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社会资本理论例1
1引言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当今最具潜质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还是在***治学与教育学领域,学者们都在教育与健康问题、社区与家庭问题、民主***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竞争优势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寻求社会资本视角的解释。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管理学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之一,当它扩展到企业层次之后,企业管理领域对其显示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可以发现,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成员之间运行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Coleman,1990;Burt,1992;Granovetter,1973等)现已成为管理和组织的主流理论;它的出现为包括管理在内的许多研究领域的学者反思以往理论研究的局限性,转换理论研究的视角,深化对原有研究议题的解释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由于社会资本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重视并综合反映社会行为方面的各种关系,管理研究有可能通过借用这一概念来超越传统的静态分析。因此,有理由相信,社会资本理论对当今一系列管理和组织领域的热点问题仍具有强大的解释能力,据此展开研究对管理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2文献回顾
2.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者Bourdieu(1977)提出,此后研究学者对此概念作出了广泛的定义。其中被广为引用的是Coleman(1990)的定义,他指出,社会资本是多种实体,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各人的特定行动。简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嵌入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资源和能力。
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的,后来许多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研究,如个人层次、组织层次、组织间层次以及整个国家层次等(Tsai&Ghoshal,1998)。对于社会资本层次的划分,被广为采用的是Brown(1997)所提出的构架,他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分析作为观察社会资本的方式。微观层次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连带的对外连接,对外寻求情绪支持、信息交换、交易机会等资源;中观层次社会资本探讨的是网络的结构,包括个体的结构位置和集体的结构形态,以及结构特制能带来的资源;宏观社会资本的观察中心在于社会系统中的文化、规范、领导、组织以及***经制度等。其中,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socialcapital)是组织拥有的结构的某些特质,可以带来特定的行动或资源,最终为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带来整体的利益(Luo,2005)。组织的社会资本即包含了组织内部的宏观社会资本,又包括了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的构面及其在管理学界如何衡量,最常被引用的当属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群体中的人际连带网络发展处的信任、合作进而为行动者带来资源,其内涵可分为三个层面:(1)结构:网络连带(构成网络结构的社会连带)、网络构型(网络结构)、可使用的组织;(2)认知:共有编码、共同语言、共有故事;(3)关系:包括信任、规范、认同、义务。2.2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
近年来,世界许多著名管理期刊刊登了许多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管理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国外学者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应用于工作绩效、资源交换、组织创新和组织间合作等许多管理问题的研究。
国内较早研究企业社会资本的是边燕杰等人,此后,还有一些学者如陈传明、郑胜利、周小虎、张方华及武志伟等,分别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区别、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内部社会资本、企业资本与技术创新和持续竞争优势的关系等。
1.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在企业管理的宏观领域,社会资本理论被用于解释企业联盟行为、企业产品和技术创新、企业在行业关系网中的地位等方面。
(1)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弗泰恩和阿特金森(2000)则通过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后指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企业的创新更多的是来自于合作、快速学习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三者又必须以良好的社会资本为基础。随着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更重视关系和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战略重要性。在创新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资本是创新的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Burt(1992),Roger,etal(2001),Akdere(200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3)社会资本与企业网络。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这一经济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类型。而企业社会资本包括了企业制度、企业网络、企业关系、企业信任和企业秩序等多方面要素。企业网络是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作为联系紧密的跨企业网络,社会资本有助于企业战略联盟的互信及协作,形成联盟组织的长期信任关系(Adler,1999;Cullen,Johnson,Sakanq,2000等)。除此之外,社会资本理论还被广泛应用于区域产业创新和产业集群治理等方面。
2.知识管理研究
企业理论演进到知识理论后,企业被理解成为从事知识创造和转移的高效专业的社会化团体,企业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过程成为研究热点问题。事实上,企业的知识创造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的价值,借助这个概念可以较好地把握企业知识创造和转移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解释知识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的根源。
Nahapiet&Ghoshal(1998)认为,组织的优势在于创造和共享知识,并且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和智力资本形成的四个条件之间的关系。同时,很多学者指出,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企业间的知识转移非常重要。社会资本的建立能有效地促进隐性与显性知识的转移(Nonaka&Takeuchi,2000)。
3.社会资本的权变管理
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研究更多地将注意力停留在积极面上,事实上,企业获取社会资本可能会表现为入不敷出,使得获取社会资本表现出较大负债;同时,社会资本的获取还会面临着各种风险选择。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及同时可能产生的企业社会负债的风险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Gabby&Zucherman,1996;周小虎,2006)。
科学管理企业的社会资本,应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不同的网络要素组合,对网络要素组合的利弊进行权衡,以较高的效率进行知识的创造,获取和保持企业持续性竞争优势地位。
3企业社会资本的最新研究进展与趋势
社会资本理论例2
社会资本是人们在一定网络基础上产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人们行动的社会结构由市场、社会、***府共同决定。社会资本形成首先有其认知基础，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客观情境与社会影响一起决定其行为的方式。社会资本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统一，由结构和认知两方面组成，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社会资本形成与组织特征关系密切。人们生活的网络对不同的社会资本形成有决定作用。社会资本有生产性的和分配性的。民间参与和联系各种网络的桥，是更能带来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本文较为全面地综合了国外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形成了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加速社会资本形成及推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社会资本形成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
1.社会资本的结构方面。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减少不确定性，目的是抑制人们可能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统一。国家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宏观基础。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一定的网络基础上的信任与合作。这些网络和组织有的是生产性的，有的是分配性的，都呈现特定的结构，属于正式制度，我们称为结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是外表上可见的，有明确的角色、规则、程序，根本原因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使合作的成果更可预见和更有益，促使成员形成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使组织得以运转而实现一定的目的。社会组织形式，由相互性规范维持，由相互有益期望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组织中的每个人有一定的角色，规范人们以可预见的行为方式而行动。没有角色和作出决定的规则和资源动员，集体行动更困难。角色由期望创造，同时创造期望。角色和规则是客观的，由监管和期望而加强。支持角色和期望运行的是程序，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
2.社会资本的认知方面。诺思认为，非正式约束普遍存在，而正式规则只是型塑选择的约束的很小部分。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不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的社会交往，还是事业活动中，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由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来界定的。非正式约束来自于社会传递的信息，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心智处理信息的方式依赖于大脑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一种或多种精心构造的自然语言程式，将感性的、态度的、道德的以及事实的信息转换为能被接受的符号。文化是由教育与模仿而代代相传，并能影响行为的知识、价值等因素。认知社会资本起源于精神过程和相应的观念，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加强，特别是规范、价值、态度、信仰，创造人们将如何行动的期望，如是否合作、友好，促进合作行为和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属于非正式制度。认知种类社会资本一旦被广泛共享，使合作更可能，是事前约束人们朝相互有利的集体行动。人的行为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间存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当合作行为由内在激励时效果更好。认知性社会资本是不可见的、内在的。认知社会资本投资更不明显，遵守他们需要成本。如果人们确信其他人团结、信任、正直，社会多数人才会相信这些规范、价值是有活力、好的和应该遵循的。
3.社会资本是结构和认知的统一。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可分离而是内在联系的。尽管社会网络与角色、规则、程序一起是可观测的，最终来自于认知过程。“结构的和认知的领域由人们的主观期望相联系，客观因素有复杂的主观基础。在各种社会结构内，角色、规则、程序同规范、价值、态度、信仰一起，由人群共享、相互依赖、相互适应、相互加强，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估其结果和利益，都通过期望机制影响行为。两种现象都有经验条件，由文化等加强，最终是精神的。制定的角色、规则可以客观存在，但甚至物质影响依赖认知过程的有效性。”（norman uphoff，1999）作为社会资本产生的价值、规范、态度、信仰随时间而建立，可创造内在的相互加强的合作期望，不是通过物质激励或强制行为取得合作。人际关系和各种社会网络，需要人们相互利益的贡献维持。多数社会资本的存在由于友好和利他而不完全是个人利益。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形成
1.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具有社会资本的组织是人们按相互利益一起行动的模式，是生产性的而不是纯粹分配性的。组织提供稳定的交流空间和持续的社会交往机会，容易建立正式社会资本，为感情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作出决定、动员资源、交流、解决冲突是组织的四个基本过程，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个人共同行动。交流可以解决冲突、增进友谊、团结人们一起完成工作。工作中的团队合作、学徒关系、在职培训、午间休息等各种面对面接触，是转换成稳定、持久的个人关系的来源。组织还提供同顾客的市场联系，如销售员同买者、教师同学生、医生同病人的关系。这些弱的、非正式的关系可以转变成强的、正式的关系。有更高程度市场联系的组织可以发展更丰富的个人网络。公共关系，如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人们以正式角色行动，没有为个人感情留有空间，因而不是社会资本。必须转换成个人的、非正式的、持久的关系，使人们相互信任、心理上相互依赖、感情上相互交流、资源上相互共享，从而拥有社会资本。
2.和的哲学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组织中。组织是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利用机会，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于内部的和外部的以及之间的和谐。一个社会中受约束的***府、公正的法律、完善的市场和开放的程度，都是有利于组织中一般信任形成的客观环境。人本的组织根植于社会中，受到经济激励和社会影响，追求利润和更高生产率，遵守道德约束、社区约束，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拥有外部的和谐。在组织内部，囚徒困境模型说明雇员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竞争超过合作，导致组织的低产出和更多的资源消费。而在给定不确定性时，有效率的任务完成需要员工的团队合作，朝共同的目标协调工作，而不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和的哲学可以管理员工隐形的心理合约，使强而可靠的合作行为被提供，机会主义倾向被削弱，从而带来员工之间的相互和谐。组织应当有完善的制度和相当的监督机制，鼓励集体行动和员工参与，哺育强的同组织目标相适应的和的规范，通过物质和精神的激励培育员工潜在的利他主义倾向。
3.人本组织促进社会资本形成。人本组织更能形成人力资本，也是信任的一个来源。人本的理念应该贯穿于组织的全过程，哺育特定组织结构中期望的成员行为，形成特有的组织文化，产生更高的经济社会成绩。组织是人的实体，体现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应该使人的能力和潜力最大限度发挥，而不仅仅是古典经济学的机器概念。人本的组织既包含物质上可见、可测度的硬的存在，如组织结构、组织信息存量、成员和组织的匹配；又包含难以测度的软的存在，如人的热情、公平、友好、协调和同情，更多与人的大脑右半部相联系。人本组织应该重视人的兴趣的充分发展、人的智商和情商的协调发展。情商是人们认识自己和其他人感受、激励自己、管理和他人关系的能力。敏锐的***治意识和感情影响能力、更多的人际影响使人们更成功。以人为本、增进人的自由、提高人的可行能力，是组织特征的体现。组织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可持续发展。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是社会性发达及社会资本形成的前提。
4.更能产生一般信任的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既能形成人力资本，同时主要是分配性的。社会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是生产性的。首先，要更多发展表达性社会资本。工具性参与是为了获取新资源，如***治利益集团和等级结构中的关系。更高地位和职业可以提高人们的工具性参与而不能提高表达性参与，属于分配性社会资本。表达性参与是为了保持和维护资源，如邻居关系、年轻和老年人小组、各种俱乐部。家庭关系有利于表达性参与。高教育的人们有更多的参与性网络。其次，要更多发展松散型社会网络。大的、开放的、提供相异人们桥联系的网络有利于资源获取。桥网络联系不同的成员，使多样化的个人拥有一般相互性和一般信任，帮助社会困境中的合作水平和创造理性结果，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传统的社会具有更多的紧密社会资本。而松散网络减少小组约束、鼓励创新、给结构洞中的个人提供企业家机会。组织中相异的个人更能带来新的思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需要有更多的桥社会资本联系不同的网络，和而不同是社会生命力的来源。乡村社会的进步需要发展更多弱的社区外关系，使信息等资源在城乡和社区间流动。城乡互动、城乡协调发展能为社会资本发展创造条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社会资本种类多样化、信任半径扩大的过程。再次，要更多发展各种民间行业组织。行业协会能动员已存的社会网络，提供各种网络联系的空间，协调产业和公众关系，维持本行业的利益，是市场化的必然趋势。垂直的社会结构是个人社会资本不平等的原因，水平的社会结构与市场化是相互促进的。最后，要更多发展民间参与网络。为培育一般信任，需要开放和多样的民间参与网络，使人们在接触多样化中获得广阔的社会知识。
参考文献：
[1]kaufman2006，integrating emotions into economic theory，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edited by morris altman.
社会资本理论例3
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商品交换是个人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对立统一运动，只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运动达到统一，交换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104页指出：“同一过程不可能对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这样，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分离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成了一般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固定在某种商品上，货币便产生了。在历史上，贝壳等都曾做过货币材料，但相比于贵金属，它们的属性优势相对较小。于是，货币形式就日益转到那些最适合的贵金属身上。金银终于成了执行货币职能特殊商品而成了货币。所以，货币是固定起一般作用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本质表现在它的职能上，而货币的职能体现在它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个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05页指出：“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就明确了价值尺度的功能是怎样产生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就是实现价格，通过实现价格，把商品所有权转让给买方，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二个基本职能，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正是这两个基本职能的统一。货币贮藏的对象的金银或者金银饰品，货币贮藏职能在货币流通中自发地起着一种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支付手段职能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产生的，它包括了二个方面：一是现金交易，一是赊账交易。最后，当商品流通领域越过国家的界限产生了世界贸易时，货币就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作为世界货币，它直接就是人类劳动的化身，是价值的绝对存在，是财富的绝对体现。
二、货币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作为资本家的剥削工具，作为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而存在的，货币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但是，货币属于商品经济范畴，是商品价值的一般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12页指出：“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所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一切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中都是适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也不例外。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是社会主义资金。资金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财富的代表，资金量的增长速度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金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货币转化为资金，因而是货币更高阶段的实现，是货币体现亲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
三、运用货币理论发挥人民币的作用
我国现行流通的货币是人民币，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纸币是从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产生的，它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指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是流通手段或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它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国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也是象征性的。”
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要从我国现存的商品货币关系出发，具体研究人民币的作用。首先，人民币是信用货币，它的流通量必须和商品流通相适应，才能促使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顺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在我国，商品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当人民币的流通量适应商品流通需要时，市场物价平稳，币值也稳定。如果人民币的投放量超过市场商品流通的需要量，物价就会上涨。因此，保持物价总水平和币值的稳定，固然要控制人民币的流通量。这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我国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基本启发。
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形式是货币管理。依据和运用货币理论中的价值规律，首先就是运用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计量社会劳动总量，并以货币指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在我国，货币价值尺度职能是由人民币象征性地执行的。人民币既是反映价值关系的经济范畴，又是计量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计量价值的符号。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地方性的资金，最终都要表现为用人民币计算的货币资金。只要以人民币表现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那么财***信贷在总体上也会是平衡的，社会资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根本标志，也是宏观经济控制好的根本标志。
社会资本理论例4
一、“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资本”已不再反映剧烈冲突的阶级斗争性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时的资本与劳动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面。资本与劳动的统一性成为我国劳资合作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目的和结果不是贫富两极分化，而是创造财富，共同富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结果是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穷的积累;“社会主义资本”积累的目的则是为了使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并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总体制约下，“贫富分化”、“制度变质”等倾向可以由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予以及时遏制。
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理论界对“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研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观点，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研究目的，努力实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人力资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奥多.w.舒尔茨、雅各布·明塞尔、加里·贝克尔、保罗·罗默、罗伯特·卢卡斯等。他们主要以人的才能生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后国内许多学者吸收了这些研究成果。尽管“人力资本”理论的支持者们对这一理论本身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多分歧，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上是一致的，并且和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的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它通过对普通劳动者的教育、培训等所带来的劳动者质量的提高表现出来。“人力资本”目前比较流行的定义有两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作为现在和未来的产出与收入流的源泉，资本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存量。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则认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其接受教育和培训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
国内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的涵义进行了多个角度的阐述。周坤认为:人力资本存在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及存量和增量两个变化阶段，初级人力资本是指健康人的体力、经验、生产知识和技术;高级人力资本是指人的天赋、才能和被挖掘出来的潜能的集中体现，也就是智慧。人力资本的存量是指人在劳动市场交易时体能和知识技能的总和，增量是指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及接受培训和自我学习、研究、实验而新获得的技能和智慧。丁栋虹则从生产力形态角度，将人力资本分为异质型和同质型人力资本，前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后者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李忠民从知识、技术和信息的商品化人手，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冯子标等提出，“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在知识、技术、信息同劳动力分离，成为***的商品参加市场交换，且这种交易在市场交换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由投资而形成的高级劳动力”。综合上述观点，他们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有以下共识:
“人力资本”研究者在“人力资本”研究对象的确定上基本是一致的。多数人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人力资本生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并且在“资本”这一概念的泛化上所采取的做法是一致的。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都在重复“资本就是能带来利润的一个物”这样的道理。多数人主张“资本”不仅包括体现在各种实际生产资料中的物质资本，也应该包括非物质资本，这种资本体现在货币上就出现了“金融资本”，而体现在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上，就形成了“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多寡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国民收人成正比，比物质投资增长速度快。这是后现代社会或知识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
“人力资本”的再生产是一种投资，而不应看做消费。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除上述共同的看法外，国内一些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走出了一条比西方经济学更远的路子。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周其仁提出，第一，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第二，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第三，人力资本总是自发地寻求实现自我的市场。魏杰认为，人力资本需要三种激励:产权激励，人力资本的地位激励，企业文化激励。
三、“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分歧
虽然“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以“资本”为核心词，但两者却有着重大的分歧。国内很多经济学家都主张用“人力资本”理论来定位和发展我国的教育并以此推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及其相关理论提出批评，反对将“人力”归人“资本”。有不少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廓清在这一问题上种种似是而非的错误做法。
我们的看法是:“社会主义资本”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下概括出来的科学理论，并试***以此理解和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全部过程。从这一理论的提出到整个理论体系的演绎，都不能离开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以此为基点，“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走出了一条与“人力资本”理论根本不同的路径。它们的分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根本分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古典***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继承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一百多年来它经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责难，然而无数的实践证明这一经济学大厦的基础理论是正确的。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否坚持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方向、力度和深度。“社会主义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这方面的主张是截然对立的。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社会主义资本”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分析离不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等重要的理论支点。“社会资本”理论坚持“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体”的观点;坚持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唯一源泉的地位;坚持只有劳动而且只有活劳动才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坚持“商品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原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最终意义在于解释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权利。
与之不同，“人力资本”理论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效用是人对商品满足欲望程度的感觉和评价，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否认只有劳动才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而把效用看做价值的源泉，并且认为效用是形成价值的一个必要条件。“人力资本”是人具有的各种有用的技术和知识的凝结，其本身已经是价值。它与社会及个人对人力进行的投资有关，并不需要科学地解释价值的形成过程和价值的最终源泉。而正是在这个基础性的解释上，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派别的区别。
(二)在剩余价值论上的根本分歧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在是否承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这个关键问题上，“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也表现出截然的对立。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强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了马克思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的概念和方法，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坚持了马克思科学的工资理论，承认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其价值构成包括三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这对于维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特别是帮助人数众多的农民工尽快打破各种带有封建残余性质的人身依附，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使用经典作家关于“劳动力商品”以及“工资”等科学概念，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清晰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框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人力资本”理论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一样，凭借所有权获得各自的收人。这不仅掩盖了财富创造的真实过程，更重要的是掩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客观对立，模糊了各种人群在社会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不同诉求。“人力资本”理论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虽然“人力资本”理论也承认工资的存在，但所指的“工资”仅仅是由于人的教育和培训增加而形成的一种肤浅的所得，这与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相去甚远。
(三)在价值度量上的分歧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在价值度量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价值度量与马克思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在这里，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始终为其价值度量的核心内容，虽然一定量的货币计算作为外在尺度须臾不能离开，但经过科学抽象概括出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始终是其价值度量的内在尺度。
“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度量是以效用为基础和依据的，并通过一般供求理论的均衡定价法来解决现实问题。它不承认高度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的存在，直接以直观感觉到的人本身所具有的知识、技术等才能为度量对象，并且始终以对“人力”投人的量可以为其使用者带来收益的大小为度量指标。它迷恋于工资、奖金、福利、公司股权定价等具体形式，并直接把对人的激励和人力上的产权交易作为度量目的。在“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中，市场是没有客观的价值规律可循的，一切都决定于供求双方共同博弈的结果。十分明显，这样的价值度量只能把人们引向庸俗、浅薄和非正义的道路上去，远离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四)理论渊源上的分歧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深刻论述。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的批判内容，同时用唯物辩证法肯定了“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它与马克思倡导的思维方法和资本范式一脉相承。从理论上说，肯定“社会主义资本”是我们***主张发展生产力的必然结论。
国内一些研究者声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渊源。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我们不否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提法或许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有一定作用，但将马克思、恩格斯说成是“人力资本”思想的大师，甚至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话来当做“人力资本”定义，这在原则上是说不过去的。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和工资理论的分析，已经非常清楚地和一切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划清了界限。马克思绝不会重复古典经济学都不会认同的“人力资本”这一类的理论。亚当·斯密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只是沿着庸俗经济学的道路发展下去的一些人，才把“人力”(劳动力)和“资本”不恰当地并列在一起，而这样的做法马克思早就做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曾说过，“三位一体”公式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并列起来，就像把“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摆在一起那样不合逻辑。因此，那种认为“人力资本”源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观点是极其荒唐的。
四、“社会主义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的实践效果
(一)“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实践效果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运用。这一理论的产生，对我国理论界重新认识资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首先，为我们正确理解“房地产企业”、“股份公司”、“货币证券市场”等市场经济的最一般、最普通的现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早日走出“资本主义能干不能说”的理论窘境。其次，“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为各种经济实体和法人主体筑起了统一的活动平台，有利于公平竞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彻底杜绝***府出面限房价、限地价甚至限一碗牛肉面价格的荒唐现象。再次，“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强调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有利于在生产领域中确立管理者的权威，为各种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有效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最后，从“社会主义资本”理论中，我们自然会得出“资本人格化”的结论，据此出发，不难找到各种企业的管理者获得报酬的合理依据。
“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使用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重演。一是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带有很强的公有性质。从外部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有制的集中体现者，因此这种资本在投放方向、范围、规模、程度等方面从一开始就要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宏观上的有力调节，它要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从内部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企业内部执行不同职能的劳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改变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质，将其转变为非对抗性质的有限范围内的矛盾。二是能够合理而恰当地实现按劳分配，并把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整体上防止贫富悬殊过大现象的发生。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资本”变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强大动力。
(二)“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效果
和“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相比较，“人力资本”理论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实践效果与之大相径庭。
首先，“人力资本”理论对社会生产的肤浅认识，意在把中国社会引向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不是任何人力都可以随时变为资本的，这是一个社会常识。从实践上说，如果人力可以成为资本，那也就意味着任何受过教育的个人都可以成为“人力资本家”并凭借对“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获得利润。这样一来，雇佣关系也就消失了。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用这种想法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革实践，必然引导人们远离工人阶级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这是极其危险的。
其次，“人力资本”理论扭曲教育内容，造成中国教育的严重失衡和畸形发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我们***一贯的教育方针。在“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下，教育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和赚钱谋利的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本”理论模糊了人本身投资和消费的界限，把人接受教育这一本来属于消费的行为看做对人力的投资。这样，必然使个人产生增加这种“投资”比例的倾向，造成过度消费，导致教育生态失衡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后果，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群众中日渐高涨的上学难、上学贵的呼声，久刹不止的择校风和乱收费等，从理论上说皆来源于此。
社会资本理论例5
一、“社会资本”定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资本”这一名词就已有人提及，但并未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资本研究逐步理论化，并渐渐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及***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瞩目的研究热点。对于如何定义“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当论界至今仍未形成共识，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出发，对其做出了多种不尽相同的界定。纵观现存众多文献，根据其概念主体、概念内涵与界定角度存在的差异，社会资本的定义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微观（micro）定义，即嵌入自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社会资本的中观（meso）定义，即结构的观点（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社会资本的宏观（macro）定义，即嵌入结构的观点（the embedded structural perspective）。
上述三个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将社会资本“从最不正式和局部的横向联系扩充到包括所有等级的关系以及正式的国家制度和结构”，它们把社会资本与经济、***治、社会文化领域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关系会影响经济活动，并受经济活动反作用的影响。这三层定义互相补充，层层累进，描述了社会资本概念从微观层次到中观层次再到宏观层次的逻辑发展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资本概念体系，见下页表。
从其基本内涵看，社会资本是指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以及为某种行动所达成的共识等，社会主体通过自身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取或改变其流动方向。社会资本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它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它的存在对行为主体的社会行动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简而言之，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专门研究社会资本及其与经济、***治、社会文化发展等各方面关系的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外延广阔。随着这一理论研究范围的拓展，“社会资本”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流行概念之一，社会资本理论也成为各学科整合的重要切入点。
二、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
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本与社会生产、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社会资本已经逐渐成为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之一。“社会资本概念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程度的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势必发展为当代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未来社会经济建设中积极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体现其实践意义。
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现阶段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特点是：（1）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反映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某种融合趋势；（2）社会资本理论固然强调了个人参与集体的重要性，强调了个人的价值需要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得到增加，但是它还是给个人留下了充分的发展余地，个人可以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以期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达到既定目标而生产社会资本；（3）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开始运用定量的方法以探究社会资本的测量问题。
正如林南所言：“社会资本理论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其理论本身及其概念测量的精致化”。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资本理论的总体发展势必将出现五个趋势：
其一，学术界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将是积极整合社会资本概念，规范对其外延和内涵的界定，进一步深化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认识，最终得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社会资本定义，廓清研究者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具体取向、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经验等问题的思路，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深入发展扫除障碍。社会资本具有复杂性、多层次性、多样性和功能双重性等特征，为了挖掘这一定义模糊但又不能不说是内涵丰富的、极其重要的概念，势必将会有更多研究者从广义的宏观角度界定社会资本，在较广阔的理论框架内审视已有的理论成果，拓宽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
其二，更多研究者将充分运用调查数据和测量指标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量化研究，并针对这一理论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研究模型，力***在以后的理论研究中更精确地测度社会资本，使其能够与其他形式的资本进行直观的比照，以使人们能更全面地把握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从而将此理论应用于实践当中，推动社会发展。目前，国内外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注重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并已取得一定进展。
其三，研究者将更加全面地看待社会资本对现实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在肯定社会资本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否认其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在未来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中，一味追求社会资本的经济功效的倾向将会得到纠正，研究者将把更多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中。同时，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应该超越实证主义的视野，多借鉴本土方***以及交往行动理论等视角，为社会资本的创建、积累和改造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其四，我们应该明白，社会资本的差异不仅仅只表现在其存量上，其结构性差异才是导致各个个体与群体之间社会资本水平迥异的最重要因素：现代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远大于传统社会资本；当社会资本的结构水平滑落到一定程度时，会对主体的经济活动与发展不利。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研究如何增加社会资本存量。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重心将不可避免地逐渐转移到如何促使传统的社会资本向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转化，以及如何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等问题上，倡导社会资本结构的良性变迁，重视对开发社会资本和扩大现代社会资本增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其五，社会资本及其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策的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第一，社会资本的难以计量性使我们难以知道社会资本的投资效益；第二，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脱离这种网络和组织将不复存在，所以无法将不同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进行集中再投资；第三，社会资本是随着它的使用而不断增加的，一旦不使用，马上就会枯竭，这就造成社会资本积累上的困难；第四，社会资本的不稳定性和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也难以保证投资活动的连续性”，这就导致“如何创造、维护和积累社会资本”成为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但亦是长期被大家忽视的研究课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建设实践中能否顺利发挥作用，因此，随着社会资本重要性的日益凸现及其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必将成为社会资本研究者探讨的又一热点。 转贴于
综上所述，未来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工作中心应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资本观念，积极开发和建立以共同利益、共同理想为纽带的新型社会资本，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负面效应。
三、我国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社会资本是推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社会资本理论也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文化积淀，为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范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将会面临社会结构的两个变化，“第一个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第二个是城市化，两者都有潜在的深远影响。……因而中国的第三代改革战略必须要保持对维持——甚至建立——社会凝聚力（社会资本）的高度重视”。由此，社会资本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对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合理建构、利用社会资本以推动我国发展与进步。
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研究和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策上的应用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得到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和分支学科学者们的广泛重视，目前，我国学者已经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事相关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部分理论对我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工作毕竟才刚刚开始起步，对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甚至空白，这就为国内学者利用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笔者认为，在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中国，社会资本理论应具有自身的本土化特点，而不应完全借鉴西方的理论研究观点。
针对中国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现状，在今后进一步深化与拓展这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努力，使这一理论在我国得以更快传播、发展。
第一，必须尽快明确地界定社会资本概念。国内在定义社会资本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所谓的“关系”作为中国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和本质，错误地将此二者混淆起来；应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概念形成基本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利于学术对话和相互推进。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才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
第二，大力发展中国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提升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层次，把对社会资本的应用性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结合起来。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决定了农村社会资本与城市社会资本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者在探讨中国社会资本时应该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从中国城乡社区高度分化的实际出发，确立农村与城市的不同理论分析框架，对农村社会资本与城市社会资本进行单独的界定和研究，发展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
第三，继续扩大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范围。就目前而言，中国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领域，至于社会资本概念对民主***治繁荣以及对社会文化进步的影响等方面，我国学者则涉猎不多。因此，国内研究者应该在整合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扩大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大胆开创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分支，在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内展开理论探讨，使这一理论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多领域里发挥指导作用。
第四，应该重视对中国社会资本形式和社会资本性质的转换等问题的研究，把重点放在研究由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化的过程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的建构上。就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社会资本。但这些传统社会资本多数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虽然对我国建设中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等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导致经济组织形式家族化、对地域利益过度强调、人际关系和***治结合致使腐败范围扩大等。因此，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该大力倡导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提高其水平和层次。可见，如何将传统社会资本转换成建立在现代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上的、能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迅速发展的高层次社会资本，已经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在我国今后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得到关注。
第五，我国研究者在研究中应该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代背景，注重探究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社会资本可以带来积极效应，但同时也可以带来消极后果。因此，重视研究培育在现代公民文化基础上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的方法，探究我国社会资本的有效运行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效应，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治理的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中后期在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发展并受到广泛关注的跨学科理论。它还处在探索阶段，其体系尚未成熟，仍存在不少亟待完善之处，有待今后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拓展。但这一理论把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理论视角之中，为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助于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社会资本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社会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社会资本理论，促进和完善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一理论在我国转型期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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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例6
中***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10-02
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即在对资本原始积累思想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可以较好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白手起家”的问题。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无至有，由批判至扬弃，再到今天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回溯其发展历程并加以思考不难发现，这一理论的发展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缩影。研究这一发展历程，有利于我们今后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更有助于指导实践，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一、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前身
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这一命题的前身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的“所谓原始积累”，或者亚当·斯密笔下的“预先积累”。马克思通过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充满了暴力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史，来说明几个核心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积累方式不是凭空出现，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起点。二是原始积累时期的开始并未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界限，它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诞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确立时完成。三是原始积累的历史是最暴力血腥的历史，但是原始积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又不可否认。马克思对于资本问题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原始积累问题，所以其在《资本论》中并未多费篇幅。但在后来，世界上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出现同样的问题，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原始积累过程是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极具效力的，但是纵观历史，这一过程对于劳动者而言无论如何不能称为公平。然而，追求公平的代价是社会生产力的底下，是人们的积极性被极大掩盖。所以，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的追求，催生了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
不难发现，无论什么社会，不论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对现有资本资源的调动，那么什么样的调动方式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国家在发展中会持续积累资本，如何对待这些积累？当这些积累又成为相对于一个社会阶段的“原始积累”的时候，资本原始积累的相关问题就开始不断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随着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的深入，发现两种社会形态之间在一定阶段内，在一些方面上，是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的，其中对资本的合理利用就是一个方面。于是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命题被提出，后来又形成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并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苏联和新中国，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二、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
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是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之一，苏联的学者围绕其展开过深入的探讨。1920年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中使用了由斯米尔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的范畴，列宁将其评价为“非常糟糕， 抄袭成人使用名词的儿戏。”这也使得布哈林在后来没能继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并成为这一问题的主要批评者。对于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理论界最早的定义来自于1926年原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学》中的阐述：“我们把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有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资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氏的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定义从精神上来说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所谓原始积累可以理解为，国家***权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旧社会制度来为新制度创造它产生和加速发展的条件。布哈林正确地批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由于混淆了资本主义的前史和正史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本质区别，这里布哈林虽然正确把握了“时间界限”的概念，用以反驳资本原始积累对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是布哈林没有认清社会主义需要阶段性发展，仅仅将无产阶级夺取***权看作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不妥的。我们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是必要的，它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所阐述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起点，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但是它却是这一阶段中，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生命周期的某一个时期内，不可缺少的元素。
回顾苏联时期的建设实际，社会的生产积累不曾停歇，尤其在工业和***事上取得诸多成果，这些成果是积累的成果，可是苏联直至解体前也未能消除国内的资本逻辑并全面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这些成果不是完完全全社会主义积累方式的成果，会有以资本逻辑的方式积累出的成果掺杂其中，所以无论当时的苏联理论界承认与否，这些积累的成果在事实上都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原始积累。可见苏联当时的理论界对于以上问题并未认清，而没能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这一命题在理论上予以确认。所以，苏联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研究，主要贡献存在于积累方式的探索方面，这些实践经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核心成果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一是如何调节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二是如何调节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三是如何调节***府调控与市场自调的关系。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最终形成了以几位理论家或领导者的不同思想为核心的不同模式，即后人所说的苏联模式，包括列宁模式，斯大林模式，布哈林模式等等。这些模式都试***阐明如何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去发展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三、我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
我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思想、苏联的理论及实践和我国自身理论探索及实践。在此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前后又产生了重大理论进步。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前，以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论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划清严格的界限，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这个命题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但实际上，与苏联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在理论上虽然不承认资本原始积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坚持认为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不可为社会主义所用。但在实践上，却用如工商业改造，等方式来将现有资本进行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准备，这也就是在事实上使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的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拘泥于在“社与资”间划清界限，纠结于站对阵营，忽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作用。
这种困境在改革开放后被打破。随着社会主义阶段性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阶段性进行，且初级阶段将较长一段时间存在的事实被认清，以***理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其中包含的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也在中国立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原始积累最大的鼓励。当今中国理论界对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认识相对于苏联时期和改革开放前，有如下几点进步：一是承认资本原始积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同样需要资本原始积累。二是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阶段性进行，并将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初级阶段。三是对我国现阶段的积累方式进行了大量探讨形成理论，并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大量成果。
当今，我国围绕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在理论界存在几个仍在热烈探讨的问题：如何平衡***府积累与个人积累。如何平衡行***命令式积累与市场竞争式积累。如何刨除积累过程中由资本逻辑的残酷面。
四、未来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前景
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历经从16 世纪到18 世纪末的三百年，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完全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渐渐消灭私有制度是必然的，但是也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才收获的根本性的变革。中国是一个曾经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家，更是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为它奠定全面确立和最终胜利的基础。我们说，这个时期不会比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短。“左”风吹，试***跨越历史发展的某个必经阶段，曾经被证明了，未来会被继续证明，是不会也不可能成功的。然而一味悲观主义，否定历史的变革和新制度建立的观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领导下，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再加上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帮助，在水滴石穿的努力下，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一定会全面地建立起来。
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普世的，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两个方面上都会不断进行积累。一方面，积累获得出大量的资本，这些资本可以为国为社会所用，成为下一步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一些不和谐的社会因素也在积累，渐渐形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一面。我们在积累大量资本的同时，应该时刻警惕另一面的积累，否则，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就会与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趋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从体现。而剥离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元素，加入社会主义元素，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未来走向。
五、结语
综上，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论到目前为止就形成了一条理论脉络，由马克思的《资本论》阐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的讨论，到我国改革开放前与苏联模式近似的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理论，然后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理论，最后是现阶段理论界对于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这样一条完整的理论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社会资本理论例7
社会资本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许多组织学者把社会资本的概念进一步引伸，把社会资本的研究扩展到组织层次，并一致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组织竞争优势的提升。
在对组织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因子研究中，Nahapie & Ghoshal（1998）较具代表性，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社会资本存在于关系之中，关系自交换产生，社会资本又促进交换。Nahapie & Ghoshal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主要指的是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包括网络连结、网络构型和或调度的组织，又被称为结构性嵌入；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主要指群体成员拥有共享观念的程度，包括共享符号与语言、共享叙事；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主要指群体中人际关系的质量，包括信任、规范、义务和认同，又被称为关系性嵌入。
随后，Tsai & Ghoshal（1998）验证了用社会互动测量的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和用信任表示的关系维度与单位间资源交换的程度显著相关，并对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结果发现，用社会互动测量的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和用信任表示的关系维度与单位间资源交换的程度显著相关，并对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Bolino & Turnley（2002）对组织公民行为、社会资本和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提出了三者之间关系的假设：组织公民行为的社会性参与因子通过网络连结、网络构型等促进了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的发展；忠诚、服从、功能性参与因子通过发展员工之间的联结、信任和认同感增强了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社会性参与与功能性参与因子通过共享语言和叙事有助于增强社会资本认知维度。
（二）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国外社会资本研究的发展，我国的管理学界对社会资本也展开了相应研究。曾江洪（2012）以企业理论为出发点，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获取社会资本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三者彼此之间都有着良性的互动关系。袁庆宏、王春艳（2012）认为作为社会资源载体的员工离职时，其社会网络嵌入方式会发生变化，进而带来组织间联结的变化，并可能促使新、老雇主间结构洞的跨越及两者间关系网络的强化。周燕华（2012）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跨国公司的255位外派人员进行调研，探讨了中国外派人员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其对外派适应的影响。耿新（2010）分析了企业家个体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维度构成，并阐释了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获取途径，并探讨了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促成新创企业绩效表现中所发挥的作用。
总之，与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相比较，目前管理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于企业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目前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的界定还未有统一定论；目前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大部分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介绍、概念辨析等方面，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更少。
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
（一）Coleman的社会资本功能论
198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行动理论的创立者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社会结构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社会资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性的资本潜藏在社会团体、社会网络中，个人未必能占有它，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与网络连带才能摄取该资本。科尔曼是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在社会资本领域影响最大，是社会资本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在功能上，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与批评。
（二）Putnam的社会资本社区论
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发动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2）在社会资本概念的推广并使之成为学界讨论焦点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普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特性是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抑或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但普特南关于美国社会资本在1960-1990年急剧下降的结论，也遭致了多方批评，认为其测量指标忽略了其他类型的公民行动、跨阶级和组织的动力影响。
（三）Lin Nan的社会资源基础理论
美籍华裔、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Lin Nan）把社会资本建立在社会资源理论（Social Resources Theory）基础之上将其定义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取得的资本；资本是一种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在此基础上，林南将社会资本进一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
林南从社会资源理论的视角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理论界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属性：关系性和生产性，这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综合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
（四）Portes的社会资本“嵌入”论
美国社会学学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在分析了社会资本的起源、性质基础上，评述了布迪厄、洛瑞和科尔曼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区分了社会资本的“理性嵌入”和 “结构性嵌入”，然后，对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进行了分析（波茨，1998）。与其他学者不同，波茨是从个人的网络关系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布朗，2000）。
（五）Fukuyama的社会资本“信任”说
作为哈佛大学***治学博士、兰德公司的高级社会科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信任”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福山是从文化角度、经济学角度对社会资本展开研究的。
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
由于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在实证研究中，测量社会资本方法也是多样化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典型的有定名法、定位法和利克特量表形式。
（一）定名法
定名法（name generator），也称提名生成法，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1984年由伯特（Ronald Burt）在美国“一般社会调查”时所使用，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受访者提供其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关注网络社会资本情况的研究者们可以根据网络成员的相关信息，对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情况进行测量。其问题如“哪些人曾与您讨论过个人私事？”，这种方法在自我中心社会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定名法作为社会资本测量工具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网络边界不易确定、弱关系容易被遗漏等，从而有可能造成研究的偏差（Brown Thomas Ford，1997）。
（二）定位法
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也称位置生成法，由Lin & Dumin（1986）首先提出。该方法一般是先在一张表中列出特征显著的职业、权威、工作单位、阶级或部门等结构位置作为指标，然后请受访者回答每一位置上是否有交往者或熟悉的人，接着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其着眼点不在于考察被调查者的具体网络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主要在于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
定位法的优点在于它是内容无涉的和角色/位置中立的，同时其更少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因而在实际操作中较之提名法更为简便。此外，该方法还能较准确地测量出网络中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所提供的资源情况，避免了提名生成法集中于强关系的问题，不足是其只能测量社会资本，但不能进一步了解受访者的社会网络具体构成情况。
（三）利克特量表形式
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中，经常将其开发成利克特量表形式，采用五点或七点计分法，如Seibert et al.（2001）、谢素贞（2008）等。该方法规避了定名法和定位法对于受访者的私人问题，填答简单。但也正为如此，失去了结构分析的特色，无法确定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但因其符合受访者填答习惯，目前在组织管理上也得到了一些应用，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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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例8
经济学以纯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争议。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思考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因素存在严重的缺失。而社会学过度社会化的人性预设同样存在局限。社会资本理论正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以调和两者人性预设上的对立而产生的新学科—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在多学科交流的学术背景下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并被社会学、经济学、***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作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广泛运用于研究中。然而，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对该理论的回应却是迟缓而微弱的。其实，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社会资本作用凸显。本文力***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特征、作用的基础上，阐明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
一
社会资本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lieu)首先对社会资本进行先驱性研究。他认为“社会不只是由个人所组成，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各种连接和关系的总和”。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经济资本是根源，社会资本则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与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布尔迪厄是从工具性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的，即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吸取某种资源的、持久性的社会网络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 James SColeman)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指出社会资本有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其中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担负义务的范围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所决定，因而信任对社会资本至关重要。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 Putnan)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则建立在对意大利***府进行长期调查的基础上，最终使该理论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地位、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比科尔曼更为关注“信任”，他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却从文化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深人研究，他在界定社会资本时同样肯定了信任的重要性。总之，学者们已经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定义，包括从宏观的制度层次、中观的社群单元和组群单元层次以及微观的人际间行为来定义和分析社会资本。尤需重视的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进行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张其仔把社会资本的概念仅仅局限于社会网络固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张其仔的概念则抓住了我国社会资本中社会网络这一最核心的内容，对理解和把握我国特有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集中于规范、信任和网络等儿个方面的内容。
社会资本之所以被称为一种资本，是因为它具备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它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都是通过积累而成的，并且都具备了增殖性质。但是，三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区别。物质资本是一种有形资本，因而最早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无形资本，但是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学历证书、学位证明等物质形式加以证明，而要增强社会资本只能通过无形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等形式起作用，这些形式是只能感知却无法看见和无法触摸的。二是可测量性与不可测量性。在经济学中，可测度是一项重要的因素，成为是否被主流经济学认可的一个重要要素。物质资本的可测度性勿庸质疑，人力资本也逐渐通过人们的预期性增强其可测度性，因而逐渐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然而要明确社会资本的测度性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三是可转让性和不可转让性。物质资本具有可转让性，物质资本转让出去之后便与原所有者发生了分离。社会资本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而非个人物品性质，一旦形成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能使用它，它只能存在于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无法将自己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转移给他人。
正因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而且不可测量，也无法转让，因此，人们难以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察觉到社会资本的作用。但是社会资本确确实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种种作用。当我们进人经济史研究视野时，对社会资本进行考察的意义便同样显得格外重大。
二
在探讨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考察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的关系。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了十分强大的推动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性因素。而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在于儒家伦理难以使人们形成合理性的经济伦理，难以形成适合于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态和特征。或者说，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存在严重冲突，因而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的观点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流思想”地位后，受到强烈质疑。余英时从文化角度阐明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杜询诚利用近代中国实业家和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量史料驳斥了韦伯的观点。著名经济史专家帕金斯更是以东亚经济的崛起作为“韦伯命题”的有力反击，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张其仔的《社会资本论》正是以儒家文明为根基，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他认为儒家伦理的关系取向所代表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个体理性，是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构理性。因而，儒家伦理重视关系取向正是把社会资本纳人到了个人行为函数中，所考虑和处理的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仍然是理性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个人理性所不同的是，他把社会资本当作了一种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手段。
对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妄下定论，但是由韦伯理论而引发的儒家伦理大思考却表明，儒家伦理强调社会优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显然与社会资本理论存在着内在统一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信任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普特南、福山等众多社会资本理论的先驱研究者都十分强调信任在社会资本中的重要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国的乡土社会格局是一种差序格局，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抹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波纹所推及的就相互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最主要的是亲缘关系，包括家庭、宗族及姻亲关系等等。费孝通所指出的“差序格局”社会，以“己”为中心，“己”代表的是家庭，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而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信任也会因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按亲疏关系呈现“差序格局”，中国人的信任仅仅局限于亲缘关系圈内，一旦走出亲缘关系圈，对关系圈外的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林语堂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福山则强调中国是一个低信度的国家，认为中国缺乏一种亲缘和地缘关系圈之外的成员信任，缺乏一种普遍式的社会信用。但是，当我们进人长时段的经济史视域去考察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出亲缘和乡缘的范畴。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指出，以16一18世纪的情形而言，中国商人的“诚信”与“不欺”是普遍式的、超越家庭圈的。唐力行和朱英等人通过对近代商人的研究指出诚信观念为大部分中国近代商人继承了。此外，近代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的成立也突破了血亲地缘的限制，并加强了与***府等势力集团的联系，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杜询诚的考察表明，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能人”首先要能周旋于官府和洋人之间，以求得各种***策上的优惠和交易上的便利。同时还需要有钱庄和银行的关系和背景，这样企业的资金和融通才有保障。可见，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基于亲缘地缘基础上的既定的狭窄的人际关系网络。
信任的产生与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紧密相关。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社会信任形式已远远超出了亲缘和乡缘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那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基本要素—信任，完全可以在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找到原形和依据，因此，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也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合理的结构性背景。
三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与我国社会经济伦理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并且社会资本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实际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是勿庸置疑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研究视域进行探析。
(一)家族企业史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指出，家族企业的突出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并且企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扩大了的准亲缘关系网络之上，包括同学、同乡、朋友等。企业可以利用关系网络节约交易成本，并建立信息交流网，这对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很大影响。家族企业直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亲属和准亲属关系网络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范畴有不断扩大趋势。近年来，经济史学者对我国明清传统家族企业以及近现代华商家族企业进行了较多研究，肯定了家族企业利用特有的家族式管理方式和以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以及不少家族企业已经建立的与区域文化和亲缘关系不同的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此外，关于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与现代企业制度明显不同的产权不清的经济组织在经济发展中是否会有阻碍作用的问题，学界有较大争议。但家族企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筹集资金、共同协作、抵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非家族企业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网络达到了增加企业收益的目标。若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关系网络，必然会给中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范式。
(二)商人、商业信用研究
中国商人、商业信用问题倍受史学界关注。正如前文所述，余英时、唐力行和朱英等学者对中国商人的诚信观念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外，日本经济史学专家加藤繁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我国宋代商业信用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大概到了客商和铺户的利害关系很紧密，深感尊重信义相互有益的时候，得到牙人的帮助，成立了赊的买卖关系。赊的信用联系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同时商业也由于赊的信用关系的产生而得到发展。姜锡东指出中国古代商业信用的兴盛始于宋代，普遍存在于流通领域并开始染指生产领域。此外，谢秀丽的考察发现清朝前期由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之间形成了比较长的商业信用链条，从商品生产到流人市场，从高级市场到初级市场都不断有商业信用产生。商人、商业信用的确立对于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把商人、商业信用置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范畴内进行阐述，也必将给中国商业史的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三)商帮、商业组织、商业网络及其市场网络的研究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联络计议之所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它是以家族和地缘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商帮以血缘乡谊为纽带建立了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浓厚的乡域观念使商帮各行业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商业联系。同乡组织也是凝聚同乡、加强同乡合作的重要机构。近代的同业公会和商会等商人组织，建立了比亲缘和乡缘关系网络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网络和市场网络的建构更是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联号的经营、相对固定的往来客户群体以及商人侨居地与祖籍地之间的商业网络都是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例如龙登高的江南市场考察指出，外地商人落籍定居，经营网络随之变化，侨居异地之后，商人把侨居地与祖籍地的业务有机联系起来，建立联号，构成了有机的营销网络。当商人扩大了侨居地业务之后，往往需要招徕亲友或接受同乡前来协助合作。随着业务的扩展，有些同乡亲友又在其他地区侨居下来，从而使商业网络不断扩大。张忠民对近代中国商人资本的研究表明，商人和商业资本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还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与经济关系相互混杂、交织，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较之经济关系更为鲜明和突出，并且又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在香港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讨论会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专门对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网络结构”的探讨，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资本理论例9
中***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2-0010-10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并在近几年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因此，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治学家都纷纷引用这一概念以解释纷繁多样的社会经济现象。近几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在国内研究中逐步兴起，并成为学术界较为热门的话题。作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第三种“资本”，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新解释范式。以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与我国当前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有重要的联系。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发掘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通过开放、吸收和制度创新等途径来增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来加快新世纪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因此，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诠释
从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与现今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资本”相近的是汉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出版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会资本还比较模糊。当然，汉尼凡并没有在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作明确比较，而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倾向于使得这些有形的物质（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者现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即善意、友谊、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汉尼芬把社会资本看做个体的一种资产以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视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初具雏形。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由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说道：“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恢复回来。”雅各布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种族收入差别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育、社会化过程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都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洛瑞尝试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经济学，是为了论证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但理论界一般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0年，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Essays on Social Capital）的短文，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科尔曼（198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后来科尔曼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而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①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广和运用。
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2000）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逐一阐述了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整合成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托马斯・福特・布朗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在微观层面上，微观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它以关系的形式存在，如亲缘、学缘、地缘。微观社会资本有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在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以非正式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而存在，强调个人、企业、社区、团体等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引起的对资源的可获得性。在宏观层面上，称嵌入结构的观点，关注的是在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包括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的制度规范、普遍信任等。有关社会资本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分析。托马斯・福特・布朗对社会资本的表述提供了研究社会资本的新视角。
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2001）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尔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上，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尽管上述社会资本定义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指向基本一致，即都把社会资本看作为一种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资源，它为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提供便利，包括信任、规范与网络三大基本要素。对于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再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办成事情。参考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进而建构的社会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长期以来将人际关系、关系网络等视为社会生活的一条重要原则，关系取向一直是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从而使得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某种强大的亲和力。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层次、特征及类型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府对农村***治控制的逐步松动，农村社会***治生活出现了根本性变迁。随着“三农”工作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确立，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视角逐步引入中国农村社会予以考察。于是，农村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农村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农业生产方式市场化转变、农村人口“经济性”外流、农村***治文化转型及新农村社会网络形成等农村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如何培育积极的农村社会资本，增强农民的***治参与意识，改善农村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则是当前理论界和***策界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当然，我们利用“外来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时，应懂得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对“本土化”农村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探讨，赋予其新的内容。
1. 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
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的长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历史传统、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际及组织关系网络，这种参与网络将产生某一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并通过信任和互惠最终促进该共同体成员之间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达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农村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信任使农村社会成员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彼此协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规范。当成员之间产生矛盾或利益分歧时，通过这种特殊信任关系的沟通和协调，比较容易化解矛盾和分歧而达成妥协。中国，尤其是在农村社会，因血缘、地缘和亲缘等因素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参与建构的网络体现了身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农村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
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应从各个不同层次予以展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农村社会资本层次混乱、内涵不清的现象发生。笔者结合我国农村实际，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对其予以界定，分为农村个体社会资本与团体社会资本，其中宏观层面，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中观分析。
（1）个体社会资本。个体拥有的被用来实现个体目标的社会资源，包括个体所拥有的人际关系和成员资格，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个体的社会生活能力。它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关系网越广，个体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越多，他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个体社会网络中直接嵌入着的诸如权力、财富、声望等更是一种实质性资源。这些资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而是一种嵌入性资源。因此，个体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性资源，是嵌入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显然，这里的资源包括多种形式）。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村民可通过投资或动员来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关系，它以各种“人际关系”的形式存在，如血缘、地缘、业缘与趣缘关系等。
费孝通（1945）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②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他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差序格局深刻地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如果两个人之间发生交往，在一个人考虑是否将所掌握的资源做有利于另一人的分配时，他心目中首先考虑的就是另一人和自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差序格局社会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网络是一种基于传统血缘、地缘、业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网络体系，主要通过血缘、地缘、姻亲、宗族、家族等网络进行沟通和互动。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一张封闭的大网，农民或其家庭是网络上的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线就是双方的情感联系。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变化在结构上主要体现在强关系联系人和弱关系联系人上的变化以及各种情感联系的变化。
（2）团体社会资本。早期的研究者在考察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时，一般都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蕴藏于个体网络之中的财富。但自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资源”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社会资本的团体（集体）层面，即不仅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个体拥有的资源，而且将其视为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整个社会所拥有的资源和财富。
本文所界定的团体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组织或一个团体，甚至一个社会、地区和国家所具有的追求团体目标、实现集体合作的组织资源，包括组织网络、关系和文化等内容，表明了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组织凝聚力。它意味着，组织的横向和纵向结构越密集，成员之间的组织关系、信任关系越密切，组织切合实际的文化价值观念越是一致，它所提供的集体资源就越大。显然，组织中的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解决囚徒困境问题，有利于团体目标的达成，因此，对团体来说是一种资源。可见，团体社会资本就是如信任、规范、参与网络等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软性资源。具体在农村劳动力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同时还包括“内化于”农村社会结构的文化、制度等环境资源，它们通过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两种主要形式表现出来，并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个体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事实上，本文所指的团体社会资本，包含了中观层面的对社会组织、社区和区域社会资本的研究和宏观层面上对国家社会资本的研究。不过对于宏观的社会资本，相对一个地区的农民来说差别和影响不大，且发挥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潜移默化。因此本文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社区的社会组织、团体的研究上。具体在农村居民中体现为农村中结构化的关系网络资源，即结构化关系网络本身和依附于结构化关系网络之上的信任和规范等。团体社会资本关注社区或团体如何构建、维持并发展其社会网络，及社会网络如何约束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而克服团体行动的困境以及网络成员间如何通过社会资本进行义务与权利的分配等方面。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事物的完整定义和理解至少还要涉及对其功能的界定。个体社会资本虽然不是个体直接拥有的资源，但却是一种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可以被个体行动所获取的资源，着眼点是帮助个体从外部获得资源，归属某一个体，其功能在于为个体行动带来便利，直接为该个体利益服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个体社会资本称为外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团体社会资本的着眼点是存在于团体内部的团体内部成员共同拥有的资源，归属于某一团体，其功能在于促进互惠合作，提升团体行动水平，直接服务于该团体的公共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团体社会资本称为内在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层次划分，仅是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层次出发，形成的一种理论上的分类框架，它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目的是为这种描述提供一个明晰的表达手段，使这种描述成为可能。同时，它也并不试***代表惟一可能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观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为经验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任何理念型的效用，只有在其与具体的问题产生关联时，方能估定；而且，它所以被创造出的惟一目的，在于有助于经验问题的分析。总之，个体社会资本和团体社会资本的的层次划分，可以更好地进行农村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意义。
3. 农村社会资本的特征
对农村社会资本本质特征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本身的认识，包括资本的生产性、增殖性和过程性。它们揭示了农村社会资本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基本属性。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特殊世界”。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得农村具有许多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特质，尤其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因而在农村社会中，其社会资本的特征和存量除具有社会资本的共性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乡土特色，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礼”、“信”等规范对中国农村社会的深远影响。
与一般意义的城市相比，它们在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与城市社会资本相比，农村社会资本有着自身的具体特点。第一，从形式来看，农村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为主，组织类和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但在城市社会中，法人组织、正式制度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并重，非正式制度类社会资本相对较少。第二，从现状来看，农村各类社会资本表现出明显的乡土特色，城市各类社会资本则具有现代特征。以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为例，在目前农村社会中，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仍是其主体，规模相对较小，同质性和稳定性相对较高；而城市中人际关系类社会资本主要以单位制的业缘关系为主，规模相对较大，同质性与稳定性也相对较低。第三，从分化程度来看，农村社会资本村内之间分化程度相对较低，村与村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市社会资本，城内之间分化程度较高，城与城之间分化程度较低。第四，从运作风险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在强大的特殊信任基础支撑下，运作风险相对较低；而城市社会资本在特殊信任基础丧失，而普遍信任还没有形成的前提下，运作风险相对较高。
4. 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类型。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对事物的认知可能由于分类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由于选择的角度不同，其分类也有多种。如前所述，农村社会资本有层次之分，在不同层次上，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既然农村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层次之分，那么，如果一些研究不加分析地在不同层次的承载主体和要解决的问题之间随意地变动，则会带来某些理论和测量上的模糊和混乱。因此，从方***上看，也应该根据承载主体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层次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进行分类。也就是说，农村社会资本类型的划分，也应充分体现出它的层次性。按照这样的思路，笔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了具体划分。
从主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村民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在具体研究中，这几类社会资本将在不同的分析对象中，分属于不同层次。在本文中，根据我们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分类，村民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构成个体层面的研究内容；农村组织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和区域、国家社会资本构成团体层面的研究内容。
从客体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文化规范和制度体系等。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村民可以通过与他人结成私人关系、拥有组织成员资格、认同和运作文化规范及运用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它可以通过协调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文化规范和运作正式制度四种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提升和占有。
从内容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人际信任。如果以村民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村民的私人关系网络、组织成员资格、规范认可能力和个人诚信程度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则体现为社区内的人际关系、社区结构、风俗习惯和普遍信任等。
农村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变迁对乡村治理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因此，从客观后果上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可区分为正功效、负功效和零功效的社会资本。这只有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才能体现出它运作的功效。并且，同一种社会资本的运作，在不同层面上会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功效。可见，社会资本本身没有“积极”或“消极”的种类之分，只有它在具体的社会事实中，从运作结果才表现出它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
三、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建构
本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的。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指社会资本的结构层次，即个体和团体层面，其中的个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微观社会资本，团体层面主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观和宏观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横向维度主要指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如网络、信任、互惠、规范、参与以及共享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他的相关争论也日益激烈，使得研究者对如何正确使用此概念大感困惑。其实要厘清社会资本的理论概念，有一种简单可行的切入方法，那就是从厘清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入手。对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在经验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这种测量法侧重于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大部分学者把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微观社会网络的测量，一般采用局部网方法，也叫“个体中心网”或“自我中心网”（ego-centre network），它依据个体自我的属性特征测量和判断个体自我在网络中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问题。局部网常用的指标是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多少）、网络成分（由哪些类型的成员构成）、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等。
在测量团体社会资本时，学者一般使用的指标集中于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这样几个方面，而这与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使用的以社会网络为主的指标有较大不同，个体层面和团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不同，个体层面上关注社会网络、社会支持等，而团体层面则强调协会、社团、志愿组织等非盈利性组织的作用。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使得测量结果的解释力遭到了削弱，同时也很难得出测量社会资本的完整框架。有鉴于此，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Grootaert和Bastelaer，2001）在总结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组织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资本的测量框架（如***1）。
他们认为测量社会资本最理想的方法应该包括***1中所有的四个象限。但是在实践中，对国家层面社会资本测量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目前大多数的进展存在于对微观层次上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重点在于那些与家庭、村庄和社区有关的制度或规范。对***1右边上部象限的测量，即对宏观层面上的认知性社会资本的测量，是研究者的最远目标。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上，他们建议测量重点应该放在三种类型的替代指标上，即地方联盟和网络的成员身份、信任的指标和对规范的忠诚以及集体行为的指标。
关于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的研究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设立不同，而且差异较大。普特南（1993）认为信任、社团组织、公民参与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Lochner（1999）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指标由邻里互动、集体效能、社区竞争力、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凝聚力组成。纳拉扬等人（Narayan和Cassidy，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应该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generalized norms）、和睦相处（togetherness）、日常社交（sociability）、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仔细分析他们所提出的测量指标，可以发现，一般规范的测量指标往往被其他研究者作为不信任的指标，和谐相处的指标与社区凝聚力（cohesion）概念相当吻合，而邻里联系的指标指的是邻里间的社会支持。可见，纳拉扬等研究者提出的测量体系中，测量的核心维度包括参与社团、信任、社区凝聚力、日常社交、社会支持、志愿主义等。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Social Capital Assessment Tools（SCAT）是较早出现的系统的测量工具（Grootaert和Bastelaer，2002）。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对SCAT进行改进，形成A－SCAT。A-SCAT采用了7个问题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使用11个问题测量认知性社会资本（Harpham等，2002）。这18个问题包括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其中，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边燕杰（2004）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从以往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关系人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边燕杰对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项指标的操作化测量，既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也包括了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观点。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赵延东、罗家德（2005）区分为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对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按照赵延东、罗家德（2005）的理解，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嵌入于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前者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相互关系等信息。后者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定位表中所描述的职业或单位类型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最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网络规模、网络的成分以及网络的密度（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都应是可供选择的测量指标。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起到连接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第一，在测量社会或组织信任时，使用组织信任存量问卷中筛选出来的问题，并用七级里克特量表来衡量。第二，在测量社会连接程度时，使用外向中心度。第三，对社会网络结构方式的测量，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和结构洞或桥等指标。王卫东（2006）沿着边燕杰的思路，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是社会网络资本的总价值量，它是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的。他以七个观测指标即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来测量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从其操作化测量模型及其结果中可以发现，用孤立的、原子主义的、线形的测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测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资本不是网络中资源的简单线性累加，必须从资源间的关系与网络结构上着手测量社会网络资本。Harpham（2007）提出社区社会资本应由网络、社会支持、信任、互惠等指标组成。肖星（2007）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可设立为社区信任、社区网络、社区规范三大指标体系。桂勇、黄荣贵（2008）总结了常有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社区信任、地方性社会网络、非地方性社会互动、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互惠与一般信任、志愿主义等指标体系。
本文将依据个人分析层面和团体分析层面两个维度，结合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的原则，构建本土化的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由于它们各自的层次不同，决定了不同层次社会资本的主体、客体、内容和作用各不相同。从个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村民个体和家庭层面，人际关系本身是社会资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受限于关系中的个体，即只有关系节点中的人们才具备拥有和动员关系资源的资格和能力，关系外的他人不具备这种资格。从团体分析层面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模式化的、具备结构功能的组织、社区、区域和国家，它们蕴涵于农村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并在特定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内发挥着作用。与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不同，它们不是以村民的人际关系形式存在的，而是以具有先在性的社会结构形式存在的，文化和制度是它们的承载体和主要内容。它们虽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也可***于农村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结构而存在。
在综合其他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上述社会资本的分析结构，本文也由此构建了相应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如***2）。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网络、信任、互惠、参与、规范及共享几个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测量指标体系共分为四个层次，总目标层、分目标层、子目标层和可操作层。总目标层是待测的社会资本总量，分目标及子目标层则是构成社会资本若干要素的分解，可操作层则是针对每一方面设计的在实际调研中用问卷进行访谈的具体问题。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揭示，从个体角度讲，在一个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社群内生活和工作更加容易；从整个社会角度讲，一个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意味着和谐稳定的秩序和良好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在***治学家看来，社会资本强调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它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传统资本概念，为我们研究农村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有关社会资本的梳理中认为，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之上，这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由于受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规范的影响，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基础薄弱。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居民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缺失。可以说，在新农村建设中，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所在。而现代性的社会资本生成与发展有助于削减社会的等级观念意识，增强公民社会的内生能力，降低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本。强化农村社会资本积极效应，削弱其消极影响，积极培育农村现代性新型社会资本是提高农村治理绩效的重要途径。
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农村是传统积淀最深的地域，农民是传统因子负荷的主体。农民身上负载的传统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显露出其弱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诸如传统宗法秩序、乡村黑恶势力等农村社会资本变迁中的消极性异化与复制，不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资本传统性因子的再生与异化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带来巨大的消解和腐蚀作用。因此，必须从制度规范和社会秩序层面加以改造和重构，其重要途径就是社会制度变革和体制创新。历史发展实践证明，民主与法治是消解社会资本负效应和强化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而从推动力来看，***府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对此，***府应积极推进国家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进程。在一个现代社会里，社会网络资本只应该用来为制度性社会资本补充，而不是作为它的“替代品”。按马克思经典理论，当村民们还不能够代表自己的时候，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强大***府则是必须的。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时候，对于农村社会资本，要更多地补充其制度性的部分，只有这样，近年来的“民工潮”对城市社会、农村社会的不良冲击（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贫困问题、流动缺少组织而造成的交通问题以及各种犯罪问题）才能减少，而城乡劳动力的配置也才能更合理化，才能更有利于社会整合。
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注意建构农村中以关系网络为载体，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特征的农村社会资本。我们必须着力增加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横向社会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以信任、互惠、合作为内在行为规范，通过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和公民参与来推进新农村建设。
注释：
①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4）认为，社会资本是指能够加强集体活动的规范和网络。越来越多的观点表明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仅可以缓解贫困而且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社会资本不是社会制度相加的总和，而是把各种社会制度聚结在一起的粘合剂。
②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点是“差序格局”的理论，这一理论堪称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典范。“差序格局”一词，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连晕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费孝通先生解剖中国传统社会，使用的是社会结构分析方法，这是社会学通用的方法。在费先生之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就曾用“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两个概念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费先生为更准确地区分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其中“差序格局”尤可谓是费先生的独创，并被国际社会学界所接受。费孝通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结构是 “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而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两种格局显著的区别就是西方人注重团体的概念，而我们中国人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都是以己为中心。“团体格局”的西方社会对国家这个大团体的认同是普遍而且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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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ural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Its Analysis Framework
Ma Hong-mei1, Chen Liu-qin2
（1.Gui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社会资本理论例10
一、引言
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以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为主体，后被发现其可应用于多种层面，如个人、组织、组织间层面以及整个国家层面（Tsai and Ghoshal，1998）。最初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的Burt认为关系资本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他属于社会资本，决定企业的最终成功与否。由于企业是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而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主体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社会资本概念便理所当然地被一些学者扩展到企业层次。在企业管理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早期研究大多侧重于个体社会资本，但事实上，社会资本的观念对于公司和个体都是可用的（Uzzi，1997）。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的提出重在强调企业是其关系网络中的扭结。
发展和维系社会资本需要个体和群体共同参与以及彼此承诺。开发社会资本经常需要付出专门的努力并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丰富而积累下来。尽管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资源，但是它要通过个体关系网络去构建。例如，企业间的社会资本是经由各企业人之间相互交往而发展起来的。两家企业的资源交换会受到两家企业人之间非商业性连带关系的影响，如两个企业的经理人可能是同一社会组织的成员、可能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可能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可能去同一家教堂或者可能是同一家非盈利机构的志愿者等。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与社会资本概念类似，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界定企业社会资本。
虽然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资源的观点，如Gabbay（1999）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是企业通过社会联系所能够获得的用于实现一定目标的资源；一类是基于能力的观点，边燕杰（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摄取稀缺资源的一项能力。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将企业社会资本看做一项企业的资本，它能为企业带来收益。而企业社会资本的能力观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获取网络资源的一种能力，这种观点更重视企业社会资本在获取资源中的功能属性。国外学者多采用资源观点，而国内学者采用能力观点的居多。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是企业关系与企业通过与其他公司关系所获取资源的一种组合。在商业活动实施过程中，企业通常会与多个其他组织发生互动。企业社会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于企业的人而存在（即制度化的），或它们也可以明确的依赖于经理人、关键雇员和公司外部其他人员的关系。
三、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维度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企业社会资本，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划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和Ghoshal二人的研究。
Nahapiet和Ghoshal从企业社会资本的自身构成进行研究，从构成方面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三个不同纬度，即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结构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式，即网络结构、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配置等。“关系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已经不同密切程度的关系中包含的资产，包括信任、规则以及关系负债和期望、嵌入身份等内容。“认知维”涉及行为主体之间对彼此的认知程度以及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等。通过统计分析，Ghoshal和Tsai（1998）得出结构维和认知维对关系维有较强影响；而结构维认知维的影响则较弱”。
我国学者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从企业的联系对象方面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划分，分为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张其仔（2001）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三种：蕴含在员工之间的社会资本，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但这种划分没有考虑存在于企业外部的各种联系和资源。
四、企业社会资本的不同测量层面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对其测量至关重要，定量的测量可以使得对主体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的描述更加精确。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层面和企业家个体层面。
1.企业组织层面
王霄和胡***（2005）对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两个部分，对结构社会资本的测量采用Landry提出的方法，而对非结构性资本包含的信任、价值观的部分，则设立了多指标进行测量。韦影（2007）则在考虑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结构维度和关系维度的基础上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李克特量表，从而测量企业社会资本。
2.企业家个体层面
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企业社会资本往往由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转化而来，因此，从企业家层面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变相应具有科学性。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在将企业社会资本从企业向个体层面转化：分为企业主有无在行***机关工作经历的纵向联系，企业主有无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经历的横向联系，和企业主社会交往广泛程度的社会联系，并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层次分别进行测量。
除此之外，对企业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以此反应企业社会资本，也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五、结论
针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当前关于社会资本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企业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专业，并采用了不同的视角，因此对其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划分以及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量。本文对现有的、有代表性的企业社会资本主要研究文献进行归类和划分，并进行系统性的阐述，这对于相关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Best Paper Proceedings
[2]Tsai，W.&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 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 46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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