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另类人生篇1
历史人物永远在被塑造，这种塑造，可能更加真实地接近他们，也可能更加虚妄地远离他们，但有一点，一定更加接近塑造者眼中的他们。无论哪一种塑造，它既是关乎历史的，也是指向现实的，因为古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要不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地谈起他们呢？
历史人物的魅力在哪里？我想就在这里，你可以去发现他们、了解他们、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他们。有魅力就有诱惑，有诱惑就有吸引。被诱惑、被吸引的人当中，有一位学历史出身的文学教授施晓宇先生，他被民国北洋时期的一批大人物所吸引，用文字重新再现和塑造他们。由此，我读到了他的系列历史人物散文，准确点说是北洋历史人物散文——如《段祺瑞的另一面》《反帝与贪财的冯国璋》《贿选与自尊的曹锟》等。
从这些标题我们便可看出施教授写这批文章的“野心”：要挖掘出他们的“另一面”，展现出他们的“尴尬”与“另类”——即美丑与善恶共生、干净与肮脏齐飞的人生境况，而非我们从历史教科书里获得的“单一”“偏颇”的人物印象。这一书写“野心”对这一批北洋大人物来说，虽称不上颠覆性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和丰富了他们在人们心中固有的形象和看法。如果说施教授的这几篇文章有可读性的话，便是在这里，他给旧人物改换了新颜，乃至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冤案——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人。
长期以来，人们将令人悲戚而愤懑的“三一八惨案”的账算在段祺瑞头上，认为大***阀段祺瑞是惨案背后的最大刽子手，是罪恶发生的源头，而施教授在《段祺瑞的另一面》中告诉了我们段在惨案发生时一点不知情和惨案发生后自省、自悔的“善”的一面：
“执***段祺瑞在知道***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
甚至，段祺瑞在事后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到一半，突然在台上当众谢罪，再次长跪不起。同时让刚上台不久的内阁***贾耀德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而这些史料则长期被有意识地“尘封”。
段祺瑞在品行上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在北洋***阀中尤其难能可贵。他“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应该说施晓宇教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段祺瑞。段的这种品行和作为，也说明了有的北洋领袖人物是很值得重新认识的。
在关于冯国璋与曹锟的文章里，施教授用大量的细节和数字，像论证一道数学题一样，论证了他的发现——“说冯国璋反帝，指的是冯国璋在1915年反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和1917年反对张勋的‘’”、“在那个盛产***的年代，曹锟能死守晚节，也算不易。”
可见，施教授是很在乎这些不光彩的人物身上光彩的一面的，他欣赏冯国璋的“反帝”、曹锟的“守节”，但也不护他们的“短”，痛批他们贪财、贿选总统的恶劣行径。
这种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人物做出复杂而细微的描摹的写法，以及观点鲜明的评判，不仅让我们见识了北洋人物可触可感的另类人生，而且让我们见识了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身上“人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等传统的、向上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无论段祺瑞的“另一面”，还是冯国璋、曹锟的“另类”，均折射出北洋几个领袖人物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节、风度胸襟、学识言行、习性礼仪等“魂魄儿”，这让人想到一个词：范儿。“范儿”是北京话，里头有“劲头”“派头”的意思，是指在外貌、行为、或在某种风格中独特、有活力的东西。那么北洋领袖人物的“魂魄儿”或者说他们的“范儿”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他们那种坦然率真、敢作敢为、特立独行，不失风骨、暗藏风雅，或狷狂或猥琐或流气的本真人性。北洋***阀可以由草莽出生，混迹到指点江山的“总统”；可以拖着封建的长辫子、穿着配饰金亮的最滑稽的西式制服谈论“帝制”还是“共和”；可以严格自律治兵有道，也可以阳奉阴违成就一己之私；可以兄弟兵戎相见，也可以连横抵制外侵等等，如同一幅锦绣万花、绚烂多彩的浮世绘。
另类人生篇2
其实这种活儿由来已久，历史上一些王公贵族有钱有地位，对这样的“鸭”都有专宠，称为“嬖人”――这是搞同性恋的。而民间社会叫法不同，有叫“兔子”、“小***”，“小首”，比较形象的叫“像姑”，意思是说他们特像“姑娘”――这是为女人服务的。后来，“像姑”演化为“相公”，而他们自称是“相公堂子”。这些人自古至今活动于有权有钱的阶级当中，属于特殊的亚文化人群。目前，这些人沉渣泛起，活跃于南方地区。
关于男人，一直存在着两种观念：一是认为违犯公共道德，是男人的堕落。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并不违背伦理，而且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说明女权提高，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其实，这只不过是意思形态层面的认识，而真正的意义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
据有关部门调查一家南方比较典型的宾馆表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每月营业额仅三十余万元，而现在增加了夜总会，桑拿、KTV包间、美容美发和异性按摩等内容之后，每月营业额则高达一百三十多万元，其中“”服务的收入达到30%以上。这种现象已经很普遍，因为没有这样的服务，娱乐业就繁荣不了。
在深圳这样的现象就比较常见，毗邻香港的有钱阔太太，在被其老公冷落之后，也寻求新鲜刺激。这是她们对老公玩小姐和***的报复，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性需求。
《成都晚报》在海南曾经调查过一家酒吧，对“鸭”的工作状态有所描述：酒吧门口挂着不起眼的木牌，上面提醒人们，这里是“成功女士专有休闲地带，男士谢绝入内”。出租司机告诉记者，这里到晚上相当热闹，现在时分还空闲；如果想找称心如意的“靓仔”，他可以帮忙，但必须要付给他介绍费。
这家酒吧里没有一个女服务员，清一色的男侍应生。他们大概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年龄基本上在二十多岁，身高在1.75米上下。这里面设了许多大小包厢，灯光昏暗，全是半封闭的。外边看里边模糊不清。记者借男侍应生送酒水的机会，从密密的珠帘缝隙当中，看见一对老女少男正旁若无人的亲吻；另一个小包厢里，一对男女正相拥着喝酒，嘴里不停的说着令人听了脸红的话。记者也租了一个包厢，男侍应生给他们送来酒水就退出去了。这时候，隔壁的包厢里，传来了***声浪调，不堪入耳・・・・・・
据记者了解，这个行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虽有市场却不公开。这些为“成功女士服务”的地方，一般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而且组织严密，没有相关熟人的介绍，是难以进入的，因此有很大的隐秘性。俱乐部里每个人只对自己上线负责，“鸭”们基本上不在饭店酒吧里，而是等上线通知。他们得到通知以后，按指定的时间和到指定的地点，为客户服务。
据记者深入调查，在深圳的一些饭店中，每晚上接待的富婆都在七十人左右。有家装修后重新开张的饭店，去捧场的的富婆高达44位。她们一般爱在这样的饭店和酒吧里，搞生日派对，朋友聚会，各取所需的找自己的“鸭子”玩耍。
另类人生篇3
太极水灸养生
通常我们所说的针灸，其实是针刺和艾灸的通称。艾灸就是用艾绒或其他药物放置在体表的穴位上烧灼、温熨，借助艾火的纯阳热力以及药物的作用，通过经络穴位的传导起到温通气血、扶正祛邪的效果，从而达到治病疗伤和预防、保健目的的一种外***法。水灸是针灸的进化疗程，它避免了针灸的一些缺点，是集药物疗效、热疗和穴位刺激的三位一体疗法，发挥了针灸的最大功效。
《外治寿世方?劳伤》有云：“治劳病人未气虚者，水灸法：……尾闾起，擦上至大椎，又从大椎起擦下至尾沟，如此数十遍。”
水灸疗程
1.水灸泡浴：美容师咨询顾客的身体情况是否适合进行水灸泡浴，确定没有问题后，再开始泡浴。通过水的热效应使毛孔打开，迅速使药浴中的有效成分穿透皮肤，到达俞穴或阿是穴部位，促进人体气血运行，镇静安神，达到清热解毒、除湿止痒、温通经络、强身健体、扶正驱邪的作用。美容师先铺桶，然后开药包，用高于60℃的热水冲泡搅匀，待呈茶红式茶褐色时，将水温调到43℃～45℃左右。顾客泡浴一般分3次进行，泡浴5～8分钟，起身休息；第二次5～7分钟，起来休息；第三次5～6分钟。总时间控制在20～30分钟（一定要超过20分钟）。
2.水灸按摩：水灸泡浴结束后，为顾客盖好被子，休息5分钟左右，然后开始头、颈、肩部的水灸按摩。在穴位上点药水，贴上水灸贴。通过按摩促使身体发热，并配合仪器对穴位进行刺激，帮助中草药快速渗入皮肤并吸收，从而改善身体微循环，把毒素和疲劳统统赶走。这种特殊药水的主要成分有塞龙骨、雪莲花、红花、铁棒锤、马钱子等28味中草药，渗透力极强，医学专家还将纳米技术和小分子技术用于其中，如此一来，水灸按摩不仅延续了几千年灸疗的神奇功效，还更快、更好。现在新型的水灸还增加了辅助仪器，能有效打通经络，达到养生舒缓的效果。
3.水灸贴：水灸项目中有专门的水灸贴，水灸贴含有中草药成分，会发热。按摩结束后，在重点部位贴两个小时，对深层养护有很好的效果。
水灸整个过程轻松舒缓，适合各个年龄层。所谓“智者乐水”，在水灸中，贴近自然，体验水的温润平和，让您感受有如在母体内羊水中迎接新生的喜悦。
水灸TIPS
?经期不建议做水灸，不过也有例外，有的女性经量较少，通过水灸反而可以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
?健康饮食的配合很重要，做过水灸后建议短期内不要吃生冷、辛辣的食物，避免毒素重负堆积，可以多吃蔬菜水果等对身体有益的食品；短期内不要喝酒，避免伤害肝脏，可以喝温水、花茶等性质温和的饮品。
?水灸项目结束后到临睡前2小时内，最好喝足1500ml的温水，帮助排毒。
?水灸不是一劳永逸的，因此，在调理肩颈和腰部的酸痛后，要保持正确的坐姿，包括开车、坐在电脑前，时间不要太久，经常起身运动舒展，有益身心。
温润能量玉灸
《本草纲目——金石部第八卷》中有记载，玉具有“除胃中热、喘急烦懑、滋毛发、滋养五脏、柔筋强骨、止渴、润心肺、助声喉、安魂魄、利血脉、明耳目”等功效。自古，“温润如玉”就是用来赞美女性肌肤滑嫩细腻、性格温婉的。在美容院中，玉石最常见于身体的刮痧课程中，取其性阴阳平衡，具有排出毒素，使身体自然恢复和谐平衡的作用。
玉灸疗程
1.能量玉茶：能量玉茶由纯天然功能玉矿石切割而成，富含6.73%活性磁铁以及人体所需的多种微（宏）量元素，能量玉茶能使劣质水变纯净、能自动调节饮水中的酸碱度达到人体所需的PH值、净化血质降血脂，有效清理人体垃圾、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正常流通。长期饮用能精神饱满，起到净水、排毒、通经活络、明目润肺、祛斑美容、杀菌消炎的作用。
2.能量玉水灸：以纯天然功能玉矿石精加工而成的粉末，与水共煮后泡澡，名为玉水灸。功能玉石含有很多种微量元素，一旦加水煮，得到外界能量，它的状态就会被激发。这些自然能量在玉水灸的过程中，被皮肤、经穴所吸收，通过中医所称的发汗疗法，内毒外排、祛邪扶正，同时将皮肤表面的病毒、细菌、灰尘等“外邪”冲刷掉，调理人体气血阴阳平衡，舒筋活络，从而使人体获得健康与美丽。
3.背部督脉调理：督脉是人体所有阳经之海，掌管全身的阳气，并且心、肝、脾、肺、肾、小肠等，都在督脉上有反射区，所以调督脉可以调节五脏六腑的平衡，并且可以有效改善脊柱弯曲、颈椎、腰椎的问题。督脉是主管人体精气神的，调理督脉可以令人更有精气神，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为接下来的经络排毒做好准备。
另类人生篇4
生活在这个被美丽包裹的时代，模特总是靓丽、聪慧、娇艳的代名词，可就在这姹紫嫣红的T型台上，有一个女孩却以另类、前卫、时尚、反叛征服了更多观众的眼球――她向人们勇敢的展示了女性的光头之美，让看惯了秀发飘飘、光彩照人的时装展的观众眼前一亮。
她就是重庆籍女模特毛毛，中国第一位光头女模特。前不久，笔者如愿以偿地采访了毛毛。
辞职只为一个梦
生在重庆、长在重庆的毛毛本名叫毛胜伟，从小就漂亮大方，聪明过人，因为有着一头漂亮的长头发，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毛毛。自懂事起，毛毛就羡慕那些穿着时装在T型台上展示美丽的女模特。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和她们一样典雅、时尚、高贵。
然而，当毛毛长大后，却没能走上她一直渴慕的T型台，而成了一名普通工人。刚刚高中毕业、正值青春年少的她，成了重庆一家汽车修理厂的修理工。
毛毛实在不甘心做一名工人，她想作一名模特。但她知道，要从事自己喜欢的模特职业，首先就是要博得父母的首肯，所以只要一有空，她就向父母述说自己的愿望，希望父母能够答应她的选择。开明的父母看毛毛对模特情有独钟，最后只得答应了她。
1995年，毛毛辞掉了那个撑不着饿不死的“铁饭碗”，经过五个多月的封闭式苦学，终于如愿考取了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表演与设计专业。
北京服装学院是一个模特诞生的摇篮，许许多多的美女都是从这里走上了 T型台，开始自己模特生涯的。
入学的喜悦掩盖不了冰凉的现实，当时的毛毛首先要面对就是解决自己的学费，因为父母给她解决了入学的费用，第二学年的学费她必须自己去挣，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到周末，哪里有勤工俭学，哪里有推销活动，毛毛都会报名参加。多一份工作多一份收入，再苦再累她都心甘情愿。
北京的模特多，机会少，即便有好的机会也不会垂青这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在应聘的面试场上，毛毛屡次被刷了下来，有些礼仪、演出活动因为临时需要拉她去凑数，那些低廉的报酬让她至今想起来都寒心。
毛毛知道自己不是属于长得特别漂亮的那种，所以她必须多努力。只要有机会，毛毛就会展示自己，尽管一些演出的报酬少得可怜，但她都用心去做得最好。每一次出场，毛毛都会精心打扮，不断改变自己的发型和步伐，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最佳结合点。
尽管离梦越来越近，但是毛毛并不感到轻松，因为从她选择走这条路时，她已经作好了吃苦的准备。所以，她在平静中等待着机会，她相信自己的选择，虽然很难，但心若在，梦就在。
光头女一鸣惊人
毛毛也想，自己怎样才能具有独特的风格，成为一个优秀的模特呢？一次，专业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目前，中国的淑女模特比比皆是、泛滥成灾，缺少有个性，而光头模特在中国模特界还是一个空白，毛毛，你如果敢为天下先，肯定火！”
“老师，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毛毛本身就心烦意乱，她对老师勉强的挤出了笑容。但是专业老师却认真地回答她说，“真的，毛毛，我不是取笑你，你头型很规则，脖子修长，非常适合剃光头。”
老师这一句话引得满堂哄笑，毛毛被老师善意的取笑窘得满脸通红。但是，毛毛脑海很快一闪，做一个光头模特这个创意不错啊。但她很快否决了这个决定，真要叫她去剃光头，她是坚决不干！要知道，这秀发可是她做模特最值得骄傲的。
1998年，毛毛报名参加了“中国模特之星大赛”，这次活动不仅是对她两年学习的全面检阅和验收，而且也是她生平最重要的一次模特大赛。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数千名模特竞争。毛毛凭着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雄厚实力，竟也一路过关斩将，幸运地挤进了前60名。
眼看着一个个实力不凡的模特被淘汰出局，眼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T型台的中央，毛毛再也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狂热和恐慌。显然，毛毛在这前60名模特中没有独特的优势，也就是说她将被下一轮比赛淘汰，要想在这次比赛中出奇制胜，她必须拥有她独特的东西。
都市的夜半醒着，漂浮在暗夜里的一颗骚动的心也变得悲壮起来，夜色掩盖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明天就要决赛了，自己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步伐去面对评委和观众？毛毛不停地问自己。而直到现在，设计师和她本人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型，明天就要决赛了，此时的她比谁都清楚，比谁都着急。
忽然间，她又想起了半年前老师说过的那句话：“你头型很规则，脖子修长，非常适合剃光头，要是你愿意，肯定火。”毛毛的心绪波涛汹涌，如果自己真做个光头模特，这该叫做为艺术献身，还是应该叫做哗众取宠？父母会怎么看？心爱的男朋友会怎么看？毛毛一时拿不定主意。
但是，毛毛还是最终决定剪掉自己心爱的长发。当天晚上，毛毛鼓起勇气走进了理发店……
当那一丝丝秀发，被理发师剃下时，毛毛是那样心痛和无奈。理发师告诉她，已经剃好了，毛毛似乎不敢相信这个全新的自己，直到她哆嗦的手摸到空无一物的头顶，直到两行清凉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毛毛才敢相信，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光头女子。
第二天，毛毛平静地戴着假发套到了赛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化妆间人来人往，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参赛的模特们都在精心地梳理自己的秀发，惟独毛毛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化妆师着急得差点吼出声来：“你看你！你看你！别坐在那里发呆，求求你快准备发型！”
毛毛一咬牙把假发摘了下来！这时，全场哗然！“竟然是个光头美女！”尽管毛毛作好了心理准备，但旁人火辣辣的眼睛还是看得她感觉浑身长刺。她尽量让自己平静，既然自己作出一个异常大胆的举动，别人肯定会觉得新奇的。
轮到毛毛上场了，她迈着标准的模特步自信地走上T型台，昂首挺胸地走在了那些秀发飘飘的模特中间，毫无准备的观众席顿时刮起了一股热风：嘘声、叫好声、掌声使会场成了一个热闹的海洋。评委们也遭受了一个措手不及的难题，应该怎样评价她的标新立异？
比赛结束后，很多观众都冲上来争着和她合影，让毛毛倍感欣慰。
光头模特成了总导演
在那次比赛中，毛毛意外地进入了前30名，但她在角逐“十佳”时败下阵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毛毛并不在意。毛毛用无畏的勇气成就了自己的个性，她因此成为了中国模特界的第一个光头模特，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勇气，改变了人们传统美学的观念和认识。
那以后，毛毛的光头成为模特界的一面旗帜，向人们展示着一种独具个性的美。许多人记住了毛毛。毛毛很庆幸，自己找到了一种属于她个人的“品牌”。光头给毛毛带来了荣誉和行业中的赞同。
不过，光头也给毛毛带来了一连串的尴尬和痛苦。坐公共汽车，乘客会瞪大眼睛仔细打量这个有点像男人的女人；坐在酒吧消费，好奇的顾客会看得入神跌坏酒杯；逛逛商场，周围的市民会以为毛毛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尼姑。
来自周围的种种误解她都一笑了之，可与自己相恋多年的男友突然离她而去，终于让一向坚强的毛毛泪如泉涌。“尽管比赛前你征求过我要剪光头，我理解你是为了事业作出的牺牲，但我还是真的不喜欢你现在的形象，”男朋友在分手前夜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毛毛很怀恋那一段珍贵的恋情，她不记恨他，因为秀发飘飘是男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她也不后悔自己为职业所做的光头选择。
毛毛因为光头而在模特界大放光彩，同时她也用自己的自信和内涵说服了更多观众和评委。2001年，毛毛开始尝试做编导工作，这更需要一个人的全局谋划能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踏实的工作作风，毛毛一天是忙得脚不沾地。
2001年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时，毛毛从一个模特领***人物，摇身一变成为模特们的“领导”――北京赛区的总导演。曾经风云模特界，如今作了导演，一样地挥洒自如，意气风发。
两年来，毛毛策划了中国联通CDMA会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更把她的个人风采和领导能力展现得多姿多彩。曾有一个客户对她开玩笑：“你这个小姑娘，胆子可真不小，这么重大的活动你都敢搞。” “作为一个女人，我连光头都敢剃，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一句话引得全场大笑。
另类人生篇5
如何指导这四位男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让他们能在和谐的群体关系中开心、积极、高效地继续紧张的学习生活?这是一个摆在我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我没有直接找这四位同学做工作，而是把这个问题先放了几天，然后找机会在班级作了一次班主任讲话。
讲话的内容简录如下：
――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自己应该具有怎样的一颗心呢?我们应该具有一颗宽容的心――宽容他人。对他人要宽容，对自己要严格，这是我们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法宝。若倒过来，对自己宽容，对别人苛求，那我们的人际关系一定会很紧张。同学关系是最纯洁的关系，同学之间根本不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同学之间的矛盾再大，回过头去看看，我们都会发现，那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宽容、谅解的呢?同学之情是最值得珍惜的感情，我们可以设想，等到将来我们毕业了，各奔东西了，若有机会相聚相遇，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面对这样一种将来的幸福，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斤斤计较呢?
――脚。我们每人都有一双脚，脚是干什么的?脚不仅仅是走路用的。就我们处理人际关系而言，脚是用来移动位置――换位的，我们要经常挪动自己的双脚，站在别人的位置上去看一看、想一想：换了我会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不仅处理同学关系要这样，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也要这样，处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也要这样。善于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处理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我们只会站在自己的地盘看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东西将会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眼界将会是非常狭小的；如果我们能经常地换位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委屈与不满，往往是非常的可笑和无知的。
――眼。我们每人都有两只眼睛，眼睛是干什么用的?眼睛是用来看的、用来寻找的、用来发现的。那么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眼睛该看什么呢?寻找什么?发现什么?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去努力寻找和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长处、可爱之处!毋庸讳言，每个人都会有缺点，也会有优点；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不足。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能发现别人的优点与长处，而只看到别人的缺点与不足，那么我们的生活必将失去明媚的阳光，我们的人际关系肯定会非常糟糕。我们要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和发现别人身上的亮点，要学会欣赏别人。如果我们眼中的别人都是“好人”“智人”“善人”，都是帅哥靓姐，那么你就会发现，不仅你自己会变得乐观豁达，而且毫无疑问，你的人际关系肯定会是相当的不错的。
――手。我们每人都有一双手，我们的双手是干什么的?手是用来做事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我们的手不仅仅是为自己做事，而且还要积极地给集体做事，更要学会给别人做事，要主动地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如果你拥有这样的一双手，那么你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你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我们的人际关系之所以出问题，往往出在自己一味地抱怨别人没有伸出手来，抱怨别人对不起自己，却很少记得自己是否积极地向集体伸出了贡献的手，自己是否主动地向别人伸出了援助的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扪心自问，我们的手到底给别人、给集体贡献了多少?
另类人生篇6
【关键词】新闻传播；主流媒介；另类媒介；融合；系统；消息来源；话题
当前，对于媒介融合或新闻融合的研究，主要研究角度有两个。其一，从技术的角度谈媒介之间的融合，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等新媒介技术出现后，思考后起的技术对先前技术的融合问题。其二，从人员角度研究从业人员的技能融合。就新闻业而言，主要集中于从业人员的采写编评等技能的综合掌握。随着融合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融合研究中，新媒介背景下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间融合的事实值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间的融合不同于上述两种融合方式。本文试***从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的前提进行思考。
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并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也不是二者合二为一、不分彼此的问题。它们的融合，主要是相互借鉴对方的某些特点。当前，在媒介领域内出现的各种融合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报纸同照相技术的融合弥补了报纸只是文字表述的不足；电台和电视台将报纸融合进来也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依然各自存在；即便是网络将电台、电视台的音频和视频融合进来后，电台和电视台也没有因为网络的出现而消亡。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媒介在融合的过程中，是在继承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又不会对自己产生冲击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融合进来。融合不能消除区别这一点，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对后视镜理论的解读能证明。“对后视镜和暗喻进行分析之难，尽人皆知。镜子令人目眩，常常使我们看不到新媒介和旧媒介在某些方面是不可比的。我们把网络当做***书馆使用的时候，一遇到死机、一遇到视窗崩溃，就不能读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手里捧着书看时，根本就不可能‘死机’，除非我们突然眼睛失明。”[1]网络不可能代替***书馆，***书馆也不能代替网络的事实也是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关系的事实。
对另类媒介概念界定的实质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前提
根据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对另类媒介的研究都是将它放在主流媒介的对立面来思考的。英国学者认为，“这个涵盖面很广泛的词用来指称各种由主流媒体集团之外的个人或是小型非层级性团体所制作的，包括新闻、一般信息和专题”。[2]美国学者认为，“它们也指‘激进’（radical）媒介或‘地下’（underground）媒介，这些媒介由于表达了超越议会共识与议会辩论之确定范围的***治与社会主张，从而与主流媒介的产品相对立”。[3]欧美学者无一例外地都将“另类媒介”置于“主流媒介”的对立面。
另类媒介有时也被称为另类媒体，它们都是“alternativemedia”的中文表述形式。尽管对“media”的翻译有所不同，但人们无一例外地将“alternative”译成了“另类”。由于受到汉语词义系统的影响，“alternative”的中文表述形式——“另类”在感彩上趋向于贬义。因此，当人们看到“另类媒介”或“另类新闻”这些词组的时候，就往往戴上了有色眼镜。
既然对另类媒介的认识受到了对“alternative”译作何种表达形式的影响，那么再来看看“alternative”是否还有其他的意思，由于词义间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各种联系，从其他意思中或许能够还“alternative”的本来面目。“alternative，adj，随便一个，二者选一的。”[4]外研社对该词条的解释中并没有出现“另类”的说法。“随便一个”、“二者选一的”都具有中性的色彩。从这些解释中不难看出，“alternative”相较于它所比较的对象具有差异性。从系统的角度看，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都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所以从这一基础出发，如果将“主流媒介”和“alternative media”看做是一个系统，那么二者彼此的价值则建立在它们的差异性基础之上。
鉴于此，无论将“alternative media”翻译成“另类媒介”还是什么其他的形式，其实质是因为它与“主流媒介”因差异而产生对立，因对立而有了各自的价值。然而千万不能将系统内组成要素的对立看做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关系，系统内的对立与其说是对立关系，不如说是互补关系，因为差异在功能上产生互补。因此，我们在对“另类媒介”进行理解的时候，不要总是一看到“另类”就产生抵触，要抓住它与主流媒介互补的实质，这样方能避免将“另类媒介”归入真正“另类”的境遇，从而开展对“另类媒介”的深入研究。
另类媒介关注的内容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提供了内容上的准备
弄清楚“另类媒介”并非“另类”这个问题可以说为研究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间的融合扫清了理论认识上的障碍，为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系统上讲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差异，并不是立足于二者所依托的介质不同。无论是主流媒介还是另类媒介，都不是依照信息传播的载体划分出来的，而是以它们所关注内容不同的标准所做的分类。如果按照信息载体的不同来划分，就会重蹈类似“语言具有阶级性”观点的覆辙。载体具有工具的属性，主流媒介可以用，另类媒介也可以用。如果从介质角度划分，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将会混同在一起，根本无法将它们的界限厘清。
既然是按照传播内容不同的标准来分类，就不得不对这两类媒介的传播主体或传播者的不同进行区分。因为传播主体决定了什么内容可以进入其传播内容的结构中来。“其实，任何感觉者的感觉方式都可以表明包含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它极大地影响着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因此，对个别实体的完全客观的感觉是不可能的：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成了唯一能被观察到的东西。它成了现实本身的材料。……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5]从这一理论出发，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的传播主体对于所要传播的对象——信息认识有所不同，或者说创造出了不同信息之间的关系，该传播什么，不该传播什么。而这种关系是由传播者创造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认清另类媒介传播者的属性有助于认识另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上面的引文对另类媒介传播者的属性做了描述或者说定性。“非主流媒体集团”、“个人性”、“小型非层级性团体”、“激进”、“地下”，这些描述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前三者揭示出了另类媒介传播者要么具有个体性，不属于任何团体和组织，要么属于小型的团体和组织，具有***性和非隶属性。后两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是对另类媒介传播主体属性的界定，因为“激进”侧重的是信息或内容层面，而“地下”则揭示了另类媒介的存在状态。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另类媒介传播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不代表任何团体和组织的个人，另一类是只代表某一小团体或组织的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团体或组织。
另类媒介传播主体的这些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相关的个人或群体的愿望、利益和话语权等在主流媒介上表达得不充分，有时甚至得不到表达。“它们并不渴求利润，但却代表着某些利益集团，例如社区和亚文化或***治团体。这些利益团体感到它们的意见、问题和立场被主流职业记者们制度化了的新闻议程所忽视，或是遭到了边缘化和压制。”[2]“社区媒介有时也可以归入另类媒介之列，它们经常代表那些感觉自己的观点与考虑在现有的地方媒介与全国媒介上没有得到足够体现的群体。”[3]此种语境就为另类媒介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主流媒介对隶属于另类媒介的个体或群体的愿望和声音表达得不充分，甚至没有表达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主流媒体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从事主流媒介传播的传播者们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主流媒介的表现过分地苛责。
当然，另类媒介传播者并不包括那些挑战主流媒介价值观的个人和群体。前面所说的这些另类媒介的传播者从大的范围讲，主体依然属于人民，上面的“不渴求利润”、“社区”、“亚文化”和“社区媒介”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根本利益上与主流媒介是统一的。而挑战主流媒介价值观、对主流价值观进行诋毁和攻击的个人和群体是敌我矛盾。这种性质的另类媒介不在讨论范围，因为它与隶属于人民内部的另类媒介的性质截然不同。所以我们所谈的融合专指同属人民的个体和群体的融合。
对于该种另类媒介的融合，并不是要将另类媒介的传播者纳入主流媒介传播者的队伍中来，而是尝试将它们所关注的内容融合到主流媒介中来。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人的世界观并非一下子就能转变过来。但随着人们对另类媒介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新闻传播理论的不断丰富，主流媒介传播者的知识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另类媒介的内容就有可能被融合进来。
前面从系统角度对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关系的梳理揭示了二者的互补性。互补并不意味着不相互融合。从另类媒介存在的语境看，当前，二者之间的融合也可能只是主流媒介将另类媒介的内容融合进来。因为主流媒介融合另类媒介，二者就会形成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另类媒介的内容会成为主流媒介内容的一个子集。反之，则不能成立。
对于另类媒介内容的融合，主要从两个向度上展开。一是另类媒介传播的而主流媒介没有关注的，但是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主流媒介可以将之融合进来，二是主流媒介尽可能地将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意见进行充分地表现。当然，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传播的方法与策略。
新媒介成为另类媒介的依托，新媒介为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融合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主流媒介没有表达或没有充分表达另类媒介传播者所代表的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愿望等催生了另类媒介的产生。如果从对媒介的使用权角度看，则是另类媒介的个体或群体传播者因无法通过对主流媒介的使用转而寻求自身能够驾驭使用的媒介形式来体现自身的话语权。
报纸、广播和电视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介，进入这样的主流媒介有着严格的规定，人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便拥有并使用这些主流媒介。拥有主流媒介和使用主流媒介具有很高的门槛，即便是偶尔能够进入到主流媒介当中，这些具有另类媒介精神实质的内容也会因为主流媒介的那种垂直式把关过程被排斥在议程设置之外。
用媒介环境学来审视这种现象，主流媒介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所关注内容的大众性，而不是另类媒介所关注的个体性或局部性。正是主流媒介这种技术上的要求，使得主流媒介不可能为另类媒介的传播者所使用。
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技术上的不同还体现在：从传播主体看，前者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后者更多地为兼职，即从事另类媒介的传播不是其主业，他们还有其他的用于养家糊口的工作；前者的传播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而后者的传播者往往是传播者与受众的合二为一；前者的受众群数量非常之大；后者只是局限在相对较小的传播圈之内。
也正是从技术角度出发，正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对媒介即讯息的阐述一样，在报纸、广播、电视占主导的媒介技术时代，另类媒介的存在相对来说困难重重。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则改变了另类媒介的传播状态，互联网为诸多个体和群体提供了表达个人意愿的平台。从理论上讲，那些自认为被主流媒介所忽视的个体和群体可以不受限制地尽情表达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显现他们对事件和诸多现象的话语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与其说改变了主流媒介和另类媒介的存在状态，不如说给另类媒介提供了延伸的技术支持，是另类媒介的延伸。“所谓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是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6]
如果说在报纸、广播和电视技术面前，主流媒介拥有者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与优势，另类媒介无法接近并使用它们，可是在新技术面前，另类媒介与主流媒介之间在使用新媒介上大体具有相当的权利，另类媒介的劣势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
也正是由于新技术给另类媒介带来的这种延伸，使得另类媒介的触角延伸到了同主流媒介相当的地位，即都能够使用新媒介，这本身就是使用权的扩大与延伸。也正是新技术促成的延伸，使没有被表达出来的意见和表达不充分的意见得以充分表现，意见的范围和强度得到了延伸。新技术带来的延伸，还体现在另类媒介受众范围的延伸，受众不再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新媒介将另类媒介的受众无限地放大、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冲破了国家的限制、冲破了民族的限制等。
另类媒介的延伸，也使另类媒介所传播的内容得以更大可能地被主流媒介所关注。对于那些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的内容，主流媒介甚至也会跟进报道，从而成为主流媒介的议题。发生在河北大学的李启铭驾车撞人案中的“我爸是李刚”就是一个另类媒介的内容成为主流媒介议题的典型。
对于主流媒介与另类媒介的融合，从技术上看，目前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将另类媒介作为消息来源，比如电台、电视台对属于个人性质的微博的使用；第二种为将另类媒介传播的内容作为报道的选题，主流媒介再跟进，不是原始平移，而是***报道。
综上所述，非敌我矛盾的另类媒介不仅不会威胁主流媒介的地位，反而从内容上能够丰富主流媒介的报道内容。在新媒介背景下，主流媒介对另类媒介融合的事实已经开始，这些事实和现象值得研究。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确认项目，项目批准号：HB2011QR66）
参考文献：
[1]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世纪指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250.
[2]鲍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17.
[3]约翰·弗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9.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12，21.
[5]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8.
[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33.
另类人生篇7
兴业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的《2013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显示，虽然房地产和股票仍居高净值人群投资方向的第一、二位，达到76%和65%，但另类投资已经居高净值人群投资方向的第三位，投资比例达到56%，有明显增长。
报告中的另类投资指艺术品、酒类、钟表、珠宝玉石等一系列属性更为特殊的投资标的。
针对这样的现象，私人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另类投资。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表示，兴业银行于两年前推出私人银行产品、服务和品牌，正在制定更加具体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措施，包括推出时尚类增值服务等另类投资方面的服务。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刘立志则表示，国内投资渠道比较少，很多私人银行客户所看重的依然是收益率，让银行的经营很辛苦。银行会提供有用的增值服务来提高私人银行的竞争力。
炒房者和股民减少
《2013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显示，高净值人群中炒房者和职业股民均比去年减少5%。
刘立志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本来个人投资的渠道就不多，而现在楼市投资受限，股市又不景气，对高净值人群来说，还是尽量选择稳健保守的产品，如保本保收益型的产品。等市场有转机，再投向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
美盛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进行的新调查显示，中国投资者的每年收益目标与市场实际缔造的回报出现一个明显的“现实差距”。中国收益投资者期望每年取得10.5%的平均回报率，但平均实际回报率为7.1%，两者的差距为3.4%。该项调查在13个国家和地区访问超过3000位富裕投资者。
调查也显示76%的中国富裕投资者认为“现在是投资固定收益的时机”，这个比例高于选择现金或现金等价物（61%）和股票（59%）的投资者。中国投资者看好固定收益产品的比率高于任何其他受访国家和地区，43%的投资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加固定收益投资。
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零售银行财富管理总监王颖女士也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目前固定收益的产品是最值得投资的。
用另类投资分散风险
除固定收益类产品，美盛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还显示，对比其他12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国投资者还比较看好另类投资，32%的投资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另类投资，51%计划在未来12个月维持有关配置。
《2013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白皮书》显示，另类投资已经居高净值人群投资方向的第三位，投资比例达到56%，过去最多只有20%～30%。
艺术品、珠宝玉石、酒和钟表都是受青睐的另类投资方向。作为国际另类投资热点之一的老爷车，在中国尚未发展起来。但是胡润告诉记者，另类投资风险也很大，如果对产品不了解，很容易买到假货。其风险还包括流动性较弱、交易费用较高、市场不规范、监管机构缺乏、对知识储备要求更高等。
高净值人群另类投资大都起步于2008年金融危机，另类投资的平均年限大都在4～5年。
胡润还表示，另类投资有其特殊性，还包括心灵投资，在投资的过程中享受乐趣。
李仁杰行长表示，另类投资虽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对于高净值人群已经不陌生。另类投资品具有兴趣性、实用性、生存性的特点，切合高端投资者的需要，有助于他们资产结构改善和投资风险分散。同时另类投资对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结构、投资文化，乃至生活的品位等各方面都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他还透露，兴业银行私人银行为进一步满足高净值人群丰富多彩的投资需求，正在制定更加具体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措施，包括推出时尚类增值服务等，更有针对性地开发各类私人银行产品，从关注财富到关注投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观。
意在培养客户忠诚度
银行产品的同质化很容易让客户“见利而行”。
另类人生篇8
让我们来看看中产者另类的面目吧。
“小资”：最有希望成为中产者的人
在所有制意义上的阶级中，与“中产阶级”相近的是“小资产阶级”。
在过去的教科书中，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又分左中右三类。但无论他 们对***的态度如何，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同情和参加了***的阵营，甚至成为革 命者。
尽管如此，然而作为一个***治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在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的 命运却几乎是悲剧性的。在急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岁月里，“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 级存在，虽然不是国家的主人公，他们仍然可以平静地生活，并没有失去什么，但是一旦被 命名为“小资产阶级”，把其明确地归入其类，事实上就成了一个“异类 ” ，就是可疑的、不洁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小资产阶级”这个 概念在我国经济意义不大，而更具有***治符号学的意义。但是，随着“***”的结束，改革 开放后在这一意义上的“小资阶级”也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小资”名词也已经完全是 另一意义的概念了。
如同“中产阶级”一样，今天小资的概念只是一种时尚话语而不是***治话语。
（1）“小资”是怎样的一群人。
“小资”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小资”情调又是个什么东西？什么人被称为“小资”？什么 人又自称为“小资”？事实上，在这个“小资”情调像春天的绿色一样日益蔓延和日益扩张的时代，并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称之为“小资”的，所谓的“小资”，有一些硬件水准。
首先，大部分“小资”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
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过一些欧美文化的熏染，英文未必很棒，但口头禅里一定时常 夹带几句。
其次，“小资”的经济基础在中产阶级边缘，高于普通民众。
大部分“小资”是一般工薪阶层，有比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但是经济收入没超过中产 阶层的上限，他们未必都有车有房，但是也有的是住公寓，打出租车的。
这是“小资”的硬件水准，当然仅仅有了这两个硬件还是不能算“小资”，“小资”最重要 的软件就是“小资”所特有的品位、情趣、格调，也就是被称之为“小资”情调的东西。对 此，我国久负盛名的青年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有精彩的描述，我们引摘如下：
①“小资”们是喜欢穿休闲服的，在非工作状态和非正式场合，总是要穿品牌服装，但很少 有人会穿Adidas和NIKE那样招摇的大众名牌。
正像《格调》那本书里所说的，“小资”们认为，只有贫民才喜欢那样标榜自己，“小资” 们是有格调的，“小资”不是城市贫民，所以“小资”不选大众名牌，他们选择的是一流品 牌的二线产品，这不仅是他们的服饰标准，也是他们选择一切生活用品的通用标准。既要跃 升于大众之上，又俨然与暴富分子划清界限，限于经济基础，又无力追逐超一流品牌。这正 是是典型的“小资”情调之一。
②“小资”们一般都会有些固定的喜好与习惯。“小资”有的喜欢咖啡，有的喜欢鸡尾酒。 无论是哪一种，他们的喜好通常固执而与众不同，“我只喝那种放冰块的苦咖啡”，“这种 Pisa我只在一家店里才吃”，这是小资常用的句式。典型的小资要么对星巴克、三里 屯酒吧街喜爱到依恋与沉溺，要么厌恶到不屑与不齿，并且 表现出一种对自己喜好有习惯的固执与狂热的心态。
③“小资”们比较钟情于艺术。他们喜欢珍藏经典的DVD，喜欢看美片，而且只看英文原声 的，绝不看中文配音的。资深的“小资”则只愿意谈谈黑泽明，说说《红》《蓝》《黑》三 部曲，讨论一下法国意大利的艺术片 ，而不屑谈好莱坞；畅销书和大众艺术，他们不屑一顾，只谈村上春树，怀旧的会翻出梅里 美和玛雅文化；他们未必懂歌剧，但他们总爱说起《公主彻夜无眠》，总是站在主流与大众 的边缘和角落里。
④“小资”不屑与流行为伍，在流行到来的前夜，他们是着力追捧者，在流行的巅峰到来之 时，他们又成为流行的唾弃者。
⑤“小资”们也要为生计奔波的，但绝不会把这些挂在嘴边，所以小资们大多是忧郁和含蓄的，他们本质上向往稳定的生活，但又经常把自己装扮成漂泊者和流浪者。
概括起来，所谓的“小资”情调，其实，就是一种固执与狂热，边缘与非主流，忧郁与含蓄，并以此来标榜他们的与众不同。
另类人生篇9
当电影《小武》出现在人们眼前时，观众们惊呼：这也叫电影？模糊的画面，山西方言，一个叫小武的小偷在街上无所事事，甚至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就是这样一部电影，看完了能在你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某种情绪；电影中的人物，如同我们身边一个不起眼的朋友，熟悉而可信。这种中国的电影界的“另类”创作的新倾向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明显带有另类特征的电影作品，如《小武》、《站台》、《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过年回家》、《巫山云雨》、《洗澡》、《任逍遥》、《苏州河》、《东宫西宫》等，在题材、表现风格、美学追求、制片方式、传播途径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征。这些影片出现的意义在于，他们呈现了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思路和审美取向，它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道路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它以提问的方式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并期待所有人的回答。
这类电影该如何界定？如何把这些电影与其他电影区分开来？
在题材方面，另类电影一反主流电影的民族寓言的宏大叙事，把镜头的意象指向了城市“深描”和个人记忆的书写；其次，在美学风格上追求质朴、写实，包含了巴赞的纪实美学、克拉考尔的“物质还原”现象学美学和后现代的超级写实主义等元素。
如果说“另类”美学的特征还表现在影片的深层结构上，其独特的制片方式、传播途径，就更引人注目。最初，这些电影试***通过非主流的机制进入国际电影节的关注视野，以小制作的方式获得了国际荣誉。这些电影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一定程度上代表国际观众和电影节的评委对这些电影的接纳和肯定。国际艺术电影市场（主要是来自于欧洲）以艺术投资资金的形式给予这些电影以扶持。
国内***对这些电影有一个从禁止拍摄和发行，到逐渐放松***策的态度转变过程。这些电影的出现，同样引起了国内电影界的关注，从2001年开始，这些电影以小规模放映的方式与部分中国观众见面，在一些城市的文化爱好者和各大高校中引起了注目；随着近年来DVD和网络视频播放在中国的普及，使得这些非主流的电影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大影响和广泛传播。从国内观众和媒体反应来看，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些电影。这些影片的繁荣和发展很重要得益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技术、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开放程度。
“另类”电影创作的新倾向，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已有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第六代/新生代”为电影作品的“代群”命名，把这些电影归类为第五代导演之后的“第六代”，对导演代群和作品的共通特征展开分析；以“地下电影/***电影（***制片人）”界定此类电影，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展开对此类电影文化特征的分析。
在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用“另类电影”来概括此类电影，指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90年代以后进行电影创作的创作主体体现出新的美学追求和艺术价值取向的电影；“另类电影”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表现手法上具有极强的探索意向；“另类电影”的导演主要包括贾樟柯、张元、王小帅、娄烨、张扬、章明等；“另类电影”的代表作包括《小武》、《站台》、《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过年回家》、《巫山云雨》、《洗澡》、《任逍遥》等。
既称“另类”电影，代表着它们与“主流”电影的对立、反叛、颠覆。从这些电影的接受和传播途径来看，这些作品并没有进入大众的关注视野，而仅仅是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形式，这也恰好是“另类”艺术的特征。
（一）主旋律与主流电影
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主旋律电影一度成为全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主旋律”电影，如《大决战》、《百色起义》、《***的故事》、《蒋筑英》等，则集中表现了战争、领袖/英雄模范人物的题材。
主旋律电影并不等于主流电影。从艺术角度看，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构成一定程度上的主流电影。由于中国电影发展的特殊性，被称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十年（1982—1992）无疑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十年，更是中国电影艺术自觉苏醒的重要十年，他们的创作活动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影界。他们曾经作为一个空前甚至绝后的特殊电影群体：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吴子牛、田壮壮以及后来的李少红、周晓文等等－－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烙印。
北大学者戴锦华这样评价第五代电影：“是***的历史悲剧的直接产物：家庭的磨难史和少年坎坷的命运，尤其是农村插队或生产兵团的蹉跎岁月，成为了创作的直接感受和情感积淀的来源”。“第五代电影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话语存在，反叛了第三代前辈们的集体颂歌，成为宏观反思的民族寓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都曾经荣登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宝座。这些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有反观民族历史的艺术价值，保持了艺术风格和思想的***。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五代”导演从过去的边缘走到了如今的中心、从底层走向了上流，因而失去的不仅是观念的前卫性、艺术的创造性，而且也失去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新鲜体验。从他们不再关心艺术的审美价值和批判职能，而是关心电影作品的经济效益或“上座率”，他们被时尚化了。
（二）另类电影的反主流姿态
任何过渡时代其实都是艺术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而且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真正的电影的时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社会变迁，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然而，“第五代电影”导演并没有在电影中表现出这些东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更年轻的电影创作群体试***在“第五代电影霸权的王国”寻找一条出路。直到1990年以后，经过反省和挣扎，这些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和80年代以后在电影学院、广播学院等接受正规影视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作品，在国际影坛上获得关注的目光。
“另类电影”直视现实，拒绝幻象，坚持民间立场，建立“民间档案”。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鲁迅先生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有着远比诸如“二十四史”等各种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至少，不能只读“正史”而不读“野史”。这便是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价值所在。
另类电影重视“私人叙事”，对于现实人物、家庭、事件给予密切关注，并在电影作品中忠实于真实事件与人物的再现，使文学故事性消失在如同新闻报道的实际生活的叙事状态之中。另类电影关注被主流电影叙事忽视和遮蔽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以及个人体验。其中一些电影的朴实、贴近真相的电影风格非常接近纪录片；还有一些影片则在故事中保持情绪、记忆或经验的写实，尽管情结是虚构的，但仍然让人感到影片内核的真诚。因此，当这些另类电影展现在观众面前时，人们按照以往的观影经验希望能看到曲折离奇的情节或传奇色彩的人物故事，但这个期待视野落空了，他们发现这类作品与以往的电影作品大为迥异。也有些评论者对此大加鞭笞，因为难以接受这种电影的拍摄方式。
与此同时，另类电影绝不依赖于技术，在美学追求上，力***追求简朴，自然的风格。
二、在夹缝中生存
“另类电影”的创作者们，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现代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型，他们用“不撒谎”的摄像镜头，对社会本真给予直视、观察和表达，对时代变迁进行了个人经历“切片”式的“民间档案”记载，完成了民间社会的“深描”。由于“另类电影”身处主流电影制作的体制之外，其最初的制作和流通都身处夹缝，依靠“低成本”、“小制作”，导演们完成了从国际获奖向国内放映的突围，获取了知名度，也赢得更多的国内观影场所和影迷。不过，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国外赢得赞许，不断加强与国内观众的交流和对话，中国电影的艺术院线的建立有可能为另类电影开创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一）创作动机：“拍自己的电影”
“另类电影”的创作者出于对社会本真的观察和表达，他们用***的身份、批判的眼光，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关注社会底层、边缘人群、城市平民的精神状态、生存境遇；同时，用“深描”的摄像镜头，忠实地纪录时代变迁中的“民间”和个人。在影片中，大多数镜头都埋藏在幕后，并无对现场的粗***涉，也没有启蒙式的教化。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价值立场。“另类电影”则用“不撒谎”的摄像镜头，客观细致的观察、体会和拍摄，对时代变迁进行了个人经历“切片”式的“民间档案”记载，为现代中国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做出了一种可贵的探索。“另类电影”的作者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姿态。
另类电影导演们所愿意做的是发出自己的声音，从片子的内容以及表达上来看他们拍摄的影片本身很少涉及***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而更多地是一种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表达。
这些导演的创作动机大都始于一种自我表达的需要，导演路学长的话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我的创作态度，就是用电影把我个人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感受、对生活的态度、对电影的态度表达充分。到目前我们拍的电影还不多，还没有淋漓尽致的感觉。我希望有一天自己的电影拍完后，真的能够感觉到对自己的表达非常充分了”。
导演贾樟柯认为“现在我们的电影表现形式，总的说还是特别贫乏和单一”，“正因为这样，我们也经常被人误解。我想我关心的事情还是不会变，但将来会在电影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上去做探索”。
自我表达决不是“自恋”式的自我噫语，而是来源于自己“眼睛”的观察、思考和表达。“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这个口号是另类电影追求的目标。出于对中国社会转型、振荡的观察，对个人和情感的关怀，另类电影坚持***思考的姿态。真实的表达，***的思考，追求“现场感”，都是另类电影的基本元素。例如，张元的作品《妈妈》（1991年）被称为中国一部***制作的电影，他为此参加了法国南特电影节，属于早期进入国际电影交流的中国***电影。《妈妈》讲述了一位被丈夫抛弃，***抚养大脑残疾的儿子的年轻母亲的故事，故事在平淡中演绎，催人泪下。1996年，张元又拍摄了《儿子》，这也是发生在北京一个家庭内的真实故事。剧中的主要演员均由故事中的原型扮演。《儿子》是将纪录片与故事片完美结合的一部影片，主要人物是一对精神濒于崩溃的夫妻和他们的两个年轻另类的儿子。由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扮演了这四个角色，琐碎的生活细节、紧张的人物关系、神经质的性格和动作，使得这部没有完整情节的电影充满了生活质感和戏剧张力，极具震撼力。
而贾樟柯的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看上去一点不像故事片，如同在街头跟踪拍摄的场景。然而，这三部影片的编剧和主要演员都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对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经验到的真实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就像在我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因为终究你是一个导演而非一个社会学家”1）。虽然这三部影片的剧情都是虚构的，而影片中的各个场景，小镇上的录像厅、卡拉0K，主人公，对观众来说都是那么熟悉，仿佛就在身边擦肩而过。这些影片能反映比国内一般的纪录片更为真实的现实。这种真实感来自于哪里？贾樟柯曾经说：“从汾阳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全世界，让我觉得人类生活极其相似。就算文化、饮食、传统如何不同，人总得面对一些相同的问题，谁都会生、老、病、死，谁也都有父母妻儿。人都要面对时间，承受同一样的生命感受。这让我更加尊重自己的经验，我也相信我电影中包含着的价值并不是偏远山西小城中的东方奇观，也不是***治压力、社会状况，而是作为人的危机，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变得相当自信”。
（二）知识分子立场，民间社会“深描”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是指那些以***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 “另类电影”的创作者，具有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在电影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现实与道德的批判精神，在艺术向工业靠拢的大潮流中显得弥足珍贵，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批判者。从这些另类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尤其是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群、城市平民的精神状态、生存境遇的关注。
另类电影以开放性替代了封闭性叙事，用日常性替代了戏剧性，纪实风格、平民倾向造就了一种朴实自然的形态、平淡的电影节奏，叙述普通人、特别是处在社会边缘状态的人的日常人生、喜乐哀怒、生老病死，表达对苦涩生命原生态的摹仿，突出人生的无序、无奈和无可把握。电影采用定点摄影、实景拍摄、长镜头等拍摄手法，似乎想在一种生存环境的窘迫和压抑状态下，写出人性的光明和阴暗、生命的艰辛和愉快。到了21世纪以后，随着某些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内容便更加成为他们电影中日益承重的主题。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等对城市底层小人物狗一样的卑微生活的描绘，贾樟柯在《小武》、《站台》中，对底层小人物挣扎命运的描述，应该说已经将这种对生命原生态还原的冲动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平民意识形态，具有了一种社会立场和力量。另类电影追求“现场”感，极具纪录性，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民间档案”，纪录了时代的变迁。
例如，在贾樟柯的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新闻背景，同时他还喜欢在电影中加进一些时代印记——电视、广播、流行歌曲。在《站台》里，新闻事件与剧中人物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命运；在《小武》中，新闻也以幽默的方式跟剧中人物产生互动；在《任逍遥》中就频频出现《焦点访谈》《新闻联播》的片段，包括申奥成功、张君抢劫案、大同纺织厂爆炸案、京大高速公路建设等。这种日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宏大事件”与平常的普通人的生活几乎毫不相干，但又产生了一种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张力。在观众的脑海中，这些影片将银幕现实的表象与真实的现实合二为一，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
（三）生存夹缝：另类公共空间
由于身处主流电影制作的体制之外，另类电影的制作和流通都在极其艰难的情境下，开创出一个创作和传播的“另类之圈”。在拍摄电影之初，由于缺少资金，导演们不得不纷纷借钱、租用机器，邀请自己的亲戚朋友出演影片；也有些导演身处“体制之内”，借用一些便利条件（单位的机器等），在业余时间用自己的钱制作影片。有些导演没有正式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毕业于电影学院后就成为自由职业者，凭着创作的理想去进行另类电影的创作。“低成本”、“小制作”成为这些另类电影的共同特征，每一部影片都遭遇了资金短缺、胶片用尽的尴尬与艰难，《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一书详细记载了这些电影艰难诞生的过程。为了让另类电影拥有更为宽松自由的创作空间，导演们要获取更多的国际资金和国内投资，因此他们走向了国际获奖、既而扩大影片知名度这种“曲线救国”之路。同时，他们并不满足于在国外赢得赞许，不断加强与国内观众的交流和对话，努力开创出中国电影的艺术院线。
（四）获奖之路：从外至内
另类电影中的一部分影片曾被命名为“地下电影”，这个名称的来源就是中国电影在当下的一种生存处境和生产方式。这些电影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之后成为许多导演尤其是青年导演拍摄电影的一种途径和国际化策略。这种从外（国外获奖）到内（获得国内认可）的过程是生存夹缝的无奈选择。
前文提到过的影片《妈妈》是首部寻求“外部突破”的影片，该片未经***许可便私自参赛三大洲电影节，并获得评委会奖和公众大奖，从此开始了在二十几个国际电影节上的漫游。同导演张元的《儿子》获得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的金虎奖，《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马格帕罗塔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直到《过年回家》获得联合国大奖。王小帅《冬春的日子》1994年获希腊塞索斯尼克国际电影节金亚力山大奖，1995年入选英国BBC评选的电影史上100部代表作。贾樟柯更是被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任逍遥》曾参展戛纳电影节。这种类似的奖项数不胜数。通过国外获奖，就能获得国际资金的资助，也能赢得国内评论界和媒体的关注。
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虽然这些电影甚受西方注意，但其电影美学在国内却普遍受到批评。由于这些电影在国外获奖，容易让人们怀疑它们是专门为国外电影节量身定做的，正像有人指责张艺谋的电影迎合外国人（准确地说是外国评委）的嗜好而故意设计或杜撰了许多带有“中国风格”的风俗与视觉景象一样。
从客观上来看，这种无奈之举是另类电影生存选择的必由之路，他们别无选择。另类电影的导演和制片在走向国际电影节时，心情是复杂的，动机也是多重的，但并不能因为走了国际化的路线就一概否定“另类电影”的存在价值。这些影片备受国际评委认可和青睐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想象中的“东方形象”。以往的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教化意味过浓，而另类电影的出现，有利于矫正中国电影的死板形象，同时也代表国际影坛对另类电影在反映现实上的一种认可。西方影评界这样评价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如果你对中国电影的了解还来自于张艺谋或陈凯歌的话，那么年轻的***电影人王小帅的作品《冬春的日子》将带给你一份新的惊喜”。
国际电影节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抗衡好莱坞电影工业而出现的产物。另类电影的导演们大多通过国际获奖的策略获得了知名度，引起了国内媒体和爱好者的关注，再通过盗版DVD的方式流入国内电影传播的羊肠小道。这种迂回的办法为另类电影的生存开创了最初的道路。
（五）艺术院线：还电影以思考
另类电影的反主流倾向注定了这种形式的艺术只能在“小众”范围内流通，事实上，也的确发展了一批爱好、关注另类电影的观影者，他们希望通过观看“另类电影”，引发本土电影的***思考。而这些“小众”人员的增多和活动影响增大，将促成中国电影艺术院线的出现。
观影者提出了“还电影以思考”的口号。随着观影人数的壮大和欣赏水平的提高，影迷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自己的一间屋”里看DVD， 聚集观影成为影迷们学习电影、交流心得的一种最受欢迎的方式，与此同时，网络为他们发表影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电影爱好者一开始是以自发的形式参与在网络论坛上的热烈讨论，随即就有了带头人把这种自发的行动组织起来，作为观影者、导演和学者之间的桥梁，致力于艺术电影的放映、研讨与交流。
以北京，广州为例，有“实践社”、“现象工作室”、“缘影会”等组织，他们坚持电影思考的权利，推动电影向民间化的表达。这种组织通常是非营利性组织，它靠收取会费、接受赞助等来维持正常运作。这些组织往往拥有不少难得一见的片源，“另类电影”在这些活动中吸引了许多的影迷。许多有影响的刊物甚至辟出专栏作家为电影撰写评论。本土电影多元化发展和成熟可见一斑。
与传统观影活动不同的是，这些民间放映场所还组织了“中国青年导演作品交流周”等系列活动，大力推广另类影片，还在影片放映后组织这些另类电影的导演和观众们交流和讨论。观影成为与电影拍摄具有同等对话位置的活动，这无疑也是“看电影”内涵的***。由于放映的很多电影都是非商业片，需要一定的欣赏水平和耐心。毕竟，观众的培育是需要时间的。这种规模的观影活动大都能聚集到高素质或专业水平的观众。
全国的高校是电影流通最快的地方，高校学生拥有着最敏锐的触觉。学生也是影院院线一支强有力的消费群体。而且，由于相关专业设置的存在，使得高校开始逐渐拥有了一些集中的活动聚集点，还有专业的研究生、学者的理论素养做支撑。在这些活动中，也有知名的学者支持爱好者们的活动。这些努力是为了建设一个“开放的平台”；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灌溉和扩大这些示意着可能性的“沙漠中的绿洲”。学院派走出书斋，爱好者尝试电影制作，电影导演走向观众，与观众进行双向的交流。传媒时代为中国的电影提供了一个发展中的生长环境——电影的民间生态圈。
很多城市的酒吧、影吧也成为播放“另类电影”的场所，这些场所为了保持艺术品位的高格调，拒绝播放商业片，而是转向播放这些日常不容易看到的“另类电影”，定期放映另类影片也聚集了一些爱好者定期观看。这些酒吧、影吧有可能成为国外“艺术院线”的前身。2001年起，北京各大影院发展艺术院线，为观众提供“另类菜单”。艺术院线的出现，也为“另类电影”在国内登上银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公共空间。
另类人生篇10
【关键词】另类媒体；媒介圈地；传播公地；自主传播；媒体民主
【中***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又可译为“替代性媒介”）[1]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其内涵和意义因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参照系数的不同而迥然相异。西方另类媒体主要指涉那些在全球媒介兼并浪潮下兴起的反对商业化且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公民媒体。这些媒体在批判媒介圈地的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建传播公地的新闻活动以及期望实现与资本决裂的自主传播实践上，因此，与传播***治经济学将批判锋芒对准圈地日益集中化的趋势而对现实持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不同，附着于另类媒体之上的这种积极乐观的传播理念与实践实际上开启了不同于传播***治经济学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即探讨媒介圈地（media enclosure）浪潮下作为公地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ommons）如何成为可能。
从当前全球的传播态势来看，虽然另类媒体尚未形成主流商业媒体般的规模和影响力，但是，对这类媒体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迅速兴起，1999年因西雅***运动而闻名于世的***媒介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er）更是将另类媒体存在的现实和活跃的身影拉进了世界人民的视线之中。如今，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类形式存在的西方另类媒体众多，它们在整体的定位取向与运作机制呈现出如下一些共同特征：在内容层面，观点多来自民间，致力于呈现被主流商业媒体不予报道或忽视的事件和声音；在空间的组织形态层面，志愿者在去中心化的平行关系中集体合作，强调民主决策过程，于双向互动的传播过程中为社会上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提供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与平台；在社会行动层面，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一方面可以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社会的改变，使公民在自主传播过程中实现***治赋权。
一、另类媒体兴起的历史与媒介环境
公地（commons）和圈地（enclosure）像一对孪生概念，常被捆绑在一起当作批判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工具和话语武器。在众多文献分析中，公地被视为一种公共使用资源的理想制度，与公平、正义、民主等话语所表征的积极意义一脉相承，而圈地则成为将公地卷入贪婪的市场化机制的恶魔，把原本由社区共同体共同管理和使用的资源私有化、商品化，从而带来资源占有方式、生产消费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的大转型。历史上，对公地的圈占（the enclosure of the commons）被称为“富人剥夺穷人的***”（the revolution of the rich against the poor），然而，圈地并非只被视为发生于16世纪英国的一个历史片段，相反却成为理解当下私有化、商业化对象和规模扩大化的隐喻[2]。
16世纪英国圈地运动的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登上历史舞台献上了资本积累的铺垫石，于是发达国家圈地进程超出了国界线而向全球蔓延，并且圈地的对象不再仅限于自然资源，与公共福利相关的事物、制度、空间以及人本身都成为被圈占的对象。在“以理性选择和最大化利己的经济主义前提作为普遍人性特征”[3]的新自由主义那里，圈地的目标又进一步扩展至一切能在被私有化、商品化过程中产生资本增值的事物，其中，当大众化的商业报刊取代资产阶级***时期的******报刊而成为报业主体时，媒介的商业化圈地进程也悄然开始。于是，在媒介圈地（media enclosure）不断扩张与传播公地（communication commons）[4]日渐萎缩的现实面前，为了深层了解作为传播公地的另类媒体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得不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传播公地的价值理性如何被媒介圈地的工具理性所侵蚀？
事实上，作为一种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活动，传播的一般意义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但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研究视野下，传播一词意味着“使普及于大众（to make common to many）”[5]。从17世纪开始，传播不再只意味着主体间的交流行为和过程，其意义延伸至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因此，作为传播载体的各种媒介也被纳入传播的外延指涉之中，这里的媒介主要指作为传播介质的媒介（media as mediums）。发展到20世纪，随着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出现，作为传播组织（media as organizations）的媒体遂成为传播最主要的指涉对象。
在圈地运动之前，公地体制内的传播主要是基于社区内的口头传播，知识和历史记忆在每日劳作、社会聚会、宗教庆典等社会生活事件中代代相传，这种人际关系的社区传播的最大特点“并不在于社区内的成员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并拥有相同的理解力，而在于成员们都参与到相同的争论、推理及解释过程中，从而消解了误会和冲突产生的可能性。”[6]然而，当圈地开始后，原先社区传播中共同参与的人际交流方式被打破，随着公地占有方式的改变，圈占者拥有更多的传播权力并在传播过程居于主导地位。
近代新闻业的发展，带来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兴起。在近代工具理性的实用哲学思维逻辑的影响下，人们意识到大众媒介除了具有像***报时期那样作为宣传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性价值外，对其进行商业化的经营不仅可以替代***府实现对媒介的隐性控制，还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于是，在世界新闻史上，当大众化的商业报刊取代******报刊而成为报业主体时，媒介的圈地进程就已开始，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业垄断时期达到第一次高潮。如果说当时的报业垄断还限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三十多年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媒介圈地在私有化、商业化、解除管制的唯市场论的经济体系下向全球扩展，从而导致整个世界传播秩序的失衡。在媒介圈地发生的同时，传播的过程与意义也发生了转向，即体现价值理性的人际互动的社区传播让位于体现工具理性的单向度的大众传播，传播的目的不再是在社区共同体内达成共识，而是以媒介为工具，通过报道内容吸引更多的眼球，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一点在黄色新闻和黄色报纸泛滥事件上展露无遗。如今，黄色新闻虽已成为历史，但是，商业逻辑下的新闻低俗化现象并未消失，而是以娱乐化、消费文化的形式通过将受众纳入新闻产品的消费终端而收获广告利润。换言之，传播的目的不再是以人的生存和社区个体的共同参与为目标，而是在将受众当作商品（audience as commodity）[7]的过程中实现媒介资本的增值。于是我们看到，大众媒介的工具理性就通过***治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和经济上的市场效应最大化这一双重过程得以体现。
随着计算机时代的来临，信息的传播在社会上越来越广泛，似乎每天的生活就是信息的获得和信息的传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媒介在包围人的过程中承担了大部分信息获取和信息交换的工作，并在“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8]的名言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自1963年日本的梅棹忠夫（Umesao Tadao）在《信息产业论》中第一次使用“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后，这一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一部分人津津乐道于信息时代的技术变革时，曼纽•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却透过技术表面看到“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9]。他依据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独特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出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从而形成信息资本主义。他认为21世纪就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其实就是信息资本主义，在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下，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的现象，即其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价值不被“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所认同的地区或国家，而且，作为“掠夺国家”一方，西方资本主义信息文化总是对“第四世界”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持有一种歧视和偏见，各种符号暴力和网络霸权现象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了全球化[10]。
当卡斯特尔透过信息社会的传播表象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信息化时代的扩张后，美国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进一步揭示出信息背后的资本逻辑以及国家在推动信息商品化过程中的作用。当主流的“信息论”和“信息社会”理论因将信息密集型领域视为非生产性而否认信息的经济意义，并认为其价值源于它作为一种资源的内在特质时，席勒却站在资本利益最大化角度的反面，认为信息的价值来源于其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在被商品化过程中对其生产和交流所付出社会劳动的重新衡量，他眼中的信息化世界既不是当年托夫勒们想象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被超越的“未来”，也不像今天的畅销书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描述的那样平坦。相反，在看到了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的崛起和半岛电视台对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改变的同时，他用大量的数据描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描述信息化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动力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他看到了信息商业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合理和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11]。在这种与尼克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期待的“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friction-free capitalism）相反的现实面前，信息网络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的工具和动力[12]。
综合卡斯特尔和席勒的分析视角，我们看到当信息被商品化从而成为资本扩张的新对象时，媒介圈地的范畴已被大大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主流商业媒体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资本逻辑的助推器。尽管重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呼声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不绝于耳，但是，在资本逐利的资本主义体制处于霸权地位的世界体系中，传播公地在媒介圈地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萎缩。
二、自主传播：另类媒体的民主传播形态
当“公地”这一概念被频繁引用以作为争取社会公正和民主的理论依据时，一些该词的使用者却常常在默认圈地现实的情况下忽视了公地与圈地之间的冲突，但正是圈地的扩大才导致公地的缩小和为重新争取公地而进行的抗争，因而，割裂并无视公地与圈地之间的矛盾冲突无法成功争取到更多的社会公正和民主。
在传播学的批判***治经济学领域，有两位代表性的学者关注到圈地给传播现实带来的影响，其中，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认为，“圈地是美国过去25年间公共表达空间和渠道不断萎缩的原因”[13]，而文森•莫斯可（Vincent Mosco）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及社会关系的延伸，原本作为公共机构的时空及信息资源在商业所有权的转型过程中被不断圈占。与这两位传播***治经济学学者观点相仿，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者也关注着资本主义私有化、商业化的逻辑在***治经济历史变迁中对公共表达空间和公共传播资源的侵蚀。所谓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是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自治和权力，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解释的批评。当大多数正统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将所有的权力归诸资本且视工人为被动或反映式（passive/reactive）应对资本主义压迫的客体对象（object）时，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却看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subject）抗争如何在改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过程中寻求***于国家和资本控制的自治（autonomy）。当传播学者将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性”和“自治”等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引入传播学领域时，开启了与传播***治经济学将批判锋芒对准圈地日益集中化的趋势而对现实持一种较为消极悲观的态度不同的另一种研究方向，即在关注圈地的同时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重建传播公地的努力以及期望实现与资本决裂的自主传播实践上，从而在现象描绘和理论阐述中流露出积极乐观的一面。
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意大利，60、70年代期间的社会动荡促使一大批学生和社会群体要求成立自己的媒体来传播自治的理念。于是，为了突破当时既定的中心化、垂直等级制的信息传播秩序，他们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如涂鸦（graffiti）、广告牌（billboards）、报纸（newspaper）、印刷小册子（pamphlets）、偷播无线电台（pirate radio）等来表达他们的主张，并试***通过这些媒介传播形式建立一个多中心的传播秩序，以期在逆转信息工具论的努力中使信息成为集体共享的知识，于是，这些媒体成为了隶属于特定社会运动而兴起的另类媒体形态。然而，随着意大利的社会斗争在70年代末遭到***治打压而结束后，这些于运动中兴起的另类媒体也随之消失，但是，面对商业媒体扩大下所有权日益集中以及信息在被商品化后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现实，这些失落的另类媒体的实践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为80年代兴起的反对主流媒体报道及90年代为争取社会公正和民主的社会运动中兴起的另类媒体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这些与社会运动相关但又相对***的另类媒体希望通过实践自主传播的理念而重新确立信息共享和传播平等的社会现实。
（一）自主传播主体：集体合作的平行传播
从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的角度来看，与主流商业媒体中心化控制（centrally controlled）、垂直化（vertical）、等级制（hierarchical）、单向度信息传递（one-way flow messages）、专业人士制作新闻、促进被动消费的“压制性媒介使用”（repressive use of media）[14]的传播机制不同，另类媒体主张“***性的媒介使用”（emancipatory use of media）[15]，即去中心化（decentralised）、培养互动交流、积极制作新闻。因而，另类媒体的组织成员通常是一个集体（collectivity），大家在互相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维系媒体的运作，且内部与外部的传播关系是非中心控制的水平传播（horizontal communication），这一特点与早期公地体制内的人际传播类似，并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在另类媒体体制内得以充分体现。
第一，另类媒体的参与者一般都是非专业的志愿者（volunteer），在个人兴趣和主体意愿下加入媒体，从事新闻报道等工作，并且创办者与参与者是集体合作的关系，没有聘用等级制。因此，在西方一些另类媒体的研究学者看来，另类媒体的组织成员不是商业媒介体制运作下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16]，其人员构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在人的自我实现中从事公共传播的理想。
第二，另类媒体内部的决策通常是集体讨论决定，即共识决策法（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共识通常被定义为两方面的含义，一为普遍同意；二为达成普遍同意的过程。共识决策法强调的是一种决策过程，不仅追求参与者多数的同意，而且还解决和减轻少数人的反对以达成最多的同意。这种方法寻求最小的反对意见，通过并列不同的意见，增加了不可预测或创新方案出现的的可能性，在志愿者组织中非常流行，因此，在由志愿者组成的另类媒体中，决策只有取得最广泛的认可，才有希望被贯彻执行。当决策的强制执行难以实施时，就希望采用共识决策法，这样每一个参与者将被要求对决策施加影响。相对于那些多数派采取行动，并执行决策而没有更多的与少数投票人进行磋商的情况，少数派的意见必须更大程度的被考虑，因此，达成最终的共识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得以实现，但是这种机制充分体现了包容、合作以及平等主义的平行传播理念。虽然，共识决策法为内部决议的实施提供了模版，不过在不同的另类媒体传播实践中，作为一般原则的共识决策法会通过不同的具体实施策略得以实现，至少其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会因具体情况通过讨论得以解决。因此，当这一决策方式充分体现了另类媒体集体自治的理念时，如何付诸实现是另类媒体得以成功维系的关键要素之一。
第三，平行传播不仅体现在内部人事机制和决策方式上，还体现在传播者与阅听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大众传播体制下，传受者之间通常是单向度的传递与接受关系，但在提出公众参与及公众理解接受方式的主动性后，其关系演变为双向度的传递与反馈，但仍以单向度的传播为主。在这个关系中，专业化的新闻从业者通常被视为公众的代言人，即为公众说话（speak for the people），与之形成对照，另类媒体认为人人都是组成传播的媒介原点，通过倡导参与式传播打破传播者的专业门槛，让接受信息的阅听人有机会自我表达（speak from the people）[17]，即在生产者与接受者双重角色扮演中描述他们自己。
（二）自主传播空间：以社区为传播原点
在传播规模上，另类媒体的组建和运作有一定的地域性，通常以社区为基点并借助媒介技术以扩大传播范围，从这个角度看，有人将另类媒体具体称为社区媒体（community media）。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另类媒体的社区概念不是特指一块区域、某个地方或不同文化空间里的不同语言，而是强调基于对传播理念的共识和认同感而结成的传播共同体以及对保存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因此，有必要分层来分析与本文指涉和讨论的另类媒体特性相符的社区媒体。
一方面，从传播目的来看，社区不是单纯指涉传播范围，更重要的是其彰显出来的文化多样化和公民的参与性。由于商业媒体的规模经营和跨国传播，媒介产品在日趋同质化的倾向下培养了大批消费公民，即使在传播本土化的实践中，由于市场逻辑的驱使，主流商业媒体的本土化也只是为扩大商业利润而实施的策略，因此，公民的传播权力大都体现在一些无关痛痒却不产生实质影响的讨论及消费选择上，这种传播现状不仅大大削弱了媒介的公共传播特性，更减少了公民参与重要问题讨论和决策的机会。所以，为了恢复被主流商业媒体以消费能力碎片化切割的受众的传播权力及传播主体性，另类媒体通常以社区为组建基点，通过公民参与决策讨论、新闻制作等方式来促使公民实现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18]。
另一方面，从媒介技术的形态来看，另类媒体在互相合作中呈现出以社区为结点的全球连网态势。具体而言，对于印刷媒介、广播及电视来说，由于有限的资金支持，这类另类媒体通常只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运作，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原本地域性的传播得以扩大。不过，对于那些以网络形态存在的另类媒体如***媒介中心来说，尽管其传播范围是国际性的，但其源起是以西雅***为原点，然后扩散到全球，并且各地的***媒介中心是由当地媒介行动主义者来维持和运作，并根据本地反全球化运动展开的具体情况来新闻，因此，社区仍是在全球连网状态中另类媒体具体运作的主导空间和基石。
（三）自主传播方式：不赢利的非商业化运作
不以赢利为目的（non-profit）的非商业化（non-commercial）运作，不仅是另类媒体不同于主流商业媒体最显眼的传播特质，而且突出体现了其与资本决裂的自治理念。在这方面，有些另类媒体标榜自己为“***媒体”（independent media），这里的***主要就是指***于资本的控制。
首先，另类媒体一般不刊载广告，以免于报道初衷和内容会因牵扯广告商的利益而有所扭曲。但是，如果失去了作为主流商业媒体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另类媒体如何求得生存呢？一般而言，另类媒体会通过公民的捐助、非***府组织的资金投入或其他非商业赢利组织的赞助来获得经费的支持，其中，公众的捐助是主要来源。由于这些资金是用以维持另类媒体的生存和运作而不是为了获得同等或更多的回报或利润的收取，也就是说这些资金不是能带来金钱收益的商业资本，因此，另类媒体需要不断获得多渠道的资助才能维系下去，因为它自身无法产生能养活自己的经费，一旦失去了资助渠道或经费不足，另类媒体就会消亡。由此可见，另类媒体不仅在观点内容上处于边缘地带，其生存根基也常在边缘中挣扎。
其次，由于另类媒体没有广告收入，因而其阅听人的境遇不是批判学派所断言的商品受众，相反，媒体的开放性及公众的参与性是另类媒体的特征。虽然在部分文化研究学者看来，因受众存在对媒介传播内容不同的选择和理解方式而具有主动性，但在主流商业媒体传播的整体氛围下，这种在被动接受下体现出来的主动性通常不能对大的传播环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另类媒体的参与人员不仅本身是积极参与的公众，更希望通过传递被主流商业媒体忽视的内容唤起公众的主体意识，并通过积极参与到另类媒体的工作平台来增强公众的媒介素养和民主传播意识。
最后，由于另类媒体的参与者一般都是志愿者，没有工资收入，因而参与者都是基于对传播理念的共识和认同感而结成的传播共同体，这也是由另类媒体非商业化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工资收入的参与机制，一些另类报刊和广播在人员构成上也呈现出流动频繁的特点。
总之，另类媒体因无须为迎合广告商的利益而对报道初衷和宗旨作出让步，因而其传播自由度的空间较大。与此同时，由于其传播的内容包括一些被主流商业媒体忽略或反对的内容和观点，所以其传播的立场通常比较鲜明，在这一方面，另类媒体的传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将生活嵌入经济”的非市场经济的生存逻辑。
（四）自主传播目标：非替代性的每日实践
“如今，通过对全球媒介景观的一般性控制，高度集中的商业利益形塑了这个世界，并对我们所见所想的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们现在依赖跨国企业、银行、保险、公司、武器制造者以及商人来寻找、接受以及传递信息和观点”，这是另类媒体行动主义者帕特里克•凯德雷（Patrick Cadorette）对传播环境的描述。在这种全球媒介景观面前，不具规模、低预算、影响力甚小，成为主流商业媒体视域里另类媒体一般的生存状态，但正因为如此，另类媒体的存在呈现出“哪里都有我们”（We are everywhere）的态势。虽然媒介行动主义者对主流商业媒体带来的民主赤字不满，但是另类媒体的建立是否能取代商业媒体而成为主流呢？
无论是从当下的传播现实还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自治理念来看，以另类媒体取代主流商业媒体是一件目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可能，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呢？即使实现，是否能防止另类媒体成为另一种新的媒介垄断形式呢？ 因而，另类媒体在当下存在的意义“不是取代主流商业媒体，而是通过每日自主传播的实践挑战媒介商业集中化这个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19]。
三、另类媒体的价值困顿与评价体系
（一）影响力：替代性还是点缀性？
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影响力一般通过如下几个指标得以估量：第一，阅听人的成分和数量；第二，媒介的阅读率、收听率、收视率及点击率；第三，广告额（针对商业媒体）与收视费（针对公共广播）的多寡；第四，报道内容及质量的口碑；第五，媒体的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下，进入20世纪以来，市场研究及市场调查为量化上述五个指标提供了科学数字化的实现渠道。然而，对于媒体民主这个关涉媒介公共性的实质问题，不仅没有试***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评估，反而在关乎媒体经济影响力的科学测评面前退居第二位。然而，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媒体规模的扩张和对利润的追逐，在媒体信任度不断下降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在媒体民主改革的呼声中通过社会责任论、专业主义等手段寻求渐进性的改良，以修复民主赤字扩大这个媒介和社会的现实。
如果说，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上述五个指标得到具体测量的话，那么，如何来评估另类媒体的影响力呢？一般而言，这类另类媒体的规模较小、经费不多且无广告收入，因此，无法通过寻找付费的调查机构来获得上述五个方面内容的精确数字。但是，仔细想一想，主流媒体花费大量的资金通过专业调查公司对上述数字进行测评的目的是什么？从批判学派的观点来看，主要是将这些数字打包卖给广告商，从而使受众在看似自主新闻消费和娱乐中成为主流媒体的商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费者是上帝”这句流行于服务业的口号同样适用于主流商业媒体的运作之中，在此，作为具有新闻自由和传播权力主体的人成为了新闻消费主义商业氛围下物化的对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功利实用主义经济逻辑下媒体影响力的测评方式，另类媒体将媒体民主这个直接涉及媒介公共性的实质问题作为关注和实践的目标，通过反信息霸权的内容民主、参与式传播的空间民主以及社会运动的行动民主来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文化霸权和市场至上的经济逻辑，从而形成以公民为传播主体，自主创办媒体、自行报道新闻内容、自觉维护媒体民主机制的自治于国家和市场控制的传播实践。
虽说当下另类媒体的身影在全球呈现出“哪里都有我们”（We are everywhere）的态势，但限于非商业化的定位以及存在时间和规模的有限性，另类媒体取代主流商业媒体是一件暂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正如上文所言，另类媒体当下的自我定位在于通过每日自主传播的实践挑战媒介商业集中化这个符号现实，这一策略也体现了“放弃***，保持激进”的***治理念。然而，正因为另类媒体目前并不寻求通过“先锋队”（vanguard）领导在自主联合中通过类似***的方式取代主流商业媒体，所以，另类媒体的影响力处于一种模糊难定的状态：一方面，另类媒体因规模小、力量弱而无法成为替代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正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主流商业媒体因知晓自身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而不将另类媒体放在眼中，从而在宽容另类媒体分散性、小规模“繁荣”的现实中使其反而成为体现市场自由主义民主逻辑下的点缀性存在。
（二）评价方式：跳出制度性崇拜的围墙
在理论的分析视野中，关于“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的探讨常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主流/大众/商业是不好的，另类/小众/草根是一条民主之路。若按这种逻辑延伸理解，那么阅听人就得弃主流媒体而转向另类媒体作为了解社区、国家和世界的媒介载体。然而现实中，主流媒体仍然是人们获取资讯和了解时事的最主要渠道，这一点不仅是针对阅听人而言，另类媒体同样如此，主流媒体的信息是它们选择报道内容的重要参考之一。所以，对另类媒体的分析和评价首先要跳出简约的本质二元论。
主流媒体有其存在的理由，另类媒体对它的批评并不在于其专业化的运作方式和报道理念，也不在于其媒体规模的大小和全球性的扩展，而在于这些各类宏观、微观表现背后的所有权机制，这一点不是单凭另类媒体的非商业化运作实践能够从根本扭转的，而是与主流商业媒体身处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相关联。正是为了挑战媒介圈地下主流商业媒体在国家***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霸权以及在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决定论，另类媒体主张通过自主传播来唤起公众对主流媒体报道内容批判理解的主体意识以及在自主参与传播过程中实现自我赋权。因此，另类媒体在当下存在的价值意义并不在于替代主流媒体成为规模和数量上的“主流”，而是通过传播实践成为一种能影响公众主体意识继而再通过公众自主传播活动逐渐改变社会的“活权力”（live power）而非“死权力”（dead power）[20]，从而在社会和公众中起到一种媒介素养教育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另类媒体的影响力在短期内无法实现量化的测评，但作为一种修正主流商业媒体弊端的机制，另类媒体代表了一种努力方向和方式，即在自主传播实践中寻找传播公地如何重建的答案，并彰显了一种进步的且正在积淀的试***改变民主传播权力分配的民主力量。
事实上，就当下批判西方主流商业媒体垄断导致民主赤字的呼声而言，另类媒体并非重建传播公地理想的唯一行动者。基于对媒介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媒体改革运动不断兴起，从二十世纪30年代的反对商业广播、提倡公共广播的“广播运动”，到六、七十年代的倡言公共利益和反对媒介暴力的广播电视改革运动，再到八十年代维护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广播的公共利益义务的媒介监督组织的兴起，以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掀起的一股经由媒体启动、让市民参与新闻和信息制作过程、促进公共生活质量之风的“公共新闻运动”（public journalism）等，都从不同层面呈现出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内部某种修正机制的力量。正当西方的媒体民主改革运动在主流商业媒体内部掀起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改革的浪潮时，一些媒介行动主义者却看到了媒体民主改革囿于主流媒介体制内部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对主流商业媒体小修小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商业媒体的经济属性以及国家对媒体自由化发展***策的支持，因此，参与式民主在这些媒体上的实现空间和范围有限，与其去争取突破主流商业媒体的“把关人”以及有限的参与空间，不如***创办媒体来实现媒体的公民控制，这种公民控制既代表了更多社会上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又彰显出一种更彻底的媒介的社会控制，即在另类媒体创建和运作过程中，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反霸权运动在市民社会领域争取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层面，通过非商业化的运作将媒体的存在意义嵌入社会公民的需求之中，而不是将媒介作为赢利的工具，从而实现媒体作为传播公地的理性价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另类媒体并不代表所有异于主流商业媒体的非主流媒体，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另类媒体在现实中也存在几种危险倾向：第一，另类媒体的自主传播实践形式会被主流媒体吸纳，以及被带有种族主义、***主义等右翼色彩的媒体所借用从而造成混淆视听的局面[21]；第二，有一些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另类媒体在行动上倡导极左的暴力行为，这一点也不得不引起警惕；第三，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另类媒体在技术手段和传播范围上有很大的形态变化，但在新媒体与民主传播之间的关联问题上，要避免技术决定论的趋势。总之，鉴于“另类媒体”这个概念的历史流变性以及实践中的复杂性，对另类媒体的评价要跳出制度性崇拜的围墙，透过另类媒体“另类”的技术形态和实践程序，具体结合其传播的内容、运作的机制以及与社会运动的实际关联来判定其存在的意义和作用。
注 释：
英文的“alternative”一词，译成中文可有“另类、非主流的”与“替代的”两种含义选择。本文的翻译选择前者，主要是想突出其不一般的身份和其重建传播公地这个不一般理想的一般合法性。在台湾，另类媒体的研究学者习惯将其译为“替代性媒介”，这种译法直指另类媒体的目标作为，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主流媒体眼中“另类”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事实上才是他们的真实生活，所以，另类媒体有替代当下主流商业媒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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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劳工”概念的界定和讨论详见：McKercher, Catherine. & Mosco, Vincent. (Ed.). 2007.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nham : Lexingto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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