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余秋雨的话篇1
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情？——与生活讲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不能拒绝衰老和病痛。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接受爱。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更美好。
不要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他们会照样看不起你；不要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他们只会嫉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
什么叫做活着----一个能够救助其他生命体的生命过程。
应该原谅别人，也应该原谅自己，不能让自己在后悔中不可自拔。人生，应该沉得进去，拔得出来。
余秋雨的话篇2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文化是一种手手相递的炬火，未必耀眼，却温暖人心。文化的魅力，就在于摆脱实用，摆脱功利，走向仪式。”20年前，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时隔20年，数度被传封笔的余秋雨推出了又一部谈文化的新作《何谓文化》，在这部新书中，余秋雨从学理、生命、大地、古典四个方面阐释了“何谓文化”这一根本性问题。作为著名的文化学者、“文化大散文”风格的开创者，这本《何谓文化》不仅延续了余秋雨一贯的文化思考之路，而且重现了余秋雨散文的经典风格。余秋雨在书中思往怀人之际，其多年来蒙受的媒体与个人的指责，被误解的种种心曲，也终于在多年后一吐为快，直面广大读者的检验与回应。
日前，本报记者通过该书出版方时代华语，用邮件的方式采访了余秋雨，对于这部新作，余秋雨表示即是延续过往的“文化读本”，更是一份迟到的文化心路自白书。
用生命的问答诠释“何谓文化”
如果说《文化苦旅》这本书名更加私人，更能代表余秋雨个人在文化探索之路上的心路历程，那么新书《何谓文化》就显得既大且空，如此大的书名如何掌控驾驭？余秋雨说，创作中，是先有文稿再有书名，所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新书的创作契机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问起：到底何谓文化？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会有这个问题，我在国外也常遇到这个问题。越是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就越明显，大家很希望有一个文化人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文化。”余秋雨说，他很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总是找不到方向进行解答，最后他觉得最好的答案来自那些已经离开的文化巨匠，他们用生命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回答。
“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几位巨匠：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谢晋导演，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在这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在透过门孔向外看，等待着爸爸回家。由于每天都趴在门孔上，他的眉毛都磨光了，就是为了等待爸爸回来。我听后觉得很感动，尽管他的儿子是一个弱智，后来我突然说：‘谢导，其实这个门孔、这扇门就是文化。即使门在关闭的时候，也会从门孔透出一丝亮光；透过门孔，让大家看到世间的风光、人性的风光。而你呢，就像你的儿子一样，不离不弃的守着这一点亮光。’谢导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余秋雨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拍摄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就他来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是一个极度富有责任感的、充满着古典主义的一生，他是用生命来填充“文化”二字的。“第二位是巴金。提到巴金我们就更熟了，他活到了100多岁。巴金为人朴实，他不是闯将，也不是会高声呐喊的人，他用温和的眼光，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以后，他坚持人道主义、坚持自由。”余秋雨认为，巴金老人做了2件事很了不起，一件是批判一些“棍子”，这些“棍子”包括、这些人。另一件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呼唤大家 “说真话”。巴金有一部书就叫《说真话》，他呼吁自由、呼吁人道。“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像巴金这样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第三位备受余秋雨推崇的文化巨匠是黄佐临，是萧伯纳的学生。“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3天，在英国的黄佐临就回到了中国。回国后，他居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上海孤岛，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喜欢的老演员都是他带出来的。这让我们感觉到在战争时期，文化也可以表现出它们的尊严。”在余秋雨看来最好的艺术的背景应该是黑色，而不是金色。而黄佐临就是在黑色的环境下，提出了“三大戏剧体系观”的主张，轰动了世界戏剧界。“这一点也证明了，就算在困难时期，文化也有声音，也有作为。这就是我从黄佐临先生那得到的回答。”
余秋雨说，如果用任何学术性的方式去诠释“何谓文化”都会显得太过理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通过这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明“何谓文化”，大家会更容易理解和感受，“这些文化巨匠用他的生命诠释了文化的深意！而这也是我这部新书最重要的部分。”
“诺奖”提升了中国文化自信心
目前，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过去，余秋雨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国家的软实力”，而对于此次莫言获奖，余秋雨表示这个成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自信心。
“在之前一段很长时间里，我们在文化上总有一种自卑的情绪，我们总会觉得我们的古代文化特别的优秀，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代文化好像有些问题，而且外国人好像也是这么看我们。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其实是不错的。”余秋雨还提议说，在这段时间内，大家可以集中的读一读当代文学中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莫言先生、还有像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像余华先生的作品……“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学会欢呼，对自己不太喜欢的东西也不要骂。文学太丰富了，大家不要因为不喜欢就骂，不可能所有的作家作品你都会喜欢。文学是太风格化的东西，文学艺术都带有极大的风格化，所以大家不喜欢是很正常的。我们要学会接受不喜欢的东西的存在，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学会赞扬。”余秋雨说，应该要借着外国人的目光对我们的当代文学增加几分尊敬，然后趁着这个机会再多读一点好书，在中国的媒体上学会赞扬，学会对文学艺术的高度的宽容。因为任何一个高尚的民族都不可能糟蹋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人才。
“这次诺奖应该是个开始，以后我们的机会还会更多些。”余秋雨认为，他之前提到的贾平凹，余华等当代作家都是有资格获奖的，“你看每年都会评选一次诺贝尔文学奖，有些是你熟悉的，但有些获奖作家，他们真的拿不出太多东西，有的只有几篇小说、几首诗。所以一开始得奖了，我们有些过度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今后，得奖的人如果多了，大家就会觉得很正常了。我们的民族需要一个精神适应期，而且我觉得现在比以前好了，以前是会很狂热的欢呼，现在还比较平静，而且我觉得莫言先生的态度也比较平静，平静地面对这一切。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回应封笔：实属误传
余秋雨的话篇3
李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她的父亲是中学英语教师，母亲是医生。李红从小就喜欢戏剧，可身为教师的父亲却希望她努力读书，将来能继承自己的衣钵。
1970年，从农村插队归来，李红被招工到上海市纺织局下属的棉纺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工作之余，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习戏剧表演中。不久。上海市青年话剧团《年轻一代》剧组来纺织局选演员，相貌姣好的李红被看中，作为业余演员借调过去。
1974年，23岁的李红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虽然她的成绩在10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但在那个特殊时期，由于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不属于“根红苗正”的接班人，因此落榜了。她气愤地去找学院领导评理，当时28岁的余秋雨负责学院的招生工作，他非常欣赏李红的表演才能，但审查了李红的家庭出身后，余秋雨也迟疑了，没敢贸然录取她。
送走李红后，余秋雨的脑海里一直闪现着她年轻、漂亮的面容，从未谈过恋爱的他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女孩就是自己要找的爱人。接下来的日子，余秋雨找机会接近李红。李红的家住在虹口区，与上海戏剧学院相距较远，余秋雨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乘车去李红家，找她一起看书、聊艺术、聊人生。渐渐地，李红被余秋雨渊博的学识所吸引，他们常常一聊就是半天，往往等结束话题时已是深夜，公交车早收班了，余秋雨只好步行走回学院宿舍。
一周一次的见面。对热恋中的余秋雨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他把心中的相思写在纸上寄给李红，也不管李红回不回信，每天一封火辣的情书。成了他必做的事情。有一次，李红生病住了几天医院。余秋雨硬是每天来回跑，几宿不睡觉地守在李红身边。等李红病好了，余秋雨却累得住进了医院。 余秋雨的痴情打动了李红的父母，老人答应了他俩的婚事。1979年，余秋雨和李红相恋整整5年后，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大连路租了间小房子，没地方做饭，李红每天下班后就先回娘家吃饭，再带饭回去给余秋雨。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余秋雨对李红非常体贴，他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
1984年，女儿降生了，家庭经济越发紧张起来。余秋雨被任命为副院长，后升为院长，但好景不长，余秋雨因为时期曾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做过，而写作组的头头朱永嘉又是与“”有关的人物。因此他被扣上“余孽”的帽子，被迫提出辞职。偏偏这时，余秋雨又被查出患有肝炎，李红只好带着丈夫搬回娘家住，将女儿交给母亲照顾，然后在天井里措了个五六平方米的小书房，让丈夫安心写作。
全家3口人的生活重担全压在了李红一个人身上，而余秋雨治病还要花钱。尽管李红在棉纺厂加班加点想法多挣钱，但还是无法支撑家里的开支。一天晚上，李红痛苦地对余秋雨说：“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让我去深圳闯闯吧。”环顾贫寒的家，余秋雨陡生一种“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含泪答应了妻子的请求。
1989年3月，李红辞职后独自来到深圳。一下车，她就马不停蹄地跑到郊外工业区找工作，忙了一天，却没有半点结果。虽然天色已晚，李红却舍不得花1元钱坐公交，坚持步行回市区。谁知，半路上她不小心掉进了没有遮盖的下水道。凉风加冷水冻得李红浑身发抖，她以为这次自己肯定没命了，伤心地哭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她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原来，早晨出来扫地的清洁工人发现了高烧昏迷的她，连忙将她送进医院，并帮她垫付了医药费……
李红出院后，没敢把这件事情告诉家人。只休息了一天，便继续忙着四处找工作。一个多月后，她才在罗湖区一家服装厂找了份车工的活。为了多赚钱，李红常常连午休都省了，拼命加班。有一次李红晕倒在车间里，工友将她送到医务室吊盐水，可她刚刚苏醒。就要爬起来去干活。工友生气地说：“你要钱不要命了?”李红停止挣扎，躺在床上无声地流泪。
第一个月发工资，李红领到640元，比同组的其他工人高出了三分之一。她只给自己留了40元钱，其余的钱全部寄回家。有了李红每个月如期寄回的工资。全家人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余秋雨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余秋雨终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文化苦旅》，并一炮打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李红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一心为家人打拼的时候，夫妻感情却出现了危机。1992年春节前的一天，李红躺在深圳的出租屋里给余秋雨打电话，告诉他自己病了，春节不能回家了。李红原以为能听到丈夫体贴的话语，可话筒里却传来冷冷的声音：“那你在深圳好好养身体，春节就不要回来了。”那一刻，李红呆了，体贴的丈夫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春节到了，李红一点年货也没买，一个人躲在出租房里，度过了她生平最冷清的春节。听着窗外不时传来的鞭炮声，想着远在上海的父母和女儿，她泪流满面……春节刚过，她就迫不及待地请假赶回上海探亲。
那天，李红在帮丈夫整理书桌时，突然发现稿子中夹着一封余秋雨写给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马兰的信。信中缠绵的情话让她顿时惊呆了，也一下子明白了丈夫冷淡自己的原因。自己为了这个家，拼命在外面打工赚钱，丈夫却爱上了别的女人。难道这就是当初那个声称这辈子只爱她一个人的丈夫吗?然而，善良的李红还是替丈夫着想――肯定是自己忙着赚钱，忽视了丈夫。他才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只要自己以后多体贴他。他一定会改过的。于是。李红小心翼翼地把信放回了原处。
几天后。李红若无其事地告别家人回到深圳，心里暗自期望丈夫能早日醒悟。谁知，她等来的竟是丈夫离婚的决定。那一刻，李红感觉整个天空都塌了：既然丈夫已经不爱她了，她还要这名不副实的婚姻干什么，不如干脆成全丈夫。1992年7月，李红含泪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8岁的女儿由她来抚养。面对善良的前妻，余秋雨落泪了，他愧疚地说：“是我对不起你，以后孩子上学、成家等一切费用由我负责。你有事的话，也尽管来找我。”
擦干眼泪：带着伤悲去谋生
强忍着离婚带来的伤痛，李红将女儿交给父母照看，再次踏上了开往深圳的列车。谁知，她赶到工厂后却被告知，她因为旷工被开除了。李红失魂落魄地走出工厂，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来，仿佛也在为她的命运而哭泣……
第二天，李红从报纸上看到罗湖区一家首饰厂招插件工，便赶去应聘。招聘人员看了她一眼，一句话也没说。李红不解地问：“我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了，你怎么不理我?”对方头也不抬，轻蔑地说：“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几十岁的人了，还和小姑娘来抢饭碗，羞不羞啊?”李红看看身边的应聘者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只好红着脸一言不发地低头走开了。
由于年龄关系，一直没有单位肯聘用李红。那天在外面跑了一天，李红回到出租屋
躺到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屋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几道手电筒的光闪来闪去。原来是查暂住证的人来了。由于自己离厂时厂方并没有退还暂住证，李红连忙爬起来，朝后面的山上跑去……虽然躲过了一劫，但她全身却被茅草划得鲜血淋淋。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李红的钱快花光了，她只好节约开支。每天花1元钱买4个馒头，早上吃一个，中午吃两个，晚上吃一个。1992年10月的一天晚上，她正躺在床上嚼着生硬的馒头，女儿突然打来电话，痛哭着说：“妈，爸爸就要和马兰阿姨结婚了，是不是你们都不要我了?”李红肝肠寸断。她强忍着悲伤说：“宝贝，我和你爸是因为感情不合离婚，虽然他不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但他毕竟是你父亲，你应该原谅他。你要知道，爸爸和妈妈同样爱你。”
在李红的劝说下，女儿停止了哭泣。李红的心久久无法平息：自己连工作都没有，以后拿什么抚养女儿，母女俩的明天又在哪里呢?
第二天，李红路过人民南路时。看到有家经营桶装矿泉水的店铺招聘推销员，她硬着头皮进去应聘。老板看了看她，不耐烦地说：“你别来捣乱了，快走吧。”李红急了，哀求说：“老板，你就让我试试吧。如果实在不行，再辞退我也不迟啊。”老板想了想，最终点头答应了。
老板名义上是招推销员，其实就是招送水工。送水工具是老式的大自行车，车座很高，刹车是经过改造的脚刹。第一次送水时，老板觉得李红是生手，又是女的，让她只驮两桶水。李红见男同事每次都是装6桶水，便坚持在车的两侧又各挂一桶，再在车后座捆上一桶。李红刚一骑上车。车子便摇摇晃晃地向路边撞去，吓得她哇哇大叫。老板连忙冲上来，拼命拉住车后座，这才让车子停下来。李红满头大汗，她只好卸下车后座的那桶矿泉水。然后勉强骑着车子上路了。
下午5点多钟。李红去给建设路的3家用户送水。遇到红灯时，为了避免急刹车导致重心失衡摔倒，李红只好闯红灯。当她骑到斑马线中央时，一辆奥迪轿车飞驶而来，慌乱中、她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地，轿车在距她不到半米的地方紧急刹住……
忙碌一天，李红提心吊胆地送完了24桶水，赚到了24元钱。晚上，李红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也因骑车而摩擦得红肿疼痛，但想到自己又可以赚钱供女儿读书了。她还是开心地笑了。
李红辛苦忙碌了一个月，领到了930元。她马上跑到邮局给女儿寄了600元。渐渐地，李红也能和男送水工一样。骑着高大的自行车，驮着6桶水，满大街飞奔了。
1993年4月的一天，李红给罗湖区国贸大厦8楼的一家旅行社送水，结果碰上电梯维修，她强撑着将4桶水扛上了楼。旅行社老总十分敬佩地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男人干的事，要不来我们公司学做导游吧。”由于天天体力透支，李红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旅行社老总好心邀请她加盟，她便辞职跳槽了。
李红刚到旅行社不久，带着20多名游客去梧桐山旅游。下山时突然刮起大风。李红被吹得东倒西歪，但想到游客中还有几位老人，她便不顾自己的安危，扶着山壁慢慢向前移动照顾游客。风实在太大了，李红脚下一滑，身体失去了重心。幸好，她被一个年轻男游客及时拉住，躲过一劫……
重塑自我，离开他的日子别样精彩
1997年9月初，李红带团去大小梅沙游玩，她发现有个中年男游客一直在盯着自己看。正当她感到狐疑时，对方主动问：“你是不是李红?”经过交谈，李红终于想起来，对方是以前在上海纺织局的同事。得知李红在深圳做导游后，对方关切地说：“你现在过得这么难，怎么不去找老余呀?”李红苦涩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半个月后，李红突然接到余秋雨的电话，他急切地说：“你有困难怎么不和我说，我是孩子的爸爸，让我帮帮你吧。”李红淡淡地说：“你每个月该给女儿的抚养费都给了，我没资格再要求你做别的事情。”任凭余秋雨怎么劝说，李红就是不肯接受他的帮助。余秋雨感到愧疚不安，伤心地挂断了电话。
很快，李红是余秋雨前妻的消息在同事间传开了，有人替她抱不平：“当初要不是你为他营造了稳固的后方，他怎么会有今天，你怎么就这样轻易成全他们?”也有人劝说：“他有那么多崇拜者，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他的前妻，想巴结你都来不及，你又何必这么辛苦地打工呢?”李红大度地说：“两个人连感情都没有了，何必还要勉强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呢?他有名是他的事，和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想到李红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一些好心的同事主动为她介绍对象。想到自己的离异已经给女儿带来很大的伤害，李红拒绝了：“也许一个女人养家的确不容易，但我不想让女儿再受半点委屈。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考虑这个问题了。”
2003年春，一个曾在旅行社工作过的同事准备做一种健身器材的广东省总，在寻找合伙人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李红。想想自己已年过50，总不能老这样给人打工，李红便拿出多年的积蓄。和同事合伙开了经营健身器材的公司。
没钱请业务员，李红就自己跑业务。那天上午，她去福田区一家公司推销，对方连面谈的机会都不给。李红不想轻易放弃，索性守在门口。吃午饭时，公司老总见了她，依然没有理她。下午下班时，那位老总见李红还没走，这才答应给她5分钟时间。李红高兴极了，连忙推介自己的公司：“无论是微软还是联想。所有企业都有个开始，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拒绝和刚成立的小公司合作，小公司又如何成长呢?”李红的话，让公司老总深有感触，破例给了她一个与其他公司竞争的机会。李红凭着最低的报价，获得了这笔业务。签合同时，那位老总对她说：“与其说是你的价格优势，还不如说是你的韧劲帮你做成了这笔生意。”
2005年8月初，有位经营健身俱乐部的张老板找到李红，提出购买100万元健身器材，但要求由余秋雨为他的新店剪彩。李红立即回绝：“不要说我不会邀请他，就是邀请了。他也不一定会来，你还是找别人合作吧。”李红原以为这笔生意肯定砸了，谁知张老板第二天又来了，并决定和她合作。原来，张老板回家将这件事告诉妻子后，妻子大为感动：作为名人的前妻，李红根本不愿意借前夫的名气炒作自己，这样的女性是何等善良和坚强啊。
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余秋雨和马兰的耳朵里，他们对李红的品行钦佩不已。马兰特意打来电话，愧疚地为自己当年带给李红的伤害说了声“对不起”。她原以为李红会骂她，没想到李红大度地说：“感情这个东西是最不能勉强的，既然他已经不爱我了，我又何必还要拖累他呢?看到你们过得这么幸福，我也就放心了。”电话那边。余秋雨和马兰忍不住哭了……
在李红的辛苦操持下，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2008年初，她花100多万元在福田区龙华镇买了一套房子，并将父母和女儿都接了过来。余秋雨和马兰知道后，也特意托人带去了贺礼。这一次，李红没有拒绝。
2010年春节前夕，时逢女儿25岁生日，余秋雨特意打电话祝贺女儿生日快乐，同时既愧疚又敬佩地对李红说：“这些年，你艰难地将女儿拉扯大，真是受苦了。现在看到女儿生活得这么开心，我谢谢你了。”其实，李红对前夫的背叛早已释怀了，她笑着说：“你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在文学上取得那么高的成就，我也不能让你看不起啊。”这对离异多年的夫妻，爽朗地笑了。
余秋雨的话篇4
对余秋雨商榷和责难的声音没有断过，余秋雨的正当防卫和过当防卫也没有止息过。人们刚刚对种种苛责有点不以为然，有点为余秋雨鸣不平的意思，余秋雨就按捺不住跳将起来，将话说到杀根，说到不留余地，好像非常不相信其他人的判断和思辨能力，惟有亲自出马，方能置对方于死地。聪明过人的余秋雨，对其他事物的分析都是非常到位，几乎赛过心理学家；可事关自己，却犯了常识性的大忌：未加深思熟虑便迅即予以还击，过招时每每露出破绽，显得涵养不够，风度尽失。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当你成为“大家”的时候，你已经像明星和领袖人物一样，谁都可以对你说三道四，你应该将此看作成功者的附属品，始终保持听之任之的风度，万万不可急躁。你一急躁，破绽自然难免，你就将自己处于被动境地了。这样的教训你已经领教过多次，你应该是善于总结的人吧，怎么一临事，你就执迷不悟呢？
看来是秉性使然性格使然。
最近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冗长的“借我一生”自传，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余秋雨有话说”的“文坛告别辞”，字里行间充满对自己的辩解和洗刷以及对有关人物的不屑和蔑视，并宣布不久将金盆洗手，退出文化界，以示羞于和耻于与某些文化人为伍。可是这样一来，他树敌更多了。割席断交固然省事，可是你割不断别人的喉管，人家照样要发声音，何况关系到你余秋雨，这样的声音还特别有人要听，于是你的自传就不再仅仅是你的自传，你的记忆引发出相关人物的记忆.结果两相对照，人们发现你振振有辞的记忆似乎颇多有误，你好像只记得“清白”的时刻，凡是和“污点”稍稍有关的，你都未雨绸缪地“出污泥而不染”，这就有点“超人”的意思了。其实从心理学而言，人都有自我防御机制，凡是有损自我形象、令自我不愉快的记忆往往会被自己过滤掉，这种“自欺欺人”有利于让自我保持心理平衡，轻装前进，这非常正常。假如你的“有误”和别人无关，你尽管过滤；不幸的是，你还不够老，你无可逃避地必须面对许多健在的“历史证人”，他们众口一辞记忆互相印证，比你的单口相声更有说服力。于是你的文过饰非就凸显了，你的人品就被更多的人打了问号。纵然你妙笔生花，离开你的“大散文”强项，文笔也就无能为力了。
余秋雨本来可以成为文化界一面彩旗的，现在这面彩旗有点千疮百孔，病因不在其文，而在其人。执迷不悟的余秋雨还是太年轻，意气太盛，等他活到老朽如我，火气就会迹近于无，那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你的所谓终极关怀就无为而治了。
余秋雨的话篇5
于是，我赶紧找来这本杂志一读。
余秋雨把他的《借我一生》称作“记忆文学”，像是要说因为是“记忆”，就可能有记得偏差之处。但他所写的上海工人作家一些事，却是指名道姓有地点有行动，使人读了不能不相信他说的全是真事。且看，他是怎么写的：
余秋雨谈到“”中，他们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派”与“工总司”如何挂上钩后，接着写道：
“事情与上海作家协会有关。
原来在之前，上海作家协会里已经涌（余秋雨这里写的倒不是‘混’字）进来一批以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他们写过几篇充满强烈阶级意识和反映‘’时期车间生活的粗陋故事，一时颇受思想‘左’倾的上海市委领导推崇。但他们进了作家协会之后与真正作家一比，处处自惭形秽，却又立即把这种差距解释成受压，而且是受‘资产阶级作家老爷’的压。”
余秋雨又写道：“这事在‘工总司’的头头们看来也是小事一桩，他们也看不起那几个工人作家。但后来一想，天天说‘’，毕竟还要沾点‘文化’的边，也就同意那几个工人作家去占领作家协会……”
也正因为余秋雨对工人作家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他们戏剧学院一位姓袁的造反派把忏悔读成“千悔”，并说上海作家协会的作家也是这么读的时，余秋雨当即回答说：“读千悔的作家，一定是工人作家。”
余秋雨在这里，先是说了我们这批写了“几篇粗陋故事”、“把忏悔读成千悔”的以胡万春为首的工人作家（其中当然是包括唐克新和我等几个人），是如何涌入上海作家协会的。尔后转入正题说，“”中我们几个人以上海“路福州路附近的上海工人文化宫为基地”，经“工总司”头头们同意去占领作家协会。那么，事实又是怎样呢？
先说说我们的情况。我和唐克新、胡万春等人确实原先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工人。拿我来说，开始学习创作时，从未想到要当什么作家，而是因身受现实生活感染，迫使我拿起笔把生活在身边劳动者的心声表达出来。正赶上***之初，有一批作家、编辑，他们为贯彻***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深入厂矿企业热情地对我们这些初学者进行辅导，使得我们这批上海最早产生的工人作者逐步成长起来，写了一些当时较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如小说《骨肉》、《一年》等等，出版了一些工人文艺创作选集和个人小说集。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海代表团中有我和唐克新、胡万春等八名工人作者，我还被选为大会***团成员。会议之前，中国作协和作协上海分会已分别批准我和唐克新入会，胡万春、郑成义等人也已加入作协上海分会（后来他们也陆续被中国作协批准入会）。这次会后，上海作协在创办青年文学刊物《萌芽》时，把胡万春、唐克新等人调去当编辑。过了一段时间，上海作协又把我也调过去到另一刊物《上海文学》去当编辑。到了1960年，上海作协领导在调整扩大专业作家队伍时，把当时创作比较活跃的茹志鹃、赵自、胡万春、唐克新和我五个比较年轻的作家，从原先编辑岗位转到专业作家编制。接着，又先后调进郑成义、仇学宝等6名工人作者，充实到《萌芽》、《收获》（当时的老《收获》已停刊，这时是《上海文学》一度改名刊物）当编辑。这就是我们这批人经过合法手续先后调入上海作协的经过。
我们调进上海作协后，首先是要学会做好编辑工作，创作是放在业余的，即使后来我和唐克新、胡万春改为专业创作，也是长期下去生活到各自选点的工厂去做兼职干部和参加劳动。在这期间，我们始终受上海作协领导和许多老作家，如吴强、罗荪、魏金枝等人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对他们也非常尊敬。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就以唐克新、胡万春和我三人来说，这期间写了小说、电影、话剧等作品一百万字以上，出版了《种子》、《早春》、《过年》等多种小说集、电影剧本和话剧本。不少作家、评论家曾热情地对我们写的作品有过评论，文化部和有关单位还曾给我们授过奖。因此，当时还是学生的余秋雨说我们这些人涌入上海作协后“把差距解释成受压，而且是受‘资产阶级作家老爷’的压。”这是从何得出的结论？
当然，余秋雨所以要这么说，可能是为他所说，“”中我们几个人受“工总司”头头指派去占领上海作协找依据的，可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开始后，上海作协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把属于作协编制人员全部召回机关参加运动。我们都回到机关报到，胡万春回机关不久就被吸收参与领导工作。上海“夺权”风潮开始后，作协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联合部分机关干部起来“造反”，夺了上海作协的权，把包括胡万春在内的领导小组成员当作执行“资反路线”的“老保”靠边批判。胡万春不买这个账，也联合机关内另一部分人起来“造反”。大家乱糟糟地“打内战”，吵闹了好一阵后，又联合起来成立“造反兵团”，接下来又成立所谓“革委会”，胡万春当上了“革委会”头头。
因此，余秋雨所说的那些话，根本就对不上号。首先，“工总司”、陈阿大这些头头和我们几个人都不认识，别说打什么交道了，连面也没有见过。余秋雨说是他们下命令同意我们几个人去占领上海作协，不知他是从哪里获得的材料。其次，我已经把“”开始后，胡万春从回机关参加运动到当上“革委会”头头的经过，简单作了介绍。可余秋雨却说他当时以路工人文化宫为队伍，奉从不认识的“工总司”头头之命去占领他已经当上头头的上海作协，这样的事会是真实的吗？
余秋雨在这篇大作中，另一处谈到工人作家的地方，是他作为当时写作组文艺组派往《朝霞》编辑部处理那里发生的事件之后。他是这样写的：“《朝霞》事件后不久……听说带头占领上海作家协会的工人造反派作家胡万春因两性关系问题被押回工厂，心里有点暗喜，小高（高义龙，当时文艺组另一成员）也讨厌这些造反派，兴奋地写了篇《走出彼得堡》来影射，认为工人作家岗位在工厂，本不应该到作家协会作威作福。我觉得把胡万春比作躲进彼得堡的工人作家高尔基就太高了，便拿过来改了几句……”。
“”中上海作协工人作家被下令赶回厂的事情，不只是上海文学界，连外地很多人都曾听说过。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8年4月12日，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事件，上海作协的“造反兵团”（也就是后来的“革委会”）也参加了，派出不少人上街刷标语贴大字报。此事平息后，据说因为最高领袖说了话，才表面上假惺惺地说“炮打”的账不算了，暗地里却在等待时机。不久就传来内部消息：听说上海作协这次也参加“炮打”，而且连一些工人作家也参与了，就很生气地说，“上海作协早该砸烂了，胡万春这批人也烂掉了，不要了。”果然，他在1970年借“一打三反”机会，把上海曾参加“炮打”的***们整了一通后，1971年初又在胡万春给他和的一封信上作出“批示”：“把胡万春等工人作者关系转回原厂去。”也签了名，表示赞同。于是，进驻上海作协的工宣队头头，奉命当即把早已分散到各处劳动和生活的我们9名工人作者全叫回机关，让会计把我们的工资单等供给关系开好后封在一个信封里，要我们自己拿着它到所在工厂的上级局和公司去转关系，尔后到所在工厂报到。当时，我们9个要回厂的人都在，没有看见谁是被押送回厂的。
按说，余秋雨当时在文艺组，应该知道我们几个人被赶回厂的真实情况。不知是何缘故，他却对此事只字不提，而把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所谓“胡万春因两性关系问题被押回工厂”的事，像模像样地写了出来。胡万春这个人，在“”中是犯了不少错误。但我不是要为胡万春的缺点、错误辩护什么，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精神，来澄清一些事实，不能因为他人死了，就无中生有地把当时不曾发生的事情套到他的头上。
余秋雨的话篇6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文化态度；取向
1 前言
余秋雨的散文具有别具一格的味道，是在经历了上世纪中期***和狂热后，用恬然淡雅的态度体味人生的佳作，因此，余秋雨的散文广受读者欢迎。另外，余秋雨散文中有许多值得赞赏的文化态度取向，如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对中国群体文化人格的关注、对隐秘状态下的文化现象深入研究等，思维独特，散文结构也新颖，为20世纪中后期的文坛带来别样的精彩。
2 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态度取向分析
2.1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
余秋雨用散文昭示出自身的文化态度——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就采取这个文化坐标，深刻而有力对姓氏正统论及民族正统论进行了批判。中国姓氏正统论体现在同族同姓者继承王位，外族人觊觎，即使能力在继承者的百倍以上，也是会受到批判的；民族正统论则将异族掌权划为逆端。但是余秋雨指出清朝满族统治中国的时候，其中康熙皇帝和唐太宗站在同样的位置，都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余秋雨“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分析各种文化现象”的文化态度形成的过程在于作者文化***三年后的苦读，期间研究了人类几千年的各种思想流派，自古希腊开始，一直到近现代，作者研究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以及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巨人，最终在这场文化洗礼中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最终形成了此种文化态度。余秋雨这个文化态度的出现，为中国与世界对话构筑了一个平台。
2.2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
诚实指的是凭着客观事实依据，极力公正地评判复杂多变的事物；理性是指站在历史和理论的的高度，使判断包含历史和人生这两大逻辑性，定性恰当，不拔高，也不贬损。“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的文化态度，不仅需要一种文人特有的文化气度，也需要一份真诚的心灵。面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历史的反面人物。余秋雨提倡自多个角度去思考，改变以前从大历史背景走向进行推理的观点，从小环境恶化去理解。如《道士塔》中他对王道士的多角度分析，最后为其辩证，王道士只是小角色，真正出卖敦煌文物的是朝中大小官员。余秋雨倡导诚实和理性放入文化态度的原因有：⑴在生活中，容易出现谣言传播，这是由于理性未得到普及导致的；⑵在文化界不够重视理性，部分命题，前期极具理性，，但中后期推进时出现失度，缺乏理性高度。余秋雨保持“以诚实和理性实现历史文化的逻辑推演”的文化态度，冲击了国内长久存在的情绪式评判的方式。
2.3对中国群体文化人格的关注
余秋雨对中国现实中人格的结构和层次不赞同，因此，他就对中国群体人格比较关注，具体体现为：⑴对地域群落生存情况的关注：余秋雨十分关注由历史文化诸多因素导致的居住群体之间的差异。如在《上海人》、《江南小镇》、《抱愧山西》等散文中，描述了地域文化的景观从而表现了每个群落具有的人格特征和价值取向；⑵揭示出文化史上高贵又苦闷的文人灵魂，鞭笞历史舞台上的阴险小人，达到探测群体人格上、下限的状态。余秋雨散文中出现的高贵又苦闷的文人灵魂有陶渊明、李白、苏轼和王国维等，在《柳侯祠》中对柳宗元的描写最多，也最突出。他笔下的文人灵魂都是在恶劣屈辱环境中具有铮铮铁骨的文化良知。余秋雨的散文中，描写了与上限人格相反的下限人格的阴险小人的形象，如舒直、李定和王圭等。专门剖析阴险小人的人格丑恶，给予人们警醒；⑶关注科举制影响民族心态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取向。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中全面批判和审视了科举制兴衰利弊和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产生的巨大影响。余秋雨将科举制视为比先秦诸子的学说更能影响和决定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成，知识分子及第后仕途通达后，大部分都丢失了文化本位；而落第和遭贬后的诗人会出现诗情豪迈、诗名远扬。
余秋雨“对中国群体文化人格的关注”的文化态度扭转了现今的散文走向，余秋雨的散文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让散文创作自文人小院走向历史文化。由于我国的文化人格的等级比较模糊，文痞与文学大师之间都是以同种形态存在，影响高层文化的人格塑造。余秋雨关注群体人格，有利于调整民族人格的结构，塑造全面的民族形象。
2.4对隐秘状态下的文化现象深入研究
隐秘文化和显性文化是相对的，指的是主流的文化，但目前，由于文化的不断演变，隐秘文化已经被挤到文化边缘地带，因此很少有人提及。余秋雨考察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已成废墟的文化遗址，并开始了十年的文化苦旅，就是对隐秘文化的挖掘。如他的散文《白莲洞》、《抱愧山西》、《这里真安静》等，均体现了隐秘文化的内涵。21世纪以后，余秋雨逐渐将隐秘文化挖掘的视野放宽放远，逐渐走向世界古代文明中现代形态的考察，如《千年一叹》的散文集内，对希腊、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印度、尼泊尔等文明古国进行考察。
探究隐秘状态下的文化实质，就是采取实证精神，考察并研究本土及域外的各类文化现象，余秋雨十年的文化苦旅，探讨了中西文化深层意义时，也掀起了一阵文化高潮。考察散落于各处的本土文化，是对文化素材的另类挖掘。余秋雨关注中西深层的文化，此种文化情怀比较具有开创意义。
3 结束语
余秋雨的散文中所表现的文化态度及对文化的关怀都是一种比较前进的思想，他通过散文这种感染力强、穿透力深的文化载体，达到与读者的沟通，其中最大的闪光点是其十年文化苦旅生活中，对隐秘文学的挖掘，并将这种文化态度从中国走向世界，沟通雅俗之间的距离美学。但是他的文化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它散文并不具备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解剖精神以及抨击时弊的犀利笔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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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话篇7
余秋雨兼具了学者的知识根底和诗人的才情，把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与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在历史文化的遗存中，探究民族文化的灵魂。在创作中对象征手法的运用应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亮点，他散文中的象征之处，处处隐藏着文化的本旨。
他认为象征就是以“一个可触可摸的直觉形式构建出一个宏大而深刻的意蕴”。在谈到象征的美学意义时，他认为象征可以“使欣赏者面对具体物象而获得一种广阔感和自由感”，“使创造者和欣赏者一起产生一种略带隐蔽的社会认同感”，“使欣赏者享受了一种以少胜多、由此及彼的想象、思考、联结的自由，发挥了他们的审美主动性”。
人们选择余秋雨的文化随笔，是对文学的渴求，也是对知识的渴求。在《阳关雪》这篇散文中，余秋雨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积淀与写作功底。借助阳关景与阳关史，表达了他眼中的文化苦难与文化悲剧。在抒发自己的文化忧患意识的同时，余秋雨大量地借助了象征的手法，并较多篇幅地借用了艾略特《荒原》中的意向和思想，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体现出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历史感和沧桑感，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和文化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这篇文化散文的一大亮点。
“坟堆”是文中出现的第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意象。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触发作者感怀的一景，但当笔者看完全文，看到作者对于文化衰亡的忧患，再结合《荒原》，便会发现坟墓的真正用意。余秋雨的思路离不开《荒原》，《荒原》的第一节便是《死者的葬礼》。艾略特刻画了一个毫无生气、充满死亡气息的现代文明之都――伦敦。它宛若地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浑浑噩噩中走向死亡。而位于阳关的坟堆，它们埋葬的却不仅仅是人的尸骨。在余秋雨的笔下“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更像是传递着文化的悲剧――无人问津、远离人群、慢慢被历史侵蚀。在这里，坟堆既引入了作者的想象，引入了阳关的悲剧，又引入了阳关背后的文化悲剧。
后文中，余秋雨将象征使用得淋漓尽致。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马蹄”“呐喊”“热血”象征了战场，象征了阳关这片土地上历经的悲惨历史。这一段中，有战场上的助威厮杀与流血，有亲人眷顾，有战争胜负，有君王愁虑。而这所有的一切逝去以后，留下的就是一个荒原。而下一句“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不禁让人想起了艾略特笔下的人们，他们生死状态如同这战士。这之中更透露出余秋雨对于文化的思考。
在写到“唐人风范”前，余秋雨始终是在写阳关景中隐隐地透露着自己的感怀，他对于所有文化的哀叹只是暗中通过景物传达出来。而在这一节中，余秋雨开始将自己对于文化的咏叹直接地抒发出来。他以王维为例，着重写出了唐朝文人的悲剧，他们终究只是娱乐而非文化，因而得不到重视。这些文人的命运也象征着文化的苦难。余秋雨曾这样形容过，“唐朝，尽自己的力量搜罗并保护着各地的精神流浪者”。这些文人，不过也只是千千万万精神流浪者之一，他们游离于权贵之外，行走于荒原之上，面对火的训诫，听着雷霆的话。这正是几千年来非正统文化的生存状态，而这文化，最终也成了阳关。
阳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象征了。也曾辉煌，终成土墟。它的衰败之中，流露出的是文化衰落的悲具。阳关的雪，阳关的风沙，莫不是从古至今一次又一次对文化的摧残。当余秋雨面对着破败不堪的阳关时，他对文化的忧患便从这土墙上飘然而起。文章最后的“羌笛”是什么，“哀音”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余秋雨以一句怕还要下雪结尾，透露出的悲哀莫不让人拍案叫绝。
余秋雨的话篇8
认识一个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被种种别的因素所影响和误导。然而，当你走近他、了解他，尤其是通过直接接触，渐渐走进他内心的时候，你往往会改变当初的看法。一个人就是一部书，不断读，就不断有新的感受和认识。对余秋雨，我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最初知道余秋雨，是在马兰之后。因为马兰我才知道了上海戏剧学院有个叫余秋雨的教授，他专门研究戏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戏剧的专著，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九十年代，余秋雨在院长当得非常出色并有可能出任重要职位的时候提出辞职。之后他开始了生命的又一个起点：考察文化，写作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多本文化散文集以及他的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等出版，一时畅销全国，洛阳纸贵。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着独特的风采价值、别样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人文思想。余秋雨何以从普通教师成为一个专门研究戏剧理论的成功学者？又何以从成功的大学校长成为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散文大家？我想，这绝不是偶然。
余秋雨有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条件。例如，他有非凡的写作天赋。他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中学时就得过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他说：“最根本的是我童年时候的生活具有足够的文学素养，我不是讲看书，就是我那么早的认识了大山，那么早的认识了原野，那么早的认识了多少乡村妇女的不同命运……我感谢我的父亲，他居然逃难到乡下，还带着两大书箱……小的时候知道水浒，三国，红楼是什么，小的时候能够读巴金先生的《家》《春》《秋》……”所以他在文章中展现出来的语言艺术炉火纯青，让人望尘莫及。又例如，他独有的智慧和幽默、敏捷的思维和快速的反应能力等在书中随处可见。除此之外，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的勤奋刻苦。当年余秋雨就是“栖身在上海东北郊一间斜顶朝北的十三平方米小屋里，开始了全部的自学课程”。他尽可能搜寻到一本本重要的世界文史经典，甚至很多英文原版。他多少年如一日地在这夏天特别酷热冬天格外寒冷的北屋，吃着最廉价的饭菜，在吵闹声中，读完一本本深奥难通的经典，通晓了古代希腊文化、古代印度文化、德国经典学理……“就在那间狭小的屋子里，我的思想观念被一群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我在书页间不仅认识了人类文明史上的诸位大师，还认识了一大批中国的高层学者。”《戏剧理论史稿》等多部专著，就是这样写成的。写作《文化苦旅》等书，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的。他既要不间断地行旅，又要不间断地写作，正如他所说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当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可以说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散文那独特的写作题材和风格。他“用个人话语、一己笔触表述大时间和大空间”“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这条写作路途，我会故意把个人对家乡生活的回忆文章穿插其间。我心中的中国，如同茅舍舟楫的家乡；漫长的文明历史，如同童年无鞋的脚印。”所以他写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余秋雨把深邃的文化思想和意蕴，通过其独创的文体来表现，化为最能被接受的方式。余秋雨就像一个无形的导游，牵动着读者的思绪，指引着读者用心灵去体验这苦涩的旅行。由此我们理解了余秋雨的书为什么雅俗共赏、持续畅销；为什么台湾诗人余光中称“只读了三篇，就可以断定，这是第一流的散文”；为什么探险者余纯顺罗布泊遇难后最后几件遗物中有《文化苦旅》……
余秋雨最让我感佩的是那个人生大动作，也就是当年他主动从院长的位置辞职。如今社会多少人梦寐以求“升迁”“进步”，甚至不惜花费重金。不说别的，当年我为了选择自己的爱好，毅然从省委调到出版社，舍弃的仅仅是个科级，就让我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不得安眠，就是到今天还不断受到朋友、同学及亲戚们的质疑。而余秋雨居然连续写了23次辞职报告，最终舍弃了官位，这是需要怎样的胸怀气度，怎样的大智慧和怎样非凡的勇气啊！当我读到他在为寻找自我而决意辞职的一段：“黄佐临先生在我担任院长之初说了‘可喜、可惜’四个字。我从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判断，这四个字的重点在后面两个字。我如果要像他那样回归生命的真实和创造的轻松，回归文化的本位和艺术的本位，毫无疑问，迟早会选择辞职。”我的心和他产生了不一般的共鸣。
……
2010年1月，余秋雨克服了许多困难，专程来南京参加一个颁奖会。我一早就去饭店接他。到达饭店，余秋雨刚刚用完早餐。当我对他的到来表示感谢时，他诚恳地说：“学生的事最重要了，再说能评上这个奖，我是很高兴的。”他客气地和我在大厅里很随意聊天。奇怪的是，我眼前的余秋雨一点也不见了以前感觉到的那种孤傲，他是那样随和、亲切、和蔼，没有一丁点架子。交谈没多久，似乎我和他就已经非常熟稔和随便了。正是因为和他的熟稔和随便，我一点也没谈有关他作品的事，倒是和他说起了一段故事。记得我问他：“你常州有个表妹叫余利平，表妹夫叫张毓如？”“是啊！”他回答。“我和表妹童年时一直生活在一起。一晃和他们已有五年多没见面了。现在住江阴乡下，忙着带第三代了。我很想念他们。”于是我就开始和他讲这个故事。原来，当年他表妹夫张毓如在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读书，因为来自农村，非常贫穷，几乎都快读不下去了。我岳父当时在工作，岳母当中学老师，生活条件较好，于是就常常接济张毓如。后来因种种原因，他们断了音信。再后来，岳父一家一直在常州工作生活，小女儿在一家工厂的情报室工作，领导她的总工程师竟然就是一直在苦苦寻找我岳父一家的张毓如。从此，他们两家交往非常密切，张毓如、余利平对我岳父母更是年年看望，照顾有加。当年《文化苦旅》一出版，还专门送我岳父母两本有余秋雨亲笔签名的书……余秋雨专注、认真地听完我讲的故事，握着我手连声说：“真让人感动！”还让我随他到大厅一侧合影，“以后到上海来，就打电话给我秘书！”
随后开会期间，余秋雨立刻成了与会记者和中小学生的中心人物。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虽然得过很多奖，但很多奖我不会去领。然而今天的这个奖我是十分看重的……”他特别对热爱文学的青少年说：“不要把文学看作职业，它代表着一种素养，具有这种素养的人能比其他人更有爱心，更敏感于善恶，更善于表达。我并不希望大家以后都来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拥有文学素养的律师、工程师、公务员等，这是一个过来人给大家的意见。”因为要赶飞机去北京，他要提前离会。一下子他便被记者和中小学生围了起来。他一遍遍耐心地在同学们准备的书和笔记本上签着字，那么大的年纪，靠在走廊过道的墙壁上屈腿弯腰，一边还要回答记者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真是太难为他了。
余秋雨的话篇9
余秋雨在故乡为袁隆平“引路”
以“弘扬河姆渡文化、彰显新余姚魅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滨隆重举行。在此之前获悉主办方将安排“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一起纵论河姆渡文化。我与秋雨马兰夫妇一起去其乡下老家的途中谈及“文化学者与水稻之父河姆渡论道”这个题目时,秋公则认为:“袁隆平先生来我们的家乡河姆渡论道还是论稻,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来才是真正的大事。因为河姆渡是人类稻作栽培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层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让余秋雨深深感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几位代表以及不少国内外农业专家都参加了,最感动的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参加了,因为我从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间,看到了一个环绕着稻作栽培的“生态链接圈”。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这里首尾相衔。正是在这种首尾相衔的大圆圈中间,站立着一个安详的中国。
26日下午2点半,我与秋雨教授同车赶到河姆渡酒店,他将与袁隆平院士一起参加以“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记者招待会。在与100多家媒体的记者见面前,余秋雨教授拜会了年届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的交谈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电视中的文化讲述,余秋雨认为他们可以谈得很深,他发现自然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过人文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在主办者介绍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以后,余秋雨首先声明,“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当代神农氏袁隆平院士,我这次从香港临时赶回老家就是为了来陪同我们的水稻之父,我只是作为余姚人来为袁先生引路的。”对于袁隆平的到来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认为余姚作为一个古典的稻作化基地迎来了“中国当代、世界当代稻作文化的大功臣”,并且愿意为袁隆平做一个“敲锣打鼓开道的人”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会给袁隆平颁奖”
余秋雨说:“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其实是个农耕专家。今天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给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做出贡献的人颁奖,会有哪几个人呢?”余秋雨认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个人:“第一个接受炎帝颁奖的应该是黄帝,黄帝发明了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个则是李冰,他建设了都江堰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个应该被颁奖的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写出的农学巨著《农***全书》,他的农***思想和农业技术堪称精华;第四个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杂交稻和超级稻解决了咱们中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炎帝被认为是古文明的象征,农耕文明的始祖,他应该有资格给历史上最有作为农业专家颁奖。袁先生接受炎帝的奖当之无愧,他和历史上三个农业伟人相比毫不逊色。”
余秋雨话音刚落,台下掌声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连声说:“过奖,过奖!”余秋雨亲切地称呼袁隆平是“地头当代神农”时,袁隆平听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让人们免受饥饿的困扰,他的成就无可争议,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余秋雨补充说:“余姚先贤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论,而袁隆平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这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围绕河姆渡稻作文明,从科学、文化、历史等角度展开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对话,是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的亮点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华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1946年出生于余姚的余秋雨教授非常自豪地说,一个古迹的发现,以最快速度进入我们中学教科书,就是河姆渡。过去要进入中学教科书或者是常识学的教科书里面,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只有河姆渡,发现以后没几年就进入了中国所有的最低年级教科书,也进入了全世界最低年级的教科书。这就是河姆渡在中华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说,世界一般公认的标准为文字、城邑、青铜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史前就做好了准备,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城市文明准备过程当中,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从神农氏、炎帝、黄帝连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动当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赞成北京大学的一位严教授,他讲我们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要充分重视稻作文明,在普及这种文明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按照严教授的说法,两河文明提供了小麦文明,黄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长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态奠基,是河姆渡。为中华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认为,河姆渡文化改变了人类的史观。过去国外有欧洲中心论,中国有黄河中心论,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这些论断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遗址告诉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东方,中国长江流域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随后发掘的田螺山遗址,也是这个新的历史观的延续,而这正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把在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中的宫廷中心论,逐渐地转化成生态中心论。老百姓的生活、吃饭穿衣,这些民生的东西是历史学家最需要注意的事。随着历史观的变化,河姆渡文化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余秋雨指出,人类正在面对一种新的史观――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关注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各种文明,而河姆渡文化则带来一个重大的启发。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当时还没有结束,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余秋雨提醒媒体记者,到今天,考古学家认为河姆渡文化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这需要传媒界和文化界引起重视,对稻谷进行挖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一件黄帝衣服的发现。
河姆渡的“生态文化”至关重要
余秋雨在谈到河姆渡文化时,强调了“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生态是最大的文化。余姚为什么会出现河姆渡文化,与生态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的生态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的条件,并造就了这块平原一直能欣欣向荣。也许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着我们今天喜欢吃的霉干菜蒸肉,还有余姚的杨梅,杨梅节做的就是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文化,再联系到余姚有一个知行合一的哲学家王阳明,这样组合起来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产品时,首先要把生态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历史文化,而不是过度强调文本文化、历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余姚除了河姆渡,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杨梅,品尝杨梅最好的时间也不过在一周左右。同样,在日本,樱花的最佳观赏期也在一周左右,而全世界的很多游客,就是为了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候来到日本赏花,而提前半年预订机票和旅店。余姚的杨梅是否能受到这样的恩宠呢?余姚的杨梅节可以不可以像日本的樱花节一样红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同杨梅一样,河姆渡文化也要大家运筹帷幄、善于吆喝。中国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的形势下,再好的东西,不会吆喝,没有系统的品牌化经营运作,未必能够妇孺皆知,享誉全球。事实上,很多文化现象的发掘和保护都需要时间,三星堆遗址、赤峰的红山文化都是很好的例子。“宁波要将河姆渡文化作为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进行保护,”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关系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人来自何处,又迁移到何处,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余秋雨认为,各种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专家认为,河姆渡人从浙西山区迁移而来,问题是浙江西部的人又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等待着考古发现。但河姆渡人后来去了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余姚这个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没,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战,河姆渡人只能迁往内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灾害。沿海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咸水使水稻无法存活,这对文明是毁灭性的。研究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还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学家说河姆渡人扬帆远航去了,我看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岛屿上,对岛屿上的人进行DNA测试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们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说,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阳明、黄宗羲等众多古圣先贤,经济发展超过了文化软实力。如何打好文化与旅游牌?余秋雨认为,对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迹文化和古圣先贤是一种很好的资源,但生态文化也不容忽视。余秋雨举例说,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文化古迹,只有海水、沙滩、帆船,但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把过去纸面上的历史文化当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态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谈梦:稻穗下可乘凉 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个梦想:我种的杂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个朋友就在稻穗下乘凉。”年届八旬童心未泯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以稻作文化闻名于世的浙东名邑余姚,显得有点激动。在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论坛上,他信心满怀地说,“超级稻不仅可以让全国人民吃饱,而且还能让全国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龙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别紧,一大早我趁他参加会议之前在他的1706房间做了访谈,并为袁先生拍摄了一组肖像。平时在田间地头“不修边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时候腰杆笔挺,精神抖擞,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诉记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演讲后,要马上飞往长沙接见一位专程来拜会他的非洲总统,商量在那里的水稻杂交问题。在讲到河姆渡文化时,他认为河姆渡的先民是农业科技的先驱,他们的发现和尝试开拓了人类的稻作文明史,也证明了余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源地。我们选择余姚来讨论水稻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表示,目前全世界还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对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找到有效的途径,并祝愿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能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在头一天的专家纵论河姆渡文化的活动上,袁先生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发现、粮食转基因问题等方面的现场解答,都显出一种宏观而又真诚的科学态度。袁先生说:“前几天,我用超级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业家,没想到平时米饭吃得很少的他,竟然连吃了两大碗,而且吃完后还要求打包。”袁隆平用这个例子,风趣地阐述他的“高产和优质是可以统一”的理论。
目前,袁隆平领导下的中国超级杂交稻亩产可达800公斤,他正在为到2010年中国超级杂交稻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奋斗。袁隆平对实现这一目标很有信心:“我们的超级稻计划比日本晚了16年,比国际水稻所晚了7年,但现在,我们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都是采用常规手段,第三期则运用了分子技术。这好比跳高比赛,越往高处越难,必须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身体好,一点也不服老。如果身体允许,80岁以后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过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河姆渡稻谷有杂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甚至连稻谷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见。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
有记者把河姆渡的稻谷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联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胆假设当年出土的稻谷还能存活,您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备您当年发现的‘野稗’的某种特性,或者说是否有杂交的可能性?”
“我也听说河姆渡遗址的稻谷挖掘出来时还是黄色的,如果它们还有生命力的话,把它们的基因提取出来,完全可以为稻研究服务。”袁隆平笑了笑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农具,显示出已有一定的农耕水平,说明种植水稻的历史还应往前推移。水稻是从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稻谷遗存大多数也是在这一地区。仅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已发现130多处,其中属于长江流域的有110多处,可见稻作的起源地应是饭稻羹鱼的楚越之地。从理论上来说,河姆渡稻谷同样具备杂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国、印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水稻,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发现;紧接着是在印度,印度人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现在又有新发现,把水稻种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县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水稻,说是有12000年,水稻种植的起源还真没办法确定。在河姆渡发现的稻谷层有一米多厚,说明7000年前人类种植水稻就有规模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大规模种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这是无争的事实。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业种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从新石器时代走进农耕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这不仅是河姆渡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惠农补贴***策还要改进,
应该以产量而不是田亩数来实施补贴”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对老百姓的口味、营养,有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和提高,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时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说,过去有这么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高产就是优质,优质就是高产。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高产与优质,是矛盾,但不是对立的矛盾。我们通过培育、通过研究,可以把它统一起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把产量放在第一位。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做了调整,要高产也要优质。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是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当然,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举了一个香港吴先生的例子,他接待过的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会请他们吃吃培育出来的稻谷。有四位来自香港的比较注重身材保养,平时就餐不吃米饭的女士,一餐饭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吴的男士,则强烈要求打包米饭。说完大家都乐了,从而也明白了亩产量大的稻谷也同样好吃、高产和优质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大问题,总的来讲,第一要保证18亿亩的红线,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粮食安全就有问题。第二,要给农民更多的种粮优惠***策。现在国家已经给了一些惠农***策,力度还不够,在这方面补贴的方式还要改进。以田亩来补贴种粮的农民,这样来做就有一定的问题,你种好种坏,反正是按田亩数来补贴,种粮的积极性就不高。
袁隆平认为应该以产量来补贴农民。他说,***府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不会因为粮价引起物价上扬。***府用1000个亿来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以产量来补贴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也将有利于种粮的发展。产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积极性高了,这样也会有利于种粮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补贴的方式要改进"。
“争取90岁时实现亩产1000公斤”
袁隆平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最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年逾古稀的他思路异常清晰,“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第三世界。现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都种杂交水稻。美国也种了,产量比他们自己的品种还高,现在每年要给中国技术转让费,对美国必须讲明这个道理,对发展中国家可以优惠!”
余秋雨的话篇10
在人的面前它总是毕恭毕敬，像一个有模有样的仆侍，又像一个乖宝宝。但人一走，它就啸聚山林，无恶不作，把臭猫带到人的卧室里，把罐子里的蜂蜜吃掉，然后装上沥青。等人发现后责罚它时，它就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眼泪汪汪，人也就不忍心打骂它。人刚走出去，它就把椅子上涂满胶水，然后“呵呵”地笑。
对我也不例外，上个星期它用石块砸坏了我家的门，我在院子里捡了些石头补好了。他似乎很不情愿没对我造成损失，逢人便说：“你们看那个人，满脑子是水，竟去捡石头修好了门，是名副其实的盗尸犯。他怎么会是人？和我换一下还差不多。”
那天，我出门恰逢那只牧羊犬，我本来很和善，不想和它对着干，准备悄悄溜走，但它一下子就瞅见了我。它张大嗓门说：“这不是盗尸犯又变异成狗的风随年华先生嘛。最近我拜读了您的文章《时光的帷幕不落》，你喜欢读余秋雨那个老头的文章？”
“是啊。”我故作轻松地说。
“嗨。他我真是觉得中国读者很傻，整天说什么《鲁迅全集》、《诗集选》，还当是宝。现在还出了一个余秋雨来荼毒读者，亵渎文坛，玷污文学，奸污历史。余秋雨是个伪君子（此处略去十三个字），还在《山居笔记》里说什么清朝不算是最烂的王朝！要我说，你没学过历史没乱讲行吗？——快笑死人了。 同理，余秋雨的读者是没有文化的，他们瞎了眼般吹捧一个文坛垃圾，应该受到鄙视。余秋雨自作聪明写那几篇散文就真以为就很了不起。《一个王朝的背影》可以看出，他在明末肯定是投清的狗贼。道貌岸然。（绝对是它的原话，欢迎证实）我才是王牌作家，风随年华你就是原来的我呗。”
“不！不！任何事都有两面性，你可以学习好的一面啊，他的读者千千万万，你怎么能骂他们是狗呢？你不能从个人的偏见角度看问题……”。“停！”它粗暴地打断我，并咬了一下我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