驼等，甚至有便面、滤醋、宰牲的作坊。在院落楼内，可宴享宾客，歌舞娱乐。豪族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宅院有守门犬，有奴婢在田间和作坊劳作，并伺候主人的日常生活。一个院落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实体。这种状况，与汉代以来乡里民户相对聚居的状况已经不同{1}。从孙氏家族家长身份均为“民”和“吏”来看，与嘉峪关酒泉壁画墓所反映的坞堡“大族”相比，经济实力以及居住状况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世家大族拥有“部曲”和从事家务、农业劳作的雇佣者，坞堡壁垒森严，产业规模庞大，生活豪华奢侈。因此，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坞舍、坞堡当与主人身份、势力相匹配，有大，有小，情形各异。秦汉到魏晋时期乡里聚落的变迁等有关情况，候旭东有较为全面的论述{1}。我们认为，候氏所论也与同时期河西乡里聚落情况以及所发生的变化大体相符。
“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中，孙氏家族居住的旧坞在城北，新坞在城西。我们认为，这里的城当为临泽县城。前述，魏晋十六国河西出土文献中，“里”均为都乡及东、西乡所辖，很可能，河西乡里应当是围绕县城周围而分布的，城内及近郊的“里”属于都乡管辖，周围的“里”户居民，依在县城的方位分属东、西、南、北乡管辖。孙氏家族所在的乡当为临泽县所辖的都乡。孙氏家庭分户由城北向城西的迁徙说明，乡里对民户的控制已经松懈。
西晋时期，宗族势力在乡里的地位加强。秦汉以来，管理乡里事务的是里正、典正和啬夫。西晋时，“宗长孙丞”这类兼有家族背景和乡里官吏双重身份的人物在乡里事务中发挥着作用。前述孙丞的身份也是“民”，但孙氏兄弟的田产纠纷的判决最初是由他来判定的，临泽县廷在最终“决断”时，也充分地吸收和参看了孙丞的判决意见。可见，宗长一职，具有处置乡里法律纠纷的功能。
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时期墓葬出土文书和其他文物，反映出评品、清议之风对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如随葬“君宜高官”铭文铜镜、武威魏晋墓、玉门金鸡岭墓葬的随葬衣物疏中对死者的评判中，常有“清白异行”之类的词句。作为常设官员，啬夫负责乡里诉讼、案件、赋役等杂务。“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反映出，临泽县廷审理孙氏家族田坞诉讼案件，司法效率是比较高的，审理和决断过程从12月4日到12月15日的11天，先后三次“召对”孙氏叔侄，并最后做出“终审”判决。
综上，我们就“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册”反映的西晋河西乡里制度的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西晋时期，河西地区汉、三国以来的乡里制度在延续的同时，出现变革；乡里聚落大致围绕县城周围分布；乡里民户，有大家庭的“合户”，也有小家庭的“分户”；占田制下析产分户仍然是农民处理家庭财产的一种主要途径。县、乡、里对“民”、“吏”的管理和控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并未因世族势力和坞堡制度的兴起而完全消失。
参考文献：
[1]杨国誉.“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研究新视角——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1）.
[2]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坞堡壁垒与汉人大姓豪族经济[J].晋阳学刊，2007（3）.
[3]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C]//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162.
[4]关尾史郎.中国西北地域出土镇墓文集成[M].日本：新瀉大学，2005：34.
[5]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116.
[6]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出土墓券考释[J].敦煌研究，2009（4）：91-96.
[7]孙闻博.走马楼简“吏民簿”所见孙吴家庭结构研究[OL]].简帛网—简牍研究—三国晋简研究.http：//.
[8]荣新江.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J].中华文史论丛，2007（4）.
[9]王彦辉.论汉代的分户析产[J].中国史研究，2006（1）.
[10]贾小***.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171.
[11]高敏.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状况看吏役制的形成与演变[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12]陈爽.走马楼吴简所见“吏帅客”试解[EB/OL]].简帛网—简牍研究—三国晋简研究.http：//.
[13]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244.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4
其一：
太湖秋霁画***开，
天尽烟帆片片来。
见说西施归去后，
捧心还上越王台。
其二：
西施绝代不堪招，
独倚危阑吹洞箫。
七十二峰烟浪里，
不知何处是夫椒。
其三：
夫椒山与洞庭连，
半没苍波半入烟。
堪信鸱夷载西子，
馆娃宫在五湖边。
其四：
云拥空山万木秋，
故宫何在水东流。
高台不称西施意，
却向烟波弄钓舟。
诗后题署：“至正甲辰（1364年）九月五日，余适游灵岩归，德机忽持此纸命画竹，遂写近作四绝于上，黄鹤山人王蒙书。”
此画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据画作原题可知，这件作品是王蒙应德机之邀所作。据画幅上的印章，德机姓张。
张德机名纬，字德机，号艇斋，元代收藏家，江苏金坛人，以行书名世。此方印章还出现于赵孟行书《秋兴八首》卷（上海博物馆藏），倪云林所撰《清（bì）阁全集》亦有诗文著录。可知张氏交往甚广，闻达于东南士人之中。现藏南京博物院的倪云林《丛篁古木***》题识中提及倪在作该***时，亦有德机在场，亦证他与倪云林交情甚笃。张徳机之兄张经，字德常，初为吴县丞、后经县尹、嘉定州事，于至正壬寅（1362年）调任松江府判官。张德常为张士诚（1321～1367年）***权的地方官，可推知兄弟二人早已入张士诚门下，并与当时吴中诗人郑元祜、陈秀民、倪瓒、李孝光、成廷琏、高启等咸有交往。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载杨基《送张府判诗序》称赞张德常之能，华美之词溢于言表。明王鏊《姑苏志》卷四十一：“张经，字德常，金坛人。博学通才，为一时之望。初任吴县丞，至正丙申，行省以牧字者罕良，遴选而更张之。自经等，令、丞、簿、尉同日命十一人，盛赐遣之。经在任三年，以***最升知县事，仁恕公廉，教化平易，折狱明慎，时扰攘之余，继以凶***，民死者半，经焦劳全活，百姓感怀，省又陈荐擢嘉定州同知。”
元四家既以隐逸著称，王蒙自号黄鹤山樵，为何却和张士诚的部下过往甚密？ 1360年王蒙走访了苏州，此后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苏州活动，并且参加了多次文人聚会。据美国学者文以诚考证，王蒙似乎在14世纪60年代和姑苏张氏***权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效忠于张氏***权。不过他在吴地的处境可能比较窘迫，因为他在苏期间的诗文多次使用了有关西施、夫差、范蠡等人的典故。除了这幅书画以外，还有另一幅王蒙完成于1364年的《竹石流泉***》，也和他参与过***治活动有关。王蒙和张德机兄弟的关系实际就是同事关系，至少他们之间有共同的***治取向。也许确如单国霖所言：尽管现在尚不能确定王蒙究竟是在元朝***府还是在张士诚幕下任职，但他曾一度跻身官场的形迹是无可置疑的。鉴于张王之间的关系，这幅画依然可归于朋辈之间的馈赠之作，所以作者并没有受到索画人的严格限制，在画完索画人要求的墨竹后，兴致高昂地写下了他刚刚创作出的4首记游诗。
有明一代，此画淹没无闻，未见于公私著录。根据画作上的钤印和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略知其流传。右下角“渐江僧”白文印是明代四僧之一渐江（1610～1664年）自用印。渐江俗姓江，名韬、舫，字六奇、鸥盟，为僧后名弘仁，自号渐江学人、渐江僧，歙县人。是新安画派的开创大师，和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并称为“海阳四家”。他兼工诗书，爱写梅竹，但一生主要以山水名重于时。渐江一生游历大江南北，以自然为师，博采众长，尤好倪瓒。画风简约，极具倪瓒疏简之遗风，但未见有仿倪瓒好友王蒙之作。可能是王蒙的画风历来以绵密繁茂取胜，和渐江的风格相去甚远之故。此画作于1364年，其上的“渐江僧”白文印表明画成约300年后渐江接触过此画。
画面的左侧有4方印记。
左上方“谨庭秘玩”朱文长方印和“陆恭私印”白文印，是吴县人陆恭的鉴藏印。陆恭（1741～1818年），字孟庄，号谨庭。乾隆举人，王文治之婿。读书嗜古，精鉴赏，喜碑版收藏。苏州博物馆藏《七君子***》吴镇画作上也有陆氏“陆谨庭氏审定真迹”之印。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5
具体说来，借景抒情又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触景生情。指在某种景物的触动下产生的特定感情的抒发。换句话说，作者有时初无自觉的意念，忽见景而有情，撩拨了缕缕情思。
例如，鲁迅的小说《故乡》的开头部分，因见到故乡荒凉萧索景色，而产生了悲凉的感情。又如，孟浩然的五言律诗《临洞庭上张丞相》，诗人在登岳阳楼之前，早有仕途坎坷的意念，因上楼望洞庭一派烟波浩渺气势而勾起失意之旧情。
二是寓情于景。这种抒情的方式是作者带着主观感彩去描写景物，以情造景，使被描绘的景物特征与先入为主的作者感彩相一致。例如对“秋”的描写，欧阳修与峻青的主观感情不同，因而笔下的秋声或秋色就各具不同特色，从这些不同特色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不同生活情趣。欧阳修是带着因人事忧劳、形神日衰的悲凉来写秋天的，因而笔下的秋是“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色凛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一片萧条景象。而峻青是带着因农村形势的好转而感到生活充满希望的感情来写秋天的，因而笔下的秋天是“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6
赵东曦随张说贬到岳州之后，他积极参与张说等贬谪诗人的游宴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贬谪诗，成为当时岳州贬谪文人群体的重要一员。在这些贬谪诗中，他积极介绍和描绘岳州著名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自由抒写遭受贬谪的苦痛和郁闷，为宣传岳州，推动湖湘贬谪诗歌的创作乃至唐代山水诗的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赵冬曦；岳州；贬谪诗
中***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47-04
赵冬曦在唐开元初年曾任监察御史，因与张说相善，遭到以姚崇为代表的吏治派的排斥，随张说贬到了岳州。在岳州期间，他积极参与张说等贬谪诗人的游宴酬唱活动，成为当时岳州贬谪文人群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本文拟对赵冬曦贬岳州及其岳州贬谪诗的创作情况作一简略考察。
一、赵冬曦生平事迹略考
赵冬曦（677-750），字仲爱，定州鼓城（今河北省晋县）人。史载其 “性放达，不屑世事”。[1]神龙二年（706），进士及第。其兄夏日，弟和璧、安贞、居贞、颐贞、汇贞等六人相继擢进士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进士之家。景龙二年（708），上《王***》三卷。先天元年（712），登藻思清华科，授校书郎，历右拾遗。“玄宗时在春宫，亲问国***，（韩）休对策与校书郎赵冬曦并为乙第。”[2]又以才鉴见推，“吏部试拔萃选人及应举者，咸令九龄与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四，每称平允。”[3]“开元初，迁监察御史，坐事流岳州。”[4]未说明“流岳州”的原因。而其《墓志铭》云：“以他事联及，放于岳州。”[5]唐代“流为减死，贬乃降资。”[6]《新唐书》载赵冬曦“坐事流岳州”可能是笔误，应是坐事贬岳州，因为唐制流人是不授官职的，而赵冬曦北归是“岁满恩召”，可见其在岳州是授予了一定官职的，只有这样他才有资格参与唐代官员三年一次的例行考核。根据张说诗《翻著葛巾呈赵尹》[7]推断，赵冬曦当时贬岳州可能担任的是县尹之类的职务。赵冬曦北归回朝的时间 ，在其《墓志铭》中也交待得比较清楚：“夫人陇西牛氏……开元六年岳州之还也，在路遇疾，七月癸已薨背于襄州。”[8]赵冬曦“岁满恩召”，则其参加官员考核当为初考，即其在岳州任职已满三年。因为他是开元六年七月还朝，则其贬岳州当在开元三年七月左右。开元八年（720），“召还复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校书郎孙季良，大理评事咸廙业入集贤院修撰。”未几，“冬曦知史官事，迁考功员外郞。逾年，与季良、廙业、知章、吕向皆为直学士。冬曦俄迁中书舍人内供奉。”[9]其间奉使西***，作诗赠张九龄等两省旧僚。时张说亲重文学之士，“（韦）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10]后以亲累，贬合州刺史，历眉、毫、许、宋等地刺史，弘农、荥阳、华阳等都太守。复入为国子祭酒，天宝九年（750）卒。
二、赵冬曦岳州贬谪诗创作情况
赵冬曦与张说关系密切，张说开元三年（715）贬岳州之后，赵冬曦也被朝廷贬到了岳州。这既不幸，又有幸，不幸的是毕竟受张说牵连，自己从朝廷命官贬到了当时的蛮夷之地岳州。有幸的是，他又与老朋友张说贬到了一个地方，在远离京城的贬所，毕竟还有一个可以相互安慰、经常进行诗酒唱和的朋友，他的贬谪生活也因此比其他的逐客迁人多了几分慰籍和温暖。赵冬曦贬谪岳州期间，他常与张说及张说岳州从事尹懋等游宴赋诗，南楼（今岳阳楼）之上，经常有他们登临吟唱的身影；洞庭湖中，经常有他们携酒游荡的扁舟；邕湖岸边，经常有他们月夜赋诗的声音……赵冬曦现存诗19首，其中有15首都与岳州有关，有12首是在贬谪岳州期间与张说等诗友的唱和之作。由此可见，他与张说关系非同一般，他的诗作也与贬地岳州有密切关系。
赵冬曦岳州贬谪诗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纪游诗，如《陪张燕公登南楼》、《邕湖作》、《陪燕公游邕湖》、《陪张燕公行郡竹篱》等，并且大多数时候是陪张说一起出游。另一类是酬和诗，即朋友作诗在先，自己应朋友之邀再作和诗。如《酬燕公出湖见寄》、《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和燕公岳州山城》、《和尹懋秋夜游邕湖二首》、《奉答燕公》、《和燕公别邕湖》、《奉酬燕公见归田赋垂赠之作》等，这些诗绝大部分也是和张说的诗。概而言之，这两类诗主要也只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对岳州著名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进行介绍和描绘。如其《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
方曙跻南楼，凭轩肆遐瞩。物华荡暄气，春景媚晴旭。
川霁湘山孤，林芳楚郊缛。列岩重叠翠，远岸逶迤绿。
风帆摩天垠，鱼艇散弯曲。鸿归鹤舞送，猿叫莺声续。
群动皆熙熙，噫予独羁束。常钦才子意，忌鵩伤踡跼.
雅尚骚人文，怀沙何迫促。未知二贤意，去矣从所欲。
诗中前六联对岳阳楼上凭栏远眺映入眼甸的洞庭风光作了精心的描绘：洞庭湖浩渺无边，湖中的湘山（今君山）孤岛隔湖相望，湖岸巉岩林立，远处绿树成荫，湖中风帆点点、渔舟穿梭、莺飞鹤舞，猿啼之声从湖中的湘山阵阵传来……俨然就是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洞庭早春***，美不胜收，令人无限神往。
其《邕湖作》则把连接洞庭的一个内湖——邕湖（今岳阳市南湖）的秀美景色作了生动的描写。
三湖返入两山间，畜作灉湖弯复弯。
暑雨奔流潭正满，微霜及潦水初还。
水还波卷溪潭涸，绿草芊芊岸崭岞。
……
赵冬曦生动的介绍了邕湖形成的原因，对邕湖的特点及邕湖涨落的情状等作了细致的刻画，突出了大自然的造化之美、灵动之美。而《和燕公别邕湖》中的邕湖又是另外一种景象：
南湖美泉石，君子别幽奇。湾澳陪临泛，岩峿共践窥。
秋风赪桂竦，春景绿杨垂。郢路委分竹，湘滨拥去麾。
……
在这里，赵冬曦又通过对不同季节邕湖景物的变化，突出了邕湖的幽奇之羡，变幻之美，给人以无穷想象的空间。
二是抒写自己贬谪的苦痛和郁闷。从朝廷命官、皇帝近臣，突然之间变成了他乡逐客、大唐罪人，其内心的愁苦与落寞是他人无法体会的。贬谪岳州后，赵冬曦经常陪张说或尹懋等流连在湖光山色之中，实际上就是在借游山玩水排解忧愁。如“抑郁何以欢，阴氛亦登望。孤岛轻雾里，行舟白波上。目劳西北云，心醉东南嶂。昔日青溪子，胡然此无状。”（《陪张燕公登南楼》）在这里，诗人似乎暂时忘掉了忧愁。有的时候，更是“乐”已忘“忧”：“携琴仙洞中，置酒邕湖上。芳景恣行乐，谪居忽如忘”。甚至连贬谪之事都抛到了脑后。然而，所有这些毕竟都是暂时的，对故乡、对京都的怀想始终还是难以从诗人记忆深处抹去：“永忆宛洛游，曾是弹冠望。”（《酬燕公出湖见寄》）其实，诗人内心的苦痛并不是如其诗中所说的那样容易轻易忘却的，湖湘山水反倒进一步触及到了他的贬谪之痛，逐客之恨。他感叹先贤：“常钦才子意，忌鵩伤踡跼。雅尚骚人文，怀沙何迫促。未知二贤意，去矣从所欲。”（《奉和张燕公早霁南楼》）昔日文采飞扬的屈原大才子为什么那样的忧伤，为什么那样急于怀沙自沉？想到这些，再对照自己的目前处境，一腔怀才不遇、惺惺相惜的感觉油然涌起：“穷鸟婴笼缀，孤飞任播迁。鹪鹩王佐用，复此挫冲天。”（《奉酬燕公见归田赋垂赠之作》）
当然，赵冬曦诗中也并不是一味的抒写消沉和苦痛，受盛唐气象的影响，赵冬曦也在追求一些自我的解脱与超越。但与同时的张说相比，赵冬曦还是要显得消沉一些。张说《同赵侍御乾湖作》参悟天地盈虚消息之理，建议赵冬曦不要汲汲于人间倚伏：“天地盈虚尚难保，人间倚伏何须道。”在《赠赵侍御》中，张说还进一步的宽慰他：“坐啸予多暇，行吟子独善。……长沙鵩作赋，任道可知浅。请从三已心，荣辱两都遣。”也许正是在张说的影响下，赵冬曦才开始从消沉中逐渐走出来，并开始在诗中表现出随运任化的超然态度，心境渐趋平和。其《邕湖作》就很典型的表现了这样一种心境：“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应思阙下声华日，谁谓江潭旅游子。初贞正喜固当然，往蹇来誉宜可俟。盈虚用舍轮舆旋，勿学灵均远问天。”在这里，他用人事回环之理来自我安慰，在对屈原的超越中正视现实，还有一股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进取精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盛唐士人的精神风貌。
三、赵冬曦及其岳州贬谪诗的影响和贡献
赵冬曦贬谪岳州历时三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把岳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积极向外推介岳州的名山胜水，积极参加当时贬谪岳州文人群体的酬唱活动，为宣传岳州，推动湖湘贬谪诗歌创作的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大量描写岳州的风景名性，客观上扩大了岳州在中原大地的影响和知名度。在唐代，湖南的***治、经济、文化都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自然生态更不理想，群山叠岭、滩河骏激，“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11]舟车不便，中原人士了解很少。在唐人的眼中，湖南甚至还是一个未被完全汉化的边鄙蛮夷之地，受中原文化影响有限。常建在其《空灵山应田叟》诗中写道：“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岳州是盛唐时期贬官最多的地区之一，它地处江湖之会，相对湖湘其他地区来说，还算是交通较为便利之处，但张说贬谪于此，时人以为是“沦滞于遐方。”[12]可见，当时的中原人士对湖湘，对岳州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接触和了解，岳州的一些风景名胜，更象是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人，基本上还未被世人所认识。盛唐初期，贾至、张说、孟浩然等的到来，逐渐为岳州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洞庭湖、君山等风景名胜开始为人们所认识。赵冬曦贬谪岳州又和张说、尹懋、张垍、张均、王倨、梁知微等一道对岳州的南楼（岳阳楼）、洞庭湖、湘山（君山）、邕湖等岳州著名的自然及人文景观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这些风景名胜独特的风貌都作了形象的描绘和刻画，为使当时文人士大夫特别是中原人士了解岳州，了解湖湘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积极参与贬谪诗人群体的诗歌酬唱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贬谪诗创作的繁荣。赵冬曦贬岳州之前，贬谪岳州文士的唱和之作还不多见。但随着赵冬曦的到来，岳州文士已有一定的规模，岳州文士之间及岳阳文士与路过岳州的文士或逐客之间的唱和开始多了起来。赵冬曦积极参与这些酬唱活动，很多时候，他可能还充当了组织者和联络者的角色。因为在这些酬唱活动留下的诗歌中，赵冬曦的诗歌占了很大的份量，在别人的诗歌中，也经常会出现赵冬曦的名字。如开元三年秋，即赵冬曦刚来岳州的那个秋天，他就与尹懋、张说、张均等游洞庭湖，相互间就有诗歌酬唱。尹懋作有《秋夜陪张丞相赵侍御游邕湖二首》、赵冬曦有《和尹懋秋夜游邕湖二首》、张说有《和尹懋秋夜游邕湖》、张均有《和尹懋秋夜游邕湖二首》等和诗。
赵冬曦在岳州，还经常与时任岳州刺史张说、张说从事尹懋及张说子张均、张垍等登南楼（岳阳楼），游洞庭，诗酒唱和，自得其乐。张说有《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赵冬曦则有《陪张燕公登南楼》和诗，尹懋、张均则有《奉陪张燕公登南楼》和诗，尹懋、张均则有《奉陪张燕公登南楼》、《和尹懋登南楼》和诗。张说有《岳州行郡竹篱》，赵冬曦则有《陪张燕公行郡竹篱》和诗。张说有《岳州山城》、《翻著葛巾呈赵尹》，赵冬曦则有《和燕公岳州山城》、《答张燕公翻著葛巾见呈之作》和诗。赵冬曦还经常热情款待路过岳州的文士逐客，并与之畅游山水、诗酒唱和，互相鼓励安慰，使许多飘泊异乡的天下沦落之人倍感温暖。如开元四年春，原户部尚书王琚自泽州移守衡州，过岳州时，赵冬曦邀其与张说等同游邕湖上寺，张说作有《游邕湖上寺》诗，王琚的《游邕湖上寺》、赵冬曦的《陪燕公游上寺》就是和诗。
赵冬曦积极参与并推动岳州贬谪文士的诗歌酬唱活动，促进了当时贬谪诗歌创作的繁荣，迎来了唐代湖湘贬谪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赵冬曦及其张说等贬谪诗人对唐代乃至后代湖湘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对洞庭奇山异水的赞美，他们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多为后代诗人所接受。从此开始，中原人士特别是广大文人士大夫多开始注意到了湖湘大地特有的山川风物，后代湖湘诗人唱和之风也大为盛行。
（三）赵冬曦贬岳州期间与张说、尹懋等贬谪诗人一起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对唐代山水诗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赵冬曦在岳州时，经常与张说等同遭贬谪的文朋诗友，“聿理方舟，嬉游滬壑，览山川之异，探泉石之奇，骋望崇朝，留尊待月，一时之乐，岂不盛欤？”[13]畅游山水的赏心之乐与坎坷人生境遇的相互交织，使得他的山水诗更多地融进了岁月的变迁之感。如《邕湖作》在前面八句对邕湖的形成、特点及其四季变幻不定的景色描写之后，他接着写道“道旁耆老步跹跹，楚言兹事不知年。试就湖边披草径，莫疑东海变桑田。君讶今时尽陵陆，我看明岁更沦涟。来今自昔无终始，人事回环常若是。”充满了历经沧桑之后的淡定和感慨。由此也可以看出，前面他对山水的铺排的描写，实际上是为了抒发心中的块垒，因此，自然山水在这里也深深烙上了作者的主观色彩。赵冬曦现存诗19首，其中绝大部分是其在贬谪岳州时期与张说、尹懋、张均、张垍等在游山玩水时相互酬唱留下的山水诗。因为他们相聚岳州，实际上已经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以岳州为中心的贬谪文人创作群体，他们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寄情山水，诗酒唱和，在不断的酬唱中排解心头的苦闷和失落。他们的山水诗“与同时流行起来的吴越山水诗东西相应，将南方山水诗的发展推向了高潮。”[14]从而，客观上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4][9]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二《赵冬曦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02、5702、5703页。
[2]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八《韩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3077页。
[3]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99页。
[5][8]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第630、630页。
[6]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783页。
[7]羊春秋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全唐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307页。
[10]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3-3184页。
[11]钱基博：《湖南近百近学风 》，岳麓书社1985版，第1页。
[12]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三五《明皇杂录·张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7
关键词： 王庭珪；湘西诗作；艺术成就
王庭珪（1080—1172），宋代诗人，字民瞻，号卢溪居士、卢溪真逸、卢溪逸叟。吉州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和八年（1118）进士，授官衡州茶陵丞，因不满衙门懒散无为作风，毅然辞官归隐乡里卢溪之上，筑草堂读书授徒，放志于烟霞之外，不问尘事。宋金媾和，国运危在旦夕，朝廷谏官御史皆不敢直言时***，而身为编修官的胡铨慨然上书皇帝，乞斩秦桧、罢和议，胡铨因此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会），王庭珪作诗为这位刚直同乡送行，中有“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1]，忤怒当朝权贵，进而获罪，以编管身份被贬谪辰州（今属湖南湘西自治州、怀化地区）。宋代置辰州卢溪郡，治沅陵，辖沅陵、卢溪、溆浦、辰溪四县。清顺治六年（1649）改卢溪县为泸溪县，沿用至今。卢溪县令在武口洲（今泸溪五里州）建东洲书院，延请王庭珪教授生徒[2]。《泸溪县志》云王庭珪被谪湘西“达十年之久”[3]，其说欠准确。胡铨《卢溪文集序》：“窜辰州，时绍兴己巳秋七月壬午也。”[4]诗人自叙：“辰州僻远。乙亥十二月，闻秦太师病，忽蒙恩自便，始知其死，作诗悲之。”[5]王庭珪《跋程子山诗后》：“余与程子山侍讲，俱为夜郎逐客，绍兴丙子春同归自酉阳。”[6]诗人《答张钦夫机宜书》：“曩者窜居夜郎七年。”[7]从以上序跋、书信可知，王庭珪流放湘西七年，于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被谪辰阳，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秦桧病死，皇上下诏尽放天下流人，许王庭珪自便。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王庭珪从辰阳乘扁舟，下桃源至武陵经长沙，东归故里。
湘西流放七年，远离故乡亲朋，王庭珪在穷愁绝境中潜心授徒讲学，寄情山水，尽赏湘西奇风异俗，创作不少诗词佳作。今据明代吴讷编《百家词》、清代《四库全书》、近人周泳先编《唐宋金元词钩沈》、今人编《全宋诗》及《全宋词》，得王庭珪湘西诗词作品数十首，述而论之。凡诗人流放辰州所咏湘西之诗或东归后忆及湘西之作，均目为湘西诗作。王庭珪湘西诗作内容丰富，举凡湘西山水人物、风情民俗、史实传奇，诗人一一揽入诗中，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一
湘西历来被认为是蛮荒之地、贬谪之所，诗人屈原、李白、王昌龄、岑参等都曾谪贬湘西，留下脍炙人口诗句，如“沅有茝兮澧有兰”（屈原），“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王昌龄）。王庭珪在诗文中多次用不同字眼称呼湘西，如“蛮域”、“荆蛮”、“夷落”、“九夷”。诗人未到湘西之前，对湘西充满遥远、陌生之感甚或偏见。
诗人踏上辰州，即为湘西美丽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所震慑，赋诗作文，倍加吟赞。《菩萨蛮》（武陵西上沅陵渡）词序云：“时初至贬所，见人物风景之美，夜久方归，恍然莫知为何所。”[8]“武陵西上沅陵渡。扁舟忘了来时路。花外有人烟。相逢疑是仙。”王庭珪以词来热情赞美湘西如花似仙的山水风光。“路入荒溪恶，波穿乱石跳。骑驴行木杪，避水转山腰。倒挂猿当道，横过竹渡桥。”[9]湘西山高溪险、猿猴当道、渡桥竹制，这类奇特景光，给来自江南的诗人心中烙下很深印迹。《夜坐听沅江水声》：“水急滩高欲倾到，来如万鼓遶山鸣。奔流更借洞庭阔，飞浪朝宗壮此声。”[10]沅江滩高水急，气势磅礴，尽现笔端。《送刘义夫宰祁阳》：“浯溪寒翠拖碧玉，石崖硉矹凌苍霞……溪中古月溪上石，照公清德无纤瑕。溪流不尽石不老，佳名万古磨不窊。”[11]以山水比德，景情交映。
数亿年的地质变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形成湘西众多溶洞；湘西多人物传奇，孕育诸多悠远故事。王庭珪对湘西的神奇山洞、历史轶事至为关注，诗中多有表现。“君归大酉峰前住，岁晚枫丹蕉叶黄。试访酉阳岩石里，秦人逸兴未应亡。”[12]《答刘乔卿书》：“自入桃源观晋人捕鱼，至落花流水处。又历汉伏波将***征蛮故道，湖头石室宛然。所谓武陵五溪，尽属境内，以至洞天、神仙、古迹不可胜数。”[13]所说武陵五溪，《水经注》云：“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蛮夷所居。”东汉马援征五溪蛮，即此[14]。《早行》：“楚妃台边晓云碧，伏波庙前秋草黄。骚人辛苦拾何物，沅有芷兮今已香。”[15]无论传说中的桃源秦洞，还是现实中的洞穴，都让诗人魂梦系之，欲一睹为快；无论虚无飘渺的奇情逸事，还是有案可据的历史人物，皆让诗人心向往之。诗人怡情山水，游览陶氏笔下的世外桃源，追寻秦人足迹，体验当年汉伏波将***的猎猎雄风，感味历代迁客骚人的雅韵情怀。
王庭珪诗词充满对湘西朴实民风异俗的礼赞。《辰溪上元》：“留滞沅湘浦，飘如云水僧。来为万里客，又看一年灯。翠幰褰珠箔，高楼俯玉绳。鳌山今夜月，应上最高层。”[16]《江城子·辰川上元》：“夜郎江上看元宵。斗迴杓。雪初消。灯火银花，何处是星桥。閧得满城春不夜，三妓女，五溪徭。”[17]《虞美人·辰州上元》：“城东楼阁连云起。冠绝辰州市。莲灯初发万枝红。也似江南风景、半天中。花衢柳陌年时静。剗地今年盛。棚前箫鼓闹如雷。添箇辰州女子、舞三台。”[18]诗人对辰州元宵节极尽描写，再现当时风情，同时透露出他乡异客的复杂心情。《赠胡绍立》:“忆昔乌蛮绝塞亭，巴娘歌罢月三更。”[19]诗人流放湘西时，胡绍立冒险至沅陵探望他，后王庭珪作诗赠答，忆及异域风情。《临江仙》：“谁知沅水上，却似洛城游。”[20]展现了一幅绝妙的边城市民风俗画。
王庭珪在诗中描述了湘西年节风俗，如立春送春牛***、吃生菜饼，寒食赠酒等。“东风来从几万里，雪拥江梅未放花。忽见土牛惊换岁，始知春色到天涯。”[21]诗写立春送春习俗。诗人贬谪辰州，雪中数日杜门不出，州郡中有人忽送来“春牛”年画，诗人恍然大悟，方知乃立春日。“始知春色到天涯”，景中见情，把一个被贬之人独特心里感受，用生动形象诗句含蓄表达出来。《辰州立春清首座送生菜饼》：“闻道春风今日回，走寻消息傍寒梅。恨无纤手挑生菜，也有青丝满饤来。”[22]诗写湘西立春日送生菜饼习俗。《寒食日孟司理送酒》：“两翁俱是江南客，寒食他乡叹滞留。燕舞莺啼春未老，一罇分我洗穷愁。”[23]诗写寒食节送酒。把远离亲人、身居他乡的天涯滞客穷愁之感，通过寒食送酒细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王庭珪诗中写到了湘西人的勤劳、淳朴、好客。《寄湖北总领彭子从郎中》：“六路藩臣供餽餉，五溪蛮子乐耕锄。”[24]诗颂湘西人的勤劳。《初寒方葺火阁而会溪知城周子康惠竹簾火炉宁公瑞惠蒲团便足了一岁无事》：“细柳将***来护塞，夜郎迁客正穷居。火炉恰恰簾垂地，足了三冬读我书。”“户外霜风入骨酸，谁褰纸阁问平安。正忧坐客寒无席，遗我新蒲入突药。”[25]诗写湘西人热情。《答刘乔卿书》：“迨至贬所，未敢遽入城，而城中士大夫多出城见访相劳苦，州民惊喜，如异人至其邦。”作者写出湘西人对陌然而至的外人的惊奇喜悦之状。
诗中还描写了湘西边城知州、守将及其他要员，如辰州知州朱致一[26]、卢溪马太守[27]、辰州马观察使[28]，他们抚边安民，建功立业。
“是知沅湘九疑之间，果有奇伟秀绝、幽深穷怪，造化之所，磅礴其气，蒸为云霓，散为祥光五色。其产为楩柟巨材，丹砂玉石。古今幽人释子、神仙得道之士，往往相望而出。”[29]王庭珪在《梁养源道德篇论序》中极赞湘西山水人物、物产传奇，与其诗作相得益彰。
二
王庭珪湘西诗作构思巧妙，语言精炼，艺术成就很高。王庭珪贬辰州后，“思益苦，语益工，盖如杜子美到夔府后诗，韩退之潮阳归后文也。”[30]胡铨在《卢溪文集序》中，以类比方式高度评价王庭珪诗作的艺术成就。异域遐荒七载流离，无疑是诗人心中的痛，然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段不寻常经历使诗人老而弥坚，更加坦然面对人生风雨。湘西美丽的山水、神奇的传说、朴野的民情习俗，更激发了诗人创作灵感。“花外有人烟，相逢疑是仙。”（《菩萨蛮》）“浯溪寒翠拖碧玉，石崖硉矹凌苍霞。”（《送刘义夫宰祁阳》）自然凝练的诗句，在王庭珪诗中随处可见，显出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王庭珪认为作诗要诗法自然，“拟就江山觅佳句”（《清辉亭》）。王庭珪诗“皎如日星，铿如金玉，芳如芝兰，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种奇趣。”[31]谢谔对王庭珪诗作艺术特点进行多方面生动描述。王庭珪诗浑然天成，独抒胸中郁闷穷愁之情，穷而益工。朱弁在《风月堂诗话》谈到苏轼屡经贬谪，艺术成就非凡时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此论用在王庭珪身上也有切合之处。“自昔名士，天必厄之，子厚至永而文始盛，鲁直至涪而诗益工，况我无二子之才而又谪轻地，盖虚有其名，岂非造物者见赐甚厚而获蒙圣朝宽大之宠邪？”[32]诚可谓诗家不幸文学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生活给诗人不幸人生的最好馈赠。
王庭珪诗作雄刚浑大。诗人素抱经济之才，郁而未发，形诸诗中。其诗出自杜少陵、韩昌黎，矫然伉厉之气，时流露于笔墨之间。其湘西诗作，在优美之中洋溢着一股浩然之气、边塞之风。“武陵节钺控湘西”(《次韵常德府葛倅见寄》)[33]，将湘西常德府的重要地理位置揭露无遗。诗人在描写朴实民风基础上，也展示湘西人剽悍蛮劲的一面，如“诸洞带刀迎马首，叹无征鼓动邮垂”（《朱致一来守辰州先致启书余以病未及答而致一压境以诗迎之》）[34]，诗人将湘西提到战略高度，眼光识见非同一般。“行间峒窟烟霞静，卧听边城鼓角声”（《送同年赵季成知武冈***》）[35]。湘西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一旦发生战争，易守难攻。王庭珪建议当***应抚恤安边，求得和谐。“某顷在辰阳，熟识洞溪利病，自蜀连荆湖至广西，其壤地皆接连属鼎，澧、辰、沅、靖者甚微弱，至武冈渐险远荒阔而难治，昔年黄安俊叛，近时杨再兴叛，皆倚武冈之险。国家若不治郡于此，则两路皆失控扼。观柳子厚集中《武冈铭》，则自唐以来以为襟带，非特今日也。”（《答赵季成书》）[36]信中饱含一个爱国者的肺腑之言，分析剀切，情理俱现，全无落魄文人的忧愁离恨之态。王庭珪诗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代边塞诗的雄阔特点，关心边事，境界阔大，诗人结合亲身体验，忧国爱民之情跃然纸上。“功名当柱五溪铜”（《和马德俭韵》）[37]，“五溪铜”即溪州铜柱，今立湘西永顺王村花果山上，属部级重点文物。诗人借历史典故对湘西守边人物加以讴赞。
写景之诗也彰显出雄直浑大特点，把湘西山奇水异的浩大气势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水急滩高欲倾到，来如万鼓遶山鸣”，“路入荒溪恶，波穿乱石跳”，诗人用比喻、拟人手法，极力写出湘西的奇险。“西风吹我梦魂惊，送子东归无限情。好往沅湘探奇绝，远看衡岳正峥嵘。”[38]将湘西置于湖湘奇美大背景下，境界阔大。“古锦林边狮子吼，一声惊到五溪蛮。”（《寄子老》）[39]诗人以奇特之笔，将湘西深山密林中的猛兽声势和盘写出，给人不寒而栗之感。“山衔半江月，风撼九天秋”（《秋夜周子康登辰州城楼》）[40]，何其雄壮有气势，会令人想到孟浩然名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王庭珪诗作将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沅陵春尽草萋萋，忽见扁舟系柳堤。谁寄愁心与明月，肯随君到夜郎西。”（《江上》）[41]诗人将思乡忧愁心绪寄托于自然景物之中，化用李白诗句，借月抒怀，表达复杂的内心世界。“急雨捎溪面，兰桡转渡头。寒鸦栖古木，晚日射危楼。山带黔巫远，水还荆汉流。晴天思无限，细细数沙鸥。”（《沅江上晚晴用頔子韵》）[42]全诗写景，描写沅江晚晴景色，勾勒出一幅绝妙风景画，然诗中表现诗人无限情思，景情交融。“细细数沙鸥”，带有强烈主观抒情色彩，诗人借“沙鸥”意象，表达深婉幽怨之情。杜甫《旅夜书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此诗显然受到杜诗影响，达到异曲同工之妙。王庭珪对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情有独钟，多次在诗中咏及。“蓬莱万里天无涯，惊风落叶卷黄沙。且过桃源访秦洞，玉盘应饤枣如瓜。”（《沅陵遇公美忽谈道术如有所得将之桃源作诗送之》）[43]仙境蓬莱迷茫难及，而桃源秦洞近在咫尺，似乎触手可及，议论何其精妙。
“夜郎逐客东归日，倾盖江边侧帽时。雾豹隐山宜自养，弓蛇落盏莫生疑。古今得失棋千局，湖海飘零酒一卮。斯子崭然出头角，名场何患少人知。”（《次韵酬刘遂卿》）[44]如果说状湘西山水景物之诗，侧重描写的话，那么此类诗更在议论，诗人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坦然面对人生风雨得失的心态直观表露出来。“谪堕西南海角边，是中乐事亦天全。”（《次韵段季裕惠诗》）[45]诗人能在贬谪逆境中，寻找个中快乐。放浪山水，赋诗作词，是诗人最好的消遣方式，“诗如锦绣更飘然”，也开拓了诗境。“偷得神仙不死方”，王庭珪用乐观解嘲的口吻回答朋友惊诧其历尽苦难“颜鬓未改”的疑问。“夜坐吟诗窜夜郎，君将何术考休祥。近来偷得西华法，不敢烦君算短长。”（《赠日者张谷》）[46]诗人不信命，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从诗中历历可见，这对古人来说，洵为不可多得的朴素辩证法。在《答刘乔卿书》中，诗人对他人卜其尚有十六年寿，尝答之云：“所谓十六年，亦非不多，但子之术所能知者，天年之寿耳。若十六年之外，在我而不在天，则非子之术可得而知。”[47]王庭珪诗有宋诗以议论为诗特点，将道理融入诗中。此为学理之诗，需要诗人不凡功力，方能轻松驾驭。
王庭珪湘西诗作艺术成就不凡，这与诗人终生勤奋好学有关。诗人隐居卢溪后，家藏坟籍不幸毁于兵火，诗人寄居江村欲借诸公藏书抄录，先寄诗明志：“卜居江村翠岭坳，喜君书室近横茅。牙签插架几千册，准拟从头借一抄。”[48]正是由于不惮其烦，博览群书，诗人才能写出惊人之作。诗人推崇贬谪先贤，如屈原、苏轼。不幸的人生遭际，更历练了诗人心志，以致对社会人生有更深切的体验。“转益多师是吾师”，其诗深受李白、杜甫、苏轼等诗家影响，甚得其中三昧。“再拜更问王老师，老师规模难摸索。”（珪粹中《送彭青老兼寄王民瞻》）[49] “规模难摸索”，盖指王庭珪文学上所取得的独特成就。作为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谪贬文学现象，王庭珪湘西诗作，可引起我们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视。
参考文献：
[1][5][9][10][11][12][15][16][19][21][22][23][24][25][26][28][33][34][35][37][38][39][40][41][42][43][44][45][46][48][4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94、16817、16778、16852、16759、16852、16737、16777、16830、16852、16852、16852、16813、16852、16814、16850、16829、16814、16819、16815、16822、16853、16770、16851、16780、16753、16817、16817、16855、16839、16898页。
[2][3] 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393页。
[4][6][7][13][29][30][31][32][36][47]（清）永瑢、纪昀等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8－99、333、231、230、267、98－99、98、230、234、230页。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8
2、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宋苏轼《题西林壁》
3、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唐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
4、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竹枝词》
5、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6、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7、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8、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陆游《游山西村》
9、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李白《望庐山瀑布》
10、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苏轼
11、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南朝宋谢灵运《初去郡》
12、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13、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14、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齐北朝民歌《敕勒歌》
15、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16、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唐李白
17、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元张养浩《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
18、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杜甫《望岳》
19、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吴均《与朱元思书》
20、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21、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唐李白
22、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将进酒》
23、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24、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郦道元《三峡》
25、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
26、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唐李白《蜀道难》
27、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南朝齐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28、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唐钱起《陪考功王员外城东池亭宴》
29、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宋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30、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愁。李白
31、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唐李白
32、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唐李白《望天门山》
33、雄鸡一唱天下白。唐李贺《致酒行》
34、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
35、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宋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36、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
37、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3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
39、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40、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41、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
42、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唐白居易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9
摘 要：杜甫作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诗作多涉笔社会动荡、***治黑暗、人民疾苦，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风貌，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
关键词：登岳阳楼；忧国忧民；壮丽诗篇
尽管杜甫胸怀大志，但终生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他天宝年间来到长安，由于当时李林甫把持朝***，入仕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了一个参***的小职。安史之乱爆发，他到处流亡，竟然被叛***捕获；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不久弃官西行，辗转来到四川，定居成都，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晚年举家东迁，途中在夔州停留二年，后又漂泊，最终贫病而终。
他的《登岳阳楼》被誉为古今“登楼第一诗”，创造于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诗作表现了诗人终于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登上岳阳楼，尽赏江山美景，而诗人内心仍牵挂国家安危的悲喜交加之情。
公元765，杜甫的好朋友严武忽然去世，他不得不告别暂时安稳的草堂生活，再次离开成都，带着一家人，乘一叶小舟顺江而下，在岷江、长江一带飘泊。公元768年（唐代宗大历三年），杜甫自公安（今属湖北）到达岳阳（今属湖南），登上岳阳楼远眺，触景生情，不能自已而写了这首诗，此诗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看，江山的壮丽阔大，诗人胸襟的博大，在诗中相互映衬。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
这首诗的意境是十分宽阔雄伟的。
首联虚实相映，古今对比，从而大大拓展了了作品的艺术跨度。诗人很小就听说洞庭湖的美名，可是一直到了今天才实现一睹为快的夙愿，看起来写有初次登临名楼之欣喜，实质在于表达早年立下宏***、至今壮志未酬的遗憾之情。上句为下句铺垫，其最终目的是为下文描摹洞庭湖制造气氛。
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书写了广阔无边的洞庭湖水，波浪掀天，浩茫无际，划开了两个大国的边界，日月星辰都像是整个的漂浮在偌大的湖水中一般。只用了短短的10个字，就把八百里洞庭湖水势浩瀚，无边无际的巨大形象如此立体的描画出来了，写景如此手笔，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禁记起了孟浩然的千古佳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人杜甫在这里的意境却更为阔大，仿佛整个宇宙都在洞庭湖中浮游飘动，这和曹操咏海的名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写诗人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怀才不遇的境遇。“亲朋无一字”，由于老朋友严武的突然离世，诗人再次陷入孤助无援， “漂泊西南天地间”，没有一个定居之所，没有了物质精神方面的任何支持；“老病有孤舟”，从大历三年正月从夔州携妻带子、贫病交加，漂流在湖北湖南之间，只有一叶扁舟陪伴他们，何处是规程，何时是一个尽头，什么时候才能安顿下来，都是一个未知数，置身于岳阳楼上极目四望，天地苍茫，一片，更让诗人悲从中来。 “老病有孤舟”一句似乎要人们把关照整个乾坤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一叶扁舟之上。正如前人所述：自叙如此落寞，于诗境极闷极狭的突变与对照中寓无限情意。
尾联书写诗人眼望国家战乱仍频，动荡不安，自己报国无门的忧伤。上下句之间留有空白，让读者产生无限联想。如果说开端“昔闻洞庭水”的“昔”，高度概括了诗人在京都参加科举、求取功名的不幸经历，那么，此句在空间上正可与“关山北”契合，“凭轩”与“今上”前后呼应，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的***治生活是坎坷的，不得意的，但是诗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谁能想到到头来终生碌碌无为、一事无成，过去的凌云壮志到如今都成了泡影，诗歌里“今”“昔”两个字都有深深的涵义。因此在这一首诗的结句才写到“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眼望着美好的江山变成了如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兵荒马乱，诗人凭栏远眺，不禁唏嘘不已，声泪俱下了。
临洞庭上张丞相篇10
[关键词]课上培养 课外激发 习惯学习
众所周知，语文在人们生活和学习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它是基础之基础、重点之重点。然而，实际上，语文总是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探究其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现代的语文教学太过于追求成绩，而不注重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更是忽略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使学习脱离了现实，让学生感觉不到丝毫的生气就意识不到学习息，根本语文的真正意义所在，觉得学而无用，而抑制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也有句俗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学习的情感动力，是求知欲的源泉。假使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了兴趣，就会积极主动地去探幽寻密，主动自觉地去寻求知识，所要知识。所以，新时期的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兴趣对于语文教学的重要性。要尽可能的培育学生兴趣的火种，变学生被动、消极的“硬要我学”为热情生动的“我非要学”，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呢？这是我从教多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时间和实践的累积，我总结出以下几点心得：
（一）充分运用上课前的三分钟。
经过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上课，学生的思维还没有转换过来，课下的极度兴奋神经依然主导着他们的思维，即使看着老师，注意力也不集中，不能很好的进入听课状态。此时，我通常会用一句幽默的话语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在思想意识上了解已经要进入学习的状态了。通常我讲课前的三分钟，都会将时间交给学生，让他们主动积极地将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讲，美文朗诵，诗词朗读等等材料展示给大家，给学生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可以勇敢大胆的表现自己，培养口语交际能力。只要是学生用心准备的，我都给予表扬，而且从不责备。目的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语文课堂的随意性和可发挥性，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从而轻松地进入课堂学习。
（二）运用有创意性的导语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兴趣。
我很注重新课的导入部分，具有创意的导入可以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迅速进入学习状态。在多年的教学当中，我也尝试运用了多种课堂导入方法，自我感觉收效颇佳。常用的新课导入方法有如下几种：
1、以多媒体导入新课。
现代教学设备的引入，为语文课堂教育教学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语文是一门知识量大，涉及面广的学科，而且更是极为生动形象。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出很多与课堂相关的优美的***片，运用它们导入新课，提起学生的兴趣。如在讲授《三峡》时，首先利用多媒体设置情境，导入新课时，先让学生欣赏“三峡风光”（以《长江之歌》为背景音乐），当学生欣赏着三峡的壮丽景象的同时，在欣赏与感叹之中，进入新课学习，也使学生很快进入了特定的教学情境。
2、以诗文名句导入新课。
中国古诗词名句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古典高雅的气息，这种气息让学生有种神秘感，越神秘就越想去探究。这就是学生必备的求知天性。将古典诗词名句与本课的内容有机联系起来贴切自然地引出所要学的课文，能收到多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毕竟，出口成诗的境界也是学生想要拥有的感觉。
3、以悬念导入新课。
教师在讲授新课之前可以自己先合理的叙述本篇课文的故事情节，在精彩部分停顿下来，让学生尝试着自己去猜测故事会怎样发展，人物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以这样的悬念导入新课的同时，可以很好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同时也能增强语文课本身的的魅力，例如《孔乙己》这篇课文时，我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导入新课，同学们的兴趣明显增加了。
4、以故事导入新课。
爱听故事是所有学生的天性。因此在讲授新课的过程中，我尽量花很少的时间，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将本节课的大致内容以故事的形式讲解出来，让学生以故事为蓝本，进入课堂学习。如在讲授《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学生一读古诗，句句难懂，死记硬背更可能背混，这时，我就会告诉他们这是孟浩然想要做官却苦于没人举荐，因而心生一计，以诗的形式写一封信给当时的丞相来求得丞相的赏识。这样一说同学们就很清晰的了解到这首诗的内容，并且急于知道孟浩然是以什么语言来向丞相推荐自己的，这就达到了吸引学生兴趣的目的。
（三）注意良好课堂气氛的保持。
教师应该尽量与每个学生发生心灵上的沟通。要站在参与者的角度与学生交流，积极鼓励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不要轻易否定学生的观点，要善于发现他们观点中的闪光点，鼓励他们积极学习，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营造轻松的课堂教学气氛，我个人觉得关键是要注意一下几点：
1.教师态度温和，语言机智幽默
态度温和，与学生可亲可近，这样才能很容易的消除学生对教师的畏惧感，把老师当成朋友甚至是知己，方便于对老师敞开心扉，自由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幽默风趣，绘声绘色才能调动学生听课的兴趣。
2.教师的知识含量。
教师的知识含量对轻松课堂气氛的营造有很重要的作用。教师可以议古论今，多角度多层面的阐释不容问题，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也可以给予多角度的回答，学生踊跃发言，激烈讨论，各抒己见，教师运用自己博大的知识含量来解释问题，保持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
3.教师应善于点拨。
授课是一种巧妙地艺术。教师应了解教学有法但无定法的道理。教师的授课方法应该灵活多样，善于捕捉时机，有分寸的对学生进行点拨，营造轻松的课堂教学氛围。
（四）让每一位学生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转载请注明出处学文网 » 临洞庭上张丞相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