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1
关键词: 《真州绝句》春景秋景
“半江红树卖鲈鱼”出自王士祯的《真州绝句》(其四)的第四句。原文是: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关于第四句的解释各家说法不一:
(1)《古代诗词曲名句选》(广西人民出版社):半江,江边枫树很多,倒映水中,遮满半面江水。红树,枫树,秋天枫树经霜,叶子变成红色,所以叫做红树。……卖鲈鱼,指卖鲈鱼的热闹场面。
(2)《诗词曲名句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红树:秋日下霜,枫树叶子变成红色。鲈鱼:盛产于长江下游的一种口大鳞小的味美之鱼。句意:最好的景色还是太阳偏西,风平浪静之后。红色的枫树下,渔民在卖鲈鱼。描绘出了富有渔村生活气息的***画。
(3)在《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中黄立新认为这首诗是写真州江边渔村秋天傍晚的旖旎风光。半江,半个江面上;红树,长着红叶的树。有的树叶秋天变红。鲈鱼,一种体呈银灰色而背部有小黑斑的鱼,产于我国沿海一带。“半江”句说,在江边红叶树下,渔人们正在卖鲈鱼。
(4)在《历代绝句精华鉴赏》中艾治平认为这首诗是写秋景。红树:枫树。枫叶秋天经霜变成红色。他是这样解释第三、四句的:最好的时光怕就是红日西斜,风平水静的傍晚时分了。你看,江水波平,碧光闪闪;枫叶经霜,艳红如染;走着,走着,请听,在你耳畔响起了“卖鲈鱼呵”的声音,声韵悠远,余音不绝。
(5)在《古典文学鉴赏集》(三)(辽宁教育出版社)中陈体津认为此诗描写秋天傍晚江边的渔家风光。他是这样解释最后两句的:后二句描写渔人的生活即景,落日的余辉斜照在经霜的枫树林上,倒映江边,半边江水像被染红了似的,显得分外妖娆明艳,渔人们趁看傍晚晴好的天气,在江边树下售卖自己刚刚打来的新鲜鲈鱼。诗中洋溢着渔乡的气息,却又透露出清远的闲情逸致,真有耐人寻味的意境。
(6)陶文鹏在1993年《古典文学知识》第6期第113页是这样解释的:《真州绝句》组诗是写真州春天风物。他是这样解释最后两句的:在黄昏时分,日斜风定以后,斜阳照在江上,一半江面碧绿,一半江面嫣红,江岸金丝轻漾的柳树,传来一声声很有地方风味的吆喝,原来是渔民们正在高兴地叫卖鲈鱼。
从以上列举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半江红树卖鲈鱼”所写之景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以艾治平老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此句是写秋天的景色;一是以陶文鹏先生为代表的,认为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前五个主张此句是写秋天的景色,只有陶文鹏先生认为此句是写春天的景色。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到底谁是谁非呢?
我认为分歧的焦点是对“半江红树”的理解。艾治平老先生认为“半江红树”的“红”是形容树的,红树也就是枫树,因为枫叶秋天经霜变成红色。人们自然会想起杜牧有名的诗句“霜叶红于二月花”。而陶文鹏先生则认为“半江红树”的“红”是形容江的。江面没有被斜阳照射的一边是碧绿的,被斜阳照射的一边是嫣红的。人们自然会想起白居易有名的诗句“半江瑟瑟半江红”。
我认为这句诗应该是春天之景,理由如下。
首先,从《真州绝句》组诗的写作时间来看。王士祯所写的《真州绝句》一共有五首。我们看一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的目录就会发现,这五首诗排在“《维扬萧尺木画册四首》壬寅稿”下面,壬寅应该是康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662年。当时,王士祯二十九岁,这首诗应当是1662年写的。查《渔洋山人年谱》可知,这一年,他在扬州做推官。真州在扬州西南六十里,他的《真州绝句》(其一)写道:“扬州西去是真州,河水清清江水流。”从这里可知王士祯对真州是比较熟悉的。其中,《真州绝句》(其二)说:“白沙江头春日时,江花江草望参差。行人记得曾游地,长板桥头旧酒旗。”写了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白沙洲一带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野草,一眼望去,煞是招人喜欢,是人们游春的好地方。那长板桥边的酒店,悬挂着引人注目的酒旗,更是人们休憩、观景、叙谈的好场所。这首诗写出了人们在春天到白沙头游乐的欢快情景。由此可知《真州绝句》肯定是写春天的景色。再看《真州绝句》(其五):“江乡春事最堪怜,寒食清明欲禁烟。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第一句“江乡春事最堪怜”是《真州绝句》组诗的总结性诗句,是说真州春天的景物最可爱,也是《真州绝句》组诗的诗眼。其中第二首和第五首都写明是春天,所以第四首也是春天写的,也是写春景。因此这句诗是写春天之景。
其次,从“杨柳”的意象来看。清朝诗人所写的“杨柳”意象,要么是歌咏春天之景,要么是伤春惜春。总之,是写春天的景物。如张问陶的《阳湖道中》:“百分桃花千分柳,冶红妖翠画江南。”魏源的《三湘棹影》:“溪山雨后湘烟起,杨柳愁杀鹭鸥喜。”沈德潜的《过许州》:“到处陂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平畴。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王士祯的《真州绝句》(其四):“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也写了杨柳的意象,这首诗也应该是描写春天之景。因此,“半江红树卖鲈鱼”所写之景应是春天的景色,而不是秋天的景色。
为什么认为“半江红树卖鲈鱼”是写秋天景色呢?我的理解是如下:
其一,犯了“就诗论诗”的毛病。鲁迅在《草(六至九)》中指出:“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我们分析、赏析诗歌,一定要顾及全诗。如果是组诗,一定要顾及整个组诗,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这首诗。否则,“就诗论诗”就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
其二,受宗梅岑《读阮亭先生真州绝句漫作》的影响。惠栋在《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里引了宗梅岑的这首绝句,全文如下:“板桥山色晚秋初,楚泽真州画不如。我爱新城诗句好,半江红树卖鲈鱼。”此诗对于王士祯的《真州绝句五首》,特别推重第四首,还引用这首诗的“半江红树卖鲈鱼”,称为“诗句好”。宗梅岑认为此首诗的艺术特色是诗中有画。不但诗中有画,而且胜过画,画出来也不如诗。这一点宗梅岑先生是别具眼力的。但宗梅岑认为“板桥山色晚秋初”,认为《真州绝句五首》是描写秋天的景色,这就有问题了。原来宗梅岑读“半江红树卖鲈鱼”,读成“红树”,成了“霜叶红于二月花”,所以说成“晚秋初”了。可是这五首诗写的是春天的景物,不在晚秋,是写“半江红”,不是写“红树”,所以不对了。
其三,是受杜牧《山行》诗的暗示。人们一看到红树的字眼,第一反应就会想起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很自然会联想此“红树”可能是枫树的叶子经霜变成红色。再加上没有顾及整个组诗,很自然地认为这句诗是写秋天的景色。
参考文献:
[1]刘利等.古代诗词曲名句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2]赵传仁.诗词曲名句辞典[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3]马美信,贺圣遂.中国古代诗歌欣赏辞典[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
[4]艾治平.历代绝句精华鉴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5]中央电大古典文学教研组.古典文学鉴赏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2
[关键词] 王肃；礼记学；后世影响
[中***分类号] K2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45―10
Abstract：As the scholar centering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after Lu Zhi and Zheng Xua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Wang Su stands unique among other scholars with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Rites and On Taking Sages' Discourses as evidence. Wang Su's opinion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Zheng Xuan's. His treatise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and its spread and inheritance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later scholars of the study. Especially， he disagreed with Zheng Xuan on understanding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Rites. Meanwhile， later scholars from the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modern times either confirm or disapprove Wang Su's study， which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time of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s， but also presents that， apart from Zheng Xuan's 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 there are other opinions with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which deserves the scholars' concerns and researches in the later times.
Key words：Wang Su；study of The Book of Rites；influence on the later scholarship
一王肃礼记学的资料及传承
处在汉末三国时代，主要活动于曹魏时期的王肃，与礼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就其著述而言，如在《礼记》方面，继东汉卢植、郑玄分别有注《礼记》二十卷之后，王肃则有注《礼记》三十卷。
陆悦鳌毒典释文・序录》。张一弓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下栏。此外，郑玄有三《礼》音各一卷，王肃也有三《礼》音各一卷，而《七录》只说王肃撰有《礼记音》。
同上，第16页上栏。
根据《三国志・魏书》卷十三《王肃传》的记载，一方面王肃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王朗为曹魏初期的重臣，其本人则自魏文帝曹丕至于高贵乡公曹髦时期，历任各种官职，是位重要的***治人物。另一方面，王肃又有家学渊源，其父即为经学家，曾经“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咸传于世”；王肃本人在十八岁时“从宋忠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又在经学方面，最初是“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后来则“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并多有其他著述，“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而且生前传学，至于“门生\者以百数”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14、419页。，也就是说亲近而为师服丧服的学生弟子很多，足见其当时的学术影响。
就王肃对郑玄学术的态度来说，在《孔子家语序》中，王肃自有言说而略见其详。他说：“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然世未明其E情，而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人，乃慨然而叹曰：岂好难哉，予不得已也。”
《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95册，第页。由此可知，正因为当时郑玄学术的影响之大，王肃从一开始也多有学习，只是随着研习深入，王肃发现郑学中的问题并形成自己的***见解而不能不发。无独有偶，与王肃的“不好郑学”及其官学地位成对比的，则是郑玄学派的传人依然以私学传承，并且与王肃相辩驳，有史为证：“时乐安孙叔然，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徵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19、420页。这不能不令后人感叹当时学术的一种风貌，也开启了后世经学史上郑王之辨的先声。
王肃的《礼记注》，原书已无可见，只是在传世文献散见的引用中可以看到一些具体材料，从中既可以了解其与汉代注疏家马融、卢植和郑玄所注《礼记》观点的异同，也可见王肃礼记学本身的一些特点。
最新近的研究，可参考刘丰《王肃的三礼学与“郑王之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郭善兵《郑玄、王肃 比较研究》，《泰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最典型的传世材料，应该就是比较多地集中在唐代杜佑《通典》、陆德明《经典释文》和孔颖达《礼记正义》，以及南朝宋裴S《史记集解》和唐代官修《晋书》等文献当中所保留的王肃《礼记注》的相关信息，这些文献中大致有190余条王肃注，其中王肃与郑玄的解说同义的有30余条。
参考李振兴《王肃之经学》第四章“王肃之三礼学”第三节“王肃之礼记学”中有具体的考释和论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9页-第672页。
经统计，在《经典释文》中引述和保留王肃《礼记注》的内容，计有23条，除了一条讲到关于《月令》“蔡伯喈（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之外，多数是针对字词音义的训读和解释。《通典》中提到王肃的有40余处，包括王肃议礼的内容，其中有33条涉及《礼记注》，而且在内容上除了一些字词音义的训读和解释之外则丰富很多，从中可以看到王肃《礼记注》与马融、卢植、郑玄《礼记注》的异同。《礼记正义》引述和保留的王肃《礼记注》的内容有70条，在内容上，既包括《经典释文》引述的王肃对于《礼记》中字词音义的训读和解释，也包括涉及礼学学说的注解，同样是很丰富的。另外，《史记集解・乐书》当中保留有王肃《礼记注》63条，其中除了《檀弓上》2条之外，集中在《乐记》的有61条。
同上。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王启发：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其他保留了王肃《礼记注》的晋唐之间的文献，则有如李振兴《王肃之经学》中所例举的，还有司马贞《史记索隐》有2条（《乐记》2条），张华《博物志》有1条（《檀弓上》1条，卷八，与《礼记正义》为同一条），《后汉书・祭祀志》注有1条（《礼器》1条），《晋书》有3条（《祭法》3条，礼志，卷十九），《魏书》有7条（《檀弓上》1条，见于卷一百八之二；《王制》1条，见于《刘芳传》；《月令》5条，见于《刘芳传》），《宋书》有5条（《祭法》3条，卷五十五、礼志2条），《南齐书・礼志》有1条（《礼器》1条），《隋书》2条（《王制》1条，见于卷七；《月令》1条，见于《牛弘传》）
除了《礼记注》，王肃《圣证论》、《孔子家语注》当中的礼学观点也成为后世如《礼记》的注疏及史籍引述和关注的方面，尽管是或有所肯定与否定，或在于“是郑”、“非郑”的选择当中。
二王肃“礼记”学涉及的几个礼学问题
如果说王肃《礼记注》的传承有着与郑玄《礼记注》的流传不甚相同的意义的话，那么应该说，王肃通过注解《礼记》围绕着一些礼制问题所体现出的礼学观点与郑玄的不同，则成为汉唐之间礼学发展史当中很重要的方面。这些问题，有的则保留在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记述中，有的则保留在杜佑《通典》的相关记述中。
据《隋书・经籍志一》录有“《圣证论》十二卷，王肃撰。”（中华书局，1973年，第4册，第938页）可知，唐人所见王肃礼说即据于此书。这里略举其例可见其貌。
（一）关于郊祭之为周礼、鲁礼的问题。
郑玄认为《礼记・郊特牲》所记是鲁国之礼，而非周礼；王肃则承袭董仲舒、刘向的说法而反驳郑玄，认为属于周代所行之郊礼。
（1）关于这个问题，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郊特牲》开篇部分的疏解中讲到：“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案《圣证论》以天体无二，郊即圆丘，圆丘即郊。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今具载郑义。”又说：“兼以王氏难郑氏，谓天有六天，天为至极之尊，其体祗应是一。”如前引《三国志・王肃传》所记，《圣证论》为王肃所作，其中汇集了很多驳难郑玄礼说的内容。孔颖达则有所倾向地指出：“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语》之文，谓大、炎帝、黄帝五人之帝属，其义非也。又先儒以《家语》之文，王肃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肃以郊丘是一，而郑氏以为二，……王肃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与圜丘同配以后稷。郑必以为异，圜丘又以帝喾配者，郑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鲁礼，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郑必知是鲁礼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鲁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戴冕b十有二旒。’故知是鲁礼，非周郊也。”《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中册，第766-767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从孔颖达的是郑、非王的举证和议论中，可见郑、王观点上关键性的区别。
（2）针对《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一句，郑玄有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圆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齐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一方面指出：“此等之说非也，谓董仲舒、刘向而为此说。”同时又指出王肃对此说的继承：“王肃用董仲舒、刘向之说，以此为周郊。……郑康成则异于王肃， 上文云迎长日之至，自据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据鲁礼也。”
同上，第796页。接着，孔颖达引述王肃《圣证论》中对郑说的非议：“《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长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为迎长日谓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为冬至之日。说其长日至于上而妄为之说，又徙其始郊日以至于下，非其义也。”这里，王肃认为按照郑玄的理解是不符合经文本义的。而且，“玄又云‘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则不能记斯礼也；苟其不愚，不得乱于周、鲁也。”这里，王肃明确批评郑玄混淆了周礼和鲁礼。再有，“郑玄以《祭法》E黄帝及喾为配圆丘之祀，《祭法》说E无圆丘之名，《周官》圆丘不名为E，是E非圆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E喾为圆丘，又《大传》‘王者E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乱礼之名实也。”这里，王肃认为郑玄是在名实上混淆了祭祖的E祭与祭天的圆丘郊祭。 同上，第797页。
那么，对于郑玄的“鲁郊说”的认识，孔颖达《礼记正义》一方面通过引经据典地解说来证明和肯定郑玄《礼记注》的合乎经义，即：“必知鲁礼者，以《明堂》云：‘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纾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杂记》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鲁礼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证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鲁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与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另一方面，孔颖达又指出南北朝时学者崔灵恩、皇侃对王肃之说的采用，以及郑学者对王肃问难的回应，亦即：“但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故《左传》云‘启蛰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二郊也。若依郑康成之说，则异于此也。……故《圣证论》马昭引《谷梁传》以答王肃之难，是鲁一郊则止。”
同上。
总之，在郊礼之祭与圜丘之祭的问题上，王肃和郑玄的解说是不同的，正像《礼记正义》说到的那样：“郊、丘大事，王、郑不同，故略陈二家所据而言之也。按《圣证论》及《异义》，皆同《Y梁》之义，鲁转卜三正之内，一郊则止。而崔氏、皇氏以为鲁冬至郊天，夏至又郊，凡二郊，非郑义也。”
同上，第798页。尽管孔颖达对郑玄说极力维护而不认同王肃的说法，但是也还是保留了不少王肃的意见和学说，为后世学者的辨析留下了相应的资料。而且实际上实行的郊祭和学术上持论还有不同，按照清人的说法：“后儒各宗其师说，故历代郊祀之制，互有变易。宋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为上帝云。”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册，第771页。
（二）关于社祭的对象之为人鬼、地神的问题
郑玄认为祭祀社稷的礼，祭祀的是地神，而王肃认为祭祀的是人鬼。
在《礼记・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句下，郑玄有注云：“大社，王为群姓所立。”就此，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知‘为群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义，先儒所解不同。郑康成之说，以社为五土之神，稷为原隰之神。句龙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播五谷之功，配稷祀之。”不止于此，孔颖达还以“郑必以为此论者”而引述《郊特牲》、《礼运》、《王制》当中的相关文字进行一番论证来加以解说和肯定。不过，在说明了郑玄的说法之后，孔颖达又举出包括王肃在内的不同说法称：“若贾逵、马融、王肃之徒，以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中册，第790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接着，孔颖达进一步列举了几段王肃问难于郑玄说，以及通郑学者回应王肃而作的反驳，从中可见两派意见和王肃的礼记学之一端。
（1）在《圣证论》中王肃问难于郑说云：“《礼运》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应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对此，郑学者马昭（之）等回应说：“天体无形，故须云定位。地体有形，不须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这是从经文的不同解读上来认识社祭对象的，王肃认为既不言“定地位”就不是以地神为对象，郑学者则说只讲“列地利”就明确是以地神为对象的了。
（2）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祭天牛角茧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岂庶民得祭地乎？”对此，为郑学者回应说：“以天神至尊而简质事之，故牛角茧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贵，天子祭社，是地之别体，有功于人，报其载养之功，故用大牢，贬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冕，取其阴类，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泽、神州之地也。”这是从祭天地与社祭在仪礼装束规格、行祭者身份上来判断，王肃认为社祭应该不是以地神为对象，否则规格降低，而且庶民也得以祭地神了；郑学者则认为正因为是祭地神的，所以才会规格低于祭天，并以阴对地，而且庶民社祭，也并不就是代表天下的方泽、神州之地神的。
（3）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召诰》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龙，更无配祭之人。”为郑学者回应说：“是后稷与天，尊卑所别，不敢同天牲，句龙是上公之神，社是地o之别，尊卑不尽县绝，故云配同牲也。”这里是从用牲规格来判断的，王肃认为社祭用三牲可知就是以句龙人神为对象的，郑学者则认为社祭地神以句龙配祀不存在尊卑悬殊的问题。
（4）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后稷配天，《孝经》言配天明夫，后稷不称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传云：‘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龙也。”为郑学者回应说：“后稷非能与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称天。句龙与天同功，故得云祀以为社，而得称社也。”这是从人神能否作为天地神的代表的认识来判断的。王肃认为，以后稷配祀天神而不能称天神，句龙并不是配祀社神的，那么其本身就是社神；郑学者则说，句龙得以配祀地神是因为他代表地神的功劳与天神相当，所以称社没有问题。
（5）王肃又问难于郑说云：“《春秋》说伐鼓于社责上公，不云责地o，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郑注云：‘社，后土也。’《孝经》注云：‘后稷，土也。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则句龙也。是郑自相违反。”为郑学者回应说：“伐鼓责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责上公言之。句龙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传》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称后土，与句龙称后土名同而无异也。郑注云‘后土’者，谓土神也，非谓句龙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礼。’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灵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o也。’是社祭地o也。”这是从郑注中“后土”是否指句龙，以及与其为上公人神说是否矛盾而言的。王肃认为，郑玄既然解释社为后土，又说句龙为后土，而据《春秋》则社神是上公人神而非地o，可见郑玄说的自相矛盾；郑学者则认为，郑玄注中后土不是指句龙，而是指土神，并且明确社祭祭祀的是地神。
以上这么多个回合的问难与答辩，充分体现了王肃与郑学者论说中的经典依据的不同和在礼学问题认识上的不同，从而在晋唐之际乃至后世，就形成了不同礼学学派之间的辩论和相互质疑。
另外，杜佑《通典》当中也有就以上问题而夹叙夹议的记载：“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立社稷者，为万人求福报功也。人非土不立，非Y不生，不可遍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经籍灰烬，互执不同。郑玄注：‘社稷者土Y之神，勾龙、后稷以配食也。’按所据《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君南乡于北墉下，E阴之义。’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礼》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乐用灵鼓。大丧，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E而行事。王肃云：‘勾龙、周弃并为五官，故祀为社稷。’按所据《左氏传》云‘勾龙为后土，祀以为社’，故曰‘伐鼓于社，责上公也’。今俗犹言社公，上公之义耳。又，牲用太牢，与地不同。若稷是Y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灵恩云：‘二家之说，虽各有通途，但昔来所习，谓郑为长。’”当然，杜佑也是持认同郑说的观点，所以他又说：“故依郑义试评曰：按崔灵恩以郑为长，当矣。”反过来对王肃说则不予认同。《通典》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92年，第2册，第1266页。
不过，后世学者在判断郑王之说得失的时候，也多有自己的见解，如南宋的杨复就说：“王郑之学互有得失，若郑云勾龙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种之功，配稷祀之。则郑说为长。”
宋卫撰《礼记集说》卷六十四。《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册，第372页。这当然是直接肯定郑说的。还有，清代学者秦蕙田则列举郑王各自的得失而加以对比说：“案两家互有得失。郑得者，勾龙配社后稷配稷，一也；地称后土，勾龙称后土，名同而实异，二也；驳社是上公，驳勾龙、弃先五岳而食，三也。其失者，社即地示，一也；稷为原隰之神，二也，稷是社之细别，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定地位一难，牲牢裘冕二难，二也；驳郑自相违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勾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一也；无配食明文不得称配，二也；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
《五礼通考》卷四十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5册，第1041页。这种对两家之说既有肯定，又有质疑的态度，也体现了一些后世学者细致辨析的学术公允立场。
（三）关于天子庙制之礼的问题，
对于天子庙制，王肃与郑玄的解说有所不同，后来郑学者以《丧服小记》“王者立四庙”为据而提出“四庙之制”，而王学者则主张立七庙。
王肃与郑玄的不同说法，主要集中在杜佑《通典》的记述中。《通典》记载说：“郑玄云：‘周制七庙，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并而七。’（太祖，后稷。）王肃云：‘尊者尊统于上，故天子七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其礼与太祖同，则文武之庙是。’”对于郑玄的说法，杜佑又引申说明：“按玄注《王制》据《礼纬・元命苞》云‘唐虞五庙，殷六庙，周七庙’。又注《祭法》云：‘天子迁庙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
《通典》卷四十七。第1299页。这表明是郑玄《礼记注》中的观点。
而就王肃反对郑玄的说法，杜佑也有记述，即王肃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迁之庙。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庙，并不以为常数也。凡七庙者，不称周室，不及文武，而曰天子诸侯，是同天子诸侯之名制也。孙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庙。有一国者事五代，所以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祭法》云‘远庙曰祧'，亲尽之上，犹存二庙也。文武百代不迁者，《祭法》不得云‘去祧为坛'。又曰‘迁主所藏曰祧'，‘先公迁主藏后稷之庙，先王迁主藏文武之庙'，是为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亲庙四与太祖皆月祭之，二祧享尝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则享尝，非礼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殇五，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此为下祭五代来孙，则无亲之孙也，而上祭何不及无亲之祖乎？”
同上，由此可见，王肃之说也是以《礼记》为根据，或者说就是王肃《礼记注》中的观点。
有关天子庙制的郑玄、王肃说法的不同，直到唐朝还有直接影响，如《通典》记载，唐贞观九年{祖崩，修太庙。中书侍郎岑文本议曰：“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辨，是非纷而不定。”进而又说：“《春秋b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是以晋宋齐梁皆依斯义。”最后其主张说：“若使违群经之正说，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遵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参详，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制。”也就是说认同“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的王肃的七庙说，此议得到朝廷认可而从之。
《通典》卷四十七。第1311页。
王肃反对郑玄此说，历史影响深远，议论不止。不过从学术判断来说，如果按照清代学者陈启源的说法，辨别郑王“二说之是非”，“止据商书七世之庙一语可断之矣”。而且，一是因为“郑信韦玄成议而不见《古文尚书》，故有此谬”，二是“王氏之说实祖《礼器・王制》、《荀卿书》、《b梁传》及刘歆、马融之言，其来已久，郑何弗之信乎？”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5册，第771页。可见，这也是“是王”而“非郑”的观点。同样，
又如清人秦蕙田在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也是持肯定王肃说的观点，他说：“案天子七庙之制，诸儒多言自虞夏以来，惟郑氏据《礼纬》有虞夏五庙，殷六庙，周七庙之说；王肃著《圣证论》以非之，当矣！而孔疏又引马昭难王义，以附会郑注，遂启后人之疑。然王说之是，后多信之。至马说之谬，尚未有夺其所据而详辨之者。”
《五礼通考》卷五十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5册，第页。
（四）关于三年之丧行祥V之礼的月数问题
郑玄主张，三年之丧以服丧二十五个月而行大祥祭之礼，二十七个月而行V祭之礼，中间间隔一个月。王肃则主张，三年之丧以服丧二十五个月而行大祥祭之礼，当月即行V祭之礼。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檀弓上》“孟献子V，县而不乐”句下，有如下的记述和说明。
（1）孔颖达首先指出：“其祥V之月，先儒不同，王肃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为V，二十六月作乐。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缟，是月V，徙月乐’，又与上文鲁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逾月则其善。’是皆祥之后月作乐也。又《间传》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又《士虞礼》‘中月而V’，是祥月之中也，与《尚书》‘文王中身享国’谓身之中间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是僖公之丧，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纳币，礼也。’故王肃以二十五月V除丧毕。”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上册，第190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显然，王肃说的依据是来自于《礼记》等经典。
而就所谓“郑康成则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V，二十八月而作乐，复平常”，同样是依据《礼记》的。所以孔颖达有讨论说：“郑必以为二十七月V者，以《杂记》云父在，为母为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V。为母为妻尚祥、V异月，岂容三年之丧乃祥、V同月？若以父在为母，屈而不伸，故延V月，其为妻当亦不申祥、V异月乎？若以中月而V，为月之中间，应云月中而V，何以言中月乎？案《丧服小记》云‘妾y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y’，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谓间隔一年，故以中月为间隔一月也。”这里，孔颖达是在给郑玄说找到了诸多《礼记》中的经文来证明的。
（2）此外，孔颖达还记述了王肃问难于郑说的话语云：“若以二十七月V，其岁未遭丧，则出入四年，《丧服小记》何以云‘再期之丧三年’？”对此，孔颖达将郑玄说与之对比，而找出郑玄说的根据：“如王肃此难，则为母十五月而V，出入三年，《小记》何以云‘期之丧二年’？明《小记》所云，据丧之大断也。又肃以月中而V，案《曲礼》‘丧事先远日’，则大祥当在下旬，V祭又在祥后，何得云‘中月而V’？又V后何以容吉祭？故郑云二十七月也。戴德《丧服变除礼》‘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V’，故郑依而用焉。”
同上，第191页。
清代学者则从《礼记》的其他篇中给郑王各自的说法找到依据，并且引出后世的新说：“案汉儒郑氏主二十七月，据《服问》‘中月而V’，援‘中年考校’证之，谓中月中间一月也。魏儒王肃主二十五月，据《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且援‘文王受命唯中身’，谓中月即在此月之中也。唐儒王元感谓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乃毕据《丧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
《钦定礼记义疏》卷九。《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4册，第284页。又：唐代王元感之说见于《旧唐书》卷九十一《张柬之传》，张柬之则著论驳之，以“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为说。中华书局，第9册，第2936页。可见，上述各种的说法都是从《礼记》的经文当中引出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对郑王之说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家礼附录》记载，北宋司马光以为：“《士虞礼注》云自丧至V凡二十七月，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V祭在祥月之中。今律敕三年之丧，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违也。”南宋朱熹则说：“二十五月祥后便V，看来当如王肃之说，于是月V，从月乐之说为顺，而今从郑之说，虽是礼疑从厚，然未为当。”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2册，第587页。朱熹说又见《朱子语类》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第2283页。可见前者从郑玄说，而后者从王肃说。然而朱熹又说：“今既定以二十七月为期，即此等不须琐细。如此寻讨，枉费心力，但于其间自致其哀足矣。”
《晦庵集》卷六十三《答胡伯量・论中月而V》。《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第6册，第3284页在朱熹看来，没有必要纠缠于两者之间，既定则从为好。
（五）关于E之礼大小的问题
这是在宗庙祭祀当中的E祭与祭，何者为大祭的问题。郑玄认为大E小，王肃与郑玄不同，认为E大小。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E一靡坏”句后的疏文中说：“其E大小，郑以《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为大事。”又说：“若王肃、张融、孔晁皆以E为大，为小，故王肃论引贾逵说吉E于庄公。E者，递也，审递昭穆迁主递位，孙居王父之处，又引E于太庙。《逸礼》‘其昭尸穆尸，其祝辞总称孝子孝孙’，则是父子并列。《逸礼》又云‘皆升合于其祖’，所以刘歆、贾逵、郑众、马融等皆以为然。郑不从者，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上册，第390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里，孔颖达明确指出，因为郑王两派之说经典依据的不同，对E大小的理解和认识也就不同。
另外，杜佑《通典》中也有记载说：“E二礼，俱是大祭，先贤所释，义各有殊。马融、王肃皆云E大小；郑玄注二礼，以大E小；贾逵、刘歆则云一祭二名，礼无差降。数家之说，非无典据，至于弘通经训，郑义为长。”
《通典》卷四十九，第1379页。 可以看到，孔颖达和杜佑所代表的唐代学者多数是肯定郑说而弱化王说的。
清代学者陈启源在讲到这个礼学问题时，则有自己的判断。他说：“古经缺略，无从断其孰是。以鄙见论之，贾、刘、杜之说长也。孔疏释诗专据郑笺为说，……宋儒则从王义。”
《毛诗稽古编》卷十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5册，第772页。又顾栋高也说：“郑王异同处多，似王优于郑。”其著《春秋大事表》即主王说。而且，顾氏还指出，导致各种分歧的原由在于“盖以三年一，五年一E”，“遂至E并在一年，致有远近之说纷纷”。
《毛诗类释》卷六《释祭祀》。《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8册，第68页。其实，后世学者对郑王之说的莫衷一是，各有学理义理所据，只是见仁见智。
（六）关于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之服的问题
在《礼记・檀弓上》“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句后，郑玄注云：“疑所服也，亲者属大功是。”对此，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因为《仪礼・丧服》没有明文规定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等级，《丧服》所以子游不能确定是否服大功之服。说到郑玄所云“亲者属大功是”，孔颖达则引申说明道：“郑意以为同母兄弟，母之亲属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则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亲生，其兄弟是亲者血属，故降一等而服大功。”也就是说，郑玄是认同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丧服的，因为既然是同母也就是有亲缘关系的，所以只比同父同母兄弟降一等而已。但是，王肃认为郑玄的说法不对，亦即《礼记正义》所引述的那样：“案《圣证论》王肃难郑：‘礼，称亲者血属，谓出母之身，不谓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则出母之父母服应更重，何以为出母之父母无服？’”这里，王肃的意思是按照礼的规定称亲属是指与出母之间的身份关系，而不是指为出母的孩子服丧服的关系。如果说以血缘而论就为出母之子服大功的话，那么为同样与出母有血缘关系的出母的父母的丧服应该更重，但是为什么礼上规定的是为出母之父母无服呢？那么，按照《礼记正义》引述王肃的说法：“同母异父兄弟服大功者，谓继父服齐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这就是从为继父服齐衰而为其子则降一等为服大功之服了。郑学者马昭则反难王肃说：“异父昆弟，恩继于母，不继于父，肃以为从继父而服，非也。”《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上册，第232页，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另有南朝齐学者张融，“以为继父同居有子，正服齐衰三月，乃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互（元、玄）说是也”
同上。“互”字又有作“元”或“玄”者。。
此外，杜佑《通典》卷九十一有记载说：三国魏尚书郎武竺有同母异父昆弟之丧，以如何服丧服而咨询于王肃，王肃据子思书曰：“言氏之子，达于礼乎？继父同居服周，则子宜大功也。”对于王肃的说法，南朝宋宋庾蔚之有评论说：“《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者也，从之不亦可乎？”而南朝齐张融则反对王肃的说法称：“与己同母，故服大功，而肃云从继父而降，岂人情哉！”
《通典》中华书局本，第3册，第2496页。可见，认同王肃说与否，也是各有其说。
三王肃礼记学的后世影响
王肃的《礼记注》及其礼学，在魏晋时成为官学。杜佑《通典》当中记载了很多王肃参与曹魏朝廷议礼之事，表明其说深得重视。直到晋朝，王肃学说亦为***显学。所以后来史书上有评价说：“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所谓共同轨文，四海画一者也。”
《魏书》卷一百八之四《礼志》，北魏孝明帝时太尉王怿的上表中所言。中华书局，1974年，第8册，第2806页。
但是，进入南朝，王肃的学术地位随之下降，如在宋武帝时，永初元年“冬十月辛卯，改晋所用王肃祥V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1册，第56页。还有：“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V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绅之士，犹多遵玄议，宜使朝野一体。’诏可。”
《宋书》卷十五《礼志二》。同上，第2册，第392页。或是以此为标志，郑学的官学地位逐渐确立。直到唐代，特别是杜佑《通典》和孔颖达《礼记正义》，都是多以郑学为是，以王学为非，多见“王义非也”，“郑氏之说是矣，肃之为说又不通矣”一类的断语。不过，唐代也有如赵匡（伯循）针对郑玄以纬书注经而提出批评，间接肯定了王肃：“至云祖之所自出，谓感生帝灵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纬，始于汉哀平间伪书也。故桓谭、贾逵、蔡邕、王肃之徒疾之如仇，而郑玄通之于五经，其为诬C甚矣。”
卫《礼记集说》卷八十四。《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册，第751页。
就郑王学说的争议，还在延续。王肃之说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内容也多得到后世学者的肯定。到了宋代，随着对郑玄学说批评的增多，对王肃之说加以肯定的提法亦渐多。比如针对“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北宋王安石新学人物马孟就说：“此对祈b之郊则为始，故言始郊。周礼冬至日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圜丘与郊一也。王肃曰郊则圜丘，圜丘则郊，盖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坛，由是言之则始郊乃周之礼。康成以为鲁礼，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则又非也。”
卫《礼记集说》卷一八。第119册，第388页。还有南宋朱熹的弟子杨鸵菜担骸爸J霞E在郊上便谓E大于郊，遂强分圜丘于郊为二。以E为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而以喾配之以郊为祭感生帝于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谓E郊皆为配天矣，遂并以祖宗为祀五帝于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轻肆臆说，附经而行，居之不疑。王肃诸儒，力诋其非，不能胜也。此无他，王肃诸儒之说正矣。”
卫《礼记集说》卷一八。同上，第340页。
再有，根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提到《礼记・中庸》“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的前半句，“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上栏。，王肃本保留了一个“反”字，使得句式句意更为顺明，从而深得宋儒程颐和朱熹的肯定。程颐就说：“小人更有甚中庸，脱一‘反’字。”小人怎么可能做到中庸呢？因为“小人不主于义理”，所以就“无忌惮”，既然“无忌惮”，所以就是“反中庸”的。小人也有“其心畏谨而不中”的时候，这“亦是反中庸”。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册，第160、161页。朱熹则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又说：“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
朱熹《中庸章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和“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句后。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9页。朱熹还在他处有进一步的引申和辨析说：“若论一章之语脉，则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当平解两句之义，以尽其意。不应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别解他说也。故疑王肃所传之本为得其正，而未必肃之所增。程子从之，亦不为无所据而臆决也。诸说皆从郑本，虽非本文之意，然所以发明小人之情状，则亦曲尽其妙，而足以警乎乡原乱德之奸矣。”
朱熹《四书或问》卷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7册，第页。可见，对王肃本中“小人反中庸”的采纳，成为解释“中庸”的意涵和认为小人有无“中庸”的关键。至少程颐和朱熹在解读中肯定了王肃传本的合理性。
朱熹不仅对郑玄有很好的评价，言称“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还说《礼记》“郑注自好”；也注意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的情况；同时，朱熹又对王肃礼记学有评价比较高，说：“《礼记》有王肃注，煞好。”
《朱子语类》卷八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第6册，第2226页。在其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的注文当中，保留了很多王肃的解说。朱熹的弟子黄帧⒀罡幢嘧氲摹兑抢窬传通解续》也引述王肃的礼说有八十余处。可见对王肃礼学的重视。而且杨复关注王肃礼说，如针对王肃“以E为五年殷祭之名”的说法，一方面感慨“其择犹未精，其义犹未彰也”，另一方面又说“唐赵伯循生于二千岁之后，独得其说于《祭法》、《大传》、《小记》、《子夏传》之中。”
卫《礼记集说》卷一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9册，第340页。可见，这也是强调和肯定王肃的礼记学对后世学者的启发与影响。
还有，南宋陈祥道在“天子七庙”的问题上对郑玄说提出质疑，并对王肃说加以认同。他说：“郑康成之徒以《丧服小记》言王者立四庙，则谓周制七庙，文武为二祧，亲四庙而巳，则文武不迁之庙在七庙内，是臆说也。王肃《圣证论》曰礼自上以下，降杀以两，使天子诸侯皆亲庙四，则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别也。又王祭殇五，而下及无亲之孙，上不及无亲之祖，不亦诡哉。王舜中、刘歆论之于汉，韩退之论之于唐，其言皆与肃同，盖理之所在者，无异致也。”
陈祥道《礼书》卷六十七。《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0册，第433页。这是对王肃之说上有所承而下有同道的一种肯定。陈祥道又在“天帝之辨”的问题上指出，对于郑说的“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是有所辩难的，但是就王肃的说法而言，“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
陈祥道《礼书》卷八十八。《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0册，第553页。这里陈祥道对王肃之说既有肯定，也有否定。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中引述王肃注《礼记》之说有10余条。其中有仍其旧说者，如《曲礼上》“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郑玄注云“丈或为杖”，孔颖达疏云“王肃作杖”，朱熹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卷六有称：“郑注丈或为杖，王肃以为古人讲说用杖指画，故使容杖也。”
《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31册，第114页吴澄则承袭而照录。
《礼记纂言》卷一中。《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1册，第36页。也有对王肃说引申证明者，如《内则》“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孔颖达《正义》曰“王肃、杜预并以为接待夫人以大牢”，卫《礼记集说》卷七十一称“案王氏曰：接以大牢者谓接待夫人以大牢。”
《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8册，第509页。吴澄则引述并证明说：“王氏曰：‘接以大牢谓接待夫人以大牢。’今按《春秋传》桓公六年‘子同生接以大牢。’”
《礼记纂言》卷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1册，第76页。还有照录其说者，如《内则》“芝椤⒘狻骸⒃妗⒗酢㈤弧⑻摇…”，孔颖达《正义》引述说：“庾蔚云：‘无华叶而生曰芝椤！……王肃云：‘无华而实者名椋皆芝属也。”卫《礼记集说》卷七十直接引述，吴澄也是照录之。同上，第84页。但是吴澄也有对王肃说不认同者，如针对《檀弓上》有关同母异父之昆弟死服大功的问题，吴澄除了引述其它礼书已有的包括郑玄、王肃、马昭的观点之外，还说：“按礼，继父同居有子者服齐衰三月。王肃乃云其子降继父齐衰一等，故服大功，是以继父齐衰之服为期服也。张融既驳其非矣，方氏又袭其误以为继父服期，何哉？”这里的方氏指宋人方悫。
《礼记纂言》卷十四上。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1册，第358页。此段明显是吴澄并不认同王肃之说。
元代黄泽在《辨王肃郊祀义》中直接辨析“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祭”之说，并提出质疑说：“肃欲废五天帝而以五人帝当之，可乎？”而且评判郑、王之说为“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又说到晋武帝为王肃外孙，“故用其说并方圜二丘而祀南郊”，但是“历代无所因袭”。
唐顺之《稗编》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53册，第477-478页。可见其对王肃之说的不以为然。而黄泽的学生赵P在《答徐大年书》中则说：“郑康成三E五帝六天纬书之说，岂特足下疑之，自王肃以来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陈陆、叶林诸公，其攻击亦不遗余力矣。”又说：“向来尝感杨信斋（杨复）讥郑康成读《祭法》不熟，杜佑读《大传》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肃，未知读书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虽信斋未可忽也。王肃亲注《家语》而自废五天帝之说，苟无卓然之见，读书虽熟，犹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
《东山存稿》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21册，第页。 这则是借着点评宋人批评郑玄、杜佑一系之说而指摘王肃之说的。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对《王制》篇“天子七庙”的理解上，则对王肃说表示肯定，他说：“七庙，以刘歆、王肃之说为正。”
《礼记章句》卷五。岳麓书社，2011年，上册，第326页。另外，在《郊特牲》关于郊祭之礼的理解上，王夫之也对王肃说有所肯定。他说：“其云‘迎长日之至’，即所谓冬至祀天于圜丘，自其去国中之远近则谓之郊，自其兆位之所在则谓之圜丘，其实一也。戴氏当汉之初，邪说未兴，故其言简明而不妄。其后方士醮祠之说兴，始多为神号以愚目。及王莽之世，谶纬I起，光武因之而不能革。垂至郑氏，附以星家之言，迂鄙妖诞，同于俗巫诬经教以伸其邪论。至于曹保信高堂隆之***辞，析郊与圜丘为二，别立圜丘于委粟，自是以来，唯王肃所说，虽未能尽合礼文之本旨，犹为近似。”
《礼记章句》卷五。岳麓书社，2011年，上册，第643页。这也是从批评郑玄的认识上而认同王肃之说的。
再有，清代学者***龄在与门人问答中，多有涉及对王肃的评价。比如，其门人盛唐问道：“郑康成谓E是郊天，而王子雍非之，此礼已明白久矣。今复有墨守郑说者，谓议礼之家各有师承，吾l师康成，则何能顾王说耶？”对此，***回答说：“夫E之非郊，不必王子雍《圣证论》知其误也，康成是说，原据韦玄成谬论，而玄成之谬，则在当时司徒掾班彪已早斥之，谓礼文缺微，未可偏定。然而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皆玄成之说），不如刘歆之论之博而笃也。是韦、匡一误而刘歆正之，康成再误而王肃又正之，徒腻逐康成车后，已无益矣！况唐宋议礼家，其是王否郑者已成铁案。妄作哓哓，有何足辨？特予辨经法，不较门户，不审问韦刘王郑当日是非，而祗以经断之。”
《经问》卷七。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1册，第79页。又其门人徐东说到：“若旧议郊祀之礼，郑玄谓圜丘祭上帝，祈谷祭感生帝，而王肃辟之谓圜丘即郊，郊即圜丘。自三国至今无不是王非郑者。而先生又谓郑王两议俱不是，岂三礼外又别有郊祀礼耶？”***龄的回答，一方面说：“郑氏之不是，人皆知之”，“不通之中又h妖妄，其从而辟之宜也。”另一方面又说：“夫圜丘与郊，俱是天祭而非E祭，则王说甚当。然不可谓圜丘与郊无分别也。郑氏以为皆E而溷之，故以之致辨。而王氏又承其溷，而不为之分，则鲁郊真，周郊长至，真春分报反之祭，真祈谷之祭，大乱之礼也。吾故曰俱不是也。”
《经问》卷十三。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1册，第150页。
另一位清代学者陆陇其，针对王肃与郑玄两人在郊祭之礼的理解上的不同，以及后世取舍上的选择，也提出如下的评论和比较审慎的判断。首先，他说：“康成于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所解与王肃~异。朱子于此则从王肃，善哉！《集说》之言曰郊祀一节，先儒之论不一者，有子月、寅月之异，有周礼、鲁礼之分，又以郊与圜丘为二事，又有祭天与祈b为二郊，今皆不复详辨，而与朱说为是。”在这样的一种立场上，陆氏认为：“郑氏与王肃异，杜氏又与两家异，论鲁郊者，只当以杜氏为主。”还有，讲到南北朝礼学家对郑王之说的取舍，陆氏说：“皇氏、崔氏论郊祭，本主郑说，但其论鲁郊，则主王肃”。至于孔疏，陆氏则批评其“此等处附会郑注，最为支离”。最后，陆氏既不主张从郑，也认为王肃驳难郑说的义理依据还需要考察，所以说“郑氏郊丘之说，固不可从，然未知此等处王肃以何义驳之。当考。”
《读礼志疑》卷二。《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9册，第页。陆氏这样持中审慎的态度，或许才是面对郑王礼学之辨而最恰如其分的选择。
综上所述，王肃礼记学的诸多观点，不仅伴随着礼记学的传承而为后世学者所评判和取舍，王肃说与郑玄说的不同，也构成了带有学派意识的论争与辩驳。然后，可见王肃的观点，更多的还是呈现出对于礼学经典的文句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以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方面等等。而未必像近代康有为所评价的那样，“王肃之攻康成，阳明之攻朱子，皆后起争胜之习”
《孔子改制考》卷十六《儒墨争教交攻考》。，即完全出于学派之间竞争胜负式的有意诋毁与排斥；反倒如康氏所说的“譬陆王攻朱，实出朱子之四书”
《新学伪经考》卷八《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依照王肃的自述也正是入郑学而出郑学，即针对郑学“义理不安，违错者多”的各种问题，“是以夺而易之”
《孔子家语序》，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5册，第页。，继而自成一派的。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3
关键词：流行歌曲 古典诗词 传承 意象 意境
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无论是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凝练的语言形式、还是委婉含蓄的表情达意、意味悠远的艺术境界都是值得我们反复回味的。而随着历史的积淀，古典诗词以其冼练的语言、丰富的情感，越来越成为人们情感表达的载体，而进入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的领域，使得古典诗词以一种清新并且优美的方式被流行歌曲加以传颂和传承。
众所周知，苏轼的《水调歌头》在现代被直接翻唱为《但愿人长久》，而李煜的《虞美人》也被大家广为传唱，我认为这是对古典佳句作出的最好的现代版的诠释。直接将现成诗词配乐，将歌词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受大众的喜爱并广为流传，远远胜出了单纯词的表现功能，这也恰好说明了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积极影响。这两首都是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直接套用的典型。除此之外，有的流行歌曲并不是对古典诗词全文诗句的直接挪用，而是截取其中的标题或名句以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如刘海波的《人面桃花》；李清照的《声声慢》等。
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直接传承，将诗词以音乐的形式继续流传人间，使得古典诗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时空的跳跃性，能够经久不衰。然而，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传承不仅具有直接性还有间接性，主要是指流行歌曲并不是直接套用古典诗词中的原句原词，而是将古典诗词中的某些突出的意境、意象、韵律及优美的辞藻化用到流行歌曲中，使得它们能够广为流传。
而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的间接传承性体现得最明显、最突出的就要属方文山所写的歌词了。他的作品亦诗亦词，亦词亦诗，将唯美的古典情韵、浓郁的民族气息与现代潮流元素完美融合，既承传了古典诗词的意象、意境、形式与语言，又用现代的创作技巧与思维对其进行了完美转化，给人以特殊的审美享受。
一.对古朴唯美的意象的巧妙化用
古典风尚与潮流元素巧妙的融合，是方文山歌词的最重要特色。而古典化的意象，使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弥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选取古诗词中有特殊含义的事物为意象。如周杰伦唱的《娘子》中的歌词：
娘子依旧每日折一枝杨柳/你在那里，在小村外的溪边默默等着我/
你在那里，在小村外的溪边默默等着我/……/景色入秋漫天黄沙掠过/塞北的客栈人多，牧草有没有，我马儿有些瘦/塞北的客栈人多，牧草有没有，我马儿有些瘦/相思寄红豆，无能为力的在人海中漂泊，心伤透
这首歌词，以现代语言塑造了一个痴痴等待、静静守望心上人的古代女子。在词的第一句就使用了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杨柳”，而早在《三辅黄***》中就有记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①这就证明了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因而在古典诗词中，“柳”是渲染离愁别绪不可或缺的“道具”。这首歌词中借“杨柳”来暗示离别，真正地将古典的浪漫情怀融入了现代的歌词写作，使人感觉迎面扑来的是一股穿越时空的风，在唯美的爱情中更流露出羁旅、迁逐、游子的情怀。而这样的例子在方文山的歌词中比比皆是。如古诗词中代表相思的“红豆”：“相思寄红豆，无能为力地在人海中漂泊，心伤透”。（《娘子》）；意味着比翼齐飞的蝴蝶：“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星晴》）；等等。
2.灵活运用古典诗词中的经典语句为意象。
早在唐宋，歌词领域就已经存在截取前人成句，或间接化用前人成句入词的先例。贺铸尝自云：“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②与他同时期的周邦彦亦是如此，所谓“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③古人还有“夺胎换骨”之说，这也是一种创作方法。“‘夺胎换骨’出于惠洪《冷斋夜话》：‘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用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创作材料。”
而这种“笔端驱使古人”的词学风尚和“夺胎换骨”的手法，在方文山的词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再以《娘子》为例，“塞北的客栈人多，牧草有没有，我马儿有些瘦”，“瘦马”的意象将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进行了巧妙的“夺胎换骨”；“天涯尽头满脸风霜落寞，近乡情怯的我，相思寄红豆”，则化用了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在另一首作品《发如雪》中，“纵然青史已经成灰，我爱不灭。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只恋你化身的蝶”化用了“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的著名诗句；“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焚香感动了谁？”化用了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凝结成“发如雪”的意象；“邀明月，让回忆皎洁，爱在月光下完美”，化用了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苏轼《少年游》中的“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用“邀明月”这一意象渲染了凄美意境。
二.对意境的“生命律动”的独特把握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4
从稼轩词的数量和质量上看，在两宋词人中都是不多见的。他不仅继承了“苏词”的优良传统，而且打破了词与其它文学样式的界限。在创作中，他经常巧妙地将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融入词中，大大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以诗入词，以文入词、以史入词，抒情、咏史随心所欲，“能于剪红刻翠之处，屹然别立一宗”是辛词的独有风格。
稼轩词的内容主要有：揭露和批评南宋统治集团投降误国、苟且偏安；歌颂抗战，反对南北***；表达恢复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以及壮志难酬，请缨无路的满腔悲愤。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作者虽屡遭打击而斗志不变的爱国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要想表达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没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是不行的。稼轩词的语言修辞方式、手法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词句的几种特殊用法：
1、恰到好处地将某些词类进行活用，以增强作品的气势和感彩。如《沁园春》（叠嶂西驰）句中：“马回旋，众山欲东”。句中的“东”字是将名词作动词用。“东”即“东奔”。把重叠连绵的山峰比作万马西驰又回旋向东。用词巧妙贴切，把沉静的群山写得气势飞腾。
2、大量使用生动别致的数量词，以提高作品的表现力。象“一舸”、“二客”、“三秦”、“四角”“尺五”、“六月”、“九畹”、“千叠”、“万卷”、“七八个”、“两三点”等数量词或词组在作品中俯拾皆是。这些数量词准确、生动、含蓄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如《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词中共使用了四个数量词。上片“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句中用“三千丈”“一笑”沉痛悲凉地表达了作者白白地消磨了一生，历尽人间酸辛。如今功业未成头发已白，对世上万事只好一笑了之。下片“一尊搔首东窗里”句中的“一尊”即一杯。描写作者端起酒杯站在东窗前，焦急地等候朋友的到来。尾句“知我者二三子”。“二三子”出自《论语》，孔子用来指他的学生。作者在这里表示自己的知心人太少，用深沉悲壮的感叹结束了全词。
3、改变某些词序，采用倒装句法使句子产生曲折.。倒装是古汉语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用在词中主要是为了适应平仄韵律的要求。但在辛词中不仅如此，有些倒装句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词义。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尾句“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系斜阳缆就是系缆于斜阳之中。这里把补语“斜阳”提前，插在谓宾之间。起着一种强调作用。作者以斜阳暗喻南宋小朝廷的腐朽没落及自己卸甲归田的现状。同时表达他日重新升帆，直济沧海的热切愿望。
4、省略句子成分,使词句更精炼，内容更丰富。在不影响对句意理解的前提下，有时省略一些句子成分。如《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马上琵琶关塞黑”句。说全了应为：马上弹琵琶感觉关塞已黑。这里省略了所有的关联词语和动词，只把一串名词和名词性词组排在一起，让读者凭前后文意境来领会词意。再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禅”六个名词性词组排在一起，表面上互无关系，其实都表现了江南夏夜的真实景象。
5、以散文的表现手法入词。一般词中引用成语讲究句式工整，语言含蓄，但在辛词中却常常别开生面地以散文表现手法入词。如“西江月”（遣兴）下片：“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尾句是用《汉书.两龚传》中龚胜“以手推常曰：去！”这句成语改写的。这里的“常”指的是夏侯常。虽然完全用散文的问答体写词，但并不违反词的韵律。
6、以民间常用口语、谚语入词。“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快斟呵，裁诗未稳，得洒良佳”、“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馋如鹞子，懒如猴子”、“千年田换八百主”“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还有些使用了群众喜欢使用的那些形象、具体富有文学意味的词语。如“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这些词语的使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通俗性，而且给它带来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
二、大量使用典故入词
通过用典使语言更加典雅、含蓄、概括、凝练。用典的形式可分“用事”、“用句”两类：
1、“用事”。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诗句用到词中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苍陌，人道寄奴曾往。想当年，金戈铁马，其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词中连用四个典故：刘裕平叛灭晋建宋；刘裕之子刘义隆（文帝）仓促北伐大败而归；北魏太武帝拓跋寿击败刘宋北伐***，追至长江边在爪步山上建行宫大肆祭庆；赵王欲用老将廉颇抗秦，因听信馋言而不用。作者用这四个典故反映人民对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热切期望但不赞成仓促北伐。发泄对南宋统治者抗金不力，不想收复失地的不满情绪。借以表达自己一心报效祖国而不为所用的悲愤心情。
2、“用句”。即引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入词。主要包括原句借用、改词套用和句意化用。原句借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稍改一、两个字。《阮郎归》（来阳道中为张处义推官赋）上片“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句中借用梁柳浑《江南曲》中“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的成句结束。意境、字面都很吻合。下片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成语结尾，表达他们怀才不遇之感也十分贴切《水调歌头》（醉吟）“池塘春节未歇，高树变鸣禽”改字借用南朝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清光更多”套用杜甫《一百五十夜对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一剪梅》（游蒋山）“***苍茫醉不归”化用杜诗“此身饮罢无归处，***苍茫自咏诗”。
3、从使用方法看，辛词用典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四种。《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郞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上片是触景生情，典故多暗用。“玉簪螺髻”指山。典出韩愈《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和皮日休《飘渺峰》诗“似将青螺髻，洒在明月中”。“吴钩”是吴王阖闾的宝刀。“把吴钩看了”典出自杜甫《后出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句。“遥岑远目”语出韩愈《城南联句》：“遥岑出寸碧，远目增双明”“栏杆拍遍”是描述宋代刘孟节曾写诗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的故事。“无人会，登临意”出自宋王琪《题赏心亭》诗“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下片是直抒胸臆，典故多明用。“忧愁风雨”是苏轼《满庭芳》词成句。“休说”句和“树犹如此”句典出《世说新语》。“求田”句典出《三国志.陈登传。》这首词用了很多典故寄寓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以上词例均属正用。反用的如《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作者一开头便用四个字将李白《蜀道难》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典故概括为“蜀道登天”积极鼓励李入蜀做一番事业。这便是反用典故。总之辛词用典别具一格。可概括为方式多样灵活，语言精炼含蓄，万变不离主题。作者凭借典故中包含的人物、语言、情节和场景，创造出特定的艺术境界，读后使人回味无穷。
三、几种特殊的用韵方式
辛词不仅生动形象、色彩鲜明，更富于音乐感。在用韵方面既讲究格律又不拘泥形式。其常用的特殊方有句中韵和长尾韵，讲究韵的平仄。句中韵即一个意思完整的句子在格律上被分为数句。一种情况是韵在逗断处或用在未成句而律已成的地方。如：《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句中的“衫”字非正规停顿处。二是韵在句中非正规停顿处，甚至句中各词语间相互押韵。如《醉翁操》“长松之风如公，肯余从山中。”这里“松、风、公、从”系句中押韵。三是使用“长尾韵”。即韵脚放在各句倒数第二字处，后面再加一个语气词。如仿楚辞《招魂》格式格式写的《水龙吟》（听兮清珮琼瑶些）：“听兮清珮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君无去此，流昏涨腻，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路险兮山高些。块予独处无聊些。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团龙片凤，煮云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余之乐，乐簞瓢些。”词中的“些”字是上古楚地方言的语尾助词，可译作“啊”。这首词的格律声韵在宋词中是一种创新。具有双重交错的音韵美。四是上片用仄韵，下片用平韵。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风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词的上片连用四个仄声韵而且都是上声。韵位密，节奏促。加上长短参差的句式，生情激越。下片改用三个平声韵，韵位疏、节奏缓。加上整齐的六、六句式，声情显得舒缓平和。把作者退居带湖期间的那种沉郁悲壮情绪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
四、常用的修辞手法
运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手法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是辛词的又一重要特色。例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中上片写残春的景象和惜春的心情，通过惜春、留春、怨春三层意思进行表达。以“蛛网惹飞絮”的细节，塑造了殷勤蜘蛛的自我形象。下片以汉朝陈皇后的故事比喻自己今日身受猜忌遭冷遇的处境。前五句，以娥眉遭妒、申诉无门来比喻自己受投降派的排挤和朝廷的猜疑。后以杨玉环、赵飞燕来比喻朝中那些当权的小人，并以杨、赵的凶死来警告皇帝身边那些奸臣、投降派不会有好下场。烟柳、斜阳暗喻南宋王朝已日薄西山，国家前途暗。在一些词中还经常运用夸张的描写来加重语气。如“千丈翠帘”、“一日走千回”等。有时还使用警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如《太常引》下片结句：“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至于其它修辞手法不再赘述。
五、章法特点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5
关键词：试论 《增广贤文》 文化价值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是一本新颖独特、从清末至***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启蒙读本，它在传统启蒙读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6290字，记录了许多反映生活哲理的格言，这些内容不仅儿童喜欢，就连成年人也乐于阅读，以致于其中许多格言至今仍广为流传，常被人们挂在嘴边，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力量所在。旧时代有这样的一句口头禅：“读了《增广》会说话。”这是民间对《增广贤文》的评价。《增广贤文》曾被人们奉为“做人的准则，处世的法宝，交际的妙术，治家的秘诀”。
过去，人们对《增广贤文》评价这么高，现在学习研究《增广贤文》还有没有价值，还有没有现实意义？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我认为：《增广贤文》等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着极其重要借鉴意义。现就《增广贤文》的文化价值问题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句式创新、灵活多变。
传统的蒙学读物为方便儿童阅读，一般采用韵文和短句式，如宋代出现的《三字经》、《百家姓》，明代出现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就是如此，这无疑对儿童的学习是有好处的。但这些读物多数存在着句式整齐单一刻板的问题，这就使蒙学读物模式化倾向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容的生动表达。《增广贤文》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限制，采用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长句和短句交错的杂言句式排列，灵活多变，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从而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使语句更接近于口语，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可以说，这是《增广贤文》深入民间的原因之一。例如：“满招损，谦受益”，“言而无信，百事皆虚”，句式是三言四言，告诉我们要谦虚谨慎、诚实守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句式是四言七言，但都表达了时间过得很快，使用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黑发不知勤学早，转眼便是白头翁”，则是五言七言，告诉我们从小就要努力学习，不要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孝当竭力，非徒养身”，“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之恩”，“早把甘旨勤奉养，夕阳光阴不多时”，则是四言六言七言，告诉我们要孝顺父母和珍惜亲情。
其次是形式创新、格言警世。
《增广贤文》以格言的形式，荟萃成书，讲述了对人际关系的看法，介绍了待人接物的经验，宣讲了人生哲学，并希望能进一步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它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实际上是一部格言集。从《增广贤文》所录格言的来源看，这些格言都经过千锤百炼，有着广泛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增广贤文》代表了许多人的思想，凝聚了前人的智慧，这与其他蒙学读物只代表作者一家之言有极大的不同，是本书价值的又一表现。书中那些精辟的语句绝非凭空而谈、信口雌黄，而是对中国人处世经验、智慧和原则的总结，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知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深”、“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这就使得这本书如同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其三，兼容百家，普及经典。
传统的蒙学读物，绝大多数是反映儒家的观点、代表儒家的思想，《增广贤文》则不是这样，书中虽然也有儒家的说教，但其主要反映的是道家的思想，这在蒙学读物中是很少见的，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书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其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增广贤文》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贤文》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有的格言警句来自经史诸子，如“知足常足，终身不辱”是从《老子》中的“知足不辱”化出；“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是《论语》中的句子；还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等。
有的格言出自历代著名的诗句，如“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李白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变化而来”；还有“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等。有的格言警句出自著名的小说、杂记，例如，“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喻世明言》第11卷作“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在《西游记》第5回出现过；“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见于《西游记》第37回；还有“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有的格言警句来自民间通俗文学，例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
《增广贤文》还采用了一些蒙学读物中的句子，例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句在《神童诗》中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出自《名贤集》；“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则出自《治家格言》。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书正如清代周希陶在《重订增广·序》中所说：“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
其四，少用典故，通俗易懂。
以往的蒙学读物都存着用典过多、深奥难懂的问题。《增广贤文》在这些方面就有了突破，不仅用典少，而且不强求以骈句行文，这就使《增广贤文》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蒙学读物的新面貌。文中只有“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二句是明显用典。前一句讲的是唐朝王勃去南昌时，得到马当地方的风神相助，路途虽远，但一夜即到南昌，在滕王阁的聚会上写出了名篇《滕王阁序》。后一句说的是宋代一个书生十分潦倒，在饶州作官的范仲淹十分同情他，就叫随从拿出纸墨，陪同穷书生前往饶州城东荐福寺，拓欧阳询的碑帖，去京师售买，每本可获千钱。但途中遇雷雨，巨雷将石碑击得粉碎，穷书生只怨自己命运不佳。这两句的主要意思是：“时来”的时候，是天意在帮助，你就好好地珍惜；“运去”的时候，也是天意在为难，切莫乱强求。除以上两句外，《增广贤文》基本无须讲解就可明了。在“言必引经，文必四六”用典之风盛行的明代，作者敢于打破常规，不用典故，而采用接近现代白话文的写法，确实难能可贵，确实有胆量、有创建、有先见之明。难怪乎诸如“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人老心不老，人穷志不穷”、“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等等不藏典故、明白晓畅、易读易记的俗语谚语至今还流传在群众口头上，这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五，内容广泛，论述精辟。
《增广贤文》最能征服人心的是它的内容。从表面上看，《增广贤文》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全书重点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及人际关系，如“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二是命运，如“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三是如何处世，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如“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积金千两，不如明解经书”。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书中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人们既然不能真诚相待，那么他们追求的必然是真情以外的东西，这就是金钱：“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这种恶劣的世俗现象，使作者发出感慨：“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茫茫四海人无数，哪个男儿是丈夫”。
其实，书中并不是一味崇拜金钱，也不是片面地反对金钱。作者是深知金钱的重要：“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上接第4页）“有钱堪出众，无衣懒出门”。财富的占有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怎样才能富有呢？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二是“富从升合起，贫因不算来”。
《增广贤文》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书中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由于“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人们应该行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人有善愿，天必佑之”。那些做恶的，迟早会受到报应：“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书中的这些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倡导行善做好事，则是值得肯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增广贤文》也不例外。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必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因此，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注意到它有不少反映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甚至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宿命论色彩的内容，如“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等；有的内容以个人为中心，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例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有的反映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小市民阶层得过且过、畏缩苟安的心理和避祸厌世的消极人生哲学，例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有的在当时社会不失为对社会现象的正确反映，但在今天来讲，却是我们应该摈弃的，例如安分守命、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等等即是。此外书中那些表达及时行乐思想的内容也是不可取的，如“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能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这些带有时代局限的糟粕，影响了全书价值的高品位。我们在阅读时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明察扬弃，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清·周希陶《重订增广·序》.岳麓书社，1987第一版。
2、《名贤集》。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6
关键词：现代汉语 体词 谓语 语义
体谓结构是指由体词或体词性短语作谓语的主谓结构。如：
（1）明天端午。
（2）八菜一汤皆美味佳肴，但没上酒。（方方《白梦》）
例（1）中，谓语“端午”是一个名词；例（2）中，谓语“皆美味佳肴”是一个偏正短语。
为方便行文，以下简称体谓结构。其中，体词包括：名词、数词、量词、代名词。体词性短语包括：定中短语、体词性联合短语、同位短语、量词短语、方位短语、“的”字短语。由此，体谓结构的基本结构式为：X・NP或X・N。为使行文简洁，下文一般不详细区分NP和N，而一律用X・NP表示。必要时，X用“X”标示，NP用“NP”标示。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体谓结构，尤其是副名组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将立足于X・NP的语义类型，对X・NP结构在语义方面呈现的特点进行分析和总结。至于句法、语用方面，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探讨。
一、X的语义类型
从句法成分上看，X可以是谓词或谓词性短语、主谓短语、分句、单句、部分体词或体词性短语等。从语义上看，谓词或谓词性短语、主谓短语、分句、单句都表示一个事件，而体词或体词性短语的语义分类相对复杂一些，它可以表人物、时间、处所、数量等。因此，我们将X的语义类型概括为如下六类：
（一）表时间。如：
（3）昨天中秋节。
（4）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例（3）中的“昨天”是一个时间名词，例（4）中的“一年”是一个表时间的数量短语。
（二）表处所和地点。如：
（5）芦苇丛中阵阵蛙鸣。
（6）每逢阴雨天，三里黄河道上一锅粥，自行车寸步难行。
上述两例中的“芦苇丛中”“三里黄河道上”均是方位短语。
（三）表事件。如：
（7）大姑娘坐轿，头一回。
（8）活着空屋冷炕打光棍，死后孤坟野狗一棵树。（刘绍棠《烟村四五家》）
例（7）中“大姑娘坐轿”是一个主谓短语，陈述了“谁-干什么”这样一个事件；例（8）中“活着”“死后”分别是助词短语、方位短语，陈述的是人所处的生与死两种状态，是作者对主人公凄苦遭遇的简短总结。
（四）表人。如：
（9）虽然不能人人皆美女，但懂得扬长避短却不失为恋爱正道。（《女友》）
（10）“咱俩一正一副，同心合力！”蔡椿井一拍桌子，“今年要拿九百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四十元。”（刘绍棠《烟村四五家》）
例（9）中的“人人”是泛指，而例（10）中的“咱俩”是特指。
（五）指事物
这里的“事物”指除时间、处所、事件、人之外的一切物体和现象，既包括有生命的，也包括无生命的；既包括抽象的，也包括具体的。如：
（11）狡兔三窟，草木皆兵，长命百岁，表面一套背后又一套。
（六）指数量。如：
（12）我这样给你开价吧，一万字两千块。
（13）八个人一个房间。
例（12）、（13）中，“一万字”和“八个人”均为数量短语。
二、NP的语义类型
临界是一个被广泛用于很多学科的概念，语言学界也已引入（彭睿，2011）。体谓结构“X・NP”中“NP”的语义类型也可以用临界和连续的观点来分析：世间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语言现象也不例外。具体到句式，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体词谓语句两两之间也有交叉区域，而且还存在“三不管”地带。其结果就是，有些体词谓语句处于与动词谓语句临界的状态，有些体词谓语句处于与形容词谓语句临界的状态，还有一些则处于与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两者交叉的状态。
这样，我们可以分出五种不同的体词谓语句：与动词谓语句临界的，与形容词谓语句临界的，与动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都临界的，处于体词谓语句内部边缘地带的，处于体词谓语句内部核心部位的。这五类体词谓语句的判断性该如何排序呢？若用连续的观点来看，叙述、描写、判断可以看作一个及物性逐渐减弱的连续统：
强叙述性 强判断性
―――――――――――――――――――及物性渐弱
动词谓语 形容词谓语 体词谓语
其中，最左端的具有强叙述性和弱判断性，是典型的动词谓语句；最右端的具有强判断性和弱叙述性，是典型的体词谓语句；中间的是形容词谓语句。
由此，我们可以将体谓结构的谓语NP/N分为五类：
第一类，最不典型的体词谓语，与动词谓语临界；
第二类，中间状态的体词谓语1，与动词谓语和形容词谓语临界；
第三类，中间状态的体词谓语2，与形容词谓语临界；
第四类，不太典型的体词谓语，与典型的体词谓语临界；
第五类，典型的体词谓语。
NP的语义类型正与它的典型性有关，下面我们将分组讨论。
第一类，与动词谓语临界的体词谓语。
这类谓语主要表职称、官衔、学历、身份等，有“变化”义。如：
（14）a.老王早就处长了。
b.老王早就当/提/是处长了。
（15）a.她已经大学生了。
b.她已经是/成为大学生了。
这样的体谓结构一般后带“了”，可以认为它是动词谓语句的省略式。可见，“了”在完句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视。而且，这类句子还经常带有“早、就、已经”等修饰限定性成分。
第二类，与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临界的体词谓语。分为两个小类：
1.表存在、处所，有“存在”义。如：
（16）a.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
b.蓝蓝的天上有白云朵朵。
c.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的湖面点点清波）。
上例中a与b表达的意义基本相近，但b句中的“有”字比较明确地展现了其动词谓语句的特点；与a相比，c句则更明显地体现了体词谓语句描写性的特点。
2.表主语所指的拥有物，X・NP或NP・X之间有“领有”义。如：
（17）a.她一对双胞胎儿子。
b.她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c.她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体贴的丈夫，看，多么幸福的家庭！
例（17）a中，X・NP之间存在领属关系；b中主谓之间加动词“有”变成了动词谓语句；c中两个体谓句同时排列，对“她”的“幸福的家庭”进行具体的描述，凸现了具有形容词谓语句特点的一面。
第三类，与形容词谓语临界的体词谓语。也有两类：
1.表呈现出的态势，有“状态”义。如：
（18）a.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b山上，杜鹃花漫山遍野的。
（19）a.关云长，美髯公。
b.关云长，髯很美。
上两例中，a句都是定中短语作谓语，b句都是主谓短语作谓语。区别在于：体词谓语句的描写性比较强，而主谓谓语句的陈述性比较强。另外，体词谓语句因其简短、随意而更具口语风格，这在例（19）a与b的比较中表现得更明显。
2.表性格特征、品质，有“性质”义。如：
（20）a.你，绅士；他呢，***。
b.你呢，很绅士；他呢，很***。
例（20）a是一个并列关系的复句，由两个体词谓语分句构成。两个分句分别对“你”的品性、“他”的作风进行了界定：你是绅士，他是***。
例（20）b也是一个并列关系的复句，由两个形容词谓语句构成。其中，“很绅士”“很***”是近些年流行开来并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副名组合现象（邢福义，1997），类似的用法有很多，如“很阳光”“很淑女”等等。
相比之下，a的判定性更强，而b的描写性更强。
第四类，不太典型的体词谓语。
这类体词谓语表数量（时量、重量、年龄、价格）、单位量（频率、分配）、顺序或计数等，有“数量”义。如：
（21）a.他孩子从小喝奶粉，现在三个月四袋。
这样用的体谓结构所表示的语义可以换算为分数形式，如上例：
（21）b.他孩子现在每个月需要4/3袋奶粉。
第五类，典型的体词谓语。
这类体词谓语表人物的姓名、籍贯、种族、出身、成分、所属工作单位等，有“判断”义。如：
（22）a.张艺谋，导演。
（23）a.小王O型血。
这类体谓结构的主谓之间可以加判断动词“是”，也可以有较长的语音停顿。即上述两个句子可以变换为：
（22）b.张艺谋是导演。
（23）b.小王是O型血。
当然，a与b的区别主要是：性质上，一为体词谓语句，一为动词谓语句；形式上，体谓结构更简短。
Hopper and Thompson曾于1980年和1984年两次基于对话语中突显前景信息策略的认识，揭示了语言结构中及物性的一系列普遍特征，认为可以从十个方面来检验句子的及物性。
项开喜（2001）则进一步研究，认为体词谓语句的谓语类型与它的及物性一致。以此为据，我们在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体词谓语句之间，即上述的五大类、七小类谓语之间，建立了一个连续的及物性的语义变化序列：
①变化义＞②存在义＞④状态义＞⑤性质义＞③领有义＞⑥数量义＞⑦判断义。
综上所述，①变化义、②存在义的叙述性都比较强，我们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命名为变化义；④状态义、⑤性质义的描写性比较强，我们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命名为性状义；③领有义、⑥数量义、⑦判断义的判断性比较强，我们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命名为判断义。
三、X・NP的语义搭配关系及制约
（一）X・NP的语义搭配关系
在上两节，我们已经讨论出X有六大种语义类型：1.表时间，2.表处所，3.表事件，4.表人，5.表物，6.表数量。NP有三大种语义类型：1.变化义，2.性状义，3.判断义。
而体谓结构中X和NP并不是简单机械地一一对应，它们的搭配***示呈不规则的网状。这样，我们得出了体谓结构的十种语义结构类型。具体如下：
1.时间――判定。如：
（24）今年五月二十八号端午节。
2.处所――判定。如：
（25）北京，中国的首都。
3.事件――判定。如：
（26）她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了。
4.人――判定。如：
（27）及时雨，宋江。
5.物――判定。如：
（28）今天的电影票我买的。
6.处所――存在。如：
（29）左边飞机场，右边火车站。
7.事件――存在。如：
（30）百万富翁沿街讨饭――巴黎新景观。
8.物――存在。如：
（31）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月亮。
9.物――数量。如：
（32）这套公寓才八十多万。
10.数量-数量。如：
（33）一人一个苹果。
综合起来看，上述十种语义结构类型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语义搭配关系：
1.同一关系，包括“时间――判定”“处所――判定”两种类型。
2.相属关系，包括“事件――判定”“人――判定”“物――判定”三种类型。
3.空间关系，包括“处所――存在”“事件――存在”“物――存在”三种类型。
4.时间关系，包括“人――变化”“事件――变化”两种类型。
5.数量关系，包括“物――数量”“数量――数量”两种类型。
（二）X・NP语义搭配的隐性选择限制
1.语义系列中其他成员的制约。典型的例子是颜色系列在体谓结构中的应用。如：
（34）*a.他天生满头浓密的灰头发。
b.他天生满头浓密的黑头发。
a不能成立而b却能成立，就是因为“灰”在这里受到了它所在的颜色系列中“黑”的制约。尽管头发可能是“灰”色的，但由于汉民族形容头发时，“黑”是个强势颜色词，因而人们会把“灰”归入“黑”。所以a一般不成立。
2.语义自足性原则的制约。句子的自足与不自足多指抽象的句子。所谓抽象是相对具体来说的。具体的句子有形式、意义和内容，抽象的句子只有形式和意义，没有内容。如果把具体的句子也包括在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缺乏时间因素的句子大都是不自足的。因为句子既叙述客观事实，又表达说话人对事实的主观态度。主观方面主要是语气，每一个句子必定有特定的语气。客观方面主要是时间因素。句子表示时间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有显性的，有隐性的，这是成句的必要条件。如：
（35）a.我大学生。
b.我大学生了。
a缺乏时间因素，所以是不自足的；b加进了表示已然的动态助词“了”，语气和时间因素齐全，因而是自足的。
3.特定格式的制约。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数量对应式，要求X与NP都含有数量；又如“X的NP1，X的NP2”式的对举式要求必须形成“X的”结构作主语等。
4.特定句类的制约。如陈述性的体谓结构要叙述或说明事实且具有陈述语调，疑问性的体谓结构要有所体谓并具有疑问语调等。
5.相邻成分之间语义的制约。表现比较明显的是并列成分的排列顺序以及音节数目的制约。如：
（36）a.他思想***治80分，数学60分，视听说70分。
b.他数学60分，视听说70分，思想***治80分。
在同等条件下，a的可接受性可能不如b高，究其原因：在对处于平等地位的三个并列成分进行排列时，要考虑到相邻成分之间的制约，人们习惯上会按音节数目的多少进行升序排列。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项目编号：XJK011CGD048]的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彭睿.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频率和语法化关系的重新审视
[J].中国语文，2011，（1）.
[2]邢福义.“很淑女”之类说法语言文化背景的思考[J].语言研究，1997，（2）.
[3]Hopper,Paul J.and Sandra A.Thompson.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Language，1980，（56）.
[4]Hopper,Paul J.and Sandra A.Thompson.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J].Language,1984，（60）.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7
关键词：俳句；古诗词；过滤；创新
俳句是日本的古典诗歌，本身起源于日本的连歌。连歌分“上句”（五、七、五）和“下句”（七七）的形式，两人或更多的人合作，一人咏上句，另一个人咏下句，句句相连，称为“连歌”。室町时代（1393-1573）和江户时代（1603-1867），连歌的上句逐渐***出来，到了明治时代形成了现代所说的俳句。
一、回归造化
“徘圣”松尾芭蕉（1644～1694）在《笈之小文》中提出：所谓俳句，随造化、友四时也。所见无处不花，所思无处无月。所思无花之时等同夷狄，内心无花之时与鸟兽同类。作为人应该出夷狄而离鸟兽，随造化而回归造化。顺从造化的思想庄子就提出过，西晋的陆机（261～303）在《文赋》中也早已提出类似的思想：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中国古诗词中吟咏四季的诗歌比比皆是。芭蕉以后的俳句主张回归造化，在闲静中体悟生命的活力，用一颗纤细的心体悟自然之美，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古诗词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俳句在吸收中国古诗这一思想的同时，结合自己语言文字及文化进行了转化与创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季语的使用。大部分的俳句除了形式的要求以外，还要求必须带有季语。
季语， 顾名思义， 就是与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有关的自然现象、景物、传统节日、纪念日和与之有关的仪式和活动。季语是整个俳句的灵魂所在，也是俳句的一大特征。
其实，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里早已出现吟咏四季风物的题目。“‘飞瀑击岩上，岩际幼蕨青，原来春已到。’《万叶集》第八卷卷首志贵皇子的这首和歌惟妙惟肖地表现了日本人盼春的心情。以蕨菜这一细小的自然现象为契机象征地歌唱春之到来，可以说这是在大自然细微的变化中敏锐而巧妙地捕捉季节变迁的典型的日本式感性。”①而俳句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和歌领域里这些表述四季自然的代表景物。也就是说，俳句既吸收了中国古诗词，又继承了日本古典的传统。
在漫长的过程中，季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日本，还有专门汇集季语的书，被称为《岁时记》。“岁时记是关于日本的季节性风土现象与人类生活的客观记述，是在日本的季节现象熏陶下培育起来的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表现，同时也是日本人经过千百年漫长岁月千锤百炼建构起来的一个美的创造物，亦可谓是一个虚拟的世界。”②《岁时记》的编法， 通常分为春、夏、秋、冬、新年五个部分。并且每部分都分的很细。比如， 阴历八月份的月亮根据不同日期， 其称谓亦各异。如八月初的月亮叫“初月”，八月初二的月亮叫“二日月”，八月三日的月亮叫“眉月”，八月十四日的月亮叫“待宵”，八月十五叫“小望月”，八月十六叫“十六夜”，八月十七叫“立侍月”，八月十八叫“居侍月”，八月十九“卧侍月”，八月二十“更侍月”。
也就是说，俳句通过季语来表达对自然的亲近，将诗歌与生活中的季节感完美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反映了古往今来日本人心底形成的对于自然的共同的人生观。
二、造境
在意境表现上，日本俳句吸收中国古诗词将主观情思溶入到客观景物之中，借景抒情，使读者从景物中感受诗人的心境。但俳句又结合了日本文学中惯有的余情美，意象简洁，更强调瞬间性，即简单、压缩地表达某一瞬间片段的场景，抒发的是一时的感受，以有限的空间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思想。
日本的很多徘人对中国文化都很崇拜，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的中国诗歌的修养。如松尾芭蕉对杜甫最崇拜，他的俳句中大量吸收了杜诗中有关“闲寂”、“拙”等内容。与谢芜村因崇拜陶渊明，遂用其《归去来兮辞》中“田园将芜”之意，取名“芜村”。他们在学习中国古诗词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国诗词中造境的方式。
比如说，意象的借用。日本俳句中也经常使用“月”的意象。芭蕉在《气古寺玩月》中有“明月照座间，不见美容颜”；再如高滨虚子的“夜船过旧港， 月是放乡明” 、河东碧梧桐的“强饮离前酒， 送别月寒中”等等。这里写到的“月”，都借用了中国古诗词中以月来怀乡思人的意象。 菊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具有高尚人品的象征意味，日本俳句中也经常出现菊的意象。如松尾芭蕉之作《山中十景》：“山中不采菊，温泉有香气”；“茅舍日将暮，赠来酒”。体现了日本人对菊的喜爱。
但是，由于日语是表音文字，而俳句又局限在十七个假名之内。因此，日本徘人多借用中国古诗词中秀丽、温婉、纤细的意象。注重用简洁的意象来构造一种精巧纤细、韵味深远的意境。下面笔者试以松尾芭蕉的一首俳句简单分析一下。
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这首俳句是芭蕉俳谐的典型集中，充分体现了芭蕉的俳句创作理念。共描写了三个意象：古池、跳入水中的蛙、水声。表面上看就是三个十分平淡的意象，但三者的微妙组合却创造了一种余韵袅绕、令人回味无穷的意境。首先，这首俳句的季语是“蛙”，点明了是春天，万物复苏，冰雪融化。古池是“过去”的凝结，幽深、神秘；蛙入水是现在的动作，具有蓬勃的活力；水声打破了这个静谧的世界和千古的沉默，是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之后，一切又都归于沉寂。但，这种沉寂已不是先前的沉寂。作者在草庵内听到了这声水响，但也并非偶然，因为作者将自己溶入到了自然之中，以凝练的闲寂情调使俳句达到了纯艺术化的境界。
三、 抛去了功用性、***治性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本质的认识。主要指诗要表达人们的志向和愿望，当然身处的阶级不同，人们的志向和愿望也不同，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诗人常借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治报复，忧国忧民的情感等。而日本俳句在吸收中国古诗词时却摒弃了这点，抛去了***治性和功用性，它所表达的只关乎自然，关乎日常生活，关乎这两者带给诗人瞬间的感悟，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下面试以一首芭蕉的俳句加以分析。
芭蕉野分してたらひに雨を聞く夜かな。
译文：雨击芭蕉纷纷落，陋室传来滴雨声。
一个暴雨的晚上，芭蕉独自呆在草庵，屋外雨正打着芭蕉，屋内从破损的屋顶滴下来的雨敲打着脸盆。这首俳句明显借用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意象。“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杜甫在这首诗中，表面看是写自身的贫困潦倒，实则是忧国忧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的真正心声。而芭蕉在借用时则完全抛弃了这方面的意义，他感受到的只是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是一种闲寂，一种与自然的融合。原因也是容易理解的。
诗圣杜甫，一生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他的抱负是治国平天下，但他又处于社会转折期，时局动荡不安，因此他的诗***治色彩浓厚，山河美景在他眼里也投射出一种人生的感叹和忧国忧民的感情。而徘圣芭蕉所信奉的日本的儒家文化更强调修身，一种个人的约束和道德的培养。而且芭蕉生于德川幕府隆盛期，社会相对稳定。因此，芭蕉在化用杜诗时，往往将其中对民生疾苦的哀叹，对国家的担忧转化为一种个人感受，一种对自己人生的慨叹。
四、小结
通过上述简单的探讨可以发现，日本俳句在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在对自然的感悟上，还是在意境的构造上，都从中国古诗词中吸收了很多养分。但又不是全盘吸收，始终融合了日本文学中所固有的古典思想与审美意识，对中国古诗词或引用，或创新，或改写，或借鉴。这也反应了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的一个特点，即根据自身文化的特点和需求来决定对中国文化的着眼点与摄取角度。
[注释]
①小原信. 日本人の时间意识[M].东京：三笠书房，1987.
②《すばる》编集者. 季语再考——短诗形文学の试み[J].すばる：特集， 2004 ， （10） ：213.
[参考文献]
[1]（日）松尾芭蕉等《日本古典俳句选》.林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8
诵读成咏，体会音韵形式之美
诗是凝固的音乐，原本就可以歌唱，因此古典诗词声调和谐、音节流畅，都是音乐美的表现。如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字运用，讲究唇齿音的交错，平仄相对、错落有致，形成一种回环往复、余音袅袅的音乐美，让人回味无穷。古典诗词的音韵之美还体现在节奏的停顿、韵律的悠扬等方面，所以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唱起来和谐悦耳。
古典诗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体式。从外部形式上看，诗词的发展趋势是由短到长，每行增加相同的字数，由四言发展到五言、七言，形成整齐划一的句式。尤其是律诗的对仗要求，都体现了它的整齐的形式美感。如五言绝句二十个字，七言绝句二十八个字，词中的小令也是二三十个字的居多，古体诗和排律比较长，但上百句的也很少。因此在诗词的结构形式上，其分行排列的整齐划一，阶梯式诗歌的错落有致，长篇叙事诗的铺排华丽，诗歌的回环美等都会产生迷人的魅力。
字斟句酌，体会语言形象之美
古典诗词的语言形象之美，表现在对物象的描写已达到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的境地，简单一两个词，就可以描绘出非同寻常的景象。如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作者以“别”“惊”二字，将两种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注入了无穷的情趣。同时对色彩的描写，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一句，作者用“黄、翠、白、青”四种色调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景。
古典诗词的语言形象之美，还表现在语言的字字珠玑、内蕴丰富。如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是古人炼字的明证。再如张先《天仙子》写夜景的“云破月来花弄影”，王国维称赞道：“这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其妙处在于词人抓住大自然一瞬间的现象，把春意和花写得像有知觉似的，意在突显一种事物的精神状态，诗人的情绪也深嵌其中。
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抓住精彩传神之处，指导学生赏析，使学生顿觉“全诗生辉”“境界全出”。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表现出曲折多变的景色，既写出疑无路而实有，景似绝而复出的境界，又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哲理。这些绮丽的诗句都须字斟句酌，才能进一步感悟语言形象之美。
迁想妙得，体会意象意境之美
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就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画。如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寥寥四句，就把秋天雨后的深山及山中的松树、泉水、石溪在月光下的景致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再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用平淡自然的语言描绘了平凡朴实的农村生活，将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有机交融，创造出一种平淡自然、深邃、完整的意境。这些古诗词中的“意境美”很抽象，因此如何启发学生感悟呢？在教学中我通过迁想妙得再现意象意境之美。
首先，找准迁想妙得的观察点。位置不同，视野、视线角度就会有所区别，所见景物的特点，也会有所不同。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描写了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在教学中，我将此作为启发学生迁想妙得的观察点，通过说话、想象等方式教会学生感悟诗人描绘的意象意境之美。
其次，要对凝练的词语作重点分析。古诗词中凝练的词语，是作者语言运用的精华，是对景物最生动地描写和作者感情的自然流露。对这些凝练词语的鉴赏，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作者王安石曾多易诗稿，用“到”“过”“入”“满”等字，均觉平淡而弃，最后经冥思苦想终得一个“绿”字，成为全诗的点睛之笔。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先说说这些词语所表现的内容，再讨论它们的运用有什么特点。学生理解了这些词语，欣赏它们所展现的画面也就显而易见了。
再次，学习古诗词，欣赏它们的意境美，要抓好对提挈全文的词、语、句的理解，因为这些是全篇意境美最好的浓缩。
最后，***文并茂，反复吟诵。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画意从来都是诗词塑造的意境之美，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运用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在***文并茂、声像结合的环境中去形象地领略文中的意象意境之美。
品味感悟，体会思想情感之美
古典诗词之所以长期深入人心，就在于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发挥了“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尽管古典诗词抒发的是古人的情志，但仍与当今人们的思想感情有着相通或相似之处。例如，对家国情怀的关注，对喜怒哀乐的诉求等。因而，通过品味感悟，这些作品具有了常新的、永恒的生命。如“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作者以“丝”谐音“思”来比喻思念，以千丝万缕之无法剪断，无法理出头绪，形容愁思之纷繁和难解。寥寥几句表现出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成为亡国奴、阶下囚，阅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后，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缱绻难忘，也让我们反复回味。
含英咀华，体会哲理意蕴之美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长廊中的精华，许多诗篇不仅体现出诗人的挚爱、依恋与深思，也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人生哲理，细细品味，定能对人生有所启发。如朱熹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者将学习喻为池塘，说明了为学之道须不断积累，不断地吸收新的营养。诗人以象征的手法，将人们在读书后时常有的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用具体形象加以描绘，寓理于情景之中。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9
下面，以长春版小语教材三年上册和四年上册为例，从教材编写的角度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学习词语
两册教材的许多课文后面都安排了“读一读”和“写一写”这样的题目，这是课文要求让学生掌握的词语。应该读准字音，理解词义，学会运用，并且会写，力争读熟的基础上内化为学生自己的语言。
1.学习常见词语。如三年上册8页安排了“读词语”的题目。包含了“道别 离别 掠过 辽阔 透明 一片片 一排排 一阵阵”这些词。这些词语简单，容易掌握。这里既有动词、形容词，还有数量词，都是经常使用的书面词语和口头词语，应该理解运用。
2.学习难理解词语。还有一些词语，学生不易理解，可以借助工具书来理解。如三年上册50页“读一读，不懂的词查一查词典”。这里的“仰天长叹翻滚奔腾光明锃亮永恒不泯”学生有些陌生，要查字典来理解。
3.学习叠词用法。四年上册41页 “读一读，比较下列各组词语有什么不同。”其中一组词语是“一层 一层层 一层一层”。这体现了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叠词，需要引导学生从形式上和表达效果上进行认识和体会。
4.学习词语运用。把词语放到词组中或句子中，这是词语运用的常见形式。课后题中也经常出现。如三年上册3页“读课文，写句子”中有“金黄的________ 雪白的________天蓝的________ 紫红的_______”四年上册14页“读一读，填一填”是把两组音相同，但字不同的词语填到具体的句子中。59页“读一读，填上恰当的词语”包括“_______草原________晚霞 ________夜晚 ________光芒”这也体现了词不离句的原则。
二、掌握句子
连词成句，连句成段。可见，句子是词语和段落的连接纽带。掌握一些基本的句子，对于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关系重大。长春版教材在课后题的编排中也非常重视让学生掌握句子。
1.积累词句。对于课外书中一些好的词句，学生要善于搜集、整理、学习。如三年上册6页安排“做一做，我要搜集一些描写秋天味道的词句”。这道题的目的是让学生找一找课外书中描写秋天的好词佳句。阅读欣赏，积累语言，感受秋天的特点。在学习具体课文时，老师可以根据篇章内容，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积累。
2.仿写句子。儿童的特点是善于模仿，在模仿中学习。对于常见句式进行模仿练习，有利于学生对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如四年上册59页“读一读，再仿写一个句子”。是对常见句式“……是……，也是……；只有……才……”的学习和运用。其实，类似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教师可以根据课文内容归纳总结。
3.学习表达。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需要提升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如四年上册45页“读一读，比一比，说一说”中的第二句采用具体描绘的方法，使句子表达更生动。四年上册56页，“读一读，比一比，说一说”，采用比喻的修辞方法让句子更生动。通过比较，让学生明确具体描写和用修辞可以让句子更形象，更生动。这也为习作表达奠定了基础。
4.学习关键句。总起句和中心句对于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了解课文的表达顺序有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些句子需要学生学习和认识。如四年上册45页“句子的研究”中给出了如下的句子：
“长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工程。”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文化遗产。”
三个句子都是每个段落的总起句和中心句。是对全段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后面的内容都是围绕这句话来写的。这一点，要引导学生认清楚。同时，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三个句子在内容表达上是递进的关系。中国古代——中华民族——世界历史。范围不断扩大，意义更加深远。体现了长城的伟大。
三、理解内容
借助语言文字理解课文内容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每篇课文后面都安排了这样的习题。如“读一读，你想到了什么？”，“读一读，想一想”，“讨论问题”，“讨论交流”等等。目的是让学生根据提示的问题来理解课文内容，学习文本语言，把握作者的写作意***。
1.围绕问题理解内容。编者根据课文的特点，直接编排体现课文重点内容的问题，引导师生共同学习。如三年上册66页“读一读，想一想从哪些语句中你感受到了日月潭确实是‘风光秀丽’？”可以引导学生抓住“风光秀丽”结合课文中具体的语句来感受日月潭的美丽。
2.复述课文理解内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二学段要求能复述叙述性作品的大意。教材这方面体现的也很明显。如三年上册74页复述课文。84页“根据下面句子的提示练习复述课文”。四年上册30页把幽默讲给别人听，67页分成几段故事讲内容。86页复述课文。这要求我们要根据课后题的要求，扎扎实实指导学生复述课文，把握课文的主要内容。
3.结合词句体会思想感情。四年上册10页，“读句子，注意加点的词语，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其中“咕噜一转”“缩了一下”“怔怔地”“发呆”非常形象细致地表现了“我”初尝白糖的兴奋、紧张和陶醉及母亲见到白糖吃光后的无言与无奈。结合词句能很好地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学习词语、句子，还是理解内容，体会作者表达的情感，都应该以语言的习得为核心。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学习语言，运用语言，提高学生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能力。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四、教给方法
新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中明确提出要“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长春版教材的课后题的编排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1.教学习词语的方法。如三年上册71页，向我们介绍了学习词语的几种方法。查字典，联系上下文，看***片。74页，也介绍了学习词语的方法。做动作（张望），换个词（仿佛），画画（弧线），找反义词（危险），模仿声音（汽笛）等等。四年上册38页，联系上下文体会下列词语的意思。这些方法如果能熟练应用，学生就会迅速掌握大量的词语并应用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2.教朗读课文的方法。“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第二学段对朗读的总体要求。学生的朗读水平体现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水平。因此，语文老师要加强对学生的朗读指导。三年上册8页“怎样朗读课文呢”就明确提出了朗读的方法。对学生朗读《我们去听秋的声音》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即要注意停顿，表示声音的词语要读轻一些。32页“品味词句”这一内容提示我们可以在想象的基础上朗读。其实，朗读方法不仅仅这些。语气、语调、停顿、重音作为朗读的四大支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教师要根据课文内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三分文章七分读”，朗读很关键，教师在这个方面要下工夫。
3.教默读课文的方法。“初步学会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是第二学段对默读的总体要求。四年上册77页安排了“默读”方法的专题。“在默读时，我把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做上了标记，有些问题要向大家请教。”“我一边读，一边把认为比较重要的词句都画出来了，如……”这些具体的指导对于我们指导学生学习默读非常重要。真正做到了读与思，读与画，读与批注相结合，我们应该努力实践。
4.教提出问题的方法。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怎样教学生提问呢，教材给我们很多的提示。如四年上册21页编排了“读课文怎样提问题？”这个专题，告诉我们“可以结合课文题目提问”；“可以结合重点段落提问”；“可以从不懂的地方提问”，等等。这对于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很重要。教师应重视引导学生主动提问，善于提问。可以在学生提问的基础上，归纳典型问题，带着问题去思考、学习。长期坚持，学生的问题意识必定会增强。
5.教学习文章的写法。读写结合是语文教学一大基本原则。课后题的编排上也体现了一特点。三年上册66页《日月潭》“读一读，想一想作者是怎样写日月潭的？”课文是按照位置——名字来历——清晨景色——中午景色——总写风景秀丽来写日月潭的。即按照总写——分写——总写的顺序来写的。四年上册53页的《桂林山水》课后题编排了“连段成篇”。让学生了解课文是按照总写——分写——总写的顺序行文的。由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进行片段或全篇的仿写，如，写一写《南湖公园》《净月潭公园》《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小区》《我家的院落》，等等。学习掌握这种写作方法。
五、扎实积累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最佳记忆年龄是青少年时期，这一阶段如果能大量记忆一些经典的东西，比日后记忆会事半功倍。著名特级教师孙双金老师在全国第八届青年教师阅读大赛上说：语文之道是积累之道。这不无道理。只有充分的积累，才能厚积薄发，掌握语言，运用自如。长春版教材这方面也比较重视，课后题中安排了大量的积累内容。
1.词语积累。如三年上册15页“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头昏脑胀眉清目秀腰酸背痛昂首挺胸。”四年上册16页的“成语研究”，18页“有趣的数字”（数字成语），69页“马的成语”等。这对于学生积累成语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2.名言积累。三年上册28页“真正的美和真正的智慧一样，是非常朴素的。——（俄）高尔基 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法）罗丹”。这些对于学生积累语言，指导学生为人做事提供了很好的凭借。
3.课文背诵积累。三年上册31页背诵课文的第五自然段。38页课文语句积累。“从文中摘抄出自己喜欢的语句或段落”。64页背诵课文《七子之歌——澳门》。四年上册中一些文质兼美的文章虽然没要求背诵，但有的值得背诵片段或全篇。如《桂林山水》《威尼斯的小艇》《田园诗情》等。教师可以根据班级情况自行安排。
4.古诗文积累。经典古诗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历来备受重视。长春版教材对此也做了精心的安排。三年上册12首。有胡令能《小儿垂钓》，杜牧《清明》，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汉乐府《江南》，刘禹锡《浪淘沙》，王维《鹿柴》，贾岛《寻隐者不遇》，柳宗元《江雪》，白居易《鸟》，欧阳修《画眉鸟》，《青松》，王冕《白梅》。四年上册11首。有高适《别董大》，王昌龄《出塞》，卢纶《塞下曲》，王翰《凉州词》，王之涣《凉州词》，李贺《马诗》，韦应物《调笑令·胡马》，王之涣《登鹳雀楼》，李商隐《乐游原》，李白《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内容在教学时需要引导学生做好积累，对于学生积累语言，发展思维，开阔视野会有很好的作用。
当然，以上仅是对第二学段的两册教材课后题的简要分析，不能穷尽小学语文教材的全部内容。不过，我们仍然要明确，语文学习离不开字词句篇，听说读写。离不开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如何教学，方法多样，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做法和经验。但无论怎样，都应该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乐学、善学。这需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去探索、实践和总结。
人间四月天经典句子篇10
[关键词] 文选；唐代试律诗；化用方式
唐人化用《文选》辞藻、隽语、丽句、典实和意象以经纬文章，是一个普遍的文学事实。《文选》在唐代就像《诗》在先秦，是文人说话、写作的言辞渊薮，是士人通习的科考教材，是考官们出题的滥觞。我们从化用的思维模式着眼，粗略概括唐人试律诗对《文选》诗文的化用方式为四端：借境借象、顺承生发、借意双关和反用其义。
一、借境借象
主要指借前人诗文意象、情境负载自己的情志。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刊手稿）云：“‘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这则词话，既是王国维对前人创作实践的理论升华，也是其《人间词》创作的经验总结。意境的生成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有机结合，这里引进“借境”理论来考察唐代试子对于《文选》诗文的化用，此“境”也包含士人营造或借用的“象”。
薛存诚《御箭连中双兔》：“宸游经上苑，羽猎向闲田。狡兔初迷窟，纤骊讵着鞭。三驱仍百，一发遂双连。影射含霜草，魂消向月弦。声动寒木，喜气满晴天。那似陈王意，空垂乐府篇。”陈王：指陈思王，即曹植。曹植有乐府诗《白马篇》，描写战场上骑士杀敌等情景；另乐府诗《名都篇》有“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句关联着薛诗诗题。曹植一直都想请缨沙场，建功立业，但终未遂愿，故薛存诚在此叹惋曹植“空垂乐府篇”，用以反衬自己所处时代皇帝的真正骁勇，暗示自己生当明时，英雄将有用武之地。薛诗主要都在叙事，而其叙事因为用了“一发遂双连”等句，让人自然联系到曹植《名都篇》，这样诗的外延立刻宽阔豁朗了很多；最后以“那似陈王意，空垂乐府篇”议论作结，画龙点睛，既是对畋猎的概括，也是对曹植抑郁不得志的感叹，还有对自己身遇明主的暗示。这里，薛诗极其巧妙地借用了曹植乐府诗意象、情境负载自己的情志。
李沛《四水合流》：“禹凿山川地，因通四水流。萦回过凤阙，会合出皇州。天影长波里，寒声占渡头。入河无昼夜，归海有谦柔。顺物宜投石，逢时可载舟。羡鱼犹未已，临水欲垂钩。”李康《运命论》：“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张良知遇于刘邦，犹如以石投水，是得遇圣主明君。张衡《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李善注：“言久淹滞于京都，而无知略以匡佐其时君也。……《淮南子》曰：‘临河羡鱼，不如归家织网。’”李诗末四句正借用李康《运命论》论点、张衡《归田赋》旨意，隐含表达自己期望个人言论投合考官乃至圣君明主，以被录用的情志。
章孝标《骐骥长鸣》：“有马骨堪惊，无人眼暂明。力疲吴阪峻，嘶苦朔风生。逐逐怀良御，萧萧顾乐鸣。瑶池期弄影，天路欲飞声。皎月谁知种，浮云莫问程。盐车终愿脱，千里为君行。”吴阪：古地名。盐车：运载盐的车子。刘琨《答卢谌诗并序》：“昔骥倚于吴阪，长鸣于良乐，知与不知也。”李善注：“《战国策》，楚客谓春申君曰：‘昔骐骥驾盐车，上吴阪，迁延负辕而不能进，遭伯乐，仰而鸣之，知伯乐知己也。今仆屈厄日久，君独无意使仆为君长鸣乎？’”骥服盐车，喻贤才屈沉于天下。此诗虽然还化用了《战国策》燕昭王求士，郭隗喻以千金买骏骨典故；但却以千里马不遇知而服盐车，类比贤才屈沉荒野为抒情重心。此诗句句写马，却句句喻人；借用典实之情境抒写一己之心愿。
陈昌言《白日丽江皋》：“迟景临遥水，晴空似不高。清明开晓镜，昭晰辨秋毫。郁郁长堤土，离离浅渚毛。烟销占一候，风静拥千艘。独媚青春柳，宜看白鹭涛。何年谢公赏，遗韵在江皋。”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有“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顾已枉维絷，抚志惭场苗”等句，抒写自己应诏赴任途中，感物有怀。场苗：语出《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毛传：“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后以为延揽贤才或思念贤者之典。陈诗借谢诗意旨、情境，暗示“我”是贤才、将为皇朝延揽的深意。
考生自己有想法、有期望却不明说，而是通过借用前人的话语、前人的诗文意旨甚至意象委婉地传达出来，让考官去解读、去意会，这从典故的化用方式上看，我们谓之“借境借象”。采用武汉大学罗积勇先生《用典研究》的理论，从用典的功能角度考察，“借境借象”方式约略相当“衬言式”。所谓“衬言，是把典故与自己所叙事情相比较，并借此达到某种修辞目的。它可分为较同、较异、差比、较同异四类。”前面所分析的例子，借用《文选》收录的古诗文意象，都是为了或同、或异地衬托考生自己的心志。
二、顺承生发
指触题联想，借题发挥，发思古之幽情。我们曾经撰文探讨过的唐人试律诗诗题取用《文选》诗赋原句或李善注解语辞者，其诗多半都表现出“触题联想”、“借题发挥”的特色。
薛存诚《东都父老望幸》：“銮舆秦地久，羽卫洛阳空。彼土虽凭固，兹川乃得中。龙颜觐白日，鹤发仰清风。望幸诚逾邈，怀来意不穷。昔因封泰岳，今伫蹑维嵩。天地心无异，神祗理亦同。翠华翔渭北，玉检候关东。众愿其难阻，明君早勒功。”此诗与其说是敷写唐代东都洛阳人民的现实心愿，还不如说是顺接班固《两都赋》意旨。东汉建都洛阳，长安人民思主上西迁，或盛言西都长安之奢华；班固有感于前世司马相如、东方朔之徒献纳文辞，终以讽谏，乃上《两都赋》盛赞洛阳制度之美，以折西都宾***侈之论。薛存诚顺承班固赋旨，栝成诗。
王维《秋日悬清光》：“寥廓凉天静，晶明白日秋。……宋玉登高怨，张衡望远愁。余辉如可托，云路岂悠悠。”宋玉《九辩》，其文词句哀怨，开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落而变衰。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故言“宋玉登高怨”。宋玉之辞以“悲秋”起兴，故王维由“秋日悬清光”自然地想到了宋玉之辞。张衡《四愁诗并序》云：“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法度……时天下渐，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四首诗中分别有“侧身东望涕沾翰”、“侧身南望涕沾襟”、“侧身西望涕沾裳”、“侧身北望涕沾巾”句以表达忧虑和愁思，故言“张衡望远愁”。宋玉闵屈原而作《九辩》，张衡拟屈原而作《四愁》，王维以“秋日”为纽带，顺承生发，想到宋玉之辞、想到张衡之诗。
白居易《宣州试窗中列远岫》：“天静秋山好，窗开晓翠通。遥怜峰窈窕，不隔竹蒙笼。万点当虚室，千重迭远空。列檐攒秀气，缘隙助清风。碧爱新晴后，明宜反照中。宣城郡斋在，望与古诗（集作时）同。”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是六朝以来江南名郡，大诗人如谢灵运、谢等曾在这里做过太守。谢在这里做太守时建有楼，后人称为“谢公楼”。宣城城东有宛溪流过，城东北有秀丽的敬亭山，风景优美。李白游此有诗《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独坐敬亭山》、《秋登宣城谢北楼》等。799年秋，白居易为宣州刺史所贡，第二年春在长安考中进士。此诗大约写参加拔贡考试时的情景。谢《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云：“结构何迢，旷望极高深。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瞑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复此风中琴。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若遗金门，就见玉山岑。”白居易在宣州应试，看到试题取自谢诗句，自然顺承联想到谢行事及其诗作。
窦常《求自试》：“仙禁祥云合，高梧彩凤游。沉冥求自试，通鉴果蒙收。文墨悲无位，诗书误白头。陈王抗表日，毛遂请行秋。双剑曾埋狱，司空问斗牛。希垂拂拭惠，感激愿相投。”抗表：上疏，向皇帝上奏章。《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毛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毛遂，战国赵平原君门下食客。 赵孝成王九年，秦兵攻赵，王命平原君赵胜赴楚求救，毛遂自荐随同前往。既至楚，平原君与楚王谈判，自日出迄日中不决。毛遂按剑上阶，直陈利害，终使楚王歃血定盟，决定楚赵联合抗秦。“毛遂自荐”，为自告奋勇自我推荐之典。窦常此诗顺承曹植《求自试》表旨，凝志成诗，暗示自己应试有如曹植求自试、毛遂自荐，期望被录用。第一联用凤栖梧桐树之典说前来干求任用者乃有希世之贤才。第二联假想明鉴之主收用自荐者的情形，用直白写法。第三、四联说明求自试的必要性，因为不自荐便终将无位、做白头布衣，所以曹植要上表、毛遂要请行；而且暗示自荐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不成功就是贤才被埋没。第五联再说希世之贤犹如希世之宝，终究是埋而不能没，吴灭晋兴之际，豫章丰城埋有龙泉、太阿二剑，而紫气上冲斗、牛之间，终为人所发掘、佩用；借说自己希望像上述双剑一样，得到拭拂任用。整首诗虽多处用典，但典义并不重复，组合典故流畅地说事说理，这就是唐人不同于六朝人的地方。
张友正《锦带佩吴钩》：“带剑谁家子，春朝紫陌游。结边霞聚锦，悬处月随钩。彩缕回文出，雄芒练影浮。叶依花里艳，霜向锷中秋。的宜骢马，斓映绮裘。应须待报国，一刎月支头。”锦带：锦制的带子。吴钩：钩，兵器，形似剑而曲。春秋吴人善铸钩，故称。鲍照《结客少年场行》：“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张诗顺承鲍诗意旨，抒发报效国家的志向。
唐人试律诗这种触题联想，顺承生发，对于明清八股敷文似有影响。试律诗以五言六韵十二句为常（也有八韵十六句的），此触题联想顺承生发者，前四句分别可以看作是破题、承题，中间六句叙事用典、展开吟咏，末两句或言志或颂圣。
三、借意双关
指巧妙借用古人的诗文意旨，来双关自己的心志。
蒋防《藩臣恋魏阙》：“剖竹随皇命，分忧镇大藩。恩波怀魏阙，献纳望天阍。***奉南风顺，心依北极尊。梦魂通玉陛，动息寄朱轩。直以蒸黎念，思陈***化源。如何子牟意，今古道斯存。”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有：“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李善注：“言仲连轻齐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悦。既悦海上，恐有轻朝廷之讥，故云子牟眷魏阙。…《吕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柰何？’高诱曰：‘子牟，魏公子。’一说，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班固《两都赋序》：“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蒋防借谢诗“子牟眷魏阙”、班固“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等意旨，双关自己愿献言纳忠于朝廷之心志。
陶拱《秋日悬清光》：“秋至云容敛，天中日景清。悬空寒色净，委照曙光盈。泫泫看弥上，辉辉望最明。烟霞轮乍透，葵藿影初生。鉴下应无极，升高自有程。何当回盛彩，一为表精诚。”葵藿：指葵与藿，为菜名。这里偏指葵。葵性向日，古人多用以比喻下对上赤心趋向。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在陛下。”陶拱诗借曹植文意双关，以日垂光双关皇朝帝王恩威，以葵藿向日双关自己将忠于皇帝。
马戴《府试水始冰》：“南池寒色动，北陆岁阴生。薄薄流澌聚，漓漓（集作微微）翠潋平。暗沾霜稍厚，回照日还轻。***窦悬残滴，湘流减恨声。即堪金井贮，会映玉壶清。洁白心谁识，空期饮此明。”鲍照《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马戴借鲍诗意象以双关，用玉壶冰之洁白无瑕双关自己之一片纯洁冰心。
康翊仁《鲛人潜织》：“珠馆冯夷室，灵鲛信所潜。幽闲云碧牖，水精帘。机动龙梭跃，丝萦藕添。七襄牛女恨，三日大人嫌。透手擎吴练，凝冰笑越缣。无因听札札，空想濯纤纤。”札札：象声词，这里指机杼声。纤纤：女手柔细貌。《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鲛人潜织”本是神话传说，《迢迢牵牛星》也写的是牛女神话故事，皆可想而不可及，康翊仁诗借其意象以双关自己应试与中试的忐忑期待的心情。
徐仁嗣《天骥呈材》：“至德符天道，龙媒应圣明。追风奇质异，喷玉彩毛轻。躞蹀形难状，连拳势乍呈。材矜逸态，绝影表殊名。岐路宁辞远，关山岂惮行。盐车虽不驾，今日亦长鸣。”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夫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李善注：“《战国策》，楚客谓春申君曰：‘昔者骐骥驾盐车，上吴阪，迁延负轭而不能进；见伯乐，仰而鸣之，知伯乐知己也。’”用骐骥服盐车而长鸣典，双关暗示自己也是千里马，望有伯乐识拔之。
郑衮《好鸟鸣高枝》：“养翮非无待，迁乔信自卑。影高迟日度，声远好风随。云拂千寻直，花催百啭奇。惊人时向，求友听应知。委质经三岁，先鸣在一枝。上林如可托，弱羽愿差池。”曹植《公宴》诗：“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高枝：高树枝；别解高的地位或者朝堂；此借曹诗意旨，双关自己愿托身朝堂之上的志向。委质：敬献礼物；此别解献身、托身。先鸣：首先鸣叫；此别解首先显露。上林：古宫苑名；泛指帝王的园囿。弱羽：羽毛未丰；别解才浅力薄。差池：参差不齐貌。《诗・邶风・燕燕》：“燕燕，差池其羽。”别解鸟飞腾的样子。郑衮诗的五、六两联言自己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和修炼，参加科考，希望崭露头角、折桂登科，为帝王擢用效力。全诗诗句句写鸟、写树，而句句双关、别解着考生的心意。
这里所说的“借意双关”典故化用方式，如从语义关照看，大致相当于罗积勇《用典研究》所讨论的双关式和别解式。
四、反用其义
主要指反用前人诗意，以烘托出自己的情怀。
李绅《上***奏庆云见》：“飞龙久驭宇，真气尚兴云。五色传嘉瑞，千龄表圣君。从风忽萧索，依汉更氛氲。影彻天初霁，光鲜日未曛。表祥近自远（类诗作来自远），垂化聚还分。宁作无依者，空传陶令文。”陶渊明《咏贫士诗》：“万族各有，孤云独无依。（李善注：孤云，喻贫士也。陆机《鳖赋》曰：美恶而兼融，播万族乎一区。《楚辞》曰：怜浮云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无依据之貌也。）……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宁作无依者，空传陶令文”是反诘句，表达不作无依托之孤云，而愿意为世所用的意思。李绅诗反用陶诗以言志，表明自己愿意跟从帝王而效力。
李正辞《白云起封中》：“千年泰山顶，云起汉皇封。不作奇峰状，宁分触石容。为霖虽易得，表圣自难逢。冉冉排空上，依依迭影重。素光非练，灵贶是从龙。岂学无心出，东西任所从。”起自泰山封禅之地的祥瑞白云，有一定之准，哪里会像一般白云一样忽东忽西，飘忽不定呢！无心：指云。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诗写云寄托隐逸之志。从龙：《易・干》：“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旧以龙为君象，因以称随从帝王或领袖创业。李正辞反用陶渊明归隐诗意旨，表明自己愿从帝王而效命。
潘炎《玉壶冰》：“琰玉性惟坚，成壶体更圆。虚心含景象，应物受寒泉。温润资天质，清贞禀自然。日融光乍散，雪照色逾鲜。至鉴功宁宰，无私照岂偏。明将冰镜对，白与粉花连。拂拭终为美，提携伫见传。勿令毫发累，遗恨鲍公篇。”鲍公篇：《文选》录鲍照乐府诗《白头吟》。诗曰：“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鲍照感叹在氏族门阀控权的社会，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纵有雄才大略也不被重用；潘炎反用鲍诗意旨，言只要是洁白美玉，就不会被隐沦埋没――“拂拭终为美，提携伫见传。”
罗泰《暗投明珠》：“媚川时未识，在掌共传名。报德能欺暗，投人自欲明。月临幽室朗，星没晓河倾。的骊龙颔，荧煌彩凤呈。守恩辞令浦，擅美掩连城。鱼目应难近，谁知按剑情。”暗投明珠：亦作“明珠夜投”、“明珠投暗”。语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臣（邹阳）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后多用“明珠暗投”比喻有才能的人因无人引荐而得不到赏识和重用；（亦比喻贵重的东西落到不识货的人手里。）亦见《文选・邹阳》。此为唐代举子怀才难遇心情之写照。按剑：以手抚剑，预示击剑之势。这里指珍宝等无由而至，令人生疑。李白《古风》之五十六：“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罗诗前几句敷写珍珠之名贵，末两句则反用邹阳《狱中上书自明》语典，邹言明珠暗投、无因而至，令人生疑按剑；罗言“鱼目应难近”，盛世明时，不会鱼目混珠，而真正的明珠无因亦可前至，即有真才实学的人，无需凭借其它条件、关系等等，照样可以被重视、被重用。
总之，《文选》众多诗赋文的抒情言志时常吻合了后代诗人的心思。当后人遇到与前人同样境况、同样感受的时候――“心有戚戚焉”，自然就会联类比附，借古抒怀。这是唐代试子化用《文选》诗文进入自己诗章的一个直接原因。而唐人试律诗对《文选》的化用是多方面的，诗题、辞藻的取用是显性的，意象、义理的借用乃至于抒情言志方式的运用则多是隐性的；那些隐性化用《文选》诗赋文的方式，实际上不止于我们所概括的借境借象、借意双关、顺承生发和反用其义，对其他化用方式的探究姑且留待异日。
参考文献：
[1]罗积勇、张鹏飞.唐代试律试策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未刊手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
[3]罗积勇.用典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40，118，123.
[4]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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