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北京八中少年班篇1
八少八素指北京第八中学的中学超常教育实验班（少儿班）和智力优秀学生综合素质开发实验班（素质班）。
少儿班：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高中全部学业，之后参加北京市统一高考。
素质班：第一阶段学制为4年，完成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全部学业；遵照上级文件批复精神，这项实验第二阶段顺延至高中，完成高中学业后参加北京市统一高考。
（来源：文章屋网 ）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2
“喜连成”的由来
牛秉坤，字子厚，同治五年(1866)出生于吉林。牛家祖籍甘肃，后移居山西。因家庭生活艰窘，无以为生，牛秉坤曾祖父牛金玉又从山西逃荒到吉林。逃荒前，家中人以砸碎家中仅有的一口铁锅，各执碎碴一片，作为日后重逢的凭证，故后人又把牛家称为“砸锅牛”。
牛金玉夫妇辗转来到了吉林省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先在小东门外种地，开菜园子，后又开店经营油盐烟麻。当时，松花江上，舟船往来络绎不绝，使小店生意非常兴隆，越做越大。1881年，牛金玉的孙子牛化麟病故，牛家企业的管理重担就落在了年仅15岁的少年牛秉坤肩上。
具有经营天赋的牛秉坤，继承和发展了家业，使牛家企业经营范围扩展到高级百货，后来又发展到金融业，开当铺、钱庄。在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太原、济南等都有牛家的企业。牛家的“升”字号店铺仅在北京就有17家之多，如专门经销绸缎的“恒升源”绸缎庄、以推销东北烟草为主的“恒升昌烟麻店”、以收旧衣物为主的“恒升禧当铺”、经营南北草药的“恒升堂药店”等等。牛秉坤为适应京城经销玉器古董的需要，又在琉璃厂开设一家“恒升润”玉器店，在前门西大街开设“恒升源”钱庄，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势力浩大的“山西帮”。他又出资在北京阜成门外建起“山西会馆”，专门接待那些来北京经营的山西老乡。到了民国十年(1921)，牛家几乎控制了北京的主要金融业、药材、山货和粮食生意。发展到民国十三年(1924)，牛秉坤的“恒升源”钱庄几乎成了北京和华北的主要私人银行，当时许多***要和***阀都要依靠牛秉坤筹划***需之资。牛秉坤在北京的势力是一般外地商人所不敢小视的，所以有“北方胡雪岩”之称。
牛秉坤的业余爱好丰富多彩。摄影、园艺、修理钟表，以及占卜、算卦、批八字等无所不好。他还经常吹打弹拉，凡笙管笛箫无不精通。他尤其喜欢戏曲，特别是对京剧情有独钟。
牛秉坤是个大孝子，由于母亲爱看京剧，1901年，牛秉坤通过京剧艺人叶春善(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之父)，请到北京“四喜班”戏班来吉林“康乐茶园”演出，为母亲办生日庆祝堂会。在交往和演出过程中，他通过观察和了解，知道叶春善为人诚恳，办事认真，精通京剧行当。牛秉坤很赏识和信赖叶春善，他提出：请叶开办一个京剧科班，由牛家出资，在北京、吉林两地轮流演出，既可解决牛家看戏的问题，也可以为京剧培养一批人才。叶对此很慎重，唯恐辜负了牛秉坤的美意，推托再三，方才应允。
牛秉坤拨出白银四百两作为开班经费。以他的三个儿子的***名喜贵、连贵、成贵各取一字，将科班定名为“喜连成”科班，又向北京东大寺精忠庙(清朝时对梨园行说公道话的机构)立案。招收了一批学员，并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十三位京剧名师分科执教。
由于“喜连成”科班办得红红火火，牛秉坤又为科班增加了投资，并派专人管理财务，使戏班越办越好。后来，牛秉坤同叶春善还结成了连襟。“喜连成”科班从1904年到1944年共招收了12班，培养了京剧学员700余人。很多学员日后在京剧界都成了“名角”，声誉极隆，比如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
牛秉坤慧眼识珠
如果说梅兰芳是世界艺术苍穹中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那么，造就这颗明星的诸多因素中，不得不提牛秉坤。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国丧”期间在北京不能唱戏。叶春善便带着“喜连成”戏班远下关东，来到松花江畔的小城吉林唱戏。
一天早晨，牛秉坤同叶春善在吉林城北山散步。一个在小树林练剑的少年一下子吸引住了牛秉坤的目光：但见他体态轻盈，动作敏捷，那剑被他舞得寒光闪闪，风声嗖嗖，仿佛把自己围在水泼不进的弧光圈里，牛秉坤简直看呆了。他酷爱京剧，也观赏过不少武术高手的表演，但这样的剑技还是不多见的，况且还是个孩子――叶春善介绍说，这孩子正是喜连成的学员，姓梅，艺名“喜群”。牛秉坤并不满意这个艺名，从此记挂着要给梅喜群起艺名的事。
一天，他专程来到腹有诗书的自家兄弟牛二爷家，请牛二爷给梅喜群起个艺名。牛二爷沉思了片刻，说：松、竹、梅、兰四君子中，“梅”最为高雅，只有“兰”才能配得上。如取“梅兰芳香”之意，可叫“梅兰芳”。牛秉坤一听，高兴地连声称好。梅喜群听了后，也非常喜欢。从此改名“梅兰芳”。
梅兰芳随“喜连成”戏班在吉林整整唱了两年戏。1915年春，牛秉坤带领“喜连成”戏班回北京。一路上在长春及奉天(沈阳)接连唱了几个月。“喜连成”戏班所到之地，众人奔走相告，都以一睹梅兰芳为快。梅兰芳经过四平街时，东边道尹兼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下令全城悬灯结彩，并且亲自到车站迎接。
“喜连成”戏班到沈阳演出《天女散花》时，奉天***务督办赵尔巽携眷看戏，并在演出后在衙署设宴招待梅兰芳。在天津演出时，又一炮打红，轰动全城。
梅兰芳名声大振东北又誉满津门，回到北京后戏单接踵而来，梨园界在广德楼演出，为梅兰芳挂了“头牌”，从而越演越红。
梅兰芳海外演出的
幕后推手
1913年，牛秉坤结识了日本文化人、京剧迷、《顺天时报》主编适武雄，并经常给他操京胡，给他说戏。该报设有“演艺专栏”，在当时戏剧界有较大的影响。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
牛秉坤又把目光聚焦到悔外。
他首先建议适武雄推荐梅兰芳出访日本。适武雄非常赞同他的远见卓识，积极为此事努力。1919年，日本帝国剧院董事长大昌喜八郎男爵来中国旅行，住在六国饭店。
大昌喜八郎是大昌财团的创始人，在日本财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牛秉坤便通过适武雄积极斡旋，请大昌看梅兰芳的戏。大昌看了梅兰芳主演的《天女散花》后，大为惊奇和赞赏。1919年四五月间，梅兰芳正式接受大昌喜八郎的邀请，一行三十五人，第一次赴日本演出。
梅兰芳在东京、大阪和神户共演出十七天，献演了十九个剧目，在日本各界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在全岛刮起了“梅兰芳旋风”。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东京大地震，东京帝国剧院被震毁。1924年9月，剧院修复。大昌喜八郎为了让剧院重新开业的开幕式更为隆重，也庆贺自己88岁的寿辰，特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梅兰芳此次在帝国剧院共演出15
场。其中《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盗盒》、《贵妃醉酒》、《嫦娥奔月》等戏，是梅兰芳专为大昌喜八郎88岁大寿演出的。
梅兰芳两次日本演出的巨大成功，都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路***司司长刘竹君的注意。他建议外交部可以利用梅兰芳的精湛技艺，为中国的外交做些工作。在他的推荐下，梅兰芳应北京***府外交部邀请，首先在外交部宴会厅为招待美国人在华北创办的几所学校的俱乐部委员会演出了一场京剧《嫦娥奔月》。梅兰芳以其细腻动人的表演，赢得了300多名美国教职员的赞赏，反响十分热烈。这种演出结果是外交部没有想到的，于是从那以后，梅兰芳的演出便成为招待外宾不可缺少的节目，以至于观看梅兰芳的京剧表演，也成为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心向往之的重要事情之一。
在那次观看梅兰芳为招待美国人演出的京剧《嫦娥奔月》的观众中，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思。
看完演出后，他当即就对陪同他的交通总长叶恭绰表示：
“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
演出后，芮恩思还亲自到梅兰芳家去拜访，表达了邀请他去美国演出的想法。
梅兰芳虽然曾经两次成功地访问了日本，但是他认为，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具有文化上的亲缘性，对于中国京剧的接受相对容易；而美国与中国的文化背景相去甚远，京剧艺术能否在这个异质文化的国土上引起反响，对他本人而言完全是一个未知之数。当时美国正被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困扰，经济恶化，市场低迷，一片萧条，人们会掏腰包去看来自异域的演出吗?如果演出不理想，那么不仅仅是剧团受损失，更是对中国京剧艺术和中华民族感情的一种伤害。
梅兰芳以一种对于京剧艺术的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来思考此次出行的意义，让芮恩思深受感动。他说：“请您放心，据我的分析判断，中国京剧一定会博得美国人的欢迎，并且可在世界上占一席地位的。”
1929年冬，梅兰芳率团从上海踏上了英国的“加拿大皇后”号邮轮，远涉重洋，到美国巡回演出。
让梅兰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纽约百老汇的第一场演出，就极其成功。许多美国人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所倾倒，由此对东方艺术文化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后来，黑市票价被炒至十六美元，翻了一倍还多。
梅兰芳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几十个城市共演出了72场戏，历时半年之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在美国掀起了一阵“梅兰芳热”的狂潮。
梅兰芳访美又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后来他又应邀去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演出。
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界的骄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京剧艺术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也成为享誉中外的京剧艺术大师。
君子情厚谢故人
梅兰芳功成名就后，念念不忘牛秉坤的知遇之恩，不止一次十分感慨地说：“没有牛秉坤，就没有喜连成科班，自然也就不会有我梅兰芳了。”
世事沧桑。1932年，
“九一八”事变后牛秉坤破产了。不愿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的牛秉坤，带领家人来到北平，暂住在他的连襟叶春善家。
梅兰芳得知后，表示决不能袖手旁观。在他的倡导下，北平伶界决定在北平广德楼戏院为牛秉坤举办三日义演。义演由梅兰芳领衔主演，参演的还有“喜连成”戏班的艺伶侯喜奎、贯大元、萧长华、李春林、姚佩兰、高百岁、陆喜才和小十三旦等人。
义演结束后，梅兰芳用这笔钱为牛秉坤在北平置办了“阴阳二宅”。即在北平宣武门外西河沿为牛秉坤购买了一所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供其养老。又用1500块现洋，买到了皖系***阀段祺瑞的一具楠木棺材。牛秉坤1943年病殁北平，死后果真用这款棺木收殓，运回吉林北山安葬。
1952年3月，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梅兰芳来东北义演，重返吉林故地。在火车上，梅兰芳就向吉林省文化局长陈海楼询问牛家后代人的情况及牛秉坤墓地的情况。得知牛家的后人都健康平安，牛秉坤的墓地也保存完好很欣慰。到了吉林市，梅兰芳在繁忙的演出准备期间，还抽空接见了牛秉坤的部分子孙，并给了一些资金。
梅兰芳在“吉林省实验京剧院”(原清末斯美茶园、新庆大戏院)共演出六天六场戏20多个剧目，群众三更排队购戏票，再次轰动吉林城。街谈巷议持续了许久，群众纷纷感谢牛秉坤给大家带来的福分。
演出刚刚结束，梅兰芳就乘坐一辆大马车，由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振庭陪同，牛秉坤长孙牛世勋带路，来到吉林城北沙河子乡晓光村牛家山祖茔，凭吊牛秉坤。梅兰芳站在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表达他对牛秉坤的感恩和思念之情。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梅兰芳在写《舞台生活四十年》之前，曾专门去征求牛秉坤夫人七姨太的意见。梅兰芳说：
“我要写《舞台生活四十年》，对老东家的功绩怎么谈哪?”七姨太说：“算了，他是个资本家，如果写他，对你们都不好，会犯错误的。”梅兰芳说：“老东家的恩情，我这辈子、下辈子都报不完。做人要有良心，我宁可犯错误，也要为老东家好好写一写。”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3
在左安门内，龙潭湖的西北处，有一条贯穿南北的铁道，在这条长长的铁道附近，曾屹立着一座高30多米的七层八角玲珑宝塔。相传这座宝塔是金朝法藏寺的遗存，名为法塔，但人们都称它为“乏塔”，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京城旧有 “西城五塔，东城没塔”之说，这指的是以天安门为界，以西有五座历久悠久、风格迥异的古塔，它们分别是“塔砖胡同的万松老人塔”、“北海琼华岛上的白塔”“西长安街庆寿寺的双塔（已拆）”和“阜内大街上的妙应寺白塔”，但是过了天安门以东却一座塔也没有，于是这个美丽的传说也就开始于此。话说一日鲁班带着妹妹来逛京城，看到繁花似锦的京城虽然美丽，但其中的宝塔却分布不均，那些高大雄伟的宝塔全建在西边，而东边却一座也没有。为此他心中不悦就对妹妹说：“你看北京城虽然漂亮，但东边却缺个宝塔。”妹妹见哥哥心有不快，就对他说：“这还不简单，回头咱们给东边立个宝塔不就行了。”鲁班兄妹云游四海，寻找漂亮的塔样。当他们来到了杭州西子湖畔时，妹妹一眼就看上了钟灵秀美的雷峰塔，哥哥鲁班也觉得宝塔样式不错，于是兄妹两人开始动手建塔，从日头偏西一直忙到定更天，一座七层八面的玲珑宝塔就建好了。宝塔建好后，鲁班的妹妹就对着宝塔说：“老塔呀，老塔，北京东面没有宝塔，你愿意去吗？”没想到宝塔立刻就回答：“愿意去！”鲁班对宝塔说：“那你就去吧，切记，一路上不要休息，二更动身，四更到北京，不到五更你就要找好地方，如果过了五更，你就永远动不了啦！”老塔答应了一声，就变成一个尖头顶、穿灰布袍的黑大汉，辞别鲁班兄妹后，老塔奔着北面就走了。果然老塔脚下生风，不到四更天，就快走到北京城了。老塔走着走着，就听见一座大庙里隐约传来说笑声，他往里一看，原来是庙里几个值更的人，在墙角边上赌钱呢。老塔一看时辰尚早，他正好也走累了，就站在墙外一边休息，一边探头看庙里的人赌钱。老塔越看越爱看， 甚至还被逗得哈哈大笑，他这么一笑可不打紧，可把庙里这几位吓得够呛，大伙回头一看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墙外站了这么一位黑大个，长得像妖精，笑声像打雷，人们也顾不得手中的钱了，扔了钱转头就往庙里跑。老塔一看人都跑了，自己也该往前赶路了，可就在这时，庙里的晨钟响了，远处的公鸡也叫了，老塔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原来正是五更天到了，只听“呼”的一声，黑大个变成了一座七层八面、高十余丈的雄伟宝塔。由于宝塔与寺墙挨得太近，竟把寺墙挤塌了一片，庙中的方丈闻声，赶忙带着徒弟们出殿观看，一看有座大塔不知何时从天而降，可吓坏了方丈，他连忙带着徒弟们跪地磕头。就在这么一跪的时候，小和尚们却意外发现了昨儿晚上丢在地上的铜钱，虽然值更的人知道钱是他们的，但谁也不敢说出昨儿晚上赌钱的事。方丈看到一地的钱，他可乐了，说：“这一定是上天赐给我们修墙的。”于是这些钱便成了修墙的专款，墙很快就修好了，但从此以后宝塔就再也没动过一步。人们都说：“这座鲁班爷修的塔，是因为走累啦，所以才站在这里，应该叫它‘乏塔’。”久而久之这座宝塔便叫作“乏塔”了。
其实，这座雄伟壮观的宝塔当然不会 “从天而降”，也不可能真是鲁班兄妹亲手建造的，它是明景泰年间由太监刘永诚、王受、阮普耳、裴善静等众人捐资修建的。除了这座宝塔，塔下这座清幽肃穆的寺院也是由他们出资修缮的。提起这座寺院，它的历史可要比宝塔久远多了，史载其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名为弥陀寺，是金中都城外的一座巨刹，后因战事频繁，寺庙倾颓。白云苍狗，岁月如梭，当弥陀寺再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时，已是百年之后明正统年间的事了。据《敕赐法藏寺记》的拓片上记载：正统十年（1445）九月九日，御马监太监裴善静、张得山，与大功德禅寺住持右善世祖渊一起到弥陀寺参拜，当他们看到这座几乎坍塌的古刹时，不禁唏嘘不止，既感慨于弥陀寺百年不绝的历史，同时又为它不堪的处境而叹息。于是三人发下宏愿重修弥陀寺，裴、张两位公公随即慷慨解囊。明清两朝太监出资修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由于太监六根不全，死后不能进入祖坟，而且又无子女赡养，因此他们会将平生所攒积蓄都用来修庙。一来是祈求来生能够幸福安顺，远离这种不幸;二来也是为出宫后找个安身之处，像北长街上的万寿兴隆寺、鼓楼后娘娘庙胡同的鸿恩观、蓝靛厂的立马关帝庙、八宝山上的褒忠护国祠都是有名的“公公庙”。而文中所提到的祖渊禅师更是位大德高僧，他位居僧录司右善世，大师十四岁出家，一生品行高洁，曾出任过多座名山大刹的住持，像福州的雪峰寺、北京的大功德寺、江宁凤翔山的普宁禅寺等等。明宣德皇帝非常钦佩禅师精深的佛法，曾多次赐田赐物赡养大师，但大师却用这些物品来修建庙宇重振佛法，他度化的弟子数以万计，人们对他的敬仰犹如泰山北斗。因此在他们的号召下，修缮寺庙的物资很快就准备齐全，从正统九年（1444）开始，到景泰二年（1451）正月完工。在近6年的时间中，所有参与者殚精竭虑，这座设施齐全装饰精美的寺院终于拔地而起，墙垣围绕，重门掩映，大雄宝殿、三圣殿、天王殿、伽蓝祖师殿、钟鼓楼无一不金碧辉煌，为此朝廷还特赐法藏寺寺额。 胡同里的许多居民都不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座宝塔
修缮一新的法藏寺，梵宇幽静，宝相庄严，俨然成为了左安门内的一座巨刹。就在同年（景泰二年）秋天，御马监的太监刘永诚、王受、阮普耳、裴善静等众又捐资在庙内建造了一座七层八面玲珑宝塔，并且由道孚大和尚亲自题写碑记。这位道孚禅师可是明代的律宗高僧，在当时的佛教界影响很大，《补续高僧传》中称其“年度弟子数万，得戒四众百亿，门弟子千余辈，皆缚禅秉律，阐化一方”。
话题归正再来讲讲这座宝塔，这座塔造型古朴，工艺独特。在塔的每面都开有一门二窗，门内供有一佛一灯，两侧的窗内则设有供佛的灯龛，八面的下层建有塔廊，廊内摆满了琉璃宝灯。每到上元佳节，僧人就会点起宝灯供佛，奏乐绕塔，点点灯光，香云缥缈，佛乐空灵，仿佛仙境一般。不少史料都记载了上元佳节法藏寺燃灯绕塔的情景，如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载：“（塔）窗置一佛，佛设一灯，凡窗八，凡级七，凡五十八佛，凡五十八灯，岁上元夜，塔遍灯，僧遍绕，奏乐乐佛，金光明空，乐作天上矣。”然而笔者在查看明道孚禅师为宝塔落成题写的碑记时，有了新发现：首先是就塔内所供灯的盏数，在不少古籍与现代史料中都记载塔内供佛58尊，灯58盏，但拓片上却清晰地记载着宝塔共设168盏灯，这个数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宝塔每级有八面，每面都有一门两窗，且在这些门窗内都摆有供佛的灯盏，一层就是24盏，共有7层，所以宝灯共有168盏。其次就是塔的名字，这座塔在文献中的记载，不是弥陀塔就是法塔或是白塔，几乎没有关于此塔正式名称的记载，但在碑记中却明确记载了该塔的名称，名为“无量诸佛传灯宝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塔供有那么多的佛像及那么多盏宝灯。另外还有一层喻义是指佛法像明灯一样照亮世界指引迷途，在《维摩诘经》中云：“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不少文人墨客都曾为夜观法藏寺留下了优美的诗篇，明万历年间礼部右侍郎郭正哉写道：“古刹城东寺，莲花处处开，金轮平地转，香雨半天来，清话逢元度，论文有辨才，如非幻境，云水两徘徊。”同时期的许州知州王应翼也有：“七层@堵七围照，烨烨朗朗分悬燎。霜露安敢蚀辉光，诸佛诸魔向灯笑。初疑天上火轮旋，又疑大内鳌山耀。村林闪闪烟气中，一下一高焰影绕。我随僧众礼光明，雁惊风急铃铿铿。”
无量诸佛传灯宝塔除了佛多、灯多以外，它还是一座在京城内不多见的空心可登的高塔，北京因为风沙严重，故多建实心塔，像辽朝的天宁寺塔、金朝的双塔、明朝的慈寿寺塔等等。这座高约15丈的法藏寺宝塔落成后，人们对于登塔远眺京城的美景趋之若鹜。尤其到九九重阳日时，除了赏菊，佩带茱萸以外，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登高远眺了，因为人们相信在这天登高，不但可以避***而且还有步步登高之意，所以在这天登无量诸佛传灯宝塔的人更是川流不息。清末震均所著的《天咫偶闻》中就有重九人们登塔时的详细描写：“（塔内）容人之地无多，登者蚁附至绝顶，则才容二客挨肩而过。斗室之中，喘息不得出，竟不知其何乐。”由此可见人们登塔的“热情”，但很可惜那座在金代就已经存在的弥陀寺（后来的法藏寺）在清朝的中晚期就已经圮废了。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4
一位出身优渥的知识女性，热血投入抗日洪流，嫁给了一位将***。毕生致力于办教育，热忱，低调，有坚持，靠品格而不是身份赢得尊重。也许，这就是王季青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
1913年农历正月二十八，王季青出生于辽宁沈阳，五岁丧父。“九一八”事变后，随母亲流亡北平，就读于志成中学和北师大附中，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抗日烽火中，她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北平学联南下宣传团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成员。1936年加入中国***。“七七”事变后，奔赴晋西北参加八路***。同年底调至三五九旅，在旅部担任文化教员。不久，经、关向应介绍，与该旅旅长***结为夫妻。
那时候她完全想不到，未来，“将***夫人”会是她始终不能摆脱的标签。她似乎一生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资炫耀或可供利用的身份。她自己曾说，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所学校。她的一生也是这么实践的。
王季青曾先后担任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大学副校长、******区俄文专科学校校长。1954年初，她以行***12级之位，选择了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北京女八中，担任校长。位于新文化街的第八女子中学（现在的鲁迅中学），前身是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笃志女中，***后收归国有。新中国初期，原来任教的英国人回国了，从燕京大学聘请的教师也不再来校兼课，师资没有保证，学生则由原来的300人猛增到900多人。在当年7月市教育局组织的统一考试中，女八中高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一半以上学生不及格，初中二年级八个班及格者不足10%，有的班只有两三个学生及格。
对此，王季青的看法是，“学生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老师的问题。”当时北京市师资奇缺，加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很多单位不敢用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历史问题的人。作为校长的王季青，不怕“招降纳叛”的大帽子和被视为“***”的压力，接纳和聘请了不少因“出身问题”受到影响的青年，关心信赖他们。很快，女八中的初中升学就达到了市一流水平。1959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考进了一类大学，1963年，高中毕业生近四分之一被清华、北大、科技大学录取。
她识英才，更可贵的是对教师的爱护。1957年“反右”运动时，有三位青年教师言词激烈，按当时的标准，轻易就能划为“”。王季青顶住压力，保护了这三位有才华的青年人。她说：“这三位老师是反对我，并不是。他们对***支部提意见，并不是对整个***有意见。”
“”期间，女八中的***宣队要清算王季青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说她“招降纳叛”，搞“智育第一”。但是回到女八中接受批斗时，***一没让她戴高帽，二没给她挂黑牌，而是搬来一把帆布椅，让她坐在批斗台上，走了一个过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气氛的批斗会实不多见。虽然自身难保，她仍然尽最大的可能，关心保护其他遭受迫害的人们。“王妈妈的家”曾是一个充满温暖和友爱的根据地，直到今天，这些已经当了爷爷奶奶的人聚会时，那段经历还是一个总不消退的话题。
在疯狂的年代，温情难得，理智难得。尽管身不由己在时代的洪流里载浮载沉，王季青一直坚持一种立场，不做“驯服工具”。她说：***员又不是马戏团的马，用绳子来驯服的（驯字由马和三条绳子构成）。
“”结束后，六十多岁的王季青被***任命为中教司巡视员，先后赴十几个省份深入调研。三个孙子要念小学，有人主动帮忙联系，北京市重点小学实验二小同意接收。她知道后大发脾气，说：“普通家庭一个孩子进实验二小都很困难，我们一家进去三个，这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今后还怎么到学校检查工作？”后来，这三个孩子都改到普通小学就读。
***去世后，湖南、***、黑龙江等地送来了反映将***战斗生涯的剧本，有的还专程来征询意见，愿意由地方出资拍摄，都被王季青谢绝了。她说，***和国家给***的荣誉已经够高了，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再拍连续剧。现在还有不少孩子因为贫困没有学上，你们把这笔钱用来建学校或捐给“希望工程”，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她身体力行，把***去世后的抚恤金和家里的藏画变卖，捐给黑龙***一农垦大学的贫困生。
从知识女性投身***、由***者当上中学校长的“首长夫人”，并不止王季青一个。如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任北京101中校长，宋仰初的夫人杨滨先后在女一中和男四中当校长，周扬的夫人苏灵扬任北京师大女子附中的校长……在她们身上，有着种种时代的烙印，作为人，亦有着让今天的人们也不能否认的真诚与执著。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5
关键词：缠头；演艺；优伶
中***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25
作者简介：孙民纪（1954~），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副编审、作家、画家，本刊封面设计者（上海 200336）。
收稿日期：2011-06-24
缠头――演艺的酬资
演艺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通过演出活动，博得观赏者赠遗的钱物，此类钱物，通常称之为“缠头”。
缠头一词较早见于唐代。唐代歌舞艺人演出时，常以罗锦缠在头上为美饰。《太平御览》[1]卷八一五引《唐书》：
旧俗，赏歌舞艺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缠头。
演毕，观赏者多以罗锦为赠，表示酬谢。如杜甫《即事》诗称：“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或谓之红绡。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或称之宫锦，显示出酬赠的贵重。李贺《许公子郑姬歌》：“宫锦千端买沉醉”。以这类丝织品作为酬赠，其本意也许是给歌舞艺人添置一些头面饰物。
但缠头之赠，其对象并不限于歌伎舞姬，如唐代将领、铁勒人仆固怀恩，也曾受到这样的酬赠，且谓为“缠头”。《旧唐书•一二一•仆固怀恩传》：
酒酣，怀恩起舞，（骆）奉先赠以缠头彩。
仆固怀恩作为胡人，大概性喜歌舞，而骆奉先赠以彩物，名曰“缠头”，这里如果没有歧视的意思，则这缠头之赠，在唐人也许是一种近似礼仪的风尚。所以，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四称：“唐时宾客宴集，为人起舞，当此礼者，以彩物为赠，谓之缠头，（略）***妓筵舞者，亦有缠头赠”。这里既然说宾客的起舞与***妓的起舞同样都以缠头为赠，可见缠头的对象，并无贵贱之分。然而，这“缠头”一词的使用，大概仍有几分狎亵的意味，尽管可以用于士人，但在宫廷演出中，皇帝对乐伎伶女的赏赐，似乎很少称之为“缠头”。《太平广记》[2]卷二百四引《卢氏杂说》：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何满子》，声调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
又郑处诲《明皇杂录》[3]：“女伶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出入宫中及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赐以金臂环”。都不称之缠头。不过也偶有例外。乐史《杨太真外传》[4]卷上：
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略）唯妃女弟秦国夫人端坐观之。曲罢，上戏曰：阿瞒乐籍，今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
玄宗这里所说的缠头，正如他自称的乐籍一样，无非是戏语罢了。
实际上，所谓缠头，不仅是对提供“艺”的服务的酬物，而且也包括“色”的服务的报偿，***家卖笑售春之所得，也名为“缠头”。如徐士鸾《宋艳》[5]卷八引《宋诗钞》：
晁冲之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京师，狎官妓李师师，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宾从杂沓，声艳一时。
缠头一词用于狎妓，其含义或许类似所谓“梳笼”，这两个词汇都围绕着头面的妆饰，即：无论沽色还是售艺，大概都以脸面的艳美为首要，正如常见的红颜二字，代指可意的女子。
先秦的优戏演出，似乎还没有显得商品化，而多是凭其伎艺，谋取糊口果腹之食。《礼记•王制》：
侏儒、百工，各以器食。
疏曰：“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廪饩食之”。侏儒与倡优同类，故俳优也应当是以其伎能作为生计。
《国语•晋语》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楚国的优孟，在宫廷中任乐长之职。《金石古文》一三．楚相孙叔敖碑：“孟，故楚之乐长”。因而优孟的生计，大概在于“阜隶食职”。而晋之优施，为骊姬的亲信，参预上层***治，所以其经济状况，即便不是锦衣玉食，想也不致于捉襟见肘。
秦汉之际，优旃得宠于始皇、二世，而后又入汉之乐府，因此他应当是始终都有着固定的收入。汉代宫廷中侏儒的收入，或如《汉书•东方朔传》所称：“侏儒长三尺，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馀，亦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又《说苑》卷九．正谏：“侏儒有馀酒，而死士渴”。可见汉时侏儒在宫廷不仅有一定的收入，并且待遇也不甚低。
先秦时，活动于民间的伎艺人，有时也能够通过其表演而获得一些报偿，如《列子•说符》中以技妄游的宋国的兰子，当他以绝妙的伎艺表演于宋元君面前时，“元君大惊，立赐金帛”。汉时，如《盐铁论》所称：“民家有客，尚备倡优奇变之乐”。可知民间的俳优已不鲜见，而他们所提供的伎艺服务，大概也会得到一定的钱物报偿。
到了隋唐以至五代期间。以彩锦作为演出的报酬，是用来代替钱币，因为此间市肆很少用钱。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称：“自汉末币制坏乱，官私出入，皆罕用钱。隋唐之世，币制稍见整饬，然贸迁亦随之加广，民间交易，仍罕用钱。（略）此等情形，终五代之世，未有之改”。玄宗、德宗、宪宗诸世，均屡申钱禁，而通行市肆以代钱币者，则以丝织品最为常见。如王溥《唐会要》称：“开元十三年，敕绫罗、绢布、杂货等皆令通用”。又，“开元二十二年，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自今以后，所有庄宅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锦等，其馀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
宋元以后，民间交易多用银钱，或银、钞并用，但“缠头”之名，却未因此而废，它除了称之狎妓的夜资，而且也常常作为优伶戏钱的泛称。至此，缠头之资已多是黄白之物或宝钞，而不再是彩锦绫罗，但袭用“缠头”这一字眼，好像可以使裸的肉体交易与伎艺买卖，显示出高雅的古风，至少听起来就没有一丝铜臭气了。
宫廷演艺人的收入
宫廷演艺人的收入，自然也不可以称为“缠头”。他们的收入主要在于固定的薪俸。
唐代教坊的伎艺人，则按时发饷。崔令钦《教坊记》[6]：
入宜春院，四季给米。
由于教坊的伎艺人大都有一定的官职，即《教坊记》补录所说的“流辈皆有爵命”，所以这“四季给米”也许可以归于官俸之列。初唐的官俸，每年分两次支付。杜佑《通典》卷三五：“其春夏二季春给，秋冬二季秋给。”而朝官的侍从和执役者则在开元初年由季给改为月给，不久连朝官也由季给变为月俸。《通典》同卷：“防阁、庶仆，旧制季分，月俸食料杂用即有月分，诸官应月给。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谓之（月）俸。”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九则称：“开元二十九年，定百官月俸。”所以，宜春院的“四季给米”，后来在教坊就变成了按月发给俸料。段安节《乐府杂录》[7]：
计司每月请料，于乐寺给散。
乐寺或即太常寺。可见，宫廷伎艺人是由太常寺发给月俸，称之“请料”，正是俸料。《教坊记》称：这些宫廷伎艺人“皆有爵命”，他们的爵命，不见得太低，或许高低有别，即便是最低的品第，如九品，据《通典》所载，贞观时朝官正九品的禄俸是五十七石，开元末的俸禄则以钱计，其“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庶仆四百，通计千九百。”而教坊伎艺人的俸禄，显然不会比这更低。但这官俸虽以钱计，实际上仍然是“给米”，正如吕思勉《隋唐五代史》所说：唐代的俸禄“计价究以钱为便，故虽用他物博易，计价仍多以钱”。也正如白居易《观刈麦》诗称：“吏禄三百石”，同样都是“给米”。
宋代教坊的优伶，也是按月支取固定的薪俸。周密《武林旧事》卷四：
内中上教博士 王喜 刘景长 曹友闻 朱邦直 孙福 胡永年（夹注：）各支月银一十两。
此时的俸禄，已经不再是给米。另据郑景望《蒙斋笔谈》[8]载：某位显宦所蓄的声伎，也是“月赋以金”。
明代宫廷有时从民间选拔优伶，入选者给予口粮。***龄《明武宗外记》[9]：
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诸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给食。及到京，留其技精者，给予口粮。
这里所说的口粮，大概不仅仅限于食料，可能也包括一些必需的杂用之资。
清代宫廷的优伶，享有固定的俸银，并分列不同的等级。如嘉庆末年的宫廷优伶俸银，据王芷章所编《清升平署志略》[10]
第二章称：
总管一名
大班
首领二名
学生无定额
俸银
食四两缺二分
食三两缺五分
食二两五钱缺八分
食二两钱粮者无定额
小班
首领二名
学生无定额
俸银
食三两缺三分
食二两五钱缺五分
食二两钱粮无定额
所谓“学生”，即宫廷教习的优伶。由于他们多来自苏、扬两地而“皆吃稻米故，复定每人给白米十口，此项白米，均由官三仓按四季发领（这倒像是唐教坊的四季给米），即为养家口之资”。这些“学生等所食钱粮，则由崇文门税务处，每年提银九千两，作为发放俸银之用”。此外，“学生等于死亡之后，并例有崇文门赏银十两，首领为二十五两，其家口灵柩，命织造府便船带回”。
道光元年，又对南府、景山外边学生下裁员之诏，并又重新规定各等俸银，但与嘉庆末年的俸银制度出入不大。而此时宫廷优伶所食白米，如道光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内总管大臣禧恩、穆彰阿合疏上奏所称：“向来民籍学生，每月除钱粮米石外，均有口分
食米，核计每年所食白米，应需用四千数百馀石”。
清升平署内，自首领以下，还有因病裁减其月银的章程。《清升平署志略》第三章称：“按月裁退一两，如所食为四两时，第一个月裁一两，剩食三两，第二个月又裁一两，剩食二两，以下类推；倘病至四个月，即全行裁去，至病愈时方准回复”。可见皇恩浩荡。而这些因优伶生病所扣发的月银，是否被首领们私下侵吞，则又无从知道了。
为皇家服务的优伶，除了享有固定的薪俸，有时还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其中最常见的额外收入是奖赏。《新唐书》礼乐志称：玄宗时，“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如优人黄幡绰。王谠《唐语林》[11]卷五：黄幡绰“曰，内财吉！上欢甚，即赐之”。《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称，唐僖宗乾符间，“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奖赏除了金帛，也有住宅。《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甲第名园之赐，莫匪伶官”。这种风气延及五代时期。《通鉴》二八五：后晋齐王时，“优人一谈一笑称旨，往往赐束帛万钱，锦袍银带”。又《通鉴》二八九：后汉高祖乾 二年，“帝初除三年丧，听乐，赐伶人锦袍玉带”。又《宋艳》卷八引《画墁录》：
建中贞元间，藩镇至京师，多于旗亭合乐，郭汾阳缠头彩率千匹，教坊梨园小儿所劳，各以千计。
宋代教坊名优丁线见（一作丁仙现）也常常得到奖赏。范公《过庭录》[12]：“元间，伶人丁线见教长，以谐俳称。宰相新拜，教坊长副廷参，即事打一俳戏之语，赐绢五匹”。后世优伶亦然。谈迁《北游录》[13]纪闻下．伶人：“上不善饮酒，所征诸伶，各召试，人赐段二匹，银三十金，同阉人寓直”。
宫廷优伶额外收入的另一方式，是在为宫廷服务之馀，也献艺于民间。如唐教坊的庞三娘乘大 汴州之机，顺便另谋财路。《教坊记》补录：“庞三娘善歌舞，（略）尝大汴州，以名字求雇”。宋优丁线见、刘景长等，也常在瓦舍表演杂剧，《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略）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或由此获得一些额外收入。
对于极少数的宫廷优伶，竟然还有一种很特殊的额外收入，即受贿。郑綮《开天传信记》[14]：“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上每嘉之。文树髭生颔下，貌类猿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黄幡绰，祈不言之”此人密赂黄幡绰，是畏惧他那张刻薄的利嘴。但这类情形，大概极为少见。
民间演艺人的收入
至于民间优伶的缠头收入，自然没有定数，或多或少，这大概要看运气如何。唐代曾有流浪的优人，或凭其演艺乞钱。段成式《酉阳杂俎》[15]：
有优人李伯怜，游泾州，乞钱，得百斛。
又张读《宣室志》[16]：
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于豪贵之门，善谈谑，故又以之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
另一些唐代民间优伶，收入也有很可观的时候，如范资《玉堂闲话》[17]称：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略）召僧道，启斋宴，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
如果是为朝廷或官府服务，宋元人称之为“和雇”或“唤官身”，其所得往往会高于在民间卖艺的收入，因而伎艺人大都乐意为之，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民间优伶。《梦粱录》卷十三．团行：
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也。
至于常非月所述唐代民间演出《谈容娘》的俳优和伶工，大概也不会是无偿献艺。他们的活动，很像是宋代打野呵的路岐人。宋代路岐人是以卖艺为生。吴自牧《梦粱录》[18]卷二十：“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在这种场所献艺的优伶，往往要像乞儿似的讨赏。《水浒全传》五十一回：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略）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往，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
路岐人的演出，往往得钱甚少。耐得翁《都城纪胜》[19]：“今街市有乐人三五成队，专赶春场、看潮、赏芙蓉及酒座祗应，与钱亦不多”。通常只是勉强糊口。明人《杌闲评》[20]二回：“只得丑驴领着孩子，终日上街打花鼓，翻筋斗，觅些钱钞来糊口”。即便是给钱甚少，但看客们总都得给一些，而不可一毛不拔。这种风气，至迟在宋代已经形成。周南《山房集》[21]卷四：
自一钱以上皆取焉，然独不能鉴空。
“鉴空”一词甚妙。否则就难免惹些口角，甚至还会闹出乱子。类似的乱子，见于《水浒全传》五十一回：
白秀英托起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略）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雷横大怒，（略）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
所谓“独不能鉴空”，在这里似乎已经作为“子弟门庭”，也许是成了戏行或戏场的惯例，甚至是规矩。倘若是在固定场所献艺，如金元之勾栏，自然也要收钱，如杂剧《蓝采和》称：
你做场作戏，也则是谎人钱。
勾栏收费，似乎是按人头给钱。朝鲜汉语读本《朴事通谚解》：
勾栏里看杂技去来，去时怎么得入去？一个人与他五个钱时放入去。
清代戏馆有所谓散座，与此相似，名之曰“座儿钱”。杨掌生《梦华琐录》[22]：
（四大徽班）在茶园演剧，观者人出钱百九十二，曰座儿钱。
沈太侔《宣南零梦录》[23]曾记述了光绪时北京戏馆的座儿钱：“光绪乙亥，余年十一，侍先慈入京。是为三庆、四喜最盛时代，池子每座当十钱六百文，后增至八百（每百枚合当铜元一枚）”。又：“当时各园散座，每人收京蚨一千三百文，即现在当十铜元十三枚也”。座儿钱也有高低之分，这要看演出者是名班还是普通戏班，如四大徽班演出所收的座儿钱就比较高，此外，如杨掌生《梦华琐录》所说：
惟嵩祝座儿钱，与四大班等。（略）下此为小班，为西班，茶园座儿钱，以次递减有差。
除了座儿钱，戏馆里又有包桌，也各有其价。《宣南零梦录》：
包桌六千。楼上每桌当十钱六千，后增至八千（每千合当铜元十枚）。
此外还有官座，其价钱更高。如《宣南零梦录》又称：
又有所谓官座，系平连三桌，间以木板，每座售京蚨二十四千。绅商请客，必先日定官座。
至于堂会演出，不同时期也各有大致的价钱。罗瘿公《鞠部丛谭》[24]：
从前堂会，外串普通名角皆系银二两，较优者为四两。（略。而后）堂会全班，日以继夜，最多不过三百两。
又如《梦华琐录》[25]称：“堂会必演此五部（指四大徽班及嵩祝班），日费百馀缗”。
官宦富绅的家班中的优伶，大都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一般按月给钱，或曰“月费”。如清人《红闺》[26]七十四回陈小儒对其家班的优伶说道：
每月班子里的月费，亦照数去领。
每逢赛神活动，往往都要演戏，这就会给优伶们带来挣钱的机会。赛神活动一般都是集资，其中有借机强索钱财者。赵淳《上赵奇丞论***祀》：
南人好尚***祠，借庙宇为名，假迎神之礼，或装土偶，名曰舍人，拉入人家，迫胁显疏，多者索至十千，小者亦不下一千。或装土偶，名曰急脚，立于道衢，拦街觅钱。
有的地方甚至由地方官出面，召集乡宦富绅，筹措戏钱。如明代苏州某戏班，“持了一个乡宦赵侍御的书来托（华亭县）晁知县看顾”，于是，晁知县约请乡宦士绅，“俱来赏新到的戏子”，此见于西周生《醒世姻缘传》[27]五回：
又在大寺内搭了高台，唱《目莲救母记》，与众百姓们玩赏。连唱了半个月，方才唱完。这些请过的乡绅举监，挨次独自回席，俱是这班戏子承应。唱过，每乡宦约齐了都是十两，举人都是八两，监生每家三十两，其余富家大室共凑了五百两，六房皂快共合拢二百两，足二千金不止。
招唤戏班演剧，往往先要预付定钱。吴敬梓《儒林外史》[28]二十五回：
邵管家笑道：正是如此，老爷吩咐要定二十本戏。（略）这是五十两定银，鲍师父，你且收了，其馀的，领班子过去再付。
可见定钱只是戏钱的一部分。《红闺》[29]二十八回：“二郎套车，亲至隐春园，说定江公寿期，唱戏十本，先交了定金若干”。又《岐路灯》十八回：“又与瑞云班子定了一本整戏。讲明价钱，先与定钱”。故而这“价钱”与“定钱”不同。
至迟在明代，优伶演戏，已经自标戏价，以最低限为数目，并以一本为计价单位。《杌闲评》四回：
他定要四两一本，赏钱在外。
不同的戏班，其每一本的戏价，又各不相同。李渔《连城璧》[30]第一回：
别的梨园，每做一本，不过三四两、五六两戏钱。他这一班，定要十二两，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
上好的戏班，自然是奇货可居，缠头之资甚昂。
张岱《陶庵梦忆》[31]：
夜在庙演剧。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自武林者，缠头日数万钱。
不仅戏班以上下之别，所获戏钱有多有寡，如《儒林外史》二十五回称：鲍文卿父子带着戏班到“天长杜府去做戏，做了四十多天回来，足足赚了一百几十两银子。父子两个，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尽”。这次收入显然是意外地丰厚。而戏班中优伶的缠头之资，也各据其色艺的或高或低，又分为不同的档次。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
苏州脚色优劣，以戏钱多寡为差。有七两六钱、六两四钱、五两二钱、四两八钱、三两六钱之分。内班脚色，皆七两三钱。
如此戏价，既是声价，也算是身价。倘若是名优，则根本不受这些档次的限制。《扬州画舫录》[32]卷五：
四川魏三儿，号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
而明代某一海盐戏班，接连演唱两夜，所得戏钱却总共只有四两。《***词话》[33]六十四回：
与了戏子四两银子，打发出门。
可想而知，其人均收入，自然是少得可怜。故而这缠头之资，在优伶中间，确实有天壤之别。倘是青楼***妓为狎客们演戏，所获的缠头，则又比优伶高出甚多，这也许是售艺兼有售春之资。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34]上卷：
年来教习女优，凡十岁以上，十五以下，声容并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长，妆束登埸，神移四座，缠头之资，十倍梨园。
清代优伶演出，曾一度有包银，后来又改为戏份。罗瘿公《菊部丛谈》[35]：“长庚时，搭班各角皆有包银，最多者每季不过大钱八百吊，每日车钱八吊而已。后无包银，改为日份，多者不过四十吊。戊子时，鑫培增至一百二十吊，为数最丰。戏园卖座，每人一吊三百文，合现在铜子十三枚耳”。所谓“日份”，亦即戏份。沈太侔《宣南零梦录》[36]：“名伶如谭秀英、杨猴子、孙菊仙，每日仅拿三四千戏份”。
除了演出收入之外，优伶还常在私寓宴客，这往往也是作为他们经济收入的一项。何刚德《春明梦录》[37]下：“若就饮其家，则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二十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
演艺的额外赏赐
优伶演剧获得戏钱的同时，通常还会受到额外的赏赐。《杌闲评》[38]二回：
二公叫家人赏众戏子每名一两，那小旦分外又是一两。
又，各色社火俱着退去，各赏新历钱钞。
有时，出色的角儿的赏钱，抵得上整个戏班所得赏钱的全部。李绿园《岐路灯》[39]十九回：
盛公子叫宝剑儿：‘取钱二千，班上人一千，玉花儿一千。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元霄节招戏班演剧，赏下整笸箩的铜钱，撒向戏台，讨个喜庆，博得贾老太太的欢心。《红楼梦》五十三回：
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了笸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将桌上散堆钱，每人撮了一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毕，向台一撒，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呵。
《红楼梦》稍后，有人承其笔意，也描述贾府寿宴，用炕桌赏小钱。归锄子《红楼梦补》[40]三十五回：“林之孝家的叫了二十二名小厮用炕桌抬了十桌子共二百串满钱，赏了他们”。又韩邦庆《海上花列传》[41]四十四回：
只有赖公子捧腹大笑，极其得意，唱过半出，就令当差的放赏，那当差的将一卷洋钱散放在巴斗内，呈公子过目，望台上只一撒，但闻索郎一声响，便见许多晶莹 耀的东西，满台乱滚。
这戏钱之外的赏赐，全在主人的高兴，随意多少，故其所赏，名目不一，除了银钞小钱，还有器物。夏庭芝《青楼集》[42]张怡云条：
史取银二定（锭）酹歌。席终，左右欲彻（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将去，留待二先生来此受用。其赏音有如此者。
赏物也有衣裳。《儒林外史》二十五回：
那一班十几个小戏子，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赏他一件棉袄，一双鞋袜。
除了戏钱和赏物，自然也要管饭。《岐路灯》十八回：
盛希侨道：我们要看戏时，叫上一班子戏，不过费上十几千钱，赏他们三四个下色席面。
演艺收入的差别
明清仕人，每呼优伶侑酒，则按人头赏钱，所赏亦各有价，且潮涨潮落，行情不定。胡式钰《窦存》[43]卷三：
若辈声价已较二十年前大减，然每一侍酒，在座者犹须每人赏白金二两也。
有的巨商甚至长年包用某优伶侑酒，出资万金。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44]卷三：
嘉庆初，四喜部旦色某郎何姓绝艳，长芦盐商贾查友圻，岁予以万金，约以值查侑酒。
也有一些官僚为了讨得优伶的欢心，竟然以内府所藏古画多幅为赠。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卷三：“蕙香善满郎中某，予画十数幅，每幅下蝇头楷书，署曰臣某恭进，盖皆乾隆间内府所藏”。
清季玩赏戏曲，狎亵优伶，已成为权贵士绅们豪侈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官府或者私宅，往往都为此不惜挥金如土。金安清《水窗春呓》[45]卷下．河厅奢侈：
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略）霜降后，则以数万金至苏召名优，为安澜演剧之用。
官埸迎送、人际交往、婚礼丧仪、节日寿辰，必设种种盛宴，每宴则必有戏。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46]
乙巳四十六岁（道光二十五年）：
每次皆戏两班。（略）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馀金。（略）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略）终日送往迎来，听宴会。
杨味云《觉花寮杂记》[47] ：
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宴会一次， 动需巨万。
又：每届新春，各署各科皆有团拜，每宴费三四百金，名角皆可罗致。
宴会花销，似乎是戏钱居首，如此，戏钱也就成了清人开支中不可缺少的一大项目。
唐代的五陵年少，寻花平康，问柳章台，为之千金散尽；至清，则贪欢优伶，销魂梨园，为之倾囊而不惜，所以，清代曾称艳一时的优伶，颇不乏因演戏而致富者。李登齐《常谈丛录》：
（春台班米喜子）岁佣值白金七百两，遂以致富。
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48]卷一：
（徐桂林）年十四来都下，越五年，年十九矣，拥万金以归。
杨掌生《辛壬癸甲录》[49]
（桂喜）以色艺倾动都人士，一时游侠子弟，竞饰厨传，积金钱，愿纳交，惴惴然惟恐不得当。期年间累四五万金。歌楼望桂喜，如神仙中人。
杨掌生《丁年玉荀志》：
（翠香）一二年间，为其师赚四五万金。
俞蛟《梦厂杂著》卷一：“蜀伶陈银，走数千里来京师，入宜庆部。（略）数年间，侑觞媚寝，所得金绮珠玉累数万。（略）凡踵门求款曲者，无缠头之赠，赠或不丰，皆拒不纳”。又如天汉浮槎散人《秋坪新语》称：“蜀伶陈 碧（即陈银）在宜庆部，色艺倾都下，日久，缠头所入，资累巨万”。如此丰厚的缠头，只是在走红之际，一旦年老色衰，就往往是另一回事了。李绿园《岐路灯》二一回：
那唱小旦的，小名叫做黑妮。前几年也唱过响戏，如今不值钱了。
但像名优们那样的好财运，并不是所有的优伶都可遇可求，普通优伶所获的缠头，与此往往有天壤之别。如道光间，有名为白山所撰《灵台小补•梨园粗论》[50]中，录有杂诗数首，其中说道：
髫龄子弟数千千，埋没梨园太可怜；
酷暑严寒都受尽，万般辛苦几文钱。
按照通常的说法，这“万般辛苦几文钱”一语，完全可以说是“字字血泪”了。对于多数优伶来说，其缠头之资，也确确实实是经过万般辛苦和屈辱才得来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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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n Tou” (Present Actors with Brocade)
SUN Min-ji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6
3月13日，一份有北京六十五中的袁日涉、南宁市星湖小学的覃麟越等全国25万名有志于祖国环保事业的同学建议设立“儿童生态节”的议案，由全国人大代表、南宁市市长林国强转交给全国人大，向全国人大建议设立“儿童生态节”，此事在北京、在南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小就学会保护环境，珍惜一片森林、每一条江河、每一寸土地，确实让大人感动。这也是每一位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的公民应尽的责任。特别是3月4日，胡爷爷在看望全国***协十届四次会议的代表时就社会主义荣辱观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要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本文来自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
这八句话及时明确地告诉我们青少年何为荣，何为耻；知荣则必为之，知辱则切不可为。
因此，覃麟越环保小队向全市中小学生发出倡议：
1、将“八荣八耻”具体内容铭记在心，努力将“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作为人生准则。
2、争创“八荣班”，做到的三件事：
（1）班内有“八荣八耻”的宣传布置
（2）将“八荣八耻”贯彻落实到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
（3）结合本班特色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创“八荣”特色班。
3、争当“八荣”好少年，努力做到：
（1）继续培养生态的意识和习惯，进一步开展环保行动——“一张纸小队”、“绿色银行”、“少年先锋林”等。
（2）从节约身边一张废纸、使用文明用语、节约水电、不乱花零钱等小行动做起，培养好习惯好道德。
亲爱的伙伴们，“少年强则国强”。现代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给了我们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我们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这“八荣八耻”将为我们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指明方向，也将成为我们每个小学生做人的准则。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7
今年，红梅的儿子面临“小升初”，各种压力和纠结让红梅几近崩溃。而佟女士不仅不用承受这份压力，而且还为即将升入初二的女儿安排了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暑假，“看着以前的同学和家长那么煎熬，真觉得我们挺幸运的。女儿在学习上不费劲，正好可以让她在其他方面锻炼锻炼。假期里给她安排了两个旅游，以调整状态，迎接一年后的初三。”
“我算是想明白了，在现在这种应试大环境下，孩子只有应试好了才能进行素质教育，否则你就会被卷入更加严酷的应试教育中。”柳女士说。她女儿今年“幼升小”，在育民学校和育才学校“超常儿童”筛选测试中落选了，不过，凭借着两次考试的锻炼以及“育才”临考前的培训，柳女士的女儿顺利考上了朝阳区的一所名校。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更多的家长领着孩子在应试的道路上逃离应试。
有人曾经问中科院心理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主任施建农：什么是好学校？他说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有好学生就会有好学校。确实，好学生对于“好学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学校间对生源的抢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两年，***及北京市教委对“小升初”阶段的奥数竞赛及“坑班”的整治力度越来越大。不过，一位培训机构业内人士透露，“不让奥数与升学挂钩，没有了‘坑班’，这些好学校就不选拔好学生了吗？不可能！”
这位培训机构内部人员以海淀区一所著名中学为例。“神测”（超常儿童筛查测试）结束后，这个学校便从初试的孩子中选拔了1000多人组成了夏令营。夏令营中，孩子们上午会学习中学的几何、物理、化学等，下午则参加针对上午所讲内容进行的考试。“虽然夏令营只是为他们的超常儿童实验班选拔人才，但是，这个学校‘点招’的孩子很多都出自这里。”
不少进行“超常儿童”教育实验的学校都一再声明，学校此举与“掐尖儿”、“抢生源”无关，但是，事实上，“超常儿童”的选拔早已不是少数高智商孩子的智力游戏，它已经演化成孩子“幼升小”和“小升初”的另一条捷径。
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家长被卷入其中，有不少家长今年带着孩子参加“八少”（北京八中少年班）和“八素”（北京八中素质班）的考试，明年可能就会出现在“人大附中早培班”和“清华附中优才班”的选拔现场。
在今天的培训市场上，奥数、外语、舞蹈、钢琴等培训班多如牛毛，结果导致其价格也变得相对透明。而“超常特训”还属于比较新的项目，再加上专业性较强，利润也相当可观。
“一位家长在咨询时说，一期培训班是6000元，如果过不了初试，会退一半的钱。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培训班在每个孩子身上都会至少挣到3000元。”施建农说。
有了考“育民”的失败经历后，柳女士在考“育才”的前一天终于去了被很多家长提及的“桦树湾”上了最后半天的培训课。“真的挺贵的，半天的培训费就一千好几。”柳女士介绍，这半天的培训主要是做“真题”。如果一个6岁的孩子准备明年考“育民”或“育才”，他报一个“思维训练课程”加一个“模考课程”就要花1.31万元。这还只是一个孩子在一个机构报名的情况。
在一个北京家长圈中声望很高的论坛上，有数据显示，2013年参加育民小学超常班初试的有2789人，我们仅估算即使其中的零头70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费用也将近1000万元。在巨大利益面前，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就会被使用，个别“超常儿童”培训机构不停地强调自己的“真题”与中科院心理所的题目“相似度”非常高。因此，参加培训的孩子在“超常儿童”实验班的初试中有更高的通过率。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8
一、大一写中国诗歌史。在我的倡议下，我就提出，全班108名同学共同商定要撰写《中国诗歌史》，我们五八级大一同学100人决心在100天完成100万字的《中国诗歌史》。我们首先组织力量去调研，几乎访遍了在北京的著名作家、诗人、教授，如：郭沫若、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巴金、茅盾、曹禺、叶圣陶、冰心、丁玲、阿英以及王瑶、游国恩、林庚、沙订，等等。同时，又组织同学到北京***书馆、中科院***书馆、北大***书馆借来了五六千册书，在胜利楼四层挪出一间大教室，作为编委会的***书资料室。我们先访郭沫若老先生，一次就谈了七个小时。郭老给我们以莫大的鼓励，他说：“你们真不简单，大一的学生，刚一入学就敢写《中国诗歌史》。我赞成，我支持。”阿英即钱杏邦老师听说我们要向他请教太平天国、、辛亥***时期诗歌情况，也十分高兴，为我们开了两大间房，让同学们到他家中住，连读几天给大家介绍近代史上的诗歌历史。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送来了太平天国的诗，铁道部送来了火车头诗选，文联送来了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的大批原稿……一年中同学们在老师们帮助下，完成百余万字的诗史初稿，同学们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二、赴密云修水库，炼钢铁。我们一到密云，马上投入战斗，每个人都像小老虎。在劳动锻炼中一些高校得了一两面红旗，我们一个班竟然得了八面红旗。后来校友聚会时，不少人都拿着当时的照片倍感骄傲，
三、写***回忆录并创作了千首诗歌。写文学史与采风兼顾，108人写了上千首诗，后来班上同学中出现了多位作家和诗人，分别成为北京作协、中国作协的会员。
四、“”中，我们不少干部和教师，被造反派诬陷关入牛棚。即使在难以容忍的污辱迫害中，我们也没忘记著书立说，当时我的家被抄7次，藏书除《毛选》、《鲁迅全集》，其他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劳动之余，想看看书写写文章，已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但半年过后，我完成了两本书的初稿。这两本书是：《诗词详注》和《鲁迅诗歌详注》。然后，请林传鼎老先生参加，帮我们刻钢板。这两本书一个多月即刻完毕，我怕有错误，又骑车到中华书局，求周振甫先生修改，他老人家虽然也在牛棚中，天天在打扫厕所，还是挤出时间，帮我修改了这两本书稿，这些修改稿，如今也都成了文物。
五、“”后率先创办第一所民办大学。1977年高校开始招生，但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还有百分之九十几的青年进不了大学，我们马上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即全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当即与地质部合作共同招生，我还请***同志写了校名，请***同志写了校训，到各大学请来义务兼职教授，一下子收生30万人，姜春云、张海迪等都是我们北京自修大学的首届学生。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9
美籍新闻系教师斯诺：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34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新闻系当时只有六七个教员，其中一半由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通讯社和报社驻华记者兼任。
斯诺担任新闻撰述学、旅行通讯等课程的教学。第一次上课，斯诺的开场白颇具亲和力：“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以讨论、谈心的方式教学，很受学生的欢迎。
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集了大量“***”给学生看，还经常在家中向学生们披露那些被封锁的国内外消息，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一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6月，斯诺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仍兼任燕大的讲师。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当时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清华的***（后任中央***治局***、***副***）、燕大的黄华（后任***副***、外交部部长）、北大的黄敬（后任一机部部长）都是斯诺家的常客。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示威现场采访。“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在国外许多报刊上刊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5年底，斯诺得知红***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立即产生了冒险到那块红色区域采访的强烈愿望。在***和中共华北局的帮助下，斯诺得偿所愿。1936年6月，他带着向友人怀特借的16毫米小型摄影机和一架照相机，从北平出发，经西安辗转到了陕北。
7月8日，斯诺在安塞百家坪遇见。亲自为第一位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拟定了参观访问日程，并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斯诺原以为他在陕北的采访、摄影都会受到限制，听了的话，他感到非常意外和兴奋。
7月11日，斯诺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迎接。对他说：“你这个险冒得好，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新闻，你真是撞上大运了，肯定能出一本畅销书。”
斯诺自由地在陕甘宁边区及红***西征前线进行采访，其对象包括中共领导人、红***将领以及普通红***战士和群众。
毫无疑问，采访才是斯诺此行的重头戏。7月、9月、10月，斯诺多次在保安居住的窑洞里同他长谈，通常是从晚上9点开始，到次日凌晨2点结束。跟他无所不谈，包括***、苏维埃运动、红***的成长、5次反“围剿”、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普通红***战士的英雄故事，等等。还应斯诺的恳求，首次讲述了他的个人经历。
在一次白天采L时，斯诺提出给拍照，欣然应允。斯诺选好角度，发现头发很长，他觉得“戴上***帽才更像红***领袖”，于是就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缀有红五星的***帽戴在的头上，然后摁下快门，相机记录下的历史性镜头。
10月底，斯诺带着记得满满的采访笔记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及电影胶片，离开保安经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斯诺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自己的见闻，展示了他拍摄的一张张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斯评论报》率先刊登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斯诺拍摄的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着，世界许多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登载斯诺的报道和摄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闻学会在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全体大会，斯诺在会上首次放映了反映陕北的影片，燕大学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等红***领导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历史学会在临湖轩召开选举会，斯诺用汉语作了访陕见闻的报告，然后放映了其拍摄的幻灯片300多张，电影300余尺，使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国统区青年学生看到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1937年6月，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不久该书在英国公开出版。英文版本最早来到了燕大，在许多学生中流传。1938年2月，中译本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和红***的真正形象。
七七事变后，日***侵占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斯诺在住所掩护了不少抗日青年，其中有不少被列入黑名单的燕大学生。斯诺帮助这些学生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离北平，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斯诺家中存放着西山抗日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珠宝。游击队请他帮助变卖以解决***需，并提出给斯诺高额回扣。斯诺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我建议你们把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放了。”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释放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斯诺也托人帮助游击队把黄金、珠宝变卖了出去。
1937年7月，***正在北平治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去燕大找到斯诺，请他设法带她出去。斯诺让***化装成他家的“保姆”，一起乘火车抵达天津，日***在车站严查所有中国旅客。斯诺对日本人说：“我是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人挥手放行。然后，斯诺将***送到英法租界，托付给好朋友、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于当夜亲自护送***乘船去了山东烟台。
斯诺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1939年9月下旬，斯诺赴延安与重聚。从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民身上，斯诺看到中国人民热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精神面貌。他把《西行漫记》赠给。在为斯诺举行的欢迎晚会上，举着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的***策的书。”
《西行漫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奔赴***圣地延安，身边带的除了路费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记》。
1941年，斯诺返回美国，但他仍关心、关注着中国，并于1960年、1964年、1970年3次访华，每次都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每次到访，斯诺都毫无例外地造访燕园，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对燕京大学的深深眷念。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病逝世。发唁电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斯诺在弥留之际，最后一吐毕生之情感：“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半骨灰被安葬于燕园的未名湖畔。送了花圈，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英籍经济系教师林迈可：称他为中国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5年9月3日，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10月20日，访英时在英国议会再次说道：“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
1937年12月，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林迈可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任为该校经济学导师。林迈可与白求恩同船来华，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4月，林迈可利用复活节假期，邀约燕大两名青年教师乘火车去保定，再骑车到游击区，接触了***领导的游击队。同年夏，他带着新买的蔡司伊康相机，与同事戴德华来到冀中根据地，见到了冀中***区司令员吕正操，随后他们被护送越过平汉铁路，抵达晋察冀根据地，受到司令员***的热情接待。不久，他又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总部见到总司令，并利用自学的无线电技术为八路***总部检修了无线电通信设备。
在长期供给不足、武器装备低劣、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坚持敌后抗战。林迈可认为这是一支让人尊敬的伟大***队，他还亲自参加了游击队破袭平汉铁路的战斗。
更让他喜不自禁的是，在五台山与白求恩重逢。白求恩腾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就带着他参观简陋的医院和手术现场。为了不让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两匹骡子驮着医药器材，巡回到前线替伤兵动手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林迈可用相机拍摄了白求恩牵着骡子到前线抢救伤员的珍贵镜头。
临别时，林迈可掏出为数有限的美金塞给了白求恩，请他到北平去休养些时日子。白求恩答应等有空闲一定去。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1939年11月，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在遗嘱中写道：“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林迈可的英文姓）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寄回加拿大）。”
林迈可也像白求恩那样，投入抗日行动中去，尽其所能帮助八路***。他利用外籍人士享有的治外法权，为八路***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药品等紧缺物资。
当时药品大都是进口的，为方便八路***使用，他找到他的女学生李效黎帮忙把药品说明书翻译成中文。他把实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愿意跟随他去冒任何风险。后来他俩结成终身伴侣。
他们还为八路***采购手术器械、通信器材、机油等紧缺物资，林迈可以周末旅游为名，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些物资，一次次地通过日***哨卡，将物资交给设在北平西郊的游击队秘密联络站，再输送到抗日根据地。他还借用司徒雷登的汽车，把国民******二十九***留给八路***的6皮箱短***、地雷及***用收发报机等***用物资，分3次送到西山普照寺附近的联络点，交给八路***接头人。
1941年12月8日早上，林迈可夫妇收听到广播：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林迈可预感日本人肯定会上门找麻烦。他当机立断，开车带着妻子和好友班威廉夫妇驶出燕大东校门。不到10分钟，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从西校门开进燕大，抓捕抗日师生，封锁了校园。
林迈可驾车出城，义无反顾地去找八路***。他们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到达河北涞水县小峰口八路***平西司令部。司令员萧克亲自给林迈可一行接风，并请林迈可帮忙检修电台。林迈可穿上八路******服，与班威廉一道，把收发报机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改造，还组装了一批便携式***用小电台，使平西电台收发报能力大大提高。
1942年春节后，林迈可被***聘请为晋察冀***区通信技术顾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林迈可他们先后为晋察冀根据地上百部无线电通信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升级改造，使无线电通信指挥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
接着，林迈可和班威廉还受聘到晋察冀无线电培训班任教，讲授无线电技术原理，为晋察冀培养了高层次通信专门人才，也为新中国储备了一批通信、电子、航天事业的领***人和领导者。
1944年5月，林迈可到达延安。、在杨家岭会见他一家。他听不懂讲的湖南话，妻子李效黎就给他当“翻译”。他后来这样描述此次谈话：“他（）侃侃而谈，先问我到中国以前住在哪里，做过什么事情；然后说不管我是从哪里来，或者出于什么原因来到中国，对我参加八路***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觉得很高兴。我告诉他，我能碰上和八路***一起打日本，这是我的光荣。”
林迈可希望尽快工作，他对说：“我觉得，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打破新闻封锁，用无线电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很欣赏他的这个想法，聘请他担任“第十八集团***总司令部无线电通讯顾问”。
在时任***三局局长的王诤的全力支持下，林迈可设计建造了600瓦的大型发报机和定向天线，准确计算出美国旧金山所处方位在延安东北偏北一点，又借助经纬仪测量出延安所在地理方位，将巨大的V形定向天线准确地架设完成。
8月8日，在的直接参与下，新华社英文部用这套设备首次对外试播。林迈可应邀兼任新华社英文部顾问，负责新华社英文稿件的审定。9月1日，英文部正式开播。
不久，美***观察组来到延安。他们说，美国西部可以收到延安发出的新闻，中共领导的***队在华北抗日的消息开始在美国、欧洲传播。稍晚又传来消息，地处与美国相反方向的印度加尔各答，也收到了延安的新闻。“延安声音”终于冲破了的新闻封锁，直接传向了世界。
林迈可还亲自撰写了许多新闻和文章在《泰晤士报》《卫报》等国际主流媒体上发表，介绍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民抗日斗争情况。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带着分别出生在晋察冀、延安的一双儿女回到英国。他从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勋爵爵位，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他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还出版了《抗战中的中共》《八路***抗日根据地见闻录》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新中成立后，林迈可多次访华，每每流连于燕园未名湖畔。1994年2月，他在美国病逝，享年85岁。
2015年3月始，“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片展在上海、北京等地巡展，展出了林迈可在平西、晋察冀、延安拍摄的大量照片，再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战斗、生活的情景，这些影像资料是他对中国的又一重要贡献。
英籍物理学系教师班威廉：称他对八路***的帮助是很多的
班威廉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1929年受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担任物理学系主任长达10之久。
七七事变后，班威廉曾利用物理实验室的设备，秘密收听国外和大后方的抗日广播，在燕大师生中散播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引起大家的共鸣。
1940年，他和好友林迈可一起，利用从国外买回的通信零部件，为八路***组装无线电发报机。林迈可负责线路设计，班威廉秘密地在物理学实验车间焊接底板，不到一个月就组装了十几部发报机，然后通过妙峰山交通线，将这批发报机送到抗日根据地。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通知他，他们随时有被日本宪兵抓捕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班威廉夫妇坐林迈可驾驶的汽车逃离燕京大学，在游击队的帮助下，经平西挺进***司令部，于12月25日转移到河北平山晋察冀***区司令部驻地，受到司令员***的接见。***给班威廉的印象是“看来更像是一位大学校长，而多过是一位游击战略家”。
当时，晋察冀***区成立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无线电研究组，但无线电专门人才匮乏。***恳留班威廉和林迈可做研究组的导师，由陪同班、林夫妇从平西到晋察冀的王士光担任他们的助手，还派人去北平、天津搜集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为他们创造开展学术活动的条件。
研究组后根据需要改称培训班，按英语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分成甲乙两班。甲班（8人）由班、林直接授课；乙班（10人）由学员中上过大学的王士光、林爽，先把林、班的英文讲稿译成中文，再给学员辅导。
培训的必修课有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交流及高频）和无线电工程学4门；选修课有高等电磁学、光学、无线理论、量子论、相对论等。班威廉担任基础理论课的教学，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即使在反“扫荡”转移中也没有中断，若遇上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中挂上黑板上课。
班、林在提高学员的理论素养的同时，还带领学生研究组装了一台当时急需的超外差式接收机，改装了上百部大功率通信电台，既解决了战时需要，又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
班威廉按正规大学的教学规程严格要求学员，对每个人均写出评语，一丝不苟。
学员们学习勤奋刻苦，一年中便学完了全部高等物理学和大学微积分，班威廉认为他们“可以比较任何第一流大学成绩毫无愧色”“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他甚至诧异地发问：“我在国统区教学很久，为什么没有遇到这样多好的学生？怎么好的学生都到八路***里来了？”
班威廉经常在晚饭后约学员与他们夫妇一同散步，一方面锻炼提高学员们的英语口语水平，一方面便于跟农民接触，学员自然成为他的义务翻译。他和一个放羊娃的家庭认了干亲，经常去串门。他每天都写日记，把这一段的经历和调查的各方面资料都作了详细记录，准备回国之后写一本书。
在平山吊里村这个不起眼的培训班里，走出了新中国通信、电子、邮电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如，邮电部部长钟夫翔是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七机部副部长梁骥、林爽是导弹航天事业奠基人，林爽还是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四机部副部长王士光曾负责组织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从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的电子装备的研制试验工作；总参通信兵部主任江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衔。
1943年8月10日，班威廉离开晋察冀边区，9月抵达延安，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与、、林伯渠等人作了深入的交流，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华侨毛纺厂、中央印刷所和***日报社等。他感慨地说：“我们不禁想到这些窑洞对于中国的将来，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有着多么重大的影响。”
1944年1月4日，亲自登门拜访，与班威廉亲切交谈。对这次会见，班威廉后来写道：“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班威廉教授等对我***的帮助是很多的。
班威廉夫妇1945年返回英国。他们根据自己的日记，将这段传奇经历写成《新西行漫记》，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一起成为外国人描写中国***抗战事迹的著名作品。
班威廉后移居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94年在美国去世，终年87岁。
美籍心理学系教师夏仁德：称他给予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很大的帮助
夏仁德1919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从美国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于心理学系，先后长达20余年之久。
夏仁德风趣幽默，喜欢以交谈、问答等形式上课。全校800多名学生，竟有150多人选修他主讲的心理卫生课。在讲工业社会心理学时，他大胆地将《***宣言》这本当时的“***”列为必读书目。
他一直同情、支持中国抗战，他在燕南园60号的家成了中共秘密组织召开会议的场所、收藏***重要文件和进步书刊的保险柜，还是进步学生躲避***警搜捕的藏身之所。
1935年，许德珩（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组织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在偌大的北平竟找不到一席之地开会，多次把夏仁德家的客厅借作会议室。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燕大部分外籍教职工持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态度，夏仁德在校务会议上据理说服他们；有学生参加游行被捕，饥寒交加，他亲自送去食物；他还把家里的后门钥匙交给燕大学生骨干黄华等，让他们自由进出，密议救亡工作。
1936年1月，受***委托，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在夏仁德的家里，用两天的时间，向燕京、清华的学生***员黄华、蒋南翔（曾任***部长）等讲授有关***的知识。后黄华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要不要给黄华发文凭。夏仁德极力坚持给黄华发文凭，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学生！”
2月29日拂晓，400多***警冲进清华园抓捕爱国学生。夏仁德将蒋南翔等几名学运骨干藏匿家中。他们把《八一宣言》等***的重要文件藏在地毯下面，躲过了***警的搜查。
1936年底，斯诺从陕北回到燕大，在夏仁德的客厅里向燕大20多个学生介绍陕北见闻，并展示《西行漫记》的部分初稿和照片、影片。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求学，燕大成立了以夏仁德橹飨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学校拨出一笔经费，扶持困难学生在校内勤工俭学。但学校拨款不够，夏仁德就用自己的薪水补贴，而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俭朴。人们经常看到，他穿着蓝布大褂，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燕园里忙碌的身影。
当时，燕大的学子胸中燃烧着抗日爱国的热情，都想直接参加抗日救国。夏仁德向校长司徒雷登建议，资助学生的这一行动。司徒雷登明确表示，学生无论到大后方还是敌后根据地，都应该支持，并交由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办理。
夏仁德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两条线路：一条是绕道上海，再进入大后方成都，参加工业合作社运动；另一条是穿过西山，直达八路***平西司令部，再到晋察冀或者延安。从1940年冬到1941年夏，他们先后把3批学生输送到抗日最需要的地方。这些从燕大走出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高级干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夏仁德本可同林迈可他们一起撤退，但中共***员学生赵凤章有一个柳条箱、近200本“***”藏在他家壁橱里，一旦被日***搜出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四处打电话找到赵凤章，问他那些东西是否可以烧掉。赵用英语回答，我正想取回销毁。
在危急时刻，夏仁德不顾自己的安危，留下来亲手销毁书籍，保证了赵凤章等人的安全。但他却因来不及撤离而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山东潍县日***集中营，度过了两年的牢狱生活。1943年9月，美、日交换战俘，他才得以回到美国。
1945年春，夏仁德辗转到成都燕大继续任教。1946年发生美***士兵中国女学生事件，夏仁德似乎忘记了国籍，背书“抗议美***暴行”的标语，与学生一起进城游行示威。1948年8月，***警包围燕大搜捕爱国学生，夏仁德把被列入黑名单的学生藏匿在家中阁楼上，夜半时分帮助学生跳出院墙，投奔***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恶。8月，背负特嫌“罪名”的夏仁德黯然返回美国。直到20多年后的1973年，夏仁德夫妇才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在会见他时说：你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人才，你从抗日救亡运动到***战争，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
1981年7月4日，夏仁德在病重之际，口述一封给燕大校友的信，末尾一句话是：“我深深地景仰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和你们在其中的贡献。”7月11日，夏仁德辞世，享年83岁。
燕大校友把他的名字刻在未名湖与临湖轩之间的山石上，以示缅怀和景仰。
英籍数学系教师赖朴吾：萧克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赖朴吾，1932年6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8月乘船来到上海，在教会学校麦伦书院任教4年。1936年，他受聘任燕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刚来中国时，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璞吾”，意即未经雕琢的玉石；曾用名“普吾”，以普普通通自喻；最终用名“朴吾”，则更像他一生的写照：朴实、朴素。
人如其名。初到燕京大学，赖朴吾以副教授身份，本可住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等教授宿舍，但他坚持住和学生一样的普通房间，经常拿着脸盆和毛巾到狭小的盥洗室洗脸、洗衣服，与学生合用浴室，一起在学生饭厅就餐。他生活节俭，冬天穿中式棉袍，但是帮助学生却非常慷慨，因此和很多学生成了知心朋友。
赖朴吾同情中国***。他早在上海，就与新西兰人艾黎结为好友，后艾黎等人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倡导建立各种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在日本侵华战争阴影下的失业工人和难民开展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前线。1939年，艾黎邀请赖朴吾到成都参加“工合”运动，协助自己做“工合”的组织领导工作。赖朴吾认为“工合”工作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中国人民，欣然应允前往。
是年夏，赖朴吾徒步1500多公里越过日伪***封锁线，前往四川。途中，他访问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萧克等八路***将领的接见。随后，他与在陕西的艾黎会合，一起经西安到达成都。
在成都，赖朴吾首先以第三方的“工合”视察员身份，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大后方，用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精确的统计数据，公正、客观地向世界反映了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为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大量捐赠起到了积极作用。粗计约有从美国、英国以及港澳、菲律宾、印尼、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来的捐款500万美元，汇入“工合”账户，艾黎将其大部辗转送到极端困难的***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香港沦陷之前，“工合”国际委员会迁至成都。赖朴吾任“工合国际”委员，负责“工合”的财会工作，参与制定组社的章程制度、训练办社人员等工作。正是有赖朴吾这样的国别各异、信仰不同的精英们汇聚到“工合”旗帜下，奔走呼号，使得“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10月，工业合作社从游击区、敌后根据地延伸到大后方，16个省共发展到2300多个，30多万人直接依靠这个组织求生计，生产的物资也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
承地利之便，成都“工合”组织发展更为迅速，如市郊有一个织物合作社，吸纳约5000多妇女纺羊毛线，每天产出1200条毯子，能接受150万条羊毛毯的大批订货，还带活了一个150人的合作机器厂，制造布机和纺锤，为织物合作社配套。
根据延安方面的要求，“工合”组织安排一些款项，并从晋东南迁一个“工合”炼铁社到晋西北，生产一二师制造手榴弹急需的生铁。
在成都，赖朴吾还收获了爱情。1940年，他与南希（中文名齐兰畦）结婚，夫妇一同继续助推“工合”事业。
1942年，被日本人封校的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赖朴吾任教成都燕大数学系，兼理学院院长，直至抗战胜利后随燕大回迁北平。
1946年，赖朴吾带家人回英国，到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 年10月，他再回北平燕大数学系任教。1949年10月1日，他和燕大师生一起，凌晨3点起身到天安门参加***大典。
赖朴吾夫妇本准备在中国定居。可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策，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成了另类，且燕京大学被撤销，文科、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校舍由北大接收。1952年，赖朴吾只好携带全家回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致力教学科研直到1976年退休。夫妇俩合写了《经历中国***》等书，用极大的努力促进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1984年4月，赖朴吾夫妇选择在他们订婚纪念日再度来华访问讲学，回到燕园和老友在临湖轩畅谈，拜访了病中的老友艾黎。11日，就在约定与萧克见面的前两天，赖朴吾突发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北京八中少年班篇10
关键词：班昭 生卒年 公元49 公元121
班昭，东汉女文学家、史学家、***治家与教育家，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其父乃东汉大儒班彪，长兄班固，仲兄班超；《后汉书・列女传》载：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1]
班昭十四岁，嫁与同郡曹世叔为妻，世叔早卒，她节行有法度，未再改嫁。关于班昭之生卒年，《后汉书》无明确交代，虽前后多有学者加以考证，但因无准确史料佐证，颇多揣测，尚未形成定论。
曹道衡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因史料无记载，故直接注明：班昭，生卒年不详。[2]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指出班昭的生年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四九年）”，理由：第一，班昭卒于邓太后之前，太后卒于公元121年，则昭卒不能晚于公元120年。她卒年七十余，故亦不能少于七十一岁。由此推之，她的生年必在五零年以前。第二，《女诫》作于公元110年，自称“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她此时至多已嫁了四十九年，年岁至多有六十三岁，所以她必生于公元48年以后。既知生于公元48年以后，公元50以前，我们便假定在四九年，即建武二十五年。”[3]又指出：永宁元年，班昭卒，子妇丁氏作赞。理由：她卒年七十余，至少在71以上，所以卒年必在公元119年以后。她卒在邓太后之前，所以必在公元121年以前。因此，我们假定卒于公元120年。[4]
石观海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班昭约生于此年（注：公元49年），卒年则假定于公元120年”[5]，时间与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一致，理由亦与之同：综合邓太后卒年与女诫创作时间得出判断。
刘跃进先生在《秦汉文学编年史》中指出“班昭在本年（注：永宁元年）之前已经去世”[6]，理由：首先“班昭《女诫》约作于永初四年，《女诫》序言自己‘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年龄在五六十岁。因为其兄班超早在七年前（永元十四年）已经去世，时年七十一岁。倘若活着已经七十八岁。其与班昭年龄不会相差太大”[7]，其次“卒年七十余，永初四年时五六十岁，至本年时又过去十一年，正七十余岁也。”[8]刘跃进先生将《女诫》的创作时间作为参照依据，大胆假设，在陆、石两人观点之上将班昭卒年稍微缩小，但未提出具体时间。
朱维铮先生的《班昭考》推断班昭生年乃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卒年为永宁元年，或永宁二年。他指出：“班昭出生不久，其父班彪即去世。而班彪二十九岁得子，五十二岁去世，时班固、班超年均二十三岁。假定班昭卒于安帝永宁元年，迟于班超去世十八年，即等于他们的年龄差距，那就可推定班彪死时，班昭年仅五岁。”又曰：“班昭五岁丧父，可知她当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此为邓太后为她举哀，时间必在汉安帝永宁二年二月（121，此年七月安帝改元建光）邓太后‘寝疾’并于此月死去以前。此又谓班昭卒年七十余，而她在安帝元初六年（119），虚龄已届七十，故去世当在永宁元年，至迟在永宁二年正月，才可称活了七十余岁。”[9] 然仔细考究朱先生在做推断之时，就已经限定班昭卒于安帝永宁元年（自己假定之年），忽视班昭卒年之变化性，单纯的倒推，结论似不够完整与说服力。
综合上述观点可知，班昭生年无法直接推出，然卒年或可由相关史料记载大致推断，并由卒年，倒推其生年时间段。考《后汉书・列女传》：“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10]“举哀”即班昭去世，邓太后在宫中为其举行哀哭追悼的仪式，此举表明班昭必然卒于太后之前；然考虑到班昭与邓太后的师生之谊及邓后临朝时，班昭大力辅***之特殊的君臣关系，班昭卒后，邓太后竟未“临丧”，或可推断邓太后此时身体状况的不允许。又《后汉书・皇后纪》：“永宁二年二月，寝病渐笃，乃乘辇于前殿，见侍中、尚书，……还，大赦天下，赐……诏曰：‘朕以无德，托母天下……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11] 寝病，即卧病；《说文》：寝，卧也。渐笃：（病势）逐渐沉重。可见邓太后至少在永宁二月之前即已寝病，至二月病势逐渐加重，“乘辇于前殿”即可表明邓太后此时已不能正常行走，即使会见大臣，仍需车辇代步，由此可大胆推测病势的加重或为邓太后未亲临班昭家里参加丧事的原因，邓太后三月驾崩，那么可推测班昭最迟卒于永宁二年三月前。
至于班昭生年，因班昭“年七十余卒”，则班昭至少七十一岁，至多七十九岁卒。假设班昭卒年为永宁二年（公元121年），则班昭生年当在公元42-50年间，最迟生于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又《女诫》：“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12]，班昭十四岁出嫁，创作《女诫》之时，已嫁至曹家四十余年，则班昭创作《女诫》之时最少五十五岁，最大六十三岁，从而可推《女诫》创作时间最早为公元97年，最迟为公元113年；另《后汉书・列女传》：“永初中，太后兄大将***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13]《后汉书》乃纪传体史书，其编纂体例即以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由《列女传》表述可知班昭《女诫》创作时间必然晚于班昭上邓太后疏的时间，而永初四年十月，邓太后母新野君死，邓后兄长均乞身行服，考虑到朝中势力未定，自己一介女子，孤掌难鸣，正是需要外戚势力支持之时，太后不欲许，并以此询问班昭，班昭遂上书劝谏；由此知《女诫》完成时间当晚于永初四年，即公元110年，两相取交集，则《女诫》完成于公元111或112年；《女诫》完成后，马融善之，令其妻女学习；而据《后汉书・马融列传》：“（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即马融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入东观，拜班昭为师，或有机会读此文，故班昭创作《女诫》，约在六十二岁、六十三岁间。由此可推知班昭当生于公元49或50年，因无法准确判断，又上文推说最迟生于公元50年，姑且作公元49年即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生。
注释：
[1]“字惠班一名姬”：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说，谓陆龟蒙《小名录》班昭字惠姬，《文选》李善注引范书正作“惠姬”，此误衍“班一名”三字。
[2]曹道衡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1页。
[3]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72页。
[4]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5]石观海：《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6]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2页。
[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64页。
[8]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2页。
[9]朱维铮：《班昭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二辑），2006年，第2期。
[1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6页。
[1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4-285页。
[1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2页。
[1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1-1882页。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石观海.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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