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秋见闻作文篇1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佳节，与春节、端午、清明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是我国汉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的来历也有人说是当时老百姓们为元朝的暴虐统治把杀靴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的纸条放进月饼里互相传递！到了八月十五元朝 被老百姓们了．也许我们现在吃月饼是为了庆祝胜利的喜悦吧！也有人说中秋节是丰收的季节，是农民们体验享受丰收的喜悦与高兴吧！
因为秋季的七、八、九 三个月（指农历），八月居中，而八月的三十天中，又是十五居中，所以称之为中秋节。
月饼是团圆的象征．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砌蔗糖霜”。可见当时的月饼已经是具有一定意义的“饼”和“月”了。
中秋见闻作文篇2
中秋节那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表演。
这天清早，我们一起去了三乡泉林山庄，那里既可以看表演，也可以玩。我们乘坐爸爸的那辆豪华小轿车来到了山庄，刚到的时候我看见里面的人多的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那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泳池和一个烧烤场。在烧烤场内，我们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下。其实，我们是来观看表演。
游泳池里有许许多多的人，有大人、小孩和老人。小孩在儿童泳池里玩和水上滑滑梯，大人则在大的游泳池里游泳……我看见有一个大人在游泳池里可以做出很多花样游泳动作，还可以在水上好像跳舞那样跳出很多美丽的花式。坐在旁边的叔叔告诉我，这里在举办“2006年中秋节水上表演”。由于水上表演动作精彩，我看得非常入神，那些姐姐在水上轻松自如的摆出各种美丽的姿势，让我大开眼界，她们就像在跳舞，一会在水里、一会又浮出水面……看着看着，真的好像自己也成了队伍里一员。当我看见在水上花式骑单车和踩钢丝的表演时，令我心惊胆寒，一位像我这么大的小男孩头顶着三个碗、手上还抓着两把伞（伞是用来帮助平衡的），上面没有一条线吊着他。
表演正式开始了，那位男孩在钢丝上小心翼翼地慢慢往前走，而他头顶上的碗始终都没有掉下，真厉害。看见他的头直流汗水，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掉下来，最后终于完成了表演。我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声“佩服”，周围的人也在欢呼着，就连爸爸妈妈也连声说：“好，真厉害！” ……
今年的中秋节，我过得很愉快，尤其是在三乡泉林山庄看到的那场精彩的水上花式骑单车和踩钢丝的表演，让我很受启发，它使我再一次懂得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
中秋见闻作文篇3
为什么新闻与历史有如此的血缘关系?很简单，不管是记载历史或是采访新闻，条分缕析，都不过着眼一个“事”字。记事之书曰史，“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史和事分不开；凡人类所作为所遭逢皆曰事”，故新闻和事也分不开。
新闻用事实说话不在话下，而历史以史实传示千秋万代，似乎也不会有异议。古之所谓“司记载之官”，即古之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实这里的“言”，也非纯粹的议论，而是着眼于事的“言”。这个言和我们现在的言是很贴近的。报纸上发一通议论，泛谈道理的，不能叫新闻；必须有事实，没有事实不能叫新闻。
史和论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如报道和评论不一样。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这首先在记事本身。“传者，传也(传播的‘传’)。”《左传》是为论本事而作传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在记事，而且事见因果，究其所穷，《春秋》所没有的，左氏作了补充；更重要的是“传事不传义”，所以叫“史学”。而《公羊》和《谷梁》不同，它们为《春秋》作说明，目的是为了诂经，“传义不传事”，所以《春秋》没有的自然不便随心所欲，只受传指而作索引，“微言大义”而已。因此被称为“经学”。为什么同出于记太丁时事的《春秋》，前者是史后者曰经呢?关键在传“事”与传“义”之别，用这个道理反证于新闻实践，似也有其通达之处。
我看，新闻与历史的同，在于“事”；不同者，在于“时”。所谓事过境迁，正是因为时过境迁。有人作过比较，说《南京半日记》(日***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和《扬州十日记》(清兵在扬州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没什么两样，“台儿庄”、“平型关”的报道与通鉴上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也无甚差异。这恐怕是写作目的一样，“因事命篇”使然。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以记事为着眼点，在写作体例的沿革上又不难看到其间的联系，史家无不以编年、纪传二体为宗。可见史体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体现了叙事的规律。正如后来的消息、通讯体现了新闻报道的规律形而为体一样。再说，编年、纪传这两种体式，还不仅仅是体例之别，而是写作的立足点不同。纪传体发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横罗史实，加以当时文史不分家，很自然就向传记文学靠拢，很有点像今天的“报告文学”。至于编年体，始于《春秋左传》，是我国很早的一部历史书。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史迹与时代的关系眉目清楚。着眼于事，必然讲究其时；而何事何时，又要联系到何人何地与如何。物有本末而事有始终，那是通过叙事的五要素(即五个“W”)来完成的。叙史如此，新闻亦然。历史与新闻的承传，也在于此。
总起来看，新闻和历史的渊源，有两条线索可以考虑：一条线是事态和时态相联系，时间的因素很关重要。所以记实离不开“时间性”。上面说到的“时差”，正是指记事的时态而言。换言之，有今天、明天和昨天之分，于是情报―新闻―历史三者就联成一线。估计到将要发生的事苗或者未便立即报道的新闻属于情报范围；已经发生并及时报道的时事，便是新闻；事过境迁日后载入史册的，就成了历史。
第二条线，新闻报道要求质朴无华，但又要有自己的文采，不能满足于平平无味的叙事。我国古代文史不分家，所以治史的人大多数是大作家。这是可资记者借鉴的好传统；从写作的角度看，于是文笔―史笔―记者之笔又很自然地联成一线。因之，新闻工作者多读点历史著作，不仅学会知人论世，像史家那样尊重客观事实，而且学到翔实之中寓文情的笔法，使报道写得生动感人，情见乎词又言简意赅。曾有人提倡过新闻“散文化”，我以为并非标新立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从古典散文中吸取营养以打破新闻报道老一套的框框罢了。那么，史家命篇那种笔端带感情的章法，仍值得今日新闻记者学习。
中秋见闻作文篇4
1、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2、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3、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4、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来源：文章屋网 ）
中秋见闻作文篇5
关键词:诗歌;意象;砧杵
中***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0-0002-01
诗歌是有唐一代的文学标志。唐代诗歌臻于完美,它不仅题材广泛、格律完备、词采华美,而且骨气端翔、意境深远、内蕴丰厚,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在诗歌的构成元素中,意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意象,古义即“表意之象”,《周易・系辞》中说“圣人立象以尽意”,可见意象即是诗人借以抒发感情、表达思想的表象。在唐诗辉煌的成就中,数量丰富而又意蕴深厚的意象起到的的作用不可忽视。笔者在阅读唐诗的过程中,注意到唐代诗人们频繁使用的一组意象,即砧杵意象,李白、杜甫、王昌龄、张若虚、白居易、韦应物等诸多诗人都在诗篇中反复使用。一般来说,诗人们最钟情于能充分体现其审美理想的意象,而这些带有象征性的意象由于被诗人们反复使用,渐渐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意蕴。笔者打算通过对砧杵意象的浅要分析,从特定角度了解唐诗辉煌成就的原因。
一、砧杵意象的渊源
所谓砧杵,实为古代捣衣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两样工具。“砧即捣衣所用的石板,杵即捣衣所用的木棒。捣衣是制衣前的一道工序,设此道工序的目的是使衣料平服、变软,便于缝制。”有意思的是,砧与杵的合作不仅使衣料变软,让人们穿起来更舒服,而且给中国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美丽。砧杵合作的场景因其独特的审美意蕴被善于创造的诗人们巧妙描绘到诗歌作品中。最早提到砧杵的诗歌应是传为班婕妤所作的《捣素赋》中“投香杵,扣文砧”的描绘,其后有晋朝曹毗《夜听捣衣》“纤手叠轻素,朗杵闻砧声”,南朝宋时谢惠连《捣衣》诗中“檐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南朝萧衍《捣衣》“参差夕杵引,哀怨秋砧扬”,北朝温子N《捣衣》“香杵闻砧知远近,传声递响何凄凉。”等等。可以说,唐代以前砧、杵意象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审美内涵。砧杵是思妇题材诗歌的常用意象,其内蕴的感情基调是哀怨凄凉,表达的是人生悲剧性的体验。正是唐前历代诗人的反复使用和积累后,砧杵意象艺术价值的初步形成了,这使其在唐代特定时代环境下迸发出耀眼的光彩有了可能性。
二、砧杵意象频繁见于唐诗的原因
唐诗中用到砧杵意象的很多,比如杜甫《捣衣》“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宁辞捣熨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白居易《闻夜砧》“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日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韩《酬程近秋即事见赠》“长簟迎风早,空城澹月华。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节候看应晚,心期卧亦赊。向来吟秀句,不觉已鸣鸦”,孟郊《闻砧》“杜鹃声不哀,断猿啼不切。月下谁家砧,一声肠一绝。杵声不为客,客闻发自白。杵声不为衣,欲令游子悲。”等等。砧杵意象在唐朝诗歌里蔚为大观,笔者认为这组意象为唐朝诗人青睐的原因可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客观方面,唐代实行府兵制,这种兵役制度兴起于魏晋,完善于唐,其主要特点就是“寓农于兵”,每次战争都要求战士自备衣服武器,加上唐代中后期战乱频仍,所以在唐代丈夫卫戍于外,妻子制衣于家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的的客观情况给诗人们使用此意象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此外魏晋即开始的砧杵意象的使用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砧杵意象几乎了表达特定情绪的必选意象之一。主观上,唐人情感丰富,作诗重情感表达,程千帆《全宋诗.序》说“唐诗近风,主情。”唐代诗人乐于并且善于表达悲情,因为自“魏晋六朝以来,诗歌的传统倾向以悲观思想为基调:重绝望,轻希望;重不幸,轻幸福;重悲哀,轻欢乐,诗中思想以表现悲观为雅事。”内蕴着凄凉的砧杵意象,到了情感丰富且倾向悲剧人生观感的唐代诗人手里,自然会颇受重用。
三、砧、杵的伴随意象
诗人们在使用砧、杵意象的时候,往往选择秋天和月亮作为伴随意象。比如杜甫《捣衣》“亦知戍不返,秋至试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白居易《闻夜砧》“谁家思妇捣秋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刘长卿《月下听砧》“清砧何处发,声声捣秋月。”杜荀鹤《秋夜闻砧》“荒凉客舍眠秋色,砧杵家家弄月明”,裴说《闻砧》“只知抱杵捣秋砧,不觉高楼已无月。”等等。为什么诗人们总把砧、杵、秋天、月亮放在一起呢,原因同样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客观上,秋季是准备寒衣的季节,妇人们多在秋天制成衣服寄往边地,妇人们捣衣必须在晴朗且闲暇的夜晚,于是乎秋天和月亮成了不可或缺的背景元素之一。主观上,古人有着极为浓重的悲秋意识,所谓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秋天草木凋零,让人联想到自己伴随岁月流逝的体貌渐衰,悲秋意识影响着一代代文人。较为著名的感叹如宋玉“悲哉秋之为气兮”,唐代刘禹锡有诗说“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胜春朝。”虽力求翻案却正反映了秋天带给人们的普遍性的感觉。古人往往由自然之秋想到人的生命之秋,所以秋天与砧杵一样具有悲伤的气质,所以它们的合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说月亮意象,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杜甫《月夜》“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等诗句中都使用了月亮意象,这一意象的独特意义可见端倪。月亮往往被看作是是离别相思之人的感情维系,身处异乡却能仰望同一月亮,这种行为就是古人习以为常的睹月思人。所以月亮意象在内涵上与主要表达思妇闺愁的砧杵意象不谋而合。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唐人在前人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意象的整合,把秋天、月亮、砧杵之声融成一个统一的艺术世界。试想清秋之夜,月光冰凉如水,妇人们操作砧杵,其声朗朗,回荡于夜空。妇人们不仅因辛苦劳动而身疲,更因无限相思而心伤,这确实是一个使人神伤的场景。唐人往往用这样一个意境表达对思妇的同情,进而抒发对人生悲剧性的体认。
四、砧杵意象丰富的审美内涵
砧杵意象最初只为表达思妇情怀所用,内涵较为单一,但由于反复使用逐渐成了悲伤的象征,于是乎超越了闺怨而有更多意蕴。“诗人抓住了眼前的事物作为象征,他通过把生命转移到其上,使情感得到最好的表达,这种表达不是概念化的表达,而是诗意的神秘的表达。”砧杵意象便是如此,在唐人笔下,砧杵意象变成了有生命的象征,是诗人们借以一抒心中悲苦时常用的经典意象,可以帮助诗人们实现心定情绪的表达。比如,杜甫《九日五首之三》“旧与苏司业,兼随郑广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纷纷。野树歌还倚,秋砧醒却闻。欢娱两冥漠,西北有孤云。韦应物《登楼寄王卿》“踏阁攀林恨不同,楚云沧海思无穷。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都是用砧杵意象抒发对朋友亲人的怀念。白居易《江楼闻砧》“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以砧杵之声写思念故乡之悲苦。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则是在表达人生广深悲感的体验。孟郊《闻砧》“月下谁家砧,一声肠一绝。杵声不为客,客闻发自白。杵声不为衣,欲令游子悲,”抒发客游他乡之悲苦。而且砧杵即便是仍为思妇代言,也不过是诗人借之浇心中之块垒,如刘驾《相和歌辞・长门怨》“御泉长绕凤凰楼,只是恩波别处流。闲揲舞衣归未得,夜来砧杵六宫秋”不过是弃妇自喻,感叹不得志之遭遇。砧杵声朗朗,发自灵魂,表现了诗人们秋天时的愁心,砧声里的落寞。可以说,这组意象厚重深刻,承载着人类诸多的精神苦难。思妇闺怨、游子思乡、寂寞怀友、渴求和平等等,其内涵难于一言道破。所谓“一声肠一绝”,听到砧杵之声后的悲苦是共通的。总而言之,唐人笔下的砧杵意象蕴含多重意义,是一对泛化的表达人生悲剧性体验的意象。正是无数类似砧杵的经典的诗歌意象,才支撑起了唐代诗歌帝国的大厦。
参考文献:
[1]李晖.唐代“捣衣”风俗考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02).
中秋见闻作文篇6
【摘 要 题】百家争鸣
【关 键 词】民间舆论/弱女子秋瑾/冤案/预备立宪/学术规范
【正 文】
近日拜读了李细珠先生大作《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注：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以下简称《互动》，仅注明刊于《近代史研究》的页码。） 颇有启发，也有一点疑惑。先生大作多处引用近代史所所藏档案，笔者心羡而难以企及，不敢置喙，仅就目力所及，就教于先生。
一 民间舆论抨击“就地正法”了吗？
（注：近几年，先后有数位学者对清代“就地正法”问题作专项研究，如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晚清***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陶葆霖《论就地正法》（《法***杂志》第17期），李贵连《晚清‘就地正法’考论》（《近代中国的法制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的争论谈起》（《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212—244页）除对“就地正法”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分析外，还指出前人论说的某些不足。拙稿不探究“就地正法”本身，仅讨论《互动》的说法。）
《互动》“内容提要”首句是：“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民间舆论坚持以宪***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使其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注：《互动》，第1页。） 显然，这是对文章核心论点与基本内容的概括。正文中也一再强调：“（就地正法）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在处理秋瑾案时坚持采用‘就地正法’措施”；“当时，正值清***府法制改革的过渡时期……，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注：《互动》第4、5—6、25—26页。）。并于第一节末总结道：“应该说，张曾作为封疆大吏，实行‘就地正法’措施并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问题是，秋瑾案发生在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精神相违背的。这正是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也是清***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注：《互动》第6页。） 对什么是“清末民间舆论”也界定：“《时报》、《申报》等上海报刊媒体表达的民间舆论，主要是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等报刊言论”（注：见《互动》第1—2页“内容提要”、正文首段，以及第42页。）。拙作即依照李先生的定义使用“民间舆论”一词。
前辈史家再三强调，史学论著无一字无来历。既然“就地正法从根本上违背宪***精神”，“江浙民间舆论一片哗然”、“大加非议”，是“舆论攻击的焦点”，那么，当时的报刊以此为主题的新闻、评论不说连篇累牍、触目皆是，至少同一文论中将“就地正法”、“正法”与“立宪”、“宪***”密切相联的关键词应时时出现，原始资料应当非常多。然细读《互动》，数万字长文，除第一节论说“就地正法”外，其余四节仅两处在行文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各一次，皆为对事件过程的客观叙述，未有评说（注：一是《互动》第25—26页，一是第32—33页。），所引史料也与“就地正法”无关。第二节及其后几节亦无任何对“就地正法”的评说。显然，《互动》的核心论点之一：“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仅在文章的第一节展开分析，因此需要对该节文本作进一步考察。
第一节很短，约占全文的十分之一。前27行叙述徐锡麟刺恩铭、绍兴受牵连、秋瑾被捕、在轩亭口“就地正法”等事件过程；后57行考证晚清“就地正法”的起因、作用、发展脉络，1906年前后朝廷对“就地正法”存废问题的讨论，以及张曾在法制改革方面保守态度。除一条20余字的“孙宝瑄日记”提“就地正法”四字外（注：《互动》第4页。对该条“孙宝瑄日记”的分析见后。），通篇只有李先生本人的论述、分析和推理过程，不见任何形式“民间舆论以立宪精神非议、抨击‘就地正法’”的原始资料，笔者始终没有明白，事发当时“一片哗然”、“大加非议”的“江浙民间舆论”，究竟有哪些言论显示出时人已经意识到“清廷预备立宪时代，张曾实行的‘就地正法’措施从根本上是与宪***精神相违背的”（注：《互动》第6页。），并将“就地正法”作为“舆论攻击的焦点”？
《互动》引用的报刊资料中，《南方报》笔者未见，不敢乱下断语，但《南方报》是影响面有限的小报，而李先生认定的“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的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皆当时大报；尤其是《申报》，19世纪后半期至1949年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民间舆论之骄子。笔者逐日、逐条细读了与徐锡麟、秋瑾案有关的《申报》、《时报》，以及李先生未曾提及却同样能够反映江浙士人心态的《东方杂志》、《中外日报》、《新闻报》和北方《大公报》。遗憾的是，自1907年7月7日刊出首条徐锡麟***击恩铭的报导、十天后秋瑾事见报，到8月下旬热点渐次转移的一个多月中，有除事发当时数篇新闻报道及公开刊布的***文件中提到“正法”、“就地正法”一词外，其余数百条专电、紧要新闻、新闻，专栏性的汇誌、详誌、、续誌、三誌，……十四誌，数十篇论说、时评，来稿，皆未见任何与“宪***”联系在一起，对秋瑾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言辞（注：案：其中蒋藻女史《驳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1907年8月28日《时报》）一文提到“就地正法”，认为秋瑾案实际是文字狱，张抚却“律以兵燹后治匪之条就地正法。……”但并未与“宪***”相连。）。当然，“非议”也有，不过主要不是抨击“就地正法”，而是集矢于官府制造冤案（详后）。《东方杂志》是月刊，迟至9月2日出版的第七期始有关于徐锡麟案株连秋瑾的简要报道，（注：《各省***事纪要·安徽》，《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82页。） 第八期卷首还在历来刊登世界各国帝后、中外名人照片的位置刊出了浙江巡抚张曾的照片。此后，除第十期有条30字的消息，记山阴县令李钟岳因秋瑾案自缢外，再不见任何与秋瑾或皖浙案相关的文字。以至《时报·时评》的作者喟叹：“我于绍兴一狱，窃痛心切齿于我奄奄无气之国民。试问，兹事之起也，除一二报界中人奋其笔舌，以声官吏之罪外”，绍绅、浙绅、各省之绅士“何乃无一人焉？……何平日言论风发，而今日噤若寒蝉耶？抑立宪国民之资格当如是耶？”（注：引文俱见《时评》，1907年7月29日《时报》。）
《大公报》设在天津，注重京津及周边地区的情况，但对全国的经济命脉以及开风气之先的江浙、两湖地区亦十分关注，它当然不及江浙“民间舆论”那么活跃，但也有贴近国家中枢、信息灵通的特点，有自己的视角、视野和主旨。该报对秋瑾案的报道很晚且十分简略，至7月25日始见《皖乱汇志·记秋瑾女士株连被捕情形》，且系串连、压缩《申报》、《时报》的报道而成，强调秋瑾无辜受累，此系冤案。又过五日，才有以预备立宪评说秋瑾案的“言论”。但并未非议“就地正法”，而是强调“秋瑾之株连被杀，……以一女子之身，有何能力、有何设施而谓为***于***，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似此种种野蛮手段，已不见直之于万国……；况今以煌煌诏旨、三令五申预备立宪之时代乎？”（注：《***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1907年7月30日《大公报》。）
“诚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注：《互动》，第8页。） 可是，同年“8月22日，江西官***击毙南赣教案匪首陈冼，并擒斩女匪罗妪头，乱势稍杀。”（注：《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中国事记》，《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第22页。） 女匪罗妪擒获后砍头，可知“就地正法”并无男女之别；民众既没有因为罗妪是女人而抗议，更不曾予以“同情甚至赞美”！
同理，既然“就地正法”违背宪***精神，且正如先生所说，“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注：《互动》，第3页。），徐锡麟“正法”时，行刑者“将徐带至东辕门用刑，先剜心祭酒，再斩首级。”（注：《皖抚恩新帅被刺详誌》，1907年7月12日《申报》。） 在生命仍存的情况下，先剜心、再处死的方式较之秋瑾直接被斩首，显然更残酷、更惨无人道，何况剜下的心肝还被恩铭的卫队、仆夫煮熟后分食。民间舆论对“正案—主犯”徐锡麟“就地正法”又如何看待？
《时报》先后有数文提到徐锡麟狱，但都集矢于官吏大肆株连和剜心致祭，“以预备立宪之时代，而仍株守此野蛮之刑法，则前数日之谕旨煌煌，所谓官民各负责任，果何语乎？”此“足以揭***府立宪之假面具而使薄海人士咸为寒心”（注：《时评》，1907年7月17日《时报》；天池：《论办理徐锡麟案之与立宪相反》，1907年7月19“社论”。）。《申报》、《东方杂志》等不仅无一字为徐鸣不平，更不用说以“宪***精神”、“法制”抨击“就地正法”了，反倒是时有“徐匪”、“金华匪徒”、“武义会匪”、“萍乡匪***”之类的字样，至多说办理此事的官吏太野蛮。如何解释同一报刊报道同一事件，差别如此之大？
《互动》评说“就地正法”惟一直接引用的史料是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且不说未曾公开的私人日记能否算作“民间舆论”，仅就事论事。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刺恩铭，两天后孙宝瑄记：“闻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而死，凶手何人，即巡警局会办徐锡林也。……徐当场即被擒，自称******，讯实口供，就地正法，取心血以祭恩（铭）焉。”（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6页。） 并无一字褒贬，只对事件本身作客观记述。孙宝瑄是清末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弟弟、李瀚章的女婿，家世显赫，思想却相当趋新，新书新报弥不浏览，所交皆一时豪俊。梁启超办《时务报》，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作诗哭悼，寄沉痛佩爱之情。日记中常有读《天演论》、《群学肄言》、《新民丛报》、《黑奴吁天录》等书的记载，大段摘录笛卡尔、康德、孟德斯***、卢骚、培根等思想家的论述，评说立宪、议会、公理、自由、民权、进化、富强……；还曾就职于主管司法审判的大理院，自应了解清末的司法制度及其改革。可通读已刊的《忘山庐日记》，上下两册，数十万字，仅上述一处有“就地正法”四字，此后再未言及，更不见一丁点以“宪***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的言辞。显然孙氏从未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当然更不会有李先生想象中的“任何惊诧”！（注：《互动》，第4页。） 倒是笔者有点不明白，如果影印的报刊资料字迹缺损不清，难免引用错误（注：如《互动》第12页注3引文“某四女士”，应是“某西女士”。），《忘山庐日记》是排印本，字字明晰，何以短短二十余字，错了两处，还漏了十分重要的“自称******”五字？
按照常理，但凡称之为“舆论”，总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面，有形成、发展的过程，决不会突然冒出来，更不会仅仅针对秋瑾案。李先生也的确将“就地正法”的考察从个案（徐锡麟、秋瑾）上升到一般：“法制改革终清之世未能完成，但一些近代法制观念已被不少先进人士所接受。清***府处理徐锡麟、秋瑾案仍沿用‘就地正法’旧制，其野蛮、落后之处便成为社会舆论攻击的焦点”；“这种仅凭口供判案并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近代法制观念及其司法程序颇有距离，此举在近代法制社会中确是过于轻率的举措，颇有草菅人命之嫌，因而正在要求实行立宪的民间舆论对此大加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注：《互动》，第25—26页，第4页。） 所以，需要扩大考察范围。
就地正法“是清代刑事审判制度的组成部分。……主要适用于紧急情况下，从重从快处理谋反、叛乱和聚众抗官等严重危及统治秩序的案件。”（注：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内容提要”，《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12页。） 虽然有关“就地正法”存废的争论时断时续，试***加强对督抚权力的约束，但直至清亡未能终止。晚清天下大乱，民变“无时不有，无地不有”（注：参见拙稿：《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就地正法”者动辄成百上千（注：如1903—1905年仅广东一地就拿获近万名“匪徒”；1906—1908年广西“先后擒获惩办之匪六千数百名，……匪股较巨***羽在数百人以上者，得一十六起”；东北地区“除北洋驻奉陆***所办匪案不计外，……奉***各路先后奏报剿办大小匪案不下百余起，击毙伤亡及擒获正法之匪不下千数百名。”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广东历年办理清乡情形折》，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历年剿办各属起事情形折》，《盛京将***赵尔巽奏遵旨汇保各路攻剿尤为出力文武员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选编：《辛亥***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民变档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3、619、98页，等等。），报刊中此类新闻比比皆是。被“正法”者包括盗匪、土匪、会***、海盗、康***、革***、蒙、藏、回少数民族，乃至饥饿难耐或雇主拖欠工资、不得不抢米索物的雇工、饥民、贫民等。
即以1907年为例，除去各类因捐税、灾荒、抢米（如长沙）等地方性、突发性的民变外，辛亥***史通称的******人十次武装反清就有三次发生于该年：黄岗、钦廉防城和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事。刊载徐锡麟、秋瑾案的上海各报，在同一时期甚至同一版面登出《金华剿匪电文汇录》、《武义县会营通禀匪乱原因》、《（金华）会匪正法记数》等新闻和地方官汇报“剿匪”情况的奏折：“半月以内陆续正法者，武义二十八人，永康三十人，金华四人，兰溪一人，记已六十三人。尚有头目十五人、大头目三人行文悬赏，未经缉获。”（注：《（金华）会匪正法记数》，1907年9月1日《中外日报》。） “金华府属土匪滋扰，业已拿获著匪正法……。闻有匪首周某曾在绍兴纠合***羽，有交给学堂装运***火情事。”“聂李唐供称……，将该三犯于二十五日辰刻即请***令，就地正法。”（注：《金华匪乱近耗》、《金华武义县禀浙抚文》，1907年7月18日《时报》。） “武义县境九龙会匪起事……。于五月下旬拿获匪***聂李唐、梅金桂暨抢米犯臧水王、麻见如等四名。讯取确供，即将李、梅、臧三犯先行正法，麻俟复讯详办。”（注：见《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事》、《各省***事纪要·浙江》栏。） 这显然就是秋瑾等人筹备许久的浙江会***起事了，战友聂李唐、梅金桂等“三犯先行正法”，而“学堂”当指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
这些都不是藏于深宫的“密档”，而是公开见诸报端者，每个读报人都能见到。远至东北、蒙、藏、陕甘、云贵、湖广、两广，近在上海城内，各地被“就地正法”者，动辄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人，其中许多是与秋瑾、徐锡麟同样的******人，“民间舆论”并无任何评说，更无庸谈“以宪***精神抨击”云云了；相反却是“徐锡麟越墙遁后，重赏万金就擒”（注：《各省***事纪要·安徽》，《东方杂志》1907年第7期，82页。）；“秋瑾……俯首就刑，观者如堵。亲属不敢来，故由同善局备棺收敛”（注：《要闻汇誌》，1907年7月21日《时报》。）；“观者万余人，无不同声称快”（注：《升任直隶总督袁前山东巡抚杨会奏曹匪肃清保奖出力人员折》，《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第100—101页。）。此语或有夸张，但内中透出的“看客”心态与国民素质，正是鲁迅后来写夏瑜、写“人血馒头”的直接动因。
张曾也绝非只“正法”了秋瑾一人，早就是杀人老手。任山西巡抚期间，先后将“会匪头目杨彦彪等二十六名，绛案匪犯童志修等十六名，茅津案内匪犯皇甫世英等三十名”，“批饬正法”；调任浙抚后，先后拿获了“聚千数百人”、要求涨工资的宁郡米铺春米短班米工叶昌才等，以及新城县因饥抢米的贫民史炳生等多人，皆“讯明正法”，“即行正法”。（注：见《山西巡抚张曾奏拿办晋省南路会***哗勇折》、《浙江巡抚张曾奏宁郡短班米工页昌才聚众停工欧官片》、《浙江巡抚张曾为米贵民饥史炳生等乘机滋事致***机处电》，《民变档案》上，第136、370、371页。） 核查当时报纸，杳无声息。
由此可见，如果确如李先生所说，当时的“民间舆论”的确基于“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精神抨击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大加非议”的话，何以不见对众多******人以及成千上万反清会***乃至贫民百姓的“就地正法”有任何议论？！如果说“张曾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在法制改革方面是保守的”（注：引文见《互动》，第5—6页。），那么，以法律改革不合礼教、比张曾更强烈反对司法改革、“力争地方督抚的‘就地正法’大权”（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19页。）、有礼教派首领之称的张之洞，是更为守旧的官僚？
再者，1907年立宪刚刚起步，此后数年，一方面宪***和司法改革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疆臣乐其便己，相沿不改。……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改”（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5册《志·刑法（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02—4203页。），被正法者只增不减，可谓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其中绍兴府正法“革***赵光潮”案的审理、上报、批饬程序与秋瑾案完全一致（注：见《浙江巡抚增韫等奏嵊县拿获革***赵光潮等分别惩办折》，《民变档案》上，第382—383页。），但愈益发达的“民间舆论”未有丝毫声息，更不曾因为此种行为有悖“宪***精神”、“违反司法程序”而抗议。
究其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君权大于法权、谕旨就是法令的时代，“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注：详见邱远猷《太平天国与晚清“就地正法之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晚清***府何时何地开始实行“就地正法之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等研究。），并于事后上报，就是皇帝钦定的法律和司法程序。笔者所见晚清平乱后汇报情况的各类奏折，除了两***交战、战场上格杀武装反清的“现行罪”罪犯外，但凡涉及“就地正法”的案件（哪怕是战场上捕获的俘虏），均有“讯据……不讳，均即就地正法”、“迅据……供称，……会讯明确，批饬就地正法”、“提讯供词无异，即将钟增辉正法”（注：引文见《民变档案》上，第16、272、319页。） 等字样。当然，不排除这其中有许多仅为形式、甚至是栽赃，但奏报皇帝时，即便是手握重权、操生杀之柄的地方督抚皆注重并至少在形式上都遵循了“司法程序”，并都得到皇帝的认可和批准。
张曾同样清楚“讯明口供”的意义。朝廷讨论法律改革时，即已强调证据、口供在审讯案件时的重要性；（注：《浙抚张曾议论复刑事民事诉讼法清单》，1907年7月5、7—8日《申报》连载。） 奏报秋瑾案也遵守了该司法程序，一再称搜查大通学堂时“起出后膛***三十枝，子弹数千粒。讯据秋瑾供认不讳，并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匪***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语。……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不吐实，查有亲笔悖逆字据，……已电饬将秋瑾正法。”“秋瑾供认蓄意***不讳，即经电禀请示，奉饬先行正法。”（注：见《浙抚致***机处电》，《浙江办理秋瑾***全案·电奏稿》，《绍兴府暨山、会两县会禀各宪文·为会营拿获大通学堂附设体育会程毅等供词开折拟议请示遵办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三），第94、188—189、86—90页。） 各折虽有“供认不讳”、“供不吐实”、“供认蓄意***不讳”的差异，但都有“供”，且有“供认不讳”、“供认蓄意***不讳”的明确表示，加上查获的***支弹药、“亲笔悖逆字据”等反清***直接“罪证”，以及“匪***程毅亦供出秋瑾为首，余系胁从”等旁证，然后饬令“就地正法”，不仅适用《大清律》的“谋反罪”，也符合“讯明口供后就地正法”的司法程序，只不过社会不认可。
秋瑾案中，“民间舆论”之所以一再强调张曾、贵富“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1907年7月27日《时报》。） 杀人，就是为了突显省、府大吏公然违抗圣旨、制造冤案的“罪行”；倘若直接抨击“就地正法”，反倒是主笔、报人、投稿者违抗圣旨，犯上作乱，给官府以封报抓人的口实。这也就是“民间舆论”不可能、事实上也丝毫没有抨击“就地正法”的根本原因。李先生何能按己所需，在“看不出有任何惊诧”处，想象并洋洋洒洒编织了“民间舆论坚持以宪***精神做思想武器”，将“就地正法”作为“秋瑾案激变之肇因”（注：《互动》第一节标题。） 和“当时舆论攻击的焦点”？倘若“一片哗然”、“攻击焦点”皆系子虚乌有，又何来这“也是清***府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的症结所在”？
二 民间舆论同情秋瑾是同情“***”、代表立宪派的声音吗？
《互动》第二节论述“民间舆论攻击之要点及其压力”（注：该节开篇称：“秋瑾案被舆论攻击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案件的性质问题；……二是案件的程序问题。”“性质”、“程序”是时人观念中绝无、报刊上也从未出现过的现代词汇，何能直接称为“舆论攻击的要点”？再，“程序”与“法制”、“法制”与“法治”不等同，“官府在没有确实口供和证据的前提下处死秋瑾”，究竟是不合“程序”，还是不合“法制”？论述中不能偷换概念。因非拙稿主旨，不展开。）。
清末民间舆论抨击清***府、为秋瑾辩的“要点”究竟是什么？是明知秋瑾***，为之辩；还是竭力否认秋瑾***，抨击***府滥杀无辜，为并未***、也不可能***的弱女子被冤杀辩，这是观察、分析秋瑾案中“清末民间舆论”抨击“官府作为”及其与“官府作为互动”的基础和关键点。也即李先生一再强调的“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秋瑾是否******的问题，是民间舆论与官府分歧的关键。”（注：《互动》，第6页，第9页。）
《互动》第一节首句指出：“1907年，光复会首领秋瑾、徐锡麟分别在浙江、安徽加紧***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秋瑾案发生，全国尤其是江浙地区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官府。”第二节开篇再次强调：“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第42页的论述更为明确：“秋瑾案的实质本是***事件。但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却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该论点还作为文章的关键概括进《内容提要》（注：《互动·内容提要》首句是：“在清廷预备立宪的形势下，浙江巡抚张曾将尚未举事的******人秋瑾‘就地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其所述确实是当时的历史场景，然而，如不对场景中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进行适当的界定和解析，就接着往下讲，实际便设置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知晓秋瑾的身份——“光复会首领”、“******人”以及他们“在浙江、安徽加紧***活动，密谋联合发动浙、皖起义”，但“尚未举事”就被正法，“引起了江浙民间舆论的一片哗然”。《互动》的诸多论说也确实在此基础上展开。
通观当时报刊，的确因为秋瑾被杀一片哗然，但理由却绝非李先生所说的“秋瑾尚未举事，因而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便是一桩冤案”，而是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的“娟娟弱女”鸣冤叫屈。
《申报》、《时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大公报》等，除两三篇文章在承认秋瑾***或者“尚未举事”的前提下为秋瑾辩（详后）外，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新闻、社论、时评、论说、来稿、闲评、诗词，皆认定秋瑾只是弱女子，其所谓“***”，至多是家庭内平和的“男女***”，而非耍刀弄***、血流成河的种族***！告密者“卖弱女以求免”，“当道人为希恩***宠、邀名获誉”，在无供无证的情况下，以种族***罪“妄杀秋女士”，制造了“莫须有之冤案”（注：见佛奴、志群、梦秋：《秋女士被害始末》（《神州女报》第1卷第1号，1907年12月）；来稿：《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9月3日《时报》，等等。案：笔者另有专文《冤哉，秋瑾女士》评说事发当时报刊舆论异口同声否认秋瑾***、为其鸣冤的社会现象，探究其内在原因。（《冤哉，秋瑾女士》，《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面对报刊舆论以及四民之首——士绅们纷至沓来的责难质疑，当时的大吏尚不敢漠视懈怠，或以“泄露朝廷机密罪”封报馆、杀主笔，而是以电报、信函、文告等方式一一回复，详细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竭力证明秋瑾不仅与金华、武义的“会匪”确有“联合谋反”的意***和准备，且系该次“匪乱”的大头领，在官***搜查时“竟敢开***拒捕，又在学堂内搜出九响快***四十余枝；……又有悖逆论说，及伪造***制单字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徐锡麟与秋競同主***。可见競***谋不轨，在在确有证据，此次正法并无冤枉。”（注：《绍兴府安慰民心之示谕》，1907年7月31日《申报》。） 还通过报纸及在通衢大道大张贴数千张告示等方式，全文公布秋瑾与浙案的“罪证”（注：见《绍狱供词汇录》、《绍兴府贵寿鋆宣布秋瑾罪案》、《补录浙省罗织***案往来电文》、《浙抚安民告示》、《浙抚通饬影印大通学堂全案并严拿余匪公文》、《绍兴府贵守呈报秋瑾女士口供》、《***发表之秋瑾罪案》、《浙抚致***机处电为绍案事》等，1907年8月13、17—18日、9月6日《申报》；7月16日、9月27日、8月20日《时报》，7月28日《中外日报》。），藉以安定人心，平息沸沸扬扬的物议。
事发当时的上海各报也有许多与皖浙案直接关联的“匪乱”新闻和官员们禀报“剿匪”的奏折：“此次金（华）郡匪徒头目、首要多系文武生员，冒穿学堂体操黑衣，缀有‘汉’字为号；竟有******潜入其中，为之主持。其***羽众多，蔓延台、严、处及绍兴等府，约期起事。幸扑灭迅速，否则不堪设想。”（注：《浙江匪乱近耗》，1907年7月27日《时报》；《武义县匪乱警报》，1907年7月11日《中外日报》，等。） 《金华武义县会同沈统领通禀平匪文》不仅一再强调“迭获匪类多名，……先后***前正法”，还提到“刘耀勋供认，……待学生齐集，再纠合绍兴学堂之缙云人赵宏甫，即赵卓斋***起事。”（注：《金华武义县会同沈统领通禀平匪文》，1907年8月5日《时报》。） 编辑在“绍兴学堂”四字下加了重点号，显然有所指。
吊诡的是，时人一方面肯定、赞扬***剿匪“胜利”，另一方面则彻底否认省、府有关浙案文件的真实性，全然不信官宦眷属、自幼缠足的弱女子秋瑾，会与这些“土匪”有什么牵连；异口同声地斥责***府妄杀秋女士，制造冤狱。其言论之大胆尖锐，抨击之猛烈直白，远超出今人的想象和臆测。
《时报》接连发表《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论》等社论，义正词严地否定弱女子有***能力（注：胡马：《浙抚安民告示驳议》、《浙抚电奏驳议》，1907年7月27日、8月1日《时报》。），《申报》接连刊载《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等文章，逐条驳斥父母官的辩解（注：《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1907年7月23日、8月1日《申报》。），江苏教育总会分别致函苏抚及浙省议长、议绅，强调“庶***公诸舆论”，“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注：《江苏教育总会为请办诬告反坐事上苏抚陈筱帅书》，1907年9月1日《中外日报》，次日《申报》、《时报》皆刊登；《江苏省教育总会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1907年8月5日《申报》。《时报》等也刊。） 社会人士也纷纷投书报刊，逐条驳斥***指控的秋瑾罪状。（注：如蒋藻女史《驳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1907年8月26、27日《时报》连载；柳留愚人《蘸言》，9月3日《时报》，等。） 留日女学生致函《时报》，亦坚决否认秋瑾与***、与会***有关联。（注：留东女界来稿：《对秋瑾被杀之意见书》，1907年8月31日—9月1日《时报》连载。） 其表达形式虽有义正词严、嬉笑怒骂、讥讽诙谐的差别，但正如时人所说：“上海各报，平昔宗旨每每不能齐一，而独对此案，则指斥之论如出一辙，此亦足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注：《安徽旅沪学界公启》，1907年8月7日《中外日报》。案：以报纸原始资料核对《辛亥***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所收“安徽旅沪学界同人《论浙狱公启》”，字句有误。）
渐次问世的史学、文学著述，依旧“冤声”不断（注：如，沧桑客《秋女侠冤狱汇案》（广东铅字排印本，1907年），古越赢宗季女《六月霜传奇》（1907年上海新小说社），哀民《轩亭恨》（1908年通智社），悲秋散人《秋海棠杂剧》（上海改良小说社，1911年刊），等等。详见拙稿《冤哉，秋瑾女士》的相关分析。）。
可见，在“反清***”必定杀头，至少也是受尽酷刑、终身监禁的年代，“秋瑾是否是******的问题”绝非“已不重要”（注：见《互动》第9页。），这不仅是民间舆论竭力为“弱女子”秋瑾辩护、痛斥官府制造“冤案”的关键点，也是清***府不能以“鼓吹、同情***”的理由荡平报馆，关押主笔、报人乃至投稿者的原因之一。吴芝瑛为秋瑾营葬，遭御史指名弹劾，差点系狱，即为一例。
当然，也有人对诸多报刊“误解”秋瑾、连篇累牍为之呼冤的现象深表不满。
《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是当时文论中少有的直认秋瑾“***”，并以之向否定秋瑾***的“民间舆论”辩驳者。其首句即言：“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弔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知其冤而对浙中大吏笔伐口诛者有人，问其冤而向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呜呼，此遂足以对我同胞之秋女士而无愧乎？”“今日秋女士之狱宜截为二。夫女士之主张***，固不能为女士讳，而亦不必为[女]士讳也。今国家虽预备立宪，而新律未编，女士果起******矣，固不能如文明国处以国事犯相当之罪，势必难逃一死；若***未见实行，罪名未兇[见]宣布，而遽以‘秋雨秋风’七字定谳，则是官吏蔑视法律，鱼肉我同胞。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之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注：来稿：《敬告为秋女士鸣冤者》，《新闻报》1907年8月24日“论说”。） 可以说，该文超越了冤与不冤的表相，将问题提到更高、更深的层面——法治与***府守法的普遍原则，这正是立宪、宪***的本质！百年后读来，仍是铿锵有力。
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强调秋瑾之死对国家、民族、女界的意义：“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尠。……盖秋瑾之***虽未见实行，而***府杀之也以***故，则秋瑾即非******而亦不得不***。……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秋瑾虽死犹生。”（注：明夷女史：《敬告女界同胞》，1907年8月10日《时报》。）
远在海外的***同志对国内众口一词为秋瑾鸣冤的现象更是不满，直言不讳地表彰：“瑾之志固在***”，“遂集同志于浙江，欲举大事”；“其所昌***，则种族***也，不得以男女***相饰”；秋瑾之死，将“激发数千百人之***”，其作用伟哉！***乃天经地义的神圣事业，秋瑾是为***牺牲的***，国内报刊曲意回护，“以非***诬瑾”，使其***事迹“湮没不传”，适成“瑾之大冤”、“秋瑾之奇冤”。（注：志达：《秋瑾死后之冤》，《天义》第15卷“时评”，1908年1月。）
这几篇文章同样刊登于《申报》、《时报》以及今日可以查阅的***刊物上，虽然在铺天盖地为秋瑾呼冤的论著中属凤毛麟角，但视角、眼界、胸怀都远高于一般人，反对“舆论”扭曲秋瑾后再为其呼冤的状况。1930年代叶颂清仍批评陈去病的《鉴湖女侠秋瑾传》“隐约其辞”，“曰屈杀、曰锋芒未敛，失先烈意矣”（注：叶颂清：《读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书后》，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82页。）。
以百年后的后见之明，我们知晓20世纪中国与世界天翻地覆、波谲云诡的一系列变幻，知道秋瑾是“种族***”的勇士，并为此牺牲；大通学堂及秋瑾家中也确实藏有为反清起义准备的***弹文件，前者已被查抄，作为“罪证”；后者搜查时“侥天之幸，均未败露”（注：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知道皖浙案之后仅仅四年，清王朝***，民国肇兴，反清成为“***义举”，秋瑾以及所有因反清而遭关押、判刑、处死者被平反，尊之为“志士”、“先烈”、“***”。随着故宫、浙江省、绍兴府中相关档案以及秋瑾亲属、同志、友人记述其生平、事迹、英勇就义的各类回忆、纪念诗文陆续面世，研究皖浙起事以及徐锡麟、秋瑾生平与思想的资料愈益增多，各种辛亥***史及有关皖浙案的专题论文、传记、史著等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近几年，学者们开掘、利用了事发当时的报刊资料，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从女性、女权、性别等视角，进一步拓展了皖浙案、尤其是秋瑾研究的深广度。这与百年前******处于秘密状态、大量情况（包括秋瑾的真实身份）不为社会了解，以及在朝廷***威下报刊主笔、文论作者不得不掐着喉咙说话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实事求是地看1907年的浙案，逐字逐句将辛亥***后陆续公布的各类公私档案（包括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与报纸刊布的***文件（注：如《绍狱供词汇录》、《绍兴府贵寿恺宣布秋瑾罪案》、《补录浙省罗织***案往来电文》、《浙抚通饬影印大通学堂全案并严拿余匪公文》（1907年8月13、17—18日，9月6日《申报》；1907年7月16日、8月20日《时报》）等。再：朱馥生先生《〈张公饬斩秋瑾全案〉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2001年第5期《档案与史学》）一文介绍并考订了浙江省***书馆发现的题为《张公饬斩秋瑾全案》的报纸剪贴簿的内容。朱先生的论说有其意义，但考证、推理过程却有诸多漏洞和错误。笔者另文商榷。） 核对，除个别无碍文意的字词（如“但期”、“但欲”；“除暴安良”、“戢暴安良”；“满奴之族”、“满奴之种”，等）外，基本一致，不得不承认，张曾、贵福等官吏所说的案件概况及刊布的文件基本属实，清***府说的是“真话”。今日史书所描述的1907年徐锡麟、秋瑾联系武义、金华会***，发动皖浙起义，徐锡麟刺恩铭、大通学堂被抄、秋瑾就义等事件经过，亦未出此范围。
显然，事发当时的民间舆论反倒是“误读”、“误解”了秋瑾。在腥风血雨、斧钺牢狱的威逼下，报馆主笔、记者、地方士绅、秋瑾友朋绝不匍匐在地，卖友求荣，而是不屈不挠地为秋瑾辩驳，指名道姓地抨击官员和***府；虽连坐明确为法定刑，仍大义凛然，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其精神、其人格、其勇气，与日月同光，可敬可佩，亦永远令后人景仰尊重。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在肯定上述前提时，还应揭示、探究、分析事发当时的“民间舆论”——报刊、报人，投稿者，乃至秋瑾挚友吴芝瑛、徐自华，为什么不仅不相信清***府的“真话”，反而义正词严地以南辕北辙的“误读”“误解”抨击清***府，为弱女子秋瑾辩护；除了清***府威望丧失殆尽，即便讲“真话”也无人相信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时人为秋瑾辩驳的主题是什么？从这些“误读”、“误解”中又能看到晚清社会的哪些特点和变化。
李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论点和问题：“秋瑾案的实质本是***事件，但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却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立宪派与清***府及***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注：《互动》第42页。“立宪派与清***府及***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涉及面太广，且非拙稿主题，因而只讨论李先生指出的这个现象。） 但他的先在“预设”却遮蔽了问题的关键和前提：“反映立宪派声音的江浙民间舆论”究竟是在知道秋瑾***的情况下“同情秋瑾而攻击清朝官府”，还是在否定秋瑾是******、此案是冤案的情况下“攻击清朝官府”？若是前者，他们的信息渠道是什么？当“反清***”尽人皆知时，清***府还能坐视不管，听之任之吗？若是后者，民间舆论为什么会“误读”？“误读”了什么？对秋瑾战友批评报刊言论“失先烈意”的论说也视而不见，完全忽略“民间舆论”也有另一种声音。
《互动》第二节大段引用《论绍兴冤狱》、《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浙抚安民告示驳议》等史料，对民间舆论驳斥的基础——秋瑾是弱女子、完全没有能力***等关键处一笔带过，突显并再三强调：“据各报披露，秋瑾被害一案并无确实的口供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是民间舆论敢于大胆攻击官府的要害之处”；“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罪证”；“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注：《互动》，第10页，第16页，第20页，等。） 引用《敬告女界同胞》、《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时，则略去或消解原作者在承认秋瑾***的前提下为之辩的基点，强调“秋瑾是否属******已不重要”，突显“秋瑾是一位女性，这一点是她获得舆论同情甚至赞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注：《互动》，第8—9页，第20页。）。并将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观点一锅煮，完全扭曲了作者的本意。且无论是正文还是注释，都没有说明、更没有分析“据各报披露”、“舆论还揭露”、“浙省大吏为了证实秋瑾罪案，便肆意捏造罗织罪证”、“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等内容是否属实；秋瑾案是否是浙江官府“制造”的、是否有供有证；抑或包括中国近代史资料《辛亥***》刊布的《浙江办理秋瑾***全案》、陶成章《浙案记略》相关记载、秋瑾《******制》（注：事发当时，各报所登***公布的秋瑾“罪案”时作《伪***制论》（《时报》1907年8月16日，《申报》8月7日）。秋瑾女儿王灿芝编《秋瑾女侠遗集》（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时改题《******制论》。） 及反清文稿、程毅口供等，都是贵福、张曾伪造的？秋瑾的确没有***，此案确实是冤案……？在没有研究民间舆论为什么不相信***的真话，是否收到了“官府的要害之处”，或者“官府的要害之处”说究竟是什么等关键问题时，便匆忙得出“这对于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击”，“对此，浙江官府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浙江官府在秋瑾案上处处受到民间舆论的攻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舆论之所以能够大胆攻击官府，是因为当时的清***府已经公开标榜预备立宪”（注：《互动》，第10页、第10页、第19页。） 等的结论。看似高扬正义，实为荒唐。在双方的论辩、“互动”中，一方不按规则出牌，或者故意违规，抹杀事实，另一方自然无法应对。虽然清***府不值得同情，但严肃的研究者在指出这种现象后，应研究、分析其背后的因素，而不能以这种不明真相、甚至故意胡搅蛮缠的表象为依据，做出结论。当史实与论说出现差距，无法调和二者的内在矛盾时，或断章取义，拣选论点所需的史料；或游移于正说和反说之间，既肯定秋瑾是反清******、高扬其***精神，猛烈抨击清***府杀害******的罪恶；又以民间的误读为基础，评判清***府与民间舆论的互动，彰显“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者身份的同时，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镇压***的暴行”，“民间舆论从立宪的角度攻击官府，正刺到清***府的痛处，可谓击中要害”（注：《互动》，第9页，第28页等。） 的正义大胆；贬斥“日暮途穷的清***府”以及大小官吏“处境尴尬而难以应对”、“表现得处处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穷于应付，狼狈不堪”、“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注：《互动》，第20页，第6页，第10页，第42页，第19页。） 的无奈无能。进而彻底消解问题：“在这里，秋瑾是否属******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秋瑾是当代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在此民间舆论的立足点已经超越秋瑾***与否的界限，而充分关注了宪***题中应有之义的法制问题。”（注：《互动》，第8页，第20页。）
史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不仅秋瑾“***与否”是清***府和民间舆论共守的底线，即便今日欧美国家，以暴力推翻现***府的行为也是要判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重罪，专制暴***下的民间舆论若能公开褒扬反清***者秋瑾，为其被杀鸣冤，报刊的基本立场明显支持***和******人，反对清王朝；朝廷也有如此雅量，容忍其存在，显然，******人再不必流亡海外，办在海外的***报刊也都可以迁回国内了。
其次，倘若民间舆论在“否认秋瑾的***者身份”、认定“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诬陷之词，因而得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冤案的结论”的同时，又“严厉痛斥了浙江官府残害秋瑾、镇压***的暴行”（注：《互动》，第20页。），该“痛斥”岂非是向风车作战？
其三，如果说江浙民间舆论的确“坚持以立宪精神做思想武器，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作为”，“反映立宪派尤其是江浙立宪派的声音”（注：《互动》“内容提要”。），何以解释遭报刊点名斥责的告密者胡道南、汤寿潜、袁翼等人都是新派，都是晚清改革、宪***的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胡、袁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或任山阴劝学所总董，或为绍郡中学堂监督。在浙江绅学界联名请求保释在押的徐锡麟父亲时，胡道南、袁翼皆在其列；（注：《补录越郡绅学界上绍兴府公禀》，1907年8月2日《申报》。） 秋瑾案发，张曾派***队查抄绍兴同仁学堂，二十四位绅士“电禀抚宪”抗议，胡道南是领衔者，袁翼也名列其中。（注：《徐***株连案要闻汇志》，1907年7月25日《时报》。） 汤寿潜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创办实业，革新教育，修建铁路，力主改革，与张謇同为江浙地区著名绅士和立宪派首领，其《危言》名躁一时；浙路风潮中是保路派的灵魂，社会声望也进一步提升，成为许多人心中“为国为民不惜以身殉路的英雄”。（注：参见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但在秋瑾案中，据说张曾，曾找汤寿潜了解情况，汤“其实并不知道秋瑾搞***的事，只认为秋瑾经常穿了日本学生装，骑了马在街上跑，太随便，不正派，因此说了一句‘这个女人死有余辜’”（注：周建人：《秋瑾的牺牲》，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241页。）；促使浙抚下决心，为此遭秋瑾战友的口诛笔伐，甚至一度成为暗杀的目标。显然，汤氏的这两种形象是截然对立的。
不仅汤寿潜，事发当时，除报刊主笔、记者及部分秋瑾友人大声疾呼外，绝大多数鼓吹、参与立宪的江浙士绅都缄默无言，以至仗义执言的“舆论”不仅因为官吏制造冤案、滥杀无辜而抗议，也一再因为这些鼓吹立宪的士绅不仅不为秋瑾案抗辩、甚至参与制造冤案而长叹不已；指斥畏葸冷漠的绅商学界何以符合立宪国民之资格。
“绍兴残杀之惨剧，起于贵守，成于张抚。……欺罔天威，草菅民命，肆无忌惮，虚无荒谬，闻者发指。而上自朝廷，下逮全浙之父老绅民，莫肯有一言发其疑问者。呜呼，立宪国之人命乃更贱于专制国耶？”“方今预备立宪时代，……至非常之祸见，黑焰熏天，山河异色，霜锋倏至、生命摧残之际，犹不知挺身救难、据理力争者，若是者，尚可以士绅自居乎？”（注：伤时子来稿：《浙绅之对于***狱》，1907年8月20日《时报》。） “中国为素有文教之国，且今当预备立宪之时，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权，断不容非法定之裁判官妄逞其威权而加以侵害；又以去秋朝旨，明许庶***公诸舆论。今浙省士绅对于绍郡惨毒之案，其贤者畏葸缄口，事前既无正理之抗争，事后又无纠弹之举动；其不肖者甚至乘机告密，尽力赞助，藉以泄私忿而释嫌疑。……故核实以言，惟浙省士绅不知力争权利，而后浙省官吏始敢纵恣为恶。”“夫秋瑾之死不足惜，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以败坏预备立宪之基础，为足惜；秋瑾之死无足异，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地方之绅商学界竟不发一言，以讼其诬，致败坏预备立宪之基础，为足异。”（注：胡马：《浙抚电奏驳议》，1907年8月1日《时报》；《谨告浙省士绅》，1907年8月1日《中外日报》；《驳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1907年8月1日《申报》。）
“忧时子”为家乡绅商学界人士、尤其是久负盛名的“绍兴师爷”袖手旁观，无一人公开上法庭为秋瑾女士讼冤昭雪而痛心疾首：“我绍郡惨杀秋女士一案，为数千年来所未有之创闻，全球之人莫不知其冤，抑万口同声，神人共愤。我郡绅商学界之外，尤多读律诸君，乃竟无一人出而讼冤、为女士昭雪地步。呜呼！当此预备立宪时代，以一郡之大，致无一人有自治***之资格，自甘任人唾骂，贻笑全球，又安望其担负立宪之责任哉。”（注：《舆论》，1907年9月2日《申报》。） 侠骨义胆的吴芝瑛也对江浙士绅陷害、秋瑾家属胆怯避祸，不为***伸冤而深为感慨。（注：吴芝瑛：《论秋瑾狱与黄厓狱之比较》，1907年11月22日《时报》。）
不难看出，此处各位也以“预备立宪”、“自治***”说事，但所“呜呼”、所感叹、所愤慨的却是日日讲立宪却在秋瑾案中噤若寒蝉、“无所表见，不发一言”，甚至助纣为虐的江浙士绅；他们的不作为是冤狱成立的原因之一，故而“浙抚与浙绅之罪状又何以异”！（注：《从刑法上论浙抚与浙绅之罪状》，1907年8月7日《中外日报》。）
显然，这是士绅内部的***，而不是“预备立宪之初立宪派与清***府之间便已时显貌合神离之象”；（注：见《互动》“内容提要”与第43页末段首句。） 由此也可看出，“上海主要媒体《申报》、《时报》等报刊言论”并不完全如李先生所定义的那样“反映江浙民间社会舆论”。排除占人口一大半的文盲与半文盲，“报刊言论”对秋瑾案的评说，可能也只表达部分“江浙立宪派”的观点，多数士绅缄默无言。
这种看似***的行为方式与判断准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非***治的，即性别与社会角色必须匹配。在纲常伦理、三从四德笼罩一切的时代，男人坚强勇毅，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立宪、改革等大事；女人以家庭为中心，相夫教子，贞洁娴雅，柔婉温顺；恪守笑不露齿、行不动裙、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范”；宋以后的缠足，更将以柔弱为美的审美观推到极致，也进一步将女性束缚于家庭。即便20世纪“文明时代”，男女依然有各自的社会定位与社会角色：“文明初桄，尝构之以铁血。铁血者，男子之事业，文明之导线也。然铁血主义可出野蛮之域、入文明之世界，而教育完善，社会美备，风俗纯良，则不能专恃铁血之男子，而女子与有责焉。”（注：《论文明先女子》，《东方杂志》1907年第10期。） 骑马、着男装，撇下丈夫孩子抛头露面在外乱跑，显然不合千百年传承的“妇道”、“母仪”和20世纪初新兴的“国民之母”的形象与要求。所以，汤寿潜等绅士积极参与“东南互保”、预备立宪、自办铁路、与洋人竞争等国家和地方事务，是士大夫份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但闺秀绝不可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报刊、报人、秋瑾友朋也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种心态。秋瑾案中，相当一部分民间舆论的确“以宪***精神做思想武器”，可他们的立论基点和评说内容却是“传统”的：女人是“弱者”，缠足女人更是一步三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百姓俗语尚谓“好男不与女斗”，堂堂***府却连无辜的“弱女子”也要杀，而且在历来杀强盗的轩亭口公开斩首，当然是滥杀无辜，当然是违背“宪***精神”，也更显其无能。由此，民间舆论才指名道姓地抨击省、府大吏“欺罔天威，草菅人命，肆无忌惮”，“以弱女子之血，为人希恩固宠、邀名猎誉之资料”；诬秋瑾为******，因为“杀******者，升官之捷径”，“以杀******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也”；诅咒制造冤狱的“首祸之官，虽复赤其宗支、夷其龆龀”，满门抄斩，不足“酬死者之冤于万一”。（注：引文俱见前注。）
还有不少新闻报道关注甚至编造了秋瑾被捕时遭受了性侵犯、性侮辱的情节。“秋女士闻警时，即躲避该校柴房中，旋被搜获，竟将衣服拉破，肆意殴打。……某兵将有手烟[***]二支，掷于道旁，遂指为由女子裤中落下”（注：《新***骚扰学堂之罪状》，1907年7月22日《申报》。）；“官兵即将秋裤扯落，以便搜查”（注：《来函述绍兴黑暗余闻》，1907年8月12日《中外日报》。）。几经辗转，《大公报》的消息更添了几分细节：“秋女士见兵来，匿于空屋中。兵丁即将其搜出，肆行牵拉，几将身上衣服脱尽。并有手***二支，亦为兵丁所得，乃即坚称由秋女士裤中搜得。……贵（福）即饬问：‘尔素与徐锡麟相识否？’答以‘曾经相识，但此次皖变实不知情。余之所主张者系男女***，而非满汉***。’……闻官中又诬女士与大通学堂学生钱姓有暗昧情事，又言医生某人……”（注：《皖乱汇志·记秋瑾女士株连被捕情形》，1907年7月25日《大公报》。） 不难看出，该报道虽也提到秋瑾说“余之所主张者系男女***，而非满汉***”一句，但突出的却是当时社会衡量女子德行的基本准则：秋瑾遵从闺训，回避生人、见兵来躲入空房的幽静贞洁形象；而“官兵即将秋裤扯落”，“肆行牵拉、几将身上衣服脱尽”、“从裤中搜得手***”等行为，已属性侵犯，官中又诬以暧昧情事云云。堂堂官宦女眷、才华出众的归国女留学生，一个有身份的女人遭受此等奇耻大辱，这是社会舆论、尤其是普通民众同情秋瑾的根本原因。
中秋见闻作文篇7
1 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带拼音版
yè shànɡ shòu xiáng chénɡ wén dí
夜上受降城闻笛
lǐ yì
李益
huí lè fēnɡ qián shā sì xuě
回乐峰前沙似雪，
shòu xiáng chénɡ wai yuè rú shuānɡ
受降城外月如霜。
bù zhī hé chǔ chuí lú ɡuǎn
不知何处吹芦管，
yī yè zhēnɡ rén jìn wànɡ xiānɡ
一夜征人尽望乡。
2 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翻译
注释
⑴受降城：唐初名将张仁愿为了防御突厥，在黄河以北筑受降城，分东、中、西三城，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另有一种说法是：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亲临灵州接受突厥一部的投降，“受降城”之名即由此而来。
⑵回乐峰：唐代有回乐县，灵州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回乐峰即当地山峰。一作“回乐烽”：指回乐县附近的烽火台。
⑶城下：一作“城上”，一作“城外”。
⑷芦管：笛子。一作“芦笛”。
⑸征人：戍边的将士。尽：全。
译文
回乐峰前的沙地白得像雪，受降城外的月色有如秋霜。
不知何处吹起凄凉的芦管，一夜间征人个个眺望故乡。
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带拼音版，这首诗语言优美，节奏平缓，寓情于景，以景写情，写出了征人眼前之景，心中之情，感人肺腑。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带拼音版，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翻译，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赏析吧！ 3 古诗夜上受降城闻笛赏析
这首诗是李益颇具代表性的边塞诗。
受降城是唐高宗时朔方总管张仁愿为抵御突厥的入侵而建筑的。有东、西、中三城。中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东城在今托克托县南，西城在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这里指的是西城。
诗写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开头二句描写边塞荒寒夜景。
在一个深秋的夜晚，诗人乘着月色，登上城楼，举目四望，只见辽阔的沙漠和耸立的烽火台，笼罩在寒冷的月光中。沙漠如雪一般银白，城外地上也好象铺满了白霜，景色荒寒，令人感到冷森森的。这两句诗人抓住“沙似雪”和“月如霜”的边塞的特有景色，渲染环境的荒寒，形象鲜明、确切。
末二句写闻笛兴愁。
中秋见闻作文篇8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认识“钥、匙”等八个字，会写“扇、枚”等12个字，能正确读写“清凉、留意”等16个词语。
能力目标：读懂秋天的内容，感受秋天的美好。
情感目标：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读出自己对秋天的喜爱之情，背诵自己喜欢的部分。[来源:学科网]
教学重点：
读懂秋天的内容，感受大自然秋季的神韵，能用自己的方式读出对秋天的爱怜恋。
教学难点：
感受大自然秋季的丰神韵姿，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准备：
让孩子们收集自己最喜欢的秋景***；多媒体课件。
教学过程：
一、
谈话引入
1、师：同学们好！（生）
2、师：孩子们，小时候我和你们一样，常听大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夏天还没走远，小雨点就蹦着跳着把秋天送来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秋天的雨》（板书）
3、师：你瞧，小雨点一滴一滴的落下来了。谁会读？（生）雨字读的多响亮啊，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课题写的是《秋天的雨》，一起来响亮的读一读吧！
4、师：昨天，同学们已经提前预习过课文，生字一定都会认了，下面我们就来响亮的读一读这些生字，好不好？
5、课件投影生字。凉爽、（爽的写法）[来源:Z*xx*k.Com]
扇子扇那扇那、（多音字）
（1）指名；（2）师正音：（3）齐读。
衣裳、喇叭、钥匙（由钥匙引入课文）
6、师：“钥匙”啊，很常见又很神奇，拿着它轻轻一转，一扇扇大门就被打开了。课文里说秋天的雨也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板书）它为我们打开了什么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42页，听老师来读课文，一边听一边思考，秋天的雨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来源:Zxxk.Com]
二、初读课文，感知大意，认识课文结构[来源:学.科.网]
1、师范读
2、师：大家刚才都听得非常专心，小脸上还洋溢着快乐的微笑，说说看吧，秋天的雨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生汇报）
师：有不同的感受吗？[来源:学。科。网]
3、师：好了，孩子们，刚才你们用自己的话说出了对秋雨的印象，在我们的课文中，每个自然段的开头，作者都用了一句话，表达了他对秋雨的印象，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读读课文，把这几个句子找到，请认认真真地画下来，现在开始吧！（师巡视，点评：动作真快！你也完成啦？真快！）[来源:学科网ZXXK]
4、师：找到了吗？（生汇报）（指名1-2名）[来源:学&科&网Z&X&X&K]
5、齐读每段第一句。
三、细读课文，指导朗读，感悟语言
（一）这五句分别概括了五个自然段的意思。我们先来一起读读第一段吧！
（二）体会第二自然段语句的生动形象，读出秋天的色彩美。
师：秋天的雨打开了秋天的大门，让我们一起去欣赏，秋天的雨带给我们的五彩缤纷的美景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二自然段，看一看这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中藏着哪些色彩？（五彩缤纷）
师：很好。这么多的颜色，你最喜欢哪一种呢？就放出声音来美美地读一读那句话，一会儿请你读给大家听。
（学生练习朗读，老师巡视指导。）
师：喜欢黄色的同学起立，请你们美美地读一读这句话。
生：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哪扇哪，扇走了夏天的炎热。
师：能说说为什么喜欢黄色吗？
师：是呀！黄黄的银杏叶就像小扇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给人怎样的感觉？
师：谁能读一读，让我们都感觉是那么凉爽，舒服！
师：（用手做出“扇哪扇哪”的动作。放慢语速，
稍微拉长声音地朗读“扇哪扇哪”）是一下子就扇走了炎热吗？对，是慢慢地，一点点地，所以在这里说了“扇哪——扇哪——”只说一个可不够。谁再来读？
师：你的朗读，真的为大家带来了凉爽的感觉，有那些同学喜欢红色呢？你来读一读吧！
师：说说你喜欢红色的理由。
师：好的，说话有理有据！同学们也读读这句话，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生：我发现这句话中把枫叶比作邮票，为人们送来凉爽。
师：读懂了比喻的修辞方法，会读书！[来源:学.科.网]
师：好了，哪位同学愿意带领大家去看看美丽的金黄色？
师：为什么喜欢这金黄色呢？
师：你真会读书，看来这金色的田野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同学呢？带我们去看看什么颜色？[来源:学科网ZXXK]
师：好，同学们，大家互相看一看，你们这群可爱的水果这样争先恐后，都想发言的样子，课文中是怎样说的呢？
师：是呀！水果们你挤我碰，争先恐后的样子，你能读出来吗？谁愿意试一试？
（范读“争着要人们去摘呢！”从而指导学生朗读。）[来源:Z_xx_k.Com]
师：同学们，还有你们喜欢的色彩吗？
生：我喜欢菊花的颜色。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因为菊花得到的颜色很多，像仙子一样美丽。
师：哦，你读懂了菊花颜色丰富，确实美丽。你知道菊花还有什么颜色吗？
生：粉红色。
生：大红色。
生：还有墨绿色。
师：这么多美丽的色彩，课文中无法一一写出来，是怎样表示的呢？
生：用省略号！
师：可爱的秋雨姑娘为我们带来这么多漂亮的颜色，同学们都很喜欢呀！我们一起回顾回顾，这和五彩缤纷的颜料中都有哪些颜色？
师生：本段写了黄色，黄黄的银杏叶；红色，红红的枫叶；金色，金黄色的田野；橙红色，橙红色的果实；紫红、淡黄、雪白的菊花——
师：还有吗？
师：那么，读到这里，你读懂“五彩缤纷”的意思了吗？
生：指颜色又多又好看。
师：你还知道那些词语也是说颜色又多又没这个意思的？
生：五颜六色！
生：五光十色！
师：这些词语都是“五彩缤纷”的近义词。我们再一起读读这一段好吗？我来读第一句，同学们，你喜欢哪种颜色，你就读那一句，我们比一比，谁读得最美！好吗？
（二）体会第三自然段用词的形象传神，读出被香味“勾住”的感觉。
师：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秋天的雨带来的五彩缤纷的颜色。接下来，我们——（老师闭上眼睛，深吸气，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学生很快受到启发。）
生：要去闻一闻好闻的味道！
师：谁愿意带着大家去闻一闻好闻的味道？请你朗读第三自然段，要让我们通过你的朗读闻到香味儿呀！
师：哪位同学闻到了香味？嗯，那么多人呀！还有谁也闻到了？举起你的小手！啊！我也闻到了香味！梨香香的，苹果甜甜的！
师：咦，只有这两种水果的香甜气味吗？
生：不，还有更多！（朗读）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
师：这位同学很会读书！哪位同学还能闻到其它水果的香气？
师：啊！原来着秋雨里还藏着这么多的好气味哪！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好吗？边朗读边去闻一闻哦！
（生齐读课文第三自然段。）
（老师走到学生中间，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直到学生的朗读结束。）
师：嗯！你们的朗读让我仿佛闻到了好多香香甜甜的气味，瞧！我现在站在这里，都不想离开了，你们知道我怎么了吗？
师：你真会读书，文中水果的香气把我的脚勾住了，那么在你们的生活中，你的小脚丫有没有被什么东西勾住过呢？[来源:Zxxk.Com]
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见一首好听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停下了脚步，我的脚被音乐声勾住了。
师：说得真好，有时一些美妙的声音也能把我们深深吸引。看来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同学可要记住“勾住”这个生动的词语，写作文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用一用。
（三）体会第四自然段，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读出语段中蕴涵的积极情感。
1、师：（指板书）同学们，秋天的雨为我们染出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送来了香香甜甜的气味，不过，你可别光陶醉其中。听一听！秋雨姑娘还在好心地提醒着我们——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第四自然段，用心听一听，秋雨姑娘告诉我们什么了？
（板书：冬天快要来了。）
师：同学们听懂了秋雨的提醒，还有很多小伙伴也听到了呢！它们可都忙碌起来了！小喜鹊，小喜鹊，你在哪——
（这时学生陆续举起手来，老师走到一名学生跟前。）
生：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
师：小松鼠——
生：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
师：小青蛙——
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
（此时学生已领会老师的意思，小手都高高举起。）
师：松柏——
生：松柏换上厚厚的衣裳。
师：杨树，柳树——
生：杨树、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
师：我们一起来——
生：它们都在准备过冬了。
四、回顾全文，赞美秋天，发展学生语言
中秋见闻作文篇9
中***分类号: G239.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182-01
鲁迅先生曾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选择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孔子编辑和整理的文化典籍为积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人类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孔子编书是在明确的编辑宗旨指导下进行的,他希望通过教材的编选,文字的加工,传播自己的教育与***治思想、主张,留给后世明君效法。孔子曾经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孔子在编辑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并确立了自己的编辑思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因孔子有这样的编辑思想和理念,促使了其对“六经”的贡献在于编辑而非著述,也使得古代的优秀诗歌、史实古籍和先进的文化得以传承下来。
“述而不作”,是指对待古代文化只是阐述而不进行创作,旨在传述历史的时候做到实事求是、尊重事实,不去篡改、歪曲历史事实。这对于保存古代文化以及古人思想作品的原本面貌是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孔子在从事编辑活动的过程中,却赋予了旧文献以新的内容。最终,孔子的“述而不作”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承历史和古代文化,而是在转变成了“以述为作”、“寓作于述”。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孔子大大发展了古代帝王们的观点,提出了“仁”的核心、“礼”的形式、“中庸”的方***和人本哲学学说。其次,在教育方面,孔子通过教材的选编、文字的加工,传播了自己的***见和理想,使得其所编辑的文献多数都体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从卜官的材料中编撰成《易》,从史官的材料中编撰成《春秋》,还从现有文献材料中整理出《乐》、《诗》、《礼》等书,对学生进行传授。这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孔子编辑理念完整再现的重要原因。如:
孔子整理《六经》之事,汉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有较详细的记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古诗《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王充《论衡・效力篇》也有孔子“作《春秋》,删《五经》,秘书微文,无所不定”的说法。孔子本人也说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并自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中,“序”、“编次”都是编辑的意识;“删”是删定、整理的意思;“述”是传承、阐述的意思,是相对于有思想、有见解的“作而言的”。其实孔子既有述,又有作,如《春秋》、《易经》。孔子在评选《诗经》时坚持了一条重要的编辑原则,即“取其可施于礼义”者。在《诗经》中的一些诗句,表面上看似与孔子的这一宗旨无关,但在孔子的理解里却也掺入了“仁”的内容。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为例,这本是描述美人的诗句,意思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微微地笑着,眼角留神地看着,像白绸上画的花卉一样美啊”,孔子在和子夏的对话中,却把白绸(素)比作“仁”,把花卉(绚)比作“礼”,结论是“礼”在“仁”后。而在编写《春秋》时,孔子则主张“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按自己的主观意向“笔则笔,削则削”,在客观叙事的形式下隐寓褒贬。在《春秋》中,孔子在述及周朝史实时,即便当时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成为了一尊名副其实的偶像,却依旧大书“春王正月”并继续使用周纪年,充分体现了孔子在维护周天子权威的***治态度。而孔子在编辑鲁国史书《春秋》时,只是截取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具有“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负面特征,但孔子却在不歪曲史实的前提下,用自己带有褒贬意味的语言“重新讲述”了历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有文则史。孔子曰:‘其义丘窃取之矣。’”,从而达到“成《春秋》而乱臣罪子惧”的效果。
“述”之有据,而非主观臆断。这是编辑态度上的寓作于述。《论语・子罕》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说孔子为人处世的四个原则:不无据臆测、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为是。孔子在编辑“六经”时,总是注意言之有据,从不主观臆测。孔子编《春秋》,就是以鲁春秋为原材料,采取“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体例,记叙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间242年的史事,一方面这是据实而录,而非主观臆测,另一方面又寓有“微言大义”,谓之春秋笔法,对于哪些事当记,哪些事不当记,什么事如何记,孔子都很有讲究,无不渗透着编者的个人好恶观念和***治倾向性。
“信而好古”中的“信”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表达了孔子对待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不是采取的态度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采取敬畏的态度加以整理。孔子在经过长期的编辑实践,总结出了一些较为科学的编辑方法,即多闻阙疑、无证不信、排斥虚妄。
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对于史书的阙文要存疑,留给别人思考,不要凭主观臆测独断妄改。如《春秋》中,阙误较多,纪事时不书月、不书日往往比较多,孔子在整理的时候一仍其旧,而不轻改。
另外,孔子在《论语・述而》载“子不语怪、力、乱、神”,即对他没有见过的超自然现象,以及他自己无从探究、无法理解的事务尽量不去提及。如:《春秋》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据《公羊传〉述,《春秋》的原文是“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即陨星下落如雨,离地一尺而又返回。由于事涉怪诞,故孔子编辑《春秋》时并没有记载。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忧;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他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总是多闻多见,在占有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选取有用的材料;并非照抄照录之述,而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思想准则进行挑选。所以,孔子虽然强调“述而不作”,但什么当述、什么不当述,孔子自有其选择的标准,这也是一种作,是孔子寓作于述的编辑匠心在选材上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姚福申.中国编辑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 李光宇.孔子――我国编辑事业的开山祖师[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5).
[3] 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中秋见闻作文篇10
[关键词]变文；亚身；吹竹如丝；望空便额；收畅曲罗
[作者简介]许松，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20
[中***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202-04
变文是敦煌文献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郑振铎先生认为“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秋胡变文》、《前汉刘家太子传》、《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关于它们的写卷及收藏情况，黄征、张涌泉先生《敦煌变文校注》已有具体的介绍，此不赘述。读此四篇变文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同于前辈学者的见解，愚者千虑，或当有一二得焉。
一、玉面映红粧，金钩弊采桑。眉黛条间发，罗襦叶里藏。颊夺春桃李，身如白雪霜。——《秋胡变文》
根据项楚先生的注释，“金钩”即“采桑钩”，人低树高，用器以作手之功能延展，此采桑钩便是用来钩下高枝，以便采拾捋取桑叶。《敦煌变文校注》云：“弊，应读作‘蔽’，与上句‘映’皆遮蔽义。”此说似不确。“映”字除了“遮蔽”的涵义，还有“照耀”、“辉映”的意思。如《全唐诗》卷二十五张柬之《东飞伯劳歌》：“艳粉芳脂映宝钿”。卷三十四杨师道《陇头水》：“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在白雪的照映下，山峰仍然显得暗沉）。卷三十八萧德言《咏舞》：“低身锵玉琨，举袖拂罗衣。对檐疑燕起，映雪似花飞”（的曼妙身姿与飞雪相辉映，犹如花飞在空，一天碎梦）。较有代表的是《全唐诗》卷五十二宋之问《汉江宴别》：
“汉广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鹤弄晴烟。
积水浮冠盖，遥风逐管弦。嬉游不可极，留恨此山川。”
此诗颔联出句（出句指一联诗句的上半句，对句指一联诗歌的下半句）“秋虹映晚日”，乃以“映”字连系两个美丽的事物：秋虹、晚日，“秋虹映晚日”只能是“秋虹与晚日相辉映”的意思，如果理解为“秋虹遮蔽了夕阳的彤光”或者“夕阳遮挡了秋虹的光彩”，无疑都是大煞风景的。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千秋传诵，播于众口，仔细思量，“孤鹜”群飞应该会有掠过、遮蔽落霞的时候，倘若改为“落霞与孤鹜相蔽”，原句中所有的灵动、壮美将会在刹那间烟消云散。变文原句“玉面映红粧”中，既然已云玉面，并且之前还有秋胡妻子“形容变改，面不曾粧，蓬鬓长垂，忧心采桑”的交代，是以“红桩”当不是指脸上所匀的胭脂之类，而是指普通的红色衣服。尽管秋胡之妻“面不曾桩，蓬鬓长垂”，然而“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浓妆佳，淡妆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在富贵归乡、锦衣昼行、踌躇满志的秋胡看来，她依然是美如仙子的，“玉面映红粒”即洁白如玉的容颜与红如彩霞的衣服交相辉映，美如惊鸿照水，一瞬倾魂。这样的句式正类似于上文所举宋之问的“秋虹映晚日”。
在“玉面映红粒，金钩弊采桑。眉黛条间发，罗襦叶里藏。颊夺春桃李，身如白雪霜”这六句诗里，五句都在摹状秋胡妻子的美妙婀娜，有一句却不是描摹她的美丽，而是述说她的艰辛生活，那便是“金钩弊采桑”，“弊”不是遮蔽的意思，而是破损、败坏之义。《国语·晋语六》：“今吾司寇之刀锯日弊，而斧鉞不行”；《战国策·秦策一》：“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皆为“破损、败坏”之义。秋胡离家干禄之后，秋胡妻子含辛茹苦侍奉老人、操持家计，变文原文云：
“其妻不知秋胡在已不，孝养勤心，出亦当奴，入亦当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热，桑蚕织络，以事阿婆，昼夜勤辛，无时暂舍。”
“桑蚕织络。以事阿婆”一语正道出了秋胡妻子采桑的辛劳，那么“金钩”因为采桑勤劳而弊坏乃是理所当然。“金钩弊采桑”一语中，“弊”正宜解释为“破损、败坏”方能彰显秋胡妻子于大孤寂、大辛劳里苦心孤诣的伟大。
二、远公贪翫此山，日将西迈，遂入深山，觅一居止之处。便于香炉峰顶北边，权时结一草庵。腰间取其火石，叩其火石，遂焚无价宝香，结跏敷坐，便念涅槃经，约有数卷。是时也。经声朗朗，远近皆闻；法韵珊珊，梵音远振。感得大石摇动，百草亚身，瑞鸟灵禽，皆来赞叹。——《庐山远公话》
《敦煌变文校注》解释“亚身”引《说文解字》“亚，丑也。象人局背之形”，《校注》言外之意便是认为亚身即“佝偻、局缩着身子”。《敦煌变文选注》对“亚身”的解释是“俯身”，这和《校注》的解释基本相同。
变文讲述的是远公念涅椠经的异常感应，当时本是“日将西迈”的黄昏以后，石头本坚固不动，而现在竟然摇动。孟浩然《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诗云：
“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
“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
如果说，夕阳渐渐沉入山河之外的时候，飞鸟的反应是陶渊明《饮酒诗》所写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话，那么黄昏之后日色已经冥暗，鸟的行为则正是孟浩然笔下的“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但在《庐山远公话》里，鸟儿们听到远公念经声，她们不能安然栖息了，而是“皆来赞叹”。此处“赞叹”盖接近李颀《听安万善吹觜篥歌》的“九雏鸣凤乱啾啾”和李贺《李凭箜篌引》的“昆山玉碎凤凰叫”，本指鸟声啁啾，此写鸟儿听到远公念经而欢快鸣叫。
既然石头与瑞鸟灵禽皆出现了反常的举动，那么百草也一定时出现了反常的现象才会写入变文中。草态温柔旖旎，不若松柏之“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它的常态便是绵绵然安静，翼翼然屈身，从风飘摇，婀娜生神。如果把“亚身”理解为“俯身”或“局身”，这仍然是草的常态，“百草亚身”便是一句无谓的赘言。所以，此解当不合原意。笔者疑心此处“亚”字当是“紧密排列”之义。元白朴《梧桐雨》第三折：“齐臻臻雁行班排，密匝匝鱼鳞似亚”。“鱼鳞似亚”即鱼鳞一样紧密排列。“百草亚身”意即百草听到念经之声，都一反平时柔曲的体态，精神抖擞地“紧密排列身子”，听远公念经。
在文学的世界里，音乐能感动万物。《全唐诗》卷七四七李中《听郑羽人弹琴》：“仙乡景已清，仙子启琴声。秋月空山寂，淳风一夜生。莎间虫罢响，松顶鹤初惊”，即写虫因听琴而“罢响”，鹤听琴声而心惊。卷一四四常建《张山人弹琴》“玄鹤下澄空，翩翩舞松林”，写到玄鹤听妙音而翩翩起舞。《全唐诗》二七一窦庠《留守府酬皇甫曙侍御弹琴之什》：“洞箫又奏繁，寒磬一声起。鹤警风露中，泉飞雪云里。泠泠分雅郑，析析谐宫徵。座客无俗心，巢禽亦倾耳”。这里是音乐感动了鹤、巢禽、飞泉。“巢禽亦倾耳”一句正可作变文中“百草亚身”的注脚，百草紧密排列身体的目的便是“倾耳”听赏远公梵音，这“经声朗朗”、“法韵珊珊”感得“大石摇动，百草亚身，瑞鸟灵禽，皆来赞叹”，正类似于上文所举音乐能感动万物。
三、在于山间，白庄于东岭之上安居，远公向西坡上止宿。是时也，秋风乍起，落叶鼯飙，山静林疏，霜沾草木。风经林内，吹竹如丝，月照青天，丹霞似锦。——《庐山远公话》
《敦煌变文校注》云：“吹竹，疑当作‘翠柳’，盖‘如丝’者非竹之貌”，《敦煌变文选注》则认为此处无误：“吹竹如丝谓风吹竹林，发出音乐之声。‘丝’指弦乐器”。
“风经林内，吹竹如丝，月照青天，丹霞似锦”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隔句对。亦即一三句“风经林内”和“月照青天”构成对偶，二四句“吹竹如丝”和“丹霞似锦”互为偶对。此处“风经林内”与“月照青天”恍惚是个对仗句，其实“林内”是名字+方位词的结构，而“青天”是形容词+名词的结构，并不构成严格的对仗；一三句的对仗并不成立，那么二四句亦无成对偶的必然，无需改动“吹竹如丝”为“翠柳如丝”来匹妃“丹霞似锦”；精工则精工矣，反失其原本朴茂自然之气。月照青天，丹霞才能借月光生出绚烂如锦之姿，正如自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江上芙蕖因了红日彤光的照耀越发绽耀动人的彩光。在笔者看来，“月照青天”是因，“丹霞似锦”是果，“风经林内”与“吹竹如丝”也应是互为因果，即长风入林，抚摩琅玕，翠竹袅袅，迎风作一阙天外仙曲。且看谢灵运后人，唐代著名诗僧皎然的《风入松》的起笔四句：
西岭松声落日秋，千枝万叶风飕飕。
美人援琴弄成曲。写得松间声断续。
“落日秋”表明时间是秋天的黄昏，而《庐山远公话》此处也是描述的秋天的月夜。《风入松》的地点是“西岭”，而变文的地点是与白庄所居“东岭”相对的“西坡”，可以说，皎然诗与变文此处在时间与外部场景上均惊人地相似。更为有趣的是，“美人援琴弄成曲，写得松间声断续”，美人玉指挥弹的琴曲正是为了摹状风飑飕于长松千枝万叶之间的声音。皎然《风入松》诗里“乐如松声”，变文里“风经林内，吹竹如丝”正是“竹如乐声”，这两者正是息息相通吗。所以，项楚先生的解释更符合诗文的旨趣。
四、于是道安闻语，作色动容，啧善庆（案：即远公）曰：“望空便额！……"。——《庐山远公话》
“啧”同“责”，“责问”、“怒责”之义；“望空”是“凭空”之义；“额”是“指斥”、“诋诃”之义。陈治文将“望空便额”移至“啧善庆日”前，即：“于是道安闻语，作色动容，望空便额，啧善庆曰：……”，而《敦煌变文校注》认为陈治文的校读是“未确”的。《敦煌变文校注》和《敦煌变文选注》的点读一致，即：“于是道安闻语，作色动容，啧善庆曰：‘望空便额！’……”。这两种点读的区别在于：陈治文的点读是认为“望空便额”行为的发出者是道安，而《校注》、《选注》的点读是认为道安的话里指斥善庆“望空便额”，而“望空便额”的动作发出者则是善庆了。
仔细比对三位学者的说法，陈治文的观点更胜一筹，兹陈述缘由如次：
（一）远公之前虽然有贸然“指住经题”。打断了道安的讲经，所说的话并无指斥道安的内容。而是充满了客气的恭维：“道安上人，大能说法，阁梨开经讲赞，宣佛真宗，广度愚迷，宣扬圣教。文词灿烂，域内无双。利益众生，莫知其数。……未审所讲是何经文？为诸众生宣扬何法？谁家章疏，演唱真宗？欲委根源，乞垂讲说。……上人若垂大造，立仪将来，不弃刍荛，即当恩幸”。此时，远公的吐辞诚敬诚恭，无一点冲撞的口气，并无“望空便额”的证据，远公责备道安开始于之后的“于是善庆闻语，转更高声，遥指道安，怒声责曰”。与远公相反的，道安从远公指住经题之后便开始责备远公了：“似顽石安在水中，水体性本润，顽石无由入得。汝见今身，且为下贱，……”，对远公极侮辱贬低之事情，这才真正符合“望空便额”的行为。
（二）因为道安的侮辱，于是有远公怒声责问道安的行为，其中说到：“贱奴拟问经文，座主望空便额，只如峻山，却生毒药；淤泥之中，乃生莲华。彼布袋里有明珠，锦袋里盛糠何用？”《敦煌变文校注》认为之前道安有责怪远公“望空便额”的鲁莽之处。所以将“座主望空便额”理解为“座主你却责怪我‘望空便额’”，这样的理解下，“望空便额”的主语仍然是远公。变文的作者往往具有极为高深的文学修养，用典圆熟，左右逢源，遣词灿烂，若春泉潺湲，他们作品的通俗是为了童叟妇孺闻而能懂，但通俗的外衣里面往往暗藏机巧，匠心深运，绝不能等闲视之。变文此处所引远公对道安的责问巧妙地使用了“丫叉句法”。关于丫叉句，简单地说便是诗文中的句子“运用‘甲乙-乙甲’的次序，逆接遥应，而不顺次直下”。较长的丫叉句如《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取足于身。游之至也”乃在阐述“内观”，“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旨在述说“外游”，《列子·仲尼》篇此处的阐说顺序正是“外游-内观-内观-外游”，亦即“甲乙乙甲”的丫叉句法。再如柳宗元《送元嵩师序》：“其上为通侯，为高士，为儒先；资其儒故不敢忘孝，迹其高故能为释，承其侯故能与达者游”，其实乃是“甲乙丙丙乙甲”的特殊“丫叉句法”。
回到所引变文的原文，“贱奴拟问经文，座主望空便额，只如峻山，却生毒药；淤泥之中，乃生莲华。彼布袋里有明珠，锦袋里盛糠何用？”“贱奴拟问经文”是说远公自己，“只如峻山，却生毒药”乃是讽刺道安位居座主，地位显赫如峻山，本应广度蠢动含灵，却生出诋毁的毒药心肠。“淤泥之中，乃生莲华”是远公自称自己这样的下却有清净佛心。如淤泥之中生出光明莲花。“彼布袋里有明珠”仍是说贱奴之人心性如明珠，而“锦袋里盛糠何用”类似于“只如峻山，却生毒药”，呵责道安道貌岸然心存污秽。如果不考虑“座主望空便额”一句的主语，上所引文可以这么标注：远公-（ ）-道安-远公-远公-道安，这正是“甲（乙）乙甲甲乙”连续逆接的、丫叉句法。所以，从句法考虑，“座主望空便额”一定是道安“望空便额”远公，而非道安指责远公“望空便额”自己。那么“于是道安闻语，作色动容，啧善庆曰：‘望空便额！……’”一定是有文句错舛的。
（三）远公此处反斥道安的话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细节。即“座主莫谩生人”一句。“谩”乃“谩骂”、“诽谤”之义，正接近“望空便额”之义。“座主莫谩生人”正坐实了作为座主的道安曾有“望空便额”于远公的行为。
从以上三点来推断，陈治文将“望空便额”移至“啧善庆曰”前，使原句变为：“于是道安闻语，作色动容，望空便额，啧善庆曰：……”的校改更符合变文情节与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法。
五、皇帝谓翟常曰：“昨正月十五日夜。朕与叶净能及随驾于蜀王殿上憩歇，故令奏乐，收畅曲罗。”——《叶净能诗》
“收畅曲罗”于辞不通。《敦煌变文校注》认为“‘收畅’疑当读作‘搜肠’，‘搜肠曲罗’谓好曲尽陈。前文‘又闻蜀王殿上作乐，直至天明’，即表明奏曲之多。”《校注》此处解释与文意不合。关于在蜀王殿上奏乐开始的时间，《变文》原文云：
“正月十五日夜二更，车马侍从，尽着白衣，得有一百余人，向蜀王殿上作乐，曲终便去。”
奏乐结束的时间，《叶净能诗》原文：
“皇帝谓净能曰：‘天师，夜更深，朕拟却归长安。’……其夜节度使及官寮百姓等，又闻蜀王殿上作乐，直至天明。”
今将古时夜里初更至五更梳理如下：
初更，戌时，晚七时到九时；
二更，亥时，晚九时至十一时；
三更，子时，晚十一时至凌晨一时；
四更，丑时，凌晨一时至三时；
五更，寅时，凌晨三时至五时；
“夜更深”，道出时间盖乃四更之时。因为如果夜至五更，已近黎明，所以有个称谓叫做“夜阑”，即“夜阑珊”，意思是夜残、夜已将尽，如汉蔡琰《胡笳十八拍》：“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杜甫《羌村》诗之一：“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宋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词：“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等皆以“夜阑”表示夜残迫近黎明之时。四更与黎明之初的五更毗邻，所以，“又闻蜀王殿上作乐，直至天明”概为略带夸张的说法，并非真正演奏到天明也，若真演奏到天明，蜀中士民必去蜀王殿详观何许人也了。正因为还是在夜深中，夜色阻隔，才会有“蜀郡人深怪，倍加搜获，疑是异人；捕逐纷纭，恐是精怪”的情况发生。
唐玄宗与叶净能等在蜀王殿上奏乐的时间根据原文，当开始于二更，结束于四更，前后不过两个时辰，而所演奏的乐曲，并不需要搜肠刮肚，因为《叶净能诗》有明了的交代：
“净能又将皇帝于蜀王殿上，随驾同观，遂令奏乐数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