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第1篇
《新中国颂――中外朗诵诗精选》是一部以歌唱新中国为主题的诗集。这是一部尽现名家风采和名篇魅力的诗集。各民族诗人共谱一支曲,中外诗人同唱一首歌。多样化的风格,多角度的呈现。编者翻阅几十年前的一摞摞泛黄的报刊和一部部珍贵的诗集,采撷近百名中外诗人的经典作品,欲与读者诸君一起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意味深长的诗歌世界。
本书的出版,实源于《诗刊》2009年9月推出的一本“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诗歌名篇珍藏版”专号。专号面世后,各方面反应之好、评价之高,为编者所始料不及。广大读者尤其是四十岁以上的读者,纷纷寻找、购买这期刊物。有专家认为,这期刊物是他近来看到的刊物中编得极好的一期。有一位中学老师说,没想到《诗刊》也能编得这么好看。这样的赞许让编者深受鼓舞,欣喜之余萌生了把这期专号变为一本书的念头,于是便有了这部诗集。下面,笔者还想就这部诗集的相关编选事宜向读者略作交代。
首先,编者将入选作品的时间范围限定为1949至1979年。这期间的诗歌或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有其特殊成就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同样涌现出许多歌唱新中国的优秀诗篇,但因已有过多种选本,读者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读到,篇幅所限,就不再入选了。
其次,歌唱新中国的诗歌作品蔚为大观,我们不可能做到尽悉收入。而且,考虑到入选作者的广泛性,对创作此类作品较多的诗人只能择其一二。对长篇作品除了有选择地节选某些有代表性的篇章,对多数诗人的作品还是尽可能地选其短章。因时间匆促,资料和目力所限,未能查找到某些著名诗人在当时的有关篇章,因此只能付之阙如,敬请给予谅解!
第三,编选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诗歌作品,对编者是一种考验。编者遵循的是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既尊重历史,考虑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也尊重艺术,掂量其文本在今天还能拥有的美感与内在含量。本书按内容大致分了五个栏目,排列顺序也主要依照内容,而没有严格按发表时间。
第四,对于入选作品的出处,或依据其最初刊登的载体,或依据较好的诗集版本,在作品的后面予以标明。如能通过编者的劳动,为广大的诗歌爱好者、朗诵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较为翔实的诗歌读本,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诗歌第2篇
论杜甫诗歌中的“回首”
论清代乾嘉诗坛对汉代诗歌的接受
王韬集外未刊诗歌稿本述论
沧浪水、沧浪歌与《楚辞·渔父》
《周公之琴舞》诸篇释名
谭献词论与现代词学之发端
吟家自拟吟诗调之探论
《诗经·周南·樛木》篇考释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之启示
行人制度与先秦“采诗说”新论
中国早期诗歌与“寺”之关系
为《楚辞·大招》“四上竞气”进一解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赋源论新探
《天问》风物板块取材的西倾趋向
《玉台新咏》的女性题材特征与儒家诗教
《诗经》中的“祃祭”乃祭***神、旗神考
新民歌运动与新诗发展道路的论争
汉语诗歌构造与演变的韵律机制
闽南语阴去声字之吟式研究
《杨白花歌辞》本事及其文学与文化意蕴
《吴越春秋》歌诗研究三题
竟陵论唐人七律——以《唐诗归》为中心
从翻译到创作:余光中对狄金森诗歌的接受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楚辞“九体”
日本古代的汉诗新学——《古代汉诗选·序》
寓言的颓废——《野草》中的诗与哲学
毛传、郑笺对《诗经》中复现词语的释例发微
20世纪30年代新诗的危机与传统问题
论20世纪6070年代“前朦胧诗”的亚文化空间
悖论式生存与失败美学——论昌耀1990年代的诗
落差之诗——论朱朱的《故事》
杜甫昭陵诗创作时间及关中行旅路线
杜诗语词字句对宋词影响研究
杜甫歌行中“悲”与“丽”的审美张力
沈从文的编辑活动与19301940年代诗坛史料钩沉
《两浙輏轩录》中的《碧溪诗话》
国***所藏《青楼韵语》明刻本考述
跋涉的“汗血诗人”——牛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怪风疾雨益苍凉”——读张际亮的纪行诗
论孔子之前《鲁颂》不是《诗三百》的组成部分
进路与转向:元代科考经义文献的潜在表达
清华简《敬之》篇与《周颂·敬之》的比较研究
论中国古代***治童谣的发生机制及其理性精神
论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引《诗经》方法及其认识价值
陶渊明《拟古》九首:拟《古诗》的诗还是“拟古”的诗
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与《诗经》早期传述状态初探
论两宋理学家文道观的类型、特征及其内在矛盾性
中国诗歌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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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出版周期: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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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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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第4篇
2014年5月7日上午,中法两国以“诗歌历程与场域”为主题的互动交流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办,两国诗歌领域代表分别做精彩发言,法国驻华使馆白良公使、易杰文化专员均莅临现场。当日下午,一场引发中法诗人诗意共鸣的诗歌朗诵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倾情上演,中法两国诗人以诗的名义交会、对话,吟诵彼此的诗文,共同回溯、见证、沐浴于超越时间和国度的诗歌光焰。
“在***需要战斗的时候他曾战斗\在***需要牺牲的时候他就牺牲\他以一种冰冷的方式消失于世界\他以一种残忍的程序留给我悲痛……”这是中国诗人骆英的《枯骨的父亲》选段。
“唐寅是画家\唐寅活在十五世纪\唐寅活在明朝对我们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唐寅画画就像若斯丁・亚纳丁写音乐……唐寅说,从眼睛里出来同我一起梦想永恒吧。”这是法国诗人雅克・达拉斯的诗作《唐寅》选段。
这一段段精美的诗文与一声声铿锵有力,抑或委婉悠扬的吟诵之声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属于诗的国度。同时也拉开了“2014・中法诗歌节”的帷幕。
作为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活动中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2014年5月7日-14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法国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坤诗歌发展基金、中国诗歌学会共同主办,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你读诗》协办,世界诗歌运动、麦德林国际诗歌节予以支持的“2014・中法诗歌节”先后在北京、黄山以及银川隆重举行。此次活动共邀请到中、法两国三十多位著名诗人及评论家共聚这场“无国界”的诗意盛会。
为了推动中法诗坛的对话及交流,与法国诗歌界保持多年交往的中坤诗歌发展基金希望通过与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法国驻华大使馆、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国诗歌学会的强强联手,将法兰西的浪漫多情与“回归”之路上的中国诗歌相融、碰撞,共同为中法文化的深度交流谱写一曲动人乐章。
本次“2014・中法诗歌节”以诗歌交流为主,兼有学术接触、文化探讨等主题活动,旨在通过诗人间的直接对话和诗歌朗诵等形式的接触,就“诗歌-文学-文化”生态所共同面临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活动共邀请到包括法国著名诗人、翻译家、“阿波利奈尔诗歌奖”及“法兰西学士院诗歌大奖”得主雅克・达拉斯 (Jacques Darras),知名诗人、“龚古尔诗歌奖”得主安德烈・维尔泰(André Velter),青年诗人、翻译家、批评家、“阿波利奈尔诗歌奖”得主琳达・巴罗斯(Linda Maria Baros)在内多位法国最富盛名的诗坛泰斗及出版界翘楚亲临现场。中方嘉宾则由谢冕、张同吾、高洪波、谢友顺、贺绍俊、王家新、西川、树才、任洪渊、臧棣、杨克、姜涛、王明韵、杨梓等多位诗歌评论界杰出代表及著名诗人出席,为此次中法诗歌节带来不同以往的“中国诗歌印象”。
在北大校长王恩哥看来,中法建交五十年之际,两国诗人为世界上最美的事业――诗歌而相聚于新诗发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学,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精神价值。
其实中法诗歌交流已逾百年之久。中国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对法国现当代诗歌产生重大影响。曾在中国居留七年之久的法国当代著名诗人安德烈・维尔泰说,诗歌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古典诗歌奔涌在他丰沛的内心世界里,激荡起无穷无尽的诗情。
和中国一样,具有浪漫情调和自由精神的法国也具有优秀的诗歌传统。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圣琼・佩斯等法国诗人,将法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世界,也直接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人类面临共同的生存课题――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文化元素与生存环境的内在关系。
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认为,诗歌作为精英文化和世界良心,以其天职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寻找人类没有被世俗和功利玷污的童心。
在诗人骆英(原名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眼里,诗歌作为一个民族的财富与灵魂,关乎人类文明的状态和人性、精神世界的建构。“它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本质的事物上,譬如历史背景、文化关联、言辞感官等,这种心灵的追寻是人类意识最深挚的表现,也成为人类彼此对话的一个窗口。”
“中法诗人之间的直接对话非常有必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续冬表示,总体来看,无论法国诗人还是普通的文学读者,对中国诗歌的了解几乎都只限于中国古典诗歌。“像中法诗歌节这样的活动,对于推动法国诗人在中国文化现场直观感受和认识中国诗歌,意义重大。”
伴随着东西方的文化认同,中国与欧洲关系交融、向前,如同奔流不息的河流。中法两国关系作为其中的一个代表,自50年前建交起便确立了民族文化与国家关系无法割裂的战略高度,而一个世纪前双方对彼此深厚文化根基的仰慕与尊重,也在时间长河里愈加浓烈。
“不仅是法国,世界需要聆听中国的声音――传达中国经验的灵魂之声。”维尔泰说,中国诗人对悠久历史与苦难大地的心灵回响、对国家民族命运未来的追索发问,表达了中国人最高美的向往和诗思,这将是世界诗歌潮流永恒的火花。
圣-琼・佩斯与圣-琼・佩斯亭
“2014・中法诗歌节”北京站还安排了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活动――法国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琼・佩斯纪念亭的落成仪式。
近一个世纪前,法国诗人圣-琼・佩斯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叫“桃源”的道观里,以妙峰山庙会为背景写下印象派长诗《远征》。1960年,他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诗歌第5篇
你是每个人心目中
神圣的象征,
没有任何可以代替
你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
我们崇拜着你、
爱戴着你,
因此,
我要为你写诗。
我要歌唱你的宽广胸怀;
我要赞美你的雄伟壮丽;
我要传播你的仁爱思想;
我要宣传你的悠久文化。
是你,如一只雄鸡般屹立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
是你,灿烂辉煌的文化犹如一颗夜明珠熠熠生辉;
是你,坚守着仁爱思想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是你,经济的繁荣和飞速发展另世人刮目相看。
你用辛勤的汗水,
浇灌神州大地;
你用博爱的胸襟,
包容世间万象。
你用甘甜的***汁,
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坚实的臂膀,
撑起万里河山。
这是我们的祖国,
是我们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中国诗歌第6篇
关键词:意象;庞德;中国文化;影响
中***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003-02
美国现代诗歌始自埃兹拉·庞德,但这位以勇于创新而闻名遐迩的现代诗人却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古代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12年他在伦敦率先提出了意象主义这个诗歌概念,兴起了意象主义运动。1914年他又编辑了《意象派诗集》,扩大了意象主义的影响。此后,他的创作一直走着一条崭新的道路——为现代英语诗歌开辟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庞德曾把“意象”定义为“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据他自述他这种创作方法正式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对他的创作起着重大的影响。
庞德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学是在本世纪初,当时瞿理斯(Herbert Giles)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就引起了他很大兴趣,他对书中所录的刘彻的《落叶哀蝉曲》大为赞赏,不久就出现在他的诗集中。对此,可以加以比较:
刘彻:罗袂兮无声,玉樨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肩。/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绸裙的,瑟再不复闻,灰尘飘落在宫苑里,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The rusting of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old.
庞德改作的前两句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而从第三句开始,他则发挥原诗第四句中的落叶这个意象,使其余各句都围绕这个意象,并以此作为诗的结尾,这是他对这首诗的理解。庞德的译作是无韵自由体,这一点很接近中国古乐府诗。用庞德的话说是为了“全力避免抽象性”,让读者由此去体味诗人的情感,而不是直接把诗人的内心感觉书写出来。让读者以联想的方式直接参与诗歌的创作,这种手法与中国传统诗论在本质上是暗合的。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反对直抒胸臆,讲究含蓄、韵味,此时庞德已从中悟出了这一点,并适用于实际创作中。
如果我们把刘彻最后一句和《地铁站台》中“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加以对照,则不难看出其中意象的相似之处。庞德的自述中并未提及《落叶哀蝉曲》对他创作《地铁站台》的影响,但是在他冥思终日之后而茅塞顿开,能够抓住协和广场地铁站台那一刹那间意象的,似乎就是汉武帝诗中潮湿的落叶这个形象。当然庞德并未照搬这一形象,而是赋之以新意,以象征娇美脸庞的花瓣来取代原作中象征亡人的落叶。
在诗歌理论上,庞德创立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肯定庞德受到过中国诗论的影响,但他受中国诗歌,尤其是李白诗歌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李白诗歌大体代表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诗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直觉,即“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悟出中国诗歌精髓之所在。事实上,1915年庞德创作的《神州集》(Cathay)一直被西方文学界看成是庞德的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仅仅是翻译。诗人在翻译过程中有自己的创造。这一点在他翻译李白的《古风第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白《古风第八》: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 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
庞德的译文回翻成汉语是:春又归桥头,桃李开千树。/朝开红胜火,暮落逐水流。/朱彦随水逝,一逝再难留。/今人非昔人,下场亦堪忧。/有香风,有怨笛清歌,/有七十对男女共舞,/有庭院内疯狂的角逐。/整日整夜都付于享乐,/他们以为这享乐能持续一千个秋天,/一群黄狗狂吠着,/对他们发出警告。/对他们来说绿珠姑娘只引起仇恨,/他们中有一人独携情妇离去,/他驾起轻舟,/身旁的姑娘长发披肩。
显然,庞德在这首诗中创造的因素很多。因为这首诗典故很多,不能直译,否则会引起读者的厌倦。因此,庞德按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了全诗。这就是庞德《神州集》获得成功的原因。《神州集》出版以后,带动了当时英美文学界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了广大的西方读者。
庞德创造了一个文学形式“意象迭加”,将各种特殊意象并置。就像休姆提到,两个视觉意象形成一个可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联合起来暗示一个不同于两者的新意象。中国诗中这种和弦方式十分普遍。庞德从1917年开始发表长诗《诗章》(Cantos),其创作就是深受中国古代和弦诗文的影响。诗人先后用了几十年时间写成109首完整的诗章和8首片断,其中涉及中国和弦意象的内容比比皆是。第53至第61首被称为“中国诗章”,把中国古代史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诗章》的许多篇章还体现了中国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思想。这些诗除了具有意象派诗歌的特点外,其内容,尤其是清雅淡远的意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诗章第49就是庞德以一本题为“潇湘八景”的中国画册为素材写成的: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ntern/ The reads are heavy, bent,/ and the bamboos speak as if weeping,/……(雨、枯河、旅人。乌云、闪电、滂沱大雨。孤灯悬舟,兼葭苍苍,似在泣诉。……)
庞德的这首诗是我们想起了元代著名词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可以看出,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庞德的这首诗里,鱼、江、人、天、灯等意象构成了一幅惨淡而凝重的画面。这种意境与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相似的“汉风诗”是意象派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庞德及其他意象派诗人对现代英语诗歌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和发展。
另外,庞德则对中国古时作了字面上的翻译,即未改变原诗的词序,也未改变其语法结构。
例如饶时的《击壤歌》,原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庞德的译文是:“日出,工作;日落,休息;掘井而饮水;耕田,吃粮;帝王的力量,对我们它又算得什么?”
由于庞德不懂中文,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通常要借助于日本汉学家的诠释,于是他对中国诗歌就难免产生误解,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有时不能重视原作。例如他的《河商妻子的来信》,取材于李白的《长干行》。庞德是根据美国汉学家厄内斯特·凡诺罗萨的笔记译成此诗的。而凡诺罗萨本人也是通过几位日本学者的解释来了解这个作品的。受凡诺罗萨这一知识来源的局限,庞德把诗中的名字一律按日本人对汉字的读法用拉丁字母拼出。这不仅包括Chokan(长干里), Ku-to-en(滟预堆)和Kang(瞿塘)等,连李白的名字也按日本人的叫法,拼成Rihaku。其次,庞德把“郎骑竹马来”译成“你踩着竹制的高跷走过来,装作骑马的样子”。其三,“常存抱柱信”这个典故则漏译。据传说古代有个名叫尾生的人,和一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女子尚未到来,河水却突然暴涨,尾生坚守信约,终不肯离开此桥,抱着桥柱,被水淹死。
尽管庞德的诗作中不乏其对中国古诗误解和误译的实例。但从他1915年出版英译中国古诗《神州集》到他晚年完成《诗经》和《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翻译,庞德的不懈努力不仅美国诗坛对中国诗歌的浓厚兴趣,而且把中国文化推广到了西方。
从庞德的《诗章》看,对它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庸”和“正名”这两个儒家的基本思想。庞德把中庸之道称为:“我们精神的规范”,表明了他对当时西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希望以中庸之道来唤醒人们的理智与忍让,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在《诗章》中,庞德多次赞颂了尧舜禹的功德,不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写出这样的诗句是不可想象的。1950年出版的《古典大全:孔子诠释》(Classis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即《诗经》是庞德研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这本书收录了全部305首诗歌。对这本书的评价Jeanne Knoerle说:“事实上,就我们所知,庞德的《诗经》译文已成为纯粹的抒情诗,没有语言性的分析,诗集的译文也好坏参半。”这是对庞德的中国风味诗歌的中肯的评价。
美国现代诗歌始于庞德。他是个天才的诗人,他的天才因中华文化的照耀而格外璀璨夺目。虽然他晚年也批评了由他本人创立的“意象派”,但他始终尊敬和崇拜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并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开风气之先的庞德及其意象派并没有在曲终人散之后即成了明日黄花,它的价值却始终存在。
虽然有人对庞德的半是翻译,办事创作的拆字翻译法不甚苟同;虽然中英文在语法和词性上有很大不同,语法词性严格,富含逻辑推理的英文很难打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神韵,但意象派诗人很努力的呈现意象,融情于景,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还是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反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一缕清新的春风为20世纪的英美诗坛带来了一片生机。
参考文献:
[1]Understanding Poetry.
中国诗歌第7篇
摘 要:中国诗歌语言从《诗经》时代开始,到魏晋发展至鼎盛的唐代,直至明清、近代,每个时代的诗歌语言特点各有千秋。其语言以质朴自然为主,但因时代不同,或,乐而不***;或,哀而不伤。唐代诗明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巅峰,其语言最为完美,“华声”是其特点的高度概括。封建时代的诗歌,清时代遭遇文字狱之灾,诗歌语言不能自由发展,现代诗歌语言由于西学东渐,语言形式发生变化。中国诗歌语言形式变化,但其内在思想即使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依旧是中国诗歌的主导思想。
关键词:中国诗歌;语言;诗学思想
一、中国诗歌语言
(一)中国诗歌划分
中国诗歌分为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通常当人们提及中国诗歌是,大都想到是古代诗歌。中国的古代诗歌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两种诗歌的概念是在唐代形成的。
古体诗包含了古诗、楚辞、乐府诗,而“歌”“歌行”“引”“曲”“呤”等也属于古体诗。古体诗的语言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与古体诗相对的是近体诗,分为“绝句”和“律诗”两种。律诗的语言讲究格律且要求极严,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字有定声,联有定对。古体诗语言的自由,成就了其豪放大气;近体诗语言的讲究,将语言雕琢得玲珑有致。
(二)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
中国人说话要求语音美,说话的内容也要美,这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语言发展至今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成就了整个汉语。于坚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1998》的《代序》)一文里认为:汉语是诗性语言,具有天然的诗性特征和历史意识,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本世纪最后20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的。[2]可见,即便是现代汉语,古代诗歌的语言之精华部分早已烙印在其中,就像紫檀木中的金星,隐隐发光。
中国古代诗歌的语音美,这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代诗人所遵循的韵。中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在押韵或不押韵中变幻莫测,美不胜收。为求押韵,作诗时的讲究也多,律诗是二四六八句押韵,绝句是二四句押韵,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首句均可以押韵或不押韵,例如:《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首句并不入韵,二四句押韵。近体诗在韵的追求上比古体诗更为严格,近体诗规定,只能押平声韵,这几乎是一条死规矩,事实上以近体诗的体例假如押仄声字会感到非常拗口,所以古人都能自觉遵守这一规则。同时还要求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而古诗允许中途换韵,少了一分可以,多了一分潇洒!
(三)、中国诗歌画面美
中国古诗虽然在语言上要求语音押韵,朗朗上口。但古诗的美不仅仅是听觉上的,还是视觉上的,正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视觉之美,让人目不暇接。诗歌在语言方面要达到精美,这种“精”便可以与古代律诗在音韵上的追求契合。诗人为了能找到一个字能既达意有符合韵脚,可谓是倾尽其心思。“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江南春天的无限生机跃然纸上,让读者最忆是江南!
王摩诘的诗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连现实主义代表杜子美的诗句也能在忧国忧民的同时照顾到审美的要求。《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句诗中可以体会到杜诗的用词特点整体的画面感。两句诗出现了碧绿、洁白、黛青、火红四种颜色,“江碧”映“鸟”之白,“山青”衬“花”之红,对比鲜明,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美丽景象就在眼前。逾白与欲燃又是一个趋临动态的词,给人以跃动的想象感,诗句顿时有了生命,值得品味。透过语言文字,诗歌的画面是丰富多彩的。
语言文字要抒发诗人胸臆,除了直接描写画面,还会运用到各种手法。用现代汉语划分词类的角度看,古代诗歌中的名词活用现象还是不少。例如李商隐《无题》中的“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其活用后的词性与“吟”是对仗的关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诗句“开轩而场圃”,杜牧的《江南春绝句》“水村山郭酒旗风”,等等。这些词的活用,一字生辉,又如马良手中之笔。
二、中国诗歌中的思想
(一)社会现实的体现
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诗歌这门艺术的语言是其思想的载体,字里行间表述的就是诗人所思。而诗人所思正是来源于生活,从《诗》开始,中国诗歌中所体现的思想基本都是百姓生活中总结出来,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美好的爱情写于纸上。在中国诗歌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唐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白和杜甫的诗句。李太白,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正体现其文思的豪放,不拘小节,让人佩服其登蜀道天险的勇气,同时也感叹时不与他。也许正是这样,才成就其与众不同;杜甫,生活在战火之中,家破国亡都在其诗歌中体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艺术手法也影响了我国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
若诗歌艺术只一味地咬文嚼字,或是远离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这些诗歌虽然对诗歌的发展还是有过作用的,但是终将被淘汰。唐初,盛行的上官体诗歌,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韵辞藻之美。事实证明这些诗歌的生命力并不强。
(二)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思想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代名词,现在已经不能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它的内容太多,太广。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中国诗歌在思想、语言、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诗经》、《论语》、《孟子》等等儒家经典,将儒学精神的内涵以及孔夫子所奠定的分析文学论著的方式、诗歌语言的方式都植入到中国诗歌中,中国诗歌深深烙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大背景下,文人诗歌创作是“五言腾踊”时代。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等“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缔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学具有“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描写了***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例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歌。“三曹”中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七子”中最有成就的是王粲,其《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这些诗歌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