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1
中国古代的风俗礼仪文化常识
【元旦】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宋朱淑真《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社日】农家祭土地神的日子。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王家《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上巳】原定于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早先，人们到水边去游玩采兰，以驱除邪气。后来，演变成水边宴饮，郊外春游的节日。杜甫有《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元镇《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社无烟宫柳绿。”
【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
【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杜甫有《端午日赐衣》：“端午被恩荣。”
【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和凝《宫词》：“阑珊星斗缀朱光，七夕宫嫔乞巧忙。”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2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
【正文】
自然规律是自然界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法则。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观念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此之前，中国和西方古人都对自然界的规律性有所认识。李约瑟(J.Needham)指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文明主要以自然法则概念表示事物的规律性；西方传统观念认为，正如人间帝王立法者制定了成文法为人们所遵守一样，至高无上的有理性的造物主也为自然万物制定了一系列必须遵守的法则。[1]此即西方古代的自然法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了西方古代的自然规律神创思想，是神学自然观的表现。
由于中国古代不存在类似于西方的那种具有人格性和创造性的造物主观念，因而也就不存在上帝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从而也就不存在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证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并认为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中国文明中阻碍了近代科学技术在本土上成长的因素”。（[1]，552页）在他看来，自然法则观念对西方人认识自然规律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因而对近代科学的产生有重要帮助。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这种观念而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关于影响近代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是个相当复杂的学术问题，本文无意于讨论。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尽管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法则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易使人产生误解，误认为中国古代也缺乏自然规律观念。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否形成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以及在这方面的认识水平如何，关系到中国古代科学认识特点及认识水平的基本评价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缺乏西方那种上帝创造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但并不等于缺乏科学认识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观念，亦即并不等于缺乏对自然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自然规律观念。我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中，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性认识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内涵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的产生和运用，充分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已具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中国古代有许多这类概念和理论，现举其要者分析如下。
一、天行有常
“常”是我国古代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基本概念之一。
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重复出现，明显且常见，最易为远古先民所认识。因此观察自然天象变化，对于早期古人认识自然规律很有帮助。早在西周时，古人即问道：“悠悠苍天，曷其有常？”[2]“常”是常规、正常秩序和法则。春秋时古人已认识到：“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3]“天道”有天体运动规律的含义。古人发现，日月星辰的运行，宇宙天象的变化有其不变的秩序和规则。《左传》在讨论天象变化时也指出：“天事恒象”。[4]“恒象”即常象、常态。天体的运行呈现某些不变的常象，正是这些常象显示了其具有某种规律性。《左传》引述《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5]“陶唐”即尧帝，“帅”即遵循；“天常”指天之常道，具有一定的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含义。
“天”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既指与地相对应的天空及其中的一切，也泛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古人常把自然所成而非人力所为的因素称作天。“常”指事物的常态、秩序和法则等。因此，上述资料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人已初步认识到，自然界存在某种法则，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守一定的常规。由此反映了先秦古人初步的自然规律观念。战国荀子明确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荀况认为，自然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性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国古人对事物运动的规律性及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绝好概括。
《逸周书·常训篇》强调：“天有常性，人有常顺。顺在不变，性在不改，不改可因。”“常性”，是事物恒常不变的基本属性，即事物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表现。古人认为：“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7]万事万物都有其基本属性。正因事物的属性，不可长，不可短，是恒常不变的，因而人类能够认识它，因循它，用它为自己服务。《管子·形势解》指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天不失其常，则寒暑得其时，日月星辰得其序。”古人发现，日月运行有序，寒暖更迭有时，这是天有其常的表现。正因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人类才能认识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律，并用其为农业生产服务。因此，认识事物的常性，就是在探讨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我国古代用“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的论述很多。除上述之外，还如《管子·君臣》指出：“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荀子·天论》强调：“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礼矣；”《庄子·天道》也指出：“天地固有常矣；”《周易·系辞传》也强调：“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象、常形、常道、常数、天地之常、动静之常等等都是表示事物的某种不变性或规律性。以上仅列举了先秦一些典型论述，秦代以后的文献中这类论述也很多，此不赘述。
先秦古人以常表示事物的不变性和规律性。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古人根据事物的不变状态探讨其基本规律的经验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初浅的，还难以明确区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常态与常规。尽管如此，战国古人已认识到“天行有常”，已初步认识到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天地之道
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中，“道”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表示事物规律的概念。
“道”之本义是道路。人欲到达某个目的地，必须沿着某条道路行进。由此引申，古人把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或规律统称为“道”。《尚书·泰誓》强调“天有显道”，《尚书·汤诰》认为“天道福善祸***”，齐国***治家晏婴认为“天道不谄”，[8]其中的“天道”都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或规律的含义。
春秋时期，老子将道概念提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创立了道家学说。《老子》指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附***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老子强调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他举例说，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是一条自然法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家学说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道”作为事物基本规律性概念在古代科学文化中的广泛应用。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阴阳寒暑的变化，山川草木的枯荣，家族邦国的兴衰，都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们分别被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
汉代《淮南子·谬称训》认为：“道者，物之所导也，”即“道”引导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也可以说“道”是事物运动所遵循的秩序和规律。董仲舒《春秋繁露》指出：“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汉代郭象也强调：“所以取道，为有序。”[9]“有序”、“有度”、“有常”都是说明天道的规律性内涵。
宋代石介说：“夫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也；”“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也。”[10]张载说：“天地之道，唯有日月寒暑之往来，屈伸，动静两端而已。”[11]理学家程颐更明确地说：“天之法则，谓天道。”[12]这些宋代学者认为，月日经天，江河流地，寒暑往来，万物生灭，都有一定的规律或法则，此即所谓道。这种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以道表示自然规律的基本思想。
道作为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概念，内涵相当丰富，兹举两例加以讨论。
其一，天地之道，一阴一阳。
《周易》是我国古代富有影响的重要典籍。《周易·系辞·下传》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何谓天、地、人之道？《周易·系辞上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古人认为，阴阳变化决定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一阴一阳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在古人看来，《周易》作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因此“《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3]从形式上看，《周易》是卜筮之书，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是运用阴阳概念以思辨的方式讨论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是讨论天地阴阳之道的书。《易传》作者对《周易》阴阳之道所作的阐释和强调，反映了战国古人的阴阳规律观念。
中国古代用阴阳概念说明事物规律的论述很多，除《周易》外，还如《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吕氏春秋·大乐》说：“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如此等等，都是强调阴阳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决定作用，都把阴阳作用看作天地万物之道。阴阳是中国古人从大量事物中抽象概括出的一对自然哲学范畴，表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根本因素或属性。
其二，天地之道，极而反，终则始。
我国古人发现，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最终完成一个循环运动，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周易·泰卦》说：“无往不复。”“复”是反本复初，更新有始，表示事物的循环运动。《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死变化都采取原始反终，复归本根的形式，这是自然常规。事物盛极而衰，终则有始，这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变化发展的普遍形式和基本规律。中国古人对此有着广泛地认识。《管子·宙合》明确指出：“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庄子·则阳》强调：“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战国***事家吴起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14]《荀子·王制》也指出：“万物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吕氏春秋·似顺论》也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淮南子》也认为：“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老子帛书·四度》说：“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这类论述在古代文献中还可找出许多，它们都表达了古代对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规律性认识。
由上述可见，“道”具有明确的规律性内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规律概念。古人认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代表一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古人所说的阴阳之道，很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古人反复强调物极必反、原始反终的观念，这种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循环发展规律，也含有朴素的辩证认识思想。这些都表明，虽然“道”的规律性内涵仍是宽泛的，一般性的，但却比“常”的规律性内涵更为明确，反映了我国古人关于事物规律性认识水平的提高。
三、万物之理
“理”也是中国古代一个内涵丰富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为治玉、治理、文理、条理、道理等。因此古人常用其表示事物的道理和规律。《周易·系辞上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即指万事万物的基本道理。《管子·四时》有：“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古人把阴阳变化看作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大理”也即基本规律。《孙膑兵法·奇正》说：“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其中的“理”即指事物循环变化的规律性。《庄子》中有多处讲到“理”，如《秋水》篇有“明天地之理”、“论万物之理”，《刻意》篇有“循天之理”，《知北游》篇有“万物有成理”、“达万物之理”，《则阳》篇有“万物殊理”，《天道》篇有“顺之以天理”等等，其中的“理”都有自然规律的含义。
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用“理”表示事物的道理及其内在必然性。战国秦汉时期，古人对乐器共鸣、磁石引铁、琥珀拾芥、湖汐涨落以及水生动物生理变化与月相变化同步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思考，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符合自然常理，有其必然性。对于这类现象，《庄子》用“固天之理”加以解释；唐代孔颖达用“冥理自然”予以说明；[15]宋代陈显微认为其中的“隔碍潜通之理，岂能测其端倪！”[16]清代俞思谦则认为，物类相感“皆理之常，无足多异。”[17]虽然古人未能正确说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具体道理，并且有人认为其理深奥、难以认识，有人认为其理常然、无足多异；但大家都承认其中含有一定的道理和必然性。这同样反映了古人的自然规律意识。
宋代学者对万物之理的强调最为充分。程颢程颐指出：“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18]欧阳修强调：“万物有常理。”[19]王安石认为，万物春夏生长，秋冬凋零，是“物理之常”。[20]沈括认为，十二律相生，“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21]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以理表示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思想认识。
古人认为，“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2]理是事物的道理或必然性。“物无妄然，必由其理。”[23]宇宙万物各有其道理和规律。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24]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4]认识万物之理，就能对其“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23]我国古代一直重视对万物之理的认识。从先秦儒家主张“致知在格物”，到宋明学者提出“格物穷理”，都是强调认识物理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中，理具有规律性内涵，但在表示自然规律方面，理与道是有区别的。《庄子·则阳》说：“万物珠理，道不私。”义即万物各有自己的特殊之理，但道则是普遍的，是行于万物、统会一切殊理的大理。关于理与道的区别及联系，《韩非子》论述的最为透彻，其中《解老》篇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视道为万物存在的共同根据和普遍规律，视理为具体事物的形态特征和特殊规律；认为具体事物各有其形态及属性差异，其具体规律也各不相同，因此，“万物各异理”；道作为万物的普遍规律，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所以说，“道尽嵇万物之理”。韩非子对道和理的区别，反映了战国后期古人对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初步认识。这种认识被后人所继承和发展。南宋朱熹说：“道是统名，理是细目；”“道字宏大，理字细蜜。”[25]明末王夫之也认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也。”[26]这些论述都说明，道是一般，理是个别，二者表示事物不同层次的规律性。
理所具有的规律性内涵及其与道的区别，表明我国古人已基本认识到宇宙万物具有不同层次的规律性，反映了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发展。
四、自然之数和自然之则
数是事物量的量度，是事物数量属性的反映。由于事物的数量变化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即会引起性质变化，成为新的东西。因此事物的数量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基本属性或变化规律，给人以必然性的感觉。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古人也用数概念表述事物的必然性或规律性。
《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对禹说：“天之历数在汝躬。”其中“历数”是历运之数，指天象季节变化所显示的必然性。《管子·重令》有：“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道”是自然规律，“天道之数”指自然规律表现出的必然性。《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其中“常数”是指与“常道”对应的地的运动规律。《淮南子·原道训》指出：“万物之至腾踊欷乱，而不失其数。”汉高诱对此作注时认为，“不失其数”即“各应其度”。此处“数”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限度。
古人认为，“天道之动，则当以数知之。数之为用也，圣人以之观天道焉。”[27]事物运动的某些规律性可以通过其数量的变化表现出来，因而由数可认识事物的有关属性和规律。《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也以历推得也。雷震之声，可以鼓钟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也。”矩表可测知天地之大，历数可推算日月之行，音律可测度气候之变，钟鼓可模仿雷震之声。在这些活动中，古人主要是利用数量关系去认识事物的性质。我国在战国时即发现了乐器共鸣现象，由于古人不了解其中的道理，长期对之有神秘感。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指出：“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28]他认为，宫商角徵，羽同声相应，是由其“数”所决定的。这个“数”即表示乐器共鸣现象的内在道理和必然性。古代的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是以数认识事物运动规律的典型例子。古人认为，天体运动的快与慢、显与隐等都“有形可验，有数可推，”“非出神怪。”[29]唐代刘禹锡强调：“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30]清代颜元认为，宇宙间气机消长、万物流变，都是“理数使然”。这一切都说明，数也是古人用以描述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一个基本概念。
“则”同样是我国古代经常使用的一个表示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基本概念。《诗经·大雅》有“天生zhēng＠①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汉代毛亨注曰：“则，法；彝，常；懿，美也。”把“有则”与“秉彝”联系看，其中的“则”应有规范、准则、法则之义。《管子·形势解》指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常”和“则”是天地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不变性，即某种秩序和规律性。《管子·七法》也强调：“未尝变也，谓之则。”《易经》有“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天则”即指自然法则。汉代贾谊在讨论天地万物演化过程时曾问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31]这里的“常则”当指天地造化、万物生灭的基本秩序和规律。《后汉书》张衡传有：“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其中的“常则”也是指规律性。
“则”与“法”合成“法则”一词，在古代也较常用。《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显然，法是古人制定的衡量标准，人们必须遵守这种标准才能正常进行有关活动。在此基础上，古人常用“法则”表示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自然事物的规则。前者如《荀子·王制》有：“本***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冢宰之事也；”《荀子·王霸》有：“加义乎法则度量，著之以***事；”其中的“法则”均指有关社会活动的规则。后者如《庄子·山木》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周易程氏传》也说：“天之法则谓天道；”其中的“法则”均指自然事物的运动规律。
古人以数和则表示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样反映了中国古代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类似概念还有一些，此不俱述。
我国古人不仅认识到事物是有规律的，而且反复强调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重要性。《老子》指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庄子·渔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由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遵之。”人类认识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就能有效地用其为自己造福；了不解事物的规律，胡作妄为，则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管子·形势解》认为，如果人的行为“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则会造成，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的恶果。因此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古人强调要“行天道，出公理。”荀子指出：“大天而思之，熟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32]面对威力无比的自然界，敬畏它，赞颂它，被动地因时守节，期望物产自然丰富；如何生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为我所用，使贤骋能，积极创造财富。荀子并且指出，人类有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32]因此人类也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所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32]既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造福。荀子这种科学认识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积极有为、勇于进取的精神。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古人已认识到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具有很强的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意识。重视探索自然规律，自觉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重要思想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中国古代很早即有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常”、“道”、“理”、“数”、“则”等一系列具有一定程度规律性内涵的概念在先秦的产生和广泛运用，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总体上是初浅的、经验性的。我国古人虽然很早即认识到天地万物各有其故，各有其必然的道理和基本规律，树立了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但对天地万物之道、之理、之数、之则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对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认识不足，长期停留在初浅的经验认识水平上。正因如此，古代许多关于事物规律性的陈述都是“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33]
其三，中国古代的自然规律观念是建立在朴素的经验认识基础之上的。按照李约瑟的说法，如果说由于受神学观念的影响，西方古人把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看作是上帝赋予宇宙万物的，是外在的；那么中国古人则把自然规律看作事物自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中国古人认为，自然万物“普遍的和谐并不是来自某个万王之王在上天命令，而是来自宇宙万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自发的协作。”（[1]，596页）正是在对事物长期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国古人逐步发现“天行有常”、“物物有理”，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因此，中国古代自然规律观念的建立，是古人对宇宙万物长期认识和探索的自然结果，与宗教神学无关。
有无明确的自然规律观念，是衡量古代一个民族科学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与其悠久而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一致的。不可想像，一个古代科技文明先进的民族会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基本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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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荀子·天论》。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4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5
(一)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6
关键词： 古代汉语 课程 改革
说到目前古代汉语课程的改革问题，应回顾一下古代汉语课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对于改革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汉语课程，是从传统的“小学”的基础上改造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小学”，主要以字形方面的文字学、字音方面的音韵学和字义方面的训诂学这三大块为知识体系的核心，它特别注重于经传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是为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服务的，它一向被看作经学的附庸，称之为“小学”。从知识体系上看，它不够科学和完备，例如缺乏“词”的观念，缺少语法学这一重要的门类；从课程性质上看，它是以文字为对象，而不是以语言为对象的，属于语文学（Philology）而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从课程目的上看，它显得相当狭隘和封建保守。但它注重实用、注重感性认识、注重文字、注重先秦经典，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
到了乾嘉之后，古音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传统的音韵学前进了一大步，同时，由于对音义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开始摆脱了文字的束缚，可以说已开始进入到真正的语言词汇领域。训诂学已初步得到了改造。到了清末，由于西洋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古汉语语法学体系，为知识体系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门类，而甲骨学的异***突起，使古文字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突破了以前的说文小篆之学。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标志，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了。到此，古代汉语课程的五大门类知识――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都已基本齐备了，只是词汇学显得比较单薄而又缺乏划时代的代表作而已。
然而，正当古代汉语课程的知识体系刚刚初步更新完毕，剧变的时代选择了白话文，古文终于被时代所冷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可喜进步。就是对古文本身来说，也未必不值得庆幸，它体现在历史文化遗产和语文素养方面的自身价值，是可以一眼看到的。***后，悠久丰富的祖国文化遗产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急需批判地继承、普及和挖掘，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时，现代语文取得了历史地位之后，也急需从古文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于是古代汉语课程也就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应新时代的出路，那就是为培养群众的阅读古书的能力，以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提高群众的语文素养；吸收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推进祖国的语言科学而服务。古代语言虽然已经过时了，但古代汉语课程却成为中学要初步学习、大学要专门学习的一门基础课程。到此，传统的“小学”才真正完全地改造为现代的古代汉语课程。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一代在古文素养上，已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不必讳言的。现在学习古汉语的青少年，古文底子薄，但课时却不多，要求又不低，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今后或许还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古代汉语课程要特别注重基础和自学能力的培养。起点不要太高，要循序渐进，要精讲多练，关键要有一个适合现代青少年实际的科学的教学计划，对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进行量化，有步骤地进行实施。我们认为，目前高校的古代汉语课程和教学，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较大，应当加以改革：
第一，教学计划缺乏量化标准。
培养青年一代阅读古书的能力，当然要使他们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那么具体地说，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字？这些常用字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词？这些常用词又是哪些？应该掌握多少古汉语常用句式？这些句式又是哪些？再精细一些说，应该掌握哪些繁体字和异体字？应该掌握哪些古今字和通假字？应该掌握各常用词的哪些重要古义？应该掌握哪些复音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典故和成语？应该掌握哪些常见的活用的实词？应该掌握哪些重要的虚词？如果宏观一些来看，至少要学习多少种类或篇数的文选？常识和文选的分量比重究竟是多少最合适？语言范围外的常识又该占多大比重？专科和本科的区别主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缺乏研究或研究不够，这方面的成果很少见到，这就很不利于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也很不利于测试和检验教学效果。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的指导，又需要细致耐心的调查统计，还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第二，有的教学内容重复陈旧。
由于不了解学生和中学的实际，古代汉语课程常有重复学生在中学已学过的内容，例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判断句、被动句等，以及一些文选。还有，本科开设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选修课，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也有相当大的重复。这些地方，要做到知识的合理衔接，就要熟悉学生的现有水平，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和分工。
古代汉语课程内容重复陈旧的地方，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材。现有的古代汉语教材，估计不下百种，近年来在编书热的影响下出版的特别多，其中大多是互相转抄，其编写体例、知识内容、章节顺序和文选篇目，甚至例句，常令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发展的眼光来批评，就是停滞不前，就是陈旧落后，这种教材之多，说明古代汉语课程的陈旧也够严重了，这也是一种惊人的浪费和低效率。我们渴望有一种新颖大胆的切合实用的新型教材出现。
第三，缺乏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
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建立统一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有利于大家充分展开讨论，促进古汉语语法研究。其次，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建立起来，对教学有好处，有利于大中学教学接轨，使青少年减少一些学习上的麻烦，不在一些无谓的名词术语上纠缠，增强实用性。再次，建立统一的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并不会损害学术争鸣和学术发展，它不是僵化的不可变动的教条，完全可以批评，可以再作补充修正。它只是一种教学工具而已，正如一套制服，上班时要穿上它，下班后则悉听尊便。
实际上《古代汉语》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运用所学知识：“借助于工具书和必要注释，阅读文史方面的一般古籍。”所谓“一般古籍”就是类似《古文观止》那种程度的古文，并不是说要能读懂过于艰深的某些古书，如《尚书》、《周易》之类。所以古代汉语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郭锡良.古代汉语［M］.语文出版社，1992.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7
关键词: 古文献学 人文素质教育 作用
随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人才全面素质的需求,发展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已被诸多高校提到议事日程,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许多高校纷纷增设文学、文化课程,譬如增加古典文学的课时,开设大学语文、诸子散文导读、书法等诸种课目,期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培养青年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提高思想道德境界,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高,海外也纷纷掀起学习汉语的新一轮热潮。广泛而深入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其他民族介绍、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则势在必然。
众所皆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厚而辉煌的文化,承载文化的古文献浩如烟海,经、史、子、集,诗、书、词、曲……门类繁多,举世罕见。文献学,尤其是古文献学,在保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古文献学所做的工作是对古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其他各门学科提供材料。显然,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古文献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
由于学科知识的专业化特点和时展的自身特征,今天,人们乃至高校的年轻学子对文献学特别是古文献学,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提高人文素质,提升国际竞争力,不仅仅专业的、研究型的人才需要涉猎古文献学,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高校中的青年学子都应该接触、了解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古文献学所提供的关于如何阅读古文献、选择何种版本的文献阅读、怎样使用中文工具书等具体的方式方法,对于大学生提升学习质量,实现学习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们将来的学术之途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一
古文献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尽管对于文献学的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其根本任务是引导人们对于文献典籍的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又不同于现代文献,它是以文言文记录,借助于不同的载体流传至今的。所以,对于后学者,首先要疏通、把握古文献的语言文字意义。根据我多年的高校一线课堂教学的体察,当代高校的青年学子,甚至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代的文献典籍普遍缺乏兴趣,而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是文字阅读上的障碍,由此导致畏难情绪,以及深层意义上的误读。显然,高校学生掌握一些相关的古文献语文解读方法,是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首要之举。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涉及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和字义。无论汉字的字形、字音还是字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流变。首先,记录文献的中国文字(汉文字)不同于西文的线条性特征,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而是音义结合的方块文字,其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差很大,经历过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等主要形式的演变。汉语语音的流变明显而突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汉字的发音都有很大差异。譬如古无轻唇音,上古没有f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f的轻唇音上古时代都读作b、p一类的双唇音。至于汉字的字义、词义的古今差异更为明显。字形、字音、字义的流变特征,显然很早就受中国古人的重视并被研究。古代研究者们经过反复的校勘,对留存下来的浩繁的古文献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给以详尽的注释,还原字词音义应有的历史风貌和演变历程,且分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史称“小学”。“小学”的形成和发展,显然为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提供了必要的钥匙,为揭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提供了必备的工具。所以,涉猎、了解古书校勘的基本方式、方法,了解古人作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术语,就会有助于把握文字在形、音、义上的历史变迁,从而有助于对古文献的正确解读。
对古代经典诗词的赏析,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研读古代诗歌的基础则是音韵学。中国古诗追求声律,讲究节奏、押韵和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并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若不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常识,缺乏必要的音韵学方面的修养,按照现在的语音朗读古典诗词,就无法理解古代诗歌的音韵之美,欣赏和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懂得训诂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于现代学子阅读古代文献也是不可或缺少的。训诂,换现代通俗说法,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训诂形成了自己的体例,产生了大量的术语。只有理解了这些基本术语,才能准确地把握词句的历史含义。比如,《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不断为后学者注释,形成了“笺”“集注”“正义”“章句”之类诸多的训诂术语,学生选修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通识课程,倘若不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含义,不仅可能对这些人类早期的经典产生误读,而且无法领略我们的先人在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越的不懈努力。
汉字字形的流变,不仅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众集体智慧的提升,而且催产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书法。当代学子涉猎文字学,不仅有助于古文献的解读,而且有助于书法艺术的鉴赏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
承载传统文化的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就整体而言,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后学者不可能都一一通读,对于现代有明确专业的大学生而言,选择性地阅读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因此,解决了阅读方法,进而选择适合自身、有益于个体发展的有价值的古文献阅读。我国古代的***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刻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因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的不同,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上的差别,使得古代***书不仅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往往还有几种乃至十几种、几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不论在刻印、批校、注释等方面,都存有高低优劣之分。清代张之洞在其编撰的著名《书目答问》一书之《略例》中曾开门见山地说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青年人读书不仅要解决读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应读何种版本的问题,这关涉学习的效果和质量。研读中国古代文献,尤其要慎择版本,且要择其精本和善本。尽管今天“版本”一词的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历史的内涵,泛指古往今来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然而,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当代青年学子通晓古籍版本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对今天的学习深造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版本学对于为文治学不可或缺。进行学术研究,势必要参考和依据各种***书文献,而任何一种***书文献,如果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况,不明白它的源流、演变、真伪、优劣,那么它就不能用来作为参考依据,否则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误导。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慎择版本,借助版本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辨识精善粗劣,鉴别真伪正误,从而避免以误为善,或以讹传讹的现象,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真实、准确、可靠、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当今高校学子接触中国古代典籍,多以提高人文素养、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旨归,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由于专业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沉溺于故纸堆中作精细的爬梳,主要是从中吸取有益于人类和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思想、道德、情感和审美力量,所以,就古典文献的学习而言,学习的重点是对古典文本所孕育的思想、情感、道德力量等内涵的辨析和把握。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都希望读到那些文字没有错误或错误甚少、内容真实可信、注释翔实的精善本,以便真切地感受不同年代人们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获取精神的滋养。显然,面对浩繁的古典文集和诗选,具备了一定的版本学常识,就会有所鉴别,有所取舍,避免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盲目性。同时,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对照,还有助于了解文献(文本)不同版本所表达的思想、作者的情感取向。譬如,在校大学生都曾阅读过的《水浒传》有不同的历史版本,比较这些不同的版本,能体悟出不同年代的编撰者的思想倾向性。而阅读记载社会历史的文献,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比较,通过基本的辨伪,还可以了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区分哪些是作了文学加工处理的野史,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可见,具备一定的版本学常识,不至于读书时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商品物欲社会,粗制滥造的书籍俯拾即是,识别版本则至关重要。掌握了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就会有双明亮的慧眼,选择吸取真正的精神营养,陶冶情操,提升自我。
三
在人类已有的古籍***书中,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书籍,便是工具书。这些工具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和承载,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显然,对于今天的高校年轻学子,无论是为文治学,还是触摸古人的思想情感,在对古典文献的解读过程中,都会涉及对工具书的查找和利用,而在讲求效率和质量的今天,能快捷地使用各种工具书尤为重要。
首先,工具书是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工具书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案头顾问”与“良师益友”,纵观人类历史,历代学者都极其重视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利用,不争的事实是,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产生了众多的工具书。在研习民族传统文化、研读古代经典的当下,工具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借助工具书,当代学子首先要了解中文工具书的基本种类,每一类工具书的基本功能,某种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式等。比如,就功能划分,中文工具书就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类书、***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文摘、表谱、***录等诸多种类;就排检方法而论,主要有字顺法、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等,而每种排检法中,又有很多具体的检索方法。只有掌握了工具书的这些基本常识,遇到问题时,就会有的放矢,选择合适的工具书、依据合适的检索法来查找资料,解决疑难,从而提高读书治学的效率。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相关知识,还有助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人类在岁月的变迁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广博无垠,***书文献浩如烟海,所谓“一人之知识有限,天下之义理无穷”,仅凭一个人的博闻强记,势必如衔石填海,结果只能望洋兴叹。故,为了掌握日益庞大的知识内容,充分地占有资料,必须借助“知识宝库的钥匙”――工具书。工具书不仅仅是“工具”,其自身就承载着人类代代相袭的文化成果。因而,了解不同种类工具书的功能,能快捷使用各种工具书,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和人生经验,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放眼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提高现代人文素质,人们常提国学,倡导传统文化。显然,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指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实际上可用以概括全部中国古代学科,传统正是把古文献学包括在国学之内的。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证明,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是国学之根。读书治学要有根,根深才能叶茂,当代学子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充分认识到古文献学的作用,高度重视对古文献学的学习。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8
一、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古代文学由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这两大部分组成。欧洲古代文学主要化分为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这两方面。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按时间进行分类，其中涵盖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方面的文学。在我国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某区域别具一格、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并且仍在发挥积极影响的文化习俗。是各个特定区域的民俗、艺术、传统等方面的文明体现。并在固定的区域内与地理环境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涉及到的范围大小都是不同的。其中的文化则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并且时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在不断进行变化。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探究
（一）综合研究
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深入分析古代文学问题，进一步探讨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关键问题，注重探索古代文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有机结合的积极影响和密切的联系。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需要参考和依据人文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来开展，从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探究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准确掌握古代文学与现代地理和环境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能够充分了解到,古代文学家关于文学创作和地域地理分布间的思考。并深入认识到地域文化、环境对于古代作者创作的个性化影响，对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类型和范式形成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研究的方法，就是将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以其整体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为出发点，着重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性、差异性、整体性。通过分析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体裁、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产生和发展，以便能够对于两者之间进行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不需要着重针对某一个地域或是文化发展阶段，也不需要特别针对具体的时代的文学风格进行研究，只是将其当做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案例去认识和区分。
（二）专题研究
对于两者之间的专题研究通常是以文学作品和文学时代为参考坐标。例如：《礼记》中充分反映了不同领域的文化文学思想模式，并且能够在其文化发展领域更好、更快的传播和普及。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启蒙思想，关键是来源于重要的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其思想认识模式中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形成和发展，着重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古代社会思想的转变时期，人类文学精神的发展和变化。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域间地理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其主要研究方式，一方面，可以通过针对某一各特定区域的地域和地理文化之间的文化因素做出较为深刻的研究，深入分析其古代文学作者的人生发展历程，以及其不同阶段文学作品风格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和地理环境变化，对古代文学家创造风格和题材的深远影响。由于古代文学所处的区域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此背景下逐渐影响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表现方式。通过不断研究证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需要利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地域文化，通过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渐形成两者之间的积极影响。
三、意识研究
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是建立在某个特定区域，并将其作为研究案例，站在文化学理论的角度和发展趋势，深刻的探究怎样将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间的各种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并充分激发起研究者对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有效的提高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质量和效率。而从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中的思维模式来讲，研究的关键在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领域特点。从整体上看能够代表创作主流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其在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断影响着古代文学家的创作风格，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还要着重关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一些现实生活情境，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发展中很多小人物的真实生活和成长环境，并针对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所处发展时期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到，当代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紧密联系。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9
关键词：古籍文献；管理系统；管理体制
***书馆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因此对于***书馆文献资料的管理与保护十分重要。随着***书馆古籍文献资料的增加，***书馆的古籍文献的管理工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书馆管理人员应该采取有效的策略更好地实现对***书资料的管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强***书馆的古籍文献资料的信息化管理也逐渐受到重视。
1 ***书馆古籍管理中存在问题
***书馆的古籍文献的管理十分严格的系统工程，如果古籍文献的管理达不到古籍文献的要求将会对古籍文献造成破坏，现在由于随着新老交替，很多新职工走上了管理岗位，***书馆管理人员缺少相关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导致古籍文献遭到损坏时有发生。***书馆的古籍文献资料没有备份十分珍贵。因此在管理的过程中需要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管理水平，更好地维护***书馆的古籍文献资料。当前***书馆古籍文献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古籍资源管理人员的素质问题一直是困扰古籍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包括古籍文献管理人员的思想、素质等。实际上，古籍部门的从业人员，都应当有所专长，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丰富的学识，应当具备一定的文献检索技能，但是现在大多数从业人员不具备从业资格，没有受到系统培训，对古籍文献相关知识，包括古籍分类、版本、古汉语知识等都不了解，这些都是困扰古籍资源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绊脚石。许多***书馆甚至都没有基本的管理人员，古籍书库是名副其实的古董文物，甚至无人阅读，浪费资源。
1.2 古籍管理重视不足
***书馆的古籍文献资料如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对于***书馆的管理和读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损失。当前***书馆有一些对于古籍文献资料的管理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一些***书馆管理人员人认为古籍文献资料与其他的文献资料管理没有什么不同，因此经常采用正常的方法对古籍文献资料进行管理，这样往往会导致古籍文献资料的破坏。另外一些***书馆管理人员对于古籍文献资料的管理的重视不够，没有意识到古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特殊性，导致文献资料的毁坏。这对于古籍文献资料的管理十分不利。
1.3 现代技术的应用不到位
计算机技术在高校***书馆中的应用范围很广，但在古籍文献部门应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如对古籍文献的组织、存储、检索等，多数馆藏单位仍处在手工作业阶段，而不像普通书籍那样已拥有了众多方便、快捷的存储检索系统，同时，在众多的有关书目数据库管理软件中涉及古籍的却很少。大量难得的珍贵文献常常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长期秘藏在书库里。
2 古籍的管理系统对策
古籍文献资料不仅仅是***书馆的重要资源更是历史的见证，因此保护***书馆的古籍文献资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书馆的古籍文献管理水平也应该得到应有的提高，***书馆的管理人员应该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素质，重视***书馆的古籍文献的管理，更好地为读者提供相关的服务。
2.1 制订严格的管理制度
长期以来，各高校***书馆都在着力健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但是，古籍管理制度相对来说不够完善，权责不清的模糊管理现象一度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馆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的高校***书馆古籍工作人员配置、分工不够科学，不够明晰，所谓“人人有责”的口号实际上成了“人人无责”的托词。高校***书馆古籍管理部门应定岗定责，使古籍工作具体化，逐步建立起权责统一、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科学管理机制，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调动馆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2 培养全面的管理人才
为了适应新时代，构建现代化古籍管理模式，高校***书馆的古籍管理人员要不断地学习，把握新知识、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要有丰厚的专业知识，熟悉古籍分类，编目知识。懂得文学知识、音韵学、***书馆学等，还应懂得***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更应有健康的心理，良好人际关系，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
2.3 树立重藏而不轻用的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陈旧的观念必须要改变，对于思想而言是一道限制，阻碍了创新的脚步。“重藏而不轻用”实际上是我国古代***书馆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文化被少数人垄断，文献资料被看做是珍品，文献资料束之高阁，特藏封闭起来，仅仅供皇亲贵族等上层阶级进行阅读享用，禁止平民百姓对于文化知识的阅读和学习。到了近代，这个思想应当被摒弃，***书馆是向大众开房的，尤其是现代社会，***书馆要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要面向社会实行公开借阅的制度，从根本上摒弃重藏而不轻用的观念。现阶段，轻用的观念依然残留在一些人脑海里，***书馆古籍资源管理尤为显著。古籍资源由于年代久远而秘不示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开发和利用。藏必然是重要的，但是同样要好好利用它。重藏而不轻用，应当成为古籍资源管理的共识。
2.4 提高***书馆的古籍文献的管理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当前的***书馆的古籍文献管理技术应该做出适当地调整。一方面***书馆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将古籍文献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编排，这样可以便于资料的检索。当前的***书馆都建立了相关的***书馆文献资料检索库，可以将古籍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方便读者的使用和管理人员的管理。另一方面运用先进的技术将所有古籍文献资料扫描成电子版本，防止古籍文献资料的丢失。当前古籍文献资料逐渐减少，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文献资料，充分利用电子的形式将文本资料信息进行存档，更好地保护古籍文献资料的完整性。
结束语
古籍的我们历史遗留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现存至今的古籍有十多万种，这些古籍有着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同时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古籍的管理和保护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古籍资源开发与利用工作的发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未来有关古籍文献的管理与利用方面将不断创新和完善，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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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忠.古籍文献研究与利用的新层面[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6（3）.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篇10
论文摘要：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之中，文章对忧患意识的特点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忧患意识产生的历史及社会原因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纵观一部人类发展史，一个民族在其婴儿时是靠血缘、亲缘及地缘构成其凝聚纽带。这条是自发的、粗糙的、脆弱的，它禁不起来自社会与自然的巨大冲击。当一个民族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时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精神就会水到渠成地诞生。民族精神的巨大凝聚作用，会使这个民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各方面的挑战。古人常说的“多难兴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自觉的、自为的、具有民族精神的、在灾难面前众志成城的民族。
那么，什么是民族精神?它与民族文化又是什么关系呢?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也是民族文化的升华与灵魂，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与风貌。民族精神是贯穿于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主心骨”，而民族文化则是民族精神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根本区别，不在饮食、服饰、活动方式等外部标准上，而在植根于其民众心灵深处的民族精神。
与重大局、重和谐、重仁义、重节操一样，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形成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忧患意识贯穿于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光荣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中。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影响，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继承民族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下面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视角出发，就民族精神中忧患意识的成因及影响，谈几点浅见:
“民以食为天”。农业自然经济，在古代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中一直占压倒优势;“饥饿”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中国老百姓头上。中国古代最高的***治理想是“大同”，“大同”即“普天下皆有所养”。孟子“仁***”理想，也可以具体化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这些理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是一个空想;一部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百姓挨俄史。
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
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谈到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时指出:“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
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早。《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拂腾，山家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摇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植>h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19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简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 “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樱、社会人生;成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迫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轻文”的价值取向。
“***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 “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糙”。
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滴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
四
展开中国古代文学漫长的画轴，一代代文人，一部部作品，薪火相传着忧患意识，使得古代文学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相连。其“忧”是那样沉重，其“患”是那样深远。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以“死”的决心来问“生":祖国向何处去?我的错在哪里?人生命运的价值究竟何在····一部《离骚》，就是以烂漫的情怀、驰骋的想象来抒写忧患的“牢骚”。屈原的忧思，感天地而泣鬼神，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带来惊丽绝艳的壮采!
北宋苏轼的诗文，也因忧患意识而充满哲理情思。《赤壁赋》与《水调歌头.中秋》，表现他欲有所为而不可、现实生活不得意而企***遗世***的思想矛盾。《念奴娇.赤壁怀古))，则表现作者时光易逝，英雄易老的感概。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徘徊在仕途的边缘，他把意蕴丰富的优患，倾诉在“人生如梦，一柑还醉江月”的名作之中，使后人击节吟诵，百读不厌。
与苏轼同时而稍前的柳永，则以其市井文学领袖的身份，使其忧患意识别具怀抱。柳永年轻时也曾发奋读书，企***通过科举，挤进官吏行列，实现***治抱负。当理想一次又一次幻灭后，写下了“青春都一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鹤冲天)})的诗句。表面的豁达之下，隐藏着多少无奈与忧患。当他一旦踏进与理想相距很大的官场时，忧患仍浸透于坎坷的旅途之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真挚的忧思扑面而来，故能收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奇效。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整篇由“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等名词组成，写法上已到了简而又简的程度。作者寥寥几笔，描绘出一幅苍凉的“暮秋游子行旅***”，引起无数文人失意、漂泊、凄凉的忧患意识的共鸣，从而使这首34字小令，跻身一流名作而毫无愧色。
与无数文人一样，曹雪芹无疑负有光宗耀祖的使命。但他却生活在封建制度行将毁灭的“末世”。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背景下，曹雪芹蘸着泪水对美好的亲情、爱情、友情做了无与伦比的描写，然后将其一片一片地撕碎并埋葬。“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坯净土掩风流……”一曲“红楼”，将中国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充满忧患意识的大观园，也就是中国古代无数知识分子精神的“大观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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