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文网[摘要]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如何传播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争取相应的话语权，成为国内译者的主要任务。本文通过对《京华烟云》英汉平行语料库的梳理，用实例来说明林语堂先生是如何用音译法来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人名、地名、宗教、方言与用语、婚丧嫁娶、拟声词、脏话等方面的把握，同时对现在文化翻译中皆用音译提出自己的观点，旨在为译者处理中华文化的翻译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文化翻译；音译法；《京华烟云》
英国语言学家lyons说过，“特定社会的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出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有多少民族语言文化智慧的结晶。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如何传播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争取相应的话语权，成为国内译者的主要任务。文化究竟能不能翻译?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有左飚(1999)“论文化的可译性”，文章分析了文化可译性存在的前提以及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的条件，对文化翻译的可接受性持积极的态度；主张文化不可译性的有谢玲(2004)的“文化差异与不可译性”，马小麒(2005)的“文化的不可译性”。她们分析了英汉语言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提及修辞和诗的翻译。由于文化空缺现象严重，她们提出不太乐观的观点；还有讨论可译性限度的文章，如黄碧蓉(2005)的“文化的可译性限度”，杨才元(2009)的“文化的可译性：一个相对的概念”。他们便认为文化差异决定文化很难翻译；即便能够翻译，也不过是“戴着镣铐跳舞”，有很多局限性。
回顾上世纪林语堂先生用英文创作的巨著《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林用娴熟的英文，巧妙的变通手法，将中华文化用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特定时代的中国，了解中华文化。笔者在参与创建《京华烟云》英汉平行语料库的过程中，对英汉语料进行过对比分析，发现今天译者想要做到的事情，即传播中华文化，林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已经尝试过，而且在西方引起轰动，很多西方人士正是通过《京华烟云》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译界对林的原文赞赏有加，称林为“两脚踏中西文化，挚爱故国不泥古”。本文通过对《京华烟云》英汉平行语料库的梳理，用实例来说明林先生是如何用音译法来传播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人名、地名、宗教、方言与用语、婚丧嫁娶、拟声词、脏话等方面的把握，以及运用wordsmith tools来分析音译法运用的频率；同时对现在文化翻译中皆用音译提出自己的观点，旨在为今人处理中华文化的翻译提供借鉴之处。
一、《京华烟云》英汉平行语料库
《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写成于1939年，英文版70万字，分3卷，共45回。林语堂的挚友赛珍珠也对《京华烟云》评价很高“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在描述北平姚、曾、牛三大家族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同时，更多地用英文介绍中华文化，对在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
1977年，台湾推出了张振玉的译本，名字也改为《京华烟云》。1991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郁达夫之子郁飞翻译的版本，这一次又改名为《瞬息京华》。
从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来说，moment inpeking因为译本众多，尤其是张振玉、郁飞的译本在译介认可度较高，所以对比研究的价值很大。《京华烟云》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建设，也常选择这两个译本来对应原文。笔者全程参与该语料库的建设，以下选用实例，均来自该语料库。语料库通过原文、译文一比二的比对，更加直观地展现中华文化的可译性。一般来说，文化的可译性都是从原文到译文的顺序来对比分析，本来中华文化的可译性应当从汉语到英译的顺序来考究，但鉴于《京华烟云》的特殊性，先有英文，再有汉译本。顺序虽然颠倒，但在从汉译本到原文的逆向思维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华文化的可译性。这里有人会质疑：创作怎么和翻译相提并论?林先生用英文创作《京华烟云》，难道是将头脑中的汉语思维翻译成英文的吗?笔者不敢武断地给出判定，毕竟林先生只用了_一年时间，就完成此书一一如果没有英语思维，如果没有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恐难成型。文章中提及的中华文化部分，采用的变通手法——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解释确为常用的翻译手法。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考量中华文化翻译的可行性。
二、音译法在《京华烟云》中的应用
音译法(transliteration)并非新鲜事物，古代译经高僧释道安在翻译经典的过程中，更多采用的就是音译。newmark(2001)也分析了专有名词的翻译手法，其中一项就是音译法，叫做“transcription”，也就是标音；音译加文内注释，即“translation couplet”，辅助译语读者理解标音的意思；还提及了“translation triplet”，即音译，加两个解释。汉字是表意文字，英文是表音文字。汉语直接音译成英语，原文词语的直观意义、联想意义就会失去；因此，音译加注释或者解释就显得不可或缺。因为对原文完完全全的翻译不太可能，译者总是在一系列相关利益冲突中，根据交流的目的，决定原文相关因素翻译时的轻重缓急。《京华烟云》中，林先生运用音译、意译的手法来介绍中华文化，可能与早年在翻译《庄子》、《浮生六记》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卑微不无关系(西方自大，不愿了解当时弱势的中华文化；这种观念随着中国的强大有所好转，但并未消灭)。其中，音译法主要用在中华文化中的人名、地名、宗教、方言与用语、婚丧嫁娶、拟声词、脏话等方面。本文还将运用wordsmith tools来分析音译法运用的频率。由于篇幅的限制，以下只具体介绍音译法在《京华烟云》中人(地)名、在道教思想、婚丧嫁娶中的应用，其他几个方面在音译法一览表中一并给出。
(一)音译法在《京华烟云》人(地)名中的应用
《京华烟云》原文中人物众多，各有特色。即便是丫鬟仆人，也刻画得有血用肉。小说刚开始，林就介绍了一些音译人物的读音、解释，帮助西方人士理解书中角色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书中提到的地名无数，由北平到杭州，从天津到泰山。林在描述这些富含中华文化的人名、地名时，多采用音译，音译加意译，或者是音译加注释，当然也有意译、意译加注释的手法。试看几例：
这四个例子中，人名“lotung”，“lota”，“yao”是典型的音译；“kuanyin，or goddess of
mercy”是音译加意译，“moyapei，a big rock withtang inscriptions”是音译加注释。也都是译界常说的“translation couplet”。
(二)音译法在《京华烟云》道教思想中的应用
《京华烟云》中，宗教思想俯拾皆是。庄子的道教思想贯穿小说始末。前世来生，命中注定的佛教理念随处可见。道教起源于中国，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在传人中国以后，得到发展壮大，深厚的儒家思想丰富了佛教，因此中国的佛教带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林先生是如何处理这两种宗教，传播自己的信仰?试看几例：
这几例中，道教“tao”、庄子“chuangtse”都运用了音译，将庄子关于世界的哲理用英文表达出来。林用流畅的语言指出了道教强调自然规律；佛教注重因果报应。两者都要求人弃恶从善，体现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与人为善，尊重规律，强调和谐，道教精髓的思想在他的笔下自然流露。
(三)音译法在《京华烟云》婚丧嫁娶中的处理
小说中的婚丧嫁娶，场面宏大，毕竟姚、曾都是大户人家。越是大户人家，婚丧嫁娶的仪式越是传统，越能够体现悠久的中华风俗文化。试看一例：
林先生处理婚丧嫁娶，多数用得是直译。个别用的是音译，比如这里的“tsunghsi”，以及它的解释“or confronting an evil by a happy event，inshort，having the wedding while the boy was ill”，这里对“tsunghsi”有两种解释，就是“translationtriplet”。其实，客观的场面描述，不正是中华风俗文化的最好写照吗?!西方人士来到中国，偶然遇见现代式婚礼，往往无动于衷；如果遇到古典式的婚礼，八抬大轿、高头大马，一般都会驻足观瞧，止步流连，中华文化才是他们兴趣所在，正所谓“大土才是大洋”，“地方的就是世界的”。
(四)音译法在《京华烟云》中的运用分析
wordsmith tools常被用来分析词语的出现频率，前后关联的词语，非常直观。笔者对《京华烟云》中的音译法进行了汇总，主要分析在人名、地名、宗教、方言与用语、婚丧嫁娶、拟声词、脏话等方面的运用情况。其实，音译法不难识别。一般来说，音译大都用到斜体。依照此法，先从整理好的word文件中找出斜体部分，再用wordsmithtools单独进行分析，必要时人工干预，挑选出需要的音译部分；得出相关的结果。先举一例：拿“mulan”来说，wordsmith tools分析的结果，词频为2103次，同时可以发现音译“mulan”的解释“the elder girl”或者“mulan(magnolia]was thename of a chinese joan of arc”，所以“mulan”的音译可以认为是有“translation couplet”；“kangyi”出现的频率只有1次，没有其他解释说明，因此“kang yi”的音译就仅仅是音译，而不是“translation couplet”。由于篇幅关系，每一部分只举一例(√表示此项有的；×表示此项没有)(详细信息将收录在项目后期的列表中)。
此表仅是音译法在《京华烟云》中的一瞥。为什么有的人名、地名等文化特色词语，林氏没有采用音译，而是选用意译?或者同样的人名既用到了音译，也用到了意译。是作者本人的喜好，还是作者认为取决于西方人士对中华文化的熟知程度?考虑到有些人名、地名等音译部分可能重复，如何将音译的部分一一整理出来，做到精确统计?另外，上述分类是否合理?如何分类更加合适?这些都是下个阶段研究的主要任务。
三、音译法背后的思考
音译法在整篇小说中运用不太多，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音译法并不受宠、异化翻译流行的年代，林向世界推介中华文化的意识可见一斑。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只要是有关文化方面的翻译，言必称音译，音译几乎泛滥成灾。好像没有音译，文化就无法传播。比如“绍兴黄酒”，就有人建议直接译成汉语拼音“shaoxing huangjiu”，取代常用的“shaoxing wine”或者“shaoxing ricewine”。倘若通篇文章几乎全是中华文化特色词语，如果都用音译或者音译加注释，太多的信息，使得译语读者的阅读负担加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有时难免给人感觉：太多的音译还不如直接叫他们学习中文。音译法到底是文化词语翻译的法宝还是无奈，恐难一时定论。其中的纠结林先生早年也遇到过。
林先生早年准备将《红楼梦》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但《红楼梦》中文化因素众多，涉及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礼仪、称谓、饮食、谚语、中医药、官场众生相、婚丧嫁娶等。可以说《红楼梦》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林氏多次尝试翻译《红楼梦》，始终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其中文化的翻译肯定与要不要音译有关。结果，亲自操刀，洋洋洒洒创作了一部类似于《红楼梦》的佳作《京华烟云》，其人物的复杂关系、情感纠葛不逊于《红楼梦》。但由于没有原文的束缚，用英文直接创作，所以有时反倒比将汉语译成英文来得顺畅、自然，可以规避许多看似“不可译”或者“暂时不可译”的文化因素，选择自己认为值得推介的文化因素。既便如此，通过上述音译实例，也可以看出在林氏在推介中华文化时，有着自己明确的主观意志。
对于当下的译者来说，认为文化不可译的悲观主义者，应当学习歌德、施莱尔马赫、加塞特。尽管他们坚持原文的不可译性，但仍然孜孜不倦把自己的作品译成外文。国内外译界经常乐道“有能力的人，写作；没能力的人，翻译；不能翻译的人，写关于翻译的文章”。也希望这些悲观主义者不要成为只愿评头论足，而不愿躬体力行，亲自翻译几篇，向国外推介中华文化。对于那些文化翻译中言必称音译的译者来说，中国经典名作的翻译虽然迫切，中国人在国际舞台找回自尊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如何突破原文的羁绊，有选择地将音译法运用到文化的翻译中，把中华文化推介给西方，逐渐争取平等的话语权，林氏的《京华烟云》中的音译法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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