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古诗词歌曲篇1
[关键词] 古诗词歌曲 演唱技术 韵味 情感表达
“中国的古诗词原本都是可以咏唱的，是文学与音乐一体化的艺术作品。采诗歌以作乐，是自周代以来就有的文化传统。在宴饮上，主客之间常采用诗乐的形式相呼应酬唱和，这样一种‘诗言志’的演唱方式，当时被称作‘歌诗必类’。而汉代的音乐机构乐府，有相当一部分任务，就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歌制配成曲，编演歌舞子宫廷演出。宋代文人作词和乐的艺术活动十分平常。他们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先乐后词’。”柳永、姜夔就是当时有名的词乐创作者。而由于历史的缘故我们现在仅能看到他们的诗词，而无法听到与诗词相配的曲。凹世纪前期，出现了黄自、青主等为古诗词谱曲的作曲家。白居易的《花非花》、苏轼的《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李之仪的《我住长江头》等一批古诗词，经过现代作曲家的创作，成为词与乐结合的新型的艺术歌曲。
古诗词歌曲由于其浓郁的古典韵味和丰富的文化蕴含，而与现代歌曲形成了一些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演唱风格上，还是在情绪表达上，两者都有很大的不同。想要唱好一首古诗词歌曲，不仅要掌握演唱现代歌曲的基本技巧，包括呼吸、吐字等，还要在其基础上，更加深入的了解诗词作品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色，深知古诗词的基本旋律和风格流派，思考古诗词的风格特征，体会诗词的意思等，这样才能抓住古诗词歌曲的艺术特征，才能为演唱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古诗词歌曲中气息的运用
气息是歌唱的动力，是歌唱艺术的能源。有了气才有强弱，才有节奏的长短、音的高低、音色的变化和感情的表达。没有良好的气息控制，歌唱时会出现气不够用，容易造成喉咙上提、声音发紧、发白、不扎实，缺乏力度和美感。演唱古诗词歌曲同样也要气息的支持。古诗词歌曲的演唱情绪需要特殊处理时，还要吸收我国传统用气的特点，有目的的采用揉、送、提、沉、歇、缓、收等多样手法，来表达演唱歌曲。
古诗词歌曲由于其本身的原因，歌词往往只有几十个字。诗往往只有二三十个字，而词最多也不过有百十来字。几十个字来唱完全曲，所以每个字的音都不会太短，否则就没有歌曲的深意。在古诗词歌曲里，往往一个音要占四五拍或更长的时值。像汉乐府民歌《上邪》，开头“上邪”两字，就一共占了十一拍，共三小节，而且里面装饰音也较多，这就需要演唱者有足够的气息去支持，气息连贯流动，把这一个感叹词唱到位，唱的一气呵成，而中间不能有断断续续的感觉。
演唱古诗词歌曲，不仅要气息连贯、流畅，有充足的气息去演唱每一个音，还要注意气息的变化。并不是一首歌的每一个音都用十足的力度去演唱，而是要根据作品的内容，作者的情感表达和作品的风格，调节气息的强弱变化、长短变化等。这样表达出来的歌曲，才会让人有一种虚实、变幻的感觉，才会最基本的体现出古诗词歌曲的韵味、意境之美来。
所以，要想唱好一首古诗词歌曲，就要有充足的气息支持和良好的气息控制，这也是演唱一首歌曲的最基本的条件。
二、古诗词歌曲中吐字咬字的重要性
“古诗词歌曲的歌词是建立在汉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的，讲究声、韵、调三要素，要加强字、声的结合，要求字音清晰、准确，辨别声母的发音部位，要分清喉、牙、舌、齿、唇五音；还要准确掌握韵母的开、齐、撮、合四呼，唱字时不唱音符，而要讲究字的头、颈、腹、尾；并掌握十三辙的运用，行腔时保持好母音的准确，不论强弱顿断，一个字未唱完时，口腔位置不能变动，做到以意带声、以情扶声、以气催声。”
声乐作品的艺术表现、恰当的咬字吐字能准确地把握风格，表现歌词的内涵和思想感情。歌唱中的字是有别于生活中的语言、朗诵、台词等艺术语言。如果发音不清咬字含糊，就根本谈不上歌曲风格。
古诗词歌曲以诗词作为歌词，不同于现代人的言语习惯和理解，而且因为字少，表达的意思又较为深奥，所以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演唱古诗词歌曲时，每一个字都应-该仔细推敲、琢磨。在演唱中每一个字都要准确清晰的表达出来，不能够含糊不清或一带而过。因为有时一个字就可能表达了作者要抒发的思想感情。著名古诗词歌曲《枫桥夜泊》，整首曲子只有二十八个字组成。而这二十八个字就能即描绘了景色，又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惆怅和忧郁，所以每个字都十分的重要。这首曲子的旋律起伏较大，音域较宽，层次变化却很多。为了更好表现歌曲的情感，体现歌曲的民族风格，在咬字上应不同于一般的创作歌曲的演唱，而要尽可能地做到字头发的快而短，字腹圆而长，字尾收的软而短，如“落lu-o”“霜shu-ang”两字要把韵母中的u延长，来突出古曲的韵味。
所以，当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词歌曲时，首先要把歌词逐字逐句的朗读几遍，弄清楚每个字的准确发音，字的归韵、重音等，为歌唱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古诗词歌曲韵味的把握
“中国语言本身具有声韵调，中国古代诗歌一开始就是可以吟咏歌唱的声韵，故韵律一直与词采相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诗经》的重歌叠唱，乐府的采诗夜咏，唐近体诗的平仄谐律，宋词的起源于燕乐胡夷里巷之曲，元小令、套数的合子工尺、律吕，都足以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律精神。如果说句数、句法使中国古诗具有建筑美，词采使中国古诗具有绘画美的话，韵律则使中国古诗具有苍凉、或婉转、或凄楚、或甜蜜的独特的音乐美。”
“声乐作品是歌词与旋律完美结合的艺术品，声乐旋律是按照歌词和人声特点而谱写的。由于语言的语调是有规律的，而语调在歌曲中恰恰是旋律声乐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调表现在声乐特点上就是韵味。”
韵味是古诗词歌曲区别于一般声乐歌曲的重要标志。因为古诗词歌曲本身就是由具有韵律的诗词构成，具有诗词特有的韵律韵味，所以古诗词歌曲中的韵味美是独有的，是最能表现古诗词歌曲特点的。
不同的诗词，韵味不一样，不同的古诗词歌曲，也有自己独特的韵味。有的歌曲幽静，略带凄凉，如曹雪芹的《红豆词》，此曲前半部分惆怅，后半部分感情进发，这就需要用不同的力度、强弱、虚实、平曲来表达这首歌的韵味。
“古诗词歌曲演唱中，风格、情感还可以凭借乐谱、词意表达出来，但对韵味的把握就较难了。中国的古诗词中，由于语言、词义特别 是诗词中‘比、兴’的写法，所以在演唱时多采用‘吟唱’的手法，吐字时要讲究慢吐，但不能‘滞’，做到以字带声，高低适度。”
古诗词歌曲韵味的把握对于古诗词歌曲的演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准确地把握住了古诗词歌曲的韵味，在演唱中把歌曲的韵味表现出来，才能更好的表达出古诗词歌曲的情感，使古诗词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真挚，更加的自然。
四、古诗词歌曲中情感的表达
情是艺术的本源，没有情感的表达，唱歌就失去了意义。歌唱语言咬字、吐字以及归韵收音的技巧，所有这些手段最终都是为歌唱语言的情感表达服务的。清晰、准确地咬字、吐字只是歌唱语言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吐字、归音的技巧来生动的表现歌词作品内容的情、景、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对歌曲作品本身进行深入分析，而后形成准确、鲜明的情感体验，借助歌唱发声、咬字、吐字等手段，将内心特有的感受抒发出来，给予听众和观众。
当我们拿到一首古诗词歌曲时，不要急于去唱，而应该先对这首古诗词做些基本了解。首先应该把握好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与用意，掌握该曲的情感基调。是深情赞颂，是欢快热情，是真挚自然或是哀婉伤感等等。这是因为情感基调是作品情感表现的总趋势，它体现出一种情感的整体综合，而这种整体综合正是高度概括的主体表现所需要的。
把握感情的基调，就要先深入地挖掘词义。唱古诗词歌曲前，先对歌词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具体分析。古诗词歌曲的歌词一般都只有短短几行，但这短短几行字描述的就可能是一片气势宏伟的景色，一个凄凉优美的爱情故事，一幅山水秀美的画卷，它所表达的内容远远要超出诗中的那几个字。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歌词展开来看，体会作者所描述的内容和写这首诗词的用意，反复推敲歌词和音乐的内在联系，体会诗中逻辑重音和感情重音，才能打动自己并感染别人。
《我住长江头》诗词上下共八句，质朴的语言抒发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坚贞信念。而改变后的音乐具有民族风格，感情真挚，结构严谨，是一首中国传统技法艺术歌曲的经典之作。此歌从旋律看以简单、平稳，但就是这简单的旋律，深深刻画出了恋人间那绵绵不尽的情思。所以演唱这首曲子时声音要单纯、淡雅、自由舒畅又饱含热情。要做到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完美的表达出一位女子怀念心上人的那一片深情。
古诗词歌曲篇2
摘 要：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之瑰宝，古典诗词歌曲则是将文学和音乐进行了精彩的结合，给人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启迪，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今天，探索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角度将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概括为三条脉络，并对当前古典诗词歌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良好发展趋势进行简要阐释。
关键词：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发展脉络 发展现状
翻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其中，有着精深的内涵和超高的艺术价值的古典诗词便是这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古典诗词，从第一部传承至今的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其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典诗词从起源到发展一直都与音乐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由于古诗词的格律性与音乐有着天然相近的亲联关系，在音乐中，我们会感受到诗词的意境，在诗词中，我们会体验到音乐的韵律美。音乐与诗词的相互渗透、相互结合。
如果说古典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华彩乐章，那么以古典诗词为词谱曲而成的艺术歌曲则可以说是中国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有着极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文人词调音乐，在古代是配合着词进行歌唱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这类歌曲是由历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知识阶层人士所创作或参与创作的，歌词大都采用历代文人的诗词佳作,故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文人音乐的存在和发展，许多文人所撰写的古典诗词在历史上都有入乐的传统，其中大部分即是中国古代词调音乐所遗存下来的歌词。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是第一部把流传在民间的歌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诗歌总集，因此也可以称它为最早的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集。它包含了上古时期各类歌曲的精华。到了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诗人作品的入乐歌唱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许多诗人的诗作都被谱成歌章在宴会上传唱。后来，又逐渐出现了曲子词，宋代的曲子词作是我国长短句的鼎盛时期，这种长短句文词高雅并且易于传唱，其与音乐的结合比诗句更为自由灵活。元曲则是一个可与唐诗宋词并驾齐驱的具时代标志的文学艺术形式，它利用音乐曲牌来叙事、写景、抒情的一种清唱形式，倾向于通俗化。
其实以上所述皆可以概括为我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的第一条脉络。即由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我们知道从公元前周代的《诗经》，战国时期的《楚辞》，汉代的《相和歌》，到唐代的格律诗、绝句，宋代的长短句、曲子词，元明清的散曲、琴歌等种种古体诗诗词，皆是可以读、吟、诵、唱的。但由于记谱法的滞后，以及各朝的战乱变迁，社会动荡，绝大多数优秀的音乐歌谱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和流传，更多的仅是限于文字的记载、徒以文学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现今得以流传下来的古代文人传谱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极为少数。其实，唐宋时期的姜夔、何满子、李龟年、田顺郎等文人均可称之为音乐人。他们懂得音律，自行按词牌或自己读词谱曲，谱写出的歌曲作品音韵优美，格调清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由近现代作曲家为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艺术歌曲。20世纪初期，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音乐运动随之而来，效仿西方创造新音乐的趋势明显增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0年，留学德国的作曲家青主运用西洋作曲理论技法，创作出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歌曲《大江东去》（宋，苏轼词)，实现了由传统的学堂乐歌创作向艺术歌曲创作的转变。这首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正因与古诗词的结合，使之具有浓了厚的韵味和特点而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此后，黄自、刘雪庵等一批作曲家也尝试并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歌曲作品。这些作品中大部分的歌曲曲词来源于古典诗词，如黄自的《花非花》(唐，白居易诗)，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诗)等。此外，冼星海1944年《古诗十首》歌集的创作完成，黎英海1982年《唐诗三首》的创作完成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创作的又一发展。它的创作，彰显出了中国近现代作曲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和极大重视。
第三条脉络则是由作曲家借用古典诗词体裁加以谱曲为现代人而创作的艺术歌曲。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相交融的形式。当代作曲家们在继承前辈对古诗词歌曲良好创作的同时对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手段加以运用，并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声、韵律等元素融入作品中，独创性的创作和发展出了具有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古诗词艺术歌曲。还有很多词作家尝试结合历史内容创作古体诗，在曲作家的配曲下，呈现出中国味儿十足的现代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如韩静霆、徐沛东的《梅花引》，姚明、付林的《孔雀东南飞》等等。这些当代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作品曲调旋律优美动听，成功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艺术魅力。
虽然当代社会流行音乐相当盛行，但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杰作――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毕竟有着上千年的深厚历史，是中华民族音乐的母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当一首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找到了美妙动听而又能准确揭示其思想内涵的旋律及其演唱来表达时就会很快的为欣赏者所喜爱，并且能够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浏览与欣赏，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提升自身音乐修养与内涵。同时，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也给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了一股古朴的清香。一些流行歌手发行的歌曲专辑中借鉴了古典诗词歌曲的元素，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浓郁的古典韵味及丰富的文化蕴含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而这些新型的古典诗词歌曲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众的欢迎和喜爱，也更加显示出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在百花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这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艺术依然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艺术的发展没有穷尽，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也必将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相信必会拥有一片宽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歌曲论》李曙明主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概念问题》郝建红 古典音乐(1994一2007)
古诗词歌曲篇3
一、创作背景
应尚能，190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浙江宁波，是我国著名的声乐家、作曲家。是我国最早一批去海外留学回来传播西洋唱法的音乐家，应尚能从小学习优秀，奠定了良好的古诗词基础，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去美国留学，在密歇根大学工学院读机械工程，后来因为他喜欢音乐又有着良好的嗓音条件，便考了该校的音乐学院。学成回国后，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在上海举办过个人独唱音乐会，其音乐会的演唱曲目以中外艺术歌曲为主，尤以演唱F.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见长。
《我侬词》的词作者是管道升，浙江湖州人，“你侬我侬”是湖州的方言，人到中年，年华已去，她的丈夫有了纳妾的想法，给管道升说后，管道升内心十分气愤便作了这首《我侬词》，向自己的丈夫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意思就是说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如此多情，情深处，像火焰一样热烈，拿一块泥，捏一个你，捏一个我，将泥人再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我的泥人中有你，你的泥人中有我，只要活着就跟你睡一个被窝，死了也要进同一口棺材。向她的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任，她的丈夫看到这首词之后后悔不已，再也没有了纳妾的想法。管道升把她们夫妻巧妙比喻成泥人，“捻”“塑”“打破”用来形容她们的夫妻关系。
二、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大多数都比较短小，是由音乐和诗歌结合在一起的一种体裁，但是艺术歌曲在歌曲种类中十分具有艺术表现性，我国的艺术歌曲大多数都是与古诗词相结合，其名称因浪漫主义音乐大师舒伯特的作品而确立，成为一种***类型的歌曲。它结合了优美旋律和人声两个最具有普遍感染力的音乐因素，使艺术歌曲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欣赏性，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钢琴伴奏是声乐演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艺术歌曲的伴奏一般都采用钢琴伴奏，无论是演唱者还是伴奏者都要互相渲染意境、烘托情感。只有注重作品细节与整体结构的融合，才能正确全面理解艺术歌曲的本质，钢琴伴奏把诗中的形象变为音乐的形象，使人声和钢琴共同创造出富于情感的抒情形式。为增强艺术歌曲的渲染力和表现力，作曲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借助钢琴的艺术表现力，使其融入歌曲的情感以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来渲染诗歌的意境，塑造出动人的音乐想象。钢琴伴奏和旋律一起表达完整的音乐，体现出作曲家的创新意识和技术水平，并把艺术歌曲的演唱与钢琴伴奏视为一体。
三、演唱分析
《我侬词》是不完全再现的单三部曲式，第1到第15小节为A段，第16至21小节是间奏，第22至31小节为B段，32至46小节为A'，歌曲段落整齐，6/4的节奏极具流动性，第一段是c小调，钢琴伴奏左手分解和弦，右手柱式和弦同时进行。AB两段的情感也是截然不同的，A段主要是深情诉说，情意绵绵娓娓道来，你侬我侬重在诉说。B段情绪激昂，表明夫妻两人至死不渝。《我侬词》这首歌曲演唱十分具有流动性，因此咬字吐字也要连贯，不能一个字一个字去咬，主要咬住字头，也可以先大声朗读歌词，这首歌大多数长音都在“o”和“i”上，需要多联系一些元音的发音，注意中文歌曲的归韵。“情多处”中的“多”是一个难点，“多”的归韵一定要到“o”上来，避免声音塌下来。
这首歌曲的情感比较委婉柔情，钢琴伴奏好比人物内心思潮的涌动，从歌曲的前奏就可以感受到。演唱时也要注意，柔情并不是虚着唱，要去做到柔而不弱，高音也不是突然顶上去，而要逐渐委婉地增强，表达的是夫妻之间的情意。B段情绪变激动，延长速度也可以适当加快，情绪上层层递进，演唱者可以根据歌词的意思努力去发挥。
古诗词歌曲篇4
关键词：艺术歌曲 古诗词 创作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歌词全部来源于古典诗词。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以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深邃的内涵，传达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神韵。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毋庸置疑的。就音乐创作而言，古典诗词曾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下了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青主、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选用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那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宝藏”，那些传颂了千百年的古代诗词几乎成了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本文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作一番综述和比较，以揭开它那颇具神秘色彩的面纱，使其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从创作技法上来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技法上大多采用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创作技法。这一时期青主创作了《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这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其中《大江东去》创作于1920年青主留学德国之际，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黄自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声乐作品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黄自以中国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作曲，谱写了《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等曲。在这部分作品中他能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画。其中《点绛唇》的音乐充满着宽广的气势和明朗乐观的情愫，是一首富于浪漫主义气息,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南乡子》的音乐则充满着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富于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曲。其他像《花非花》《卜算子》等作品以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新颖细致的和声进行，勾画出一幅幅中国式的恬淡幽静的意境。黄自的这些艺术歌曲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学院式艺术歌曲创作的精品，并对后来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曲家还有江文也、应尚能、刘雪庵、马思聪等，他们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都颇有建树。江文也所写的艺术歌曲的词，全部取自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词，并且按照朝代顺序结集编作品号码。作品有《江村即事》（司空署诗）、《垓下歌》（项羽词）、《宋词李后主篇》（李煜词）等；应尚能作为一名作曲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的代表作有《无衣》（诗经）和《我侬词》（管道声）等。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讲，第二个阶段即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即为谭小麟先生。谭小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追随现代作曲理论大师亨德米特学习，并被视为亨氏高足，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专。他是将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法引入中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直接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外，他所写的声乐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古代诗词。谭小麟具有颇深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功底，在创作中他尊重民族的审美取向，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为基础消化吸收应用亨氏作曲体系中可取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亨德米特。”“我是中国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谭小麟一生创作了十多首声乐曲，他精心制作，力求尽善尽美，故其中多精品。代表作有《自君出之矣》（张九龄）、《彭浪矶》（朱希真）、《正气歌》（辛弃疾）等。从谭小麟的作品当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有现代作曲技巧较成熟的展示，又有民族风格较纯熟的体现。罗忠曾这样评价其师谭小麟的歌曲创作成就：“他的艺术歌曲是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精华，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声乐曲的许多优秀成果，而且在创作上，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踏入一个新的天地。”从分析研究谭小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一种远远超过他前辈的强烈个性和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后人在音乐创作上积累了不少富于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宝贵经验。接下来谈谈以罗忠为代表的“五声十二音”作曲技法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运用。
罗忠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音乐创作》杂志上的《涉江采芙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这是一首严格按照十二音序列音乐的规则来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时，大部分作曲家对现代创作技法几乎一无所知，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在人们印象中是与“垂死的帝国主义”“没落的资产阶级”等***治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思潮的影响下，写这种东西常常会招灾引祸。罗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这个禁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开创了用五声十二音技法作曲的先河。从此以后，中国内地的作曲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作曲技法的补课、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利用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的作品，中断了30年的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之路得以延续。五声十二音序列是罗先生独创的，这种创作实践引领中国音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会通，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采用西方十二音技法，同时又赋予它五声性的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古诗词歌曲篇5
关键词：艺术歌曲古诗词创作
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歌词全部来源于古典诗词。中国的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颂。它以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深邃的内涵，传达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神韵。古典诗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闪亮“明珠”，其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是毋庸置疑的。就音乐创作而言，古典诗词曾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写下了传唱不衰的经典之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青主、黄自、赵元任等为代表的一批作曲家选用古代诗词创作艺术歌曲，那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有更多的作曲家把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宝藏”，那些传颂了千百年的古代诗词几乎成了作曲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粮仓”。本文就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作一番综述和比较，以揭开它那颇具神秘色彩的面纱，使其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从创作技法上来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技法上大多采用欧洲浪漫派晚期的创作技法。这一时期青主创作了《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这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其中《大江东去》创作于1920年青主留学德国之际，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黄自先生毫无疑问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诗歌和音乐相结合的声乐作品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黄自以中国古代诗人的诗词为题材作曲，谱写了《花非花》（白居易）、《峨眉山月歌》（李白）、《点绛唇·赋登楼》（王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苏轼）、《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等曲。在这部分作品中他能深刻地理解原诗的含义，并通过音乐给予生动、具体的形象刻画。其中《点绛唇》的音乐充满着宽广的气势和明朗乐观的情愫，是一首富于浪漫主义气息,具有一定民族风格的独唱曲。《南乡子》的音乐则充满着豪壮的气魄和澎湃的热情，是一首富于爱国激情的抒情独唱曲。其他像《花非花》《卜算子》等作品以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新颖细致的和声进行，勾画出一幅幅中国式的恬淡幽静的意境。黄自的这些艺术歌曲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学院式艺术歌曲创作的精品，并对后来许多作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作曲家还有江文也、应尚能、刘雪庵、马思聪等，他们在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也都颇有建树。江文也所写的艺术歌曲的词，全部取自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诗词，并且按照朝代顺序结集编作品号码。作品有《江村即事》（司空署诗）、《垓下歌》（项羽词）、《宋词李后主篇》（李煜词）等；应尚能作为一名作曲家和男中音歌唱家，他的代表作有《无衣》（诗经）和《我侬词》（管道声）等。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讲，第二个阶段即是上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即为谭小麟先生。谭小麟在美国留学期间曾追随现代作曲理论大师亨德米特学习，并被视为亨氏高足，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国立音专。他是将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法引入中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人，可惜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着深厚的感情，除了直接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外，他所写的声乐作品也大多取材于古代诗词。谭小麟具有颇深的古典文学和音乐功底，在创作中他尊重民族的审美取向，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为基础消化吸收应用亨氏作曲体系中可取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他强调：“我应该是我自己，不应该像亨德米特。”“我是中国人，不是西洋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民族性。”谭小麟一生创作了十多首声乐曲，他精心制作，力求尽善尽美，故其中多精品。代表作有《自君出之矣》（张九龄）、《彭浪矶》（朱希真）、《正气歌》（辛弃疾）等。从谭小麟的作品当中，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有现代作曲技巧较成熟的展示，又有民族风格较纯熟的体现。罗忠曾这样评价其师谭小麟的歌曲创作成就：“他的艺术歌曲是我们民族音乐创作的精华，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声乐曲的许多优秀成果，而且在创作上，不论在精神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踏入一个新的天地。”从分析研究谭小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中体现出一种远远超过他前辈的强烈个性和新颖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后人在音乐创作上积累了不少富于启发性、值得深入探讨的宝贵经验。接下来谈谈以罗忠为代表的“五声十二音”作曲技法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中的运用。
罗忠先生于1980年发表在《音乐创作》杂志上的《涉江采芙蓉》，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作。这是一首严格按照十二音序列音乐的规则来进行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时，大部分作曲家对现代创作技法几乎一无所知，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在人们印象中是与“垂死的帝国主义”“没落的资产阶级”等***治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思潮的影响下，写这种东西常常会招灾引祸。罗忠先生大胆地突破了这个，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开创了用五声十二音技法作曲的先河。从此以后，中国内地的作曲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作曲技法的补课、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系列利用五声十二音序列创作的作品，中断了30年的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之路得以延续。五声十二音序列是罗先生独创的，这种创作实践引领中国音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会通，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采用西方十二音技法，同时又赋予它五声性的内涵，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
罗忠的作品数量繁多，体裁各异。创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在创作题材和所应用的作曲技法方面截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情趣。第一阶段创作技法以传统为主，历时17年。他创作了独唱、合唱曲31首，大部分为艺术歌曲，还有其他体裁的音乐作品30余部。第二阶段迄今26年，创作合唱独唱歌曲19首，全部为艺术歌曲，此外其他体裁的作品数量也很大。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作技法以现代为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在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之初，作曲家基本按照(转第59页）(接第74页）欧洲浪漫派初期的原则来安排调性布局，其间或多或少带有一些五声色彩以使作品接近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如青主、黄自等。40年代中后期，谭小麟将亨氏作曲理论带回中国，他本人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作品基本不用传统的大、小调式，而使用五声调式，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五声调式，调式变化非常丰富，他是以十二个半音为材料来构思旋律与和声的，作品透出浓浓的五声性。之后漫长的40年，现代作曲技法仿佛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直至罗忠的一曲《涉江采芙蓉》，向世人宣告了现代作曲技法在中国的存在，使艺术歌曲的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上述分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就清晰了，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二三十年代（青主、黄自）──40年代（谭小麟）──80年代（罗忠）。从技法上来讲是：欧洲浪漫派技法──亨氏十二音序列作曲法──罗氏五声十二音序列作曲法。
近现代作曲家在根据古诗词谱曲时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创作中探索如何应用西方现代创作技法来表达中国诗词所特有的神韵，无一例外地努力在作品中体现民族气质、民族风格，在音乐如何体现诗词的意境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三四十年代的黄自、谭小麟如此，70年代末的罗忠如此，罗先生之后的许多作曲家也是如此。这是历代作曲家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之一。黄自曾说：“中国自己的音乐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他还说：“我们现在所要学的是西洋好的音乐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和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由此可见，他对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具有鲜明见解和宏伟抱负。他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或深沉跌宕、或清新淡雅，处处体现出古典诗词的特有意境。又如谭小麟，他在创作当中大量运用西欧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和声中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的和声材料，而是以十二个半音为写作材料，同时有意识地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使得作品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音乐淳朴、亲切的特色。罗忠先生和他的前辈相比又将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创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主要是他独创了“五声十二音技法”，让中国的五声体系和西方十二音序列体系找到了一个最佳融合点，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个全新的音响世界，而用这样的音乐体系去诠释古典诗词正是罗先生的匠心所在。
古诗词艺术歌曲经过近90年的创作实践，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曲家和优秀作品，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阐述了。从20年代直至当代近90年的历程中，作曲家们始终在探索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认真分析总结，对新时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只要创作上发展了，相信歌坛也随之会吹来一股清新的、具有古典韵味的“中国风”。
参考文献：
古诗词歌曲篇6
关 键 词 ：古诗词 青主 艺术歌曲
中国的古典诗词以其洗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内涵，传达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神韵。近现代有很多作曲家都或多或少地根据古代诗词谱写艺术歌曲，其中不乏精品之作传世。其中青主的《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是两首艺术造诣达到较高境界的作品。笔者就将这两首作品从诗歌文学和音乐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大江东去》
青主早年就读于黄埔陆***小学堂，在辛亥***中曾立过战功，所以1912年他被派往德国学习***事，业余时间也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大江东去》就是他留学德国期间的作品。这首作品谱于1920年，可谓是中国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若说它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亦不为过。歌词取自北宋苏轼的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但仕途并不如意。元丰二年（1097年），他因写诗讽刺新法，被逮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百日后，苏轼获释，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首词是在“乌台诗案”3年后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游赤壁时写的，表现了他在***治斗争失意时的心境。
这首词的开篇就用大手笔描绘了江河的浩荡和古战场的雄奇壮丽，令人骇目惊心，随即引发了一种超越时空的遐想，在众多豪杰当中，诗人着意刻画了周瑜的少年英雄形象，又以“小乔初嫁”来衬托他的儒雅风流。诗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寥寥几笔，就把周瑜指挥若定的大将风采和他建立的赫赫战功勾勒了出来，诗的最后“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写出诗人缅怀古人古事来对照自己，伤感韶华逝去，功业无成，由此发出深深的慨叹。这首词最能代表苏词的风格，备受后人推崇。
总的来说，青主运用欧洲近代的作曲技巧，鲜明地表现了这首中国古典诗词所提供的意境，颇具创造性。词的上阕主要运用了宣叙调的表现手法，但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如“大江东去”“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几处，又使曲调带有豪放的歌唱性。词的下阙用咏叹调的手法，曲调舒展潇洒，富有幻想性和浪漫气息，将周瑜“雄姿英发”的形象和使曹***“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表现得颇具震撼力。全曲的调性布局很细致，e－g－e－e－(ba)－e－e，基本上是同主音大小调和三度调性变化，这是欧洲浪漫派作曲家喜欢用的转调手法，青主用以表现词中奔腾澎湃的景致和吊古伤今的情感，用得非常得体。词的下阙音乐基本上是绚烂的e大调，而在“雄姿英发”一句，由e调临时离调到ba,由于关系疏远，色彩为之一新，效果很特殊，令人心驰神往。钢琴伴奏在第一段插入6小节描写“惊涛拍岸”的间奏，颇具声色。第二段右手弹主旋律加和音，左手在低音区弹三连音分解和弦，融合瑰丽。所有这些，都使《大江东去》成为一首特色鲜明的，男中音独唱曲目中的经典之作。
《我住长江头》
《我住长江头》是北宋诗人李之仪的名作，原诗是这样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很显然，这首诗受到晚唐诗人姚和的《送薛二十三郎中赴婺州》一诗的启迪和影响，姚和的这首诗是这样的：“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日日心来往，不畏浙江风。”读了这两首作品，可以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当然，李之仪立意长江抒写真情，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原是写对恋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和表现坚贞的爱情的，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常在”的感受，青主谱曲时赋予它新的含义。为什么这样说呢？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人被大肆屠杀，由于青主是一名***人，所以也在被通缉之列，青主先赴香港避难，但因无法维持生计只好又回到了内地，他找到了留学德国时的老同学、时任上海国立音专校长的萧友梅，在萧友梅的帮助下，青主隐姓埋名留在国立音专靠作曲及编辑音专的校刊《乐艺》为生。就是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我住长江头》来表达自己的愤恨和寄托对难友的哀思，李之仪的这首词成为他表达这种感情的最好的媒介。这首歌最大的特色是感情真挚深刻，音乐优美单纯，一切都生于自然，发自内心。它的和声醇美，用的几乎都是很普通的大小三和弦与七和弦，只在个别地方为了增加一些悲怆的色彩而使用减七和弦；它的曲调与民歌的风格很接近，但又是艺术歌曲型的；它的旋律跳动不大，但却蕴藏着激动不已的感情；它的节奏非常平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更能表现其朴实与痴情；钢琴伴奏也始终贯穿着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分解和弦音，仿佛不息的江水负载着深深的爱和绵绵的恨在滔滔奔流。“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四句在歌曲中重复了两遍，作曲家后来透露，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更充分地表达他在血腥时局中郁积在心头的恨和对难友深切的怀念。当时人们无法了解作曲家这一心中的秘密，但其怨恨之情表现得深邃而淋漓尽致则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两遍重复很重要，如果没有它们，则感到“意之未到，功之未达”，不能收到圆满的效果。我们说音乐一成不变则显得单调，变化不足则显得单薄，变化太多则显得离散，而此歌后四句的重复，音乐变化非常自然，恰到好处。它们有异有同，新中有旧，深化了主题，连结成一个艺术整体。
总之，青主的《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当中的精品之作，也最能代表青主在这一领域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成就，这两首作品也是歌唱家们最钟爱的音乐会中的保留曲目。
参考文献 ：
古诗词歌曲篇7
古诗词歌曲演唱的文化特质 文章 来 源 3 e d u 教 育 网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以气质典雅、文辞考究、音乐精美、意境深邃的个性风格,集声、形、韵、律之美感大成,句式错落多变,演绎出中国文化中的意境和气韵之美。所以,在演唱中国古诗词作品时,不仅要注意词句的表达,还要注重对意境和气韵的阐释。诸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轻拨三两下,未成曲调先有情。”在演唱这首作品时需要注意专业技术上的表达,更要注重理解本诗中营造出的一种江南水岸烟波朦胧的意境,烟笼翠染,水拍船沿,使演唱者仿佛身临其境:女子优雅婉约,琴音从指尖淌过,淋湿了江南的春景。此画面动静结合,显得气韵生动。以中国古代诗词《虞美人》为蓝本谱写而成的艺术歌曲《虞美人》,词虽短小,但余味无穷。感情真挚,结构精妙,语言清新,意境深远。全词虽然是对春花秋月的哀秋之思,但演唱者在理解此作品时却不能仅停留于表面,应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历史的维度来进行思考。从纵向的维度去理解该词,实质是抒写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并将其提升到人生的存在性悲哀,从而体现出对人生命运中悲剧性一面的总体体悟和思考。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进行再次诠释,此曲便能显现出更为立体的一面。
由古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此曲曲调悠长,富有浪漫气息;句尾伴以下行或向上的托腔,以自然调式的和声旋律,自由舒畅地表达一位女子对爱人的深情,词句之间自然流露出的爱恋确切不移。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所知,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别于西方的直接性、对应性的传统文化。传统诗词在此曲中更体现为一种含蓄、中和的美,运用大量的赋、比、兴的手法来表达。因此演唱者在演绎该曲时,应用一种含而不露的深情来诠释,才更符合传统文学赋予此诗词的意境。又如艺术歌曲《杏花天影》,作品分两阙,词意凝练,音节舒展。歌词表现词人的羁旅愁怀以及对恋人的深厚思念,以“起调毕曲”的创作原则,用同度或八度调式主音表现每阙的起与收,感情既细腻又奔放。这首作品的用意同《我住长江头》相似,含蓄地表达了旅人的一种“隐痛”。在中国古诗词的演唱中,情感表达至关重要。作为演唱者,只有深刻地领悟和体会古诗词中的意境、气韵和情感,驾驭整首歌曲的情绪发展,正确地诠释出文本所要表现的情感,进一步深化演绎的深度,才能真正将中国古诗词所承载的更稳固、更深层的意蕴演唱出来。
“一切景语皆情语”,寄情于景,托物言志。中国古诗词向来注重对意象的缔造。一方面,古代文人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品赏自然之美,达到愉悦心灵,超然物外。为增长见识,开阔胸襟,近有郊游踏青,远有游山观水,在游走观赏中道出对自然之美和内心世界的感悟,流露出对个人性情的娱悦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中国文人深谙养生之道,往往把精神世界寄托在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身上。“心逐鱼鸟闲”便是诗人心境的写照。苏舜钦《沧浪亭》诗云:“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吾甘老此境,无暇事机关。”这些相似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诉诸于具体事物便形成了意象的高度统一。比较典型的如素有“岁寒三友”之称的松、竹、梅和“四君子”之称的梅、兰、竹、菊等。魏晋以前,诗歌以客观意象传情尚不明确,但已有萌芽。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自魏晋以降,此特质逐渐明朗。竹以其高风亮节深受文人喜爱。菊以其傲霜之姿深得陶渊明倾心。他遍栽菊花,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菊花也逐渐成了超凡脱俗的隐逸者之象征。宋人周敦颐因陶渊明后真隐士不多,大发“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的感慨。此外,如梅花、竹子、古松、月亮、杜鹃、鸿雁、春花、东风等意象,无一不在历代诗人反复运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积累起深厚的文化意蕴,成为民族文化和心理积淀的一部分。中国民俗有“花历”,八个节气有二十四番花信风,自小寒至谷雨,每五天为一花信,梅花争得“东风第一枝”,倍受文人瞩目。《论语》有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表达了对坚贞品格的赞扬。宋时诗人林逋写过多首梅花诗,自云“梅妻鹤子”,诗《山园小梅》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佳句。怀着对林逋咏梅花佳句的喜爱,姜夔自度《暗香》、《疏影》二曲为词牌名写作两词。词序云:“辛亥之冬,余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二妓肄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暗香》直写赏梅花之人:“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此词对往事的回忆中,含有一种今昔对比,同时也见出“月色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毕竟“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疏影》以美人喻梅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亿、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疏影》则集中描绘梅花清幽孤傲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青春、对美好事物的怜爱之情。梅花以其幽独之品性,高洁之情操,竟然如王昭君般被冷落,寄托了词人深沉的不为人重、时不我遇的感慨。范成大广置梅花、修建梅园以寄情以明志。中国古代文人对意象十分注重,运用得炉火纯青。只有了解了意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底蕴,才能真正明晰诗人的本意。所以,对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演唱,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演唱者只有体悟到古诗词歌曲中所使用意象的文化内涵并在演唱过程中通过情感表达出来,才能够真正使听众领悟。
中国历代文人,深受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影响,既胸怀天下,又渴望遁隐山林、回归自然。“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在热衷仕途的同时,寻求生活情趣,追求回归自我。特别在古代文人遇到仕途受挫、情感波折等人生失意之时,往往无力表达强烈反抗,而采取一种逃避态度,遁迹山林,回归田园,过着淡泊宁静、自然清远的隐逸生活,追求心灵的平静和闲适。这种隐逸文化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演唱者在演唱这类诗词歌曲时,应当注意到文人隐逸的多样性、复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作者的真实情境,力求再现作者的内心世界。
古诗词歌曲篇8
诗三百，皆能歌；国风和后来的汉乐府都是收集来的民间歌曲，唐代唱诗，蔚然成风；词根据一定的词牌填写，词牌本身就是音乐的结构形式，所以词大都可以入乐。可惜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古代歌曲的曲调均已失传，保留下来的仅仅是它们的歌词部分。后人如果为古诗词配上曲调加以咏唱，既符合“歌咏言”的传统，也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
五四以来，我国几代作曲家在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中，从不同的创作角度和审美观点对古诗词歌曲的创作进行过不同的尝试，有了不少成果。
十九世纪20年代，青主在德国留学时根据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创作了《大江东去》，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首古诗词歌曲。后来他谱写的《我住长江头》（李之仪词）也很有影响。30年代，黄自也谱写了几首古诗词歌曲，其中《花非花》以简洁素雅的笔调、深情优美的旋律而著名。1946年，谭小麟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运用亨得密特的现代作曲理论体系写下了表现中国民族音乐气韵的无伴奏合唱《正气歌》（文天祥词）。
新中国成立后，为古诗词谱曲的作曲家更多了。
比较突出的，是黎英海谱写的《枫桥夜泊》（唐.张继诗）、《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诗）；另外，罗忠运用十二音序列这一现代作曲技法，结合诗句吟诵的声调创作的艺术歌曲《涉江采芙蓉》，也颇具特色。
大型作品有：李焕之的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金湘的民族交响组歌《诗经五首》，香港作曲家屈文中的合唱组歌《李白诗四首》也很有影响。
当然，这些年得到更多业余合唱团排练和演唱的作品，要数瞿希贤改编青主的《大江东去》、***亚改编的古曲合唱《阳关三叠》（王维原诗）以及田丰改编的古曲《满江红》（岳飞词）了。
进入新的世纪，谷建芬的新学堂歌 古诗词歌曲20首于2006年推出，凭借着教委的推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尝试为古诗词谱曲。我在音乐学院学习了一些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但要表达古诗词特定的情绪和意境，就要力求古诗词歌曲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古代歌曲的旋律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得而知。我思前想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推断：古代歌曲也许并没有真正失传，而是流落民间，滋生繁衍――因而，在谱写的过程中，我采用了民歌、民间音乐包括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某些音调和调式。
我对古诗词歌曲的定位是：格调要高雅；同时，旋律要简练、上口、悦耳，能让人们听得懂、记得住，受到感染。这就是“曲高和且众”。 格调低俗是不行的，和古诗词风马牛不相及；但作品如果没有了可唱性、可听性、不易理解，不易记忆，就难以推广，难以受到群众的欢迎。
古诗词歌曲篇9
关键词：国学唱歌集；新学堂歌；古诗词歌曲
1905年，李叔同所编《国学唱歌集》[1]由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出版发行，在当时新兴学堂广为传唱，其中收录古诗词歌曲15首，成为20世纪初叶学堂乐歌创作中古诗词歌曲的代表作。2006年，谷建芬作品集《新学堂歌》[2]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在全国部分城市中小学校园推广，其中收录古诗词歌曲20首，成为进入21世纪中国古诗词歌曲创作的新收获。百年时间，同样是在上海，从《国学唱歌集》到《新学堂歌》的出版发行，中国古诗词歌曲校园化创作经历了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的嬗变。
一
所谓“学堂乐歌”，一般是指清末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学校歌曲，多为选曲填词、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为主。后，“废科举，办新学”的思想在国人心中荡漾。1902年，清***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定新兴学堂开设“乐歌”一科。1903年，沈心工在其任教的南洋公学附小开设乐歌课，1904年编印了我国近代最早的学堂乐歌教材《学校唱歌集》。同一时期，李叔同也先后创作了大量的学堂乐歌，成为这一时期学堂乐歌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学堂乐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影响深远。
据目前的考证情况，李叔同创制的歌曲有近百首，其中有不少古诗词歌曲。《国学唱歌集》是由李叔同本人结集出版的唯一一部歌集，收录歌曲21首，其中15首为古诗词歌曲，包括《葛u》《繁霜》《黄鸟》《无衣》《离骚》《山鬼》《行路难》《隋宫》《扬鞭》《秋感》《菩萨蛮》、《蝶恋花》《喝火令》《柳叶儿》和《武陵花》，涉及《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昆曲等，分为“扬葩”“翼骚”“修诗”“ご省焙汀暗抢ァ蔽宀糠帧T诒臼樾蜓灾校李叔同表达了明确的创作理念：“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灾摧。三年以还，沈子心工、曾子志虢樯芪骼钟谖已Ы纾识者称道毋少衰。顾歌集甄，佥出近人撰著；古意微言，非所加意，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靡不鳃理而会萃之；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颜曰《国学唱歌集》。”
从创作立意来看，《国学唱歌集》旨在弘扬国学，匡时救弊。李叔同这组古诗词歌曲的创制显然有感而发：“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德沦丧，精力灾摧”，虽然来自传统诗乐说，但并不是古人无关痛痒的诗教理论翻版，显然有感于清廷腐败、国力衰颓，欲借音乐弘扬道德、振作国威；之后谈及学界音乐创作状况，虽然欣喜于沈心工、曾志氲热私樯芪骼种努力，但又有感于近人撰著颇多而“古意微言，非所加意”，欲借兹册弘扬旧学，这也是这部歌集命名之义。此外，1905年6月6日《时报》刊登的广告《李叔同氏之新作――〈国学唱歌集〉（初编）》中有“虑怀旧之蓄念，振大汉之天声”的语句[3] [P808]，可作旁证。
歌集中的每首作品都有着明确的寓意，与作者的时代忧患意识相关：《葛u》表达世衰民散之际背井离乡者孤苦无援的痛苦心境，《无衣》表达外敌入侵时将士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气概，《离骚》表达的是坚持真理、九死不悔的爱国品质，《行路难》表达的是直面坎坷、不屈不挠的人生姿态……这些古典诗词在这里都可谓借古喻今。“ご省辈糠种械摹逗然鹆睢肥钦15首歌曲中唯一一首作者自作歌词的作品，李叔同写道：“故国今谁主？胡天月已西。朝朝暮暮笑迷迷。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作者面对祖国之衰颓内心的忧惧之情溢于言表。这15首歌曲“上溯古《毛诗》，下逮昆山曲”，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亦足见作者的匠心所在，欲从歌集整体上显示国学体系之宏阔完善。
从创制手法来看，这些古诗词作品“或谱以新声，或仍其古调”。遗憾的是，每一首歌曲均未标明词曲作者，使得“新声”与“古调”的出处难以一一落实。关于“古调”，钱仁康先生认为《国学唱歌集》中“真正用古典诗歌‘仍其古调’的，只有第十五和第十六曲，即《长生殿》‘酒楼’折的《柳叶儿》和‘闻铃’折的《武陵花》。前者为尺字调（上=C），一板一眼；后者为小工调（上=d），一板三眼加增板。译谱的调高和节拍与原谱不尽相同……”[4]另据钱先生《学堂乐歌考源》一书考证，《无衣》曲调采自美国作曲家萨拉•哈特（Sarah Hart）所作的赞美诗《小小水滴歌》（Little drops of water），《行路难》曲调则采自美国艺人歌曲（Minstrel Song）《罗萨•李》（Rosa Lee）。除以上四首歌曲的曲调来源有明确说法外，其他11首歌曲的情况尚未明确。陈净野在《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一书中说：“据笔者分析，其中一些歌曲的旋律具有明显的西洋大小调的特点，如《繁霜》《离骚》《山鬼》《隋宫》《秋感》等。”[5][P36]这样看来，这里的“新声”显然是指西洋曲调，并且选曲填词是其中重要的创作方式。
选择西洋曲调填入中国古典诗词，这种特殊的中西结合制曲方式究其原因，一是受传统文化影响，一是为时代风潮浸染。唐宋以后，歌唱艺术渐趋繁盛，词曲创作的基本方式便是“填词”，即根据已有词牌、曲牌填入新词用以歌唱，而有些词牌、曲牌就来自异域。李叔同选曲填词的创作手法显然就是这一传统制曲方式的延续。至于大量选择西洋曲调来填词配歌，这种做法在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创作中司空见惯。以学堂乐歌的创始人沈心工为例，他于1904―1907年所编的三部《学校唱歌集》中绝大部分歌曲都是采用日本歌调的填词之作。据钱仁康先生《学堂乐歌考源》一书考证最早的一首学堂乐歌《体操》（后更名为《中国男儿志气高》）的曲调即来自日本歌曲《手戏》。此外，德、法、英、美等国家的许多歌调在当时也被填上中国歌词用以演唱。选曲填词的创作手法是李叔同学堂乐歌的惯用手法，我们并不怀疑李叔同的作曲能力（由他作词作曲的《春游》等经典作品便是有力的证明），由于当时学界传播西洋音乐、改造国乐声势浩大，中国古代诗词配以西洋曲调演唱便成为这一时代风潮之下“拿来主义”的特殊产物。
弘扬国学，选曲填词。显然，在李叔同《国学唱歌集》的创作中，诗词位居首要，乐调位在其次。这一创作理念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所言“诗为乐心，声为乐体”[6][P133]的传统观念完全一致，同时又显示着20世纪初叶“西学为体，国学为用”的文化心态。这是学堂乐歌时代中国音乐工作者在这个历史转型关口渴望留住古老文明的焦虑，也是他们在这个文化嬗变关口渴望沟通世界的姿态。
二
时光荏苒，随着“学校”取代“学堂”，“音乐”代替“乐歌”，当年盛极一时的“学堂乐歌”逐渐被人淡忘，《国学唱歌集》也很少再被提及。之后的学校音乐、校园歌曲创作中，古诗词的声音渐趋式微。2006年，谷建芬《新学堂歌》问世，唤醒了一份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也唤醒了一块荒芜已久的艺术园地。
从创作立意来看，《新学堂歌》是作曲家谷建芬在古稀之年献给孩子们的一份厚礼。作为一位音乐工作者，谷建芬因自己曾忽视为孩子们创作而内疚，也为孩子们在流行歌曲的熏陶下异化而焦灼。她曾深情感慨地说：“我身为作曲家，很长时间，我忘了孩子，我惭愧！是孩子们的歌声教育了我，是孩子们给了我许多许多……”“中国乐坛现在每个月有三四千首新歌面世，但3.6亿儿童却很少分到一杯羹。看到电视模仿秀上，孩子们不是唱‘周杰伦’就是‘蔡依林’，我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孩子们的表演痕迹太重了，既不天真也不可爱。”“通过写儿歌，我找到了自己的养老方式。”[7][P40-41]在《新学堂歌》唱片文案中，谷建芬挥笔写下：“亲爱的同学们，古诗词是祖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它像粒粒种子播撒你心田，滋润你心扉。愿你读它、唱它、思索它……”显而易见，《新学堂歌》这组古诗词歌曲的创作并非特别着眼于国学，而是表露着创作者美好的意愿：为了孩子。
在选词方面，《新学堂歌》题材多样，不拘一格：既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的励志诗，也有“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之类的闲适诗；既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之类的风情诗，也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类的感怀诗；既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类的抒情诗，也有“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之类的游戏诗；既有“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之类活泼可爱的儿童诗，也有“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之类细腻委婉的情爱诗，等等。从这些作品的选择来看，创作者并未像《国学唱歌集》那样追求古诗词本身完善体系的建立，而是从孩子们的需求角度入手精挑细选。
周玉明在《谷建芬与“新学堂歌”》一文中谈到：“谷建芬挑选古诗词进行作曲的标准是古诗词必须具有韵律、适合以音乐形式来表现。”“谷建芬谱的古诗词歌曲，有一些并不拘限于孩子们的世界，而是孩子唱给大人听的，如《赋得古原草送别》就带着离别的忧伤凄美。古诗词呈现给我们的感情是丰富的，她不主张为了写成青少年的歌曲，就把其中的感情因素去掉，只取其表面。她认为孩子们能够全面吸收古诗词的营养，这对他们的成长更有好处。”[8]谷建芬的选题观念颇见个性，并未将古诗词歌曲校园化创作狭隘地局限于“古代儿童诗”的范畴，并不拒绝忧伤的情绪以及沉重的主题，而是在适合音乐表现的基础上关注作品的人文价值、艺术价值、传播价值，特别是接收对象――少年儿童生活视野的广阔性和审美需要的丰富性。
从创作手法来看，谷建芬《新学堂歌》从少年儿童这一受众群体的特殊需求入手选词谱曲，诗与乐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配合，而是密切的融合，作品显示着古今中外跨界意识，同时也体现着曲风的兼容性与创作者个性的辩证统一。
谷建芬可谓中国当代音乐界一株艺术长青树。在她此前的创作中，有《那就是我》《春之歌》《绿叶对根的情意》之类优秀的艺术歌曲，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校园的早晨》《脚印》之类活泼的通俗歌曲，还有《妈妈的吻》《世界需要热心肠》《晚报歌》之类时尚的流行歌曲。特别是此前已有《滚滚长江东逝水》等古诗词歌曲的创作经验与《采蘑菇的小姑娘》《歌声与微笑》等少儿歌曲的创作基础，此次《新学堂歌》的创作自然容易驾轻就熟了。
谷建芬的每一首“新学堂歌”都有着明确的整体构思意识，能够根据作品的内涵创作相应风格的曲调，呈现出精致优美的意蕴。例如《赋得古原草送别》之蕴藉感伤，《清明》之清新细腻，《江南》之活泼欢快，《一字诗》之风趣诙谐等等。谷建芬创作的歌曲常被视为“通俗歌曲”，甚至因其广为传唱还被划归“流行歌曲”。事实上，她的许多作品都是“跨界歌曲”――既有“严肃音乐”之特色与技巧，又不失“通俗歌曲”之灵性与味道；常被视为“学院派”，又非曲高和寡，的确难能可贵。在这组《学堂乐歌》的创作中，谷建芬贯有的装饰音与和声手法的运用娴熟巧妙、俯拾即是，颇显艺术歌曲特色；为避免创作与时代脱节，适应今天孩子们的特点，她在创作意加入了吉他、打击乐等元素，使得歌曲包含着流行潜质；歌曲大多一字配一音，既适合童声特点便于学唱，也和古诗词吟诵“一字一音”的作法暗合；很多歌曲采用传统的五声音阶创作，歌曲编配中使用了箫、笛、琵琶等民族乐器，或相伴相依，或即时点缀，渲染了民族特色。作为儿童歌曲，这些作品简单易学、琅琅上口，然而这些歌曲又不是同一曲调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丰富细腻的变化，大多还有不同声部的合作，简约而大器，既适于个人哼唱，又可作合唱表演。
谷建芬《新学堂歌》作曲在艺术化、流行化及民族化诸方面都能兼顾，显现出中国古代歌诗艺术再生产方式的跨界性。但风格的兼容性并不意味着作曲家创作个性的缺失。恰恰相反，谷建芬的音乐向来以个性为特色：没有对世俗的曲意迎合、没有对功名的刻意求取，清新的曲风、明净的涵质、跳跃的音符、流畅的旋律以及优雅的气息，呈现出的是进取的风貌、健康的心态、对于真善美的执著追求以及一颗慈爱之心。她用富于真情与活力的音乐艺术向她的传播者倾诉着人生的信念――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新学堂歌》在古诗词歌曲校园化创作方面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探索。在立意方面，着眼于文化，更服务于孩子。在艺术方面，以“巨鲸吸百川”的勇气借鉴古今中外的音乐艺术，在兼收并蓄中完成创作者个性的表达。这是当代音乐工作者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艺术宣言，也是他们面对时尚文化与音乐市场接受挑战的勇敢姿态。
从李叔同《国学唱歌集》到谷建芬《学堂乐歌》，古诗词歌曲校园化创作经历了百年间历史与文化的深刻的嬗变。两位创作者都是在某种危机意识之下选择古诗词歌曲创作服务于校园文化的建设，着眼点从文化移向受众，创作手段由选曲填词发展为选词作曲，诗与乐的关系从配合发展为融合，乐风由西洋模式为主发展为古今中外跨界。我们在这一嬗变中觉察到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历程，更在这一嬗变中感受到中国音乐人作为社会文化工作者的执著、勤奋、睿智以及面对挑战表现出的坚毅的勇气。
参考文献：
[1]李叔同.国学唱歌集[M].上海：中新书局国学会，1905
[2]谷建芬.新学堂歌[CD].上海：中国唱片上海公司，2006
[3]郭长海.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下册[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钱仁康.李叔同――弘一法师歌曲全集[M].上海：上海音
乐出版社，1990
[5]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南京：江
苏教育出版社，2006
[7]刘长容.用高雅的音乐去爱青少年[J].武汉：学习月刊
2007年第3期
[8]周玉明.谷建芬与“新学堂歌”[N]上海：文汇报.2006-
05-31
作者简介：
仇海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前期相关成果：
论文《中国古代歌诗之艺术再生产发展现状分析》，《艺术百家》2008年第2期；
论文《琴心琴韵古色古香――姜嘉锵演唱的古代歌曲〈阳关三叠〉评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古诗词歌曲篇10
关键词：罗忠镕 《秋之歌》 古诗词 套曲 演唱
一、声乐套曲《秋之歌》创作的背景
声乐套曲尤其是中国古诗词声乐艺术套曲，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独特的音乐魅力。在六七十年代，作曲家罗忠镕没有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和自身的挫折而放弃自己钟爱的音乐创作事业，一直保持热情的、乐观的态度。在研究作曲技术渗透到民族音乐多音性的探索中。他于1962年根据唐代杜牧的七言绝句创作了古诗词声乐艺术套曲《秋之歌》，分别是《山形》、《南陵道中》、《寄扬州韩绰判官》，这三首小型声乐艺术套曲，表达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激情，也表现出词、曲作家内心共同的精神世界。这部声乐套曲被人们广泛地传唱以及应用于声乐作品的教学中，是中国传统古诗词声乐艺术套曲中的精品。
二、作品音乐艺术创作的独特性
（一）《秋之歌》三首诗词本体分析
三首诗歌一反悲秋常态，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美秋***。《山形》用“停车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暖秋色调，表现了诗人对枫林景色的热爱，也暗藏着诗人对晚唐“第二个春天”到来的乐观、豁达的心胸。《南陵道中》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江面秋思***，最后一句“谁家红袖凭高楼”表现了诗人羁旅中落寞的心情，红袖女子这一眼前形象明朗起来，张扬了暖秋的主题基调。最后一首《寄扬州韩绰判官》用风趣潇洒的语言表现了在优美意境中思友的场景，最后两句突出了诗人与友人深厚的情谊。三首诗歌从语言的色彩审美角度剖析了不同的秋景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艺术魅力。
（二）黄金分割艺术创作独特性
在新时期音乐创作领域里，黄金分割比例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性逐渐被认可，被广泛运用。声乐艺术作品《秋之歌》中第一首《山行》就充分体现了黄金分割比例在音乐创作中重要地位。整首作品共有33小节，按照黄金分割比例来看，歌曲作品的黄金分割比例点刚好落在音乐转折处的特殊标志音上面，也就是作品中诗词的第三句“停车枫林晚”的“车”音上。这一句在作曲家音乐创作中，节拍转变频繁，和声的内部结构采用动力性的手法，张力加强，色彩对比明显，把暖秋主题推向高潮。黄金分割比例结构符合人们听觉审美的规范，人们会用潜在意识里内心美的“比例”来衡量听觉中音乐作品的美，所以黄金分割比例的曲式结构符合人民大众的内心审美情趣，使中国古典诗词音乐作品更容易广泛地流传，促使黄金分割比例这种现代音乐作曲技术手段更好的在音乐作品中被运用。
三、声乐作品《秋之歌》演唱技巧分析
（一）咬字音准的把握
在中国古诗词类声乐演唱中，诗词语言要通过声音来传达别有韵味的情感意境，这对清楚地交代每一个字的发音和音准，有着严格的要求。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用美声唱法来传递美好的声音，美声唱法在语音的发声上要求重点是元音发声正确性，辅音只要咬住方可。而汉语歌词按照传统的要求是要遵循“依字行腔”的语音发声特点，如果归韵不当，语言表达将会模糊不清，失去语言本真的光彩。因此，这些语言特点要求我们在用美声唱法演唱中国古诗词声乐艺术作品时要注意咬字的字头、字腹、字尾即“字正”。《秋之歌》中第二首作品《南陵道中》第九小节，诗句中人声旋律声调都是表达“四声”中的去声，强化了演唱的口语化。“慢”字属于“四呼”中的开口音，发音时先咬准声母“m”用“喷口”的唱法绷紧而又清晰地咬出字头，然后放松而又连贯的找到韵母“an”并且打开口腔与头腔的共鸣点，最后收韵，声音保持在“an”上。在整个咬字发声过程中和声旋律调性的不稳定性将造成音准把握的难度，我们应该注意“慢”这个字的发音在演唱中的音准问题。第九小节人声旋律的sol音与左手伴奏织体和弦中的降sol对位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咬字演唱“慢”这一字声发音时会因为非五声模糊调性和弦降sol的影响而发音不准。因此，我们要清晰、准确地守住人声旋律“慢”这个字的韵母发声，这样不仅形象表达出声乐演唱艺术语言字声的“字正”特点，也突出诗词音乐的民族性特色。
（二）拖腔特色
在唱法装饰音中，美化音腔的情感特色运用了中国民族传统戏曲唱法中托腔这一润腔技术。它的旋律语言特色是在“一字多音”的行腔中表现婉转、优美的情感色彩。在《寄扬州韩绰判官》音乐创作中，音乐作品中间跟结尾则创新性的用了“衬字拖腔”的润腔形式。一个“噢”字引出旋律并且在多个音的旋律中作延长润色的处理。“o”音属于开口呼，要求口腔张开，舌根与软腭抬起，找到头腔、口腔与鼻咽腔的共鸣位置，控制住气息，使“噢”音围绕着不同节奏旋律一气呵成缓缓的唱出来，犹如语言诗词的吟诵般流畅。拖腔唱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行腔中字声饱满性，同时也增加了整首音乐作品的古典民族韵味。
总之，古诗词声乐艺术套曲《秋之歌》三首的音乐创作与演唱，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内提升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以及音乐艺术的多元化的发展，在情感意境、诗词语言的韵味表达中提高了中国民族音乐性的地位，对演唱者在文学素养、情感、技巧以及能力发展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刘涓涓.罗忠镕艺术歌曲研究[D].武汉：武汉音乐学院，2005年.
[2]刘云生.秋色·诗情·哲理——简析杜牧的《山行》[J].小学教学研究，1990，（11）.
[3]柳子伯.音乐创作中的黄金分割比例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